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组织机构
一、革命战争时期组织机构
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到浦城新兴七的岱后村，组建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浦城岱后办事处，于同年冬，成立全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浦城岱后支部。次年冬，在境内池家池际仙庵成立全县第一个中共区委——中共小北区委员会（简称区委，下同）。此后，虽历经劫难，红色区域仍不断扩展。至1937年7月，境内有3个中共县委，连同中共建松政、龙遂县委，有7个区委、38个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境内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各地党组织执行“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保存革命力量。其时，全县有4个县级组织、3个区、36个支部。1939～1944年，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3次军事“围剿”，党的组织被破坏，各地中共党员根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持斗争。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派工作组到山下坪洋活动，建立活动基地，翌年3、4月间，中共闽北地委机关迁入境内，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游击战争。至1949年5月，在境内有3个支部。
（一）中心县委、地委
1935年5月，在政和西表成立中共建（瓯）松（溪）政（和）中心县委，不久迁至境内仙山岗。至1936年2月迁出。
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机关隐蔽在崇安齐白山，为同在福州的省委机关加强联系，派出工作组在山下铁坑开展工作。在坪洋建立基地后，又向浦（城）建（阳）公路两侧农村发展。1947年1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改称中共闽北地委。1947年3、4月间，地委书记王文波率领地委机关迁到坪洋村后山中，领导闽北地区党和游击队的工作。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即迁至石陂北坑。于同年10月间，撤离浦城。
（二）县委、中心区委、特区委
中共浦（城）崇（安）县委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书记徐履峻和农会秘书周子庄，与新兴七岱后村的王培贤一起，组建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由徐履峻兼任办事处书记。先后发展王德有、王瑞元等10多人入党。同年冬，成立中共浦城岱后支部，王德有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崇安特支。
1928年冬，组建中共小北区委，机关设在池家池际仙庵，隶属崇安县委。小北区委下辖岱后、池家、枫溪、花家等党支部和崇安小北地区的各个党支部。1930年3月，小北区委机关迁入岱后，改称中共岱后区委，隶属关系及下辖地区不变，袁全昌任书记。1930年8月，因王德有叛变，区委被破坏。
1930年3月，在崇安岚谷成立中共浦崇区委，郑启泉任书记，隶属崇安县委。浦崇区委下辖樟村、崇安的岚谷等党支部。同年9月，崇安县委成立行动委员会，将原辖的18个区并为8个区，浦崇区委撤销。1931年1月，崇安县行动委员会撤销，恢复崇安县委，同时恢复浦崇区委，书记先后由丁树祥、童旭臣担任。1932年春，中共浦崇区委改建为中共浦崇县委，隶属中共闽北分区委。是年10月，中共浦崇县委撤销。
中共建（阳）浦（城）县委 1930年3月，杨峻德、王瑞元率领红军五十五团第十连到崇安南树下，成立建浦区委，周必书任书记，隶属于崇安县委。4月，区委机关迁至境内西坑。建浦区委活动范围包括西坑、祝源、坪地、王柏、山下一带。
1931年9月，建浦区委扩大为建浦县委，机关设在崇安五夫街，隶属于闽北分区委。建浦县委下辖浦城坪地（三区系秘密区）、建阳回潭（一区）、崇安大将（二区）3个区委。坪地区委设在塅尾，吴启明任书记。下辖坪地、祝源、西坑、王柏、山下、佘墩、石陂等7个乡党支部和党小组。1932年冬，党内肃反扩大化，县委主要成员调动，县委撤销，改为建浦区委，书记先后由吴耿漠、姜金旺、吴海清、黄金荣担任。机关设在崇安南树下，隶属于崇安县委领导。建浦区委辖东元、南树、上厅3个乡。1935年1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建浦苏区失守，党组织被破坏。
中共浦西特区委 1931年3月，闽北分区委派胡小狗、叶家兴到西坑开展工作，成立中共浦西区委，胡小狗、曾富泉、叶师贤先后任书记，隶属崇安县委。下辖樟村、西坑、潘家场、上梅溪等乡的党支部。1933年夏，浦西区委升级为浦西特区委，隶属闽北分区委，汪金标、徐坤仔先后任书记。1934年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特区委遭破坏，所属组织并入广浦县委。
中共广（丰）浦（城）县委 1933年春，中共广浦县委成立，隶属闽北分区委，下辖浦城的浦北区委、炭坞区委、郊洋区委、古楼区委和江西广丰的小峰区委。
1931年11月，刘大田等3人从广丰到浦城阁下活动，成立阁下乡苏维埃政府。同年冬，在广丰大际成立中共浦北区委，曾松清、刘炳云先后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广丰县委。1933年春，隶属广浦县委。浦北区委下辖浦城的西关、梨木源、阁下3个乡（村）党组织。1934年冬，浦北区委被国民党破坏。
1932年9月，红十军攻克浦城，浦西苏区扩大到古楼。11月，闽北党组织派曾富泉、夏金富到郊洋成立中共郊洋区委，曾富泉、夏金富、钟三元、严瘩梨先后任书记。下辖潘处坞、枫树下、古楼乡党支部。1933年春，隶属于广浦县委。
1934年12月，广浦独立团、红三团由叶全兴、洪家云率领到炭坞活动，成立中共炭坞区委，胡老实任书记，活动区域包括炭坞、马岗一带。隶属广浦县委。1935年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区委被破坏。
中共古楼区委成立于1935年1月，书记老吴（名不详），下辖樟村、西坑、大路、古楼、潘家场、上梅溪等乡党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广浦县的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中共广浦县委撤销。
中共龙（泉）浦（城）县委 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活动，开展建党工作。同年5月，在龙浦交界的上高塘村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同时成立中共龙浦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龙泉高山、浦城马迹一带，下辖浦城大北区委、龙泉小北区委。同年10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县委遭破坏。1936年6月，恢复中共龙浦县委，县委机关设在浦城里林坡头张厝（今属管厝乡里林村），下辖浦城大北区委、小北区委，仍属浙西南特委。中共大北区委成立于1935年5月，下辖马迹、毛洋、杨梅滩、里林、溢上桥等地的党组织（1936年6月，毛洋划归中共龙遂县委浦北区委管辖，由县委书记曾友席兼任浦北区委书记）。1938年4月，大北区委划归江浦县委，下辖龙浦区委，书记先后由曹景恒、宣恩金（兼）担任。小北区委成立于1935年5月，书记先后由何金亮、曹景恒担任，下辖浙江省龙泉县高山、太阳平、温坑、岱头、水塔、住溪一带的党组织。1936年秋，浦城党组织先后建立东坑桥、青草洋、叶坞、窑里4个党支部和流村、榆双、楮林3个党小组。1937年12月，成立中共龙泉县委，龙浦县委撤销，所属党组织划归中共江浦县委领导。
中共龙（泉）遂（昌）县委 1936年6月，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在龙浦遂边境开展革命活动，在浦城毛洋头村成立中共龙遂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坚持到1937年12月，奉上级党组织命令撤销。
中共江（山）浦（城）县委 1936年8月至9月间，中共浙西南特委在毛洋召开特委会，决定成立中共江浦县委，隶属于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境内海溪山岱岩村和江山县红岩顶，下辖三岱岩的背后山、十八店、山坑里及浙江省江山县的洪岩顶、周村、龙井坑等地党支部。1937年3月，叛徒杀害县委代书记萧国标，江浦县党组织遭破坏，县委活动中断。1938年4月，恢复中共江浦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设在龙泉宝溪乡的高山、溪源田村，后搬迁至境内的东坑桥，下辖中共龙浦区委。
中共龙浦区委于1938年4月成立，傅家立担任书记，下辖龙泉宝溪乡和浦城东坑桥、青草洋、庆元山、黄莲塘、榆坞、毛洋、马迹、浦城坑一带的党组织。1942年春，中共闽浙边委撤出龙泉、浦城，江浦县委书记曹景恒随闽浙边委到遂昌活动。江浦县委组织失去领导，仅存龙浦区委傅家立、吴礼旺等人坚持活动。直到1944年夏，组织关系中断。
中共浦城中心区委 1934年10月，中共松（溪）浦（城）区委成立，苟必担任书记，属建松政中心区委。1935年2月，中共松浦区委改为中共浦城渡头区委，书记先后由阙连标、黄有贵、郭三妹担任，机关设在渡头。同年12月成立际岭区委．不久消失。1936年夏，区委恢复，书记由程春林、张麒麟等担任，属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1937年9月，渡头、际岭两个区委合并成立中共浦城中心区委，属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至1938年2月，改为中共浦南特区委。
中共浦南特区委 1938年2月，中共浦城中心区委改为中共浦南特区委，机关设在水尾丘。属建松政中心县委领导。1941年2月，因遭国民党军事围攻，书记郭三妹牺牲，暂停活动，6月恢复。1943年5月，特区委书记黄李生在国民党军围攻时被捕遇难，特区委遭破坏。
中共浦城县委 国共合作后，中共闽浙赣特委决定恢复浦西的党组织。1938年2月，在境内西部的萧家村尾（今属永兴乡）成立中共浦城县委，隶属于闽浙赣特委。县委驻地后迁至廉溪村，下辖崇安客溪区（樟村一带）和浦城村尾区的党组织。是年6月，划为中共闽北特委领导。1941年2月，国民党军围攻，县委书记陈子山、组织部长叶德标被捕，组织遭破坏。
（三）工委、临工委
中共上（饶）广（丰）崇（安）浦（城）工委 1947年12月，在福建与江西交界处成立中共上广崇浦工作委员会，中共闽北地委书记王文波兼任书记，属中共闽北地委领导。1948年5月党组织调整时撤销。
中共浦（城）水（吉）崇（安）工委 1947年12月，在浦城、水吉、崇安交界成立中共浦水崇工作委员会，由杨石任书记，隶属中共闽北地委领导。1948年5月党组织调整时撤销。
中共松（溪）浦（城）龙（泉）庆（元）工委 1949年2月，在福建与浙江交界成立中共松浦龙庆工作委员会，由中共闽浙边地委副书记张翼兼任书记，属中共闽浙边地委领导，革命活动坚持至浦城解放。
中共浦城城市临时工委 1947年6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派真树华回浦城，在城关成立中共城工部浦城小组。同年9月扩大为支部，真树华任书记，属中共闽浙边地委领导。1948年3月，支部与中共闽浙边地委失去联系后，仍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同年8月，改建为中共浦城城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一说为县委），由王刚（黄石坚）任书记，革命活动坚持到浦城解放。
（四）特别支部
中共仙阳监狱特别支部 1939年9月，国民党当局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谢文清、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部长赖大超、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中共金华特委秘书刘辛夫、中共浙江省委油印组组长郑香山等8位共产党员，关押在浦城仙阳的“军政部第三战区直辖浦城临时军人监狱”。同年12月，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批准，在狱中成立特别支部，直属浙江省委领导，由谢文清任书记，赖大超为副书记，周饮冰为组织委员，刘辛夫为宣传委员，郑香山为生活委员，辖两个党小组。1942年5月中旬，国民党当局疏散在押犯，将他们8人分别转押到沙县和浦城城关拘留所，特支停止活动，改为2个独立党小组，坚持斗争。不久，周饮冰、刘辛夫在城关东门外被杀害。一个月后，又有2人转押沙县，独立党小组活动亦停止。
中共浦城特别支部 1941年3月，中共党员叶独青回浦城进行隐蔽斗争，与当地中共党员张通明、叶光明建立从观前、山下花家经崇安到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铜钹山的地下交通线，并在山下成立特别支部，由张通明任书记，叶独青为组织委员，叶光明为宣传委员，直属中共福建省委领导。1946年，因叶独青工作调动，特支停止活动。
二、解放后的组织机构
（一）中共浦城县委员会
1949年6月5日，中共闽浙赣省委指派池云宝、程宗波、邱福吉等到浦城，组建浦城解放后第一个中共浦城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池云宝任书记，程宗波任副书记，邱福吉任委员。同年8月13日，南下干部到浦城，县委进行调整，只设县委书记1人。10月，增设副书记1人和委员1人。1950年1月，增设副书记1人。6月，副书记又改为1人。9月，设县委常务委员（简称常委），由县委书记、副书记及县长组成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1951年6月，不设副书记。1952年12月，设第一、第二副书记各1人。1953年1月，增加公安局长武殿屏、宣传部长吴政德、组织部长王起才为常委。1954年7月，设常委8人，由书记、副书记2人和5位常务委员组成。常委由县长和粮食局长张传仁、互助合作部长乔品、县委组织部长李鹏鹤和人民法院院长柴培建担任，直到1956年5月。
1956年5月30日至6月4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会后，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第一书记1人，副书记2人。县委常委会由第一书记、副书记及5名常委组成。常委除县长更换外，其余不变。同年9月，增设第二书记。1957年11月，副书记由2人增加到3人。1958年2月，中共浦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第一书记由中共建阳地委常委胡锦望担任，原第一书记刘全有改任第二书记。1959年2月，县兵役局局长苗全成参加县委常委。同年7月，县委副书记增加到6人。1960年5月后，副书记减为4人。11月，县委常委由史书田、姚学用两位副县长、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部长苗全成和县委财贸部长陈治国担任。
1961年9月，成立中共浦城县委书记处，常委由第一书记及书记处书记7人、副县长史书田和县委财贸部长陈治国组成。先后增补县人武部部长贾武生和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张传仁为常委。1963年5月，县委书记处撤销，改设正副书记。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常委8人，常委由县长和副县长姚学用、史书田、张传仁、李鹏鹤、县人武部部长郑荣堂、人武部第二政委苗全成和县委组织部部长王进春担任。1964年10月，由于人员调动，调整赵群成、刘璧汉为常委，县委书记胡锦望调任，由副书记李东成、孙振才主持工作。至1965年1月，任命崔来畅担任书记。1967年1月，由中共南平地委委派林申、徐宗祥担任常委。不久，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县委领导机关瘫痪。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代行县委部分职能。
1968年9月30日，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设组长及2名副组长。组长由县革委会主任担任，副组长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增旗（三三九部队仓库副主任）、张留和担任，成员由王富元（人武部副政委）、戴云清（县革委会办事组组长、三三九部队业务股长）、赵群成（革委会副主任）、段元明（组织组组长）、卫平（宣教组组长）担任。1971年4月26日至28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25人当选为县委委员，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同时撤销。同月29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产生常委7人，由县委书记、副书记2人、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希云、赵群成及县革委会政治组组长温秉琮、县革委会政治组副组长兼组织组组长谢炎孙担任。1973年11月，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赖求兴、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王三成及中共临江、忠信、仙阳公社书记徐斯葵、徐明义、聂登和为常委。1974年1月增补人武部副部长王振兴为常委。至1975年3月，由于人员调动，先后调整县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共莲塘公社书记叶新春和县
革委会组织组组长高永俊、县公安局局长韩荫恒为常委。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由于人员调动，1976年12月增补人武部政委江竞雄为常委。1977年7月，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郭文华、王子俊和县人民法院院长申天元、中共村头和管厝人民公社书记许开瑞、雷芳仁为常委。1978年2月，增补县委宣传部部长吴辉庭为常委。
1978年11月24日至27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71年4月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后，25名县委委员中，有23名未继续任职。在这期间，先后增补20名。至大会召开前，县委委员22名，其中常委11名，常委会由书记、5名副书记、5名常委组成。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7人，经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委会人员，由县委书记、4名副书记和8名常委共13人组成。8名常委，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希云、雷芳仁、吴辉庭和县人武部政委江竞雄、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邹章松、县公安局局长韩荫恒、县委组织部部长曾锡章、中共永兴人民公社书记刘水金担任。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先后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江礼银、县人武部政委吴仕安为县委常委。1983年12月，由于人员调动，增补县委宣传部部长檀中平、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姚爱琴、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圣尚为常委。1984年10月，增补县委组织部部长叶燕钦为常委。1984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委员33人、候补委员6人。11月6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委会成员，由县委书记、副书记3人和叶燕钦、檀中平及姚爱琴组成。1985年4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赖田土为常委。由于人员调动，1986年6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叶家庆和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兴华为常委。11月，增补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阮章桂为常委。1987年11月9日至11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5人。11月12日，选出常委会组成人员8人，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2人，常委5人中4人未变动，增加中共南浦镇书记刘水金为常委，暂缺1名。1988年1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叶家庆为常委。
（二）中共浦城县委派出机构
区分委、区委 1949年8月，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即着手在城关、观前、水北设区分委，为县委派出机构，分别称为中共浦城县第一、第二、第三区分委。同年9月，在莲塘、石陂分别增设第四、第五区分委，并将第一区分委从城关迁往仙阳，城关改设中共浦城县城关镇委员会。同年11月，第四区分委从莲塘迁下沙。1950年1月，在忠信、九牧分别增设第七、第八区分委。城关镇党委复称区分委，为第一区分委；第二区分委从观前迁富岭；第三区分委从水北迁观前；第四区分委从下沙迁永兴，改称第五区分委；石陂、仙阳分别改为第四、第六区分委。同年10月，第三区分委从观前迁临江，又在城内三山会馆、前洋分别增设区分委，称第二、第五区分委。设在永兴、仙阳、忠信、富岭的区分委则分别改称为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区分委。1951年2月，第二区分委从三山会馆迁至草桥头，第五区分委从前洋迁山下。1952年2月，第二区分委又迁至梦笔山。同年8月，在渔梁、连墩、水北分别增设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区分委，设在九牧、忠信、富岭的区分委则分别改称第九、第十、第十一区分委。同年9月，第十区分委从忠信迁雁塘。1953年2月，第九区分委从九牧迁柳庙（柳家墩）。同年4月，第十区分委又迁回忠信。1955年6月，区分委改称区委，第三区委从临江迁观前；7月，撤销第十二区委；9月，撤销第八、第十三区委，全县调整为10个区委。同时，不以数字编号，均以驻地名称命名区委，称城关、仙阳、观前、富岭、永兴、梦笔、石陂、忠信、柳庙、山下区委。同年12月，城关区委改为城关镇党委。1956年2月，撤销忠信、梦笔、山下、观前4个区委，增设临江区委，全县调整为6个区委。4月，柳庙区委迁九牧，称九牧区委，直到1958年5月，撤区并乡为止。
指导组、工委 1958年5月，中共浦城县委在临江、莲塘（不久改为梦笔）、石陂、永兴、仙阳、忠信、九牧、富岭、水北等9地设指导小组，9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撤销。1961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在临江、城郊、石陂、永兴、仙阳、忠信、九牧、富岭、观前设9个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1964年3月15日，9个工委并为临江、仙阳、莲塘等3个工委，同月25日撤销工委建制，设立南、中、北3片领导小组，至1965年12月撤销。
（三）党组
1953年8月，成立县工会党组，1954年7月撤销。1958年11月，中共浦城县委设政法党组。1962年7月，增设县人民委员会党组。1964年3月，撤销政法党组，分设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3个党组。1967年1月，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各党组受冲击而瘫痪，次年10月全部撤销。1978年12月，复设政法党组。1981年4月，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县人民政府2个党组。同年7月，设县人民检察院党组。1982年11月，撤销政法党组，增设县人民法院党组。1984年2月，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浦城县委员会党组。
（四）基层组织
党委会 1949年9月，一区改称城关镇，设中共城关镇委员会（简称党委），为浦城解放后第一个基层党委。次年1月，改为一区党委。至1955年12月，又改为城关镇党委。1958年2月，县林业局与森工局合并，成立县林业局党委，为全县第一个机关党委。
1958年5月，撤销区建制，全县成立40个乡2个镇，在城关镇、临江乡、富岭乡、下沙乡设党委。同年9月，撤销乡镇建制，成立9个人民公社。同时在9个公社建立党委，称东风、东红、红专、八一、红星、五星、群英、上游、卫星人民公社党委。同年12月，公社名称改以驻地为名，党委也相应改名，称城郊、临江、石陂、仙阳、忠信、富岭、水北、永兴、九牧等人民公社党委。同月，还成立屏峰铁厂党委。1959年1月起，公社党委设第一书记。11月，设立县直机关党委会。12月，水北公社驻地迁到观前，水北公社党委亦改为观前公社党委。1960年12月，县直机关党委撤销。1961年7月，9个人民公社分设为30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党委亦由9个增到30个，不再设第一书记。30个公社党委除原来9个党委外，增加水北、下沙、山桥、桥头、山下、枫溪、旧馆、濠村、西塅、洋溪、古楼、阳墩、溪南、渔梁、官路、盘亭、游枫、湖山、山路、浮流、大庄等人民公社党委。同月，成立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同年10月，县森工局与林业局分设，林业局党委撤销，成立森工局党委。1962年3月，撤销西塅、大庄、桥头、渔梁、湖山5个人民公社，其党委亦撤销。6月，屏峰铁厂党委撤销。1963年7月，设立县直机关企业党委。1964年1月，复设桥头人民公社党委，城关人民公社改称为城关镇，党委名称亦随之改变。山桥人民公社党委随驻地改变称莲塘人民公社党委。下沙人民公社撤销。4月，枫溪人民公社撤销，其党委亦随之撤销。7月，阳墩人民公社党委随驻地改变称巽岭人民公社党委。1965年5月和10月，县直机关企业党委和县森工局党委相继撤销。1966年1月，撤销桥头、山路、浮流、观前、旧馆、洋溪、巽岭、溪南、游枫9个人民公社，党委亦随之撤销。其时，全县有人民武装部党委、城关镇党委和临江、石陂、仙阳、忠信、富岭、水北、永兴、九牧、莲塘、山下、濠村、古楼、官路、盘亭等14个人民公社党委。
1967年1月后，全县各公社、镇党委机构先后瘫痪，后又相继成立各人民公社、镇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主持社、镇日常工作的临时机构。1968年6月，仙阳、九牧、石陂人民公社成立革委会，同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7月，盘亭、莲塘、富岭、忠信、永兴、古楼、官路成立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9月，濠村、山下、水北人民公社及城关镇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69年4月，临江人民公社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其公社革委会于1968年9月成立），由各公社、镇革委会主任兼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第四营党委（由原森工系统及国营林场的党组织合并组成），属十四团党委领导。10月，富岭、九牧、盘亭人民公社召开党代会。其后，在1971年2月，仙阳、莲塘；3月，水北、官路、城关镇；4月，临江；7月，古楼、永兴、石陂；8月，忠信各人民公社相继召开党代会，产生党委会。同年8月，成立县直机关党委会和福建省汽车第六团第四营党委。9月，濠村、山下人民公社召开党代会，并产生党委会。至此，全县人民公社、镇的党委会全部产生。党委会成立的同时，党的核心小组随之撤销。1972年3月，成立水南、管厝人民公社，并同时成立党委会。1973年2月，福建省汽车第六团第四营党委撤销。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第四营党委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直工股党委。12月，成立铜矿临时党委。1974年9月，随着建设兵团撤销，成立县林业办事处临时党委。1975年4月，成立林业汽车保修厂党委。6月，林业办事处与林业局合并，临时党委撤销，成立林业局党委。9月，成立铜矿党委会。这年，全县有县直机关党委、林业局党委、铜矿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和城关镇、莲塘、临江、山下、永兴、古楼、石陂、濠村、富岭、水北、仙阳、忠信、九牧、官路、盘亭、管厝、水南等17个人民公社党委。1977年7月，水南人民公社改称村头人民公社，党委名称随之改变。1978年5月，成立县公安局党委。1981年9月，水北人民公社党委、城关镇党委、村头人民公社党委，因驻地更名而改为水北街人民公社党委、南浦镇党委、万安人民公社党委。1983年8月，成立县经济委员会党委。198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六〇九团改制为核工业部华南地质勘探局二九四大队，其党委属中共浦城县委领导。3月，仙阳、富岭、临江、石陂人民公社改建为镇。这4个公社党委亦改称为镇党委。8月，还成立财贸办公室党委。9月，人民公社建制改为乡建制。各人民公社分别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乡党委成员，成立乡党委。同年，成立水南乡党委。1985年4月，成立农业委员会党委。1986年1月，县财贸办公室党委随机构改称，名为县财贸委员会党委。同月，枫溪设乡，同时成立乡党委。至此，全县有县直机关党委、农业委员会党委、林业局党委、经济委员会党委、财贸委员会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县公安局党委、铜矿党委、林业保修厂党委、二九四大队党委和南浦、临江、石陂、富岭、仙阳等镇党委及莲塘、山下、永兴、古楼、濠村、水北街、忠信、九牧、官路、盘亭、管厝、万安、水南、枫溪等乡党委共29个。
总支、支部 1949年底，在已成立区政权的地方与县直机关共建立10个支部。1950年，全县有15个支部，其中党政群团系统4个，财贸部1个，农村10个。1952年8月，开始建党后，支部迅速增加，从上年的15个支部增加到45个。1953年8月，工会党组成立后，在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营工厂中开展建党工作。1954年，农村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至4月份，建立起62个支部，全县48.4％的乡有党支部。7月，成立中共浦城县工人支部委员会。是年，县印刷厂和县电厂合成立1个党支部，至年底，全县支部数从上年的57个增加到146个。其中党政群团系统18个，工交邮电系统3个，财贸系统4个，教育文化卫生1个，农业及农村120个。1955年，县印刷厂单独成立支部。1956年6月，成立梦笔直属乡总支，为全县第一个总支。1958年5月，全县成立40个乡、2个镇，除建立4个党委外，成立28个乡总支、10个乡支部。9月，全县成立9个人民公社、86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都建有支部。是年，全县支部数从上年的148个增加到208个。1961年5月，生产大队由175个增加到306个。7月，增加到324个，并在每个生产大队都建立支部。是年，林业局党委改为总支，至年底，全县支部数由上年的233个增加到450个，总支有7个。至1965年，全县有7个总支、407个支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支部、总支一度瘫痪。1969年3月开始整建党后，逐步恢复。1970年，全县支部均已恢复。是年，全县有360个支部。1972年，支部从上年的365个发展到409个。1973年，全县建立6个总支，至1976年，全县有476个支部、8个总支。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1979年，支部发展到537个、总支达10个。1984年9月，撤销公社建制，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党组织即改为村支部。是年，全县支部从上年的536个增加到630个，总支从上年的10个增加到14个。1988年，全县有支部727个，其中农林水系统和农村330个，工业系统99个，地质单位2个，建筑系统10个，交通邮电系统11个，商业物资系统56个，房地产与公用事业7个，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14个，教育文艺广播事业55个，科研单位2个，金融保险单位20个，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单位89个，其他32个。总支21个，其中农林水系统3个，工业系统4个，地质单位2个，国家机关社会团体12个。
（五）县委工作机构
1949年6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成立，未建立工作机构。同年8月，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县委机关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1950年1月，增设生产抗旱办公室（后称生产救灾办公室，又称生产办公室）。5月，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设研究室，属秘书处领导。1951年8月，增设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与宣传部合署办公。同时将秘书处改为秘书室。1953年6月，增设区乡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1954年4月，增设互助合作部。9月，研究室改为办公室，仍属秘书室。1955年7月，区乡干部训练班改为党员干部训练班（简称党训班）。10月，增设财政贸易部（简称财贸部）。1956年2月，撤销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监委会）。5月，增设工业交通部（简称工交部）、文化教育部（简称文教部），统战部从宣传部分出单独办公。10月，生产办公室移属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2月，整编机构，4月结束。统战部、文教部并入宣传部，新设县委办公室。保留县委秘书室、组织部、财贸部、合作部、工交部、监委会、党训班，撤销县委检查团、知识分子办公室、资改办公室。8月，办公室直属县委。10月15日，增设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党史办）。1959年7月，互助合作部改为农村工作部（简称农工部）。1961年10月，党训班改为党校。1962年，根据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精神，分别于7月和12月撤销党史办和工交部、财贸部。1965年6月，设工业交通政治部和财政贸易政治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8月，农工部改为农村政治部。1967年1月后，县委机构受冲击，工作机构瘫痪。为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替代县委工作机构的部分职能。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同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4月，重新成立中共浦城县委，但均未成立工作机构，由县革委会工作机构行使县委工作机构职能。1972年5月，重设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和县委党校。1974年8月，成立县委组织组、宣传组，并行使县革委会人事管理、文化工作的职能。1975年1月，增设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76年2月，县委组织组、宣传组改为组织部、宣传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县委工作机构逐渐充实、完善。1977年12月，成立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9月，成立县委保密委员会。12月，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分开办公，并设统战部。1981年7月，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4月，改称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1月，成立政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83年10月．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进行县级机构改革，县委工作部门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党史征集委员会与宣传部合署）、统战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与统战部合署）、政法委员会。1984年1月，增设调查研究室。7月，成立“五四三”（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活动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7月，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改为实体单位，其办公室撤销。8月，调查研究室改为政策研究室。10月，政法委员会改为实体单位，其办公室撤销。1987年5月，“五四三”办公室改为股级机构。9月，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改为党史工作委员会。11月，县委保密委员会改为实体机构。1988年，县委机构有10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研室、党校、党史工作委员会、对台办、保密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第二节 历届代表大会
