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理学家们为建构庞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完成终极性的理论架构，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本体论、工夫论概念，并做了系统的论证。如北宋理学宗主周敦颐提出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和朱熹的“天理”等学说，而南宋陆九渊则提出了“心即理”学说。比较而言，南宋朱熹的“天理”观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认为：“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仁义理智是天理之件数。”［10］从中可知，朱熹的“天理”观要旨是反映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具有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指向。故不能认为朱熹对“天理”含义的诠释仅仅是指专为维护专制社会三纲五常伦理服务的。朱熹还认为天地之间存在形上之“道”和形下之“气”。朱熹认为：“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据朱熹这一解释，世界万物具有“道”与“器”的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朱熹又认为：“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11］朱熹的这一解释，从道德判断的角度上看揭示了作为认识主体之“心”是内敛性的，“天理”是“心”之“本然”状态。道德认识与道德判断的正确与否，能充分反映出“心”体与“天理”之间的互通关系。上述三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的。
  朱熹的“天理”观，从逻辑上说对王阳明的“天道”观是有重要影响的。在理论形式表现上更具现实性和导向性。所谓“天道”，可理解为宇宙运行的本然状态，或称为宇宙本体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先儒们往往从“天人关系”的角度来论证天道，因此有了自己的特色。所谓“大人之道”，即指那些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天道”的把握和诠释、发挥，以及进行思想、文化呈现形式的创设，诸如“八卦图”之类。后世学者对先人所描述的“天道”观之诠释越来越精细，从而形成严密的理学体系。
  王阳明因长期受朱熹“天理”观影响，对朱熹的“天理”观做了独到的发挥，并以“天道”作为论题。诸如，其在任山东乡试主考时，据《易经》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一题，在程文（主考官所拟范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天道”与“大人之道”之间的关系，并做了深刻、辩证的论述。王阳明认为：
  自其先于天者言之，时之未至，而道隐于无，天未有为也，大人则先天而为之。盖必经纶以造其端，而心之所欲，暗与道符；裁成以创其始，而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如五典未有也，自我立之，而与天之所叙者，有吻合焉；五礼未制也，以义起之，而与天之所秩者，无差殊焉。天何尝与之违乎？以其后于天者言之，时之既至，而理显于有，天已有为也，大人则后天而奉之。盖必穷神以继其志，而理之固有者，只承之而不悖；知化以述其事，而理之当行者，钦若之而不违。如天叙有典也，立为政教以道之，五典自我而敦矣；天秩有礼也，制为品节以齐之，五礼自我而庸矣。我何尝违于天乎？是则先天不违，大人即天也；后天奉天，天即大人也。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12］
  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是立足于“大人”的角度，是对《易经》“天道”思想的体悟与把握，突出了“大人”对于“天道”的感应性、解释性。“大人”的境界先天明觉，不仅体悟天道，而且替天道行事，即“大人”至大至圣，在于能先人而悟天道，具有把握天道之能力，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王阳明所论证的“天道”或谓之“天理”，其内涵是指宇宙的本然状态，属于本体的问题，即“形有不同，道则无异”。“天道”是无形的，然“大人”能发其端倪。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合二为一，实际是在论说圣人对于天道的领悟及天道在万事万物中的显现。无论是面对现实，还是预测未来，只要将“天道”贯穿始终，就能顺应天时地利，自强不息，而“大人”在体悟天道的同时还承担着传道弘法的重任。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将深奥的“天道”精义用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达，以开示考生。王阳明借助《易经》对“天道”观的阐发，亦是对朱熹“天理”观的发挥。王阳明对“天道”观的表述是十分严谨的，以此启发考生欲达“大人”之境界，就必须深悟儒家经典与“天道”之间的内在关系，明觉“大人”在开显、表述“天道”中的主宰作用，这一思想与王阳明其后所论证的“万物一体”思想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在王阳明看来，绝不能把“为学成圣”与“存天理，灭人欲”两者对立起来，甚至当作两件事加以支离。在此文末，王阳明还用反问句作结：“大人与天，其可以二视之哉？”其结论具有严密的逻辑力量。显然，王阳明对借《易经》阐发“先天”与“后天”的认识，源于儒家的天道观念，但王阳明在程式文中大大深化了这一思想，别出心裁，发人之所未发。王阳明将“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关系做了综合的判断，并将这一思想引入道德世界，化奥义为简明，体现了王阳明天道思想的简切明达。王阳明的天道思想，是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不同意人为地割裂“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内在联系、以及反对将“天理”绝对化。正因为世儒对各种名利、欲望的渴求，人欲泛滥，最后导致人们发现“天道”的能力被弱化，心体被遮蔽，如此就很难开显出合乎天道的道德境界。王阳明还根据《易经》，出“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命题，通过河图、洛书与八卦之间的关系，论证了万物统一的“天道”问题，揭示“天道”与“大人之道”的同一性，这与朱熹的“天理”观在本质上是具有一致的，其共同点是都将“天理”或称之为“道”，指向道德意义世界。
  从以上论述可知，王阳明在乡试程式文中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朱熹的“天理”观，两者之间是可以贯通的。相对来说，“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命题，在理论形式上表现更具外在性与现实性，王阳明传承了这一思想，但主要侧重点在“天道”与“大人之道”的贯通方面，而不是着眼于具体的微观层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