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汉代之后，经典与经学已成为儒学的基本阐述方式与传承手段，进而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独特现象。朱熹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对经典义理有着广泛而深刻的阐释，而且对汉唐经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吸收和改造，将其容纳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中。正是通过对汉宋学术的去短集长、批判继承，朱熹将传统经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对后世儒学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在经典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总结、提炼出的众多读书方法，则为广大学者的治学与求道指示了具体可行的门径和要领。因此，对朱熹的读书方法进行细致梳理与深入探究，不仅有助于全面把握朱熹的学术思想，而且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研究与教育工作亦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根据朱熹的观点，格物穷理是学者为学的首要方法和基本工夫。格物穷理虽有“考之事为之著”“察之念虑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讲论之际”等途径，但受到时代条件的制约和理学学术倾向的影响，在实践中不免仍以读书为主要方式。关于读书的重要意义，朱熹说道：盖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至论天下之理，则要妙精微，各有攸当，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圣人为能尽之，而其所行所言，无不可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其余则顺之者为君子而吉，背之者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则能保四海而可以为法；凶之甚者，则不能保其身而可以为戒。是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盖莫不具于经训史册之中。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1］
  在朱熹看来，书籍中不仅记载了有关道德性命等形上之理，而且包含了各个方面的丰富知识，能够为儒者的为学、修养，乃至经世济民、治平天下提供具体的方法，指示正确的途径，故“无事不要理会，无书不要读。若不读这一件书，便阙了这一件道理；不理会这一事，便阙这一事道理”［2］。下面就对朱熹提倡的读书方法做一简要的归纳和分析。
  1．虚心切己
  在朱熹阅读、注解经典的长期实践中，虚心是其最为重视、反复强调的一项基本读书方法，亦可谓其他一切方法的基础。譬如他说：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豪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3］
  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当，不可先立己意、作势硬说，只成杜撰，不见圣贤本意也。［4］
  朱熹指出，宋儒读书多有两种弊病：“一是主私意，一是旧有先入之说，虽欲摆脱，亦被他自来相寻。”［5］因此，读书必须首先保持客观的态度，尽量摒除各种先入之见，虚心平气体会圣贤言语，而不应妄以己意立说，将自己的意见掺入圣贤本意中。因为“圣人言语，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里”［6］，故只需“虚心平气，本文之下打叠，交空荡荡地，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7］。
  朱熹认为，要想克服私意与先入之见的束缚，直求经典本义，除了虚心之外，还须做到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不可急迫以求之。他说：
  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逐句逐字，各有着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学者须是收拾此心，令专静纯一，日用动静间都无驰走散乱，方始看得文字精审。［8］
  学者读书，多缘心不在，故不见道理。圣贤言语本自分晓，只略略加意，自见得。若是专心，岂有不见。［9］
  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且要读书，须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镜。暗镜如何照物。［10］
  学者观书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齐整，只是以纷扰杂乱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养本原，且将已熟底义理玩味，待其浃洽，然后去看书，便自知。［11］
  观书，须静着心，宽着意思，沉潜反复，将久自会晓得去。［12］