一、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30日至6月4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237人，实际到会代表234人，代表全县148个基层支部2612名党员。列席代表17人。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六年来工作总结》、《关于执行省委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报告》、《关于当前工作意见》、《乡镇区划报告》、《浦城监察工作报告》。会议确定以农业为主，开展多种经营生产运动，贯彻“勤俭办社”原则，以保证90％社员增加收入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并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会议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委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监察委员9人，候补委员3人。并选举刘全有、乔品、张传仁、陈正贵、王从荣、陈章浦、王有章等7人为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二、中共浦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8年2月9日至2月13日在城关召开。这次大会原为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67人，均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会议采取县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列席代表达479人，特邀代表49人。会议贯彻省党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听取《关于当前形势任务》、《我县一年来整党运动情况及今后工作安排意见》。通过《1958年全面规划意见修正草案》、《中共浦城县委关于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和《继续全面、普遍、深入地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争取整风全胜，为保证提前五年实现“四十条”，推动58年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反映全县人民加快建设山区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愿望，但由于“左”倾思想影响，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检查和批判在农业生产上所谓不敢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在此基础上，具体制订全县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划和研究各方面大跃进的措施，并研究继续全面、普遍、深入地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三、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1年4月26～28日在城关召开，代表649人，出席会议613人，列席代表17人。这次大会，是在全县已建立365个支部，17个公社已有9个召开党代会，7个公社恢复党委，5926个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代表，未经党员选举，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大会听取中共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向大会所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报告。会议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5人。撤销中共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恢复中共浦城县委，并选举出席中共建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47人。会议始终“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错误地肯定和歌颂“文化大革命”。在接着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并强调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但会议中提出发展浦城经济的任务，有利于浦城局势趋向稳定。四、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1978年11月24～27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500人，实际到会483人，代表全县504个基层支部8643名党员。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7人，还选举产生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刘璧汉、林源望、赵文章、萧金仆、黄炳建、黄德武、林让弟、吴珠凤（女）、徐子圭（女）、张依秋等10人。大会提出联系本单位实际，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任务，对拨乱反正起积极作用。同时，提出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和加快浦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彻底改变浦城面貌的任务，符合全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这次会议，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基本经验加以肯定。
五、中共浦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1984年11月3～5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413人，列席代表11人，特邀代表3人，代表全县630个基层支部10435名党员。这次大会代表普遍采取以基层党委为选举单位，召开代表大会，先采用差额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办法产生。县直机关和省、地属厂矿，由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代表中专业技术人员占21.4％，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两户一体”（个体户、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的代表占18.4％。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为更好地开创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差额选举办法，选出县委委员33人、候补委员6人，选出邱阿旺、宋衍川，候补代表潘华妹（女）等为出席中共福建省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六年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工作上全面拨乱反正和进行四化建设的经验，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会议指出，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和各项交往活动日益频繁，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将伴随而来，并且不可避免会侵蚀到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会议提出，要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污染的能力。特别要正确区分正当经济活动和经济犯罪的界限，满腔热情地保护、坚持各项正常的经济往来，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
六、中共浦城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1987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395人，实际到会代表386人，列席代表93人，特邀代表14人，代表全县697个基层支部12245名党员。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把纪律检查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第六届中共浦城县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当选的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5人。大会根据中共“十三大”精神，提出浦城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和团结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浦城在建阳地区南平——邵武——浦城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作用，加快浦城经济的发展，全面完成“七五”计划，为后十年浦城经济全面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节 党的建设
一、发展党员
1927年秋收后，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办事处在岱后举办农民夜校，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发展培养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在新兴七一带领导工人、农民开展罢工、抗捐、抗税斗争，把一批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1930年，全县有党员49人。其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党组织在根据地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不断壮大。1932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大规模肃反运动在浦城苏区展开，大批党政负责人、红军战士及群众被以“AB团”、“改组派”的罪名错杀，党的组织大为削弱。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时期，党组织积极培养先进分子入党。1936年6月，中共龙遂县委书记兼浦北区委书记曾友席到龙浦边境恢复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洋秘密发展党员。1937年共发展党员50多名，全县党员增加到236人。抗日战争开始后，浦城根据地多数党员北上抗日。留在根据地的党员按照“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党的组织。至1945年8月，党员达到459人。解放战争中，游击队撤离浦城，境内只留少数党员率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4月，城工部浦城小组成立后，至1949年5月发展党员35人。
1949年10、11月，在南下干部中吸收2人入党，年底，全县有党员77人。1951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结合第一批土改，在大庄乡公开进行建党试点，发展党员6人。1952年9月，县委分批举办学习班培训积极分子，在县直机关中吸收11人入党。10月，结合“三反”整风，举办区乡干部及农村积极分子建党训练班。在参加训练的204人中，发展党员108人。年底，全县党员达278人。1953年3月，抽调人员在11个区分别选择一个乡进行建党实践，至9月，在全县44个乡发展党员157人，在县直机关发展党员60人。9月以后，贯彻“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方针，建党工作转向巩固提高。是年，全县党员480人。1954年，建党工作采取“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方针，加强不满3个党员的乡的建党工作，全年发展新党员698人，其中机关103人，工人40人，学生1人，农村554人，全县党员达1091人。1956年，根据“积极慎重”的方针，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年，发展党员881人，全县党员2612人，党员文化结构有所改变，同上年相比，大专程度增到9人，高中程度从17人增到55人。
1957年，暂停吸收党员，建党工作重点转到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1958年，以农村偏僻地区和领导薄弱的乡、炼铁厂和其他厂矿、中小学教员为重点，发展党员490人。是年，由于新建单位多，有相当部分新单位没有一个党员。县办厂矿工人1946人中只有党员87人，占工人总数的4.47％。1959年，将领导薄弱的单位作为重点，发展党员988人。是年全县党员389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农村3062人，工人178人，中小学教员44人，卫生技术人员17人，机关干部534人，其他60人。1961年开始整风整社运动，暂停吸收党员。1962年根据中央“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接收新党员”的指示．建党工作加强。1965年上半年，强调“思想入党”，把经过实践考察锻炼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是年发展党员47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建党工作停顿。1969年3月，在仙阳公社登俊、管九大队进行整党建党“吐故纳新”的试点，至1970年2月结束。5月开始全面整党建党，是年发展党员242人。至1975年，党员人数有很大的增长，由1972年6391人增加到8016人，增加1625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采取突击发展党员的办法，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进入党的队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建党工作进一步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注重党员素质的提高。1979年起，开始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983年，吸收党员56人，其中技术人员16人，占28.57％。1984年，将吸收大中专毕业生、回乡知识青年和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作为建党的重点。全年发展党员178人，其中知识分子74人，占41.57％。1985年继续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全县发展党员670人，为1984年发展党员数的3.76倍，其中知识分子268人，占新发展党员40％；专业技术人员251人，占新发展党员37.46％。1986年在继续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同时，重点发展农村先进青年和工交、财贸第一线青年生产骨干入党。在部分乡镇实行由共青团、民兵、妇联组织推荐优秀分子，由党委考核党员的做法，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全县发展党员499人，其中25岁以下青年113人。1987年，全县发展党员685人，其中35岁以下428人，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81人。1988年，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以“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证质量”为指导思想，注意重视优秀知识分子和青年骨干的发展工作，注意发展工、农、财第一线知识分子，逐步使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是年，在发展的党员中，30岁以下的占4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53.1％，专业技术人员占11.8％，妇女占23.2％，农村占67.1％，先进人物占13.6％。是年全县党员12364人，其中女党员1359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占24.72％，45岁以下的党员占52.09％。
二、整党整风
浦城党组织在创建初期，注意党风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党内的重大问题，都经充分讨论，每人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坚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奋不顾身保护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师进入浦城，干部战士人手一份《入城三大公约》、《入城十项守则》，在进城之前认真学习。5月13日清晨，天下着毛毛细雨，进入城区的干部战士不惊动群众，露宿屋檐下，群众得知，请战士进屋，均被婉言谢绝，人民解放军严明纪律使群众十分激动。县军管会成立后，即出安民告示。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后，严格要求党员发扬革命优良传统，领导自带行李铺盖步行下乡，深入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浦城县委领导全县党组织开展整风整纪，检查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经验主义作风。同年10月17～26日，区、乡、村干部339人集中到县整顿作风。在整风中，联系实际，揭发工作中脱离群众和危害群众的事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整风整纪，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有所提高，群众观点得到加强，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1952年2月，浦城进行“三反”运动。9月初，结合“三反”开展整党运动，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党员都严格检查与批判思想上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并作整风鉴定。对错误严重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对教育无效的1人开除出党。至1954年整党运动基本结束，通过整党，提高了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对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起重要的保证作用。1954年6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对团结问题和集体领导问题进行检查，增强县委战斗力。1955年11月开始，结合粮食的“三定”、整社和生产工作，分四批开展整党，至1956年结束。通过整党，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丧失立场的及入党动机不纯的党员共32人进行处理，其中开除20人。1956年9月20日，中共浦城县委规定，每月中旬召开1次监察委员会议，县委委员除在机关支部参加支部生活外，每月召开1次县委生活会议。
1957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用整风精神总结检查1956年全面工作，对党员、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同工同酬、同甘共苦的教育。5月24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整风指导小组，开展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动员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向党的领导提意见，帮助领导干部克服缺点，提出意见1736条，中共浦城县委采纳676条，边整边改。1958年1月，全县开展改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为农村大跃进作好准备的整党整社运动，3月份基本结束。8月，在县直机关党员中进行突击整党运动，检查党员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的态度，解决党员干部干劲不足、甘居中游思想。这次整党运动贯彻“左”的作法，“反右倾”、“反保守”，使一些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59年5月上旬至8月，全县9个公社、172个经济核算单位，分两批进行算帐整风，解决“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平调风及一些干部作风不正、经济不清等问题。开始清理“左”的错误。10月，自县委机关开始，每个基层党支部自上而下开展以“反右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刚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一些干部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1960年上半年。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中共浦城县委于1960年12月30日至1961年1月9日召开第六次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在干部中以反“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共浦城县委自我批评，作出关于“五风”问题（“共产风”、乱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的检查。为带领群众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县委要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带头过紧日子，全县广大干部下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商生产大计。1963年2月，中共浦城县委在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扎根扎到最基层，蹲点蹲到生产队”、“蹲在点里艰苦工作，下到田里参加劳动”的号召。6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县直机关46个单位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共浦城县委常委从8月27日至9月2日，采用过组织生活会的形式，用整风的精神对照检查在工作、生活、作风、领导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人人过关，事事讲清，由县委书记带头。9月30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历时5天，县委常委10人，副县长1人，全部在大会上作检查。其后县委委员10人，正、副科局长70人，单位负责人9人，分两批在单位或系统作检查。中共浦城县委在领导“五反”运动中，边检査，边整改。县委、县人委领导停止中灶待遇，停用吉普车，下乡工作全部坐班车。11月21日至12月4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近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工作组成员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次运动岀现“左”的错误，错整了许多干部，但在改进干部作风，解决干部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等方面问题，起了一些作用。1964年社教运动中，有33名党员受处分，其中开除党籍11人。1965年有12名党员受处分，其中开除党籍6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瘫痪，党风建设遭到破坏。1971年2月5日至13日，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发动群众，引火烧身。会后，在县直各部门及各公社也陆续展开。6月至9月，分期分批召开党员干部批修整风学习班，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参加人员进行“斗私批修”。9月，县、社两级开展整顿机关作风，着重批判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原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存在的骄傲自满、搞派性、闹不团结等不正之风进行揭发批判。1972年4月1日，开始学习中共中央的《纪要》,《纪要》传达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6月，中共浦城县委常委以整风精神学习《纪要》，检查党委包揽事务过多，骄傲自满情绪等方面问题，提岀继续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9月8日开始，召开为期7天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会后，在全县开展批林整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4年，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子女招工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予以清退。是年11月，在县直机关开展“公物还家”运动，全县共有22707人归还各种公物54799件。1975年3月开始，县直机关开展反击“资产风”，对机关中存在的吃喝、腐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经营个人“安乐窝”以及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等问题，进行揭发批判。11月初，召开为期7天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县委整风。12月上旬，在水北、濠村两个公社开展党委整风。12月下旬，全县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整风，1976年1月10日前结束，1月中旬开始转向大队支部，实行开门整风。整风中，将领导干部是否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直到2月下旬，全国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门整风停止。
1978年6月17～21日，中共浦城县委常委进行小整风，采取学文件、摆问题、谈认识、分是非的办法，检査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否定1975年工作的错误。1979年，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査委员会，贯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防干部侵吞农村社员劳动所得，用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知》，作出4项决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中共浦城县委举办训练班，组织党员学习，查处各种违纪案件。1981年，中共浦城县委联系浦城实际，总结解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发出《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规定》，反对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不准利用职权建房谋私利，严禁招工、招干“定后门”。1982年2月16日，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党的建设着重抓党风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使各级党的组织生活正常化。3月31日，中共浦城县委作出《关于党员干部私人建房问题的处理决定》，县委组织人员，对19户正局级领导、公社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建房问题进行清查。7月作出处理，折价归公4户，补价7户，拆除1户。9月4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四个方面问题”清理领导小组，严肃处理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建造私人住宅，为亲属“农转非”，招工“走后门”和在对外活动中违反规定接受礼品，购买紧俏商品等问题。1983年，中共浦城县委根据中央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的指示，打击经济犯罪，查处一批党员干部经济犯罪活动的案件。3月5日，开始建立各级党组织纪检机构，基层委员会成立纪检委员会，党总支设纪检组，党支部设纪检员。中共浦城县委先后在3月30日、6月19日、7月5日，召开三次组织生活会，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农转非”、招工、建私房、买木材四个方面自觉进行清理，同时研究处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中的问题，清退领导成员中为亲属“农转非”3户4人，招工3户3人，建私房1座，折价归公；清退5人直接向社队所购木材19.73立方米。10月7日，中共浦城县委制定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党风，实行“三定三包一督促”的责任制，“三定”是定承包的对象、定时间、定职权范围；“三包”是包党员思想教育、包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包及时纠正不正之风；“一督促”是督促被承包单位的对象对责任制的执行，被承包单位和对象督促承包人的表率作用。1984年5月开始，对全县干部职工借用、拖欠公款进行纠正。经过清理，全县有2505名干部职工拖欠公款36万多元，收回副局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72人、党员362人拖欠的公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浦城县委从1985年6月16日开始，分3期5批进行整党。1986年2月，召开县直机关单位党员大会，要求县直机关单位党员在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中作出表率。4月初，又召开深入端正党风和机关作风的动员大会。6月，学习贯彻中纪委整顿纪律的通知，进行全面组织整顿纪律的大检查，实行自查自纠和检查督促相结合，在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结合行业特点，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年底，整党基本结束，全县参加整党的有11074名党员。整党中，查处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146件153人，受党纪处分96人，其中开除党籍25人。全县已登记党员10850人．不予登记34人，缓期登记41人，待登记28人。全面清查“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和12起重大事件。同时，调整领导班子98个，调整成员177人。1987年5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工作的意见》，其后，全面开展党风大检查。自实行党风承包责任制以来，至年底，农村党支部已建立党风责任制413个支部，占应建的94.2％，还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325个支部的5971名党员，重点联系12345户村民。12月，把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单纯抓办案转变到把从严治党和支持改革相结合的新观念上来。1988年2月，在管九、金樟、九秋村开展党员目标管理的试点工作。5月在全县铺开，同月，还在临江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试点。9月，纪检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纳入搞好治理整顿的轨道。在支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坚决、准确查处党内违纪案件，特别是经济案件。全年共查处违纪案件80起，其中立案23起，处分党员28名（其中开除党籍2名）。年底，全县288个村支部，有6380名党员落实目标管理，签订责任书，占全县农民党员总数的95％，这一做法还推广到部分县直单位支部。367个支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结束，共评出基本不合格党员226名，占参评党员3％；不合格党员108名，占参评党员1.4％。其中劝退、除名、自行退党的共84名。是年，纪检队伍也得到加强，全县设有各级纪检机构47个，纪检专职人员129人。
三、思想、路线、理论教育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除选拔优秀青年党员到上级党校学习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学习《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等党的基本知识，兼学文化、军事等知识。以提高党员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王助在濠村召开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和各区委干部会议，针对不少干部认为国民党挑起内战，不能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反复阐述党中央“团结抗日”指示的正确性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扭转干部的不正确的看法，为建松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1940年2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在仙山岗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轮训支部成员，统一思想，使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党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1947年1月28日，中共闽浙边地委书记陈贵芳、副书记张翼参加省党代会后，率一支18人队伍，从古田经浦城返回建松政地区。行军途中，针对有些同志对开展闽浙边游击战争信心不足的情况，开展思想整顿，统一部队思想，树立革命信心。
解放后，中共浦城县委重视党员政治思想和理论学习。1950年，结合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对党员进行政策和阶级教育。1951年起，实行“党日制”，每星期六，各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的基本知识，对党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结合“三反”整风，举办为期15天的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共产党员坚持革命到底等教育，解决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土改结束，地主打倒，农民分到田地，革命到此为止，不想继续工作的错误思想。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有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等。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克服革命的盲目性和摇摆性，为自觉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打下思想基础。1953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设区乡干部训练班，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重要基地。支部实行“党日制”，每月7、14、21、28日为支部活动日，以掌握党员思想动态，及时加强教育。1954年9～10月，中共浦城县委先后举办两期区乡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农业合作化教育。1955年7月，区乡干部训练班改为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总路线、互助合作政策及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区乡党组织还把统购统销与党员教育结合起来。1956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健全县委学习制度，规定每天早上学习一小时，星期三、六下午为学习日。是年县委开办党员学习班、训练班，有629名党员参加理论学习，429名党员参加文化学习，还抽调13人参加省委党校学习．96人参加地委训练班学习，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1957年9月，对党员进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重要性及国家粮食局势、粮食方针政策的教育，有63.4％的农村党员参加各区乡举办的骨干训练班。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采取“大辩论”形式，克服党员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1958年，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五好”（政治思想好；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决议坚决，完成任务好；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同甘共苦好；技术革新好；学习好）党员评比竞赛活动。是年，县委成立学习中心组，县委委员、正副部长参加。1959年，县、社举办各种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党员1467人，除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外，主要是在党员中“反右倾保守”，灌输“左”倾思想。1960年，全县举办13期党员训练班，训练党员1011人，系统地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及毛泽东著作。1961年10月，党训班改为党校。是年，针对部分党员对克服暂时困难信心不足、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等教育。县委、工委分别举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1054人。是年11月2日至12月底，还举办7期有1239名县、社、队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的训练班，学习《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论共产党员修养》等。1962年，继续进行党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进行形势任务和支前教育。年底，以党课的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员的八条标准。1963年1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几点意见》，要求采取党校集训和在职学习的方法，坚持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教育。1964年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普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同时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作为党课的主要教材。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五好”（思想好、工作好、参加集体劳动好、密切联系群众好、学习好）党员评比。1965年县委党校和公社党训班，采取集中、分片和就地三种形式，对全县农村党员进行训练，受训3160人，占农村党员90.4％，训练内容以毛泽东著作、党员标准和形势任务为主要内容。1966年1月，开始对社队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一次短训，以形势教育、备战教育为主，学习毛泽东关于战备方面的论述，树立“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思想。2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其间，中共浦城县委先后组织学习刘英俊、32111钻井队，以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教育党员。
