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一章西汉至清朝政事第一节政务略述浦城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发展至西汉，成为闽越国的活动中心之一。其时，限以高山，“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蛟蛇猛兽”（《汉书·严助传》），西汉中央王朝势力难达。其内部讨伐不断，“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疆，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地。”（同上）前元三年（前154），吴王刘濞叛乱，在东瓯丹徒被杀，其子子驹流亡闽越。汉中央王朝派冯中郎追逐，冯殁于浦城境内北乡茗坑。建元六年（前135），馀善杀胞兄闽越王郢，汉武帝封无诸孙丑为越繇王，馀善不满，自立为王。汉武帝为权宜计，封馀善为东越王，与繇王共处。其时浦城为东越王的政治军事中心，大臣建成侯敖、繇王居股、越衍侯吴阳均居住在浦，在今城内仙楼山下建有馀善行宫。馀善在闽北筑6城，即有汉阳、临江、浦城3座城筑在今浦城境内。并据浦城境内的泉山之险以抗汉。馀善对汉王朝，“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同上）。加之馀善“负约反覆”，朱买臣向汉武帝献策：“故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东越王更徙处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汉书·朱买臣传》）元鼎六年（前111），馀善自号武帝，向汉朝发动攻击。汉武帝采纳朱买臣生前的计策，分兵四路向馀善进攻，直抵浦城县北的汉阳城。越衍侯吴阳倒戈，汉阳失守。其后汉军势如破竹，占领整个闽越国。闽越国灭亡后，汉朝廷将闽越居民迁徙江淮间。始元二年（前85），逃遁到山谷中末被迁徙的闽越人颇出，自立为冶县，约在建安初年至五年（196～200）间，分侯官地立汉兴、建安、南平三县。其时的浦城乃是军事要地。建安八年，汉兴、建安、南平等地酋首洪明、洪进、苑御、吴免、华当各率万户，屯集汉兴，抗衡孙权。东吴派贺齐领兵讨伐，在今浦城东郊吴山阵战，洪明被斩，吴免等4人投降。汉兴等县被孙吴牢牢控制。其时在今皇华山麓建吴兴馆。汉代及三国时浦城的地位，江淹（444～505）的《迁阳亭》诗作了概括的描述，诗称：“揽泪访亭侯，兹地乃闽城。万古通汉使，千载连吴兵。” 晋朝，中原士大夫已迁住浦城。南朝时，江淹在宋元徽二年（474）因事触犯建平王，被贬为吴兴令。他爱浦城的山水奇秀，“选胜探奇，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薄书之暇，著述自娱，留下诗赋十多篇。其时，佛教传入，梁时在原东越王馀善行官建起胜果寺。由于中原人士的入迁，及一些中原名流到浦城担任县令，浦城深受中原文化的濡染，得到开发，已不是蛮荒遐壤的地域。唐代，以户口多寡定州县的等第。开元八年（720），浦城列为紧县，时福建有望县闽县1个，紧县也只有侯官、南安、浦城3个，浦城是福建四大县之一。乡区也得到开发，乾符（874～879年）中，文昭任仙阳尉。时仙阳地旷人鲜，文昭政敷惠洽，很多人来归附，使仙阳成为巨镇。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军入闽经仙阳，文昭率兵抵抗，战死。唐代浦城佛教兴盛，有13座寺庵，遍及四乡，并得到皇帝重视。唐宪宗下旨在胜果寺设戒坛，唐宣宗和唐昭宗分别为禅寂寺和溪峰寺题额赐名。是时已成为交通要道，通过浦城出入中原的有士子、官吏、官兵、农民起义军，还有日本国佛教徒等。同时，不论从闽南还是闽东进出福建都必须经此，许多士大夫留住浦城。刘守谦为京兆人，肃宗朝（756～761）从郭汾阳讨安禄山有功授处州刺史，道经浦城悦其山川佳胜，即定居于此。唐末，中原士族避乱徙居浦城甚多，其中杨、章、黄、陈等氏族至北宋成为望族。诸多士大夫入浦，使中原文化、生产技术根植浦城，兴经济、通民智、振人文，使浦城进一步开发。五代，浦城是军事重镇，为闽国北面的巨障，后梁开平（907～911）间，浦城人章仔钧向闽王王审知献战攻守三策，闽王向唐朝廷奉请，封章为高州刺史、检校太傅、西北面行营招讨制置使，率步骑五千，戍守浦城西岩山。后唐应顺元年（934）正月，吴信州刺史蒋延徽率兵攻闽，败闽兵于浦城，进围建州。闽永隆二年（940），吴越兵10万攻建州，重围浦城西岩山4个多月，镇守于此的闽国上左厢侯范滔大败吴越军。后周显德二年（955），兵部尚书沈弘率兵在高泉里（今属富岭镇）屯田御界。五代乱离，因“闽独僻在海隅，浦城又邻衢、信，当山水无瘴疬，非若齐、秦、晋、楚九达之地，故兵革罕及，而明哲保身兹焉避者尤多。”（《宋知蕲州杨㬇东阳族谱序》）又有一大批大夫、豪商、巨贾避居浦城。宋庆历（1041～1048）中，诏天下郡县立学，县主簿摄县事陈襄（时称海滨四先生之一，后累官至枢密直学士兼侍读）在城东龙头山左倡建学宫，他在学宫亲为讲说，传扬理学思想，远方来学者达数百人。其后的知县能重视教育，崇宁五年（1106），因浦城的学生达千余人，受到朝廷的表彰。由于重视教育，浦城成为人才荟萃之地。北宋年间，浦城中进士者达98人，其中有状元3人。而政事尤为士林所荟萃，有3人任宰相，2人任副宰相，上而辅弼侍从，下逮僚佐员弁，成为福建文化最发达之区。宋杨时称“浦城之为邑，盖东南贤士大夫之材薮，英材异禀，出即擢高科，登〓仕，进秉钧轴者，世有人焉”（杨时《重建文宣王殿记》）。清文学家梁章钜亦称浦城“迄乎有宋，声明文物震耀中州”（梁章钜《新修浦城县志·序》），但宋朝奉行养兵制度，经济虽得到发展，但人民遭受沉重剥削。政府将剥削所得，以各种形式赏赐给官员和用来养兵，出现“积贫”局面，百姓生活相当困苦。元丰（1078～1085）中，岁歉，浦城人黄静竭力赈济。时浦城百丈山丛竹结实如米，炊之可食，黄静绘图以奏，说竹实可以济荒年。政和（1111～1118）中，黄静任福建提举常平公事，他目睹饥民之苦，出钱数千缗为籴资，在仙阳镇建永利仓，岁时敛散，以赈贫乏。南宋阶级矛盾尖锐，兵变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浦城地处交通要道，经常波及。建炎二年（1128）九月，建州军校叶浓率兵变部队攻陷浦城。次年四月，兵变首领苗傅、刘正彦遁至浦城，浙西制置使韩世忠追及渔梁驿，擒刘正彦及苗傅之弟。绍兴元年（1131），起义军范汝为攻陷建州后，旋即攻陷浦城。时任浦城县知事的辛次膺披荆棘，坐瓦砾，辑吏民，纠丁壮，治器械，扼险阻，以防起义军再次进攻。范汝为起义军被镇压后，绍兴三年吴美中（一作中美）任浦城知县，他即旧治鼎新公廨。学宫被战火所毁，他与邑诸生数人经营葺修。落成后，他嘱萧请杨时作记。其后，朱藻任浦城知县时，注意恢复发展生产，约民垦荒田，满三年才征税。在任三年，户税倍增。隆兴元年（1163），上官端仪以建安丞摄浦城县事，他捐资庀材，建桥南浦，是旧志载浦城第一桥。南宋时，浦城人民生活异常贫穷，真德秀的《浦城劝粜》充分体现出人民生活的惨状，诗称：“阳和二月春，草木皆生意。那知田野间，斯人极憔悴。……”面对人民的痛苦，一些有民本思想的浦城知县作过一些有益的事。淳熙（1174～1189）中，仙阳永利仓已在兵乱中废弃，当地百姓遇到荒年，无处告贷。鲍恭叔任知县时，恢复永利仓，移县庚之粟，夏贷冬敛，得到百姓欢迎。宋植宝，在宝庆（1225～1227）间任浦城知县，乐为民办事，真德秀称赞他“官自忧民民自乐”。还有一些外地名流到浦城担任知县：辛次膺，后累官同知枢密院事拜参知政事；吴焕，朱熹称他为“有文学，非俗吏，它时可备使令”；任希夷，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郑昭先，累官谏议大夫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郑思忱，性嗜书，虽听讼不释卷。这些人均能注意修学校，兴理学。由于他们倡导，促进浦城文化的发展，人才的成长。南宋浦城中进士26人，有1人累官至宰相，2人累官至副宰相之职，还出现杨与立、杨骧、杨道夫、杨若海、张彦清、叶文炳、詹体仁、真德秀一批理学家。德祐二年（1276），文天祥在延平（今南平）开督府，募兵抗元，寓居浦城的谢翱尽倾家资，募乡兵数百至延平投效文天祥，任咨议参军。景炎元年（1276），元兵南下，浦城人徐梦发守仙霞关，五月十一日，元兵猝至，左右皆溃，徐梦发独踞坐大骂，被杀害。元军唆都得知，赞赏徐梦发的气节，杀加害徐梦发的元兵数人。元军占领仙霞岭后，进入浦城。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后，采取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把南方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称为南人，属第四等，地位最低。地方官达鲁花赤由蒙古人担任，县尹由汉人担任，听从达鲁花赤指挥。劳动人民除负担两税和科差等正税外，还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和强派勒索，引起人民强烈反抗。至元十五年（1278），政和盐贩黄华等不满盐司把持市场、高价重利盘剥，举行起义，至元二十年攻下浦城。元朝廷派指挥使八忽解统蒙古军1万人镇守仙霞岭。这年，还有浦城吴圣公号召浦城人起义。至元二十四年，又有一支数千人的农民军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均遭到镇压而失败。元朝中、后期，蒙古贵族与汉族大地主合流，民族矛盾不如前期尖锐，浦城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延祐二年（1315）开科取士，浦城人杨载赴试中进士。之后，还有3个浦城人登进士第。延祐四年，真德秀裔孙建西山精舍，四月，仁宗皇帝赐匾“西山书院”。中期以后，政治败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人民揭竿而起反抗元朝腐朽统治。至正十二年（1352）六月初四日，淮、汴红巾军攻陷浦城，浦城池元甫集万人响应，至正十三年池元甫被杀后，其部属坚持斗争至至正十六年。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青田起义军攻占浦城，随即撤出。由于起义军不断攻击浦城，至正二十三年，镇将岳成祖主持修筑县城城墙。至正二十五年二月，吴王朱元璋的参军胡深追击元福建行省平章事陈友定至浦城境内，乙丑日攻下县城。四月，胡深攻克松溪。五月，胡深在浦城南与陈友定部赖元帅激战获胜。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朱元璋接受章溢的建议，分海陆两路进闽，由浙江行省平章事李文忠引军从浦城出发取闽，章溢子存道率乡兵从征。明洪武间，浦城县的知县、县丞实行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教育的措施。知县张鹏举留心学校，重建大成殿，立公署，治行为建州第一。县丞裴思明，礼士恤民，勤于政事，亲诸旁邑，招抚流移。知县张宗颜，均赋平徭，吏不敢欺，拓城基，以广民居。知县史志可尤加意兴学礼士，文教事兴。县丞吕昭任内，浦城荒地甚多，以俸购种子，给无产者，教他们播种，不要其偿还。洪武二十七年（1394），官府劝谕农民在官旷地种桑。由于注重教育，明永乐间，县内就有8人登进士第。但是，豪绅地主兼并土地越演越烈，赋税加重，使得农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供税不足则鬻男卖女，引起农民和矿工起义的不断爆发。正统九年（1444）七月，叶宗留起义军扩展至境内，正统十二年九月，攻下浦城县城。次年十一月，叶宗留中流矢牺牲。正统十四年，其部将叶希八率义军攻击浦城，县丞何俊筑城堑、备器械率民兵拒之，浦城未能攻下。叶希八转战浙江龙泉。同时，崇安起义军乘隙亦来攻打浦城，何俊急间道回城，起义军被杀百余，而他却由此升为知县。弘治（1488～1505）初，处州矿工起义军进入浦城县境，被知县邓应仁率民兵击退。正德七年（1512），徭源洞起义军攻击县境，知县孙懋在枫岭、梨岭、靖安各要害处筑寨立隘，孙懋以备御有法，被御史荐为县令第一，升吏科给事中。浦城人民也举行多次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明崇祯十七年（1644）六月，镇江总兵郑鸿逵率勤王兵到达浦城。清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经浦城抵福州称帝。八月，郑鸿逵被朱聿键封为定虏侯，以大元帅出师浙东，拥兵数千，号数万。抵达仙阳镇时，以候饷为名，逗留不进，严禁仙霞关，不准四方儒人进入，王檄急迫，郑还称缺饷不进。顺治三年六月，时掌兵权的郑芝龙尽撤闽隘水陆防兵，使仙霞岭路二百里间无一人。八月，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率军入闽，直下浦城，巡抚御史郑为虹纵民出走，与治饷兵科给事中黄大鹏、延平府知府王杰、后军都督洪祖烈等自守浦城，均被清兵所执遇害。清兵进入浦城后，由过去广大人民反对地主和明朝压迫的阶级斗争转为反对清朝建立统治的民族斗争。同时，原明朝抗战派的抗清斗争亦加剧，清政府对此进行残酷的镇压。顺治四年二月，浦城四乡农民举行反清复明斗争，但被镇压。此时，南明郑国公王祁攻下郡属各县后，率兵数万乘胜逼进浦城，驻浦的提督督东营副总兵李绣在援兵未至的情况下，率兵出城抵抗，一捷于九秋桥，再捷于陂头，王祁被击退。由于长期战乱及统治阶级的残暴掠夺，造成人口流亡、土地荒芜、城市萧条的凋敝局面。清政府采取一些有利于生产和文化发展措施。清朝首任知县李葆贞，严保甲、清丈量、革陋规，招流亡人口垦荒。优免诸生丁役，复置学田。浚疏池泉，导流入城以利供水。修葺学宫，集贤修志。整修城垣、桥梁、邮舍、营房、教场，构筑越王台。副总兵李绣亦是儒将，修葺朱子祠，刊印杨亿诗文集。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驻守福建靖南王耿精忠起兵反清，时清兵大批过境，供给不时，知县徐士杰悉心调护，委曲周密，辑流亡，均重役．不至因过兵众而使民生凋敝。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清王朝开始从事行政和财政经济的调整，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浦城县令重视修文庙、建义仓、减轻徭役，但有些贪墨的知县，以勒索百姓为自肥。康熙三十五年，建宁府督粮通判兼署浦城县事闫有冯恢复大当里役、点收柜头、杠差杂派等陋弊，时人称他是浦城第一大害，浦城士民张士谋等到督辕控拆。五月初九督宪下令永远禁革大当柜头杂派，七月在县门立禁碑。康熙五十一年，以上年的丁税作为定额，以后新增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地丁合一，即丁税不再按丁征收，而摊派在地亩上，田多者丁税负担就多，田少丁税负担就少，而无田的人则不负担丁税。乾隆年间，重视书院的兴建。乾隆二十八年（1763）创建南浦书院，规模宏扩。自乾隆至嘉庆间，士大夫讲究读书，学子日以诗文相质证，放僻邪侈之事，无暇兼为。整个清朝中进士10人，乾隆朝就占6人。但是自嘉庆以后，最高统治者无限度地挥霍浪费亦影响到浦城，浦城官吏、士族习渐奢侈浪费，生产力受到很大的破坏。道光间，风俗日下，有一延尉苏廷玉，由苏州回闽，在浦城城外居数日，每日往城内北东园，他说：“余日夕往返不下六七次，而从无一入耳之书声。”道光二十年（1840）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受剥削的程度加深，社会经济加速萎缩，人民生计更加困苦，终于在咸丰元年（1851）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咸丰七年太平军进入福建，浦城署县韩湛在城乡办团练，备战守。次年，韩湛令居民登陴守城，与太平军阵战。新任县知事刘芳云赴任途中纠集水吉兵勇和南乡团练援城抗拒太平军，但终抵御不了太平军的攻势，浦城被太平军占领。咸丰战乱后，生产力不能得到恢复，清政府反加强对人民的压榨，引起人民的反抗。清光绪十三年（1887）夏，哥老会众多人从崇安潜入浦城，知县梁亨吉严整保甲，昼夜巡逻。哥老会众无法立足城区，潜到船山里的胡坞垅。北乡联首詹贤拔、吴辉光率壮丁搜捕。首领吴眉山、徐沙哥、章国安、马金标等先后被捕杀。光绪间，在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浦城亦兴学校、办实业。光绪九年在浦城开办电报局。光绪三十年官府在南浦书院和西山书院各办一所两等小学堂。这年，还创设邮局。光绪三十一年，知县马立礼和乡绅倡捐千金购桑苗劝人种植，欲饲蚕成茧以缫丝，并创办职业传习所，教织斜纹布、洋肚巾。但桑树因种植不得法，均拔去改栽果树，织业传习所只办数月因就学者少而停办。光绪三十四年成立浦城商务分会，以图商业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举行省咨议员的选举，还创办师范传习所。宣统二年成立农会。其时，外国侵略势力亦到达浦城，进行文化侵略和经济掠夺，浦城人民开展反帝斗争。宣统三年秋，民军起义，由各商捐资创办联甲勇抵御，并镇压反清会党。但终不能抵挡历史潮流，县知事谢刚国只好于十月初五（11月25日）电省拥护革命党。第二节人民自发斗争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浦城人民长期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统治者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但都被一次次地镇压下去。县东北部矿工举事宋绍兴五年（1135），东北部矿工举事，县在登俊里设载初寨，船山里设保安寨，各设弓兵30名镇守。农民张海暴动宋绍熙元年（1190）十二月，西乡农民张海率众暴动。提点刑狱丰谊率兵前往镇压，捕杀张海，又设西安、临江二寨镇守。县东北部矿工暴动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东北部矿工暴动。知县盛周筑木栅守卫，又率民兵出其不意前往镇压，暴动矿工被擒。阙贵三度起义明崇祯十四年（1641），雁塘里农民阙贵率众起义，后被招安，义军安插在浦城各地。次年正月，阙贵再举义旗。知县刘明孝正举行迎春宴会，义军已进发至离县城20公里之地，准备二更偷袭，并城内有内应。刘明孝得知，即罢宴前去镇压，逮捕首领数人。崇祯十六年，阙贵又准备起义，但事先被发觉，刘明孝率兵前往起义地镇压，抓获多人，残杀于市。浦城市民惩盐官浦城与江西广丰和浙江龙泉交界，江西各地由广丰迳向浦城购运闽盐，浙盐也由龙泉进入浦城转入江西，浦城成为食盐转运中心。清政府设官盐仓于浦城，并派驻盐官，又在富岭镇设立福建盐务查缉所，设卡征收浙盐由龙泉过浦城的捐税，每担征收铜钱420文，制给税单执凭，方可运至城内棋盘街售卖。清光绪十五年（1889），盐官黄波在直街文昌宫自设公堂，不经知县，对于盗窃官盐及在棋盘街查获偷漏逃税的人都自行讯问处理。八月间，盐勇在棋盘街竟把凭证税单撕毁塞入口中吞没，反诬为逃税私售，把人扭往文昌宫公堂论处。在场市民目睹此事，甚为不平，数百人随往看其发落。黄波不问情由，喝令私盐没收，盐贩笞刑二百。即时激起民愤，群呼打贪官。黄波逃出文昌宫，躲在魁星楼上，知县梁亨吉穿着官服坐镇楼门梯上保护黄波。时有一青年张定球，年方十九，身材矮小，由梯后窜上，从后背将梁亨吉推下梯来，即时市民蜂拥上楼，猛揍黄波并拉着黄波双脚，将他丢在龙潭门外沙滩上。午夜，黄波乘船欲逃省城，途中死亡。闽总督接到梁亨吉的急报，即派闽海道来浦查勘，又连续派汀漳各道复查。他们认为浦城尚未开化，拟派兵来剿捕。嗣因慎重起见，指令延平徐道，再予详查具报核办。徐道来浦后，与地方士绅徐贻霖等商议善后。由惯于撰状的俞昌龄撰拟一稿，其内容以浦城朱子过化之乡，西山出生之地，文风为建宁七县之冠，贯以避重就轻，认罪服法的词语。徐道认可，并据呈转报。闽督由是不派兵剿捕，再令徐道坐镇浦城，严加惩办肇事人等。徐道与梁亨吉、徐贻霖会商，密捕13人，于十一月，在墈头大柳树下处死，首级悬诸树上。张定球母，将张定球头发剃为三搭辫，报为15岁，以未成年免罪，但其家产悉数充公，张即此无家可归。九牧刘志标起义（详见《军事》卷）富岭村反洋教清光绪二十九年，基督教浦城教堂传教士往富岭筹设基督教堂，富岭村民群起反对，全村约定不准租房屋与传教士，并驱逐传教士。永平村民抗英商清光绪三十三年，英商安巴乐与浦城樟脑局局长周道明到永平村，强行砍伐村水口的樟树，永平村民群起阻止。周道明仗势欺压村民，村民怒打周道明。随后，清政府派兵逮捕永平村民3人，严刑拷打后关入死牢。洪家会起义未遂清光绪末年至宣统间，浦城有“洪门”组织。宣统三年（1911）八月二十九日晚，浦城洪家会会首李三元在司前坪（今新华路）大开山堂，杀牲祭旗，定九月初一午时，先在大西门放火为号，再到县署劫狱放犯人，同时到武营劫持枪支举行起义，但被邻居告密。县知事谢刚国先发制人，将李三元逮捕，在县署门口衙前砍首，头轮流悬挂四大城门示众。第二章民国时期政事福建光复，清末浦城知事谢刚国电省拥护。他去掉辫子，穿上操衣，摇身一变成为浦城民国首任县知事。民国元年（1912)3月，袁世凯就任总统后，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一节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一、饥民闹平粜民国元年（1912），粮食歉收。次年春节刚过，地主富户和粮商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米价。农历二月初一（3月19日），浦城东部的富岭大路边农民钟盛昌、钟邦昌兄弟率饥民200多人，联合附近各村饥民到富岭街地主家中，要求抑平米价，举办平粜。地主们不予理睬，有的逃避城关，饥民捣毁地主的桌椅门壁以泄愤。10多天后，县知事刘道南到富岭查办闹平粜事件，压制饥民，不准降低米价，并武力驱散饥民。三月初五下午，富岭闹平粜首领之一的徐松标，在城关做工被拘捕。富岭饥民连夜鸣锣聚众，将地主徐某扣押为人质换回徐松标。通过斗争，富岭地主设立平粜局，按户供应粮食。浦东首义，城内继起，西北而南，蔓延响应。北乡的忠信、官路、九牧、盘亭等乡数千名饥民，在黎启顺、黎继科率领下，闹平粜不成，将詹姓地主在黄毕的粮库打开，按口分谷。北乡饥民还到城区大地主家闹平粜。城郊饥民也在徐德胜（又名大弟弟）率领下起来响应。城区官绅迫于形势，设立平粜局。永兴乡饥民在叶方魁率领下，饥民打开地主仓房，分粮给饥民。民国3年5月间，新任县知事张必明认为饥民闹平粜是乱民暴动，首先将徐德胜逮捕枪决。同时带兵下乡“亲剿”。其后，叶方魁、黄春有、吴惠田、陈老三等闹平粜首领先后被逮捕枪决。并指浦城人林寄南为策划者，将其逮捕解省，林寄南赖其师陈宝琛之力获释，张必明反被坐控撤职。二、拥袁与反袁斗争民国5年，袁世凯称帝，县知事胡子明拥戴袁世凯，与前清遗老在明伦堂供奉“皇帝万岁”牌位。他接到福建都督军阀李厚基捐银助国令，亲赴水北桥亭，劝乡绅吴士秀捐银1万两解省。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广大群众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越来越激烈，浦城在护国运动的影响下，洪家会等民间秘密团体开展反袁斗争。6月9日，政和护国军在王贵祥、赵文魁的领导下来到浦城，洪家会立即与之联合，策动县警备队、盐务兵、保卫团等军队反正，取得成功，这些军队编入护国军行列，并占领县衙门。但是，这场反袁斗争被胡子明镇压下去。三、五四运动对浦影响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浦城由姚若愚等人组织成立浦城县学生维持国货会，继而组织学生联合会。学生油印传单，分发城乡，积极声援。民国8年7月，学生组织宣传队，上街举行示威游行，不顾警察的弹压，高唱“五·九”国耻纪念歌，呼吁各界同胞不要买卖日货，并沿街挨店搜查日货。经营土布和染业作坊大盛，较大的布业商店亦经营土布为主。随着五四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也波及浦城。民国8年下半年，县教育会会长陈修和及林寄南成立益智剧社，就地取材，自编自演文明戏，宣传科学、民主。浦城的新文化运动，没得到官府推行。民国10年，担任浦城县知事的吴佐宸上街坐绿呢大轿，前面敲锣开道，后面皂隶撑大凉伞跟随，大摆封建官僚派头。是年10月，他风闻广州政府北伐，粤军许崇智将入闽，吴佐宸罄县金库所有，携县印逃离浦城。民国13年，浦城人吴邦彦、吴邦宪、姚若愚等在私立树人小学组织读书会，提倡白话文、使用标点符号、写新诗歌。民国16年，还创建清华女子小学，其他各校亦同时招收男女生入学，开创男女受教育平等的风尚。四、“五卅”惨案后援会民国14年5月30日，发生的“五卅”惨案消息传到浦城后，浦城学生联合会与店员工人、手工业工人、码头工人、邮电员工等联合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领导罢工、罢课、罢市。店员工人拒售日货，码头工人停运帝国主义掠夺的物资，断绝邮电交通。举行数千人的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等口号。焚毁某商私藏的日本产棉布500多匹，并将其游街示众。