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研究动机
  以人类在价值观、经验、生活方式上之异同作为分析或区隔“我群”“他群”的基础，千百年来皆然，此一现象甚至更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若将视野放到东、西方世界的层次，则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自其接触以来，两者之间的二元划分与区隔便一直存在，更是学术上的热门研究议题。
  学者浦安迪（AndrewH.Plaks）是研究中国叙事学的名家，也是精通多国语言的汉学家。其探讨中国叙事的著作甚多，包括1976年撰写的ArchetypeandallegoryintheDreamoftheRedChamber（《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意），1977年主编的Chinesenarrative:Criticalandtheoreticalessays（中国叙事学：批评与理论文汇），和1996年用中文发表的《中国叙事学》，都是关心中西叙事比较研究的学者和学生的必读书目。［1］
  浦安迪的许多研究源自他早年比较中西神话叙事时形成的看法。他的看法独到，颇有深度，关于中西叙事的二分法引起众多研究者的关心与注意。因其《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比较研究中西神话的原型（archetype）时指出，中国神话是非叙事型的，缺乏细节描述，没有完整连贯的结构，注重关系和状态的描写，注重宇宙的顺序和方位的安排，注重礼节的叙述等等（1976,pp.11—26;1977,pp.311—316,329—339;1996:40—48）。与叙事型的希腊神话相比，希腊神话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中国神话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两者旨趣有很大的不同（1996:39）。换言之，中国叙事着重于静态的空间描绘，忽略动态与时间的叙事，因此，“非叙事性、空间与静态”三者乃成为中国叙事的主要特性。
  回归典籍，亦能找到驳斥浦氏观点的证据。以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和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朱熹思想为例，朱熹有着浓烈的理学意味和色彩的“时间观”。郭文、李凯（2015）指出，朱熹虽未曾直接阐述过自己对“时间”的看法，但是从其相关的论说中，我们已能间接地把握住朱熹的“时间观”乃是儒家思想自《周易》肇端的人文型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的主要特点是：“1．时间的可逆性；2．时间序列的古今互为主体性。”换言之，从周朝到宋代期间早已崭露了中国的时间观，即“经由易学之时间观而全观中国传统的时间观，便不难发现，它无不显示出古今互逆、互为主体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内在联系，它不是直线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与人无关的；而是主客统一的、天人互动的、知行合一的、积极的、能动的、双向的（时间可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往返运动）”，一种有着人文型时间观之典型特质。
  研究者认为通过实际的案例来检证浦安迪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文化族群中神话传说之叙事特性。
  本文探析台湾少数民族中主要族群的神话传说中呈现的叙事特性，并以此重新检视浦安迪的中西二分法。
  （二）研究文本
  选择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是因为其故事几乎触及到所有神话的母题，包括开天辟地、射日、洪水、人类起源、始祖传说、部落繁衍、变形神话等等，这些反应普遍母题的神话传说，对应台湾少数民族各族的文化、历史、社会制度与地理环境，却毫不含混地呈现其在地的特色与特殊性，例如达悟之飞鱼神话、布农与泰雅之玉山与大霸尖山传说、排湾与鲁凯之百步蛇神话与传说、贵族社会，以及围绕贵族社会之繁复多彩的艺术与伦理礼节等等。［3］
  进一步来说，台湾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流，并无固定的版本，其叙事的方式、内容因而充满自由与想象的空间，有时因人因地因时而有着不同的变形，而族群接壤的部落也常因相互传播，造成故事的移植与错接。这些造成研究者在掌握各民族神话故事原型时的难度，但是由于本文并非研究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源流考，只是借此分析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型态。
  本研究以台北市“原民会”网页、台湾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大辞典网络版之资料［4］，作为探讨架构，并删去部落神话传说叙事性不强且不易分析者，或者辞条内容夹叙夹议者。经斟酌后，主要分析对象如下。
  1．雅美：无恶不作的Arikakay、七彩布裙的传说故事、大螃蟹、石生人与竹生人。
  2．卑南：人鹿恋、人鱼恋。
  3．布农：洪水故事（或曰大螃蟹与大蟒蛇）。
  4．邹：射日。
  5．鲁凯：巴冷公主。
  （三）研究问题
  本研究通过前述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文本，以叙事观点探讨台湾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叙事元素，并以之检视浦安迪的中西二元论，一方面点评浦安迪之观点与论述，一方面探讨台湾少数民族与其他神话故事中叙事之异同，进而说明台湾少数民族族神话传说的叙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