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书院勃兴：闽北先贤功莫大焉
  提起书院，怀旧的文人即便不是“齿颊生香”，也会浮想联翩：那清幽的山林，琅琅的书声，激扬的论辩，大师们“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绝披阅百家之言”，多少让人有点心驰神往。因为书院具有明显的文化教育功能，有人把中国古代书院看作世界上最早的大学，但这样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书院的发展毕竟有个漫长的过程，早期书院不过是文人学者读书藏书之所，或兼子弟攻读之用。只有到了一定时期，才具备向社会广招门徒、传道授业的条件。
  书院诞生于唐代，过去一向把唐玄宗时期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作为书院的起源。但这两所书院只是最早的官办书院，且以修书、藏书为主要功能。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在此之前，民间已有不少民办书院，如陕西蓝田县的瀛洲书院、山东临朐县的李公书院、河北满城县的张说书院、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等。福建最早的书院龙溪（漳州）松洲书院大约也比丽正书院早了十多年。它由漳州首任刺史陈元光之子陈王向创办，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松洲书院是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较完备的书院，以士民、生徒为教习对象，成功地完成了书院从个人、家族所有走向服务公众的过渡，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自唐至五代三百年间全国约有70所书院，其中福建7所，闽北占了两所。闽北最早的书院是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樟布村）的鳌峰书院。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由唐兵部尚书熊秘创建。原为子孙攻读之所，据方志记载，后来熊氏子孙在此肄业举进士者凡13人，直至明末清初才废止。与鳌峰书院性质相似的还有五代梁开平年间（907—910）邵武人黄峭在和平坎头创建的和平书院。黄峭曾留下《题书院四景》六言诗四首，描绘书院一年四季的景色。世传黄峭有妻妾三，生二十一子，晚年分遣18子到各地择地而居另创基业，至今在闽、粤、台及海外有众多黄氏宗亲称为黄峭后裔，可见黄峭当年创书院重文教，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
  从先秦到唐初，福建的文化教育始终落后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书院发展上，却保持了与全国同步发展甚至略为领先的水平。从唐末到明朝中叶，闽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全省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宋朝，名家辈出，历史上闻名全国的几所书院都与闽北先贤结下了不解之缘——
  名满天下的东林书院，其前身是北宋末年的龟山书院。它是由南剑州将乐人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创办的。杨时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素有“道南第一人”之称，是宋代闽学的创始人，被后人誉为“程氏正宗”。政和四年（1114）起，杨时由浙江余杭移居毗陵（今无锡）开始了长达15年的讲学生涯，后人把他讲学之所称为龟山书院，其抨击朝政、力图扭转颓败世风的激越言论，开明末东林学派抨击时弊、参政议政之先声，为后来“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群贤树立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榜样。
  位居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是与湖湘学派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而湖湘学派的播火者与创始人就是崇安人胡安国、胡宏父子。
  建炎四年（1130），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买地结庐，建碧泉书堂（精舍），讲学授徒。他在南岳还创建了文定书堂。奔走两所书院之间，完成了著名的《胡氏春秋传》。胡宏曾有修复岳麓书院的愿望，结果得不到当朝宰相秦桧的支持，于是只好扩建碧泉书堂为书院，作为会文讲习之所。其时，张木式、彪居正、胡大原等一批学者云集门下，切磋学术，终于开创了“湖湘学派”。至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崇安人，朱熹老师刘子羽之子）终于使绍兴元年（1131）毁于战火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定养士额二十人，聘请胡宏高足张木式主讲，岳麓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乾道三年（1167），朱熹不远千里到岳麓与张木式会讲，并往返于长沙城南和衡山南轩两书院，前后达两个多月，“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这比后来有名的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早了8年，首开会讲之风，倡学术自由，在书院发展史上立下一个不朽的丰碑。
  朱熹于绍熙四年（1194）任湖南安抚史时再度来到长沙，扩书院、聘山长、给学田，并亲自升堂讲学，一时“生徒云集，坐不能容”。湖南人才蔚起，号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闽北理学先贤的耕耘作用功不可没。
