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1130—1200）继承先贤的民本思想，并在多年具体的实践中加以发挥。可以说，民本思想是朱子庞大理学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宝贵财富。了解朱子生平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其理学思想精华，有助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
  朱子于绍兴十八年（1148）考取进士，授迪功郎、同安主簿，从此开始步入官场，曾作为地方行政长官知南康军、知漳州等，围绕“守令之治，其略有七：一曰宣诏令，二曰厚风俗，三曰劝农桑，四曰平狱讼，五曰理财赋，六曰兴学校，七曰实户口”［1］的指标去施政。朱子关心民间疾苦，为百姓办实事，为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分别于淳熙六年（1179）十二月、淳熙七年二月、淳熙八年二月和绍熙二年（1191）二月各颁发一道《劝农文》。这四篇官颁文告，包括宣传朝廷和地方政府重视民生的重要性，劝告农民勿违农时，抓紧落实生产措施，以辛勤劳动换取劳动果实，以解决温饱问题以及尽孝道等，体现了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
  一、讲明自然之理
  朱子于绍兴二十三年七月任同安主簿，任满四年后请祠，于武夷山下著述立说，遍注儒家群经，完成《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重要著作，于淳熙四年对平生学问进行第一次总结，建构了理学思想体系，名满天下，被学界尊为理学大师。朝野上下都希望朱子走出书斋，去施展才华治理社会。淳熙五年春，受在朝重臣史浩、赵雄推荐，朱子被授“宣教郎、权发遣南康军事兼管内劝农事”。朱子不太愿意做官，在多次辞免不得批允的情况下出任江东路南康军知军，于淳熙六年三月底到任所，正式开始理政治事。
  朱子到任后，发布养民力、敦风俗和砥士风三条施政大纲。朱子关注百姓营生之计，实地走访，咨询父老，了解一军三县风土民情，了解到境内地理条件差、农耕技术相对滞后、劳动所得相对少等情况。为了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劝导民众辛勤劳动，发挥劳动力在农事生产中的主动性，朱子于淳熙六年十二月里发布《劝农文》［2］；紧接着明年二月又发布一道《劝农文》［3］，前后印榜发下三县贴挂，劝导群众抓紧农闲时间，积极开展农事生产，以期获得劳动果实解决吃穿问题。朱子明确告诉人们：“窃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农，此自然之理也。若夫农之为务，用力勤、趋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时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4］人类吃饱穿暖是“自然之理”，人们要遵行“自然之理”去劳动生产，“自然之理循将去，即是道耳”［5］。朱子用百姓能理解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在这里，朱子不仅认为“民可使由之”，还力求做到“可使知之”，毕竟南宋文化教育普及程度比以往高出许多，宜启民智。
  1、民生之本在食
  （1）耕田种地，获得食物。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各地山川地质地貌多样，有的地方土地肥沃，有的地方土地贫瘠，有的地方水量丰沛，有的地方缺水干旱，所宜栽种经济作物不同，田地所产也就有多有寡，实际存在着地瘠食贫的现实问题。如朱子看到南康军“田地硗确，土肉厚处不及三五寸”［6］，栽种经济作物，收成也就比土地肥沃处差了不少。类似南康军百姓生活物质获得不容易、获得少的情况，在全国绝非少数。自古以来，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也就是农事常受极端气候如水涝或旱灾影响，也受病虫害如稻瘟病、蝗灾、鼠害等影响，一旦或旱或涝，造成农作物损减或绝收，民众便要遭受饥馑考验，常税缴纳不了，国库就会空虚。因此，朱子鼓励民众讲究“营生足食之计”，开展多种经营，以获得充足食物。在水田种植水稻之外，“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7］十年后朱子知漳州，发文劝农时亦说：“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8］种田即栽种水稻，若能广行栽种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使得主食之外还有五谷杂粮，无疑扩大了食物谱。一旦年成不好，农户交纳公粮后，养家糊口还有替代品，则可免受饥馑。
  （2）栽种桑麻，增添衣物。人类要穿衣御寒，必须务桑柘麻苎之功。为了达到吃饱穿暖的美好愿望，朱子劝导民众栽种桑麻之属，鼓励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朱子在南康军大力推广星子知县王文林的种桑法，鼓励民众环庐种桑，养蚕缫丝。就桑树养护管理而言，朱子认为“桑木每遇秋冬，即将旁生拳曲小枝尽行斩削，务令大枝气脉全盛，自然生叶厚大，喂蚕有力”。［9］朱子还鼓动民众在田边地头种植桑柘麻苎，以此增加纺织原材料。“桑麻之利，衣服所资。切须多种桑柘麻苎，妇女勤力养蚕织纺，造成布帛”。［10］妇女织纺布帛，属家庭手工业之列。
  朱子在漳州任上，也鼓励民众种桑养蚕：“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柘，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苎，亦可供备衣着，免被寒冻。”［11］朱子认为以往漳州地区种桑不成，是“民间种不得法”，并提供栽种新法。如果依新法栽种还不成功，就往多种吉贝麻苎方向发展。麻苎可织成粗布。而吉贝多指草棉，当时技术条件下不易织布，故而放在次一级考虑。