进行街头讲演，劝募捐款，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五、军阀扰浦害民吴佐宸逃离浦城后，民国10年10月浦城人姚荣吉（又名姚际飞）打着东路讨贼军特遣支队司令的头衔进入浦城，并兼任县知事。姚荣吉派头大、实力小（仅有兵10余人、4支步枪），强制商会筹款银元0.5万元。这年冬县商会为江西帮人士执掌，他们以乡谊关系，与流落在闽赣边界的江西督军李烈钧部属钟世英联洽，请钟世英来浦以驱姚。钟部士兵200多，枪数十支，实力比姚荣吉强。钟世英软禁姚荣吉及其部下廖驼子于城隍庙钟世英的司令部，并收缴其枪支，解散其队伍。钟世英改派其参议杨授荣代理浦城县知事，枪决廖驼子，姚荣吉解省。县商会祸水自引，杨授荣竭力为钟世英勒索军饷，政府与军队同流合污，横征暴敛。初则胁迫县商会垫付军需款银币0.5万元，继而向富商索款4万银元。杨授荣倡议为钟世英做寿，发动地方送礼献媚，同时提高税额，巧添税目。为增加税收，除增添碓头捐（按水碓杵臼计算）、鸭母捐（向养鸭户按鸭数征税）外，更以防务捐为名，收烟（鸦片）捐、赌捐、花（娼妓）捐。其时，城关花会厂（公开的赌场）数十处，全县达数百处。还在城隍庙后殿私设法庭，以敲索为目的，嗾无赖、诬指控，只要被告有钱可敲，即拘留逼勒。钟世英原为残部，而后遂一变为盘踞一方的军阀。民国11年，俞飞鹏以蒋介石把兄弟的关系，由省派任浦城县知事。他到任后，钟世英的横行有所收敛。俞飞鹏在这年春节前夕，借口军需紧急，提前预征第二年的田赋，限农历正月征足半数以上，余数在二月底交清。派兵遣差，软催硬逼，对实在交不出的户，责令粮胥先裁粮串垫缴。田赋收齐后，俞飞鹏辞职回乡，把预收一年田赋银3.6万两全数带走。民国12年3月，驻建瓯的福建陆军警备司令徐镜清派朱富来一营来浦驻防，准备驱逐钟部。4月16日土匪徐和尚率百余溃匪进入城区，钟世英将其收编。朱营暂驻临江，钟世英诱朱富来入城，朱富来入城后，钟世英即囚朱富来及县知事娄慕韩和县绅黄健民、李葆珊、张世五、熊庆寿、徐象三等7人于司令部，同时派遣军队率溃匪往临江袭击朱富来部。但朱部早已戒备，钟部身陷伏击，大败而回。退入城时，徐和尚率本部向北乡逃去。钟世英亦整束辎重，绑挟官绅向北乡逃走。钟部沿途劫掠奸淫，退至九牧，浙军已派一营驻枫岭，钟部分兵扼守渔梁、黄碧洋等处。4月22日早晨，在追赶钟部的朱部2个连和各村壮丁的攻击下，钟部全部由九牧退往深坑，向浙军投降缴械，而后过境。至浙江江山的二十八都，才将劫持的浦城7名人质释回。民国13年，奉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同直系江苏督军齐燮元争夺上海，闽、浙、赣、苏、皖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为支援齐燮元，率军队由福州开拔到浙江与卢永祥作战。8月20日左右，孙部前队到达浦城。9月13日（中秋节）孙传芳抵浦城。这次过兵直至9月底结束。过兵期间，大肆抓夫，见男子就抓，充当夫役，连办兵差的人员也抓去。闹得商店关门，居民闭户，有事叫老妇出去。浦城人姚文雄作《拉夫歌》记其惨状。其中称“……军士暴若虎，无论壮丁与儒夫，无论士农与工贾，市街行走门首立，一为见面尽遭虏。城区大索及乡闾，开枪威胁肆跋扈，人人恐慌尽逃避，汹光排〓搜屋宇，不论少壮拉之去，短索长绳系一组。”孙传芳军队不仅拉夫，而且限令浦城县筹垫军饷6万元。县知事邹文江与地方商富熊庆寿、张世五、祝筱琴、曾省之等6人负责发行“信用券”6万银元，以垫付军饷，时称“六人借债”。孙传芳到浙江以后，浦城文、电催讨，亦继续汇还。但邹文江与县商会头目勾结，将款侵吞，不予兑还，充塞私囊。邹文江以贪污被控撤职，但他到省活动3天，仍回任，地方人士再次控告，终以贪污被撤职。六、北伐军过浦及影响民国1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从粤闽边境入闽作战。浦城县知事戈乃康，为周荫人所派，拉拢商会，于取于求，更利用其兼县警察所长之便，置省派警佐于无职无权。北伐军入闽，戈乃康闻讯潜逃。12月12日，北伐军进入延平。12月13日，周荫人的苏捷、孙立峰残部五六百人离开延平，拟向浙江方向逃窜，窜至浦城水南新街房氏家祠一带，被十四军赖世璜部包围缴械。北伐军进入闽北，革命浪潮很快影响到浦城。为争夺浦城的地方权力，形成以苏夕五和林石（林寄南之子）为首的两大派别，二人都到福州拉靠山。民国16年1月4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筹备处成立之后，苏夕五被派回浦城任县党部筹备处主任。2月12日，六师从建瓯出发，16日（正月十五）到达浦城，师部驻在基督教堂。当晚，师党代表、政治部主任萧劲光接见县党部成员，对浦城当时政务事宜进行安排。17日上午，六师政治部与地方各团体组织在公众体育场召开有数千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苏联顾问米柳史切维奇也到会。萧劲光在会上发表演说，工农代表也在会上讲话，言者慷慨陈词，听者为之动容。下午，六师政治部人员分别召开各团体会议，支持和帮助成立县工会、农民协会、商民协会、妇女解放委员会、学生联合会、青年团、武装纠察队，推选苏派人员分别负责。18日，在六师政治部支援下，工会、农会等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千余人，逮捕贪赃枉法的代理县知事王心鉴及徐天民等数人，并将他们游街示众。下午，各群众团体分别召开会议，工会筹备处研究决定成立行业工会，领导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会筹备处研究决定实行“二五减租”，在城郊及仙阳、临江、富岭、西乡等组织农会。各团体都决定深入开展革命活动，支援北伐战争。19日上午，县党部筹备处召开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各社团推选谢则恭、黄吉甫、季孝标、叶仰青、游松林等5人组成县政务委员会，以谢则恭为主任务员、代行县长职务，并强制王心鉴办理移交。翌日，六师离浦北上，浦城人民夹道热烈欢送。23日，县农民协会筹备员徐天民率领水南较场农民200余人闯进县公署，捣毁县政务委员会，谢则恭越墙逃遁。又到孔庙捣毁县党部筹备处和设此的各社团，抓捕县党务委员黄吉甫、缪承原，将此二人捆绑游街，沿途殴打。县政务委员会和各社团无形解散。民国16年3月，省派朱宗国代掌县篆，从此县公署改称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七、清党民国16年6月，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派林石为浦城县党部筹备处主任，派浦城观前人饶波平为“清党”委员，同时成立浦城清党委员会。将苏夕五发展的100多名国民党党员全部清洗出党，苏夕五等出走。与林石联袂而来的省派浦城县长何援上任后，召开各机关、各社团、各学校及城内十八社董事开会，研讨地方应兴应革事宜。组设浦城县市政局，建官沟（下水道）、扩街道，设清道队，制清道车．在街道悬挂路灯。第二节十年内战时期民国16年（1927），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是年冬，在岱后建立浦城第一个中共支部，其后组织苏维埃政府，建立地方武装，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将群众自发斗争引向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国民党自民国19年起对革命根据地发动5次军事“围剿”，红色区域日渐缩小，陷入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之中。面临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浦城组织根据中共闽北分区委战略转变的决定，开展独立自主、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到民国27年2月，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奔赴抗日战场。一、民团叛变及地方派别纷争民国17年2月，出身保定军校的浦城县长黄赵将各乡9个团防分所撤销，组成浦城县自卫总局，由祝香阶和吴鼎年分任正、副局长。把商会、团防分所及县库储存的枪支弹药统一分配使用，又以地方公款向卢兴邦部购买枪械增补。当时，田赋总额为银3.6万两，规定每两附加6.6角，交自卫总局使用。附加钱粮办民团遭县商会反对，迭向省控诉。同时，县商会发电给时在上海任全国商会联合会常务理事的黄健民，将其骗回浦城，任浦城商会会长，以应付兵差。新任县长何广靠拢商会，准备扣押祝香阶和吴鼎年，拟以黄健民为自卫总局局长。不料消息泄漏，自卫总局先发制人，调民团包围县政府，何广深夜越墙逃走。并派队长罗德亮率部至仙楼山下，包围黄健民寓所，把黄捆绑，枪杀在横街三尻亭路边。民团奔驻夕阳寺，据险扼守西阳岭，指名索款，共索去金手镯48对、金戒指100余只，黄金共重老秤10余斤，银元数千元。其后率部离开，投靠卢兴邦。民团叛变后，浦城地方混乱，派别纷争。何广越墙逃走后，戴少桢任县长。戴少桢曾任国民党新编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长期寓福州谋县长缺。闻浦城民团叛变，他上“万言书”条陈治乱本末，获派署浦城县篆。戴一上任，与地方权势闹矛盾，终成水火。适阎锡山在山西反对蒋介石，当时的“闽北王”卢兴邦投靠阎锡山以师长得军长衔，戴少桢向卢投诚，唯卢之命是从，财政悉解卢兴邦，不久，阎又附蒋，省政府讨伐卢兴邦，戴少桢逃遁，并将60多支步枪也带走。浦城有“金浦城”之称，许鸿图原在厦门大学教书，亦恋“金浦城”，设法进入仕途，被派代理浦城县长。他由福州绕道上海来浦途中，到达浙江省江山县廿八都时，闻浦城地方混乱，只好知难而退，返省销委。民国20年1月，陈楚岚到浦城任县长，初到亦想有所作为，及看到地方权势角斗，深知为政莫得罪于巨室，凡事唯唯，任职一年五个月，无所建树而离去。二、建立中共浦城县地方组织和革命根据地民国16年8月，在崇安成立以徐履峻为书记的中共崇安特别支部，恢复党组织活动。同月，特支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开辟浦城新兴七和崇安小北，组织工农，武装工农。9月，徐履峻到达新兴七岱后，争取到新兴七农民首领王德有，与之订立联盟，成立中共崇安特支浦城岱后办事处，由徐履峻兼任书记。随后在岱后三将军庙召开有30余人参加的崇浦边区代表大会，成立崇浦边区农民协会，由王德有负责。会后，岱后首先成立农民协会。10月间，浦城境内的后溪、外源、池家、胡推、垄空、井楻坑都成立农民协会，有会员300多人。同月，中共崇安特支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崇安土豪万钟祺，王德有得到通知后即组织500多人到会参加斗争，徐履峻很赞赏新兴七工农群众闻风而动的革命热情。11月，徐履峻又到岱后，在三将军庙召开崇浦边区造纸工人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崇浦边区工会，由王德有负责。会议决定开展罢工，抗议纸槽老板的盘剥。新兴七造纸工人400人，响应会议号召，罢工10多天，迫使纸槽老板答应取消浸水米、提高工资、每天工作8小时的要求。同时，新兴七部分村庄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农民只向地主交原租额的75％。秋收后，徐履峻到岱后成立夜校，自任夜校教员。通过夜校传播革命真理，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培养和发展王德有等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冬，成立中共岱后支部，为浦城第一个中共支部，书记王德有。群众组织在斗争中也得到发展，至年底，新兴七各个村都建立农民协会和工会，有农会会员1000多人、工会会员数百人。民国17年1月，中共崇安特支发展为中共崇安县委，书记徐履峻。2月，徐履峻派人到浦城的樟村、东坑发动工农参加工会、农会，开展群众性抗捐、抗税和减租斗争。在樟村、东坑、岱里、西坑等村组织农会，樟村、东坑近百名造纸工人加入工会。4月，中共崇安县委根据上级组织“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改农会为民众会，作为农民武装组织，浦城境内的农会均改为民众会。新兴七制造过山龙（松树炮）几十架、鸟铳几百杆，16岁以上的男子都有一把先锋刀。6月，中共崇安县委决定，以崇安际下为中心，以际下安少亮带领的数千农民为先锋，7月1日发动总暴动。后因安少亮动摇，中共崇安县委决定加强党在浦城新兴七和崇安小北方面的力量，把暴动中心转移到这一带。7月上旬，徐履峻等人到岱后进一步发动群众，在三将军庙召开有二三百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做好暴动准备。10月1日，在崇安上梅召开暴动大会，新兴七有500多暴动队员，带着自制武器参加。10月初，借王德有二儿子结婚，徐履峻等人在王德有家中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袭击山下民团。10月15日，新兴七和崇安小北农民武装1000多人袭击山下民团，获得全胜。民团团丁死、伤各1人，并缴获10支步枪。这是闽北第一次旗开得胜的武装斗争，也是闽北革命武装第一次取得洋式武器。暴动震惊国民党当局。10月25日，军阀卢兴邦部1个团配合浦城吴鼎年民团1000余人，分四路向暴动区进攻，各路民众队奋起反击。10月31日，民众局机关被袭击，徐履峻牺牲，暴动一时失去领导中心，第一次上梅暴动失败。暴动虽然失败，但中共的组织仍然发展。是年冬，在浦城池家池际仙庵成立中共小北区委，管辖浦城新兴七与崇安小北地区的党组织，为浦城最早区级党组织，还成立小北区农民委员会。12月15日，中共崇安县委在浦崇边界的燕子岩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重新制订暴动计划，决定成立脱产武装。会后，省委特派员杨峻德在池家村召开崇浦边区民众代表会议，在起义农民中挑选一批骨干，组建脱产武装，成立井楻坑脱产武装民众队。民国18年1月29日，再度在上梅举行武装起义。2月13日，攻打崇安五夫镇失利，其中浦城队员牺牲50多人。下旬，卢兴邦一个团“围剿”崇安、浦城起义区。3月，中共崇安县委改变斗争策略，各地民众队编成游击队。浦城的民众队分二路，一路在新兴七一带，一路在樟村浦西一带。白天分散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斗争，发展党团组织；晚上集中起来，打土豪筹款。民众队得到壮大发展，成立浦西民众队，队员有30余人。在齐白山坚持斗争的游击队由9人发展到100余人。井楻坑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6月，在伍弟奴等人领导下，爆发以松溪路下桥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革命活动很快蔓延与路下桥邻近的浦城水北一带。10月，中国工农红军五十五团在崇安成立，全团500多人，井楻坑游击队编入该团为第九连，齐白山游击队编入第一连。民国19年2月，红军五十五团利用蒋介石下令讨伐卢兴邦，闽北反共军事力量相对空虚的时机，大力发展武装，扩展红色区域。3月，省委特派员杨峻德在新兴七发动青年参军。九连扩至200多人，为此，分设一个连为第十连。3、4月间，新兴七成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各村成立土地委员会，开展土地革命。红一连400多人，从古楼经上梅溪挺进与浦城相邻的广丰县大峰、小峰一带，消灭地主武装，扩大革命影响，成立中共广（丰）浦（城）区委，并组建区游击队。4月，红军第十连在浦城西南乡的西坑、祝源、坪地、王柏、山下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原设在崇安南树下的中共建（阳）浦（城）区委迁设西坑。5月1日，崇安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上梅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崇安县苏维埃政府，浦城苏区属崇安县苏领导。此时，浦城新兴七地区及古楼一带的革命根据地，有岱后、浦崇、广浦、建浦4个区苏维埃政权。在浦城水北和天仙岗一带的村庄，革命斗争亦相当猛烈。浦城苏区已初具规模。三、革命根据地发展与挫折革命根据地建立后，浦城中共党组织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革命斗争形势处在胜利发展中。但是由于党内出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及肃反扩大化，对浦城革命发展危害极大。民国19年7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邱泮林到达崇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闽北苏区贯彻。邱泮林低估国民党统治力量，认为浦城“几乎有半县的地方很快的便可以革命起来”。在7月27日召开的中共崇安县委扩大会议上，决定集中力量向浦城中心区域发展。8月，国民党军队向苏区大举进攻，王德有在叛徒的策动下叛变。新兴七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返乡组织民团，王德有担任民团团长，镇压革命力量，新兴七苏区丧失。樟村乡廖眊子亦叛变，杀害浦崇区游击队队长曾火平等3人。其后，勾结车岭、古楼、徐铺地、上山洋、村头等地联首，组织联甲兵到苏区骚扰，苏区军民进行有力反击。邱泮林到达崇安，还传达党中央调闽北红军到赣东北组编红十军，攻打大城市的决定。红军五十五团副团长左诗赞反对红军五十五团调离苏区开赴赣东北，策动五十五团第一连到浦城一带活动，组织樟村赤卫队、少先队到大路抓土豪。不久，中共崇安县委以左拥兵自立是叛逆行为，受到教导团的讨伐，左部被打散，只身到上海向中央军委申诉，带回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未到达前，二方应该合作”的决定。但教导团个别领导人仍坚持原定的讨伐方针。9月下旬，左诗赞劫持闽北兵工厂枪支，自行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十七团，有300人，到浦城西部开展打土豪等革命斗争，得到当地群众的拥护，年底队伍扩大近千人。五十七团分三路摧毁廖眊子的联甲兵，使浦西的古楼、徐铺地、樟村等地的革命活动又兴盛起来。同月，浦城南部的西坑乡亦成立中共支部，接着在10月成立乡苏维埃政权。民国19年12月，为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钱玉光旅进驻浦城，并向苏区进攻。红军五十七团避实击虚，寻机打击国民党进犯部队。其时，浦西的樟村、西坑、袋里一带的土豪劣绅均逃往外地。浦城南部的民众会迅速发展，18个村庄成为民众队活动的基点村，这些村庄国民党政权均被摧毁。民国20年2月2日《福建民报》载：“浦城由钱玉光部填防，城内稍安，而西南乡一带‘闹匪’犹是凶顽。”3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同月10日，红军五十七团失利，剩下不满百人，崇浦边境一带苏区的武装力量减少，加之国民党军队与民团的进攻，中共浦西区委作暂时性撤退和转移，形成拉锯局面。此后，又因樟村战斗再次失利，五十七团团参谋长萧华叶被捕杀害。4月，方志敏率红十军第一次入闽，改变闽北苏区的斗争局面，浦城苏区形势亦有好转。5月，五十七团余部被中共闽北分区委解除武装，团长左诗赞及副团长潘长孙被处决。6月，闽北中共组织决定向浦城西乡发展，广丰独立团与浦西游击队、赤卫队进攻洋溪尾，夜袭西乡街民团，使浦西苏区得到发展。7月，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军事“围剿”，闽北红军向敌后活动，伺机消灭进犯的省防军钱玉光旅，使浦西形势再次好转。浦城南部的坪地、西坑、王柏、山下、石陂街、祝源、佘墩等7个乡都建立中共组织。9月，中共建浦区委扩大为中共建浦县委。同时，浦城北部苏区扩大，11月，建立中共浦北区委，并成立浦北游击队。民国21年6月，国民党刘和鼎部首先向闽北苏区进攻，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广丰独立团、闽北独立师与浦城苏区武装协力作战，在徐铺地、阁下等地战斗中取得胜利，还攻下九牧。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作战，与闽北独立团协同于9月21日攻克浦城，驻浦三天，成立浦城县革命委员会（又称临时苏维埃政府），组织工会、农会、自卫队，成立广浦独立营。红十军第二次入闽为粉碎第四次“围剿”，打通闽北苏区与赣东北、中央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同时开辟大片苏区。10月，延续5年肃反在苏区展开，一批党政军负责人、红军战士及群众在“改组派”、“AB团”名义下被错杀。建浦县由于肃反，加之国民党军队的进攻，3个苏区全部丧失。同月，建浦县委撤销，改为建浦区委。民国22年1月，闽北红军与浦城苏区武装出击国民党军和民团。春，成立中共广（丰）浦（城）县委及县苏维埃政府。闽北地区武装在浦西、崇安北部一带出击，击溃大刀会匪及靖卫团四五百人。4月10日．中共闽北分区委要求5月份猛烈扩大，浦北、浦西苏区在渔梁、西乡、念坑、十八村等地取得战斗胜利。夏，中共浦西区委升为中共浦西特区委。9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国民党组织十万人向闽北苏区“会剿”，苏区军民投入反“围剿”斗争。11月，广浦独立团在九牧伏击国民党五十六师一个营，取得胜利。12月，浦西游击队配合广浦独立团攻打巽源岭、仙阳国民党军碉堡，浦西游击队在战斗中发展为浦西游击大队。民国23年2月21日，广浦独立营、闽北红军独立师在棋盘凹与国民党“剿匪”第二纵队郜子举部遭遇，激战三四个小时，将郜子举部一个营击溃。战后，广浦独立营乘胜袭击大路碉堡，进攻渔梁、登俊、党溪。国民党为加强对浦城革命力量的镇压。民国23年8月，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浦城，但仍不能阻止革命力量的发展。这个月，全县8个区中，三、四、六、八区都有革命活动，尤以第八区为烈。9月4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多人，从龙泉八都入境，经浦城的管厝、下洋、蔡家岭、古楼、王村等地，由安民关出境北上抗日，沿途宣传抗日、反帝，播下革命种子。其后，浦城革命活动发展更快。中共闽北分区委决定利用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派红军五十八团打出外线，开辟新区，五十八团三营在浦城、松溪边境活动。自9月4日开始至11月23日，红军、赤卫队先后攻下石陂、临江、富岭等集镇，抓获石陂区长。驻浦行政专员向省政府呼救称：“闽北门户（指浦城）将沦为‘匪区’”。11月初，国民党刘和鼎师2个团兵力围攻建松政地区苏区，苏维埃政权被破坏，少数干部分散隐蔽。12月10日，国民党增派第五十六师一六七旅2个团来浦护路、“剿匪”，驻仙阳、忠信、西乡一带。民国24年1月5日，闽北党政机关撤出闽北苏区首府大安后，浦城地方民团配合一六七旅搜山，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18日，古楼失守，浦西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驻古楼红军五十八团及广浦独立营转入深山，坚持斗争。中共建浦区委在这严重时刻，机关人员组成游击队司令部，与崇东营（又称建浦赤警营）上山打游击，在大元后门山被国民党军包围，崇东营在前墩亦难坚守。月底，建浦苏区失守，崇东营和游击司令部人员全部失散。四、苏维埃政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一方面建立地方武装，领导人民群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另一方面根据施政大纲，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和经济、文化建设。各苏维埃政权因建立和存在时间不同，其政务实绩不一样。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建立地方武装县、区苏都成立军事委员会，苏区范围内80％以上的人民群众分别参加赤卫队（或称独立营、赤警营、赤警连）、游击队、少先队、儿童团、担架队、妇女慰劳队等组织，实现全民武装。赤卫队由25～45岁男性农民组成，为不脱产的军事性质人民武装。游击队是从赤卫队中精选富有战斗经验的队员组成的地方部队，为苏区常备军。少先队由15～24岁青少年组成，其组织形式与赤卫队相同，是红军的预备军。儿童团由8～15岁儿童组成，不直接参加打仗，担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任务。妇女慰劳队，负责战时送茶水、抬伤员、运送弹药，平时做军鞋、洗衣服、护理伤病员，制造并使用“地老虎”、土炸弹，登高望哨，深入白区宣传。