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王阳明自启蒙始就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直至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前，其思想进路轨迹是以朱熹理学为主导的，主要考察点为：
  一是其少年时就立下“学成圣贤”之志，这成为其内生性的求道动因和人生价值目标追求。二是十七岁时［7］，迎新婚妻子诸氏自南昌返姚经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得到娄谅指点，深契“圣人必可学而至”，按娄谅的教诲前行不疑。明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中浙江乡试后，专攻朱熹“格物之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众’。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8］从“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语可知，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是下了苦工的，但终因其对朱熹“格物”之论的内涵产生误解，“格竹”求道导致失败，王阳明一时陷入了思想困顿，便假托“圣贤有分”而“随世就辞章之学”，这应是王阳明为学路上的一次思想探求的挫折。尽管年轻的王阳明在“学成圣贤”的思想探索道路上对朱熹“格物之学”难以参透、产生怀疑之念；但总体上还是在朱熹理学的进路上前行。直至王阳明二十七岁，即中进士的前一年，他仍在啃读朱熹的著述，且对自己“为学成圣贤”之进路有所反思。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9］由于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体用工夫之说尚未悟透，怀疑朱熹的思想支离了“物理”“学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又概叹“圣贤有分”“遂有遗世入山之意”。王阳明在“为学成圣”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应该说是对朱熹“格物说”不能参透的内心烦恼。王阳明入仕后，仍然是沿着宋儒的理路前行。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奉命在江北录囚后，专门上九华山访道。在地藏洞遇异人问道，经异人开示：“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事后，王阳明再次问道未果，于是发“会心人远”之叹。可见，王阳明亦把周、程作为所崇尚的先儒，仍执著于理学。
  王阳明对宋儒之学的研修功力之深不仅反映在学问的长进上，而且更体现在对宋儒“天理”观的践行上，有两件事可证。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时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因病告假归越，在宛委山阳明洞天修炼导引术，因静坐之法而起离世之念；但终因孝亲之念未断而毅然舍弃出世之念，这是王阳明用“天理”战胜“出世”之念的自身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朱熹“天理”观的一次精神回归。王阳明在阳明洞天修炼的思想升华，显示其在思想探索上从向先儒所撰的经典中求道转向从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上求道，而这一转变往往被当代的论者所忽视。另一件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六年，王阳明从绍兴城南宛委山移疾杭州西湖，养病净寺、虎跑寺之间，用“爱亲本性”之论开示坐关僧人还家孝亲，由此实现了推己及人的“天理”之本性，亦成为弘治十七年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邀主试山东乡试撰写程式文之底气。弘治十八年，王阳明依据自己对孔孟儒学及宋儒理学的把握开始授徒讲学，并结交翰林院庶吉士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共倡圣学，这标志着王阳明对孔孟儒学、象山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重新审视及梳理，为“龙场悟道”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而促成阳明心学生发的外因则是正德元年（1506）发生在朝中的反阉党斗争。
  通过以上对王阳明思想探索历程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自十岁立志“学成圣贤”始至正德元年反阉党斗争的失败、被贬谪贵州龙场驿这二十余年中，王阳明的思想探索始终与朱熹理学相伴随，科业、佛道、文学、兵学、书艺等均没有成为王阳明精神栖居的田园，而朱熹理学是其所寻求的主要思想资源，而这一切又成为“龙场悟道”发生的支点，也成为世人解读“阳明心学”的理论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