  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江西白鹿洞书院是朱熹在淳熙六年（1179）以南康军知军身份主持修复的。他盛情邀请“鹅湖之会”时的论敌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节，成为书院史上流芳千古的经典讲义。第二年，朱熹亲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后经朝廷推广，成为全国通用的学规。
  二、宋朝：闽北书院林立、独步东南
  北宋时期，社会经济逐渐繁荣，印刷业的发达带来丰富的藏书，文化传播趋于活跃。据统计，北宋全国有书院73所，增长快速，标志着书院历史进入重要发展阶段，随着杨时、游酢携洛学火种南传讲学，书院开始步入与理学联姻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闽北书院，除了南剑州罗从彦在北宋末年创办的豫章书院外，其余主要分布在建阳、崇安、政和三县。
  景祐二年（1035），宋咸在建阳洛田里创建了霄峰精舍，“欲于此积书充栋，图为讲道开来之计”，开宗明义提出以传播儒家思想为目的。宋咸是天圣三年（1025）进士，历官邵武军、广西漕运等职，为法医学鼻祖宋慈的祖先。曾为《周易》和《扬子法言》作注。
  游酢于元符年间（1098—1100）在其故里建阳长坪创建豸山草堂，在武夷山云窝接笋峰建水云寮。游酢在这两所简陋的书院读书讲学，教授生徒，并撰有《易说》、《诗二南义》、《论孟杂解》等著作。
  朱熹的父亲朱松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任政和县尉时，分别在县治之南的正拜山下和县西的黄熊山上创建了星溪书院和云根书院。“以供职事之余，读书观理而养其高大之趣，于以风化县人子弟，使知兴学”（明·林雍《星溪书院记》）。
  北宋时值得一提的书院还有崇安丰阳里芦峰的叔圭精舍（又名少微书院），这是崇安学者江贽于政和年间（1111—1117）创建的。江贽字叔圭，号少微，是一位德行高尚的隐士，曾三次拒绝朝廷的招聘，著作有《少微通鉴节要》二十卷存世。今武夷云窝“叔圭精舍”门坊遗址是后人移建的。
  无论是全国还是闽北，南宋才真正是书院文化的鼎盛期。据不完全统计，南宋全国书院为442所，是北宋时的6倍；比唐、五代至北宋500年间书院总数的143所多了三倍。福建新建书院47所，在全国步江西、浙江之后名列第三。其中闽北建州、南剑州和邵武军三地所建书院达34所，在全省占主导地位。南宋闽北名家辈出，独领八闽风骚，这与书院文教鼎盛是息息相关的。
  这一时期闽北书院繁荣的主要原因有：理学发展渐趋成熟，在濂、洛、关、闽四派中，闽学后出转精，朱熹成为集大成者，而书院与理学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大师的倡导、传道影响了几代人。第二个原因是地处闽北地理位置中心的建阳在宋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素有“图书之府”的美誉，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书院中的中坚人物纷纷著书刻书，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另一个原因是全国共性的，那就是官学腐败遭到大部分有志于学的儒者的厌倦与唾弃，官学管理散漫，教学之路狭窄，学生只知“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科举应试教育的弊端已充分显露。有识之士纷纷转向书院这种更有学术氛围的私学，从而激发了书院的勃兴。
  南宋闽北群星璀璨的书院中，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都首推考亭书院。考亭书院是朱熹继建阳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武夷精舍之后创建的第四所书院。它草创于绍熙三年（1192），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五年经扩建更名为沧州精舍。经过“庆元党禁”，朱熹学术受朝廷罢黜，多少让他感到有点心灰意冷。他在考亭时所填的《水调歌头·沧州歌》中写道：“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晚年笃志讲学著述的思想更加坚定，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在考亭的门生共219人。有的从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负笈远道而来，有不少门生从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时就追随朱熹，有的去而复来，即便在党禁之时，门生仍络绎不绝。朱熹在考亭除了传道授业，还辛勤著述刻书，留下《书集传》、《楚辞集注》等多部著作，并编写部分教材刊刻行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四书集注》也刊刻于考亭时期。据方彦寿先生考证，朱熹一生与67所书院结缘。其中创建4所，修复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曾经讲学而经后人创建的21所，另有撰记题诗的7所，题词题额的6所。在书院千年发展史上，与如此众多书院联系在一起，朱熹堪称有史以来的第一人。朱熹病逝于1200年，但黄干、蔡沈等人接过沧州精舍的接力棒，继续发扬光大。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数十年时间里，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学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学派”。淳祐四年（1244），宋理宗赵昀赐书“考亭书院”。朱熹晚年苦心经营的这一书院在全国书院中留下了重要的一席之地。考亭书院元、明、清三朝历经多次重修，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才彻底毁坏。