进行土地革命民国19年5月，崇安县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浦城苏区先后开展土地革命。苏区划分赤贫、雇农、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土豪等阶级成份，没收土豪、富农、贪官污吏的私有土地和征收祠堂庙宇占有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全县先后有185个村庄、2720户、12730多人分得土地18700亩，烧除旧日据，发给新的土地所有证。苏区沦陷后，土豪、富农反攻倒算，农民所得的土地被夺去。扶持发展生产土改结束后，教育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建立互助组、犁牛生产合作社、农具生产合作社。开展生产竞赛，表彰先进，提倡劳动光荣，教育改造懒惰分子。鼓励群众开垦荒地，提出“苏区不荒地”口号，雇农、贫农、中农开垦荒地免税3年，富农免税1年。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民兴修水利，购买耕牛，并制定保护耕牛政策，禁止宰杀役牛。恢复发展纸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规定农忙时不开会或少开会、开短会，除战争外，均不得耽误生产。发展财政贸易苏区政权建立后，设立粮食调剂局，组织信用社、消费合作社，想方设法同白区进行秘密交易。通过各种渠道给苏区群众供应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购进耕牛、种子、农具、肥料、食盐、布匹等；另一方面组织茶叶、笋干、土纸等土特产品外销。先后在石陂、坑口的山坳、蓬尾等地设立贸易处或供应点。苏区除土豪、富农、反革命分子外，群众集资入股加入生产、消费等合作社，买进或卖出货物均享有优先权利。县、区苏设有财政部，加强财政领导，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提倡与奖励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的私营经济。明确宣布“平债以后可以借贷”，“店账不在平债之列”，“允许商人自由贸易”，促进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发展，增加商业税收。民国21年后，县苏均设有银行，统一管理金融货币，发行苏维埃银元和纸币，发放贷款和公债。设立信用社，以供群众贷款和储蓄。废除苛捐杂税农民分田后，只交土地税，第一年交收成量5％，第二年7％，第三年10％。军属户、烈属户、孤独无劳力户免交土地税。文教卫生建设苏区的教育方针是面向工农兵，提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使文化教育为生产和革命战争服务。区以上苏维埃均有文化部，乡有文化教员，村有文化小组。社会教育方面主要是开展扫盲运动，15岁以上文盲均参加工农夜校、识字班。在路口设识字站，每次二三个生字，学会才能通过。学校教育方面，各乡村均设有劳动小学或列宁小学，主要对象是7～15岁的学龄儿童，并实行免费教育。贯彻教育与实践结合方针，既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又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前途教育，并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实际斗争。文体方面，各机关、工厂、学校办有俱乐部，每逢节日、中心任务，配合政治运动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卫生方面，县、区设卫生部，乡设卫生委员会，村设卫生小组，负责日常卫生工作领导，各村建立有卫生制度，进行卫生检查评比竞赛。县、区苏设有工农医院和工农药店，为苏区人民治病。建立福利组织扶持贫困苏区建立互济会，除土豪、反革命分子外，劳苦大众都可参加，并发给会员证。如遇天灾人祸，会员均能得到互济会的救济。互济会经济来源一是苏维埃政府的拨款；二是没收豪绅、反革命分子财产；三是会员缴纳会费。互济会不仅救济苏区，对游击区或国民党统治区遇到天灾人祸的劳苦大众也给予适当救济。五、钱玉光旅驻浦民国19年10月，蒋介石发动全国性的反革命“围剿”。12月，钱玉光率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一旅驻浦城，他野心大，图扩充。浦城县长孙毅，想倚钱旅找出路，唯钱旅之命是从。钱玉光为扩充，在水南天后宫设军事讲习所，又在水南建南浦公园，造桥通两岸，以南浦溪供军队作划船、游泳练习。于回龙山顶造凉亭，遍植花草树木，山麓扩建操场，召开全县体育运动大会，显示钱旅“军威”。更于水南鹰武庙设新兵训练所，招聘西北军官任教官，向冯玉祥部购买枪支。凡此种种，所需款项，孙毅均竭力应付。民国20年11月1日，开办浦（城）水（吉）干路工程处，由钱旅参谋长池步云为主任、参议林少蔼为副主任，派路债30万元。12月16日由兵士开始修筑浦城至临江段，于次年4月收取路债万余元，仅于真尧恭任建（瓯）浦（城）干线工程处主任时测绘完竣的浦城城内至十里排间重勘外，路未修，而路债万余元，却被挪用5000多元。池步云大量挪用路债，对新兵训练所财经却抓得很紧，以至引起哗变，酿成训练所主任王子吉绑架池步云至仙阳事件。民国21年9月18日，红十军和闽北独立团强攻浦城，孙毅闭城抗拒，亲自穿街走巷敲锣强迫群众去守城。9月21日，浦城被攻克，钱旅二团一营兵力被歼，孙毅剃光头化装随钱旅残部从东门逃遁。群众对这次战斗，编成民谣讽刺：“石民团，铁红军，纸包豆腐省防军，西门攻进城，东门“打瓜针”（“打瓜针”，浦城方言，为逃遁的嘲弄语）。六、封锁“匪区” 民国22年5月26日，浦城县政府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颁发的封锁“匪区”的办法，成立封锁“匪区”管理所，由县长兼所长，设员办事。还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集中营运盐、油。县以下则设8个管理分区，9个公卖分会，并在要冲地点，设31个检查卡，以期断绝革命根据地的接济，促进“肃清”之效。群众出入城区、往来乡区者，需持良民证通行。民国23年8月，为加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省政令易于推展，并就近得以督察各县县长起见，根据南昌行营的训令，全省划分10个行政督察区，设置行政督察专员。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设在浦城，并成立保安司令部，由专员兼任司令。专员公署设此后，停办自治，改照“剿匪区”，根据《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一律改为保甲。全县设8个区，第一、二、三、四区为保甲区，第五、六区为清乡区，第七、八区为自卫区。还按“剿匪区”内民团整理条例，将民团改编为乙种保安大队，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兼任大队长，商调南昌行营“剿匪”别动队第六队队员为中队长和分队长。全县设3个中队、9个分队，队丁247名。民国23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浦城县政府奉省令于12月17日撤销封锁“匪区”管理所，食盐、火油亦由商人自由营运。七、赶筑公路、飞机场民国18年成立建（瓯）浦（城）干线工程处，开始修筑公路，但至民国21年，仅完成浦城至仙阳路基17公里及浦城至十里排5公里的土方。民国22年11月发生“福建事变”，蒋介石檄调军队入闽“讨伐”，拟在浦城集结军队而后推进，限20天内完成江（山）浦（城）公路和广（丰）浦（城）公路，并在水南赶修飞机场。驻浦的国民党陆军独立第四十五师旅长张銮基和闽浙赣皖边区公路处主任曾养甫坐镇浦城，分别督工抢建机场和公路。时任县长真尧恭因征工误工，被曾养甫撤职查办，交张銮基旅部监禁。第一区区长张焕奎因督工不力在机场工地被辱打责骂。12月初，江浦、广浦公路草率完成，飞机场也在12月20日完工。12月15日左右，蒋鼎文担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第三、九两师，张治中为总指挥的第四路军八十七、八十八师及总预备队所辖的八十、八十九师，沿江浦、广浦公路陆续进入浦城集结而后进入前线。12月25日，蒋介石偕宋美龄亦坐飞机在水南飞机场降落，抵达浦城坐镇指挥，至次年1月7日前后，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及宋美龄等坐木帆船离开浦城移至更接近前线的建瓯。八、三年游击战争民国23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闽北党和红军撤出首府崇安大安，红军游击队转入山林，开始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无数革命烈士为神圣的事业付出宝贵的生命。然而，红旗始终飘扬在武夷山上和仙霞岭山麓，战斗的火焰始终燃烧在闽浙赣三省边区的崇山峻岭。民国24年2月2日，闽北红军部分主力集中崇安坑口长涧源，合编为闽北红军独立师。独立师二团、四团在崇浦边界活动。3月，广浦县成立游击司令部，各区亦成立游击大队指挥部。游击队在上梅溪、下梅溪开展游击战争。同月，挺进师由江西上饶至崇安车盘坑，与抗日先遣队北上时留下的红五团二营四、六两连会合组成三个纵队。其二纵队在浦城、龙泉、遂昌、江山边界活动，在毛洋建立秘密贫农团和游击队，并建立党小组。同月，闽北红军独立师红一团挺进建松政地区，在浦城的曹村、朱墩、东墩、碗窑一带发展党团组织。5月，成立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浦城境内设有渡头区委。同时，在浦城、龙泉边境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同时成立中共龙（泉）浦（城）县委，属中共浙西南特委领导。中共浙西南特委确定以浦城毛洋、龙泉住溪、遂昌王村口、松阳白岸为中心，领导纵横三百里的广大农村，开展查田、插标分青苗的斗争。8月，国民党设浙南“剿匪”指挥部，“围剿”闽浙边苏区。挺进师召开部署粉碎“围剿”计划的会议，决定二纵队坚持在浦城、江山一带活动，在毛洋等地开展阻击战斗。同月，中共广浦县委、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贯彻中共闽北分区委扩大会议精神，确定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原则，并制定“向敌后挺进，开辟游击区”的战略方针。在政治上，允许并教育群众实行“红心白皮”的两面政策，争取保甲长；在经济上，改打土豪分田地为筹款、减租减息等。会后，闽东北军分区司令饶守绅、政委王助率二、三两团挺进建松政地区，发展、巩固闽东北游击根据地。9月到达浦南，在仙山岗驻扎。其时革命环境好转，大部分苏区恢复。到年底，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下辖4个区，其中在浦城境内有渡头、际岭两个区。民国25年1月，国民党十八军、三十九军对闽北、闽东、浙西南游击队总会剿。3月，四十五师进驻浦城，龙浦游击根据地损失严重，挺进师二纵队队长李重才、政委洪家云先后英勇牺牲。5月，粟裕率挺进师进入浦城，在岙头山与二纵队坚持斗争的红军会师，并在岙头山下的南长湾伏击闽保安团一个中队。6月，恢复二纵队建制。二纵队在粟裕率领下，在浦城、龙泉、遂昌交界地区控制大片乡村，恢复中共龙浦县委，机关设在浦城里林坡头，并成立龙（泉）遂（昌）县委，机关设在浦城毛洋。8、9月间，革命活动扩大到浦城海溪、江山周村一带。中共浙西南特委在毛洋召开特委会，决定成立中共江（山）浦（城）县委，机关先后设在浦城的三岱岩和江山洪岩顶。是时，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领导的浦城际岭区也有发展，建松政独立营在浦城活动活跃。至此，浦城党组织迅速发展，展开全新的宏大场面。浦城境内有9个区委、38个支部、236名党员。民国25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同中共进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谈判，一面又重新集结军队对南方各游击区大举进攻。任命刘建绪为浙皖闽赣四省边区主任，调集5个师向闽北游击队根据地进攻，三师驻浦城，六十三师在浦南边境。红军战士依靠崇山峻岭和广大群众的掩护，开展游击战争，中共龙浦县委书记张麒麟、中共龙遂县书记曾友席率工农武装在浦城坑口、毛洋一带游击。5月1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务将残匪限期肃清”，实行移民并村。游击队化整为零，突出重围，时而集中打击进犯国民党军队，时而分散隐蔽活动，国民党限期肃清的计划落空。“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仍限令7、8、9三个月消灭闽北红军。国民党军七十五、七十六、十一师和驻浦城、广丰的三师向闽北、浙西南根据地进攻。中共领导的广浦独立营在铜钵山，浦南游击队在仙山岗，挺进师二纵队和江浦、龙浦游击队在福清山、东坑桥、庆元山一带与国民党军周旋，渡过重重难关，保存有生力量。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围剿”游击根据地的国民党主力部队相继撤离，中共浦城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胜利结束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开始接受新的历史使命。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开始后，浦城的中共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动与国民党谈判。经过斗争，达成协议，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民国28年后，国民党浦城县政府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先后发动多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扩大活动地域。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民国26年（1937)9月，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按照中共闽赣省委的指示，以抗日军政委员会名义，分别给浦城、松溪、政和等国民党县政府发出信件，请派代表谈判国共合作抗日事宜，并约定谈判时间、地点。为表诚意，红三纵队停止军事活动，但国民党当局不予响应。11月中旬，中共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率领200多名红军到濠村，召开中共建松政中心县委和各区委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指示。在打通干部思想的基础上，会议决定停止游击，将游击队改为抗日义勇军。11月23日，王助以闽东北分区抗日军政委员会主席兼闽赣省抗日军政委员会特派员名义，向包括浦城在内的闽东北各县县长发出国共合作谈判文件。11月27日，根据会议决定，中共浦城中心区委书记黄有贵、共青团浦城中心区委书记郭三妹分别到水北乡和桥亭乡与国民党乡长谈判。谈判的第二天，国民党派一个营进攻革命根据地，被抗日武装消灭一个排，迫使其坐下谈判。不久达成协议，发表《告民众书》，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协议达成后，共产党领导的广浦游击队及各支游击队停止打游击，集中待命。而国民党当局竟背信弃义，连续数天进攻大路、水北、党溪等革命根据地，均被打退，并消灭其一个连和县保安队一个分队。民国26年冬，中共浙西南特委秘书刘清杨及青年委员张遗婆（后改名张遗远），持红军闽浙司令部的介绍信函，到国民党浦城县政府接洽谈判，拟设立办事处。二人将介绍信函送到传达室后，被送到警察局，扣押20余天，经闽浙司令发电交涉，才予释放，推说是误会。谈判不能进行，刘、张仍回特委机关。民国27年2月，广浦独立营和各区游击队以及建松政独立营、中共浦城中心区委游击队共500余人，到崇安长涧源集中，开赴江西铅山石塘街，编入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江浦、龙浦游击队到浙江平阳三门街集中，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三营。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浦城革命根据地留下20余人，执行“独立自主靠山扎”的方针，以仙山岗为中心，保存有生力量，粉碎国民党当局企图诱骗进城，达到消灭中共组织的阴谋。二、抗日宣传民国26年9月，抗敌后援会浦城分会成立，由国民党浦城县党务指导员陈宝瑾任主任委员，并在富岭、临江、西乡、仙阳等4个乡镇成立分机构。县还成立抗日歌咏队、救亡宣传队。抗敌后援分会成立后，即发动全县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利用标语、壁报、漫画、歌咏、戏剧、街头演出等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活动。秋，共产党员、浦城人叶独青从苏州回浦养病，同时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11月，国共合作抗日协定签订后，建松政抗日军政委员会从各区委和抗日义勇军抽调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组成抗日宣传队，深入各革命根据地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建立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抗日组织，同时发动群众参加抗日义勇军。通过宣传，浦城青年踊跃报名参加抗日队伍，是年征集兵员3100人，每保平均达14人。民国27年2月18日，叶飞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1300人北上抗日，经过浦城赴江西。驻浦5天，广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在孔庙举行文艺晚会招待浦城各界人士，演出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歌曲、舞蹈、话剧。是年春，浦城人吴邦彦从上海回乡，在民众教育馆举行抗战时事讲座，引起很大反响。其后，新四军抗日宣传队、国民党中央军委前线宣传队、国民党第三战区战地宣传队、教育部第二宣传队也先后到浦城进行抗日宣传。5月，省教育厅电影队还到浦城放映电影《台儿庄大捷》，这是在浦城第一次放映的有声电影。民国28年冬，共产党员林涧青到浦城，担任浦城“工合”指导员。他支持进步青年等组织读书会，组建书报合作社，公开发售国内外进步作家著作及宣传全面抗战的杂志和通俗读物，在市心街办壁报《街头教室》，宣传抗日，很受群众欢迎。但是，民国29年8月，书报合作社被宪兵查封，林涧青等人被关押，后取保才得释。10月，抗敌后援会浦城分会结束。三、抗日战略后方抗日战争开始这一年，浦城努力增加粮食生产，以支援抗日前线。民国26年12月，宋增榘出任浦城县长，将各科室集中一个大办公室办公，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对农业有专长，是年冬，大面积推广种植冬种作物。次年，浦城列为增进战时粮食生产试验示范区。抗战以来，浦城人民掀起捐募热潮，迨至民国27年“七七纪念日”，由县抗敌后援会直解中央的慰劳捐246146元，节约献金40370元，“七七献金”及素食节余金23131元，鞋袜代价金5万元，寒衣代价金47028元。时全省将献金全数解中央的县份只有5个，省抗敌后援会拨还三分之一，为地方办理慰劳征人家属及救济之用。民国28年5月27日，日机3架空袭浦城，飞机场被炸，浦城城厢5个联保组织150人日夜抢修4天。这年，加强抗战训练，成立儿童训练团，全县组织13个团57个独立大队、4个独立中队。民国29年，沿海主要口岸均遭日本侵略军封锁，汽油来源严重受阻，汽车运输极为困难，浦城下行货物多赖水运，而水运能力有限，需时较长，以至军用物品、商人货物滞积甚多。是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严令浦城在50天内供应福州大米2万担，以每天400担的进度运往福州。为适应战时需要，浦城县6月1日成立人力货运公司，将县境内407辆胶胎手车统一组织管理，每天承运大米至水吉、建瓯装船处，还运行于浦城至南平、浦城至龙泉、浦城至广丰诸线，为驻在浦城的后方勤务部被服第十八库、中央伤兵管理处第十临时教养院、第十一后方医院、第三战区临时军人监狱、补训第二团等军事机关承运军需物资，时间达1年1个月。是年，驻浦官兵达7000多人，所有粮食均由县政府按月拨给，至10月份，供应超过3万余担，造成浦城民间存谷、公有仓储均告罄。浦城人民仍克服困难，节食支援。民国30年11月4日，开展一元献机运动，其时浦城物价上涨，苛税甚多，群众生活十分艰苦，但都纷纷应募，共募得63954元。自民国30年12月至民国31年12月，仅县粮食购销处就拨充军粮2400吨。民国30年12月8日，召开第一次全县行政会议，由各种局长、各区区长，并聘请地方团体首领及士绅参加，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民国31年，日军窜扰浙赣，6月11日江山沦陷，21日占领广丰，来势甚猛，浦城积极做好应变准备。6月22日开始，为防止日机在浦城降落，征调民工，每天下午4时至晚上12时，对机场进行彻底破坏，历时27天。其时国民党军队屯集浦城。8月6～9日，日军进攻仙霞关，陆军第十集团军一〇五师在师长应鸿纶指挥下，坚守岭顶，猛力还击，消灭日军数百，挫败日军由此进犯福建的作战计划。8月20日和8月23日，日军相继离广丰、江山。其时，浦城地方士绅分立派别、各植势力。民国32年2月，刘文涛担任浦城县长，拟打击地方势力，企图改政令的推行，以及地方建设莫不以地方人士意旨为依归的不良风气。但只任半年，刘文涛就以“不洽舆情”而调离。民国33年7月24日，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迁驻浦城，随后英国代表团、西南干训班陆续到达，8月12日，突击总司令部进驻。浦城的孔庙、水南天后宫等都腾出供部队使用，较好的民房都被各单位的军官借用，一部分为家眷住房。为供西南干训练班训练，在溪下建造营房，所需材料之多，要求时间之急，为空前未有。共征购杉木18295支、毛竹45600支、瓦片150万片、茅草300万斤，并炸毁水南元代的圆通塔和拆毁仙楼山至拱北门的部分城墙，取砖建营房，每天征工600人，至12月23日，溪下营房主体竣工，至次年元月上旬全部完工，共建营房62座，其中瓦房22座，茅房40座。建造西南干训班所征购竹木差价达411.08万元，该款纯系欠自木商、山民、瓦商及一般代为运送之劳力平民。其时，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称浦城为东南军政之重心。驻浦部队还有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第三休养院等。这些军事机关柴米菜肉，无不需就地采购和仰赖地方支应，冬天取暖的木炭就数以万篓计。县军民合作指导处设有常备民夫队，有300多名民夫，听候各军事机关调用。这些军事机关，互不统属，其主管又有各自的背景。时任浦城县长王武岳，年仅30，为蒋介石的表侄，周旋其间，解决其要索与供应，基本维持相安无事。四、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浦城县国民党当局借抗日之名，加强对学生的统制，对进步教师、学生动辄视为“共党分子”，引起师生强烈的反抗。民国30年，为避日机轰炸迁至西乡前墩村的县立初级中学的学生笼罩在钳制思想的氛围中。童子军教官蒋某对思想活跃的学生进行严密监视。强调绝对服从，学生若有异议，就指为反抗。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的浙江诸暨籍国文教师郭崇厚同情学生的处境，向学生灌输抗日爱国民主思想，挺身而出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出面阻挠无理处理学生的做法。面对横行的童子军教官，学生们酝酿着惩治他以泄愤。终于在民国30年12月18日发生风潮。这天上午，蒋某无理用米突尺敲打三年级甲组一名学生，引起全班学生的愤慨。22个学生于夜10时半左右，潜入教师宿舍，将大小石块掷向蒋某的宿舍，蒋某躲到床下，才免受伤。