1967年至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前，浦城两派对立，武斗不断，党员的培训停止。1969年1月3日，县委党校改为“五·七干校”，迁到吴山。在“五·七干校”成立斗、批、改学习班，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此受到打击和迫害。1970年3月“五·七干校”撤销。7月10日开始，全县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971年4月，中共浦城县委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强调路线斗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6月1日至10月上旬，先后举办3期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参加的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班。有628人参加，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判陈伯达等人反党罪行。这对提高党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有一定的意义。是年至1972年，首先在党内传达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清算林彪等人的反革命罪行。1972年5月，重建县委党校。1974年，开展所谓“批儒评法”，把大讲儒法斗争史作为党员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1975年，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6月，举办县直机关党员理论学习班，525人参加学习。1976年3月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5、6月先后举办两期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县直机关组局部分领导、公社党委委员等210多人，集中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和“走资派还在走”两个问题。讨论会使已被纠正的错误思想重新泛滥，造成思想混乱。
1976年底，全县各级党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指示和有关中央领导人讲话和文件，统一思想认识。1977年，中共浦城县委召开三期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学习班，有576名党员、干部参加。1978年1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中心学习小组。有县委领导及各部委领导19人参加，聘请县委党校的教员为学习秘书，每半个月集中学习讨论一次。10月26日，中共浦城县委作出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决定，每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一次支委会，一次支部大会，上一次党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79年，主要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3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提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当前党的建设中一项迫切任务。6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学习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意义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提倡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解放思想，探讨浦城在四化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年，还举办11期大队支部书记等1700人参加的短训班，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是年的学习对清理“左”的影响起很好的作用。1980年，主要组织党员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县党校举办轮训班11期，轮训1650人。1981年，县党校举办15期培训班，3390人参加，主要学习《陈云同志文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过学习，党员干部进一步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提高理论水平、政治水平。1982年7月开始至1983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党校联合举办培训班，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分期分批学习中共十二大文件，进行党章教育，各公社和县直单位也举办学习班，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和办法。1983年10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
于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的通知》，组织5次学习辅导，参加人数达2100多人次。宣传部编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辅导材料，《党员必读》中7篇文章的内容提示，同时举办广播辅导讲座5次。1984年继续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县直机关和乡镇党委、党总支，举办26期训练班，训练8149人。10月开始，全县按照党内先走一步的要求，再普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宣传部通过组织辅导，编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解答，举办广播问答
等进行辅导。1985年，进一步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求党员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真正做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5月4日，为加强党员教育，成立县党员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党员电化教学办公室，录制《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等电视教学片6部，使党员教育工作开展得更加生动、直观。6月16日，第一批整党工作开始后，举办训练班，开展整党单位的2033名党员参加整党学习。1985年12月初至1986年1月16日，县乡举办22期培训班，培训党员9967人，占党员总数90％。1986年，结合整党，县乡及机关企业举办66期训练班，训练党员11119人，占党员总数95.46％。1987年，在党员中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再教育，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列为重点。6月，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本书。11月27日至12月3日，县委学习中心组成员和县直部委办领导50多人，集中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三个问题，联系实际，专题讨论。是年举办培训班222期，受训党员10865人，占党员总数的88.73％，建立电化放映点249个，播出1608场。1988年，党员的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正规化、阵地化的轨道，以县、乡党校为主要阵地，电化教育为主要手段，以“两基”（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县委党校举办4期培训班，培训副局级党员领导和村党支部书记479人，全县19个乡镇党校共举办培训班125期，培训党员8634人，占农村党员总数97％。电化教育播放点达288个，摄制电教片6部、复制16部，播放2976场，受教育党员达10673人次。中共浦城县委下达4个有关党的教育文件，在教育内容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先后开展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和党的基本路线、生产力标准讨论，进行形势教育，在全县不同范围内举办“我心目中的党员形象”、“我说这十年”演讲比赛和党的基本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开展评选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为民办实事，为党添光辉”等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四节 宣传工作
一、时事政策宣传
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办事处成立后，特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徐履峻在新兴七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主张，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等口号，得到群众的拥护，新兴七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9年4月，伍弟奴等人在水北等地的贫苦农民中宣传“农民种田不交租，欠债不要还，受苦人要存活路，组织起来造地主老财的反”，发展一批民众队员。1930年开始，中共党组织在浦城召开贫农团会议和群众会议，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革命政策，当年在新兴七和樟村等地有8个乡村开展土地革命。1935年1月，闽北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10万军队的围攻，浦城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5月，中共龙浦县委委员、区委书记曹景恒，隐蔽在毛洋横坑附近的山洞中，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自己动手编印宣传品，交给地下党员张贴。1936年6月，曹景恒又在东坑桥联系群众，宣传红军宗旨和党的主张，提高东坑桥群众的觉悟，那里的群众组织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城党组织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5月，中共龙浦区委书记傅家立，率工作团到东坑桥、青草洋、庆元山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榆坞、东坑桥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枪口对外”的方针，使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抗日主张深入人心。1939年8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干部在后洋、黄竹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还自搭舞台，上演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戏剧。
解放战争时期，浦城党组织把宣传群众作为重要任务，赢得群众支持。
1949年5月15日，县军管会成立后，部队宣传员在城区街道和农村书写标语，登门宣传，使群众加深对党的政策了解，消除误解，出走的群众很快就返回城内欢庆解放。8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成立后．在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950年1月，县人民文化社成立，为开展经常性群众宣传打下基础。1951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设收音站，扩大宣传面。是月，开始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5月1日，全县城乡8万人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游行示威，宣传活动声势大、范围广，有助于提高各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月，建立宣传网。这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6月下旬开始纪念活动，县委主要领导分别向机关全体干部和各界群众3400余人作9场报告。7月1日举行晚会，组织城区小学教员联合演出话剧，各区乡相应举行各种活动。同年还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1952年，利用城乡多次举办的物资交流会，进行宣传。8月16日至18日，在城关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会议调集56人，设宣传、通讯、广播3个股，向群众宣传物资交流、爱国卫生、婚姻法及各种政策。9月，新华书店浦城支店成立，通过门市部销售、流动服务、会议摆摊、送货上门等形式，发行图书，使书店成为党的宣传工作重要渠道之一。1953年1月，全县建立报刊发行代办站，扩大报刊发行量，使党的报刊发行更加普遍深入。2月，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宣传婚姻法。12月起至1954年，集中力量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方针、政策。1954年9月11日，开展对棉布统销的宣传，及时克服群众由于对计划供应办法不习惯而产生的各种错误认识。是年，全县建立起一支宣传队伍，有党的报告员54人、宣传员1752人。1955年2月25日组织工作组下乡，进行普遍深入的形势教育，通过国防重要性、义务兵役制优越性的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国防观念，树立服兵役的光荣感。是年3月到10月，以宣传粮食工作为重点。3月2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各乡开展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的几点意见》，通过宣传使农民明确粮食购销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情绪稳定。8月，对城镇实行粮食按人定量供应，对此开展宣传，促进城镇居民遵守定量供应制度，节约粮食，保证国家建设。11月开始，着重宣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宣传中批判“右倾”思想，加速浦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7年1月26日和4月1日，中共浦城县委连续发出学习《（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的通知。2月，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宣传月活动，为全党整风作思想准备。11月，又在全县农村开展以《纲要》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大辩论。但在宣传中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向群众灌输急于求成的思想。1958年6月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月。6月3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广播大会，号召各级领导把学习宣传总路线当作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来看待。其后，城关组织60名党员干部到14个点作报告，设立2个固定宣传站、9支宣传队、15个流动宣传队，还出动宣传车进行街头宣传。农村也组织3500人的宣传队伍，深入乡、社宣传。6月10日后，组织2万人进行宣传。在宣传中强调加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反映群众普遍愿望，但不顾客观规律，宣传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加速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30日、9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连续发出宣传大办人民公社的通知，为在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制造舆论。9月10日晚，城关2.14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挑衅和武装威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农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10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全党“为钢铁而战”宣传运动月的意见》，为在11月形成全县10万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推波助澜。1959年，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宣传，宣传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论断。2月，全县各地集会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不切实际地宣传1958年的工作成就，以图掀起更大的“跃进”。8月2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宣传意见》，要求这次宣传做到“快、猛、大、广、深、好”。其后，开展“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使“左”倾错误延续。9月中旬，中共浦城县委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放卫星、迎国庆”的口号。同时开展建国十周年伟大成就的宣传教育运动。10月1日，全县城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举办大型展览。1960年元旦前后，全县掀起一个突击宣传周，宣传“大跃进”，大搞标语化。7月开始，宣传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8月下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组织宣传《十二条》中规定人民公社
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等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1961～1962年，主要宣传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在农村宣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讲清形势，调动群众积极性，鼓励干部群众战胜困难。1962年10月开始，宣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强调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错误批判包产到户。1963年1月开始，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以进一步宣传和贯彻《六十条》为中心内容，同时进一步批判包产到户。3月，宣传雷锋精神。11月，宣传《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也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1964年1月22日，开始宣传大庆油田会战精神和大学解放军。2月18日，在县直机关全面开展反修宣传。2月24日，在全县范围内传达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国庆前夕，大搞标语，在城关街道制固定标语牌140处，在县境内主要公路沿线书写大型标语40余条。国庆期间，在城关举办展览，有15个陈列室。是年全县组织121支宣传队，上街宣传230次，组织300多个报告员到生产队、工厂、居委会作报告，进行社会主义、增产节约、形势任务教育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政策教育。1965年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宣传。1月29日，中共浦城县委在城关召开万人大会，宣传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在全县城乡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一方面要求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3月，进行大学毛泽东著作的大宣传，各单位、各公社制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计划。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1000多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4000多套、乙种本1万多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5万多册。4月至6月，在干部中进行援越抗美的宣传教育。7月至9月，经过层层试点，在全县群众中宣传准备打仗，开展备战教育，强调要以做好工作、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1966年上半年继续开展形势、备战的教育，同时宣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宣传，动员干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广播，当晚，城乡群众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11月．大搞“红海洋”，全县制作毛泽东语录牌1万余块。是年，家家挂毛泽东像，会会朗读语录，处处有语录歌声。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之前，由党组织统一领导有组织的宣传工作停顿。县革委会成立后，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即组织收听，当晚举行游行，而后利用宣传车上街反复重播，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贯彻。1968年10月11日，县革委会召开“三忠于”誓师大会，其后，迅速建起向毛泽东请示台3200多个，“三忠于”专栏3900多个，人人胸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进行“早请示”、“晚汇报”，神化领袖。1969年4月2日，在县广场召开全县3万多人的大会，庆祝中共九大开幕，“九大”结束后，进行大宣传、大贯彻，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400多期，参加学习16万人次，使“文化大革命”理论在全县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1970年，宣传县革委会提出“举红旗，学大寨，赶昔阳，明年农业跨《纲要》，争取‘四五’上千斤”的口号。一切都以路线斗争为纲，把种不种双季稻，工业支农不支农都看作是路线斗争。文艺方面宣传“样板戏”，学唱“样板戏”形成热潮。1971年4月，撤销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中共浦城县委员会。其后，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大多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结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宣传。1975年，全国形势好转。浦城在这期间，对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法进行宣传，受到群众的拥护，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扑和破坏下，难以为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浦城县委连日组织游行，庆祝这一胜利。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中共十一大提出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1978年3月5日结束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共浦城县委都组织大规模宣传，使群众明确新时期总任务是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1979年，集中力量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2月3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宣传、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意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行宣传，促进干部群众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伟大转折。同时，还在农村开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宣传。通过宣传，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起很大作用。6月12日至19日，在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周活动，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1980年3月，两次认真清理旧标语，凡是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标语，基本被清除或更换，保持城镇标语的严肃性。12月，开展新婚姻法宣传月活动，提倡婚姻、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新风尚。1981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重点开展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9月，全县组织1670人的宣传队伍，宣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城乡宣传380场，到会群众19.65万人。其后结合各方面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11月上旬至1982年春，在农村开展“四、三、二”教育中，全县组织1000多宣传员、报告员下乡宣讲。通过宣讲，消除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种种误解，分清是非界限，促进各种形式责任制的稳定和完善。1982年5月份开始，全面开展对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消除一部分人的误解和疑虑，提高政治觉悟，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坚定“四化”建设的信心。9月，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组织培训800多人的宣讲队伍，分专题进行宣传辅导和学习讨论，动员群众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12月12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宣传和学习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通过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各项重要规定，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习惯，增强广大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1983年，主要开展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宣传。1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在村头大队进行宣传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试点工作，其后在全县农村广泛深入宣传，同时继续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对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社、镇的在职干部2060人，按照不同对象和不同工作特点分4次进行中共十二大文件学习考试。8月，开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全县组织500多名宣传员宣传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精神，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1984年1月，宣传《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2月，设立法制宣传办公室，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制宣传月”活动。自5月至10月，开展浦城解放35周年和建国35周年的纪念活动，拍摄浦城风光的电视录像，举办“伟大祖国，可爱家乡”知识竞赛，编写《伟大祖国35周年光辉成就》和《谈古说今话浦城》等宣传材料，举办报告会、国庆专刊、文艺晚会，进行庆祝，10月下旬大规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年还进行撤社建乡的宣传工作。1985年为宣传浦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浦城县1984年十大新闻”的评选活动，其后每年进行一次（1985年增加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是年除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宣传外，多次举行尊师重教的宣传。3月开展“尊师活动月”。8月20日至9月20日，开展“尊师重教宣传月”活动，在全县引起很大的反响。1986年，围绕两个文明建设，突出抓好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5月，开展振奋精神，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步伐的宣传，动员全县人民关心贫困地区，鼓励贫困地区群众自信自立自强，尽快改变贫困面貌。9月开展为期五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的宣传。10月至年底，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县委宣传部举办10多场学习辅导和学习宣讲活动，编印2万多字的宣传讲话，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也相应组织不同规模的宣传辅导培训，全县有1万多人接受辅导培训。1987年，围绕县委工作中心，搞好征兵、选举、计划生育和法制宣传。是年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后，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编写《党的十三大报告学习问答》印发到基层，培训1100余人深入基层宣讲，有些单位和乡镇，用形象直观的方法，宣传9年改革成就和十三大制订的蓝图，使十三大精神迅速为群众所掌握。1988年，以“宣传改革、服务改革”为宗旨，深入宣传中共十三大精神。1月19日至20日，召开“改革与我”新闻座谈会，25名厂长、经理与省地新闻记者一起谈改革。5、6月间，发生特大洪灾时，宣传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宣传抗洪斗争的好人好事，动员灾区群众抗洪救灾、重建家园。6月，开展开放型经济宣传月，增强全民开放意识。9月开始，大力开展廉政建设的宣传。11月，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开展形势教育，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党政机关中某些腐败等问题为重点，按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农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通过教育，发挥精神力量对群众的鼓舞和凝聚作用。
二、政治思想教育
在革命战争年代，浦城党组织始终将做好政治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革命信念，战胜无数困难，迎来浦城解放。
解放初期，党在各项社会改革中，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方针。政治思想教育，既注意克服右的偏向，也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偏向。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对群众的要求进行调查，群众迫切要求减租，但又有顾虑，怕土匪残暴，怕共产党住不久。中共浦城县委开办减租训练班，训练积极分子，开展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和减租教育。1950年，把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南下干部以实际行动影响新干部，使新干部的热情变成觉悟，并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年上半年，对426名干部进行鉴定，绝大部分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增强为人民服务观念，过去学习不积极的干部也订立学习计划。下半年，分4批训练乡主要干部250人，解决土改结束革命完成的思想。1952年，全县开展“三反”运动，12月举办区乡干部“三反”整风运动学习班，有206人参加，对工作中强迫命令、违纪的干部进行教育，挽救一批干部。专门组织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学习文化，提高其文化理论水平。是年，互助组、单干户之间，开展挑应战活动，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全县参加竞赛的互助组1031个，单干户626户。并评选劳动模范，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1953年，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进行形势、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增强革命的自觉性。
同年11月至1954年，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联系实际与批判思想结合，启发诱导与动员相结合，帮助农民算三笔帐，即算解放后人民得到好处，粮食卖给国家对国家和农民的好处，互相合作好处。而后，开展诉小农经济、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的苦。1954年，全县层层建立指导干部学习的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27个，参加学习的干部1355人；县直机关组织学习小组64个，聘请辅导员24人，保证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1955年7月，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教育工作，帮助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及解放五年来的伟大成就，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12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浦城县知识分子思想情况与改造意见》，要求加强政治领导，经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好政治、业务学习指导，合理解决工资问题。1956年3月，结合整社，在农业社中建立政治领导机构，设政治指导员。1957年5月，农业生产合作社配备政治副社长和政治副队长，使农业社政治思想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这年整风开始后，政治思想教育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经反右派斗争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全县范围开展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11月25日至年底，开展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大辩论，大辩论采取边宣读文件、边鸣放、边辩论、边行动的办法。依靠贫下中农，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批判干部群众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生产经营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作风。这次大辩论，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对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伤害一部分人。
