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读书虽主张直求经典本义，但他并未因此完全否认先儒传注的作用与价值。其不仅对先儒的注经方法多有肯定和赞扬，而且主张在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借鉴、吸纳先儒传注中的合理成分来发明经典意旨。他说：
  学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与我理会，着实做将去，少间自见。最怕自立说笼罩，此为学者之大病。［36］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37]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38］
  朱熹认为，“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39］，所以阅读经典必须充分了解、掌握先儒传注，然后再进一步推求、阐释其中的圣贤之道。同时，汉儒往往穷尽毕生精力注解经典，虽然其解释未必尽是，但所得亦多，可资参考之用，即便是错误之处，也足以引为鉴戒。因此，学者应对先儒传注熟读详究，审其是非，明察其所以得失之故，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求诸心而正其谬误。至于诸家解说中的不同之处，朱熹认为不应骤下判断，须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加以参校比较，方能定其是非得失。故曰：“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捋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捋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40］由此可见，诸家注解之间的冲突矛盾不仅不会阻碍学者对于经典的理解，相反，对其异同处的比较穷究恰恰构成了深入领会经典本义的一种有效方式。
  除了重视旧注外，朱熹读书还积极参考、利用其它各类文献典籍等资料来解读经典，使经典与经典之间、经典与其他典籍之间互相发明，触类旁通。他说：
  人只读一书不得，谓其傍出多事。《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41］
  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42］
  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43］
  一方面，经典的内容博大精深，若缺乏丰富的知识储备，必然难以完全理解。另一方面，经典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类型的典籍之间拥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进而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记载了人们对于自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等内容的认识、记忆与思考。对于其他典籍，特别是时代相近的典籍的了解，有助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经典本义。此外，朱熹还是较早引用金石材料来解读儒家经典的学者之一，其将发端于北宋的金石学引入经典训诂考据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经学方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