12月19日，学校当局为镇压学生，并借机打击郭崇厚，向县党部密报，称学生风潮迅速扩大，郭崇厚煽动风潮有“奸党”嫌疑，并罗列郭崇厚的“罪行”达16条之多。21日夜，学校当局又以预防学生暴动为名，请新兴乡公所派队兵进驻学校，以威胁学生。26日，学校负责人奉县政府旨意，开除为首学生，解除郭崇厚聘约。郭崇厚离校临行时，学生集队送行。同时，三年级甲组全体学生举行罢课，离校返城，接着三年级乙组和二年级甲、乙组等亦先后响应。浦城县党部接到学校报告后，迳行通知宪兵队，将郭崇厚等人扣押。27日早晨，宪兵逮捕郭崇厚。数度严讯，均无实据郭崇厚有参加“奸伪”及教唆其罢课等情事。郭崇厚虽然开释，但不准离境回乡，需定期票传到庭应讯。郭崇厚由于不断受到精神折磨，导致精神错乱。民国31年3月18日才放他回乡。民国33年，浦城中学对学生控制甚为严格，校长公开宣布：“中等学校必须严格管理，无自由平等可言。”又以抗战期间应俭朴为由，规定男生必须剃光头，吃糙米饭。军训教官叶某视学生为仇敌，采用特务手段，探听学生的言行，严密监视学生。浦中迁入前墩后，3座教室及大饭厅均系茅屋。民国33年3月12日，校方下令全体学生背茅草盖屋顶，初一、初二学生被迫去背，初三学生因为功课多请免。军训教官叶某召集三年级学生进行训斥，学生不服，晚间点名时，又对三年级学生进行训话。平时受压严重的学生，怒火中烧。于当夜三时左右，三年级全体学生手执童子军木棍，拥入文武庙教师宿舍示威，声称要捉拿“学奸”。14日开始罢课。县长王武岳认为有共产党从中煽动，亲自带领保安队半夜从城里动身，凌晨到达学校。把学校严密包围后，冲进学生宿舍，逐宿舍搜查每个学生，足足搜查2个多小时，并将5名学生带回城拘押。3月29日，县第七次特种会议议决，被拘押的5名学生由家长领回，即日返校复学，同时决定取消专职训导主任。但是，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浦中员工的控制，要求浦中员工一律实行思想连环保证。5月4日，又召开第八次特种会议，核定浦中所送处分学生名单，决议给予6名学生记大过一次，7名学生记过一次，还有5名学生受到警告申斥处分。五、粉碎国民党反共军事围攻民国28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浦城国民党反动派也蓄意制造摩擦事件，气氛日趋紧张。民国29年2月，仅浦西地区一夜就捕去中共党员和群众几十人，第二天早晨，就有十几人被杀害，并出示3天不准收尸。根据地的中共县委机关均遭袭击，中共组织从半公开活动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民国31年2月，国民党向闽浙边和建松政共产党抗日游击区发动第二次军事围攻。中共建松政特委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在仙山岗一带坚持游击活动。8月，日军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围攻”军队撤走。同月，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从建阳移驻浦城，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围攻。12月10日，浦城县政府开始清乡，移民并村，企图割断人民群众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但终不得逞。是年，国民党加强对政府的控制。10月，建立浦城县党政秘密会议，每周举行一次，由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任主任委员。县政会议党部书记长亦参加。民国32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对闽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军事围攻，限6月底完成。公然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口号。采取“砍树焚林，联合搜山”，“封锁隘路，伏击山路”，“大村守，小村并”等手段，中共组织和游击队受到严重损失。中共浦城特区委书记黄李生在水尾丘遭到伏击，受伤被捕后被杀害。由于各级中共组织依靠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虽遭重重包围，但一次又一次突围，并把国民党军队气焰打下去。民国33年从1月1日开始，国民党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组织情报网，加紧特务活动，民国34年3月，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浦城召开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联防会议，部署军事、政治“围剿”共产党。但浦城游击根据地在中共组织领导下，采取掩护发展的方针，武装退却、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发展革命武装，扩大武装活动区域。在抗日战争期间，浦城境内有36个支部、459名党员。民国34年8月14日午夜，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务员在收中央社电讯中，得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当晚《捷报》印发号外。次日晚，城区举行火炬游行庆祝。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9月3日放假庆祝，7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9时，由防空队施放解除警报10分钟，下午4时，在盟军俱乐部举行茶会，招待英国代表团，下午6时开始，城区军民在公共体育场集合，然后各自提彩灯、灯笼或举火炬进行庆祝游行。第四节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称实行训政时期，进行战后复员工作。同时，立即布置“绥靖”。民国35年（1946)6月，全面内战开始。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抗日战争胜利果实和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浦城人民开展爱国游击战争，坚持到解放，赢得“红旗不倒”的称誉。一、办理军运，遣散难民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撤离福建，过往浦城的军队不少于战时。同时，还有许多难民羁留，城区难童成群，沿街号乞。民国34年9月15日，军民合作指导站裁撤。9月16日，成立县军运代办所，继续办理军运，下设民夫队，每保常设民夫1人。9月16～29日，供应民夫达2389名，较抗战期间有增无减。同时还遣送难民200多人出境。民国38年初开始，浦城驻军日增，原定2月3日成立军民合作总站，但总站长一职，县参议长章复心不愿兼任，延至20日成立，由副总站长、警察局长孙文杰兼任总站长。4月，驻军纷向县政府要求副食实物供应。迭经婉辞商洽，未获解决，势将决裂。4月19日，县政府原决定召开县银行筹备会的议程取消，改为讨论驻军副食差价会议。省令屠宰税附加50％，但不够补贴驻军副食差价，决定向殷商富户借积谷4000担，以补驻军2个月副食差价之需。4月中，陆军第五军过境，石陂乡公所奉命供应柴薪5吨、青菜2.5吨、稻草2.5吨，民夫80名。军队又临时索要猪肉332斤8两，柴薪、青菜垫贴15万元，猪肉每斤给价200元，而当时市价7200元。二、建立“民意”机构，进行“民选”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当局为标榜其“民主”，将建立民意机构和民选乡镇长作为地方自治的重要工作。民国34年11月6日，在浦城县临时参议会的基础上成立县参议会，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担任参议长。在召开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参议长提出“各乡保民意机构率皆徒空名，未臻健全”，要求政府扶植，促进地方自治，乡镇长应即分期实施民选。民国35年11月1日开始至12月进行民选，但是在选举中弊端百出。当时民政科长在12月2日讲叙《办理选举的经过和企望》时，认为“此次产生出来保长、乡镇民代表及乡镇长，除少数者外，素质均不甚佳”，“有些地方选举都在一二人手里，为此似非真正民意的表现”。县参议员也指出：“各乡保民相当一部分在选举中大肆活动，威胁利诱，极尽操纵把持之能事，结果多不能适合人民之要求。”民国38年初，乡、保机构改选早已到期，但县政府只规定体仁、仙阳、忠信3乡镇进行改选，其他乡镇均改为委派，不再举行选举。三、地方自治建设开展民众组训民国35年10月成立民众组训实施会议，并成立乡镇民众组训干部会议，保小组负责推行组训、督导、考核。并召集各级干部举行讲习会，研讨组训民众实施方案，还分区训练国民兵。民国36年3月，择定仙阳镇为民众组训实验区，在该镇仙东、仙南、仙西三保筹设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民众组训其目的是在自治、生产、自卫三个方面加强统治，但实效不大。地方经济建设抗战胜利后，浦城县政府力图恢复战后经济。民国34年11月16日，由县政府、三青团浦城分团、县商会出资接办三十二集团军的电气厂。是年，将修筑水利建设列为中心工作，至年底修筑工程13处，灌溉3475亩。民国35年2月5日，县政府召开农业座谈会，决定设立城郊、仙阳、富岭3个农业中心推广区，每个推广区特约农户100户为示范农户，还决定用本年度义务劳动服务修陂坝水渠，每乡镇至少制定一片有森林之地为森林保护区，但鲜有成效。县政府还拟办水力发电厂及造纸、锯木、碾米等工厂，因经费无着未能实现。民国36年7月31日，成立县经济委员会，又图标卖飞机场，将所得款拨充县建设事业费用，首先兴建水力发电厂，但无人承卖，各项建设亦落空。道路修筑抗战期间，屡遭日机轰炸，城区几成荒墟，到处空坪，非石瓦壅塞，倾圮不平，即污秽堆积，错杂不整。乡保道路亦茅草丛生，崩溃不堪，桥梁损坏，渡船未造。民国34年11月，县政府派员测量城区街道，计划将街道放宽到10米，被炸区放宽为12米，由该地段业主依照店面占地宽度，照全段所需工资平均分配，缴纳筑路受益费。指定建筑界线，制定街市店面标准图样，公布施行，以整市容。民国35年4月3日，制定建筑乡村道路推进表，拟建乡村道路8条，共106公里。至民国36年，林森、府前、天长、中华等街道扩建完成，共1200余米。乡村建道路只完成仙阳至忠信、临江至新兴加宽到4米的路基工程，渔梁道路工程量完成80％。民国37年，城区恢先、体仁、中山、中正等段街道陆续完成，而乡村道路大部半途而废。“二五”减租浦城农民历来受到高额地租剥削，无论丰歉均须纳租四分之三。民国23年7月，浦城农民代表就呈书请求省政府实行减租，但没得到采纳。民国35年6月19日，浦城县政府才奉到省令实行“二五减租”，规定耕地全面积的正产物收获额，地主得37.5％，佃农得62.5％。但是地主横生枝节，变换手法进行抵制，加之各级行政人员没有尽责，虽县农会努力推行，但农民得惠甚少。而且高利贷主趁旱潦之灾，进行高利盘剥，借谷一担，冬成倍还二担，或借谷一担，本息还三担，还更有甚者，穷农冬成所赚之谷，概归还借之不敷。农民代表向省政府要求严行取缔高利贷，称“二五减租之实施，不足富户之苛息”。四、行政缩编民国34年11月，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提出：“本县就人力、物力、财力在全省各县中不占首要地位，而乡镇之设立数量独多。为节省经费、减轻负担计，缩编乡镇实为当前要务。”民国35年10月，全县24个乡6个镇缩编为17个乡6个镇。民国36年，为节约经费，连续奉命进行调整机构，裁减人员。是年6月1日，裁减县级人员31人，公役4人，乡镇人员47人。10月16日，又裁减县政府人员15人，附属机关人员18人。为提高工作效率，成立浦城县政府设计考核委员会。县政府必须分月制定计划进度表，机关工作根据年度工作计划，按其组织法赋予的责任，以考核工作进度及效果，并组织乡政督导团。但都限于形式，仍然人浮于事、办事推诿，中饱舞弊之事亦常有发生。对乡镇造产经常督导，并将乡镇造产称为乡镇工作的要务，自治经费的命脉。但直到解放，乡镇造产仍是徒有其名。五、肃清烟毒民国29年，浦城县政府宣称烟民（吸鸦片者）已戒绝，为防止再吸，实行纵横切结。民国35年2月，县参议会又提出“彻底肃清烟毒案”。民国36年10月，浦城成立禁烟协会。是年12月开始至民国37年2月，派员调验烟民，除10名患病、老迈的烟民未到验外，其余全部到验。民国37年3月2日，县长应泽发出《告本县烟民书》，告示倘有服吸烟毒情事，非受死刑即无期徒刑。是年2月16日至4月10日，举行烟民总检查，分为7个检查区，行政人员会同保甲长挨户检查，经查验，没有发现有烟毒。六、违令征税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本当得到休养生息，但国民党当局为发动内战，征税不已。浦城县除征收中央、省的税收外，还不恤民众，巧立名目征收捐税，使得十室九空。抗战后，中央税收有增无减，民国34年营业税额达5000多万元，是民国31年的7倍。这年地方捐税也加重，11月，县政府以经费不敷，一次就向商富强征捐款1400余万元。是年，屠宰税附加军食差价停征，县政府又以提高县级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为名，将屠宰税率提高15％继续征收。还不顾省政府“未奉准前不得擅增”的指令，边具报边征收，至年底征收200多万元。省政府发现后要求从速依法纠正，但仍继续征收。浦城县政府违法强征，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县参议员在参议会上指出：“本县财政困难人所共知，惟开辟税源应宜合理合法，民众负担应求公平，员役中饱更宜防杜，财务管理尤宜严密”。虽然没正面提出，但弊端已见。民国36年3月，浦城县政府拟就《浦城县砖瓦捐征收细则》，年要征收300多万元。县参议会以“迹近苛细”，不予通过。是年9月，浦城县政府在征收田赋中，又违反粮食部田赋带征省、县公粮每元只能带征9升的规定，征收1斗5升。同时提出征收米谷出境乐输捐来筹集国民教育基金，还提出征收纸、木、油、薏米、莲子、笋干等特产乐输捐，以资抵补自治财政的入不敷出。县参议会指出“木材、土纸两种因受时局影响，销路阻滞。土纸为浦城仅有之手工业，欲求自荣，尚赖政府多加扶植。盖县纸厂之在战时倒闭，迄今尚未完全恢复，纸农生活迄未苏息”，认为上列土产以不征收乐输捐为宜。但在这年11月，县政府还是对纸、木、笋干、油土产征收乐输捐。同时，以“‘戡乱’期中，‘剿匪’中费用刻不容缓”为由，在屠宰税中每只猪税额加50％作“清剿”经费。省政府指令以屠宰税例法不得附加，要求由县举办因地制宜捐支应，浦城县政府即募收畜猪乐助捐作“清剿”经费。虽然捐税甚多，但公教人员的生活没有改善。浦城小学教师代表18人向参议会请愿中指出：“查抗战以后，政府明令建国首要教育第一，我浦闻风景从，固不后人，故于公粮照前多征6升，又议因地制宜捐之米粮食捐等等，莫不以教育名而推行。谁知诸事皆背道而驰，任教职者大多四壁萧条，一寒彻骨。” 由于横征暴敛，加上连年歉收，供给浩大，造成物价猛涨。民国36年，县政府曾召开数次会议平抑物价。5月7日以后，物价涨落无常，县政府无能为力，不进行评议物价，物资也准许自由流通。民国37年，开始募收庞大的“戡乱”经费，增加各种税捐和税率，更引起物价高涨，法币及代之的金圆券均贬为废纸，以至经济崩溃。七、师生参加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浦城初、高中迁到水南。浦城一些警察恃势凌人，为非作歹，殴打群众，肆虐平民，学生每于街头巷尾目击此种情况，常抱不平态度。警察对学生由此怀恨在心，蓄意报复。警察故意向学生寻衅，屡屡藉故拘捕，以图泄恨。民国35年3月29日，是国民党法定的青年节，晚，中学生参加火炬游行。游行完毕，各中、小学学生前往公共体育场观看演出，行经警察局门外，局内警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并恶言相骂，大呼开枪。学生气愤至极，向警察局投掷石块。县长李和涛等3人闻讯，前来制止。初级中学校长吴承宣双手托住两个警察的枪杆，高呼不要开枪。但另一警察竟以短枪向门首外学生连放两枪，初二和初三各有1名学生的左下腿和右下腿股骨受伤。学生怒不可遏，继续包围警察局，高呼“讨还血债！”。当晚，浦中学生自治会散发《为本校同学无故被警察局枪伤呼吁书》。次日，浦城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农业职业学校及青年补习学校全体学生举行罢课。4月1日，浦中校长吴承宣率领学生代表20余人到县政府请愿，在县长作书面答复，基本答应学生提出的条件后，4月2日各学校先行“忍痛复课”。但是县政府一面敷衍学生，一面将警察无故开枪击伤学生向上报告说是“误会冲突”，“警察失慎”。学生得知后，要求县长答复，县长含糊其词。4月3日上午，学生再次罢课。全城商人纷纷响应，实行罢市以支持学生。县政府会同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筹备员及第三休养院院长和专署因公来浦城的科长、参谋各1人及学校校长等召集全城各界代表暨各同业公会负责人紧急谈话会议，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城区三镇的镇长参加。会上，县长李和涛和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以“防不安定分子意图捣乱社会治安”的名义威胁在座人员，查究商店停业“动机”。李和涛称：“如果再有捣乱分子破坏社会秩序、地方治安的非法行为，本人当尽我职守，严厉取缔。”第三休养院院长则以“因商店停市，乃恐地痞流氓乘机轰动，扰乱治安”为名，派出纠察队上街“纠查”。各同业公会理事长即表示劝令商店迅速复业。随后县长李和涛又到浦中训示学生及学生家长，称4月3日学生、商人行为是“反复要胁”，同时县政府发出布告，一方面称枪伤浦中学生一案中犯法的有关各警已扣押移送司法从严惩办，受伤学生黄时望已借农业银行轿车送到南平省立医院诊治，子弹已取出。继而威胁说：“目前国事紧张，‘匪’氛未靖，诚恐不法分子乘机捣乱，造谣生事，影响治安”，并警告各界人民“慎毋以身试法”。由于当局威逼、安抚兼施，分化瓦解。4日，全城各商店开业，学生感到惩治凶手、救治受伤同学等基本条件已达到，4日以后陆续复课，至6日，各校均正常上课。浦城高级中学自成立后，学校内部充满矛盾。浦城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控制学校的军训教官等一些教师，对校长多方掣制，把持校务，并派人到福州营钻，图任校长，引起一些年青教师的不满。民国37年9月，省派建瓯人方毓梓到浦城高中担任校长，即进行整理校务。不久与军训教官等人发生冲突，并越演越烈。是年12月8日上午8时升旗时，以旗杆绳丢失为导火线发生冲突，学生也参与，秩序纷乱。方毓梓恐有暴动之举，将学校钤印放入口袋，从后门离校进城，军训教官叶某及数十名学生紧追不舍，到南门后，方毓梓认为是学生暴动，向空鸣枪。事件发生后，引起轩然大波。方毓梓与叶某互相控告，方毓梓指责军训教官等少数人员“企图把持校务、勾结贪墨不遂，唆使学生包围”。军训教官亦指使浦城高级中学学生自治会反控方毓梓。12月10日，高级中学、浦城简易师范、农业职业学校、浦城初级中学等部分教员，以浦城县教育界主持正义同仁名义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又有12名教师署名发出《为维护地方教育，抢救浦高危机，敬告各界人士书》，指出这次事件性质是“在通衢闹市率领学生追殴校长的事件”。事件发生后，方毓梓住在教师严复圭家中。13日到校供职，但不久即去职。这次事件，表面虽是学校内部师生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青年教师反对县党部控制的斗争。八、国民党实行“清剿”、“戡乱”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但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消灭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力量。民国34年8月30日，浦城县政府就执行省政府指令，将“肃反除奸”作为抗战胜利复员后的唯一目标，成立浦城县情报所，各乡镇设30个情报站，以明“奸伪”活动情况，便利“清剿”。9月，浦城辖属第四“绥靖”区。“双十协定”发表后，仍未停止对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域的进攻，第四“绥靖”区下令10～11月为“绥靖”时期，“绥靖”中，进行清查户口、严密保甲、组训民众，下令公务人员人人填写“自行检查奸伪连环保证书”，并严格联保连坐法。民国35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议》，国民党当局对游击区域进攻暂停，但加紧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2月，浦城县自卫中队增加一个独立分队。3月，暂缓执行停征一年的规定，开始征兵。7月1日，县乡同时成立清乡委员会，其后连续对游击区域发动军事进攻，全面内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党衢州绥靖公署浙赣闽边指挥所协同地方武装对江山、广丰、玉山、浦城四县边境游击区域实行“清剿”，限半月完成。12月在浦城境内建筑碉堡60多座，并实行宣抚、盘查、隔堵、清户、清枪、移民并村，但终不能如愿。民国36年3月，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六次大会通过请政府明令讨伐共产党案。9月3日，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里，召开“戡乱建国”动员大会，发动各机关代表签名。9月22日，县参议会第一届第八次大会又通过拥护政府“戡乱建国”案，县参议会还分电各乡镇民代表大会，要发动民众，膺服动员法令。企图借民意机构，制造消灭共产党的气氛。在军事上，9月10日至10月10日实行清乡，并与浙江商定划区联防。是年还先后制定浦城县各乡镇保甲治安联防暂行办法，组织情报通报及实施办法，建立便衣队（旋改为宣导队）。这些都试图肃清共产党员及共产党武装。民国36年12月25日，国民党政府制定《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以“戡乱”为名，加紧镇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民主运动。同月，成立浦城县民众自卫委员会，并组编常务民众自卫大队，下设5个中队、15个分队、45个班。民国37年2月，成立浦城县“戡乱建国”运动委员会，此机构一成立就以筹募巨额“戡乱”经费为要务，规定全县粮户在田赋项下按本届田赋征收额每元募干谷7.5公斤，向商户按营业税征收额加募20％，要求3个月内募清。是年下达中央军征兵额达777名。6月23日，浦城县政府推行布鞋劳军运动，向每甲募集3双，12月又推行出钱劳军，劳军额达7亿元。这些都遭到人民的反抗。“戡乱”经费至6月份，浦城人民应者寥寥，只收到十分之一，6月24日，浦城县政府在这青黄不接将届之期，不顾人民的生活，下令在7月底收足，令警察局派警到城区挨户催缴，令自卫总队到各乡镇漏夜赶收，对延期不缴纳者，传府讯问。兵员征集至10月份才完成373名，浦城县政府命令各乡镇不得藉任何理由推延，还规定每户有兄弟二人以上适龄应征青年，不论是否中签都征服兵役。劳军鞋至次年3月，仅仙阳镇公所募缴42双，其余乡镇均以连年遭灾、地瘠民穷为由拒缴；劳军款也只收到金圆券72.18元。12月，当年兵额大多未处清，国民党当局为给内战补充兵员，又接到提征民国38年度中央兵额480名的命令，并限定一个月征齐，引起社会骚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后，民国38年4月1日，国共两党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同一天，浦城县政府也放出和平烟幕，将浦城县“戡乱建国”运动委员会撤销，改为浦城县自卫委员会，其组织比照“戡乱建国”委员会，仅改头换面而已。九、爱国游击战争民国34年10月，浦城中共组织根据中共华中局给福建省的指示，广泛宣传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并在隐蔽活动的情况下，一面积极争取和平，一面加紧自卫战争的准备，积极开辟和恢复游击区，发展组织和革命武装力量。民国35年初，浦南地区有114个村属中共建松政特委管辖，浦西地区有146个村属中共闽北特委管辖。其时游击队主力撤离浦城，少数游击队分散隐蔽，坚持活动。民国35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浦城游击区域军民结束武装退却，转入发动群众，开展爱国游击战争。中共闽北特委为打通与中共建松政特委的交通路线，便与省委联系，并扩大革命力量，在坪洋一带近10个村庄开辟工作，在祝甲市建立秘密交通站。