1958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政治思想教育中出现过火斗争和形式主义作法。6月15日，在干部中开展“红专革命”的“大跃进”竞赛。7月2日，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9月，各单位、公社办起红专学校325所，县直机关还成立“干部红专大学”，实际只学政治，很少安排专业知识的学习。10月15日，县委成立党史办公室，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结合进行党史宣传教育。1959年，在继续开展红专竞赛的同时，开展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11月5日至次年2月，在全县农村开展以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社运动，搞过火的政治批判，来代替政治思想教育。1961年开始，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大跃进”中经济上“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仍继续存在，特别是1963年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还有所发展。1962年1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消除非社会主义的思想风气。是年，制定机关早晨和每星期二、五下午学习的制度。1963年2月，在生产队党员、干部、社员中进行“三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关心爱护集体，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三反对”（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3月，全县开展学雷锋活动，把学雷锋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阶级教育的重要部分。4月，中共浦城县委决定工作重心由抓生产转向抓政治思想、抓方针政策，在农业和工业战线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政治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6月，在县直机关开展“五反”运动。11月在农村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至1966年，每年开展一次，以解决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使“左”倾错误思想得到发展。同时搞人人过关，挖思想、挖根源，造成不好的效果。1964年春，县委学习中心组扩大为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心组，各系统、公社相应成立学习中心组，把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年，为结合浦城实际开展阶级教育，开展“三史”（家史、村史、厂史）教育，编印《三史资料汇集》3集。1965年，大学毛泽东著作，层层建立学习组织，全县共有学习小组3409个，机关坚持星期二、五半天学习，全县1300多所民校，都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当作首要内容。县社领导干部主要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基层干部主要学习《为人民服务》，加强群众观点，树立不怕困难，搞好生产的决心；群众主要学习《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鼓舞革命干劲，树立为革命种田思想。召开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评选先进单位31个，积极分子94人，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把政治思想工作具体落实到生产、工作中去。开展竞赛，做到层层有标兵，样样有标兵，学有对象，赶有目标，建立经常化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全县294个大队（场）中有285个大队（场）建立政治指导员（由支部书记兼），2394个生产队均配备政治队长，每月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一次爱国爱社日活动，搞好生产队政治思想工作。开展阶级教育，县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筹委会，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生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小组，举办“三史”展览，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三史”教育。是年在政治思想教育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有些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事事讲“批斗”。以全面公开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代替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突出政治”，割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造成“政治代替一切”，“冲击一切”的局面。1971年11月开始的批林整风中，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1974年2月，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1975年，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各方面的整顿。但在1976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给干部、群众造成思想混乱。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至1978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并未彻底消除。1978年8月，中共浦城县委传达中央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指示，但不深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就如何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提出意见，提出政治学习必须坚持以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的原则，政治学习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要统筹兼顾。鼓励大胆思考，发表创见，坚持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4月2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学习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在新形势下，如何改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学生集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6月10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通过讨论，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及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和重点性。1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提倡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解放思想，探索新情况、新问题。1980年2月，全县开展学习邓小平《目前形势和任务》，通过学习，明确新时期的任务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6月20～22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全县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将青少年教育列入重要议程。1981年开始，各系统、部门联系实际清除“左”的思想，进行拨乱反正。4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地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的意见》，提出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为，要及时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年，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一些地方出现按土地证分田分山到户，买卖私分集体财产、公共积累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倾向，中共浦城县委及时加以纠正。中共浦城县委还根据中央精神，克服领导软弱涣散状况，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着重检查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1982年和1983年，继续在农村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1985年6月12～14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总结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986年3月，实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试行条例》，在农村建立由乡镇政工干部、党课教员、通讯报道员、先进模范人物组成的农村政治工作队伍，以农村文化中心和村一级文化室（或俱乐部）作为主要阵地，以有线广播作为主要工具，寓教于乐、寓教于学，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4月，在农村开展遵纪守法、移风易俗的教育。年底，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本书。是年开始为期5年的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正规化教育。当年，开办《政治经济学》进修班。198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领导，连续8天到11所中学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励师生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2月1日开始，对返乡度假的大中专学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并妥善安排他们的寒假生活。2月15日至3月5日，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1578名，组成21个宣讲队，到乡村、企事业单位和中等学校宣讲，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政策教育。7月10日至9月19日，县委抽调87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农村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教育活动。县、乡、村三级培训宣传骨干4088人，重点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积极创建文明村镇的教育。同时，培训1300多人宣讲骨干，在企事业单位进行路线教育。1988年，中共浦城县委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县卫生系统、粮食局、水南乡进行党员教育试点；在莲塘乡莲塘村进行群众教育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搞好面上教育。还抓住物价等“热点”问题，针对群众认识和社会动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9月，在全县范围开展生产力标准再学习、再讨论。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向深化，为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进行思想理论准备。是年，廉政教育作为新形势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廉政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普法教育结合起来。同时，总结表彰遵纪守法、拒腐蚀、永不沾的典型，扶正压邪，推动廉政工作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逐步摆脱政治运动式的作法，做到社会化、经常化、规范化。在实行行政首长领导负责制的企事业开始建立以行政领导负责，以党政干部为主体、党政群团和各职能部门一起抓的政治思想工作网络。逐步建立起协商对话制度，循着思想问题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思路，增强群众自我教育、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第五节 统一战线工作
一、党外人士工作
1927年1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到达浦城，党代表、共产党员萧劲光召见浦城地方人士，要他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政治部和浦城人民举行联欢大会，帮助成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是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书记徐履峻与岱后联首王德有结成联盟，在岱后建立中共崇安特支岱后办事处。其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不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1931年3月，中共建浦区委派员到石陂与医生杨草包（外号）联系，在石陂秘密开展革命工作，通过杨草包购买盐、布等物资，运往闽北苏区，并策动土匪3人带枪向红军投诚。9月，闽北独立团及赤卫队1000多人袭击石陂街，连攻2个多小时未成功，杨草包率群众做内应，取得战斗胜利。1932年9月，红十军攻克浦城，优待俘虏，发放旅费遣放回家，许多俘虏当场表示不再为国民党军队效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为更广泛地组织各方人士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政治上允许并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两面政权，争取保甲长对革命的支持。在经济上，改打土豪分田地为筹款减租减息。1935年7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二纵队六支队遭到严重损失，20多名红军隐蔽在毛洋一带，为打破“围剿”，贯彻“打击顽固，争取中间，发展进步”的策略，处决与红军为敌的白岩村保长。在白岩、毛洋、寨门等村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936年初，红军9人隐蔽在毛洋山中，寨门保长派甲长送食物给红军，保护红军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城苏区红军北上抗日，根据地只留下少数人员，他们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作斗争。1937年11月中旬，中共闽东北分区委在濠村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示，会议向国民党各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文件，指派人员到松溪花桥，政和东平，浦城的濠村、水北街、碗窑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斗争，达成部分协定，浦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其后，中共建松政特委、浙西南特委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号召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枪口对外”。在浦城境内的农村建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1939年9月，国民党当局将8位新四军、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押解到浦城仙阳国民党军政部第三战区直辖浦城临时军人监狱。同年12月，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狱中成立特别支部，支部成立后，通过秘密联络，结交朋友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囚友及监狱管理人员，8个共产党员与30多个囚友和看守长、副班长、看守员割破手指，饮血酒，结成“兄弟同盟”，还发展2人加入中共党组织，并进行越狱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向根据地发动三次军事围攻，中共浦城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同年7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团结大刀会人员，分别在马鞍源、濠岭打败国民党的围攻部队，在濠村还与国民党乡长建立统战关系，国民党乡长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保护群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浦城县党组织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直至浦城解放。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派出工作组在坪洋村开展群众工作，工作组采取结拜兄弟、喝鸡血酒的办法，与坪洋、布墩的群众结拜兄弟，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还建立秘密交通站，在建浦公路沿线近10个村庄穷苦人民中，组织兄弟会，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儿童团、妇联会。在小串等保建立“红心白皮”的两面政权。还动员货郎担、养路工人、雇工、学生等数人参加游击队。由于有群众基础，机关迁入坪洋。1947年4月，城工部在浦城建立党的组织，与进步青年、教师、学生广交朋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各种斗争，并壮大组织。1949年3月，派党员到浮流发展农民党员，在乡队兵中进行策反工作，发展4名乡队兵加入党组织，并在4月底掌握乡队兵武装，迎接浦城的解放。
1949年5月1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浦城县保安中队长黎明德率自卫一中队100多人到大庄向人民解放军缴械。解放初期，中共浦城县委书记刘健、宣传部长韩向阳都亲自做统战工作，与10多个知名人士交朋友，通过他们，又联系团结大批各界人士。是年12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人民政府聘请开明士绅9人，自由职业者6人为代表，工商界、教育界分别推选30人和13人，学生通过选举产生20名代表，这些代表共占全部代表的30.83％。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由各界知名人士协商产生，还有一名非党人士担任副主席。常务委员会注意加强同区一级各界人士的联系，使全县城乡中共党员与非党群众合作共事得到加强。同时，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政治上信任党外人士，大胆使用党外人士，1950年吸收200余名党外人士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8月，中共浦城县委成立统战部，使统战工作进一步加强。1952年11月，召开机关统战座谈会，到会有24个单位的非党干部代表，他们在会上向县政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县政府领导表示政府党组织要切实做好党、团内外的团结工作，并作为一项制度来执行，保证非党干部有职有权。1952年至1954年，有一批非党干部担任区长、副区长和副局长、副科长等领导职务，县委指出区委书记、局党员领导有责任与非党干部搞好团结。每逢政府召开区长会议，县委请非党区长、副区长到县委机关座谈，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征求他们对区委的意见。1957年1月，政协浦城县委员会成立，成为县委直接联系党外人士及人民团体人士的机构。同年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伤害一批党外人士。1959年，中共浦城县委对各界人士进行和风细雨的正面教育，改善与党外人士的关系。1960年，发扬民主，引导党外人士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其后，统战工作逐渐加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统战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统战部撤销，政协停止活动，部分党外人士被批斗。1972年开始落实政策，党外人士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未能全部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左”的作法，澄清是非，落实统战政策。1980年12月，恢复成立统战部，政协浦城县委员会恢复活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形成，为37名非党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落实政策。1981年，统战部对全县非党大中专毕业的知识分子700余人进行使用情况调查，以便安排使用。1982年，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宣传教育，树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1984年，全县非党人士担任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9人，其中县级3人，县人大常委中党外人士5人，占常委总数的29.4％。1985年，县委建立非党知识分子档案，为使用非党知识分子打下基础，并建立知识分子联系小组，不定期召开不同单位知识分子座谈会。是年解决9名知识分子的长期分居问题，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和安排知识分子子女就业的有109户342人，优先照顾住房的有177人，吸收29名知识分子入党。是年，在政协浦城县第六届一次会议上，设立3个委员会、9个工作组，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1986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福建省浦城县联络小组，加强与海外黄埔同学的感情联络。由于坚持统一战线，党外人士献身四化建设，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商业者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浦城党组织对工商业者实行保护政策。1932年9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允许贸易自由，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交易。先后在石陂街、坑口、翁村等处建立贸易处等商业单位，沟通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物资交流。红十军攻克浦城，驻扎3天，实行公平交易，对工商业兼地主，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用赣东北及闽北苏区钞票及硬币购买物资，离开浦城还用硬币换回苏区钞票。
浦城解放后，即组织工商业者开业，采取鼓励工商业的政策。1951年5月，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彻工商政策。同月，召开全县性的土特产会议，鼓励土特产的经营商和生产者，接着又选派工商代表参加华东区土产交流大会和华东土产展览大会，鼓励私商树立经营信心，恢复旧商业网，建立新的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发展。同时，引导工商业者走联营道路，使工商业者既解决资金困难，又能避免争购现象。1952年，继续组织私商参加杭州、江山、衢州等地的物资交流会，还在城关举办夏、秋两季物资交流会，并在区乡集镇开办交流会，调动私商的经营积极性。1953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全面的工商登记和审查，全县工商户有1211户，通过登记，纠正行业分类混乱现象，提高工商业者经营积极性，同时便于市场管理，对工业采取供给原材料、加工定货和统购统销的办法，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4年，有计划地用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方式改造资本主义，有计划地把货源批发给私营商业，让其执行经销、代销任务。1955年按行业大小和需要转为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是年12月中旬，县委成立对私改造领导小组，组成工作队和办公室，由点到面，由城到乡对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全县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728名私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按照各自专长，分别作妥善安排，其中担任企业董事长的6人，副经理的6人，门市部正、副主任的15人，工场主任的2人，转运站长的1人，副厂长的5人，财会人员的17人。工商业者享受国家干部、职工待遇，在不同工作岗位发挥智慧和才能。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举办工商界业余讲座，召开自我改造大会，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交心，订立自我改造计划和集体公约，加速工商业者自我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部分工商业者受到伤害，工商联常委、执委等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后，在全县工商业者中开展加强自我改造竞赛。1961年，对工商界中的人事调动、安排、下放、定息处理、调整工资及年老体弱退职退休和逃散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全面落实统战政策。1962年，县工商联组织人员到乡区调查小商小贩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召开全县小商小贩代表大会，成立小商小贩委员会。1963年3月起，在工商界开展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面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县工商联合会停止活动，工商业者遭到迫害，但大多数工商业者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和工作。1979年后，落实各项工商统战政策，积极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落实工商联房产3000平方米，赔偿7万元。平反工商界冤假错案72件，改正错划右派分子4人，32人恢复干部待遇，收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的57人，并补发工资、定息。把482人小商贩从557人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为劳动者身份。工商业者按照“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在县政协工商组的组织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对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提出建议。1985年7月，县工商业者联合会恢复活动，组织广大会员开展经济咨询服务，提供市场商品信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搞好商品流通，广泛和有关技术学校、企业联系，协助做好专业培训，为振兴浦城、建设浦城作出贡献。
三、对台湾事务工作
1974年，成立福建省浦城台湾籍同胞联谊会浦城联谊小组。1975年1月7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对台办公室，开展对台宣传工作。1977年宣传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批判“左”的思想，消除顾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台胞、台属政策，使台胞9人、台属117人的冤假错案得到改正。1981年，采取集会穿插、党校讲课和印发宣传品等形式进行党的对台湾工作方针、政策的教育，在每年元旦、春节、国庆、中秋等节日，统战部、政协、对台办都联合召开座谈会、茶话会，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参加，共同欢度佳节，使台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温暖。同时，贯彻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亲属与台湾通讯的政策，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吸收台属参政、议政。政协浦城县五届委员中，有台属4人，其中常委1人；六届委员中，有台属6人，其中常委有2人；七届委员中，有台属5人，其中常委1人。县七次人大代表中有台属代表3人。对有困难的台胞、台属，政府除拨给专款补助外，有关单位和公社都给予照顾。1982年开始，接待去台人员回乡探亲。1988年5月16日，组织成立“浦城海峡两岸乡友联谊会”和“台湾同胞福利基金会”，为去台亲人回乡探亲、旅游，彼此交往沟通信息、牵线搭桥创造条件。是年，浦城台属与台湾亲人通信、通汇达400多户，接待在台亲人166人回乡探亲、旅游，在台亲人还赠送丰田牌面包车一辆给乡友会。
四、华侨工作
195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浦城县支行开办华侨储蓄，鼓励归侨、侨眷节约侨汇。1975年7月12日，旅美侨胞章苏民和其台籍妻子回浦城探亲，得到县领导接待。1978年9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为期2天的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了解归侨、侨眷的要求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事例。1979年后，将落实政策作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落实归侨、侨眷各项政策共13人、21件。并清理95人的档案中不真实的材料，解决4户的住房问题。解决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学非所用、子女升学、就业及夫妻分居等问题。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尊重和信任归侨、侨眷，培养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五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有19位归侨、侨眷。1984年6月14日，成立县侨务办公室，9月，召开浦城县第一次归国华侨代表会，并成立县归国华侨联合会，还成立16个侨联小组。侨务办公室成立后，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归侨、侨眷，关心其疾苦，解决其实际困难，做好来信来访、接待、旅游、探亲访友工作。
五、宗教工作
1953年7月28日，召开全县各寺、庙、庵、堂的僧尼和信徒代表会，成立县佛教协会筹备会。是年，贯彻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对基督教徒进行登记，割断其与英国教会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改革佛教，废除封建剥削和不合理的建制，贯彻“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方针。夕阳寺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他寺、庙组成生产互助组，僧尼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达到自养的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僧2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界遭受严重冲击，寺庙被占用，佛教、基督教的公开活动停止。1979年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对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和宗教团体房地产政策。落实佛教界僧尼政策5人，归还寺庙房产6栋41间1050平方米，退还基督教房屋1座294平方米、鱼塘1口，另补偿7万元。被错划为右派的给予改正。1983年，恢复县佛教协会筹委会的活动，成立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筹备小组。次年，正式成立县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宗教正常活动开展后，调动宗教界人士和信徒的积极因素，宗教界人士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加强对外友好交往，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积极工作。
解放后，先后有4位宗教界人士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位被聘请为县政协委员会委员。
第六节 信访工作
一、信访组织
解放后，中共浦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贯彻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工作。1953年2月，结合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县处理人民来信委员会，继而在政府、法院建立人民接待室，配备专职干部。各区及县直机关先后也都配备兼职干部处理人民来信。是年在政府、法院、纪检、监察机构有专职干部5人，其他单位兼职干部29人。1954年7月2日，召开民联座谈会后，县直各单位基本确定由秘书股兼办人民来信处理，绝大部分的区也配备兼职民联员，还通过巡回法庭处理人民来信来访。1958年，县直单位、各公社已建立民联室，有兼职民联员44人。1965年，由县委秘书室和县人委办公室共同负责来信来访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来信来访机构瘫痪。县革委会成立后，成立信访组。1979年1月改为信访科。1982年，信访科改为信访办公室，与县委信访办公室合署办公。1984年3月开始，在全县建立县、社、大队三级信访网，县委、县政府设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专职人员由3人增加到5人。公社设立信访组，大队设立信访小组，县直各局指定兼管人员，有的还成立信访室、组。4月，全县信访网形成。1988年全县在乡镇、村及县直机关成立信访领导小组，有成员801人，其中县直机关小组52个，乡镇小组19个，村级小组179个。
二、接待
1953年8月前，在处理来信来访中存在将人民来信当作普通文件处理的情况，将来信照收照转，出现积压及清理不及时现象。8月，分别主次、轻重缓急，组织专人清理积压的信访件。建立处理人民来信收发登记、催办、转办、归档等制度，以及检查督促，一事一汇报，每月召开一次民联干部会议的制度。是年，群众对党和政府信赖日益加深，群众来信不断增加，共接到群众来信3195件，来访3965次9631人，而匿名信逐渐减少。1～9月，匿名信83件，10～12月只有8件，对这些来信来访基本上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交代．对3195件来信，至年底处理2672件，正在处理334件，转下级机关处理189件。集中力量处理较大的典型案件中，属干部贪污4件，行政处分2人，逮捕2人；压制民主、迫害职工1件，行政处分1人；强奸1件，逮捕法办1人；反革命案2件，逮捕2人。1954年后，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专、兼职民联干部的群众观点，克服“来而不办”、“转而不催，催而不报”等不良现象，尽量减少积压。1956年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把信访工作当作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纠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全县收到人民来信2386件，接见人民来访1740人次。来信中复员军人要求安排工作的占27.8％，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占8％，工资改革问题的占6.4％，检举干部工作作风、贪污、违法乱纪的占2.3％，对私改造方面的占8.5％，改造落后乡时被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要求改变其成份及婚姻、民事纠纷等问题占13.4％，其他占33.6％。年底已处理2056件，占86.17％。1958年，来信来访数量下降，全年来信323件，来访130人次，同时来信来访问题绝大部分属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要求，无理取闹和不合理要求已近绝迹。1959年，来信来访数量继续下降，一年来信139件，来访26人次。来信中检举贪污、干部违纪、并村问题及工资待遇、生活福利问题占多数。信访部门贯彻多办少转的原则，提高案件处理质量，定期综合来信来访反映，供领导参考。1961年来信中以反映干部作风不好、违法乱纪的为多，其次是关于平调退赔、压缩劳力等政策问题。在处理中，领导重视，亲自拆阅批办，贯彻多办少转、自办为主，专人负责与部门配合，专案调查相结合的原则，认真办理。1963年人民来信602件，比上年增加61％，来访2920人次。来信大部分是检举揭发干部贪污挪用、投机倒把、生活特殊等问题。是年，中共浦城县委书记阅批人民来信373件，并接见来访群众，组织指导办理突出案件。1964年来信来访猛增，来信达3703件、来访1464人次，反映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检举揭发干部的“四不清”和歪风邪气问题。1965年县委秘书室与人委会办公室共受理人民来信1007件（次），县主要领导亲自接见来访183人次。是年，主要反映的有要求解决户粮关系、调动工作、就业、更改家庭出身、申诉案件复查、老区建设等，也有批评建议，揭发干部作风问题等，县信访接待室逐件分别落实处理，给以答复。1973年至1979年，来信来访5704件（次），其中来信4735件，来访969人次，每年平均来信676.4封、来访138.4人次；来信最多是1978年1438封，最少是1976年441封，来访最多是1977年83人次。来信来访中，申诉的622件（次），占来信来访总数（下同）10.9％；反映经济改革方面92件（次），占1.61％；劳保优抚的340件（次），占5.96％；要求解决户粮关系的366件（次），占6.42％；民事、产权纠纷的148件（次），占2.59％；批评建议的74件（次），占1.3％；控告揭发的779件，占13.66％；其他方面（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就业，要求落实家庭成份，要求落实政策等）3283件，占总数57.56％。
