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君民之情相亲”的观点，就是要求做到君主“爱民如子”，臣民视君“如父母”。在注释《大学》“《诗》‘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时，他说：“言能絜矩而以民心为己心，则是爱民如子，而民爱主如父母矣。”［10］这就是说，“有天下者”如能与民同好恶，以民心为己心，做到“爱民如子”，老百姓就会对他“爱之如父母”。那么，怎样才能“爱民如子”呢？朱熹认为：
  首先是要省赋。赋税是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朱熹十分重视赋税问题。但是，他强烈反对“重敛”，主张“薄赋”或“省赋”。朱熹说：“是入为出，罢去冗费，而恶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11］他还曾对孝宗皇帝说：“臣窃闻陆贽有言：民者邦之本，财者民之心，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干凋瘁而根柢蹶拔矣。”［12］由于赋税太重，致使民间“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13］朱熹认为：“须一切从民正赋，几所增各色，一齐除尽，民方始脱净。”［14］故他提醒封建统治者，必须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摧征赋税，切莫竭泽而渔，否则人民流亡，赋税无入，国家损失会更大。
  为了实现“省赋”，朱熹在任南康军知军、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漳州知州时期，曾经采取了一系列蠲免税钱和整顿赋税名目的措施。如在南康任时，他不仅在自己权力范围内，减免部分正税和无名苛赋，而且还奏请朝廷减免南康军所属各县赋税。在孝宗恩准下，南康所属三县“申减秋苗、夏税、木炭、目桩、总经制钱”，“乞蠲本军阁租苗米四万七千余石，检放三万八千余石。”［15］朱熹认为要实现省赋，必须同时惩办贪官污吏。农民之所以破产，他认为是“今时仕宦之人不务恤民，多是故纵吏胥，畏惮权豪”［16］所致。他说，只有“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后刑罚可省，赋敛可薄”。［17］因此，朱熹曾多次亲自出面要求朝延惩办贪官污吏。朱熹的“省赋”主张，虽然在当时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但其见识已超过了当时一般的官僚。
  其次是恤民。朱熹认为：“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18］他把恤民看成是国家之大务，并建议朝廷要“勤恤民隐”。在朱熹看来，政府要勤政体恤，慰其民心，感召和气，以减少灾荒，消除人民反抗的隐患。这样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太平无事。朱熹不论是为官，还是闲居，都十分重视恤民，他闲居家乡崇安县开耀乡（今武夷山市五夫镇）时，为了积谷备荒，于乾道四年（1168），与朝奉郎刘如愚共同创办“社仓”。社仓设在农村，藏粮于民，惠及乡村饥民，是我国古代荒政史上一大创举。在南康军任职时，朱熹积极筹粮救灾，“活饥民大人十二万七千多口，小儿九万余口”［19］。此外，他还募民修堤，以工代赈，既解决了灾民的缺食问题，又修筑了河堤，“实为公私久远利济之惠”。在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时，朱熹深入灾区了解民情，为民请命，力求“民被实惠”。他在赈饥的同时，严惩趁火打劫、贪污勒索的地方官吏。最终，他因势单力孤，在官官相护的封建巨网面前，丢掉提举官职，请祠返乡。
  再次是宽民力。朱熹反对繁重的夫役，认为会妨碍农业生产，主张轻役。他在知南康军时，曾下令约束管辖各县滥派夫役。南宋孝宗时，在全国各地试行“义役”制，即役户共同出钱买田，资助当役之人。但实际上义役田和役次推排都被豪强把持，下户吃亏。朱熹批评这种“义役”制是“困贫民以资上户”［20］。朱熹还主张要“爱养民力”，他说：“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21］在朱熹看来，只有“宽民力”，使民得以休养生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