次年3月，中共闽浙边地委书记陈贵芳、副书记张翼根据省党代会精神回建松政地区，准备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反抽丁、反征粮及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建立和扩大游击根据地。行军至遂昌边界，遭到国民党军前堵后追、两面夹击，退到浦城前洋，并在前洋召开会议，会议确定爱国游击战争计划。会后，张翼等人在松溪、浦城、龙泉、庆元交界地区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建立以庆元崔上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3、4月间，中共闽北地委机关迁到浦城山下、坪洋、北坑一带，在浦西南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活动地区扩大到附近十几个村庄，发动组织青年抗丁，参加游击队，捉恶霸地主，筹款解决革命经费，协助群众生产。还发展党组织，在北坑建立党小组。民国36年6月，中共闽浙赣区委城工部组织发展到浦城，中共福州第一市委委员真树华回浦城开展工作，成立城工部浦城党小组，真树华任组长。9月，党小组扩大为党支部，真树华任书记，与中共闽浙边地委接上关系，并属其领导。同月，中共闽北地委由于开展频繁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政府发现，迁至江西上饶封禁山。民国37年1月，真树华奉命到达中共闽浙边地委工作，担任地直机关党总支书记。真树华对在城党员布置4项任务：打通浦城到上海的交通路线；在浦城到江山和浙赣铁路沿线建立交通据点；保持地委与省委的交通联系，从浦城经南平到福州建立交通线，并伺机发展党组织；筹集经费，在游击队活动区附近建立从小密到募岭头的据点。4月，真树华因城工部事件被错杀，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失。城工部浦城支部在与地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照原部署，积极发展组织，坚持斗争。是年夏，浦城城工部支部派支部委员高展到浙江活动，先后在浙江金华、江山、衢县、遂昌、缙云、常山、开化、龙游、汤溪（今属金华市）等县发展一批党员。8月，建立中共浦城县临时工作委员会，还成立遂昌、龙游等县工委组织。民国38年2月，成立中共闽浙边城市工作委员会，在不知真树华被错杀的情况下，推真树华任工委书记，高展任副书记。同月，根据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中共闽浙边地委下设松（溪）浦（城）龙（泉）庆（元）和政（和）寿（宁）建（瓯）两个工委，松浦龙庆工委由地委副书记张翼兼任书记，率部沿龙浦公路挺进，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开展政治攻势，接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城工部党员独立作战，面向农村，在富岭、浮流等地活动。在浮流乡农民中发展中共党员，并派员到国民党乡分队兵中做策反工作。4月，把浮流乡队兵武装掌握过来。1949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十一师解放浦城，次日，城工部党员带着已掌握的武装进城，随后，张翼亦率领游击队入城。从此，浦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开历史新篇。十、国民党策动应变，弃城逃跑民国38年4月底，国民党第九编练司令部情报科长陈达和特务姜守全到浦城与浦城组组长邓子熇制定应变潜伏部署。5月5日，国民党浦城县长应泽召开紧急“应变”会，决定在永兴设立临时县政府，5月10日，陈达再次召开紧急应变会议，将国民党浦城县自卫大队改组为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总队，下划4个纵队，准备上山为匪。并组织维持会，指派郭永槐为会长，刘祖惠为副会长，以图潜伏下来，坐探情报。5月6日，浙江省江山县解放，国民党第八兵团刘汝明部有两军之众经浦城溃逃。溃军所至，庐舍皆空，奸淫虏掠，无所不为，全县秩序大乱，公职人员、教职员、学生被俘为挑夫者不下数百人。这夜，城内大捕壮丁，保甲长奉命逢人就抓，被捕者二三百人。5月7日，军车如鲫，商店均不开门。5月8日，城内十之八九的人逃至西乡，而西乡的人又有逃至城内的。5月9日，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随交警四总队逃离浦城。5月10日，县长应泽与县职员及自卫队、警察逃至富岭。11日，应泽等人返回县城。当夜，有番号不明国民党军队经过浦城。12日清晨，应泽携县印，带自卫队四个中队及职员、警察往水北双峰溃逃。5月12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十七军五十一师在政委崔子明、师长闵学腾的率领下，进入福建，抵达九牧。当晚到达浦城西郊，师部设在梦笔山等觉寺。13日凌晨，因国民党当局弃城逃跑，没受到任何抵抗，兵不刃血解放浦城。第三章解放后政事第一节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解放初至1956年，中共浦城县委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结合浦城的实际，领导全县人民有步骤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全县内范围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结合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共浦城县委着力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党的民主集中制日臻完善。一、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1949年5月13日，浦城解放。15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国民党政权，维持社会秩序，开展政治宣传。6月5日，成立浦城县人民民主政府（10月改称浦城县人民政府），着手建立地方武装，遣散国民党第二十二临时教养院的官兵，收缴国民党武装的武器，保护粮食仓库，救济工人。8月13日，南下干部到达浦城，充实党、政机关。12月，中共浦城县委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浦城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258人，体现以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原则。12月27日开始，开展大规模的剿匪。1950年2月大股土匪剿灭。县人民政府提出以生产备荒为中心，结合修路支前、剿匪、减租、财政经济工作，改造村政权，进一步建设新浦城的工作方针。在农村，开展以减租为中心、以诉苦和阶级教育为内容的反霸斗争，使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开始瓦解。至年底，221个保改造为8个街、306个行政村，都选举产生人民政权。在巩固和完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中共浦城县委、浦城县人民政府带领全县人民开展抗美援朝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对全县人民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全县人民参加和平签名，制订爱国公约，并捐款23万多元，可购买战斗机1架、高射炮1门。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县人民积极揭发反革命的罪行和反动会道门的罪行，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国民党残留在浦城的反革命的势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渣滓受到打击，妓院、烟馆、赌场等罪恶场所受到取缔。从1952年2月2日开始，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在工商界开展“五反”运动。工商业者全面自报补税，清除国家机关内部腐败分子，打退国内资产阶级的进攻，进一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前夕，浦城经济崩溃，百业凋零，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混乱。解放后，为建立和完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中共浦城县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没收官僚资本。浦城解放后，陆续接管官僚资本的金融、邮电和电厂等单位，并把这些企业改造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1949年6月，浦城县贸易公司成立。1950年3月，浦城电厂成立，分别为全县第一个国营商业、工业企业。供销合作逐步形成，1952年4月2日成立县供销合作总社，为浦城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必要的条件。二是完成土地改革。1950年11月17日开始，各机关各区干部开始学习《土地改革法》。11月29日，中共浦城县委在下沙、莲塘两个乡进行土地改革试验，取得点上经验后，1951年1月上旬起全县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第一批50个乡、119个行政村，3月上旬结束。第二批26个乡、58个行政村，6月25日开始，9月下旬结束。第三批13个乡、8个街、129个行政村，9月21日开始，12月底结束。通过土改，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解放农业生产力。三是领导发展农业生产。1949年10月，着手领导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接收县农业推广所，建立国营农场。1950年2月后，宣传劳动光荣，对垦荒实行奖励政策，全县垦荒2010亩。1951年县人民政府制定农业生产计划，以粮食增产一成为主，恢复农田水利，确实保护森林，有重点消灭熟荒，稳步发展副业生产。县成立森林管理委员会，还成立护林委员会，乡村组织护林小组500个。采取民办公助的方式，发动群众修水坝30座、开水沟20条。发放贷款和救济款，解决农民生产困难。是年，粮食比上年增产14.74％。1952年3月，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宣传组织起来发展农业互助合作。4月19～21日首次召开县农业互助合作代表会议，各乡、街订立爱国增产计划，展开竞赛。11月，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成立，专职干部配合中央老区慰问团慰问老区群众，开始老区重建家园工作。四是保护民族工商业。民国27年（1938），浦城商业有1691户，到解放前夕只有617户。解放后，人民政府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扶助私营工商业复工开业。1951年4月，组织土产城乡内外交流，土特产由滞销变为畅销，生产土纸的纸槽由128张增加到183张，迅速扭转私营工商业的困难局面。随后，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将一部分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到1952年，工商业户达1301户。五是稳定金融物价。解放初期，物价飞涨仍未得到抑制，为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有关政策，依靠全国统一的金融管理机构和国营、合作商业，整顿税收工作和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至1952年底，物价上涨的势头被控制。以上措施，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五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逐步发展起来。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恢复国民经济是解放后前三年的中心任务。县委、县人民政府发挥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优越性，领导全县人民全力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到195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771万元，比1949年增长71.77％，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教育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小学发展到160所，比1949年增长40.35％，在校学生11576人，比1949年增长1.44倍；普通中学学生达927人，比1949年增长1.15倍。宣告消灭为害甚烈的鼠疫。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由1949年的51元增加到76.81元。二、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胜利完成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后，中共浦城县委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1956年，在全县范围内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基本完成对私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劳动人民成为社会和生产的主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地改革开始后，引导农民走生产互助合作道路。1951年2月，出现临时互助组。1952年3月，贯彻普遍发展、稳步提高的方针，整顿原有的互助组。1953年3月，中共浦城县委试办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33户。到年底，全县有互助组3108个，入组农户22422户，占总农户45.72％。1954年4月，中共浦城县委设立互助合作部，加强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1955年9月，农民自发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量出现，多达389个社。中共浦城县委采取“只准办好，不出废品”的慎重态度，说服一些自发社转为互助组。至1955年9月，有230个初级社，社员有6983户，占总农户13.7％。9月，中共浦城县委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的指示》，掀起互助合作运动的高潮。至年底，全县试办1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浦城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向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过渡。这年，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占总农户86.37％，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占总农户79.41％，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年粮食生产获得浦城历史上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9.39％，有85.13％社员增加收入。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同时，有计划引导组织个体手工业走互助合作道路。到1956年，有93.1％的手工业者加入生产合作社、组，基本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浦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1953年12月国家对粮、油、棉、布实行统购统销之后开始的，先后采取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逐步完成的。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小商小贩有97％参加合作商店或小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1955年9月以后发生“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但总的来说，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使浦城的国民经济成份发生质的变化。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于绝对优势地位。从而在浦城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进行有计划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条件。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1953年冬开始实行粮、油、棉、布统购统销政策，1955年开始对粮食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为顺利执行浦城县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扫除障碍。在实施五年计划中，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自1953年开始，注意对农业技术的推广，改变耕作制度，试种双季稻361亩。1954年，浦城人民战胜特大洪灾，大灾之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仍增产12.86％。1956年双季稻面积由上年的1142亩扩大到62671亩，但是忽视多种经营。7月，开始扭转领导生产的片面性，贯彻以粮食为主，全面发展山区的方针，80％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设副业社长、副队长。1956年，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2237万元，社会总产值3230万元，国民收入2065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1.21倍、1.81倍、1.51倍。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1953年，浦城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同年6月1日，成立选举委员会。次年3月31日，完成基层选举，选出浦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1人，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6月26日至7月1日，召开浦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宪法草案，通过拥护宪法草案决议。1955年6月29日至7月2日召开浦城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根据宪法规定和法律程序，选举产生浦城县人民委员会等政权领导机构和浦城县人民法院院长。三、加强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1950年，中共浦城县委开始整风整纪，克服部分干部中思想混乱和山头主义、经验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1951年5月，中共浦城县委在富岭大庄乡结合土改进行建党工作试点，在农村建立党支部。1952年开始在机关和农村全面开展建党工作，先后举办机关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训练班，学习党员标准，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知识教育，发展机关党员11人，农村党员108人，新建农村党支部25个。9月初至10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在县直机关开展整党，组织党员重新学习标准，人人自我严格检查与批判思想上滋长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批评，填写党员登记表和整风鉴定。又结合“三反”进行整党，进行党课教育，纠正部分党员干部认为“土改已结束，革命已成功”，而产生的“退坡”、“换班”，不想参加农业社的错误思想。1954年6月，中共浦城县委学习中共中央《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检查县委内部团结和集体领导问题及与下级关系问题。1954～1955年，结合农业合作化、普选、粮食统购统销等中心工作，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同时进行建党，共发展党员1246人。1956年，中共浦城县委结合粮食“三定”、“整风建社”等中心工作，分四批开展整党，共整顿党支部125个。在整党中，揭发出有各种问题的党员142个，并处理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违纪党员26人。是年，全县共有党支部148个，党员2612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共浦城县委对党员和机关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教育。全县党员、干部系统学习《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等书。1956年春，浦城基本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民经济取得重大成就，为全面总结浦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5月30日至6月4日召开中共浦城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中共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浦城县委员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通过整党、建党和理论学习，使全县共产党员明确党的历史任务，懂得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提高共产党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水平和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自觉性，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更加纯洁和统一，组织战斗力得到提高。