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王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朱熹理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极大多数官员、学子认可的思想观念。当时学界的现状，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1］文中所说的“先儒之成说”显然是指“程朱理学”，主要表现即为弥漫于学界、官场的“述朱”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思想主控意识形态的状况。在王阳明的故乡——浙东余姚，同样是朱学传播与浸润的重镇。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童年时代，十岁时离开故乡赴京求学，［2］此后，数度返归故里。余姚作为其生命的根系所在，是其精神栖居的家园，亦是其接受朱学最初的土壤。
  首先，姚地因读书风气之盛而称誉绍郡八邑，诸多学子读书以参加科举、出仕为荣，读书、举业几乎成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社会中，科考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考生的必读书，又是考官判卷取士的主要依据。因此，余姚士子的工夫大多下在攻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整个社会亦沾被朱学风气。明末文学家绍兴山阴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中特别点到余姚学子的读书风气：“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3］张岱的上述说法，虽存在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姚籍士子以参加科举为取向的读书状况。正因为这种浓郁的读书之风，其效果必然在学子获取功名的数据上反映出来。据清光绪《余姚县志》等史料统计：有明一代，姚籍士子考中进士者多达389人，［4］这些中试者均为深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学子，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余姚一地受朱学濡化的程度之深，难怪大学者梁启超赞评：“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5］梁启超的这一评语中自然包括了像王阳明等众多的科举人物，这也说明科举人物并不一定个个都是思想僵化、毫无建树、只会死读书的“两脚书厨”。王阳明在理学风气浓郁的余姚地域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耳濡目染，这对其“学成圣贤”志向的确立不无关系，余姚亦是其思想探索的起点。
  其次，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的家学传承以儒学为主、这自然也包含朱子学的滋养。王阳明祖上奉行儒家处世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恪守“忠、孝、悌、忍、信”之伦理纲要，讲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阳明之父王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科业有成，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以布衣魁天下”，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恪守儒教传统，忠孝两全，堪称楷模。王华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他的慈孝精神，对其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王华对家族成员的教育重在理学思想的传承，并内化为家族的礼仪门风。阳明自幼受祖父王伦的庭训，十岁时赴京求学，又在父亲身边侍学，研习朱熹理学，这对王阳明一生的道德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青少年时代深受朱学思想的濡化。
  另据清光绪《余姚县志》记载：阳明之父王华与同邑状元谢迁、榜眼黄珣、名儒陆恒等人交往甚密，这些人入仕前均为攻读朱学的士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少年王阳明的为学之路。
  再次，朱熹的足迹曾到过余姚，余姚亦是朱学的流播之地。南宋淳熙八年（1181）七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江西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据《余姚四明黄氏宗谱》记载：朱熹在浙东路任职期间，曾应余姚梁弄乡贤黄道贲邀请到九姥山道院讲学，宗谱中记载了这件事，［6］这说明朱熹对余姚是有直接影响的。就王阳明而言，其晚年在家乡传道受到朱学势力的阻力，这可从相关史料中得到证实。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故里省祖茔，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姚籍学子钱德洪久仰阳明先生的道德文章、事功盖世，久思及门；但乡中那些执着于朱学的耆老对阳明心学颇为疑心，然钱德洪经过暗中观察后，对王阳明良知学说深信不疑，乃力排众议，还带领侄子及74个姚籍弟子拜王阳明为师。在拜王阳明为师的这些学子中很多均有朱学的背景。由此可知，即便到了阳明心学已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在阳明故里朱学阵营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明末清初，大学者姚人黄宗羲以传承阳明心学为己任，而另一大学者姚人朱舜水则以朱学为圭臬，传道东瀛。这说明明中期以降，朱、王两大思想阵营在余姚的并峙与流播。
  总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家学等多因素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朱学在姚地的流播是考察王阳明求道进路的重要前提，否则，就难以真正解读阳明心学创立的时代、地域和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