  2、足食之本在农
  （1）辛勤劳动，提倡美德。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立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都重视农业生产，积极鼓励农民务农桑之利。而真正参与实际物质生产的主力军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尤其是农民群体的作用最大。朱子针对这个庞大群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看出南康地界存在“土风习俗大率懒惰”现象，特别向民众提出“只可过于勤劳，不可失之怠惰”的要求，以劳动汗水去换取劳动果实。朱子劝民，引《左传》“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引《尚书》“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朱子说这些警句名言“皆圣贤垂训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朱子一贯提倡中华民族的勤劳美德，强调民众的生计、生活在于勤劳，勤劳生产就不会出现物资匮乏，希望百姓“谨守力行”［12］。
  （2）遵循时序，讲究方法。尧舜时期的后稷、历代农师，总结并承传了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其中强调农业生产需要遵循时序轮转，就是贯彻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和“敬授民时”［13］的思想。因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既有对农事有利的一面，也有对农作物不利的一面，必须趋利避害。朱子懂得种田宜早不宜迟的道理，“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14］若因循而错过栽种时节，就没有好收成。
  朱子体访乡土风俗，结合属县农田生产的特殊情况，给出指导性措施：“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15］秋冬农闲犁田翻土，做好前期准备。“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铲取土面草根，晒曝烧灰，施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16］播种育秧，讲究得法，能育出壮苗。“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17］要适时插秧，容易成活。“禾苗既长，稈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子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将来谷实，必须繁盛坚好。”［18］要除去杂草，节省肥力。这是农田生产的具体措施，讲述得非常详细，简直就是农学家的经验总结。然其所据为“王文林申到劝谕种田方法”［19］，加以明细化。朱子担心都昌、建昌两县的人户未能全都知道这一种田好经验，以榜文形式告知，“今分下两县，晓示乡村人户，仰递相劝谕，依此方法及时耕种。用力既勤，必有丰年之报”。［20］也就是由星子县推广到都昌县、建昌县，要让更多人获益。朱子公心利人的思想，于此可见一斑。
  朱子知漳州的次年二月发布一道《劝农文》，文中说“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21］文告也是兼重节令时机与栽种方法。朱子所大力推广的这一详细“种田方法”，逐渐推广开来，收到了良好效果。
  二、建立济民之功
  早在北宋乾德元年（963）二年正月辛巳，宋太祖就开始“谕郡国长吏劝农耕作”［22］。宋真宗于至道三年（997）十二月辛丑“诏诸路转运使申饬令长劝农”［23］。政和元年（1111）四月丙辰，“立守令劝农黜陟法”［24］，对各地太守、县令劝农取效与否进行考核，以决定其官职升任或罢免。政和二年四月己丑，“诏县令以十二事劝农于境内，躬行阡陌，程督勤惰”［25］，劝农的内容具体化。到了南宋乾道九年（1173）六月己丑，孝宗皇帝为了鼓励农业生产，颁诏“戒饬监司、守令劝农”［26］。可见两宋多位皇帝都要求地方长官劝农。朱子自然更要效济民之功。
  1、劝农耕作，职责所在
  淳熙七年春，朱子说“当职久处田间，习知穑事，兹忝郡寄，职在劝农”［27］。此说有两层含义：一是说自己长期生活在农村，知道农事的重要性；二是说自己身为南康太守，肩负着劝导农民讲究农事生产的责任。朱子于次年春说“当职二月十五日依准近降指挥，守令出郊劝农”［28］，也就是遵照朝廷指令要求而亲自劝农与督促民众耕作。
  朱子劝谕南康军三县民众辛勤劳动获得粮食，才能不致于因缺食到处乞讨。“窃见本军已是地瘠税重，民间又不勤力耕种，耘耨卤莽灭裂，较之他处大段不同。所以土脉疏浅，草盛苗稀，雨泽稍愆，便见荒歉，皆缘长吏劝课不勤，使之至此。深惧无以下固邦本，仰宽顾忧”［29］。交税是天下百姓的责任与义务，而地瘠、税重、民贫的事实又摆在面前，所能改变贫困的最佳出路只有付出更多的劳动。“设使人户及时用力，以治农事，犹恐所收不及他处，而土风习俗大率懒惰，耕犁种莳既不及时，耘耨培粪又不尽力，陂塘灌溉之利废而不修，桑柘麻苎之功忽而不务，此所以营生足食之计大抵疏略，是以田畴愈见瘦瘠，收拾转见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别无资助之术，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传付之业，上亏国家经常之赋。使民至此，则长民之吏、劝农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责哉！”［30］朱子反复讲明道理，故而方有“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听信”［31］。即便淳熙七年遭受严重旱灾之后，“尚幸一二父兄皆能率其子弟，当此荒歉之中，种麦耕田，及时尽力，不为轻去坟墓之计”［32］，思想动员未为无效。