对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起重要的保证作用。第二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年，中共浦城县委依靠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领导浦城人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在这10年中，由于“左”的错误干扰，全县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1958～1960年，遭受以“大跃进”为标志的严重挫折。但是，其主导方面是积累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培养出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建设人才。一、完成“一五”计划，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1957年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75倍，年平均递增13.46％。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5.48倍，年平均递增26.32％；农业总产值增长1.16倍，年平均递增10.13％。国民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1.41倍，年平均增长11.59％；财政收入比1949年增长33.27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万元。文教卫生事业有很大发展，文化馆规模扩大，新建文化站3个、俱乐部119个、农村图书馆69个，设立县广播站，组建2个专业剧团，新建1个电影院、2个电影队。扩建医院，建立32个乡镇卫生所。1957年全县中、小学比1949年增长2.23倍，在校学生增长3.46倍，年平均递增20.54％。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全民所有制职工每人平均工资1957年比1950年增长1.09倍。1957年是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年，也是集中时间整顿党的作风的一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中央的指示精神，4月中旬，中共浦城县委组织县直机关干部进行学习。5月24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整风指导小组办公室，实行开门整风，除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外，还组织县直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共提出意见1736条。其时召开政协浦城县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县委和各级党的领导干部提出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其中亦有一些错误言论和过头话。其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共浦城县委按照中央指示，领导全县的反右派斗争。6月18日，政协扩大会议暂停。6月24日开展反右派斗争。7月11日，政协扩大会议复会，转为开展反右派斗争，到8月2日结束。在全国对〓势估计过分严重，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的影响下，造成不幸的后果，全县有61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与此同时，从1957年7月中旬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以反右派为中心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9月中旬至11月中旬，在农村以大辩论的形式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问题，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11月25日起，又用一个月时间，采取大辩论的形式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生产经营上的资本主义思想作风。将“重副轻农”、“弃农经商”作为批判重点，其目的是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作思想准备。二、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作失误1958年1月开始，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整党整社运动，目的是改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组织农村“大跃进”。2月22日，制定跃进计划，提出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各行各业都提出各自跃进计划。4月，成立县工业委员会。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浦城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向地方工业进军，提出“小型为主，遍地开花，面向农村，先易后难，先土后洋，依靠群众，多快好省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规划1958年新建厂矿1448个。接着进行全民战略思想转变的教育，组织2万人深入社队宣传，运用形势逼人，树立对立面的方法，批判“条件论”、“习惯论”。随着不断地反右倾、反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一场遍及全县各条战线的“大跃进”运动很快地发动起来。6月16日，中共浦城县委又不切实际提出，粮食生产要在1957年亩产138.5公斤的基础上，1958年要保证亩产400公斤，争取500公斤。6月28日中共浦城县委在永平召开全县炼铁现场会，提出年炼铁从1957年62.4吨提高到8000吨。7月1日发出“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土法上马，全面开花”的口号，计划全年炼铁7500吨。全县利用庙宇、民房、草棚做工场，以土碓的水车做动力，用锄头、土箕等做工具，到8月27日办“厂”11087个。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后，浦城农村开展人民公社运动。9月初，中共浦城县委发出“苦战半个月，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的号召，组织5万人大张旗鼓地开展全民性的大宣传、大发动。接着，在石陂、梦笔进行试点。9月12～13日分别成立红专人民公社和东风人民公社。并将试点经验推广全县各地，于9月25日，实现人民公社化。全县42个乡22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9个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国营商业与供销合作商业合并。国营、供销合作、农村集市贸易三条商业渠道变成一条。公私合营企业、小商贩过渡到国营企业，手工业生产社组升级并厂，撤网并点，转为县办厂、合作工厂或社办厂。这些做法违反经济规律，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伴随着人民公社运动，全县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小商小贩、集市贸易被当作“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被取消。9月25日，制定更加“跃进”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工农业生产概要规划（草案）》，要求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46倍多。11月上旬，全县办起1350个公共食堂，食堂实行供给制，参加食堂人口占全县总人口数的90％。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把贫队富队拉平，社员的一些财产无偿收归社有，社员实行供给制或工资制，进行平均分配，抑制社员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11月24日开始，不顾农业秋收的大忙，10万劳力投入炼钢铁战线，建成炼铁炉2900多个，全年炼出质量低劣的土铁5070吨。这年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85.35％，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40.51％。对粮食采取高征购，1958年实际产量只增加5205吨，而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6546吨。由于“以钢为纲”，造成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本建设战线拉大，信贷、金融、物资供应打乱正常的计划，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紧张和浪费。加之在实现农村人民公社运动中生产关系急于过渡和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是财政经济状况困难的一年。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中共中央及时发觉“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问题，于1958年11月召开郑州会议，着手纠正。中共浦城县委在1959年3月24日至4月1日，召开有5465人参加的五级（县、社、大队、生产队、生产组）干部会议，学习贯彻郑州会议精神。随后，进行以纠正“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算帐整风运动，扭转分配拉平，没收自留地，无偿调用生产资料、劳力、产品，并村及干部作风、经济等问题。至7月份，得到一定纠正，减少“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开展“反右倾”斗争1959年7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由部分地纠正“左”的错误转到反“右倾机会主义”。会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刚刚开始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中共浦城县委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工作也不得不停止，而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内容的“左”倾错误再次升级。1959年8月15日开始，在干部中“反右倾保守”，在群众中“反资本主义倾向”。10月28日至11月1日，召开中共浦城县委扩大会议，错误地将县委第二书记刘全有等5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11月5日开始，在全县农村开展以保卫总路线为中心内容的整社运动，次年2月结束。这年11月19～24日，又召开中共浦城县委四级党员干部会议，肃清所谓以刘全有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思想影响。在大会上重点批判41人，一般批判243人。155人分别定为“左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有“严重右倾思想”、“右倾情绪”、“资本主义行为”、“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严重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是年，在1958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基础上，由于重工业继续急剧增长和基本建设盲目上马，而农业却大幅度下降，国民经济出现更加严重失调的局面。而此时仍继续高征购，1959年粮食比1958年减少6757吨，而征购量反而增加7595吨，造成群众生活水平下降。1960年1月4～7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不断反右倾，鼓干劲，在1959年基础上跨进更大“跃进”，1960年工业总产值要比1959年增长71.2～80％，粮食总产量要比1959年增长32～38％。此后，并队，大办农场，大平调，不切实际大搞“几个万”。1960年初，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处于困境，县开始贯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抓早熟作物，组织力量大找代食品，但继续坚持“大跃进”。插秧大忙时，仍抽调劳力炼铁，加剧了1958年以来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和财政经济状况相当困难的局面，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匮乏的情况亦日益严重。三、克服困难，调整国民经济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虽犯急躁冒进的错误，但全县党员和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变贫困面貌的愿望和焕发出来的革命干劲是十分可贵的。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1958年建成库容81万立方米的吴山水库，库容2111万立方米的东风水库亦在1959年11月动工。建成硫铁矿、生产磷肥的化工厂等工业企业，补充浦城工业的缺门。各工业部门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有一定的提高。公路通车里程由1957年的132.6公里增加到1960年的291.7公里。1960年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培养部分人才。在“大跃进”运动中，全县人民的工业意识有很大的提高。人民公社运动尽管出现一些根本的弊端，但大批发展社、队工业，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所有这些成就，不仅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物质基础，也为克服三年困难、调整国民经济提供良好的条件。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重新着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失误。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文件，在三年调整期间，中共浦城县委作大量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一是从农村工作开始纠正“左”倾错误。1960年7月，中共浦城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讨论生产与生活、贯彻政策与发展生产、干部作风与促进生产的关系问题，贯彻劳逸结合、“大集体小自由”、实行按月预分的分配办法等。8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共浦城县委针对农村有相当多劳力调离田间生产的严重问题，高度集中劳力于农业生产。至9月底，全县压缩非农业战线1.5万劳力回到农业第一线，占集中前农村实际劳力的24.1％。在工业战线抓农械、农具、化肥等生产，大力支援农业。12月30日至次年1月9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会议部署开展整风整社，在干部反“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风、瞎指挥风）。纠正农村中“一平二调”的错误，强调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的政策。中共浦城县委书记自觉进行自我批评，检查“五风”问题，推动全县整风整社。1961年4月，中共浦城县委开始宣传、讨论、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解决社队规模偏大和民主管理、经营管理等方面问题。公共食堂陆续解散。1962年1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实行包干政策。为带领群众克服困难，渡过灾荒，各级干部和党员深入基层与群众共患难、同甘苦。同时彻底退赔平调款，从1961～1962年，全县兑现退赔1023.56万元，还拨放社会救济款36.62万元。1962年对农村3961户超支户减免超支款22万元，这些使农村情况迅速好转。二是贯彻与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理顺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1961年1月，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5月和9月，中共浦城县委先后召开扩大会，县委书记带头检查从1958年以来所犯的急躁冒进错误，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各自检查总结1958年以来的工作教训，统一认识，采取有效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压缩社队企业，调整手工业、商业的所有制，精简职工，压缩基建规模，降低积累率，加强农业生产，回笼货币，活跃市场等，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三是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1962年11月14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甄别定案和整风组织处理领导小组。对1957年反右派、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整风整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452名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对在1957～1962年间，受政治运动影响而撤换和调整职务处理的干部517人中，给予恢复原职或相当原职的干部425人，给15名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四是开展思想教育，学习毛泽东著作。1961年12月，中共浦城县委采取不搞运动的办法，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教育树立爱国主义、爱社、爱集体的思想。从1963年起，中共浦城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向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学习，先后掀起学习雷锋、学习王杰、学习焦裕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宣传平陆县抢救61名阶级兄弟事迹等活动。同时，又一次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这些活动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特点，就是大力弘扬共产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思想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受教育的对象，既有广大青年、群众，更有广大党员、干部，在社会上呈现良好的道德风尚。党员、团员、干部发挥模范作用，这对战胜困难，纠正失误，起到巨大的精神支柱作用。五是党员、干部与民共甘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纠正“左”倾错误中，浦城县各级领导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主动纠正错误，带头与群众共甘苦、同患难。中共浦城县委还认真响应毛泽东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带领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解决工作上、生产上存在的问题。1960年8月，各级干部实行“三七制”，即十天时间里，三天工作，七天深入基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领导生产。还撤并8个机关单位，精简干部361人，抽调207名干部到基层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下放129个干部到农村参加体力劳动。1963年月2月，中共浦城县委要求县、公社干部“扎根扎到最基层，蹲点蹲到生产队”和“蹲到点里艰苦工作，下到田里参加劳动”。6月17日，县委、县人委领导停止中灶待遇，停驶小汽车（唯一一部吉普车上交地委），下乡工作全部坐班车。由于从县委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党内外同心同德，社会秩序稳定，广大人民群众以高昂的热情，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即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到1965年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浦城经济出现稳定、协调、全面发展的态势。四、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城市“五反”运动1963年春，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范围内用2个月时间，开展以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为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批判单干风。6月17日开始，在县直机关46个单位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同时，在农村开展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11月21日至12月4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近万人参加的五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简称后十条）。