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与梁克家（字叔子，谥文靖，1128—1187）同为闽人，朱为一代理学宗师，梁在南宋乾道、淳熙间两度为相，是颇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本文将深入研究朱、梁之间的关系及其在闽北社仓救荒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通过诗史互证，钩稽辨析明清以来流行的朱熹文集的四个版本中，朱熹挽梁克家诗“几岁调娱政”[1]的讹舛，认为当以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所录“昔岁调饥政”[2]订正诸本。
  朱熹论孝宗最后所用宰执“多是庸人”，[3]而对梁克家则多以赞许与敬重：在与朋友通讯中称“梁公”，在“社仓记”中称“清源公”，在与学生讲学时，亲切地称呼“梁叔子”。纵观两人交往的全过程，可谓相见机会少，却长期相知相敬。乾道九年（1173），梁克家出知建宁府，一到任所，即不以贵显自泰，入境问俗，与朱熹相会。这是两人一生中最亲密的接触。淳熙间，在朱熹因弹劾唐仲友，卷入政治风潮而遭受攻击、反道学声浪未雨绸缪之际，梁曾写信给朱熹。[4]朱子复函谓：“惟明公之心正大光明，表里洞彻，无一豪（毫）有我自私之意。……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殚，国威未振而虏情叵测，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图之，则熹受赐多矣。”[5]从中可以看出朱子对梁氏充满信赖与期待。
  朱子熟知梁克家从政轶事，有如“乾道间，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绍兴二十六年赦书以请”，[6]为被秦桧迫害致死的高登平反昭雪；还有，梁氏曾与莫济俱求外补，陈俊卿奏云：“二人皆贤，其去可惜。”[7]又如关于梁氏为相时所出文字，《语类》说：“昔梁叔子将为执政时，曾语刘枢（刘珙）云：某若当地头，有文字从中出，不当如何？如何也须说教住了，始得。”[8]朱子仕泉之际，梁氏尚未登第，两人无缘相识。朱梁交往于何时，由于《梁文靖集》已佚，难以确考。然而，泉南名儒陈知柔（号休斋，1142进士，1184卒）是他们最初彼此了解的中介人物。据《闽中理学渊源考》记载，梁克家曾游学于陈知柔之门[9]。朱子仕泉簿同期间（1153—1157），陈知柔对其“诱掖良厚”，两人相与游历于漳泉。后来，除了朱熹作为程学传人，以及屡上封事、奏事的影响之外，陈俊卿（1113—1186）、汪应辰（1118—1176）、刘珙（1122—1178）是朱梁相互了解的桥梁。
  上述诸人都曾遭到秦桧的猜忌迫害：陈知柔与秦桧之子同榜而独不阿附，以故龃龉，盛年即动归兴，在家乡讲学。]10]陈俊卿因“秦桧当国，察其不附己，以为南外睦宗院教授”。[11]汪应辰既忤秦桧，又因笺注前帅诗受牵连，“狱既具，桧死，应辰幸而免”。[12]刘珙作为主战派将领刘子羽长子，秦桧对他拉拢不成，则“风言者逐之”[13]。
  朱子父亲朱松在秦桧决策和议时，“与同列上章，极言其不可。桧怒，风御史论松怀异自贤，出知饶州，未上，卒。”[14]从梁氏所亲近的士大夫可以窥其政治立场。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完颜亮被杀，众皆言可乘机进取，梁氏则移书陈俊卿，谓“不量力而动，将有后悔”[15]陈归转丞相陈康伯，叹其远虑，召为秘书省正字。俊卿之于梁氏可谓知遇。汪应辰（朱熹从表叔）与梁氏同庚，智慧早成，18岁则状元及第，梁氏入朝之际，应辰已宦海沉浮二三十年。
  汪氏知福州初见朱熹即叹为远器，并于离任时举朱熹自代，梁氏对他格外尊重。梁氏与刘珙同官之际，诸如“某若当地头”这类当隐之话语，对刘珙却敞开心扉而不讳，足见相互间无话不说，刘珙之于梁氏，可谓知音。可惜以上诸人，除朱熹外，都在淳熙间相继去世了。
  考朱梁生平行迹，二人于乾道九年（1173）十月至淳熙元年（1174）正月这二三个月间有过两次相会。第一次已如上述，即乾道九年梁克家知建宁府，是冬与朱子相会论社仓事。第二次淳熙元年正月因梁氏丁忧，朱子入城吊之。未入城前，朱子致吕祖谦（1137—1181）信中说：“自经新岁，未及上问……梁公至此相会，始知前此请之由衷……开正复扰扰，才得旬日休息，又梁公遭忧，不免入城吊之，计又须旬日往还。”[16]事后归崇安，《答蔡季通》说：“一出又半月，临出城，值石宰（子重）、择之（林用中）、顺之（许升）更一二朋友来，遂留北岩两日，同途至建阳而别。”[17]两书合观，可知朱子吊梁氏忧，预计往还十日，实则半月。
  淳熙十四年（1187）六月，梁克家病逝，是年朱熹《挽梁文靖公二首》（引自流行版本）诗云：
  其一：擢第初龙首，登庸再凤池。心期讵温饱，身任必安危。
  几岁调娱政，今年殄瘁诗。恭惟衮敛意，不尽鉴亡悲。
  其二：疏宠无前比，腾章又夙心。极知求士切，端为爱君深。
  卤簿[18]寒笳远，尘埃断稿侵。空令杀公掾[19]，衰涕满寒襟[20]。
  第一首前四句写梁克家的科举宦履与抗金谋略，即状元及第、两度为相，以及力主“用兵以财用为先”[21]，心系社稷安危的深谋远虑。后四句开头“几岁调娱政”之于梁氏，不得其解。“衮敛”为葬礼加等，“鉴亡”典出李世民悼魏征悲失镜鉴。第二首既写孝宗皇帝与梁氏的君臣关系，又间以睹稿思贤，叙说作者曾在政治上得到梁氏支持与荐举的知遇之恩。