1979年10月18日起，每个星期四为县革委会领导亲自接访日，至同年底，共接访10次，接待354人次。永兴公社冠山大队一社员从1961年开始，与队订立合同，允许她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制造泥风炉出卖，1975年，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暴发户”，罚款1400余元，受到批斗。她对此处理不服，曾多次要求调处均未得到解决。1979年11月，她获悉县领导接待日，来到县城，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接访，当即表明态度，很快得到解决。
1979～1988年，来信来访18786件次，其中来信14376件，来访4410人次。每年平均来信1437.6件，来访4410人次。来信最多的为1979年1714封，最少的1983年974封；来访最多的1980年804人次，最少的1983年289人次。来信来访中，申诉的1675件（次），占8.92％；属经济政策的37件（次），占0.2％；属工资劳动优抚的1283件（次），占6.83％；要求就业的1922件（次），占10.23％；要求复工复业的507件（次），占2.7％；要求解决户粮关系的1070件（次），占5.7％；民事纠纷的788件（次），占4.19％；控告揭发的1463件（次），占7.79％；批评建议的464件（次），占2.47％；其他方面的（要求调动、转干、升学、计划生育等）9577件（次），占50.97％。经过调查处理6722件。水北街乡洙溪村，由10余户村民承包香菇580万袋，开始投入生产，自筹资金4万余元用完后，尚缺10万余元，多方联系求援均未解决，来到县信访办请求，信访办将其报告呈送县长，县长即批示，县农行第二天就给办理。使洙溪村香菇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获得好收成。其余信访件均会同有关部门继续落实处理。
一、革命战争时期组织机构
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别支部书记徐履峻到浦城新兴七的岱后村，组建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浦城岱后办事处，于同年冬，成立全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浦城岱后支部。次年冬，在境内池家池际仙庵成立全县第一个中共区委——中共小北区委员会（简称区委，下同）。此后，虽历经劫难，红色区域仍不断扩展。至1937年7月，境内有3个中共县委，连同中共建松政、龙遂县委，有7个区委、38个支部。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境内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各地党组织执行“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保存革命力量。其时，全县有4个县级组织、3个区、36个支部。1939～1944年，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3次军事“围剿”，党的组织被破坏，各地中共党员根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坚持斗争。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派工作组到山下坪洋活动，建立活动基地，翌年3、4月间，中共闽北地委机关迁入境内，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游击战争。至1949年5月，在境内有3个支部。
（一）中心县委、地委
1935年5月，在政和西表成立中共建（瓯）松（溪）政（和）中心县委，不久迁至境内仙山岗。至1936年2月迁出。
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机关隐蔽在崇安齐白山，为同在福州的省委机关加强联系，派出工作组在山下铁坑开展工作。在坪洋建立基地后，又向浦（城）建（阳）公路两侧农村发展。1947年1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改称中共闽北地委。1947年3、4月间，地委书记王文波率领地委机关迁到坪洋村后山中，领导闽北地区党和游击队的工作。后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即迁至石陂北坑。于同年10月间，撤离浦城。
（二）县委、中心区委、特区委
中共浦（城）崇（安）县委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书记徐履峻和农会秘书周子庄，与新兴七岱后村的王培贤一起，组建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由徐履峻兼任办事处书记。先后发展王德有、王瑞元等10多人入党。同年冬，成立中共浦城岱后支部，王德有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崇安特支。
1928年冬，组建中共小北区委，机关设在池家池际仙庵，隶属崇安县委。小北区委下辖岱后、池家、枫溪、花家等党支部和崇安小北地区的各个党支部。1930年3月，小北区委机关迁入岱后，改称中共岱后区委，隶属关系及下辖地区不变，袁全昌任书记。1930年8月，因王德有叛变，区委被破坏。
1930年3月，在崇安岚谷成立中共浦崇区委，郑启泉任书记，隶属崇安县委。浦崇区委下辖樟村、崇安的岚谷等党支部。同年9月，崇安县委成立行动委员会，将原辖的18个区并为8个区，浦崇区委撤销。1931年1月，崇安县行动委员会撤销，恢复崇安县委，同时恢复浦崇区委，书记先后由丁树祥、童旭臣担任。1932年春，中共浦崇区委改建为中共浦崇县委，隶属中共闽北分区委。是年10月，中共浦崇县委撤销。
中共建（阳）浦（城）县委 1930年3月，杨峻德、王瑞元率领红军五十五团第十连到崇安南树下，成立建浦区委，周必书任书记，隶属于崇安县委。4月，区委机关迁至境内西坑。建浦区委活动范围包括西坑、祝源、坪地、王柏、山下一带。
1931年9月，建浦区委扩大为建浦县委，机关设在崇安五夫街，隶属于闽北分区委。建浦县委下辖浦城坪地（三区系秘密区）、建阳回潭（一区）、崇安大将（二区）3个区委。坪地区委设在塅尾，吴启明任书记。下辖坪地、祝源、西坑、王柏、山下、佘墩、石陂等7个乡党支部和党小组。1932年冬，党内肃反扩大化，县委主要成员调动，县委撤销，改为建浦区委，书记先后由吴耿漠、姜金旺、吴海清、黄金荣担任。机关设在崇安南树下，隶属于崇安县委领导。建浦区委辖东元、南树、上厅3个乡。1935年1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建浦苏区失守，党组织被破坏。
中共浦西特区委 1931年3月，闽北分区委派胡小狗、叶家兴到西坑开展工作，成立中共浦西区委，胡小狗、曾富泉、叶师贤先后任书记，隶属崇安县委。下辖樟村、西坑、潘家场、上梅溪等乡的党支部。1933年夏，浦西区委升级为浦西特区委，隶属闽北分区委，汪金标、徐坤仔先后任书记。1934年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特区委遭破坏，所属组织并入广浦县委。
中共广（丰）浦（城）县委 1933年春，中共广浦县委成立，隶属闽北分区委，下辖浦城的浦北区委、炭坞区委、郊洋区委、古楼区委和江西广丰的小峰区委。
1931年11月，刘大田等3人从广丰到浦城阁下活动，成立阁下乡苏维埃政府。同年冬，在广丰大际成立中共浦北区委，曾松清、刘炳云先后任书记，隶属于中共广丰县委。1933年春，隶属广浦县委。浦北区委下辖浦城的西关、梨木源、阁下3个乡（村）党组织。1934年冬，浦北区委被国民党破坏。
1932年9月，红十军攻克浦城，浦西苏区扩大到古楼。11月，闽北党组织派曾富泉、夏金富到郊洋成立中共郊洋区委，曾富泉、夏金富、钟三元、严瘩梨先后任书记。下辖潘处坞、枫树下、古楼乡党支部。1933年春，隶属于广浦县委。
1934年12月，广浦独立团、红三团由叶全兴、洪家云率领到炭坞活动，成立中共炭坞区委，胡老实任书记，活动区域包括炭坞、马岗一带。隶属广浦县委。1935年春，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区委被破坏。
中共古楼区委成立于1935年1月，书记老吴（名不详），下辖樟村、西坑、大路、古楼、潘家场、上梅溪等乡党组织。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广浦县的武装力量开赴抗日前线，中共广浦县委撤销。
中共龙（泉）浦（城）县委 1935年3月，红军挺进师到浙西南活动，开展建党工作。同年5月，在龙浦交界的上高塘村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同时成立中共龙浦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龙泉高山、浦城马迹一带，下辖浦城大北区委、龙泉小北区委。同年10月，因国民党军队进攻，县委遭破坏。1936年6月，恢复中共龙浦县委，县委机关设在浦城里林坡头张厝（今属管厝乡里林村），下辖浦城大北区委、小北区委，仍属浙西南特委。中共大北区委成立于1935年5月，下辖马迹、毛洋、杨梅滩、里林、溢上桥等地的党组织（1936年6月，毛洋划归中共龙遂县委浦北区委管辖，由县委书记曾友席兼任浦北区委书记）。1938年4月，大北区委划归江浦县委，下辖龙浦区委，书记先后由曹景恒、宣恩金（兼）担任。小北区委成立于1935年5月，书记先后由何金亮、曹景恒担任，下辖浙江省龙泉县高山、太阳平、温坑、岱头、水塔、住溪一带的党组织。1936年秋，浦城党组织先后建立东坑桥、青草洋、叶坞、窑里4个党支部和流村、榆双、楮林3个党小组。1937年12月，成立中共龙泉县委，龙浦县委撤销，所属党组织划归中共江浦县委领导。
中共龙（泉）遂（昌）县委 1936年6月，粟裕率红军挺进师在龙浦遂边境开展革命活动，在浦城毛洋头村成立中共龙遂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坚持到1937年12月，奉上级党组织命令撤销。
中共江（山）浦（城）县委 1936年8月至9月间，中共浙西南特委在毛洋召开特委会，决定成立中共江浦县委，隶属于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后设在境内海溪山岱岩村和江山县红岩顶，下辖三岱岩的背后山、十八店、山坑里及浙江省江山县的洪岩顶、周村、龙井坑等地党支部。1937年3月，叛徒杀害县委代书记萧国标，江浦县党组织遭破坏，县委活动中断。1938年4月，恢复中共江浦县委，隶属中共浙西南特委。县委机关先设在龙泉宝溪乡的高山、溪源田村，后搬迁至境内的东坑桥，下辖中共龙浦区委。
中共龙浦区委于1938年4月成立，傅家立担任书记，下辖龙泉宝溪乡和浦城东坑桥、青草洋、庆元山、黄莲塘、榆坞、毛洋、马迹、浦城坑一带的党组织。1942年春，中共闽浙边委撤出龙泉、浦城，江浦县委书记曹景恒随闽浙边委到遂昌活动。江浦县委组织失去领导，仅存龙浦区委傅家立、吴礼旺等人坚持活动。直到1944年夏，组织关系中断。
中共浦城中心区委 1934年10月，中共松（溪）浦（城）区委成立，苟必担任书记，属建松政中心区委。1935年2月，中共松浦区委改为中共浦城渡头区委，书记先后由阙连标、黄有贵、郭三妹担任，机关设在渡头。同年12月成立际岭区委．不久消失。1936年夏，区委恢复，书记由程春林、张麒麟等担任，属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1937年9月，渡头、际岭两个区委合并成立中共浦城中心区委，属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至1938年2月，改为中共浦南特区委。
中共浦南特区委 1938年2月，中共浦城中心区委改为中共浦南特区委，机关设在水尾丘。属建松政中心县委领导。1941年2月，因遭国民党军事围攻，书记郭三妹牺牲，暂停活动，6月恢复。1943年5月，特区委书记黄李生在国民党军围攻时被捕遇难，特区委遭破坏。
中共浦城县委 国共合作后，中共闽浙赣特委决定恢复浦西的党组织。1938年2月，在境内西部的萧家村尾（今属永兴乡）成立中共浦城县委，隶属于闽浙赣特委。县委驻地后迁至廉溪村，下辖崇安客溪区（樟村一带）和浦城村尾区的党组织。是年6月，划为中共闽北特委领导。1941年2月，国民党军围攻，县委书记陈子山、组织部长叶德标被捕，组织遭破坏。
（三）工委、临工委
中共上（饶）广（丰）崇（安）浦（城）工委 1947年12月，在福建与江西交界处成立中共上广崇浦工作委员会，中共闽北地委书记王文波兼任书记，属中共闽北地委领导。1948年5月党组织调整时撤销。
中共浦（城）水（吉）崇（安）工委 1947年12月，在浦城、水吉、崇安交界成立中共浦水崇工作委员会，由杨石任书记，隶属中共闽北地委领导。1948年5月党组织调整时撤销。
中共松（溪）浦（城）龙（泉）庆（元）工委 1949年2月，在福建与浙江交界成立中共松浦龙庆工作委员会，由中共闽浙边地委副书记张翼兼任书记，属中共闽浙边地委领导，革命活动坚持至浦城解放。
中共浦城城市临时工委 1947年6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员会城市工作部派真树华回浦城，在城关成立中共城工部浦城小组。同年9月扩大为支部，真树华任书记，属中共闽浙边地委领导。1948年3月，支部与中共闽浙边地委失去联系后，仍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同年8月，改建为中共浦城城市临时工作委员会（一说为县委），由王刚（黄石坚）任书记，革命活动坚持到浦城解放。
（四）特别支部
中共仙阳监狱特别支部 1939年9月，国民党当局将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谢文清、中共浙江省委青年部部长赖大超、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主任周饮冰、中共金华特委秘书刘辛夫、中共浙江省委油印组组长郑香山等8位共产党员，关押在浦城仙阳的“军政部第三战区直辖浦城临时军人监狱”。同年12月，经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批准，在狱中成立特别支部，直属浙江省委领导，由谢文清任书记，赖大超为副书记，周饮冰为组织委员，刘辛夫为宣传委员，郑香山为生活委员，辖两个党小组。1942年5月中旬，国民党当局疏散在押犯，将他们8人分别转押到沙县和浦城城关拘留所，特支停止活动，改为2个独立党小组，坚持斗争。不久，周饮冰、刘辛夫在城关东门外被杀害。一个月后，又有2人转押沙县，独立党小组活动亦停止。
中共浦城特别支部 1941年3月，中共党员叶独青回浦城进行隐蔽斗争，与当地中共党员张通明、叶光明建立从观前、山下花家经崇安到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所在地铜钹山的地下交通线，并在山下成立特别支部，由张通明任书记，叶独青为组织委员，叶光明为宣传委员，直属中共福建省委领导。1946年，因叶独青工作调动，特支停止活动。
二、解放后的组织机构
（一）中共浦城县委员会
1949年6月5日，中共闽浙赣省委指派池云宝、程宗波、邱福吉等到浦城，组建浦城解放后第一个中共浦城县委员会（简称县委）。池云宝任书记，程宗波任副书记，邱福吉任委员。同年8月13日，南下干部到浦城，县委进行调整，只设县委书记1人。10月，增设副书记1人和委员1人。1950年1月，增设副书记1人。6月，副书记又改为1人。9月，设县委常务委员（简称常委），由县委书记、副书记及县长组成常务委员会（简称常委会）。1951年6月，不设副书记。1952年12月，设第一、第二副书记各1人。1953年1月，增加公安局长武殿屏、宣传部长吴政德、组织部长王起才为常委。1954年7月，设常委8人，由书记、副书记2人和5位常务委员组成。常委由县长和粮食局长张传仁、互助合作部长乔品、县委组织部长李鹏鹤和人民法院院长柴培建担任，直到1956年5月。
1956年5月30日至6月4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会后，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第一书记1人，副书记2人。县委常委会由第一书记、副书记及5名常委组成。常委除县长更换外，其余不变。同年9月，增设第二书记。1957年11月，副书记由2人增加到3人。1958年2月，中共浦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后，第一书记由中共建阳地委常委胡锦望担任，原第一书记刘全有改任第二书记。1959年2月，县兵役局局长苗全成参加县委常委。同年7月，县委副书记增加到6人。1960年5月后，副书记减为4人。11月，县委常委由史书田、姚学用两位副县长、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部长苗全成和县委财贸部长陈治国担任。
1961年9月，成立中共浦城县委书记处，常委由第一书记及书记处书记7人、副县长史书田和县委财贸部长陈治国组成。先后增补县人武部部长贾武生和县供销合作社主任张传仁为常委。1963年5月，县委书记处撤销，改设正副书记。设书记1人、副书记2人、常委8人，常委由县长和副县长姚学用、史书田、张传仁、李鹏鹤、县人武部部长郑荣堂、人武部第二政委苗全成和县委组织部部长王进春担任。1964年10月，由于人员调动，调整赵群成、刘璧汉为常委，县委书记胡锦望调任，由副书记李东成、孙振才主持工作。至1965年1月，任命崔来畅担任书记。1967年1月，由中共南平地委委派林申、徐宗祥担任常委。不久，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县委领导机关瘫痪。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代行县委部分职能。
1968年9月30日，县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设组长及2名副组长。组长由县革委会主任担任，副组长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增旗（三三九部队仓库副主任）、张留和担任，成员由王富元（人武部副政委）、戴云清（县革委会办事组组长、三三九部队业务股长）、赵群成（革委会副主任）、段元明（组织组组长）、卫平（宣教组组长）担任。1971年4月26日至28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25人当选为县委委员，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同时撤销。同月29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产生常委7人，由县委书记、副书记2人、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希云、赵群成及县革委会政治组组长温秉琮、县革委会政治组副组长兼组织组组长谢炎孙担任。1973年11月，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赖求兴、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王三成及中共临江、忠信、仙阳公社书记徐斯葵、徐明义、聂登和为常委。1974年1月增补人武部副部长王振兴为常委。至1975年3月，由于人员调动，先后调整县革委会副主任兼中共莲塘公社书记叶新春和县
革委会组织组组长高永俊、县公安局局长韩荫恒为常委。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由于人员调动，1976年12月增补人武部政委江竞雄为常委。1977年7月，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郭文华、王子俊和县人民法院院长申天元、中共村头和管厝人民公社书记许开瑞、雷芳仁为常委。1978年2月，增补县委宣传部部长吴辉庭为常委。
1978年11月24日至27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71年4月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后，25名县委委员中，有23名未继续任职。在这期间，先后增补20名。至大会召开前，县委委员22名，其中常委11名，常委会由书记、5名副书记、5名常委组成。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7人，经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委会人员，由县委书记、4名副书记和8名常委共13人组成。8名常委，由县革委会副主任王希云、雷芳仁、吴辉庭和县人武部政委江竞雄、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邹章松、县公安局局长韩荫恒、县委组织部部长曾锡章、中共永兴人民公社书记刘水金担任。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先后增补县革委会副主任江礼银、县人武部政委吴仕安为县委常委。1983年12月，由于人员调动，增补县委宣传部部长檀中平、县妇女联合会主任姚爱琴、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圣尚为常委。1984年10月，增补县委组织部部长叶燕钦为常委。1984年11月3日至5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县委委员33人、候补委员6人。11月6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常委会成员，由县委书记、副书记3人和叶燕钦、檀中平及姚爱琴组成。1985年4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赖田土为常委。由于人员调动，1986年6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叶家庆和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兴华为常委。11月，增补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阮章桂为常委。1987年11月9日至11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5人。11月12日，选出常委会组成人员8人，县委书记1人、副书记2人，常委5人中4人未变动，增加中共南浦镇书记刘水金为常委，暂缺1名。1988年1月，增补县人武部部长叶家庆为常委。
（二）中共浦城县委派出机构
区分委、区委 1949年8月，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即着手在城关、观前、水北设区分委，为县委派出机构，分别称为中共浦城县第一、第二、第三区分委。同年9月，在莲塘、石陂分别增设第四、第五区分委，并将第一区分委从城关迁往仙阳，城关改设中共浦城县城关镇委员会。同年11月，第四区分委从莲塘迁下沙。1950年1月，在忠信、九牧分别增设第七、第八区分委。城关镇党委复称区分委，为第一区分委；第二区分委从观前迁富岭；第三区分委从水北迁观前；第四区分委从下沙迁永兴，改称第五区分委；石陂、仙阳分别改为第四、第六区分委。同年10月，第三区分委从观前迁临江，又在城内三山会馆、前洋分别增设区分委，称第二、第五区分委。设在永兴、仙阳、忠信、富岭的区分委则分别改称为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区分委。1951年2月，第二区分委从三山会馆迁至草桥头，第五区分委从前洋迁山下。1952年2月，第二区分委又迁至梦笔山。同年8月，在渔梁、连墩、水北分别增设第八、第十二、第十三区分委，设在九牧、忠信、富岭的区分委则分别改称第九、第十、第十一区分委。同年9月，第十区分委从忠信迁雁塘。1953年2月，第九区分委从九牧迁柳庙（柳家墩）。同年4月，第十区分委又迁回忠信。1955年6月，区分委改称区委，第三区委从临江迁观前；7月，撤销第十二区委；9月，撤销第八、第十三区委，全县调整为10个区委。同时，不以数字编号，均以驻地名称命名区委，称城关、仙阳、观前、富岭、永兴、梦笔、石陂、忠信、柳庙、山下区委。同年12月，城关区委改为城关镇党委。1956年2月，撤销忠信、梦笔、山下、观前4个区委，增设临江区委，全县调整为6个区委。4月，柳庙区委迁九牧，称九牧区委，直到1958年5月，撤区并乡为止。
指导组、工委 1958年5月，中共浦城县委在临江、莲塘（不久改为梦笔）、石陂、永兴、仙阳、忠信、九牧、富岭、水北等9地设指导小组，9月成立人民公社时撤销。1961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在临江、城郊、石陂、永兴、仙阳、忠信、九牧、富岭、观前设9个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1964年3月15日，9个工委并为临江、仙阳、莲塘等3个工委，同月25日撤销工委建制，设立南、中、北3片领导小组，至1965年12月撤销。
（三）党组
1953年8月，成立县工会党组，1954年7月撤销。1958年11月，中共浦城县委设政法党组。1962年7月，增设县人民委员会党组。1964年3月，撤销政法党组，分设县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法院、县公安局3个党组。1967年1月，因“文化大革命”动乱，各党组受冲击而瘫痪，次年10月全部撤销。1978年12月，复设政法党组。1981年4月，设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党组、县人民政府2个党组。同年7月，设县人民检察院党组。1982年11月，撤销政法党组，增设县人民法院党组。1984年2月，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浦城县委员会党组。
（四）基层组织
党委会 1949年9月，一区改称城关镇，设中共城关镇委员会（简称党委），为浦城解放后第一个基层党委。次年1月，改为一区党委。至1955年12月，又改为城关镇党委。1958年2月，县林业局与森工局合并，成立县林业局党委，为全县第一个机关党委。
1958年5月，撤销区建制，全县成立40个乡2个镇，在城关镇、临江乡、富岭乡、下沙乡设党委。同年9月，撤销乡镇建制，成立9个人民公社。同时在9个公社建立党委，称东风、东红、红专、八一、红星、五星、群英、上游、卫星人民公社党委。同年12月，公社名称改以驻地为名，党委也相应改名，称城郊、临江、石陂、仙阳、忠信、富岭、水北、永兴、九牧等人民公社党委。同月，还成立屏峰铁厂党委。1959年1月起，公社党委设第一书记。11月，设立县直机关党委会。12月，水北公社驻地迁到观前，水北公社党委亦改为观前公社党委。1960年12月，县直机关党委撤销。1961年7月，9个人民公社分设为30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党委亦由9个增到30个，不再设第一书记。30个公社党委除原来9个党委外，增加水北、下沙、山桥、桥头、山下、枫溪、旧馆、濠村、西塅、洋溪、古楼、阳墩、溪南、渔梁、官路、盘亭、游枫、湖山、山路、浮流、大庄等人民公社党委。同月，成立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同年10月，县森工局与林业局分设，林业局党委撤销，成立森工局党委。1962年3月，撤销西塅、大庄、桥头、渔梁、湖山5个人民公社，其党委亦撤销。6月，屏峰铁厂党委撤销。1963年7月，设立县直机关企业党委。1964年1月，复设桥头人民公社党委，城关人民公社改称为城关镇，党委名称亦随之改变。山桥人民公社党委随驻地改变称莲塘人民公社党委。下沙人民公社撤销。4月，枫溪人民公社撤销，其党委亦随之撤销。7月，阳墩人民公社党委随驻地改变称巽岭人民公社党委。1965年5月和10月，县直机关企业党委和县森工局党委相继撤销。1966年1月，撤销桥头、山路、浮流、观前、旧馆、洋溪、巽岭、溪南、游枫9个人民公社，党委亦随之撤销。其时，全县有人民武装部党委、城关镇党委和临江、石陂、仙阳、忠信、富岭、水北、永兴、九牧、莲塘、山下、濠村、古楼、官路、盘亭等14个人民公社党委。
1967年1月后，全县各公社、镇党委机构先后瘫痪，后又相继成立各人民公社、镇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主持社、镇日常工作的临时机构。1968年6月，仙阳、九牧、石陂人民公社成立革委会，同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7月，盘亭、莲塘、富岭、忠信、永兴、古楼、官路成立公社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9月，濠村、山下、水北人民公社及城关镇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69年4月，临江人民公社成立党的核心小组（其公社革委会于1968年9月成立），由各公社、镇革委会主任兼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第四营党委（由原森工系统及国营林场的党组织合并组成），属十四团党委领导。10月，富岭、九牧、盘亭人民公社召开党代会。其后，在1971年2月，仙阳、莲塘；3月，水北、官路、城关镇；4月，临江；7月，古楼、永兴、石陂；8月，忠信各人民公社相继召开党代会，产生党委会。同年8月，成立县直机关党委会和福建省汽车第六团第四营党委。9月，濠村、山下人民公社召开党代会，并产生党委会。至此，全县人民公社、镇的党委会全部产生。党委会成立的同时，党的核心小组随之撤销。1972年3月，成立水南、管厝人民公社，并同时成立党委会。1973年2月，福建省汽车第六团第四营党委撤销。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第四营党委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团直工股党委。12月，成立铜矿临时党委。1974年9月，随着建设兵团撤销，成立县林业办事处临时党委。1975年4月，成立林业汽车保修厂党委。6月，林业办事处与林业局合并，临时党委撤销，成立林业局党委。9月，成立铜矿党委会。这年，全县有县直机关党委、林业局党委、铜矿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和城关镇、莲塘、临江、山下、永兴、古楼、石陂、濠村、富岭、水北、仙阳、忠信、九牧、官路、盘亭、管厝、水南等17个人民公社党委。1977年7月，水南人民公社改称村头人民公社，党委名称随之改变。1978年5月，成立县公安局党委。1981年9月，水北人民公社党委、城关镇党委、村头人民公社党委，因驻地更名而改为水北街人民公社党委、南浦镇党委、万安人民公社党委。1983年8月，成立县经济委员会党委。1984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六〇九团改制为核工业部华南地质勘探局二九四大队，其党委属中共浦城县委领导。3月，仙阳、富岭、临江、石陂人民公社改建为镇。这4个公社党委亦改称为镇党委。8月，还成立财贸办公室党委。9月，人民公社建制改为乡建制。各人民公社分别召开党代会，选举产生乡党委成员，成立乡党委。同年，成立水南乡党委。1985年4月，成立农业委员会党委。1986年1月，县财贸办公室党委随机构改称，名为县财贸委员会党委。同月，枫溪设乡，同时成立乡党委。至此，全县有县直机关党委、农业委员会党委、林业局党委、经济委员会党委、财贸委员会党委、县人民武装部党委、县公安局党委、铜矿党委、林业保修厂党委、二九四大队党委和南浦、临江、石陂、富岭、仙阳等镇党委及莲塘、山下、永兴、古楼、濠村、水北街、忠信、九牧、官路、盘亭、管厝、万安、水南、枫溪等乡党委共29个。
总支、支部 1949年底，在已成立区政权的地方与县直机关共建立10个支部。1950年，全县有15个支部，其中党政群团系统4个，财贸部1个，农村10个。1952年8月，开始建党后，支部迅速增加，从上年的15个支部增加到45个。1953年8月，工会党组成立后，在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国营工厂中开展建党工作。1954年，农村党组织有很大的发展，至4月份，建立起62个支部，全县48.4％的乡有党支部。7月，成立中共浦城县工人支部委员会。是年，县印刷厂和县电厂合成立1个党支部，至年底，全县支部数从上年的57个增加到146个。其中党政群团系统18个，工交邮电系统3个，财贸系统4个，教育文化卫生1个，农业及农村120个。1955年，县印刷厂单独成立支部。1956年6月，成立梦笔直属乡总支，为全县第一个总支。1958年5月，全县成立40个乡、2个镇，除建立4个党委外，成立28个乡总支、10个乡支部。9月，全县成立9个人民公社、86个生产大队，每个生产大队都建有支部。是年，全县支部数从上年的148个增加到208个。1961年5月，生产大队由175个增加到306个。7月，增加到324个，并在每个生产大队都建立支部。是年，林业局党委改为总支，至年底，全县支部数由上年的233个增加到450个，总支有7个。至1965年，全县有7个总支、407个支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支部、总支一度瘫痪。1969年3月开始整建党后，逐步恢复。1970年，全县支部均已恢复。是年，全县有360个支部。1972年，支部从上年的365个发展到409个。1973年，全县建立6个总支，至1976年，全县有476个支部、8个总支。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党的组织有较大的发展。1979年，支部发展到537个、总支达10个。1984年9月，撤销公社建制，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党组织即改为村支部。是年，全县支部从上年的536个增加到630个，总支从上年的10个增加到14个。1988年，全县有支部727个，其中农林水系统和农村330个，工业系统99个，地质单位2个，建筑系统10个，交通邮电系统11个，商业物资系统56个，房地产与公用事业7个，卫生体育、社会福利事业14个，教育文艺广播事业55个，科研单位2个，金融保险单位20个，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单位89个，其他32个。总支21个，其中农林水系统3个，工业系统4个，地质单位2个，国家机关社会团体12个。
（五）县委工作机构
1949年6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成立，未建立工作机构。同年8月，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县委机关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1950年1月，增设生产抗旱办公室（后称生产救灾办公室，又称生产办公室）。5月，增设纪律检查委员会。7月，设研究室，属秘书处领导。1951年8月，增设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与宣传部合署办公。同时将秘书处改为秘书室。1953年6月，增设区乡干部训练班（简称干训班）。1954年4月，增设互助合作部。9月，研究室改为办公室，仍属秘书室。1955年7月，区乡干部训练班改为党员干部训练班（简称党训班）。10月，增设财政贸易部（简称财贸部）。1956年2月，撤销纪律检查委员会，同时成立监察委员会（简称监委会）。5月，增设工业交通部（简称工交部）、文化教育部（简称文教部），统战部从宣传部分出单独办公。10月，生产办公室移属县人民委员会。1958年2月，整编机构，4月结束。统战部、文教部并入宣传部，新设县委办公室。保留县委秘书室、组织部、财贸部、合作部、工交部、监委会、党训班，撤销县委检查团、知识分子办公室、资改办公室。8月，办公室直属县委。10月15日，增设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党史办）。1959年7月，互助合作部改为农村工作部（简称农工部）。1961年10月，党训班改为党校。1962年，根据精简机构、紧缩编制精神，分别于7月和12月撤销党史办和工交部、财贸部。1965年6月，设工业交通政治部和财政贸易政治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8月，农工部改为农村政治部。1967年1月后，县委机构受冲击，工作机构瘫痪。为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民武装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替代县委工作机构的部分职能。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同时，成立党的核心小组。1971年4月，重新成立中共浦城县委，但均未成立工作机构，由县革委会工作机构行使县委工作机构职能。1972年5月，重设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和县委党校。1974年8月，成立县委组织组、宣传组，并行使县革委会人事管理、文化工作的职能。1975年1月，增设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1976年2月，县委组织组、宣传组改为组织部、宣传部。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县委工作机构逐渐充实、完善。1977年12月，成立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9月，成立县委保密委员会。12月，县委办公室与县革委会分开办公，并设统战部。1981年7月，成立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2年4月，改称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1月，成立政法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83年10月．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12月，进行县级机构改革，县委工作部门设有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党史征集委员会与宣传部合署）、统战部（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与统战部合署）、政法委员会。1984年1月，增设调查研究室。7月，成立“五四三”（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活动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7月，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改为实体单位，其办公室撤销。8月，调查研究室改为政策研究室。10月，政法委员会改为实体单位，其办公室撤销。1987年5月，“五四三”办公室改为股级机构。9月，党史征集研究委员会改为党史工作委员会。11月，县委保密委员会改为实体机构。1988年，县委机构有10个，即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政研室、党校、党史工作委员会、对台办、保密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第二节 历届代表大会
一、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5月30日至6月4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237人，实际到会代表234人，代表全县148个基层支部2612名党员。列席代表17人。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六年来工作总结》、《关于执行省委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报告》、《关于当前工作意见》、《乡镇区划报告》、《浦城监察工作报告》。会议确定以农业为主，开展多种经营生产运动，贯彻“勤俭办社”原则，以保证90％社员增加收入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并围绕中心任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讨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会议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反对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委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3人，候补委员4人；监察委员9人，候补委员3人。并选举刘全有、乔品、张传仁、陈正贵、王从荣、陈章浦、王有章等7人为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二、中共浦城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58年2月9日至2月13日在城关召开。这次大会原为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167人，均为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会议采取县委扩大会议的形式，列席代表达479人，特邀代表49人。会议贯彻省党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听取《关于当前形势任务》、《我县一年来整党运动情况及今后工作安排意见》。通过《1958年全面规划意见修正草案》、《中共浦城县委关于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划》和《继续全面、普遍、深入地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争取整风全胜，为保证提前五年实现“四十条”，推动58年生产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会议反映全县人民加快建设山区社会主义事业的迫切愿望，但由于“左”倾思想影响，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检查和批判在农业生产上所谓不敢跃进的右倾保守思想。在此基础上，具体制订全县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划和研究各方面大跃进的措施，并研究继续全面、普遍、深入地开展农村整风整社运动。
