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党、国家和人民蒙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浦城也不例外。在这场灾难中，浦城人民经受严峻的考验，并赢得最后的胜利。
  一、浦城“文化大革命”
  1966年初，中共浦城县委、县人委着手制订和执行浦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浦城。浦城的“文化大革命”经历3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66年5月下旬，根据中共南平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在全县文化界、教育界、文艺界以声讨“三家村”为起点，开始“文化大革命”。6月14日，县委派出第一批工作组14人到浦一中、二中、三中，剧团和中共浦城县文化支部，协助党支部领导运动。6月19日，浦城一中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彻底肃清我校领导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这是全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出现全校师生停课的混乱局面。中共浦城县委规定大字报不上街，参观大字报凭介绍信，批判斗争须经过批准，试图稳定局面。7月21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机关干部会议，贯彻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县以下单位“文化大革命”暂停的指示，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浦城第一、第二、第三中学，动员学生复课。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后，全县刚刚暂停的“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开展起来，进驻三个中学的工作组被迫撤离。8月30日，浦城一中部分学生把校内孔子庙梁上大匾、孔子塑像砸毁，孔子头像抬出游街。9月1日一中校长被戴高帽、挂黑牌。随后，全县开展“破四旧”运动，大批图书、文物及古迹被毁坏。9月20日，浦城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大批红卫兵陆续开始外出串联。12月20日与次年1月10日，红卫兵组织二次所谓批判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斗，全县出现层层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浪，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和靠边站。2月9日（正月初一），红卫兵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判县委以崔来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县委、县人委及全县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机构陷入瘫痪。这一阶段，中共浦城县委在应付来自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的极其困难情况下，竭尽全力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
  第二阶段 从县委、县人委工作被迫终止到1971年4月恢复中共浦城县委前。1967年3月3日和4日，两大派造反组织总部分别成立。3月12日浦城县人武部对公安局、邮电局、广播站实行管制，以后，相继对气象站、体委实行军管。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武部奉命成立生产领导小组，行使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职能。4月，驻浦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支左办公室，试图稳定局势，但7月以后，两派造反组织对立加剧。8月22日开始至1968年8月7日，派仗不止，武斗兴起，全面内乱，全县城乡先后发生12起抢枪或持枪武斗等重大事件。1968年3月和4月，浦城两大派组织代表先后到南平和北京举办学习班，达成《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和实行大联合的协议，但两派各据一方，没有履行，直到1968年9月，两大派才实现联合。9月30日，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继后，县直各单位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县人武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浦城部队派出54名军代表，参加26个单位“三结合”领导班子，或担任军代表。两派大联合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社会秩序有所稳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基层中共党组织尚未恢复，全县干部在县、公社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进行“斗、批、改”，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以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工作。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派性干扰，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1969年3月，开展整党建党，年底结束。1970年5～12
  月，全县348个党支部开展整党建党补课，进行“吐故纳新”，错误地开除65人的党籍。
  第三阶段 从1971年4月，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1年4月26～28日，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浦城县委。是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力图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浦城县委在9月下旬抓整顿机关工作作风，着重批判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12月，全县开展批林整风。年底全县被停止工作、受审查的地区管干部118人，已解放115人；县管干部127人，已全部解放。全县5864名中共党员，除66人外，全部恢复组织生活。1972年开始，全县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扭转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的错误倾向，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状况有所改变。12月，成立浦城县革命委员会落实政策定案办公室，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运动中立案审查的人员进行结案。1973年底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判“右倾回潮”的运动，使浦城开始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遭到新的挫折。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全国形势有明显好转。浦城根据毛泽东“学理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调整，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抓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落实，对中共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回升，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出现经济好转回升的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6年3月，浦城全面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正在趋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于混乱。同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浦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二、“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
  “文化大革命”中，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影响下，层层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鼓吹“拿五尺锄头柄也有走资派”，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甚至农村生产队长也难幸免。一些劳动模范、优秀知识分子也被加上种种罪名，深受迫害。10年动乱，使浦城经济建设严重受阻。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严重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否定按劳分配，推行“政治评分”，破坏农村集市贸易；搞乱经营管理，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全县9种主要经济作物有5种几乎被砍绝，油茶产量1976年比1965年下降四分之三，致使产油县变成缺油县。工业生产偏重重工业，造成轻工业发展缓慢，比例失调；在管理上，不抓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益，投资大、产值少、利润低，百元产值利润只有1.67元，比1957年下降89.36％。1967年和1969～1976年，连年出现赤字，累计达1383万元，为这10年财政收入的39.3％。
  三、抵制“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多数干部、群众出于对党、对领袖的无限信赖，为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但当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出现乱揪斗、打砸抢之后，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产生怀疑，并加以抵制。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两线
  班子，力争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一线班子抓运动，对付造反；二线班子抓生产，保证经济工作正常运转。1966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计算）比1965年有所增长。是年12月，临江、太平两项灌溉万亩的引水工程相继竣工。1967年，陷入全面内乱后，大多数党员、群众和领导干部，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艰难复杂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党在浦城的事业没有中断，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中断，建设工作还是在曲折中进行并取得一定的成就。1967年2月，长117米的石拱浦城桥建成通车。纺织工人坚持生产，在其他工业行业严重减产的情况，纺织工业产值比1966年还增长20.69％。1968年富岭公社马家庄良种场用单季晚稻良种“鸭仔矮”连作晚稻栽培成功。盘亭公社棠岭大队的社员坚持自力更生兴修水利，增灌350多亩旱田，粮食亩产从150公斤增加到408公斤。浦城客车站亦建成投入使用。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局势有所稳定，浦城经济建设得到低速度的发展，特别是全国形势有转机时，发展速度加快。自1970年开始至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逐步有所增长。农业生产，1970年水稻高秆改矮秆，使这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7.63％。1970年开始，在农村着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还制定一些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各项政策，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粮食生产1969～1975年连续7年增长。1969年开始，工业生产有所好转，1970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猛增，虽然由于绝大部分是重工业投资，造成全县积累和建设、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还建成一些缺原料、缺能源的企业，给浦城工业增加包袱。但此后相继建成的七一电站（后改称旧馆电站）、城关电站、农药厂、香料厂等，为浦城工业打下一定的基础，使浦城工业产值自是年以后逐年上升。1975年工业产值比1967年增长1.96倍，年平均增长14.51％，其中发电量1976年比1965年增长14.7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公路交通发展也较快，公路通车里程1976年比1965年增长1.02倍。文化教育工作也有所发展，1976年全县实现院户有线广播喇叭化。是年，普通中学从5所发展到17所；小学发展到1135所，其中附设初中班252所。虽然由于师资缺乏、教学质量差，但方便农民子弟入学，普及率提高。当然，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县内各项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