会后，县、社领导带领达527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坚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1964年2月20日至9月中旬，又以71个大队为重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65年1月29日开始，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城乡宣传贯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并以“二十三条”来指导面上社会主义教育。12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抽调353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207个生产大队开展面上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队才陆续撤出。社会主义教育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起一定的作用，推动生产的发展。但由于把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下，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党、国家和人民蒙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浦城也不例外。在这场灾难中，浦城人民经受严峻的考验，并赢得最后的胜利。一、浦城“文化大革命”1966年初，中共浦城县委、县人委着手制订和执行浦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一场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浦城。浦城的“文化大革命”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1966年5月下旬，根据中共南平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在全县文化界、教育界、文艺界以声讨“三家村”为起点，开始“文化大革命”。6月14日，县委派出第一批工作组14人到浦一中、二中、三中，剧团和中共浦城县文化支部，协助党支部领导运动。6月19日，浦城一中部分学生在校园内贴出《彻底肃清我校领导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这是全县“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出现全校师生停课的混乱局面。中共浦城县委规定大字报不上街，参观大字报凭介绍信，批判斗争须经过批准，试图稳定局面。7月21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机关干部会议，贯彻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县以下单位“文化大革命”暂停的指示，县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浦城第一、第二、第三中学，动员学生复课。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公布后，全县刚刚暂停的“文化大革命”又重新开展起来，进驻三个中学的工作组被迫撤离。8月30日，浦城一中部分学生把校内孔子庙梁上大匾、孔子塑像砸毁，孔子头像抬出游街。9月1日一中校长被戴高帽、挂黑牌。随后，全县开展“破四旧”运动，大批图书、文物及古迹被毁坏。9月20日，浦城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大批红卫兵陆续开始外出串联。12月20日与次年1月10日，红卫兵组织二次所谓批判县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县委领导在会上受到批斗，全县出现层层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浪，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和靠边站。2月9日（正月初一），红卫兵组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批判县委以崔来畅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县委、县人委及全县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机构陷入瘫痪。这一阶段，中共浦城县委在应付来自红卫兵的冲击和破坏的极其困难情况下，竭尽全力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第二阶段从县委、县人委工作被迫终止到1971年4月恢复中共浦城县委前。1967年3月3日和4日，两大派造反组织总部分别成立。3月12日浦城县人武部对公安局、邮电局、广播站实行管制，以后，相继对气象站、体委实行军管。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浦城县人武部奉命成立生产领导小组，行使县委、县人委部分领导职能。4月，驻浦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支左办公室，试图稳定局势，但7月以后，两派造反组织对立加剧。8月22日开始至1968年8月7日，派仗不止，武斗兴起，全面内乱，全县城乡先后发生12起抢枪或持枪武斗等重大事件。1968年3月和4月，浦城两大派组织代表先后到南平和北京举办学习班，达成《收缴武器，制止武斗》和实行大联合的协议，但两派各据一方，没有履行，直到1968年9月，两大派才实现联合。9月30日，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成立中共浦城县革委会核心小组。继后，县直各单位成立革命领导小组，县人武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浦城部队派出54名军代表，参加26个单位“三结合”领导班子，或担任军代表。两派大联合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社会秩序有所稳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基层中共党组织尚未恢复，全县干部在县、公社革命委员会和党的核心小组领导下，进行“斗、批、改”，在开展革命大批判的同时，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以及“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工作。由于“左”倾思想影响和派性干扰，使一大批干部、群众遭受打击和迫害。1969年3月，开展整党建党，年底结束。1970年5～12月，全县348个党支部开展整党建党补课，进行“吐故纳新”，错误地开除65人的党籍。第三阶段从1971年4月，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1971年4月26～28日，中共浦城县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恢复中共浦城县委。是年“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力图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浦城县委在9月下旬抓整顿机关工作作风，着重批判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反资产阶级思想腐蚀。12月，全县开展批林整风。年底全县被停止工作、受审查的地区管干部118人，已解放115人；县管干部127人，已全部解放。全县5864名中共党员，除66人外，全部恢复组织生活。1972年开始，全县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扭转不敢抓生产、不敢抓业务的错误倾向，整顿和加强工业企业管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管理混乱、不讲经济效益的状况有所改变。12月，成立浦城县革命委员会落实政策定案办公室，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一打三反”运动中立案审查的人员进行结案。1973年底开始，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批判“右倾回潮”的运动，使浦城开始转机的各项工作又遭到新的挫折。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全国形势有明显好转。浦城根据毛泽东“学理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调整，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抓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的落实，对中共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工业生产得到迅速回升，农业生产获得好收成，出现经济好转回升的局面。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76年3月，浦城全面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使正在趋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再度陷于混乱。同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浦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二、“文化大革命”带来灾难 “文化大革命”中，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影响下，层层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鼓吹“拿五尺锄头柄也有走资派”，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普遍被冲击、改组。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遭到很大破坏，大批领导干部被批判、打倒，甚至农村生产队长也难幸免。一些劳动模范、优秀知识分子也被加上种种罪名，深受迫害。10年动乱，使浦城经济建设严重受阻。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严重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限，把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否定按劳分配，推行“政治评分”，破坏农村集市贸易；搞乱经营管理，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全县9种主要经济作物有5种几乎被砍绝，油茶产量1976年比1965年下降四分之三，致使产油县变成缺油县。工业生产偏重重工业，造成轻工业发展缓慢，比例失调；在管理上，不抓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益，投资大、产值少、利润低，百元产值利润只有1.67元，比1957年下降89.36％。1967年和1969～1976年，连年出现赤字，累计达1383万元，为这10年财政收入的39.3％。三、抵制“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多数干部、群众出于对党、对领袖的无限信赖，为防止“修正主义上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但当斗争矛头指向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出现乱揪斗、打砸抢之后，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产生怀疑，并加以抵制。中共浦城县委成立两线班子，力争减少运动带来的损失。一线班子抓运动，对付造反；二线班子抓生产，保证经济工作正常运转。1966年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计算）比1965年有所增长。是年12月，临江、太平两项灌溉万亩的引水工程相继竣工。1967年，陷入全面内乱后，大多数党员、群众和领导干部，在不同的情况下，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艰难复杂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使党在浦城的事业没有中断，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中断，建设工作还是在曲折中进行并取得一定的成就。1967年2月，长117米的石拱浦城桥建成通车。纺织工人坚持生产，在其他工业行业严重减产的情况，纺织工业产值比1966年还增长20.69％。1968年富岭公社马家庄良种场用单季晚稻良种“鸭仔矮”连作晚稻栽培成功。盘亭公社棠岭大队的社员坚持自力更生兴修水利，增灌350多亩旱田，粮食亩产从150公斤增加到408公斤。浦城客车站亦建成投入使用。浦城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局势有所稳定，浦城经济建设得到低速度的发展，特别是全国形势有转机时，发展速度加快。自1970年开始至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逐步有所增长。农业生产，1970年水稻高秆改矮秆，使这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27.63％。1970年开始，在农村着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还制定一些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各项政策，开展农田基本建设等，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粮食生产1969～1975年连续7年增长。1969年开始，工业生产有所好转，1970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猛增，虽然由于绝大部分是重工业投资，造成全县积累和建设、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还建成一些缺原料、缺能源的企业，给浦城工业增加包袱。但此后相继建成的七一电站（后改称旧馆电站）、城关电站、农药厂、香料厂等，为浦城工业打下一定的基础，使浦城工业产值自是年以后逐年上升。1975年工业产值比1967年增长1.96倍，年平均增长14.51％，其中发电量1976年比1965年增长14.7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公路交通发展也较快，公路通车里程1976年比1965年增长1.02倍。文化教育工作也有所发展，1976年全县实现院户有线广播喇叭化。是年，普通中学从5所发展到17所；小学发展到1135所，其中附设初中班252所。虽然由于师资缺乏、教学质量差，但方便农民子弟入学，普及率提高。当然，这一切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县内各项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第四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自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到1988年，中共浦城县委认真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领导浦城人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经过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党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体制改革，采取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办法．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建设，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提前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后，顺利开始进行第七个五年计划，取得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一、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拨乱反正1976年10月21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召开的十一省市负责人打招呼会议精神，在全县大造声势，举行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成立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材料组。11月13日，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公社书记、组、局长会议，部署全县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展以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体系骨干分子为重点的清查工作。1977年9月至1978年8月，开展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打击贪污盗窃、打击投机倒把的“一批二打”的运动。通过这一工作，清查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福建追随者有牵连的一些人和事，揭露一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1978年5月，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县委布置全县开展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然当时在中共建阳地委主要负责人“左”的思想指导下，设置“禁区”，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很深入，但在全国大气候下，浦城各级党组织、干部群众对“左”的危害深恶痛绝，联系经济建设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一定的成效。6月23日，中共中央将湖南湘乡县反映农民负担过重的报告，转发全国各地。7月，中央又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中共浦城县委全面检查加重农民不合理负担和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并组织工作队，深入社、队、工厂，调查研究，解剖典型，促进中央精神的落实，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落实党的农村政策，调动群众积极性。1978年11月，召开中共浦城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动员全县党员和全县人民加快浦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彻底改变浦城面貌，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实行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12月15日中共浦城县委调查总结推广仙阳公社巽岭大队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组的经验。这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开始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1979年底1月8日，中共浦城县委发出的布置召开各公社、镇党代会、人代会的通知中，要求在会议上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月6～12日，县召开四级干部暨群英会，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会代表结合实际进行讨论，决心紧跟中共中央的决策，尽快在工作重点转移上作出成效。会后，全县开展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这年春，全县有将近一半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但是，1979年3月中共建阳地委在南平召开会议，对包产到组提出要“全面纠，不留尾巴”。中共浦城县委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态度，3月29日发出通知，在全县范围内进行纠正，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九牧、仙阳等公社采取明纠暗不纠办法进行抵制。1980年春，全县不少社队认识到纠正包产到组不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总结纠偏给生产造成损失的教训，主动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实行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小段作业，定额计酬。9月以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会后，各公社分别召开支部书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会议，认真检查总结各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经验和存在问题，还把中央文件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组织学习讨论，解决干部群众中存在担心政策变、说了不兑现、责任制不能长期搞下去等思想，纠正部分干部对责任制的落实放松领导，放任自流的倾向。11月上旬，中共浦城县委还组织干部到不同类型的11个大队进行调查，通过调查研究，发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需要解决好的八个问题》、《进一步加强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试行办法》、《包干到户的管理办法》等文件，总结推广石陂公社建立“两个责任制”（农业生产责任制、干部岗位责任制）的经验，使大多数生产队确定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1981年1月，中共福建省委把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中共浦城县委在1～6月集中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清理“左”的思想的文件，县委及公社党委和农业、工业、财贸、科技等系统，分别摆“左”的表现，找根源、查危害，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解放思想。