  由此可见，存心、专心、定心、静心、宽心之间紧密联系，互相转化，是同一种心理状态在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共同构成了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前提与基础。“而今却说要虚心，心如何解虚得。而今正要将心在那上面。”［13］若能做到宽心、虚心，便可避免执着于私意与己见，不急迫强求圣贤之意。对此，朱熹又提出“退步看”的方法，指出“看文字，须是退步看，方可见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为所遮蔽，转不见矣”“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14］，即通过适当拉开读者与经典文本之间距离的方式，使圣贤之意能够自然从容显现。因此可以说，朱熹所理解的读书不仅是一项客观的知识性活动，而且与主观的心理状态和心性涵养密切相关，受到阅读者的心态、心境与心性修养工夫的极大制约与影响。学者只有先涵养本原，使心常在而不放逸，保持平和静宁的心态，将心思完全集中于体会圣贤言语上，才能使心的认识能力得以完全发挥，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但是，根据朱熹的经典观，仅仅了解纸面上的经典文义仍然有所未备，读书的最终目的在于学为圣贤，使自己的言行思虑合乎“道”与“理”的要求。因此，朱熹要求学者在虚心阅读经典的同时，还须切己体验圣贤之道，在人与书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使经典在读者身上重获生命。他说：
  读书须是虚心切己。虚心，方能得圣贤意；切己，则圣贤之言不为虚说。［15］
  虚心切己。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16］
  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推究。秦、汉以后无人说到此，亦只是一向去书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会。自家见未到，圣人先说在那里。自家只借他言语来就身上推究，始得。［17］
  在朱熹看来，“切己体验”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经典所载原不在吾心之外，乃先得吾心之同然者，因而将经典与自身实际结合起来，切己体验圣贤之言，就自家身上推究，有助于更有效地发现、领会圣贤之道。另一方面，圣贤之道不为空说，而须反求诸身，见诸行事。“近世儒者不将圣贤言语为切己可行之事，必于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论，屈曲缠绕，诡秘变怪，不知圣贤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转相授受，复以欺人。”［18］因此，朱熹主张学者应在认识经典文义的基础上，体认省察其中的义理，使得自家精神与圣贤之心融为一体，并将其贯穿到日常的实践活动中。可以说，朱熹通过虚心切己的读书方法，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结合起来，使阅读活动完成了由“外”向“内”、由“博”入“约”的转化过程，亦为经学与理学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路径。
  2．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一词出自《孟子·万章上》，原是孟子提出的理解《诗经》的一项基本方法。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对此，朱熹的解释是“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19］。简言之，“以意逆志”就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朱熹不仅肯定了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方法，而且对其加以论述和发挥，使其成为一项读书的普遍方法。他说：
  今人观书，先自立了意后方观，尽率古人语言入做自家意思中来。如此，只是推广得自家意思，如何见得古人意思。须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虚此心将古人语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杀向何处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长进处。且如孟子说《诗》，要“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逆者，等待之谓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来时且须耐心等待，将来自有来时候。他未来，其心急切，又要进前寻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20］
  在此，朱熹将“以意逆志”比喻为迎接、等待来人，须耐心等待其人自来，不可急迫以求，更不能上前将其硬捉来。同样，读书也须观察作者言语说向何处，然后“只是顺圣贤语意，看其血脉通贯处为之解释”［21］，耐心以待圣贤之意自显，而不能穿凿附会，强人以从己。若要做到“以意逆志”，又必须首先排除个人私意与先入之见，虚心退步以观圣贤言语。由此可见，“以意逆志”是与虚心探求经典本义密切关联的一种读书方法，是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进一步实现。
  3．熟读精思
  熟读甚至苦读是朱熹反复强调的另一项基本读书方法。譬如他说：
  读书之法，先要熟读。须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说道是，更须反复玩味。［22］
  读书，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节。看一段，须反复看来看去，要十分烂熟，方见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爱去看别段，始得。……用力深，便见意味长；意味长，便受用牢固。［23］
  大凡读书，须是熟读。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如吃果子一般，劈头方咬开，未见滋味，便吃了。须是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方始识得这个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为知味。［24］
  在朱熹看来，学者每日具体的读书工夫不在于泛观博览，而在于少看熟读，即所谓“小作课程，大施功力”［25］。因为阅读的熟练程度直接与阅读效果相关，“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时又自不同也”［26］。相反，若是一味贪多、责功求效、三心二意，最终必将顾此失彼，一无所得。