  关于《挽梁文靖公二首》中“几岁调娱政”一句，《晦庵集》（四库全书本）卷十与《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卷十皆同；1996年出版的《朱熹集》（郭齐、尹波点校）卷十与2002年出版的《朱子全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杰人等主编，刘永翔、朱幼文校点）卷十，这两个新近的版本也是“几岁调娱政”。然而，清代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二引录朱熹这二首诗，该句则为“昔岁调饥政”。对照朱梁生平，尤其乾道末淳熙初的交往，以及朱梁之于闽北社仓救灾事迹，“几岁调娱政”不得其解，而“昔岁调饥政”则于人于事于诗皆合。
  先说“几岁调娱政”，“调娱”意为调和使娱悦。考梁克家两次居相位，第一次在乾道八年，翌年十月因与张说议事不合求去，既非“几年”亦非“调娱”；第二次在淳熙九年（1182）九月，此前，朱熹因弹劾台州守唐仲友，触动盘根错节的权贵而卷入政潮，是年十二月，左相王淮指使郑丙攻击道学，翌年（1183）六月，陈贾请禁伪学，矛头直指朱熹的“伪学之禁”已未雨绸缪。梁克家既受制于“事无巨细，概呈御览，情无轻重，均由圣裁”[22]的孝宗，又受制于反道学的左相王淮，加上梁氏晚年疾病缠身[23]，此次为相虽达四年之久，但其政亦无“调娱”可言。
  再说“昔岁调饥政”，即指上文已提及的梁克家乾道末年（1173）莅闽之事。是年十月，梁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宁府，与朱熹面论社仓，并“出教”题辞，使“仓之庶事细大有程，可久而不坏”。[24]朱熹于淳熙元年五月作《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回忆说：“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方且相与讲求仓之利病，具为条约。会丞相清源公（梁克家）出镇兹土，入境问俗，予与诸君因得其具以所为条约者迎白于公。公以为便，则为出教。”[25]梁克家对朱熹诸君救助饥民的社仓条约，不但称许支持“以为便”，而且为之“出教”题辞，朱熹归后“揭之楣间，以示来者”。[26]十余年后，梁克家卒，朱熹悼以“昔岁调饥政”，自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写诗，“昔岁调饥政，今年殄瘁诗”之“昔”与“今”对仗，乃诗家常识；“几”与“今”相对既不工整，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朱熹何以会弃常就悖呢？
  《闽中理学渊源考》作者李清馥乃李光地之孙，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又有机会见到流传后世的朱子手迹，其所录“昔岁调饥政”或有所据。因此，当以“昔岁调饥政”订正诸本讹舛。南宋最早创立社仓的是朱熹的同门好友魏元履。《建阳县志》说：“绍兴间，在青黄不接之际，魏元履请借官米贷给穷苦农民，秋收还纳于仓，百姓赖以度过饥荒岁月。”[27]朱熹后来立社仓也自陈“其规模大略放（仿）元履。”[28]然而，尽管社仓为魏掞之首创，但社仓制度获准在全国颁行是在魏氏去世8年之后的淳熙八年（1181），其间朱熹作出了诸多努力，且颇有成效。因此，论者一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熹。但准确地说，朱子社仓之法，上承魏元履，下启江浙各地，也为后来朱子知南康救荒积累了经验。
  如上所述，梁克家于乾道末年冬知建宁府。上任伊始，即关心民间疾苦，与朱熹共议社仓条约，其所“出教”题辞之内容已不得而知。梁因丁忧在任仅二三个月，仍为百姓修桥造路。据记载：“通都桥，淳熙初，郡守梁克家重建。”[29]淳熙六年（1179），梁克家知福州，地方志说他在任上“有治绩，才优识远，谋国尽忠，犹留意民事，不以贵显自泰。尝修《三山志》四十卷。”[30]梁氏知福州之际，朱子正知南康，两人无相见机会。淳熙九年，梁氏再次拜相，他曾多次荐举朱熹。然而，朱熹有于政治圈外建立理论权威的价值追求，他著书立说，“修葺小文字以待后世庶小有补于天地之间”[31]的自我意识，在祭张南轩文中亦有流露：“兄乔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贱士。……故我谓兄宜以是而行之当时，兄亦谓我盖以是而传之来裔。”[32]因此，在政治理想未能付诸社会现实之际，朱子则奋而追求“传之来裔”，影响千秋政治文化的理论目标。
  上文所引朱子写给梁克家信中所言“天心未豫”即指“为天地立心”的理论构建尚未完成；而“民力已殚”对于朱梁两人则有共同的深层的心理感受。南渡以来国运衰落和统治阶级奢靡腐败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迭经层层转嫁，最后全落在老百姓身上，如经总制钱等无名苛赋连孝宗皇帝也承认是巧立名目以榨取百姓。负担最重的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加上水旱等自然灾害频仍，百姓聚众挺而走险，严重威胁赵宋政权。而朝廷早在隆兴乾道间就设立封桩库，以作备战钱库的库存，但收效颇微，淳熙六年盘点仅存五百三十万缗。[33]梁克家在孝宗面前力陈“用兵以财用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34]梁氏去世翌年（1188），朱熹在戊申封事中说：“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35]在国库空虚，百姓贫穷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朱梁“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既出于儒者仁心，又为宋祚长治久安计，在饿殍四起的闽北，立社仓以解民倒悬。由此来看，朱、梁的交住，不仅是他们相互间的事，同时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