三、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
1971年4月26～28日在城关召开，代表649人，出席会议613人，列席代表17人。这次大会，是在全县已建立365个支部，17个公社已有9个召开党代会，7个公社恢复党委，5926个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的代表，未经党员选举，而是在所谓“民主协商”，听取“群众意见”之后“推选”出来的。大会听取中共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向大会所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的报告。会议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三届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5人。撤销中共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恢复中共浦城县委，并选举出席中共建阳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47人。会议始终“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错误地肯定和歌颂“文化大革命”。在接着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出《关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并强调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但会议中提出发展浦城经济的任务，有利于浦城局势趋向稳定。四、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1978年11月24～27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500人，实际到会483人，代表全县504个基层支部8643名党员。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进行新的长征》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当选县委委员27人，还选举产生出席中共福建省第三届代表大会代表刘璧汉、林源望、赵文章、萧金仆、黄炳建、黄德武、林让弟、吴珠凤（女）、徐子圭（女）、张依秋等10人。大会提出联系本单位实际，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继续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及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等任务，对拨乱反正起积极作用。同时，提出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和加快浦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彻底改变浦城面貌的任务，符合全县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但这次会议，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仍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基本经验加以肯定。
五、中共浦城县第五次代表大会
1984年11月3～5日在城关召开，出席会议正式代表413人，列席代表11人，特邀代表3人，代表全县630个基层支部10435名党员。这次大会代表普遍采取以基层党委为选举单位，召开代表大会，先采用差额预选，然后进行正式选举办法产生。县直机关和省、地属厂矿，由支部召开党员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代表中专业技术人员占21.4％，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两户一体”（个体户、专业户、新经济联合体）的代表占18.4％。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为更好地开创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五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采取差额选举办法，选出县委委员33人、候补委员6人，选出邱阿旺、宋衍川，候补代表潘华妹（女）等为出席中共福建省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以中共“十二大”和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总结中共浦城县第四届委员会六年来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工作上全面拨乱反正和进行四化建设的经验，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紧紧抓住改革开放，在继续深入搞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会议指出，随着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和各项交往活动日益频繁，一些不健康的因素将伴随而来，并且不可避免会侵蚀到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对此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会议提出，要在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污染的能力。特别要正确区分正当经济活动和经济犯罪的界限，满腔热情地保护、坚持各项正常的经济往来，促进全县经济的繁荣。
六、中共浦城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1987年11月19日至21日在城关召开，会议正式代表395人，实际到会代表386人，列席代表93人，特邀代表14人，代表全县697个基层支部12245名党员。会议听取中共浦城县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我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工作报告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为把纪律检查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采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第六届中共浦城县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当选的县委委员29人、候补委员5人。大会根据中共“十三大”精神，提出浦城经济建设总的指导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和团结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浦城在建阳地区南平——邵武——浦城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作用，加快浦城经济的发展，全面完成“七五”计划，为后十年浦城经济全面振兴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节 党的建设
一、发展党员
1927年秋收后，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办事处在岱后举办农民夜校，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发展培养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党组织在新兴七一带领导工人、农民开展罢工、抗捐、抗税斗争，把一批斗争坚决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1930年，全县有党员49人。其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党组织在根据地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不断壮大。1932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大规模肃反运动在浦城苏区展开，大批党政负责人、红军战士及群众被以“AB团”、“改组派”的罪名错杀，党的组织大为削弱。在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时期，党组织积极培养先进分子入党。1936年6月，中共龙遂县委书记兼浦北区委书记曾友席到龙浦边境恢复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毛洋秘密发展党员。1937年共发展党员50多名，全县党员增加到236人。抗日战争开始后，浦城根据地多数党员北上抗日。留在根据地的党员按照“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公开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秘密发展党的组织。至1945年8月，党员达到459人。解放战争中，游击队撤离浦城，境内只留少数党员率领群众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4月，城工部浦城小组成立后，至1949年5月发展党员35人。
1949年10、11月，在南下干部中吸收2人入党，年底，全县有党员77人。1951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结合第一批土改，在大庄乡公开进行建党试点，发展党员6人。1952年9月，县委分批举办学习班培训积极分子，在县直机关中吸收11人入党。10月，结合“三反”整风，举办区乡干部及农村积极分子建党训练班。在参加训练的204人中，发展党员108人。年底，全县党员达278人。1953年3月，抽调人员在11个区分别选择一个乡进行建党实践，至9月，在全县44个乡发展党员157人，在县直机关发展党员60人。9月以后，贯彻“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方针，建党工作转向巩固提高。是年，全县党员480人。1954年，建党工作采取“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方针，加强不满3个党员的乡的建党工作，全年发展新党员698人，其中机关103人，工人40人，学生1人，农村554人，全县党员达1091人。1956年，根据“积极慎重”的方针，主要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是年，发展党员881人，全县党员2612人，党员文化结构有所改变，同上年相比，大专程度增到9人，高中程度从17人增到55人。
1957年，暂停吸收党员，建党工作重点转到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1958年，以农村偏僻地区和领导薄弱的乡、炼铁厂和其他厂矿、中小学教员为重点，发展党员490人。是年，由于新建单位多，有相当部分新单位没有一个党员。县办厂矿工人1946人中只有党员87人，占工人总数的4.47％。1959年，将领导薄弱的单位作为重点，发展党员988人。是年全县党员3895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5％，其中农村3062人，工人178人，中小学教员44人，卫生技术人员17人，机关干部534人，其他60人。1961年开始整风整社运动，暂停吸收党员。1962年根据中央“积极地、较多地、慎重地接收新党员”的指示．建党工作加强。1965年上半年，强调“思想入党”，把经过实践考察锻炼的优秀分子吸收入党，是年发展党员47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建党工作停顿。1969年3月，在仙阳公社登俊、管九大队进行整党建党“吐故纳新”的试点，至1970年2月结束。5月开始全面整党建党，是年发展党员242人。至1975年，党员人数有很大的增长，由1972年6391人增加到8016人，增加1625人。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采取突击发展党员的办法，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进入党的队伍。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建党工作进一步贯彻“积极慎重”的方针，注重党员素质的提高。1979年起，开始注意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1983年，吸收党员56人，其中技术人员16人，占28.57％。1984年，将吸收大中专毕业生、回乡知识青年和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作为建党的重点。全年发展党员178人，其中知识分子74人，占41.57％。1985年继续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问题，全县发展党员670人，为1984年发展党员数的3.76倍，其中知识分子268人，占新发展党员40％；专业技术人员251人，占新发展党员37.46％。1986年在继续重视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同时，重点发展农村先进青年和工交、财贸第一线青年生产骨干入党。在部分乡镇实行由共青团、民兵、妇联组织推荐优秀分子，由党委考核党员的做法，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全县发展党员499人，其中25岁以下青年113人。1987年，全县发展党员685人，其中35岁以下428人，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81人。1988年，在发展党员工作中，以“坚持标准、改善结构、保证质量”为指导思想，注意重视优秀知识分子和青年骨干的发展工作，注意发展工、农、财第一线知识分子，逐步使发展党员工作程序化、规范化。是年，在发展的党员中，30岁以下的占4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占53.1％，专业技术人员占11.8％，妇女占23.2％，农村占67.1％，先进人物占13.6％。是年全县党员12364人，其中女党员1359人，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党员占24.72％，45岁以下的党员占52.09％。
二、整党整风
浦城党组织在创建初期，注意党风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党内的重大问题，都经充分讨论，每人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坚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实际斗争和生产劳动，关心群众的生产、生活，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奋不顾身保护群众，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一师进入浦城，干部战士人手一份《入城三大公约》、《入城十项守则》，在进城之前认真学习。5月13日清晨，天下着毛毛细雨，进入城区的干部战士不惊动群众，露宿屋檐下，群众得知，请战士进屋，均被婉言谢绝，人民解放军严明纪律使群众十分激动。县军管会成立后，即出安民告示。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后，严格要求党员发扬革命优良传统，领导自带行李铺盖步行下乡，深入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浦城县委领导全县党组织开展整风整纪，检查纠正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经验主义作风。同年10月17～26日，区、乡、村干部339人集中到县整顿作风。在整风中，联系实际，揭发工作中脱离群众和危害群众的事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整风整纪，党员、干部的政策水平有所提高，群众观点得到加强，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民主人士的合作也进一步加强。1952年2月，浦城进行“三反”运动。9月初，结合“三反”开展整党运动，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的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党员都严格检查与批判思想上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明确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八项标准，并作整风鉴定。对错误严重的人开展严肃的思想斗争，对教育无效的1人开除出党。至1954年整党运动基本结束，通过整党，提高了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对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起重要的保证作用。1954年6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对团结问题和集体领导问题进行检查，增强县委战斗力。1955年11月开始，结合粮食的“三定”、整社和生产工作，分四批开展整党，至1956年结束。通过整党，对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丧失立场的及入党动机不纯的党员共32人进行处理，其中开除20人。1956年9月20日，中共浦城县委规定，每月中旬召开1次监察委员会议，县委委员除在机关支部参加支部生活外，每月召开1次县委生活会议。
1957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用整风精神总结检查1956年全面工作，对党员、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同工同酬、同甘共苦的教育。5月24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整风指导小组，开展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动员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向党的领导提意见，帮助领导干部克服缺点，提出意见1736条，中共浦城县委采纳676条，边整边改。1958年1月，全县开展改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为农村大跃进作好准备的整党整社运动，3月份基本结束。8月，在县直机关党员中进行突击整党运动，检查党员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的态度，解决党员干部干劲不足、甘居中游思想。这次整党运动贯彻“左”的作法，“反右倾”、“反保守”，使一些党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59年5月上旬至8月，全县9个公社、172个经济核算单位，分两批进行算帐整风，解决“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平调风及一些干部作风不正、经济不清等问题。开始清理“左”的错误。10月，自县委机关开始，每个基层党支部自上而下开展以“反右倾”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刚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一些干部被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这种错误一直延续到1960年上半年。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错误。中共浦城县委于1960年12月30日至1961年1月9日召开第六次四级干部会议，部署在干部中以反“共产风”为重点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共浦城县委自我批评，作出关于“五风”问题（“共产风”、乱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的检查。为带领群众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县委要求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各级干部和共产党员要带头过紧日子，全县广大干部下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商生产大计。1963年2月，中共浦城县委在四级干部会议上提出，领导干部要“扎根扎到最基层，蹲点蹲到生产队”、“蹲在点里艰苦工作，下到田里参加劳动”的号召。6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在县直机关46个单位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中共浦城县委常委从8月27日至9月2日，采用过组织生活会的形式，用整风的精神对照检查在工作、生活、作风、领导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人人过关，事事讲清，由县委书记带头。9月30日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历时5天，县委常委10人，副县长1人，全部在大会上作检查。其后县委委员10人，正、副科局长70人，单位负责人9人，分两批在单位或系统作检查。中共浦城县委在领导“五反”运动中，边检査，边整改。县委、县人委领导停止中灶待遇，停用吉普车，下乡工作全部坐班车。11月21日至12月4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近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在全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工作组成员坚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次运动岀现“左”的错误，错整了许多干部，但在改进干部作风，解决干部多吃多占、瞎指挥、官僚主义等方面问题，起了一些作用。1964年社教运动中，有33名党员受处分，其中开除党籍11人。1965年有12名党员受处分，其中开除党籍6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瘫痪，党风建设遭到破坏。1971年2月5日至13日，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发动群众，引火烧身。会后，在县直各部门及各公社也陆续展开。6月至9月，分期分批召开党员干部批修整风学习班，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参加人员进行“斗私批修”。9月，县、社两级开展整顿机关作风，着重批判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原县革委会主要领导存在的骄傲自满、搞派性、闹不团结等不正之风进行揭发批判。1972年4月1日，开始学习中共中央的《纪要》,《纪要》传达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6月，中共浦城县委常委以整风精神学习《纪要》，检查党委包揽事务过多，骄傲自满情绪等方面问题，提岀继续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9月8日开始，召开为期7天的县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批林整风会议精神。会后，在全县开展批林整风，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1974年，对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子女招工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予以清退。是年11月，在县直机关开展“公物还家”运动，全县共有22707人归还各种公物54799件。1975年3月开始，县直机关开展反击“资产风”，对机关中存在的吃喝、腐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经营个人“安乐窝”以及化公为私、损公肥私等问题，进行揭发批判。11月初，召开为期7天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帮助县委整风。12月上旬，在水北、濠村两个公社开展党委整风。12月下旬，全县各公社党委普遍开展整风，1976年1月10日前结束，1月中旬开始转向大队支部，实行开门整风。整风中，将领导干部是否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直到2月下旬，全国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门整风停止。
1978年6月17～21日，中共浦城县委常委进行小整风，采取学文件、摆问题、谈认识、分是非的办法，检査1976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否定1975年工作的错误。1979年，中共浦城县委纪律检査委员会，贯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严防干部侵吞农村社员劳动所得，用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的通知》，作出4项决定。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中共浦城县委举办训练班，组织党员学习，查处各种违纪案件。1981年，中共浦城县委联系浦城实际，总结解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发出《关于纠正不正之风的规定》，反对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不准利用职权建房谋私利，严禁招工、招干“定后门”。1982年2月16日，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意见》，强调党的建设着重抓党风和严格党的组织生活，使各级党的组织生活正常化。3月31日，中共浦城县委作出《关于党员干部私人建房问题的处理决定》，县委组织人员，对19户正局级领导、公社书记以上党员干部建房问题进行清查。7月作出处理，折价归公4户，补价7户，拆除1户。9月4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四个方面问题”清理领导小组，严肃处理党员干部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建造私人住宅，为亲属“农转非”，招工“走后门”和在对外活动中违反规定接受礼品，购买紧俏商品等问题。1983年，中共浦城县委根据中央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的指示，打击经济犯罪，查处一批党员干部经济犯罪活动的案件。3月5日，开始建立各级党组织纪检机构，基层委员会成立纪检委员会，党总支设纪检组，党支部设纪检员。中共浦城县委先后在3月30日、6月19日、7月5日，召开三次组织生活会，联系实际，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农转非”、招工、建私房、买木材四个方面自觉进行清理，同时研究处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成员中的问题，清退领导成员中为亲属“农转非”3户4人，招工3户3人，建私房1座，折价归公；清退5人直接向社队所购木材19.73立方米。10月7日，中共浦城县委制定端正党员领导干部党风，实行“三定三包一督促”的责任制，“三定”是定承包的对象、定时间、定职权范围；“三包”是包党员思想教育、包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包及时纠正不正之风；“一督促”是督促被承包单位的对象对责任制的执行，被承包单位和对象督促承包人的表率作用。1984年5月开始，对全县干部职工借用、拖欠公款进行纠正。经过清理，全县有2505名干部职工拖欠公款36万多元，收回副局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72人、党员362人拖欠的公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共浦城县委从1985年6月16日开始，分3期5批进行整党。1986年2月，召开县直机关单位党员大会，要求县直机关单位党员在端正党风、纠正不正之风中作出表率。4月初，又召开深入端正党风和机关作风的动员大会。6月，学习贯彻中纪委整顿纪律的通知，进行全面组织整顿纪律的大检查，实行自查自纠和检查督促相结合，在纠正不正之风的同时，结合行业特点，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年底，整党基本结束，全县参加整党的有11074名党员。整党中，查处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严重违法乱纪的案件146件153人，受党纪处分96人，其中开除党籍25人。全县已登记党员10850人．不予登记34人，缓期登记41人，待登记28人。全面清查“文化大革命”中有严重问题的人和12起重大事件。同时，调整领导班子98个，调整成员177人。1987年5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认真搞好巩固和发展整党成果工作的意见》，其后，全面开展党风大检查。自实行党风承包责任制以来，至年底，农村党支部已建立党风责任制413个支部，占应建的94.2％，还建立党员联系户制度，325个支部的5971名党员，重点联系12345户村民。12月，把纪检工作的指导思想从单纯抓办案转变到把从严治党和支持改革相结合的新观念上来。1988年2月，在管九、金樟、九秋村开展党员目标管理的试点工作。5月在全县铺开，同月，还在临江镇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试点。9月，纪检工作把思想和行动纳入搞好治理整顿的轨道。在支持改革开放的同时，坚决、准确查处党内违纪案件，特别是经济案件。全年共查处违纪案件80起，其中立案23起，处分党员28名（其中开除党籍2名）。年底，全县288个村支部，有6380名党员落实目标管理，签订责任书，占全县农民党员总数的95％，这一做法还推广到部分县直单位支部。367个支部民主评议党员活动结束，共评出基本不合格党员226名，占参评党员3％；不合格党员108名，占参评党员1.4％。其中劝退、除名、自行退党的共84名。是年，纪检队伍也得到加强，全县设有各级纪检机构47个，纪检专职人员129人。
三、思想、路线、理论教育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除选拔优秀青年党员到上级党校学习外，还举办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学习《怎样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等党的基本知识，兼学文化、军事等知识。以提高党员的思想和文化水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闽北分区委书记王助在濠村召开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和各区委干部会议，针对不少干部认为国民党挑起内战，不能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反复阐述党中央“团结抗日”指示的正确性和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扭转干部的不正确的看法，为建松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很大的作用。1940年2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在仙山岗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轮训支部成员，统一思想，使抗日救亡工作取得一定成绩，党组织也有很大的发展。1947年1月28日，中共闽浙边地委书记陈贵芳、副书记张翼参加省党代会后，率一支18人队伍，从古田经浦城返回建松政地区。行军途中，针对有些同志对开展闽浙边游击战争信心不足的情况，开展思想整顿，统一部队思想，树立革命信心。
解放后，中共浦城县委重视党员政治思想和理论学习。1950年，结合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对党员进行政策和阶级教育。1951年起，实行“党日制”，每星期六，各支部组织党员学习党章、党的基本知识，对党员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结合“三反”整风，举办为期15天的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共产党员坚持革命到底等教育，解决一些党员干部认为土改结束，地主打倒，农民分到田地，革命到此为止，不想继续工作的错误思想。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有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等。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克服革命的盲目性和摇摆性，为自觉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打下思想基础。1953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设区乡干部训练班，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重要基地。支部实行“党日制”，每月7、14、21、28日为支部活动日，以掌握党员思想动态，及时加强教育。1954年9～10月，中共浦城县委先后举办两期区乡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农业合作化教育。1955年7月，区乡干部训练班改为党员干部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总路线、互助合作政策及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区乡党组织还把统购统销与党员教育结合起来。1956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健全县委学习制度，规定每天早上学习一小时，星期三、六下午为学习日。是年县委开办党员学习班、训练班，有629名党员参加理论学习，429名党员参加文化学习，还抽调13人参加省委党校学习．96人参加地委训练班学习，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1957年9月，对党员进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重要性及国家粮食局势、粮食方针政策的教育，有63.4％的农村党员参加各区乡举办的骨干训练班。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采取“大辩论”形式，克服党员在粮食问题上的本位主义。1958年，在全县党员中开展“五好”（政治思想好；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决议坚决，完成任务好；民主作风，走群众路线，同甘共苦好；技术革新好；学习好）党员评比竞赛活动。是年，县委成立学习中心组，县委委员、正副部长参加。1959年，县、社举办各种党员干部训练班。训练党员1467人，除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外，主要是在党员中“反右倾保守”，灌输“左”倾思想。1960年，全县举办13期党员训练班，训练党员1011人，系统地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及毛泽东著作。1961年10月，党训班改为党校。是年，针对部分党员对克服暂时困难信心不足、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情况，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党的基本知识、目前形势和任务等教育。县委、工委分别举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1054人。是年11月2日至12月底，还举办7期有1239名县、社、队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的训练班，学习《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党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论共产党员修养》等。1962年，继续进行党的光荣传统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进行形势任务和支前教育。年底，以党课的形式，组织党员学习党员的八条标准。1963年1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几点意见》，要求采取党校集训和在职学习的方法，坚持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教育。1964年组织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普遍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实践论》、《矛盾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同时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对党员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作为党课的主要教材。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五好”（思想好、工作好、参加集体劳动好、密切联系群众好、学习好）党员评比。1965年县委党校和公社党训班，采取集中、分片和就地三种形式，对全县农村党员进行训练，受训3160人，占农村党员90.4％，训练内容以毛泽东著作、党员标准和形势任务为主要内容。1966年1月，开始对社队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一次短训，以形势教育、备战教育为主，学习毛泽东关于战备方面的论述，树立“人民战争”、“全民皆兵”的思想。2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组织全县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学习的通知》。其间，中共浦城县委先后组织学习刘英俊、32111钻井队，以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教育党员。