  同时，朱熹所说的“熟读”亦与思考、理解联系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模仿或复述。熟读之后仍须继以精思，通过内心的反省体察，使圣贤之意皆若出于吾心，甚至熟读本身就包含有理解的因素，所以读书精熟后才会“理自见得”。也正因为读书与主体自身的理解、感受、体悟相关联，所以才能使书本内容对阅读者的内在生命产生真正持久、深入的影响。此外，朱熹还指出，“读”与“思”之间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夫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臲不安。……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27］“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子细。”［28]
  4．随文解义
  “随文解义”主要是指将个别的字、词、句放置在文本的整体语境中进行理解，通过对上下文乃至整篇文章的意旨进行分析、考察来确定具体的字义、词义或句意。朱熹认为，经典文本具有很强的整体性与逻辑性，有一个内在的条理脉络贯穿其中，所谓“圣贤言语自有个血脉贯在里”［29］，“圣人言语皆枝枝相对，叶叶相当”［30］，因而必须使用随文解义的方式对其进行解读，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经典本义。如《朱子语类》载：
  经旨要子细看上下文义。［31］
  凡读书，须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32］
  问：“一般字，却有浅深轻重，如何看？”曰：“当看上下文。”［33］
  《答项平父》亦云：
  大抵既为圣贤之学，须读圣贤之书；既读圣贤之书，须看得他所说本文上下意义，字字融释，无窒碍处，方是会得圣贤立言指趣，识得如今为学功夫，固非可以悬空白撰而得之也。［34］
  具体来看，朱熹所倡导的“随文解义”的读书方法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根据上下文的文势，即贯穿于文本中的特定的行文思路、篇章结构、语言语法习惯等进行理解；二是根据上下文的整体文意与篇章主旨对具体的字义、词义、句意进行解读；三是参照上下文中的用词特点、相似用法与表达惯例进行理解。
  此外，朱熹还特别指出，相似甚至相同的字词、概念在不同的典籍中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与用法，所以不能简单等同，而需要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随文解义。“如《扬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到《易》中，又将刚来配仁，柔来配义。如《论语》：‘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谓：‘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须是各随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碍。”［35］总之，朱熹在阅读、注解经典的过程中十分关注和强调上下文语境对于释义的制约与辅助作用，善于通过揣摩语意、贯通文义、总结归纳等方式来确定具体的字词意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随文解义”这一经学方法。
  5．稽考旧注，触类旁通
  朱熹读书虽主张直求经典本义，但他并未因此完全否认先儒传注的作用与价值。其不仅对先儒的注经方法多有肯定和赞扬，而且主张在虚心探求经典本义的基础上，充分参考、借鉴、吸纳先儒传注中的合理成分来发明经典意旨。他说：
  学者只是依先儒注解，逐句逐字与我理会，着实做将去，少间自见。最怕自立说笼罩，此为学者之大病。［36］
  大凡看书，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会，仍参诸解、传，说教通透，使道理与自家心相肯，方得。［37]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这说似是，那说似不是；或头边是，尾说不相应；或中间数句是，两头不是；或尾头是，头边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断，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审得这说是，那说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断说这说是，那说不是。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公而今只是见已前人解《诗》，便也要注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着，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凡先儒解经，虽未知道，然其尽一生之力，纵未说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须熟读详究，以审其是非而为吾之益。［38］
  朱熹认为，“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39］，所以阅读经典必须充分了解、掌握先儒传注，然后再进一步推求、阐释其中的圣贤之道。同时，汉儒往往穷尽毕生精力注解经典，虽然其解释未必尽是，但所得亦多，可资参考之用，即便是错误之处，也足以引为鉴戒。因此，学者应对先儒传注熟读详究，审其是非，明察其所以得失之故，然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求诸心而正其谬误。至于诸家解说中的不同之处，朱熹认为不应骤下判断，须在熟读精思的基础上，加以参校比较，方能定其是非得失。故曰：“凡看文字，诸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谓如甲说如此，且捋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捋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40］由此可见，诸家注解之间的冲突矛盾不仅不会阻碍学者对于经典的理解，相反，对其异同处的比较穷究恰恰构成了深入领会经典本义的一种有效方式。