南宋时期闽北值得一提的书院还有许多，如延平书院，是闽北第一所官办书院。宋嘉定二年（1209），郡守陈宓以延平为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贤讲学之所，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规式创建延平书院。聘请朱熹门人江西蔡念成为山长，江西籍朱熹高足李燔定学规，陈宓捐奉银两购置学田以赡生徒，浦城籍名儒真德秀亦来讲学，一时四方名士云集。宋端平元年（1234）获宋理宗赐额“延平书院”。书院规模较大，建构别致，有祠堂，有道南堂（讲堂）、四斋（左右并列，分别称诚明斋、忠恕斋、中和斋、敬义斋），堂后有“尊经阁”，阁南有“横翠楼”。还有濯缨亭、闻猿洞、光风霁月亭和风雩桥等。此地“径深邃，枕九峰、俯剑潭，迭山献清流，四面朝揖。绝市井之嚣、饱泉石之胜，真群居讲习之所。”后来或经山洪冲刷，或遇兵燹、火患，几经颓圮、毁坏，又几度重建修复。最后一次重修是民国三年。
  三、书院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祭祀、讲学与藏书刻书通常被认为是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祭祀主要为了尊孔，崇祀先圣先师。朱熹在他所创办的书院，除了祭祀孔圣以外，还开启了祭祀儒家其他圣哲及理学前贤的先河，这主要是为了维护道统，传承儒家文化传统。那么书院教学的内容有哪些呢？试以朱熹的教学实践来加以说明。
  朱熹平居教学首推“四书”，《四书集注》集中体现了朱熹的哲学思想和伦理、教育的观点。“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主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里还有个从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讲究。四书之外，《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经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以及周、程、张、邵等理学先贤的著作都是书院教学的重要课程。这些内容之后，学有余力的再涉诸子百家、秦汉词章和唐宋诗文。
  四、在教学方法上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是自学为主。“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向来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手段。儒家更讲求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存养玩味，着实履行。朱熹门人辅广曾归纳“朱子读书六法“，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法相辅相承，是一有机整体，对学生读书有很强指导意义。
  二是先生讲学。以答疑解难为主，或就某一命题专门阐发。1194年冬，朱熹从浙江回建阳，路经玉山县时曾受邀为县学讲“为学目的”。他说：“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言语、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问。”弘扬圣贤思想、以天下为己任，这也是朱熹在书院教学一以贯之的原则。升堂讲学，也是为了力避教与学的脱节，密切思想交流，避免“师之所讲有不待弟子之问，而弟子之听于师又非其心之所疑”的弊端。所以朱熹要求学生要“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强调学习与日常实践相结合，格物致知，明“理一分殊”之道，这是朱熹作为大教育家的一大功绩。
  三是个别辅导。针对不同学生提出的不同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点拨指导，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朱熹能对许多资质不一、志向不同的学生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引导。至于朱熹深入浅出以日常生活事例来解释深奥的哲学道理，在其著作和教学中更是不胜枚举。
  四是集体讨论。朱熹认为：看书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但要认识透彻还须与朋友商量。书院虽以自学为主，但群居有益，互相质疑辩难，受益更多。因此，士子自学——师长讲解——学友讨论，成为书院三种主要学习方法。
  由于书院是以成人教育为主，又没有固定的学制，从学者时间长短不一，书院采取“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灵活原则，因此门生有入学之日又有离学之时，而且有时离学时日比入学时日更长，门生在自学和生活实践中遇到一些疑难问题时，向师长“拜书请问”，于是便有了一种远程教育——函授。以此保持门生学习的延续性和师生的密切联系。《朱文公文集》中收集朱熹书信2300多件，其中写给门生的有1600件，其中又有400多件是专门为门生答疑解惑的。有的是寥寥数语的短札，有的则长达数千上万言。从中可以看出朱熹作为大教育家、思想家诲人不倦的一面。
  至于书院的日常课程，我们从《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绍定五年（1232），徐元杰以状元身份任南剑州知州，秉承“郡政以学化为先”的理念，一月一聚于郡学或书院，亲扣诸生“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学榜”全文兹录如下：
  1、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
  2、早饭后类编文字，或聚会讲贯。
  3、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4、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5、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
