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修身”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炼要求，也是“立志”进德的自律途径，是《大学》中所列“八条目”之一。汉唐以来的儒学主要以训释经典为治学门径，对“修身”之道的学理探究则不太重视。到了宋代，理学家们不光继承了汉儒对经典训释的传统，还特别注重对先圣经典中关于“修身”义理的诠释，并引入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身之路。
  朱熹在治学与教育方法上，要求学子直接面对经典而导入生命的过程，以回应社会所关注的伦理道德秩序问题，尤其强调人伦纲常需落实在生活细节中。朱熹认为：“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3］此言，揭示了“修身”是内敛的功夫，以“正心”为导向。重点在日常人际关系中加以自律，在言行上加以审察，及时改过，而诚意、正心则是修身的主要功夫，以“修身”为本。就方式而言，在言谈举止上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及情感的表达，保持内心的中正平和。朱熹认为：“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审焉，则必陷于一偏而身不修矣。”［14］朱熹的这一修身思想与王阳明的“修身”观内涵互补，相辅相成，只不过王阳明在表述上更加缜密，发挥更具神采。
  立志修身，是王阳明道德修炼的重要方面，也是其思想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进入仕途后，省察自悟，学问思辨，在修身实践上深有所得，并将这种体悟作为引领学子“修身”观的价值理想。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在试题中将“修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考察考生。王阳明据《中庸》出题：“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在程文中，王阳明阐述了修身的关键在于“尽持敬之功”。指出“九经”之本在于“修身”，又将修身分为“内修”与“外修”之统一，并以“孔子告哀公之问政”一事借题发挥：
  “九经”莫重于修身，修身惟在于主敬。诚使内志静专，而罔有错杂之私，中心明洁，而不以人欲自蔽，则内极其精一矣。冠冕佩玉，而穆然容止之端严；垂绅正笏，而俨然威仪之整肃，则外极其检束矣，又必克己私以复礼，而所行皆中夫节。不但存之静也，遏人欲于方萌，而所由不睽于礼，尤必察之于动也，是则所谓尽持敬之功者。如此，而亦何莫而非以修身哉？诚以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修身之道未备也。静而不存，固无以立其本；动而不察，又无以胜其私，修身之道未尽也。今焉，制其精一于内，而极其检束于外，则是内外交养，而身无不修矣。行必以礼，而不戾其所存；动必以正，所而不失其所养，则是动静不违，而身无不修矣。是则所谓端“九经”之本者。如此，而亦何莫而不本于持敬哉？大抵“九经”之序，以身为本；而圣学之要，以敬为先，能修身以敬，则笃恭而天下平矣。［15］
  上述，王阳明将“内修”定义为“主敬”，而“主敬”则是“内志静专”“中心明洁”，将“外修”与“内修”联系起来。又将“外修”定义为：“穆然容止之端严”“俨然威仪之整肃”，认为人的仪容仪表“端庄”有“克己复礼”之约束力；而“内修”则为不以人欲自蔽。内外统一，动静结合，即能存静遏欲，合乎于礼。修身之道，以身为本，以敬为先，以实现天下太平、和合社会之理想。王阳明还将修身与治国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较透彻的论证。考其思想源头，是对《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思想的回应，这与《大学》要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完全一致的。修身的关键在于立志，这也是王阳明人生态度和思想探索的重要方面。王阳明还在山东乡试策问中据《中庸》出：“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诸君皆志伊学颜者，请遂以二君之事质之。”在程式文中，王阳明将古代圣贤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着重阐明了人生的境界是“箪瓢之乐”：
  盖箪瓢之乐，其要在于穷理，其功始于慎独。能穷理，故能择乎中庸，而复理以为仁；能慎独，故能克己不贰过，而至于三月不违。盖其人欲净尽，天理流行，是以内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宽体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学，言诚正而弗及格致，则穷理慎独之功，正其所大缺，则于颜子之乐，宜其得之浅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后能知伊尹之志；学颜子之学也，然后能知颜子之学。生亦何能与于此哉？顾其平日亦在所不敢自暴自弃，而心融神会之余，似亦微有所见。［16］
  王阳明认为，要成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的“慎独”。只有通过内心的修养，才能达到内圣，只有做到内圣，方能够治国安邦，达到外王的目的。因此，王阳明十分推崇孔门弟子颜回的“内圣”精神，自我主宰，独立独行：“敏于事而慎于言”，以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同时，王阳明也十分敬仰商初大臣伊尹的才德。告诫学子，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地位，都要以修身养德为要，内具圣道，外施王道，师范天下。王阳明将伊尹之志和颜子之学作为自身道德修炼的楷模，体现了道德观与政治观的统一，“修己”与“治国”的结合，体现了《大学》三纲领的基本要求。相对而言，在“内圣”和“外王”的关系上，王阳明不仅推崇“箪瓢之乐”的人生境界；而且对伊尹“见细微于平常”的“修己”与“治国”相结合的“修身”进路同样赞赏，这是其“修身”思想探索的重要内容，更是其立身的准则。明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在《题汤大行殿试策问下》中对“修身”思想的论述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夫伊尹之所以告成汤者数言，而终身践之；太公之所以告武王者数言，而终身践之。推其心也，君其志于伊、吕之事乎？夫辉荣其一时之遭际以夸世，君所不屑矣。不然，则是制也者，君之所以鉴也。昔人有恶形而恶鉴者，遇之则将掩袂却走。君将掩袂却走之不暇，而又乌揭之焉，日以示人？其志于伊、吕之事奚疑哉？君其勉矣！［17］
  在上述题辞中，王阳明十分强调为官者当有“伊、吕”之志，必须做到“言行一致”“以言为鉴”，即以自己所言对照自己所行，摒弃那种口是心非，知行二分的“伪君子”行径。可见，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对“修身”的阐述，与朱熹的“修身观”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王阳明在山东乡试程式文中做了进一步的系统发挥而己。在修身学说上，朱熹提出了一系列富有逻辑性的哲学范畴，构建了一套严密的道德本体论、认识论和工夫论体系，代表性的学说是“格物论”，即“格物穷理”。尽管“格物论”的逻辑外延十分宏阔，但其中自然包含了儒家的修身之论。王阳明年轻时，因深受朱熹修身”诚意”观的影响，在自身道德修炼中虽有不少困惑，但总体上对朱熹的修身观是接纳、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