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提起书院，怀旧的文人即便不是“齿颊生香”，也会浮想联翩：那清幽的山林，琅琅的书声，激扬的论辩，大师们“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绝披阅百家之言”，多少让人有点心驰神往。因为书院具有明显的文化教育功能，有人把中国古代书院看作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但这样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书院的发展毕竟有个漫长的过程，早期书院不过是文人学者读书藏书之所，或兼子弟攻读之用。只有到了一定时期，才具备向社会广招门徒、传道授业的条件。
  书院诞生于唐代，过去一向把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书院的起源。但这两所书院只是最早的官办书院，且以修书、藏书为主要功能。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在此之前，民间已有不少民办书院，如陕西蓝田县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县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县的张说书院、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等。福建最早的书院龙溪（漳州）松洲书院大约也比丽正书院早了十多年。它由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之子陈王向创办，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松洲书院是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较完备的书院，以士民、生徒为教习对象，成功地完成了书院从个人、家族所有走向服务公众的过渡，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自唐至五代三百年间全国约有70所书院，其中福建7所，闽北占了两所。闽北最早的书院是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樟布村）的鳌峰书院。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由唐兵部尚书熊秘创建。原为子孙攻读之所，据方志记载，后来熊氏子孙在此肄业举进士者凡13人，直至明末清初才废止。与鳌峰书院性质相似的还有五代梁开平年间（907—910）邵武人黄峭在和平坎头创建的和平书院。黄峭曾留下《题书院四景》六言诗四首，描绘书院一年四季的景色。世传黄峭有妻妾三，生二十一子，晚年分遣18子到各地择地而居另创基业，至今在闽、粤、台及海外有众多黄氏宗亲称为黄峭后裔，可见黄峭当年创书院重文教，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
  从先秦到唐初，福建的文化教育始终落后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书院发展上，却保持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甚至略为领先的水平。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全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宋朝，名家辈出，历史上闻名全国的几所书院都与闽北先贤结下了不解之缘——
  名满天下的东林书院，其前身是北宋末年的龟山书院。它是由南剑州将乐人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创办的。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素有“道南第一人”之称，是宋代闽学的创始人，被后人誉为“程氏正宗”。政和四年（1114）起，杨时由浙江余杭移居毗陵（今无锡）开始了长达15年的讲学生涯，后人把他讲学之所称为龟山书院，其抨击朝政、力图扭转颓败世风的激越言论，开明末东林学派抨击时弊、参政议政之先声，为后来“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群贤树立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榜样。
  位居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是与湖湘学派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而湖湘学派的播火者与创始人就是崇安人胡安国、胡宏父子。
  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买地结庐，建碧泉书堂（精舍），讲学授徒。他在南岳还创建了文定书堂。奔走两所书院之间，完成了著名的《胡氏春秋传》。胡宏曾有修复岳麓书院的愿望，结果得不到当朝宰相秦桧的支持，于是只好扩建碧泉书堂为书院，作为会文讲习之所。其时，张木式、彪居正、胡大原等一批学者云集门下，切磋学术，终于开创了“湖湘学派”。至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崇安人，朱熹老师刘子羽之子）终于使绍兴元年（1131）毁于战火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定养士额二十人，聘请胡宏高足张木式主讲，岳麓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乾道三年（1167），朱熹不远千里到岳麓与张木式会讲，并往返于长沙城南和衡山南轩两书院，前后达两个多月，“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这比后来有名的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早了8年，首开会讲之风，倡学术自由，在书院发展史上立下一个不朽的丰碑。
  朱熹于绍熙四年（1194）任湖南安抚史时再度来到长沙，扩书院、聘山长、给学田，并亲自升堂讲学，一时“生徒云集，坐不能容”。湖南人才蔚起，号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闽北理学先贤的耕耘作用功不可没。
  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江西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以南康军知军身份主持修复的。他盛情邀请“鹅湖之会”时的论敌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节，成为书院史上流芳千古的经典讲义。第二年，朱熹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