  6、学职与堂职升黜，必关守悴。以上六条有四条为学生课程表，内容涉及教材、教法和日程安排，最能反映当年书院制度化的教学常态。
  五、明清书院：渐入末路为哪般？
  元朝是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的时期。元朝时闽北新创书院8所，其中私学性质的仍有6所，其余2所为官方创办。官办的书院一是1346年建于瓯宁紫芝坊的屏山书院，一是1351年建于崇安五夫里的文定书院。私学性质的书院，如1301年张光祖创建的建阳同文书院，1291年刘应李创建的建阳化龙书院和熊禾在武夷山五曲晚对峰的洪源书堂等。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多为宋末文官或学者隐居山林时的产物。
  从地方史志记载统计，明代闽北新建书院29所，其中延平府13所、邵武府10所、建宁府6所；清代闽北新建书院33所，其中延平府13所、邵武府12所、建宁府8所。明清两代闽北书院从数量上虽比宋元时期有所增长，但私学性质的书院逐渐萎缩，而且缺少名师硕儒主持；官办书院逐渐成为主流。明清两代新增的书院90％以上都是当地官府所办。如明正德年间，延平新建道南、文公、衍山、两吴4所书院均由知府欧阳铎所建。邵武新建福山、矩墨、白渚3所书院也是由知府张羽所创。其余各县情况也大抵如此。一入官办，泛滥日久，便流于末路。像两宋时期著名学者升堂讲学的盛况已杳如黄鹤，只有明万历年间理学家李材在武夷山见罗书院讲学数年，每见“四方朋来，屦满户外”，清嘉庆十三至十九年（1808—1814）著名学者梁章钜应其廷试受知师祖之望的邀请在浦城南浦书院任讲席7年，在当地还有点流风余绪外，其余便乏善可陈了。
  书院的教学方法为后来的学校（尤其是成人教育）积累了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不足和存在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突出的一个弊端就是教学内容的狭窄，重人文道德轻自然科学。这一点，我们从徽州还古书院留存下的递年讲学纪会便可以一目了然：自明末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清乾隆六年（1741）,140多年间近200场讲演，竟无一次讲经济、科技、民生。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义，大谈特谈的是读书人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那一套道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政治、伦理实在粘得太紧了，读书就是为做官、求富贵，习惯上总把商贾当作末流，实用技术和科技发明等更被视为雕虫小技，君子莫为。
  有道是：“非关因果方为善，不计科名始读书”。宋朝的读书人还能为学问、为追圣贤之风而求学问道，不汲汲于功名富贵。杨时、游酢就教于程颢时，他们早已高中进士，根本不为科考。后来向程颐问道并留下“程门立雪”佳话那一年，杨、游均已人到中年，且已是名满天下的通儒和朝廷命官了。可见他们拜师求学真正持“终生学习型”的态度。南宋时取进士功名如拾草芥，尽管当官通常要走科举之路，但朱熹门下的高足如蔡元定、黄榦、方士繇等终其生不为科举求仕所动心。明清之际，大多读书人走入了科举功名的死胡同。他们一生所读之书无非就是“四书”、“五经”，遇到生活中简单的物质原理和最基本的加减乘除都一筹莫展。此时，书院“所延多庸陋无用之师”或是滥竽充数的“冬烘先生”，课皆四时八股试帖，生徒贪微禾之膏火，志趣卑下，又能指望从书院培育出什么栋梁之材呢？
  如果我们仔细打量一番历史，当会有更惊人的发现。直到18世纪末，西学东渐，教会书院作为新型教育机构开始发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醒眼看世界的学人和思想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朝野痛定思痛，不得不改革教育制度，教会学校开始在中国本土出现。至民国初期，全国至少有97所教会书院，内容上增设了数学、物理、天文、化学、艺术、地质矿产、西语、万国公法和逻辑学等，并逐渐有了实验室和生产实践课。但这些书院绝大部分设在通商口岸，福建15所中除厦门2所、莆田一所外，其余12所全部办在福州。试想一下，地处交通不便的内地山区，有几个家庭能让子女上得起这样的新式学校？即便有少数家庭做到了，他们的子女出外做了官，又有几人回来为家乡的文教效力呢？山区与沿海从清末民初开始拉开距离，并逐渐形成“马太效应”，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莫非是新式教育滞后造成的？
  回过头来看另一方面思想根源。应该说，理学在宋朝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尤其在北宋末年道教佛教兴盛的年代，它回归儒教传统，具有拨乱反正的意义，而且对当时社会也有很强的批判和进取的精神。理学对读书人的个人修养是有益的，对社会的稳定、秩序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从南宋末年开始，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欢迎，成为官方学说主宰中国思想界700多年。但理学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对人的个性发展和思维创新不利。随着官方的推崇和引导，理学因循守旧的一面被逐渐夸大，其批评时政、敢于承担道义与责任的一面被逐渐淡化。历史就这样无情地走入宿命的圈子：当初理学家极力抨击的官学腐败和科举弊端而在明清两代，理学及其经典却成了科举腐败的集中代表，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一步一趋走入穷途末路。至清中叶，大部分书院已停止讲学授徒，只是成为每年春秋祭祀的场所，与庙宇没什么两样。这一点，也许是书院创建者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