南平市图书馆

元朝是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的时期。元朝时闽北新创书院8所，其中私学性质的仍有6所，其余2所为官方创办。官办的书院一是1346年建于瓯宁紫芝坊的屏山书院，一是1351年建于崇安五夫里的文定书院。私学性质的书院，如1301年张光祖创建的建阳同文书院，1291年刘应李创建的建阳化龙书院和熊禾在武夷山五曲晚对峰的洪源书堂等。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多为宋末文官或学者隐居山林时的产物。
  从地方史志记载统计，明代闽北新建书院29所，其中延平府13所、邵武府10所、建宁府6所；清代闽北新建书院33所，其中延平府13所、邵武府12所、建宁府8所。明清两代闽北书院从数量上虽比宋元时期有所增长，但私学性质的书院逐渐萎缩，而且缺少名师硕儒主持；官办书院逐渐成为主流。明清两代新增的书院90％以上都是当地官府所办。如明正德年间，延平新建道南、文公、衍山、两吴4所书院均由知府欧阳铎所建。邵武新建福山、矩墨、白渚3所书院也是由知府张羽所创。其余各县情况也大抵如此。一入官办，泛滥日久，便流于末路。像两宋时期著名学者升堂讲学的盛况已杳如黄鹤，只有明万历年间理学家李材在武夷山见罗书院讲学数年，每见“四方朋来，屦满户外”，清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著名学者梁章钜应其廷试受知师祖之望的邀请在浦城南浦书院任讲席7年，在当地还有点流风余绪外，其余便乏善可陈了。
  书院的教学方法为后来的学校（尤其是成人教育）积累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不足和存在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的一个弊端就是教学内容的狭窄，重人文道德轻自然科学。这一点，我们从徽州还古书院留存下的递年讲学纪会便可以一目了然：自明末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清乾隆六年（1741）,140多年间近200场讲演，竟无一次讲经济、科技、民生。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义，大谈特谈的是读书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那一套道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伦理实在粘得太紧了，读书就是为做官、求富贵，习惯上总把商贾当作末流，实用技术和科技发明等更被视为雕虫小技，君子莫为。
  有道是：“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宋朝的读书人还能为学问、为追圣贤之风而求学问道，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杨时、游酢就教于程颢时，他们早已高中进士，根本不为科考。后来向程颐问道并留下“程门立雪”佳话那一年，杨、游均已人到中年，且已是名满天下的通儒和朝廷命官了。可见他们拜师求学真正持“终生学习型”的态度。南宋时取进士功名如拾草芥，尽管当官通常要走科举之路，但朱熹门下的高足如蔡元定、黄榦、方士繇等终其生不为科举求仕所动心。明清之际，大多读书人走入了科举功名的死胡同。他们一生所读之书无非就是“四书”、“五经”，遇到生活中简单的物质原理和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一筹莫展。此时，书院“所延多庸陋无用之师”或是滥竽充数的“冬烘先生”，课皆四时八股试帖，生徒贪微禾之膏火，志趣卑下，又能指望从书院培育出什么栋梁之材呢？
  如果我们仔细打量一番历史，当会有更惊人的发现。直到18世纪末，西学东渐，教会书院作为新型教育机构开始发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醒眼看世界的学人和思想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朝野痛定思痛，不得不改革教育制度，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本土出现。至民国初期，全国至少有97所教会书院，内容上增设了数学、物理、天文、化学、艺术、地质矿产、西语、万国公法和逻辑学等，并逐渐有了实验室和生产实践课。但这些书院绝大部分设在通商口岸，福建15所中除厦门2所、莆田一所外，其余12所全部办在福州。试想一下，地处交通不便的内地山区，有几个家庭能让子女上得起这样的新式学校？即便有少数家庭做到了，他们的子女出外做了官，又有几人回来为家乡的文教效力呢？山区与沿海从清末民初开始拉开距离，并逐渐形成“马太效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莫非是新式教育滞后造成的？
  回过头来看另一方面思想根源。应该说，理学在宋朝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尤其在北宋末年道教佛教兴盛的年代，它回归儒教传统，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而且对当时社会也有很强的批判和进取的精神。理学对读书人的个人修养是有益的，对社会的稳定、秩序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从南宋末年开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欢迎，成为官方学说主宰中国思想界700多年。但理学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对人的个性发展和思维创新不利。随着官方的推崇和引导，理学因循守旧的一面被逐渐夸大，其批评时政、敢于承担道义与责任的一面被逐渐淡化。历史就这样无情地走入宿命的圈子：当初理学家极力抨击的官学腐败和科举弊端而在明清两代，理学及其经典却成了科举腐败的集中代表，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一步一趋走入穷途末路。至清中叶，大部分书院已停止讲学授徒，只是成为每年春秋祭祀的场所，与庙宇没什么两样。这一点，也许是书院创建者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