  2、唤醒良知，投入生产
  朱子在淳熙六年冬发榜劝谕人户犁田翻土备耕，境内并没有全部行动起来。于是在次年二月又发榜劝谕：“昨去冬尝印榜劝谕管内人户，其于农亩桑蚕之业，孝弟忠信之方，详备悉至，谅已闻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犹有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犹未体当职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趋时也。念以教训未明，未忍遽行笞责。今以中春举行旧典，奉宣圣天子德意，仍以旧榜并星子知县王文林种桑等法再行印给。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听之哉！试以其说随事推行于朝夕之间，必有功效。当职自今以往，更当时出郊野，巡行察视。有不如教，罚亦必行。先此劝谕，各宜知悉。”［33］朱子说“到官日久，目睹斯弊，恨以符印有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与诸父兄率其子弟，从事于耘锄耒耜之间，使其妇子含哺鼓腹，无复饥冻流移之患，庶几有以上副圣天子爱养元元、夙夜焦劳恻怛之意。”［34］朱子还有许多公务处理，不可能“朝夕出入阡陌”率人劳动，但要尽可能唤醒百姓的良知。
  朱子在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印发的《劝农文》中写道：“当职昨为本军民间农事灭裂，累曾出榜，反复劝谕。自从去岁以来，凡吾父兄子弟似亦稍相听信。方欲从事于深耕疾耘之务，以冀一饱，而当职不德，刑政失中，侵迫阴阳，招致旱虐，使吾父兄子弟终岁勤动而不获有秋之望。永思厥咎，愧负何言！”［35］朱子把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与官德联系起来加以检讨，用以反证为官以德的重要性。进入淳熙八年春，“而又赖天之灵，宗社之福，雨雪应候，土润泉通。麦既可期，稻又可种，嗣岁之功，似已有可观者。而当职亦幸免于罪戾，且将受代而归矣。”［36］所言“当职亦幸免于罪戾”，是指南康一军三县遭受淳熙七年秋旱严重，粮食歉收，而朱子讲究赈荒，筹钱备粮，及时赈济，让百姓度过难关，于心无愧。朱子在任期将满之际，仍念念不忘劝民致力于劳动生产，且把“其前年旧日榜及星子知县王文林耕田种桑法，今亦再行给散”［37］，忧民之情也跃然纸上。
  3、振兴民生，教化伦理
  朱子在南康军重视民生，不局限于物质生产，他谆谆劝导民众：“印榜劝谕民间，各请体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诲子弟，子弟遵承教诲，务敦本业，耕耘收敛，以养父母。毋或惰游，赌博吃酒，妨废农桑。庶几衣食给足，礼义兴行，感召和平，共跻仁寿。”［38］“父兄其强食自爱，谨身循理，以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爱骨肉，和睦乡邻，救恤灾患，输纳苗税，畏惧公法，专心致力于农桑之务，如前此劝谕之云者，而勿为饮博游惰、争斗论讼一切非理违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孙之敏秀者，则又教令讲学读书，使知先王礼义之教。”［39］充满了教化精神。在解决温饱问题后，让子弟接受教育便提上生活日程。当然，朱子建设南康军学，重建白鹿洞书院，就是给更多读书人创造条件。
  朱子于绍熙二年二月说：“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德至渥也。”［40］朱子引用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中管仲所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化之。“劝谕人户，莫非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意。今恐人户未能遍知，别具节略，连粘在前。请诸父老常为解说，使后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恶从善，取是舍非，爱惜体肤，保守家业。子孙或有美质，即遣上学读书，学道修身，兴起门户。”［41］朱子劝农，充满爱心美意。
  三、经世济民之范
  长江以南地区，不论是平原，还是丘陵，多以农田生产为主，许多农作物离不开水的浇灌。因此，朱子特别重视水利建设。
  1、农田水利建设
  朱子说：“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42］协力兴修，就是所在地人家一起出力出资兴修水利工程。朱子于淳熙七年二月发榜：“今晓示农民，火急趁此未耕种之际，递相劝率，各将今秋田亩开濬陂塘，修筑埂岸，毋至后时，追悔毋及。”［43］修筑陂塘埂岸，就是修筑与加固水坝、水库、水渠、田埂等，便于蓄水、流通、灌溉。朱子一再强调说：“陂塘水利，农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协力兴修，务令多蓄水泉，准备将来灌溉。如事干众，即时闻官，纠率人功，借贷钱本，日下修筑，不容误事。”［44］朱子主政的州府，都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后来朱子提举浙东时，同样鼓励和支持兴修农田水利。
  2、主张德刑相辅