  除了重视旧注外，朱熹读书还积极参考、利用其它各类文献典籍等资料来解读经典，使经典与经典之间、经典与其他典籍之间互相发明，触类旁通。他说：
  人只读一书不得，谓其傍出多事。《礼记》《左传》最不可不读。［41］
  圣人七通八达，事事说到极致处。学者须是多读书，使互相发明，事事穷到极致处。［42］
  看经传有不可晓处，且要旁通。待其浃洽，则当触类而可通矣。［43］
  一方面，经典的内容博大精深，若缺乏丰富的知识储备，必然难以完全理解。另一方面，经典亦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类型的典籍之间拥有或多或少的交集，进而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记载了人们对于自然、历史、政治、文化、思想等内容的认识、记忆与思考。对于其他典籍，特别是时代相近的典籍的了解，有助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经典本义。此外，朱熹还是较早引用金石材料来解读儒家经典的学者之一，其将发端于北宋的金石学引入经典训诂考据中，开创了一种新的经学方法，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
  6．阙疑
  “阙疑”是朱熹主要针对《尚书》等经典中存在的某些古奥难解的内容而提出的一项读书方法。他说：
  六经亦皆难看，所谓“圣人有郢书，后世多燕说”是也。如《尚书》，收拾于残阙之余，却必要句句义理相通，必至穿凿。不若且看他分明处，其他难晓者姑阙之可也。［44］
  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45］
  读《尚书》有一个法，半截晓得，半截晓不得，晓得底看，晓不得底且阙之，不可强通，强通则穿凿。［46］
  朱熹指出，《尚书》等经典在流传过程中多遭散佚窜乱，加之古今文字、名物、制度发生改变，有些内容实已无法考证。同时，圣贤立言往往存在某个特定的语境，“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但时过境迁，“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47］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穿凿附会地强解硬说，不如阙疑搁置，反而更有利于把握经典的主旨大意。
  7．怀疑
  朱熹治学历来提倡怀疑精神，将怀疑视作学者读书的必要方法与必经阶段，这也构成了宋代经学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说：
  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48］今世上有一般议论，成就后生懒惰。如云不敢轻议前辈，不敢妄立论之类，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辈固不敢妄议，然论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耳。［49］
  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如其可取，虽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有可疑，虽或传以为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50］
  在朱熹看来，不但包括二程在内的前辈学者对于经典的传注疏释需要经过理性的怀疑与重新审视，甚至被视为圣贤之言的经典本身也可以加以怀疑。读书有疑方可立论，有疑方是有得，无疑则是怠惰。而怀疑与判断的基本标准则是“义理之所当否”与“左验之异同”，即思想逻辑与事实证据两大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读书提倡怀疑精神与其主张虚心切己并不构成矛盾，因为后者乃是前者的必要前提与基础。朱熹曾说：
  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51］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举所疑，与朋友讲论。假无朋友，久之，自能自见得。盖蓄积多者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此所谓“何天之衢亨”也。盖蓄极则通，须是蓄之极，则通。［52］
  朱熹认为，怀疑须是在虚心熟读、深造自得的基础上自然有疑，不能故意立异，为怀疑而怀疑。若能真正做到虚心熟读，切己体认，自然会发现文本中的窒碍不通处，由此产生的怀疑便是合理的、有价值的怀疑。同时，也只有首先虚心切己的工夫积累了足够的知识与能力，才能在疑问产生后顺利地将其解决，使学问更近一层，最终把握圣贤本意。
  朱熹作为著名理学家，不但不忽视经典，反而相当重视经典的价值及研究阐释工作，力图将理学思想的论述建立在坚固可靠的经学基础之上。而这一点正是朱子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一个显著区别。朱熹认为，圣贤与经典是合一的，读书的过程即是入道的过程。古圣先贤虽不可复见，但圣贤之道载于经典，若经典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转晦，故而阅读、阐释经典不仅是学者求道入德的必由之路，更是每一个儒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而其在总结、继承前人治经方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学实践，对于各种读书方法做了较为详尽的阐发，高扬了读书的作用和价值，扭转了当时学者空谈义理的不良风气，并指引学者通过读书穷理的下手工夫来学为圣贤。可以说，朱熹提倡的这些读书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传统社会的学习与教育模式，直到今天，仍对我们更好地阅读、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典籍，从而走进传统的思想文化世界，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