1967年至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前，浦城两派对立，武斗不断，党员的培训停止。1969年1月3日，县委党校改为“五·七干校”，迁到吴山。在“五·七干校”成立斗、批、改学习班，相当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此受到打击和迫害。1970年3月“五·七干校”撤销。7月10日开始，全县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971年4月，中共浦城县委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议》，强调路线斗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6月1日至10月上旬，先后举办3期大队党支部书记、民兵连长参加的党的基本路线学习班。有628人参加，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判陈伯达等人反党罪行。这对提高党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有一定的意义。是年至1972年，首先在党内传达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清算林彪等人的反革命罪行。1972年5月，重建县委党校。1974年，开展所谓“批儒评法”，把大讲儒法斗争史作为党员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1975年，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6月，举办县直机关党员理论学习班，525人参加学习。1976年3月开展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5、6月先后举办两期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县直机关组局部分领导、公社党委委员等210多人，集中讨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和“走资派还在走”两个问题。讨论会使已被纠正的错误思想重新泛滥，造成思想混乱。
1976年底，全县各级党组织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指示和有关中央领导人讲话和文件，统一思想认识。1977年，中共浦城县委召开三期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学习班，有576名党员、干部参加。1978年1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中心学习小组。有县委领导及各部委领导19人参加，聘请县委党校的教员为学习秘书，每半个月集中学习讨论一次。10月26日，中共浦城县委作出党支部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决定，每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一次支委会，一次支部大会，上一次党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和党的传统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79年，主要组织党员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3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提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意见》，强调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是当前党的建设中一项迫切任务。6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学习讨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伟大意义和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提倡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解放思想，探讨浦城在四化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是年，还举办11期大队支部书记等1700人参加的短训班，主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是年的学习对清理“左”的影响起很好的作用。1980年，主要组织党员学习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县党校举办轮训班11期，轮训1650人。1981年，县党校举办15期培训班，3390人参加，主要学习《陈云同志文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通过学习，党员干部进一步清理“左”的思想影响，提高理论水平、政治水平。1982年7月开始至1983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党校联合举办培训班，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分期分批学习中共十二大文件，进行党章教育，各公社和县直单位也举办学习班，联系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贯彻执行的措施和办法。1983年10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
于认真学习整党文件的通知》，组织5次学习辅导，参加人数达2100多人次。宣传部编印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辅导材料，《党员必读》中7篇文章的内容提示，同时举办广播辅导讲座5次。1984年继续组织党员学习整党文件，县直机关和乡镇党委、党总支，举办26期训练班，训练8149人。10月开始，全县按照党内先走一步的要求，再普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教育，宣传部通过组织辅导，编写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解答，举办广播问答
等进行辅导。1985年，进一步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求党员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国家、人民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坚决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真正做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5月4日，为加强党员教育，成立县党员教育领导小组，下设党员电化教学办公室，录制《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等电视教学片6部，使党员教育工作开展得更加生动、直观。6月16日，第一批整党工作开始后，举办训练班，开展整党单位的2033名党员参加整党学习。1985年12月初至1986年1月16日，县乡举办22期培训班，培训党员9967人，占党员总数90％。1986年，结合整党，县乡及机关企业举办66期训练班，训练党员11119人，占党员总数95.46％。1987年，在党员中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再教育，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列为重点。6月，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本书。11月27日至12月3日，县委学习中心组成员和县直部委办领导50多人，集中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围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三个问题，联系实际，专题讨论。是年举办培训班222期，受训党员10865人，占党员总数的88.73％，建立电化放映点249个，播出1608场。1988年，党员的教育逐步走上经常化、正规化、阵地化的轨道，以县、乡党校为主要阵地，电化教育为主要手段，以“两基”（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县委党校举办4期培训班，培训副局级党员领导和村党支部书记479人，全县19个乡镇党校共举办培训班125期，培训党员8634人，占农村党员总数97％。电化教育播放点达288个，摄制电教片6部、复制16部，播放2976场，受教育党员达10673人次。中共浦城县委下达4个有关党的教育文件，在教育内容上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先后开展学习中共十三大文件和党的基本路线、生产力标准讨论，进行形势教育，在全县不同范围内举办“我心目中的党员形象”、“我说这十年”演讲比赛和党的基本知识竞赛等系列活动，开展评选先进党支部，争当优秀党员，“为民办实事，为党添光辉”等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
第四节 宣传工作
一、时事政策宣传
1927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办事处成立后，特支书记兼办事处主任徐履峻在新兴七深入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党的主张，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减租减息等口号，得到群众的拥护，新兴七的农民运动迅速开展起来。1929年4月，伍弟奴等人在水北等地的贫苦农民中宣传“农民种田不交租，欠债不要还，受苦人要存活路，组织起来造地主老财的反”，发展一批民众队员。1930年开始，中共党组织在浦城召开贫农团会议和群众会议，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和土地革命政策，当年在新兴七和樟村等地有8个乡村开展土地革命。1935年1月，闽北革命根据地遭到国民党10万军队的围攻，浦城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5月，中共龙浦县委委员、区委书记曹景恒，隐蔽在毛洋横坑附近的山洞中，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自己动手编印宣传品，交给地下党员张贴。1936年6月，曹景恒又在东坑桥联系群众，宣传红军宗旨和党的主张，提高东坑桥群众的觉悟，那里的群众组织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城党组织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1938年5月，中共龙浦区委书记傅家立，率工作团到东坑桥、青草洋、庆元山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在榆坞、东坑桥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枪口对外”的方针，使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抗日主张深入人心。1939年8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干部在后洋、黄竹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还自搭舞台，上演以抗日救国为题材的戏剧。
解放战争时期，浦城党组织把宣传群众作为重要任务，赢得群众支持。
1949年5月15日，县军管会成立后，部队宣传员在城区街道和农村书写标语，登门宣传，使群众加深对党的政策了解，消除误解，出走的群众很快就返回城内欢庆解放。8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成立后．在节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1950年1月，县人民文化社成立，为开展经常性群众宣传打下基础。1951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设收音站，扩大宣传面。是月，开始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5月1日，全县城乡8万人举行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游行示威，宣传活动声势大、范围广，有助于提高各界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月，建立宣传网。这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6月下旬开始纪念活动，县委主要领导分别向机关全体干部和各界群众3400余人作9场报告。7月1日举行晚会，组织城区小学教员联合演出话剧，各区乡相应举行各种活动。同年还宣传科学知识、破除封建迷信。1952年，利用城乡多次举办的物资交流会，进行宣传。8月16日至18日，在城关举行城乡物资交流大会，会议调集56人，设宣传、通讯、广播3个股，向群众宣传物资交流、爱国卫生、婚姻法及各种政策。9月，新华书店浦城支店成立，通过门市部销售、流动服务、会议摆摊、送货上门等形式，发行图书，使书店成为党的宣传工作重要渠道之一。1953年1月，全县建立报刊发行代办站，扩大报刊发行量，使党的报刊发行更加普遍深入。2月，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宣传婚姻法。12月起至1954年，集中力量在全县城乡大张旗鼓地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方针、政策。1954年9月11日，开展对棉布统销的宣传，及时克服群众由于对计划供应办法不习惯而产生的各种错误认识。是年，全县建立起一支宣传队伍，有党的报告员54人、宣传员1752人。1955年2月25日组织工作组下乡，进行普遍深入的形势教育，通过国防重要性、义务兵役制优越性的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国防观念，树立服兵役的光荣感。是年3月到10月，以宣传粮食工作为重点。3月2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各乡开展向全体农民宣传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的几点意见》，通过宣传使农民明确粮食购销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情绪稳定。8月，对城镇实行粮食按人定量供应，对此开展宣传，促进城镇居民遵守定量供应制度，节约粮食，保证国家建设。11月开始，着重宣传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宣传中批判“右倾”思想，加速浦城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1957年1月26日和4月1日，中共浦城县委连续发出学习《（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的通知。2月，还开展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宣传月活动，为全党整风作思想准备。11月，又在全县农村开展以《纲要》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大辩论。但在宣传中都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向群众灌输急于求成的思想。1958年6月定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宣传月。6月3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广播大会，号召各级领导把学习宣传总路线当作当前首要政治任务来看待。其后，城关组织60名党员干部到14个点作报告，设立2个固定宣传站、9支宣传队、15个流动宣传队，还出动宣传车进行街头宣传。农村也组织3500人的宣传队伍，深入乡、社宣传。6月10日后，组织2万人进行宣传。在宣传中强调加速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状况，反映群众普遍愿望，但不顾客观规律，宣传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加速掀起“大跃进”高潮。8月30日、9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连续发出宣传大办人民公社的通知，为在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制造舆论。9月10日晚，城关2.14万人在人民广场集会，反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挑衅和武装威胁，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农村收听大会实况广播。10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全党“为钢铁而战”宣传运动月的意见》，为在11月形成全县10万劳动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推波助澜。1959年，加强对国际形势的宣传，宣传毛泽东“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论断。2月，全县各地集会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由于“左”的思想指导，不切实际地宣传1958年的工作成就，以图掀起更大的“跃进”。8月28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决议的宣传意见》，要求这次宣传做到“快、猛、大、广、深、好”。其后，开展“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使“左”倾错误延续。9月中旬，中共浦城县委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放卫星、迎国庆”的口号。同时开展建国十周年伟大成就的宣传教育运动。10月1日，全县城乡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举办大型展览。1960年元旦前后，全县掀起一个突击宣传周，宣传“大跃进”，大搞标语化。7月开始，宣传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8月下旬，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11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下达后，组织宣传《十二条》中规定人民公社
实行“三级所有，队（大队）为基础”，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等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1961～1962年，主要宣传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在农村宣传《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讲清形势，调动群众积极性，鼓励干部群众战胜困难。1962年10月开始，宣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强调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错误批判包产到户。1963年1月开始，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民主整社运动，以进一步宣传和贯彻《六十条》为中心内容，同时进一步批判包产到户。3月，宣传雷锋精神。11月，宣传《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为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准备。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也指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1964年1月22日，开始宣传大庆油田会战精神和大学解放军。2月18日，在县直机关全面开展反修宣传。2月24日，在全县范围内传达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国庆前夕，大搞标语，在城关街道制固定标语牌140处，在县境内主要公路沿线书写大型标语40余条。国庆期间，在城关举办展览，有15个陈列室。是年全县组织121支宣传队，上街宣传230次，组织300多个报告员到生产队、工厂、居委会作报告，进行社会主义、增产节约、形势任务教育和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方针政策教育。1965年进行三次较大规模的宣传。1月29日，中共浦城县委在城关召开万人大会，宣传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会后，在全县城乡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一方面要求看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区别对待；另一方面又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左”的偏差越来越严重。3月，进行大学毛泽东著作的大宣传，各单位、各公社制定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计划。全县发行《毛泽东选集》1000多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4000多套、乙种本1万多本，毛泽东著作单行本5万多册。4月至6月，在干部中进行援越抗美的宣传教育。7月至9月，经过层层试点，在全县群众中宣传准备打仗，开展备战教育，强调要以做好工作、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支援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
1966年上半年继续开展形势、备战的教育，同时宣传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宣传，动员干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8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全县干部、群众收听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广播，当晚，城乡群众游行庆祝“十六条”发表。11月．大搞“红海洋”，全县制作毛泽东语录牌1万余块。是年，家家挂毛泽东像，会会朗读语录，处处有语录歌声。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县革委会成立之前，由党组织统一领导有组织的宣传工作停顿。县革委会成立后，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和毛泽东最新指示，即组织收听，当晚举行游行，而后利用宣传车上街反复重播，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贯彻。1968年10月11日，县革委会召开“三忠于”誓师大会，其后，迅速建起向毛泽东请示台3200多个，“三忠于”专栏3900多个，人人胸挂毛泽东像章，唱语录歌，跳“忠”字舞，进行“早请示”、“晚汇报”，神化领袖。1969年4月2日，在县广场召开全县3万多人的大会，庆祝中共九大开幕，“九大”结束后，进行大宣传、大贯彻，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8400多期，参加学习16万人次，使“文化大革命”理论在全县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1970年，宣传县革委会提出“举红旗，学大寨，赶昔阳，明年农业跨《纲要》，争取‘四五’上千斤”的口号。一切都以路线斗争为纲，把种不种双季稻，工业支农不支农都看作是路线斗争。文艺方面宣传“样板戏”，学唱“样板戏”形成热潮。1971年4月，撤销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成立中共浦城县委员会。其后，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前，大多是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结合党的各项中心任务，运用各种宣传形式，开展宣传。1975年，全国形势好转。浦城在这期间，对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作法进行宣传，受到群众的拥护，但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扑和破坏下，难以为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浦城县委连日组织游行，庆祝这一胜利。1977年8月18日结束的中共十一大提出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1978年3月5日结束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新时期的总任务，中共浦城县委都组织大规模宣传，使群众明确新时期总任务是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1979年，集中力量宣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2月3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宣传、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意见》，结合当地实际，围绕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行宣传，促进干部群众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伟大转折。同时，还在农村开展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宣传。通过宣传，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起很大作用。6月12日至19日，在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周活动，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1980年3月，两次认真清理旧标语，凡是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标语，基本被清除或更换，保持城镇标语的严肃性。12月，开展新婚姻法宣传月活动，提倡婚姻、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新风尚。1981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重点开展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宣传。9月，全县组织1670人的宣传队伍，宣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城乡宣传380场，到会群众19.65万人。其后结合各方面工作总结经验教训，进行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11月上旬至1982年春，在农村开展“四、三、二”教育中，全县组织1000多宣传员、报告员下乡宣讲。通过宣讲，消除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种种误解，分清是非界限，促进各种形式责任制的稳定和完善。1982年5月份开始，全面开展对经济形势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消除一部分人的误解和疑虑，提高政治觉悟，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坚定“四化”建设的信心。9月，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组织培训800多人的宣讲队伍，分专题进行宣传辅导和学习讨论，动员群众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努力。12月12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宣传和学习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通过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各项重要规定，养成人人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习惯，增强广大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1983年，主要开展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宣传。1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在村头大队进行宣传中共中央《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试点工作，其后在全县农村广泛深入宣传，同时继续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大精神。对县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公社、镇的在职干部2060人，按照不同对象和不同工作特点分4次进行中共十二大文件学习考试。8月，开展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全县组织500多名宣传员宣传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决定精神，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觉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1984年1月，宣传《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2月，设立法制宣传办公室，开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法制宣传月”活动。自5月至10月，开展浦城解放35周年和建国35周年的纪念活动，拍摄浦城风光的电视录像，举办“伟大祖国，可爱家乡”知识竞赛，编写《伟大祖国35周年光辉成就》和《谈古说今话浦城》等宣传材料，举办报告会、国庆专刊、文艺晚会，进行庆祝，10月下旬大规模宣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年还进行撤社建乡的宣传工作。1985年为宣传浦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浦城县1984年十大新闻”的评选活动，其后每年进行一次（1985年增加十大新闻人物的评选）。是年除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及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宣传外，多次举行尊师重教的宣传。3月开展“尊师活动月”。8月20日至9月20日，开展“尊师重教宣传月”活动，在全县引起很大的反响。1986年，围绕两个文明建设，突出抓好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5月，开展振奋精神，加快贫困地区脱贫步伐的宣传，动员全县人民关心贫困地区，鼓励贫困地区群众自信自立自强，尽快改变贫困面貌。9月开展为期五年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的宣传。10月至年底，宣传贯彻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县委宣传部举办10多场学习辅导和学习宣讲活动，编印2万多字的宣传讲话，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也相应组织不同规模的宣传辅导培训，全县有1万多人接受辅导培训。1987年，围绕县委工作中心，搞好征兵、选举、计划生育和法制宣传。是年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后，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编写《党的十三大报告学习问答》印发到基层，培训1100余人深入基层宣讲，有些单位和乡镇，用形象直观的方法，宣传9年改革成就和十三大制订的蓝图，使十三大精神迅速为群众所掌握。1988年，以“宣传改革、服务改革”为宗旨，深入宣传中共十三大精神。1月19日至20日，召开“改革与我”新闻座谈会，25名厂长、经理与省地新闻记者一起谈改革。5、6月间，发生特大洪灾时，宣传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宣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宣传抗洪斗争的好人好事，动员灾区群众抗洪救灾、重建家园。6月，开展开放型经济宣传月，增强全民开放意识。9月开始，大力开展廉政建设的宣传。11月，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为中心内容，开展形势教育，以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党政机关中某些腐败等问题为重点，按党员、干部、职工、学生、居民、农民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实事求是地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通过教育，发挥精神力量对群众的鼓舞和凝聚作用。
二、政治思想教育
在革命战争年代，浦城党组织始终将做好政治思想教育作为首要任务，不断提高干部、战士、群众的阶级觉悟，坚定革命信念，战胜无数困难，迎来浦城解放。
解放初期，党在各项社会改革中，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方针。政治思想教育，既注意克服右的偏向，也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偏向。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后，对群众的要求进行调查，群众迫切要求减租，但又有顾虑，怕土匪残暴，怕共产党住不久。中共浦城县委开办减租训练班，训练积极分子，开展诉苦，进行阶级教育和减租教育。1950年，把整顿干部思想作风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加强干部的学习，教育南下干部以实际行动影响新干部，使新干部的热情变成觉悟，并提倡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严格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51年上半年，对426名干部进行鉴定，绝大部分思想觉悟有所提高，增强为人民服务观念，过去学习不积极的干部也订立学习计划。下半年，分4批训练乡主要干部250人，解决土改结束革命完成的思想。1952年，全县开展“三反”运动，12月举办区乡干部“三反”整风运动学习班，有206人参加，对工作中强迫命令、违纪的干部进行教育，挽救一批干部。专门组织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学习文化，提高其文化理论水平。是年，互助组、单干户之间，开展挑应战活动，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全县参加竞赛的互助组1031个，单干户626户。并评选劳动模范，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1953年，举办区乡干部训练班，进行形势、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增强革命的自觉性。
同年11月至1954年，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联系实际与批判思想结合，启发诱导与动员相结合，帮助农民算三笔帐，即算解放后人民得到好处，粮食卖给国家对国家和农民的好处，互相合作好处。而后，开展诉小农经济、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的苦。1954年，全县层层建立指导干部学习的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27个，参加学习的干部1355人；县直机关组织学习小组64个，聘请辅导员24人，保证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1955年7月，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教育工作，帮助群众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及解放五年来的伟大成就，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12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浦城县知识分子思想情况与改造意见》，要求加强政治领导，经常了解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做好在知识分子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做好政治、业务学习指导，合理解决工资问题。1956年3月，结合整社，在农业社中建立政治领导机构，设政治指导员。1957年5月，农业生产合作社配备政治副社长和政治副队长，使农业社政治思想教育经常化、制度化。这年整风开始后，政治思想教育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办法，经反右派斗争后，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全县范围开展以粮食统购统销为主的社会主义大辩论。11月25日至年底，开展以“四十条纲要”为中心的生产建设大辩论，大辩论采取边宣读文件、边鸣放、边辩论、边行动的办法。依靠贫下中农，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批判干部群众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生产经营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作风。这次大辩论，提高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对生产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伤害一部分人。