  在兴修小水利工程中，“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45］，即由县官行惩戒怠惰者。“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46］若水利工程量大，就由所在县申报州府官修。倘若县司官员消极对待，或不作为，民众可以向上一级的州政府投诉。州府核实之后，予以按律处理。显然，朱子要约束普通百姓、地方富豪、县级官员的不良行为。
  为了保障生产，朱子提出保护耕牛措施。“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偿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47］同时对田主客户双方行为作出约束，“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先借谷米。及至秋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先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如当耕牛车水之时，仰田主依常年例应副谷米；秋冬收成之后，仰佃户各备所借本息填还。其间若有负顽不还之人，仰田主经官陈论，当为监纳，以警顽慢。”［48］朱子在漳州“出榜散行晓谕外，更请父老各以此意劝率乡闾，教戒子弟，务令通晓，毋致违犯”［49］。朱子劝农不要违法，意在防范于未然。
  朱子颁布文告：“本州节次行下诸县，不得差人下乡乞觅搔扰，科敷抑配，强买物色，及以补发经总制钱、发纳上供银、罢科茶等为名，科罚人户钱物。所以上体朝廷宽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废农业。今恐诸县奉行违戾，仰被扰人指定实迹，前来陈诉。切待追究，重作行遣。”［50］朱子要做民众的主心骨，对奸官猾吏进行约束，也是对庶民进行保护，才有“林下风清公事少，笔端雷动奸豪息”［51］。
  淳熙六年秋旱，建昌县令不知及早检放，即没做好验灾放赈工作。朱子委派户掾毛大年往代之。毛掾性锐质薄，作事不无过当，催理旧欠，大失民和，致人户愁怨，相率逃移。朱子闻报，马上派佥判杨王休亲往调护，事态得以平定。朱子严于律己，为此于十月里上状尚书省自劾，请求罢官“以为远近牧守不勤抚字之戒”［52］。这种不谋自保的担当精神，在当时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3、动员垦荒经界
  朱子知漳州劝谕民众：“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俵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着，自无俵寄之扰。……有欲陈请荒田之人，即仰前来陈状，切待勘会给付，永为己业。仍依条制，与免三年租税。”［53］鼓励境内民众自愿申请垦荒亩数，官方勘测后予以确认，发放地契凭证，可以长期耕作，官私两利。
  南宋立国后，仍然延续前朝政策允许土地兼并，有权有势者不仅多置田业，其中不乏侵占细民之田而隐瞒不报者，长期不交田税。虽然绍兴十二年（1142）开展经界，福建一路八州中的下三州泉州、漳州和汀州因多种因素影响而未行经界，至绍熙元年（1190）已近半个世纪，大量田产被强宗富豪侵占而隐税不交，造成普通百姓深受其苦，也使官府收不到田税，严重损害细民与国家利益。朱子早年在同安主簿任上就欲行经界，而今到任漳州后更是决意要行经界，且做了有关丈量土地的大量准备工作，得到朝廷批准，终因多方势力集团暗中阻扰而未能在绍熙元年冬闲期间开展经界。绍熙二年二月，朱子仍告诉民众：“今来朝廷推行经界，本为富家多置田业，不受租产，贫民业去产存，枉被追扰，所以打量步亩，从实均摊，即无增添分文升合。虽是应役人户日下不免小劳，然实为子孙永远无穷之利。其打量纽算之法亦甚简易，昨来已印行晓示。今日又躬亲按试，要使民户人人习熟。秋成之后，依此打量，不过一两月间，即便了毕。想见贫民无不欢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见其不利于己，必须撰造语言，妄有扇摇。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岂可自家买田收谷，却令他人空头纳税？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别招阴谴，不须如此计较生事，沮挠良法。”［54］但经界终究未能施行，朱子的改革希望成为泡影，然而，君子爱民之真情与济世之善举，已经载入史册。［55］
  总之，朱子四篇《劝农文》，内容丰富，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完全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1］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中华书局，1999年，第2519页。 ［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6页。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8页。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8页。 ［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1《答黄子耕别纸》，第2381页。 ［6］《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8页。 ［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1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1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1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8页。 ［13］司马迁：《史记》卷1《本纪第一》，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13页。 ［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1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6页。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1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1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1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申谕耕桑榜》，第5000页。 ［2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申谕耕桑榜》，第5000页。 ［2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22］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页。 ［23］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71页。 ［24］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7页。 ［25］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259页。 ［26］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440页。 ［27］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1999年，第4588页。 ［2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申谕耕桑榜》，第5000页。 ［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6页。 ［3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8页。 ［3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别集》卷9《辛丑劝农文》，第5000页。 ［32］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01页。 ［3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9页。 ［3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第4589页。 ［35］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00页。 ［36］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01页。 ［37］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01页。 ［3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8页。 ［39］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001页。 ［4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4页。 ［4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7页。 ［4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4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9页。 ［4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4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4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9《劝农文》，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87页。 ［4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5页。 ［4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6页。 ［4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7页。 ［50］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7页。 ［51］束景南：《朱子大传》引自赵善括《满江红·坐间用韵赠朱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24页。 ［52］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2《自劾不合致人户逃移状一、二》，第988页。 ［5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6页。 ［5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00《劝农文》，第4626页。 ［55］脱脱等：《宋史》卷160《志第一百一十三》，中华书局，1999年，第9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