1958年，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政治思想教育中出现过火斗争和形式主义作法。6月15日，在干部中开展“红专革命”的“大跃进”竞赛。7月2日，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使一些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9月，各单位、公社办起红专学校325所，县直机关还成立“干部红专大学”，实际只学政治，很少安排专业知识的学习。10月15日，县委成立党史办公室，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结合进行党史宣传教育。1959年，在继续开展红专竞赛的同时，开展全民学哲学、用哲学运动。11月5日至次年2月，在全县农村开展以保卫总路线为中心的整社运动，搞过火的政治批判，来代替政治思想教育。1961年开始，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至“文化大革命”前，“大跃进”中经济上“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仍继续存在，特别是1963年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还有所发展。1962年1月，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强调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消除非社会主义的思想风气。是年，制定机关早晨和每星期二、五下午学习的制度。1963年2月，在生产队党员、干部、社员中进行“三坚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关心爱护集体，坚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三反对”（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3月，全县开展学雷锋活动，把学雷锋作为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作为阶级教育的重要部分。4月，中共浦城县委决定工作重心由抓生产转向抓政治思想、抓方针政策，在农业和工业战线开展“比、学、赶、帮”运动，政治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6月，在县直机关开展“五反”运动。11月在农村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至1966年，每年开展一次，以解决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但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使“左”倾错误思想得到发展。同时搞人人过关，挖思想、挖根源，造成不好的效果。1964年春，县委学习中心组扩大为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心组，各系统、公社相应成立学习中心组，把组织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是年，为结合浦城实际开展阶级教育，开展“三史”（家史、村史、厂史）教育，编印《三史资料汇集》3集。1965年，大学毛泽东著作，层层建立学习组织，全县共有学习小组3409个，机关坚持星期二、五半天学习，全县1300多所民校，都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当作首要内容。县社领导干部主要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基层干部主要学习《为人民服务》，加强群众观点，树立不怕困难，搞好生产的决心；群众主要学习《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鼓舞革命干劲，树立为革命种田思想。召开全县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评选先进单位31个，积极分子94人，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把政治思想工作具体落实到生产、工作中去。开展竞赛，做到层层有标兵，样样有标兵，学有对象，赶有目标，建立经常化的政治思想工作制度。全县294个大队（场）中有285个大队（场）建立政治指导员（由支部书记兼），2394个生产队均配备政治队长，每月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一次爱国爱社日活动，搞好生产队政治思想工作。开展阶级教育，县成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筹委会，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生产队建立贫农下中农小组，举办“三史”展览，向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进行“三史”教育。是年在政治思想教育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有些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全面夺权的极端方式开展“文化大革命”，事事讲“批斗”。以全面公开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手段代替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强调“突出政治”，割裂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造成“政治代替一切”，“冲击一切”的局面。1971年11月开始的批林整风中，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1974年2月，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所谓右倾回潮。1975年，在思想上、组织上进行各方面的整顿。但在1976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给干部、群众造成思想混乱。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至1978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并未彻底消除。1978年8月，中共浦城县委传达中央关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指示，但不深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就如何适应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提出意见，提出政治学习必须坚持以自学为主，集体学习为辅的原则，政治学习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要统筹兼顾。鼓励大胆思考，发表创见，坚持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4月20日，县委召开常委会，学习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讨论在新形势下，如何改进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强调要对干部、群众、学生集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6月10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组织部联合召开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会，通过讨论，明确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意义，及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必要性和重点性。12月24日，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真理标准问题理论讨论会，提倡百家争鸣、各抒己见，解放思想，探索新情况、新问题。1980年2月，全县开展学习邓小平《目前形势和任务》，通过学习，明确新时期的任务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及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6月20～22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全县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会议将青少年教育列入重要议程。1981年开始，各系统、部门联系实际清除“左”的思想，进行拨乱反正。4月，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地委〈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的意见》，提出对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和行为，要及时教育，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是年，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中，一些地方出现按土地证分田分山到户，买卖私分集体财产、公共积累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倾向，中共浦城县委及时加以纠正。中共浦城县委还根据中央精神，克服领导软弱涣散状况，加强改善党的领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着重检查和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1982年和1983年，继续在农村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1985年6月12～14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总结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改革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986年3月，实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试行条例》，在农村建立由乡镇政工干部、党课教员、通讯报道员、先进模范人物组成的农村政治工作队伍，以农村文化中心和村一级文化室（或俱乐部）作为主要阵地，以有线广播作为主要工具，寓教于乐、寓教于学，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生动活泼。4月，在农村开展遵纪守法、移风易俗的教育。年底，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本书。是年开始为期5年的在职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正规化教育。当年，开办《政治经济学》进修班。198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决定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县委宣传部、县教育局领导，连续8天到11所中学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严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鼓励师生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2月1日开始，对返乡度假的大中专学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并妥善安排他们的寒假生活。2月15日至3月5日，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县、乡、村三级干部1578名，组成21个宣讲队，到乡村、企事业单位和中等学校宣讲，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面教育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政策教育。7月10日至9月19日，县委抽调87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农村开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教育活动。县、乡、村三级培训宣传骨干4088人，重点开展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治国之本，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积极创建文明村镇的教育。同时，培训1300多人宣讲骨干，在企事业单位进行路线教育。1988年，中共浦城县委广泛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县卫生系统、粮食局、水南乡进行党员教育试点；在莲塘乡莲塘村进行群众教育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搞好面上教育。还抓住物价等“热点”问题，针对群众认识和社会动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9月，在全县范围开展生产力标准再学习、再讨论。把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引向深化，为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进行思想理论准备。是年，廉政教育作为新形势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把廉政教育同革命传统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普法教育结合起来。同时，总结表彰遵纪守法、拒腐蚀、永不沾的典型，扶正压邪，推动廉政工作的开展。政治思想工作逐步摆脱政治运动式的作法，做到社会化、经常化、规范化。在实行行政首长领导负责制的企事业开始建立以行政领导负责，以党政干部为主体、党政群团和各职能部门一起抓的政治思想工作网络。逐步建立起协商对话制度，循着思想问题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思路，增强群众自我教育、自己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
第五节 统一战线工作
一、党外人士工作
1927年1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到达浦城，党代表、共产党员萧劲光召见浦城地方人士，要他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政治部和浦城人民举行联欢大会，帮助成立工会、农会、妇女会、学生联合会、商民协会。是年9月，中共崇安特支书记徐履峻与岱后联首王德有结成联盟，在岱后建立中共崇安特支岱后办事处。其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不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1931年3月，中共建浦区委派员到石陂与医生杨草包（外号）联系，在石陂秘密开展革命工作，通过杨草包购买盐、布等物资，运往闽北苏区，并策动土匪3人带枪向红军投诚。9月，闽北独立团及赤卫队1000多人袭击石陂街，连攻2个多小时未成功，杨草包率群众做内应，取得战斗胜利。1932年9月，红十军攻克浦城，优待俘虏，发放旅费遣放回家，许多俘虏当场表示不再为国民党军队效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为更广泛地组织各方人士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政治上允许并教育群众，实行“白皮红心”两面政权，争取保甲长对革命的支持。在经济上，改打土豪分田地为筹款减租减息。1935年7月，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二纵队六支队遭到严重损失，20多名红军隐蔽在毛洋一带，为打破“围剿”，贯彻“打击顽固，争取中间，发展进步”的策略，处决与红军为敌的白岩村保长。在白岩、毛洋、寨门等村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1936年初，红军9人隐蔽在毛洋山中，寨门保长派甲长送食物给红军，保护红军的安全。
抗日战争爆发后，浦城苏区红军北上抗日，根据地只留下少数人员，他们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作斗争。1937年11月中旬，中共闽东北分区委在濠村召开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示，会议向国民党各县政府发出国共合作文件，指派人员到松溪花桥，政和东平，浦城的濠村、水北街、碗窑背与国民党当局谈判。经过斗争，达成部分协定，浦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其后，中共建松政特委、浙西南特委宣传《中共抗日十大纲领》，号召各阶层“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枪口对外”。在浦城境内的农村建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性的抗日组织。1939年9月，国民党当局将8位新四军、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押解到浦城仙阳国民党军政部第三战区直辖浦城临时军人监狱。同年12月，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狱中成立特别支部，支部成立后，通过秘密联络，结交朋友和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团结囚友及监狱管理人员，8个共产党员与30多个囚友和看守长、副班长、看守员割破手指，饮血酒，结成“兄弟同盟”，还发展2人加入中共党组织，并进行越狱准备。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向根据地发动三次军事围攻，中共浦城党组织坚持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国斗争。同年7月，中共建松政特委团结大刀会人员，分别在马鞍源、濠岭打败国民党的围攻部队，在濠村还与国民党乡长建立统战关系，国民党乡长为游击队提供枪支、弹药，保护群众。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浦城县党组织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斗争，直至浦城解放。1946年5、6月间，中共闽北特委派出工作组在坪洋村开展群众工作，工作组采取结拜兄弟、喝鸡血酒的办法，与坪洋、布墩的群众结拜兄弟，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还建立秘密交通站，在建浦公路沿线近10个村庄穷苦人民中，组织兄弟会，进而组织农民协会、儿童团、妇联会。在小串等保建立“红心白皮”的两面政权。还动员货郎担、养路工人、雇工、学生等数人参加游击队。由于有群众基础，机关迁入坪洋。1947年4月，城工部在浦城建立党的组织，与进步青年、教师、学生广交朋友，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各种斗争，并壮大组织。1949年3月，派党员到浮流发展农民党员，在乡队兵中进行策反工作，发展4名乡队兵加入党组织，并在4月底掌握乡队兵武装，迎接浦城的解放。
1949年5月1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感召下，浦城县保安中队长黎明德率自卫一中队100多人到大庄向人民解放军缴械。解放初期，中共浦城县委书记刘健、宣传部长韩向阳都亲自做统战工作，与10多个知名人士交朋友，通过他们，又联系团结大批各界人士。是年12月，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人民政府聘请开明士绅9人，自由职业者6人为代表，工商界、教育界分别推选30人和13人，学生通过选举产生20名代表，这些代表共占全部代表的30.83％。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由各界知名人士协商产生，还有一名非党人士担任副主席。常务委员会注意加强同区一级各界人士的联系，使全县城乡中共党员与非党群众合作共事得到加强。同时，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革命理论，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政治上信任党外人士，大胆使用党外人士，1950年吸收200余名党外人士参加革命工作。1951年8月，中共浦城县委成立统战部，使统战工作进一步加强。1952年11月，召开机关统战座谈会，到会有24个单位的非党干部代表，他们在会上向县政府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县政府领导表示政府党组织要切实做好党、团内外的团结工作，并作为一项制度来执行，保证非党干部有职有权。1952年至1954年，有一批非党干部担任区长、副区长和副局长、副科长等领导职务，县委指出区委书记、局党员领导有责任与非党干部搞好团结。每逢政府召开区长会议，县委请非党区长、副区长到县委机关座谈，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征求他们对区委的意见。1957年1月，政协浦城县委员会成立，成为县委直接联系党外人士及人民团体人士的机构。同年反右派斗争出现扩大化，伤害一批党外人士。1959年，中共浦城县委对各界人士进行和风细雨的正面教育，改善与党外人士的关系。1960年，发扬民主，引导党外人士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其后，统战工作逐渐加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统战工作遭到严重破坏，统战部撤销，政协停止活动，部分党外人士被批斗。1972年开始落实政策，党外人士的处境有所改善。但党的统战方针、政策未能全部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左”的作法，澄清是非，落实统战政策。1980年12月，恢复成立统战部，政协浦城县委员会恢复活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政治联盟形成，为37名非党人大常委和政协委员落实政策。1981年，统战部对全县非党大中专毕业的知识分子700余人进行使用情况调查，以便安排使用。1982年，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宣传教育，树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1984年，全县非党人士担任科局级以上领导干部19人，其中县级3人，县人大常委中党外人士5人，占常委总数的29.4％。1985年，县委建立非党知识分子档案，为使用非党知识分子打下基础，并建立知识分子联系小组，不定期召开不同单位知识分子座谈会。是年解决9名知识分子的长期分居问题，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和安排知识分子子女就业的有109户342人，优先照顾住房的有177人，吸收29名知识分子入党。是年，在政协浦城县第六届一次会议上，设立3个委员会、9个工作组，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1986年6月，成立黄埔军校同学会福建省浦城县联络小组，加强与海外黄埔同学的感情联络。由于坚持统一战线，党外人士献身四化建设，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发挥重要作用。
二、工商业者工作
在革命战争年代，浦城党组织对工商业者实行保护政策。1932年9月，中共闽北分区委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允许贸易自由，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到苏区交易。先后在石陂街、坑口、翁村等处建立贸易处等商业单位，沟通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物资交流。红十军攻克浦城，驻扎3天，实行公平交易，对工商业兼地主，只没收其地主部分的财产，用赣东北及闽北苏区钞票及硬币购买物资，离开浦城还用硬币换回苏区钞票。
浦城解放后，即组织工商业者开业，采取鼓励工商业的政策。1951年5月，成立县工商业联合会，推动工商业者接受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贯彻工商政策。同月，召开全县性的土特产会议，鼓励土特产的经营商和生产者，接着又选派工商代表参加华东区土产交流大会和华东土产展览大会，鼓励私商树立经营信心，恢复旧商业网，建立新的关系，使私营工商业得到发展。同时，引导工商业者走联营道路，使工商业者既解决资金困难，又能避免争购现象。1952年，继续组织私商参加杭州、江山、衢州等地的物资交流会，还在城关举办夏、秋两季物资交流会，并在区乡集镇开办交流会，调动私商的经营积极性。1953年，对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全面的工商登记和审查，全县工商户有1211户，通过登记，纠正行业分类混乱现象，提高工商业者经营积极性，同时便于市场管理，对工业采取供给原材料、加工定货和统购统销的办法，把私营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1954年，有计划地用转为国营和公私合营方式改造资本主义，有计划地把货源批发给私营商业，让其执行经销、代销任务。1955年按行业大小和需要转为国营、合作社经营、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是年12月中旬，县委成立对私改造领导小组，组成工作队和办公室，由点到面，由城到乡对主要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956年，全县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对728名私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按照各自专长，分别作妥善安排，其中担任企业董事长的6人，副经理的6人，门市部正、副主任的15人，工场主任的2人，转运站长的1人，副厂长的5人，财会人员的17人。工商业者享受国家干部、职工待遇，在不同工作岗位发挥智慧和才能。全行业公私合营后，组织工商业者学习时事政策和政治理论，举办工商界业余讲座，召开自我改造大会，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交心，订立自我改造计划和集体公约，加速工商业者自我改造。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部分工商业者受到伤害，工商联常委、执委等4人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后，在全县工商业者中开展加强自我改造竞赛。1961年，对工商界中的人事调动、安排、下放、定息处理、调整工资及年老体弱退职退休和逃散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分别情况进行处理，全面落实统战政策。1962年，县工商联组织人员到乡区调查小商小贩情况，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召开全县小商小贩代表大会，成立小商小贩委员会。1963年3月起，在工商界开展三个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全面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县工商联合会停止活动，工商业者遭到迫害，但大多数工商业者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坚持为建设社会主义而辛勤劳动和工作。1979年后，落实各项工商统战政策，积极发挥工商业者的作用，落实工商联房产3000平方米，赔偿7万元。平反工商界冤假错案72件，改正错划右派分子4人，32人恢复干部待遇，收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的57人，并补发工资、定息。把482人小商贩从557人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为劳动者身份。工商业者按照“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在县政协工商组的组织下，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对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提出建议。1985年7月，县工商业者联合会恢复活动，组织广大会员开展经济咨询服务，提供市场商品信息，发展横向经济联系，搞好商品流通，广泛和有关技术学校、企业联系，协助做好专业培训，为振兴浦城、建设浦城作出贡献。
三、对台湾事务工作
1974年，成立福建省浦城台湾籍同胞联谊会浦城联谊小组。1975年1月7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和对台办公室，开展对台宣传工作。1977年宣传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批判“左”的思想，消除顾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落实台胞、台属政策，使台胞9人、台属117人的冤假错案得到改正。1981年，采取集会穿插、党校讲课和印发宣传品等形式进行党的对台湾工作方针、政策的教育，在每年元旦、春节、国庆、中秋等节日，统战部、政协、对台办都联合召开座谈会、茶话会，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参加，共同欢度佳节，使台属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温暖。同时，贯彻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亲属与台湾通讯的政策，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吸收台属参政、议政。政协浦城县五届委员中，有台属4人，其中常委1人；六届委员中，有台属6人，其中常委有2人；七届委员中，有台属5人，其中常委1人。县七次人大代表中有台属代表3人。对有困难的台胞、台属，政府除拨给专款补助外，有关单位和公社都给予照顾。1982年开始，接待去台人员回乡探亲。1988年5月16日，组织成立“浦城海峡两岸乡友联谊会”和“台湾同胞福利基金会”，为去台亲人回乡探亲、旅游，彼此交往沟通信息、牵线搭桥创造条件。是年，浦城台属与台湾亲人通信、通汇达400多户，接待在台亲人166人回乡探亲、旅游，在台亲人还赠送丰田牌面包车一辆给乡友会。
四、华侨工作
1955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浦城县支行开办华侨储蓄，鼓励归侨、侨眷节约侨汇。1975年7月12日，旅美侨胞章苏民和其台籍妻子回浦城探亲，得到县领导接待。1978年9月，中共浦城县委宣传部召开为期2天的归侨、侨眷代表座谈会，了解归侨、侨眷的要求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事例。1979年后，将落实政策作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落实归侨、侨眷各项政策共13人、21件。并清理95人的档案中不真实的材料，解决4户的住房问题。解决归侨、侨眷知识分子学非所用、子女升学、就业及夫妻分居等问题。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尊重和信任归侨、侨眷，培养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五届至第八届政协委员中有19位归侨、侨眷。1984年6月14日，成立县侨务办公室，9月，召开浦城县第一次归国华侨代表会，并成立县归国华侨联合会，还成立16个侨联小组。侨务办公室成立后，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归侨、侨眷，关心其疾苦，解决其实际困难，做好来信来访、接待、旅游、探亲访友工作。
五、宗教工作
1953年7月28日，召开全县各寺、庙、庵、堂的僧尼和信徒代表会，成立县佛教协会筹备会。是年，贯彻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对基督教徒进行登记，割断其与英国教会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改革佛教，废除封建剥削和不合理的建制，贯彻“农禅并重，以寺养寺”的方针。夕阳寺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他寺、庙组成生产互助组，僧尼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劳动，达到自养的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僧2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宗教界遭受严重冲击，寺庙被占用，佛教、基督教的公开活动停止。1979年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对宗教界人士的政策和宗教团体房地产政策。落实佛教界僧尼政策5人，归还寺庙房产6栋41间1050平方米，退还基督教房屋1座294平方米、鱼塘1口，另补偿7万元。被错划为右派的给予改正。1983年，恢复县佛教协会筹委会的活动，成立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筹备小组。次年，正式成立县佛教协会，正式成立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宗教正常活动开展后，调动宗教界人士和信徒的积极因素，宗教界人士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加强对外友好交往，为祖国统一和世界和平积极工作。
解放后，先后有4位宗教界人士被选为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位被聘请为县政协委员会委员。
第六节 信访工作
一、信访组织
解放后，中共浦城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贯彻人民民主制度的重要工作。1953年2月，结合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县处理人民来信委员会，继而在政府、法院建立人民接待室，配备专职干部。各区及县直机关先后也都配备兼职干部处理人民来信。是年在政府、法院、纪检、监察机构有专职干部5人，其他单位兼职干部29人。1954年7月2日，召开民联座谈会后，县直各单位基本确定由秘书股兼办人民来信处理，绝大部分的区也配备兼职民联员，还通过巡回法庭处理人民来信来访。1958年，县直单位、各公社已建立民联室，有兼职民联员44人。1965年，由县委秘书室和县人委办公室共同负责来信来访工作。“文化大革命”后，来信来访机构瘫痪。县革委会成立后，成立信访组。1979年1月改为信访科。1982年，信访科改为信访办公室，与县委信访办公室合署办公。1984年3月开始，在全县建立县、社、大队三级信访网，县委、县政府设立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专职人员由3人增加到5人。公社设立信访组，大队设立信访小组，县直各局指定兼管人员，有的还成立信访室、组。4月，全县信访网形成。1988年全县在乡镇、村及县直机关成立信访领导小组，有成员801人，其中县直机关小组52个，乡镇小组19个，村级小组179个。
二、接待
1953年8月前，在处理来信来访中存在将人民来信当作普通文件处理的情况，将来信照收照转，出现积压及清理不及时现象。8月，分别主次、轻重缓急，组织专人清理积压的信访件。建立处理人民来信收发登记、催办、转办、归档等制度，以及检查督促，一事一汇报，每月召开一次民联干部会议的制度。是年，群众对党和政府信赖日益加深，群众来信不断增加，共接到群众来信3195件，来访3965次9631人，而匿名信逐渐减少。1～9月，匿名信83件，10～12月只有8件，对这些来信来访基本上做到件件有交代、事事有交代．对3195件来信，至年底处理2672件，正在处理334件，转下级机关处理189件。集中力量处理较大的典型案件中，属干部贪污4件，行政处分2人，逮捕2人；压制民主、迫害职工1件，行政处分1人；强奸1件，逮捕法办1人；反革命案2件，逮捕2人。1954年后，进一步健全制度，加强专、兼职民联干部的群众观点，克服“来而不办”、“转而不催，催而不报”等不良现象，尽量减少积压。1956年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把信访工作当作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纠正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全县收到人民来信2386件，接见人民来访1740人次。来信中复员军人要求安排工作的占27.8％，检举反革命分子的占8％，工资改革问题的占6.4％，检举干部工作作风、贪污、违法乱纪的占2.3％，对私改造方面的占8.5％，改造落后乡时被划为地主、富农成份，要求改变其成份及婚姻、民事纠纷等问题占13.4％，其他占33.6％。年底已处理2056件，占86.17％。1958年，来信来访数量下降，全年来信323件，来访130人次，同时来信来访问题绝大部分属于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要求，无理取闹和不合理要求已近绝迹。1959年，来信来访数量继续下降，一年来信139件，来访26人次。来信中检举贪污、干部违纪、并村问题及工资待遇、生活福利问题占多数。信访部门贯彻多办少转的原则，提高案件处理质量，定期综合来信来访反映，供领导参考。1961年来信中以反映干部作风不好、违法乱纪的为多，其次是关于平调退赔、压缩劳力等政策问题。在处理中，领导重视，亲自拆阅批办，贯彻多办少转、自办为主，专人负责与部门配合，专案调查相结合的原则，认真办理。1963年人民来信602件，比上年增加61％，来访2920人次。来信大部分是检举揭发干部贪污挪用、投机倒把、生活特殊等问题。是年，中共浦城县委书记阅批人民来信373件，并接见来访群众，组织指导办理突出案件。1964年来信来访猛增，来信达3703件、来访1464人次，反映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检举揭发干部的“四不清”和歪风邪气问题。1965年县委秘书室与人委会办公室共受理人民来信1007件（次），县主要领导亲自接见来访183人次。是年，主要反映的有要求解决户粮关系、调动工作、就业、更改家庭出身、申诉案件复查、老区建设等，也有批评建议，揭发干部作风问题等，县信访接待室逐件分别落实处理，给以答复。1973年至1979年，来信来访5704件（次），其中来信4735件，来访969人次，每年平均来信676.4封、来访138.4人次；来信最多是1978年1438封，最少是1976年441封，来访最多是1977年83人次。来信来访中，申诉的622件（次），占来信来访总数（下同）10.9％；反映经济改革方面92件（次），占1.61％；劳保优抚的340件（次），占5.96％；要求解决户粮关系的366件（次），占6.42％；民事、产权纠纷的148件（次），占2.59％；批评建议的74件（次），占1.3％；控告揭发的779件，占13.66％；其他方面（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就业，要求落实家庭成份，要求落实政策等）3283件，占总数57.56％。
1979年10月18日起，每个星期四为县革委会领导亲自接访日，至同年底，共接访10次，接待354人次。永兴公社冠山大队一社员从1961年开始，与队订立合同，允许她在不影响集体生产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制造泥风炉出卖，1975年，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暴发户”，罚款1400余元，受到批斗。她对此处理不服，曾多次要求调处均未得到解决。1979年11月，她获悉县领导接待日，来到县城，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接访，当即表明态度，很快得到解决。
1979～1988年，来信来访18786件次，其中来信14376件，来访4410人次。每年平均来信1437.6件，来访4410人次。来信最多的为1979年1714封，最少的1983年974封；来访最多的1980年804人次，最少的1983年289人次。来信来访中，申诉的1675件（次），占8.92％；属经济政策的37件（次），占0.2％；属工资劳动优抚的1283件（次），占6.83％；要求就业的1922件（次），占10.23％；要求复工复业的507件（次），占2.7％；要求解决户粮关系的1070件（次），占5.7％；民事纠纷的788件（次），占4.19％；控告揭发的1463件（次），占7.79％；批评建议的464件（次），占2.47％；其他方面的（要求调动、转干、升学、计划生育等）9577件（次），占50.97％。经过调查处理6722件。水北街乡洙溪村，由10余户村民承包香菇580万袋，开始投入生产，自筹资金4万余元用完后，尚缺10万余元，多方联系求援均未解决，来到县信访办请求，信访办将其报告呈送县长，县长即批示，县农行第二天就给办理。使洙溪村香菇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获得好收成。其余信访件均会同有关部门继续落实处理。
相关地名
蒲城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