其后，县、社层层举办生产责任制培训班，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工业、财贸系统也培训骨干，以建立工业企业的经济责任制。财贸系统的饮食服务行业和其他集体单位普遍建立经营责任制。中等教育结构进行改革，试办农业职业高级中学。1982年1月，开始落实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形式有重大的改变，包干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比例由1981年的17.84％上升到95.23％。但在一些农村出现只分不统的偏向，使多年建设起来的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机具以及其他集体财产遭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虽然中共浦城县委为维护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维护集体财产做了大量工作，但只挽回部分损失。1983年5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印发＜浦城县工业管理体制改革试行方案＞的通知》，决定对浦城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撤销工业局，工业局管辖的企业直接归属县经济委员会，县经济委员会成为既是管理机构，又是经济组织，并建立部门和个人的岗位责任制。同年，中共浦城县委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肃清“左”的错误影响，干部群众大胆发展商品生产，搞劳动致富。至7月，全县2949个生产队有2944个生产队实行家庭式联产承包责任制，5个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多种经营包括社队企业普遍实行专业承包责任制。专业户、重点户比1982年增长23.38％，经济联合体比上年增长10倍。经济体制改革横向扩展，教育和文化科技部门、县文化局下属的文化馆服务部、新华书店、农村电影队、县赣剧团分别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对科技人员推行技术承包。1984年，农村各项生产责任制进一步完善落实，分期分批进行调整土地，延长承包期，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把完善田、山责任制结合起来同步进行，实行农、林、牧、副、渔、工全面承包。承包责任制向农业技术、交通、农村文教广播事业和其他领域发展。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和经济联合体进一步发展，还出现9个专业村。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转向工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乡镇企业成为农村的重要支柱。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证的农村个体工商户1599户、个体运输专业户1032户。进一步搞活农村流通，农村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转变。4月，中共福建省委支持55位厂长、经理“松绑”放权的呼吁后，中共浦城县委、浦城县人民政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多次反复调查研究，先后下达4个改革文件，对国营工贸企业、二轻集体企业、农村和党政机关实行全面改革，提出具体意见和措施，使全县各项改革初步配套，同步进行，扩大整个改革成果。职工的权、责、利明确，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是年下半年开始，中共浦城县委广泛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一步澄清思想，清除“左”的流毒。10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经济体制改革从探索试点阶段进入具有目标模式的全面阶段，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农村进入以综合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城市改革以搞活企业为中心，实行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在国营企业进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基本建设普遍实行投资包干、拨改贷、招标承包。商业流通领域进一步扩大市场调节，建立贸易中心，发展城乡集市贸易，小型零售企业、饮食服务业放开经营。计划、劳动人事等也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1985年，是全面改革的第一年。1月18日，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制定《关于近期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共115条。3月底，成立县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具体负责日常工作。上半年价格改革出台，调整农村粮、油购销价格，放开猪、禽、菜、蛋、鱼、水果等鲜、活商品价格和木材价格。由于发挥国营企业参与经营管理、市场调节的主渠道作用，整个市场价格基本平稳。农村进行第二步改革，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实行合同订购，放开竹木市场，进一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下半年，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基金、控制信贷规模、控制外汇支出的形势下，继续改革开放、搞活。全县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改革，到年底基本完成。在企业内部，工资和奖金制度改革进行一些尝试，有计件浮动工资、定额工资、计分计奖、职务补贴、岗位津贴、技术津贴等形式。在搞好物价、工资两大改革的前提下，继续搞活企业，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1986年，县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贯彻中央“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全县有37个工业、贸易、农业企业与全国12个省、市及福建省82个单位建立联合和协作关系，联合项目达94个，转让技术322项。落实企业自主权，进一步推进流通领域改革，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和管理，实行工交企业职工退休统筹管理，并在金融体制改革和股份制、租赁制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取得新的进展。1987年，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向前推进。特别是下半年，以落实承包经营责任制为重点的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有27家工业贸易企业向县财政局签订6种形式的承包经营合同。有43家小型商业企业实行改制、转制、租赁。全县103个工贸企业11630名职工实行17种形式的浮动工资。与之相配套的其他方面改革也进一步深入。11月2日，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制订《关于推进全县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试行）》，使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农业的第二步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成为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的态势。1988年，中共浦城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认真总结九年改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先后研究制定深化农村改革、工贸企业改革和鼓励外商投资优惠办法等7个文件。6月，全县开展“开放型经济宣传月”活动，增强干部群众改革、开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农村改革方面：一是把深入农村改革摆在总揽农村经济全局的位置上来，成立县、乡农村综合改革办公室，县乡两级分别举办深化农村改革业务培训班，共培训骨干1289人。全县组建村经济联合社87个，建立机耕、植保、购销、水利服务队315个；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各业承包合同，全部进行一次调整、修改、补充和完善；三是采取集体、个人入股和以借转贷、换据计息等形式，因地制宜组建乡、村合作基金会118个；四是继续稳步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把山地开发作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突破口，以仙阳镇办林场和樟溪村办林场为试点，开展林、茶、果场的整顿和规划工作，恢复和创办乡镇林场16个，村办林场108个。企业改革，围绕“配套、完善、深化、发展”开展工作：一是继续推进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对27家预算内国营企业原承包基数偏低的合同进行修订，增加产品质量、消耗、技术改造、出口创汇、创新产品、创优质产品及安全等7项指标。商业部门又将43家集体零售商业企业全部放开经营；二是推行“一岗两制”试点和租赁承包试点；三是全面推行供销大承包；四是进一步理顺国家对企业分配关系，以1987年底工资总额和经济效益为基数，对59个国营企业采取以工资总额同实现或上交利税为主要结构形式的分配办法；五是改革企业内部分配制度，继续实行多种形式的工资与劳动定额等结构办法，同时推行优化劳动组合，实行“厂内退休”、“厂内待业”等办法；六是继续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改理事会、监事会为社务管理委员会，实行联社主任负责制。在巩固和加强原有13个专业合作社的同时，新成立茶叶联合社。价格改革迈出较大的步子，触及原有经济体制的关键部位。4月，放开彩色电视机、名烟酒的价格；5月，调整食糖销价；6月，在提高粮食、油料合同收购价的同时，调整国家定量供应的粮、油销价。与价格改革相配套，给职工以相应的补贴，缓和由于物价上涨过多影响职工生活的突出矛盾。9月起，中共浦城县委贯彻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关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把改革的重点转到治理、整顿上来。1979～1988年，中共浦城县委领导浦城改革历经10年，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无论城乡经济还是人们的精神状态，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传统痼疾影响和体制转换时期中改革的综合配套不够，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前进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困难，有待进一步解决和完善。政治体制改革1978年9月后，各公社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选出陪审的群众代表6～12名，恢复实行第一审案件群众代表陪审制度。1979年12月，中共浦城县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年龄偏大、文化偏低问题。会后，中共浦城县委组织部组成3个小组到各公社对领导班子以及农技干部进行考核，选拔一批农技干部进入公社领导班子。是年，推广选举企业基层领导干部的办法，在县商业局进行试选，民主选举门市部主任。年底，中共浦城县委总结推广这一试点经验，要求短期内对学校、县属厂矿、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由民主选举产生。1980年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实行直接选举。12月，县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差额选举的办法选举产生浦城县人大常委会和浦城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同时选举产生县人民法院院长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实行司法检察单位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从体制上结束“文化大革命”期间建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革命委员会”。其后建立律师制。是年12月，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浦城县委员会的活动，巩固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1981年2月17日，中共浦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搞好党政分工的问题。5月，对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的职责进行认真研究，分别订制工作职责、范围和有关会议制度。12月开始，改变过去大多数农村党支部的领导成员由上级任命的做法，结合年终总结召开党员大会，对支委会工作进行检查总结。在此基础上，采取差额选举办法产生支部领导成员。同时，由社员民主选举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和生产队的领导。1982年，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免权，选举产生的公社管委会正副主任、正副镇长，由社、镇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不办理任命手续。县人民政府委、办、局的领导任免均需经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才能由行署或县人民政府任免。1983年，县人民政府委、办、局正职领导由县人大常委会任免，副职由县人民政府任免。10月，开始县级机构改革，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调整领导成员，至1984年3月基本完成。县级工作部门由40个改为32个，其中撤销2个，合署办公3个，改为经济实体3个。领导成员的年龄、专业、知识结构有较大的改变。全面推广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副职由正职提名聘请，由主管局任免。车间主任等中层干部由厂长任免。企业管理实行厂长负责，分层管理，分权而治。中共委员会（总支、支部）书记作为党组织派出代表，行使党的基层组织权，党的书记要保证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全面实行。7月，还开展政社分开，建立乡、镇政府工作，至9月结束，改变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实行党、政、企分开，建立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和乡经济联合委员会，并建立乡一级财政，设乡财政所。大队党支部改为村党支部，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按生产队建立村民小组。12月，下放党员的审批权限，科局级正副级领导入党由县委审批改由县委组织部协助审批。1985年1月，县人民代表大会工作机构实行重大改革，设立常委会，人大机关设法制委员会，科技文卫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配备专职人员。是年，干部管理权限下放，股级干部由主管局任免。进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12月31日向社会公开考试，择优录用干部56名。1986年5月开始，建立部、委、办、局、乡级后备干部制度。1987年，建立健全县委同党外人士定期座谈会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发挥非党人士参政、议政的作用。6月，进一步完善机关岗位责任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下级对上级负责，行政部门副职对正职负责。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进行县乡两级人大会换届选举，实行差额选举。从10月9日至11月21日进行县党代表换届工作，代表和县委委员都实行差额预选。1988年2月，中共浦城县委在管九、金樟、九秋开展党员目标管理的试点工作，5月全县铺开。至年底，95％农民党员都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这年，中共浦城县委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出发，努力转变县委职能，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党政分开的原则，提出“四统一，四分开”即：党政领导班子奋斗目标统一，职能分开；思想政治工作统一，业务工作分开；中心任务统一，经常性工作分开；干部工作统一，干部分级管理、任免权限分开。做到“四转变”，即经济工作从微观领导转为宏观领导；从干预政府工作转为参预工作；从包揽具体工作转为协调工作；从封闭谋划转为开放活动，实行协商对话。三、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神文明建设1981年，全县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1982年3月和9、10月，以城镇为重点，开展治理“脏、乱、差”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对群众进行学雷锋、树新风等一系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城区拆除违章建筑90多处，违规违章摊点84个，8个公社所在地集资铺水泥路面。6个公社办起文化中心，102个生产大队办起俱乐部。各单位建立文明制度，出现一批文明单位和文明大队。1984年，全县城乡结合文明礼貌月活动，紧紧围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个中心，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在城镇开展清除精神污染，查禁诲淫物品。1984年，成立县“五、四、三”办公室，并建立部、委、办、局和乡镇的“五、四、三”活动领导小组，各部、委、办、局与县委签订“五、四、三”协议书，乡镇签订创建文明乡镇竞赛倡议书。实行承包责任制，城区单位和住户实行门前三包、门内达标（包秩序、包卫生、包绿化，达到文明单位标准）。文明礼貌活动以“三优一学”（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和学雷锋、学先进）为主要内容。县人大常委会颁发《浦城县城关地区暂行管理办法》、《浦城县殡葬管理的规定》，对城关地区交通卫生和市政建设进行全面整顿，同时以思想教育和行政经济手段相结合全面推行殡葬管理改革，实行火葬。县城组织31人的执勤队，在城关主要街道执行城区管理规定。五一三路进行拆建，两旁人行道统一扩大到5米。是年还开展振兴中华读书演讲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自开展群众性“五、四、三”活动以来，至1984年，文化建设方面，建成水南游览桥、大众电影院、仙楼山公园、西门公园、浦城剧院和11个电视差转台、324个农村体育场、11个乡镇文化中心站、154个村俱乐部。环境建设方面，整治五一三路和19条街巷，新建一批公共设施，农村铺设水泥路、石板路96条。全县共青团支部、少先队组织815个送温暖小组，有1200名青少年参加为民服务队，上街下乡义务为群众服务。1985年，精神文明建设从过去偏重造声势、搞突击活动，转为提高质量，注重实效的经常工作；从过去偏重市政、文化建设转到市政、文化、思想建设一起抓。坚持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为核心，以“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教育为重点，结合机关整党，普遍开展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教育，理想、纪律、职业道德和文明礼貌常识教育，提倡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开展向英雄、模范学习，组织英模事迹报告会。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共浦城县委于10月28～31日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贯彻。会议要求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战略地位，渗透到整个物质文明建设之中，不仅是思想文教部门的任务，而是各条战线和一切部门的任务，是全党全民共同的长期任务。这年，在乡、村两级整党中，强调党员必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模范作用，乡、村两级党组织普遍制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各级党组织和行政领导机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基层服务，同为群众办实事、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结合起来，根据财力和条件，因地制宜，兴利除弊。农村各个党支部积极筹备资金，投资955.21万元，投工31.49万个，修建公路、道路193条407公里，桥梁162座，修建凉亭88个、饮水工程154处，修建学校教室、教师宿舍193座30150平方米，还架设广播线路、建电视差转台、修建公共厕所等。全县农村普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总结推广忠信外洋党支部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一家一户，莲塘吕处坞搞好文化室建设、改善农民文化生活等14个典型经验。全县除城郊3个乡镇外，实现乡乡有文化中心；建有电视差转台30个，覆盖面达72％；整修615个自然村的有线广播网络，通广播的村委会占总数的96.5％。1987年4月3～7日，召开中共浦城县五届七次全会，讨论通过《中共浦城县委关于“七五”期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十条措施》。是年，开展以“四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各种形式教育，组织各种报告会，以身边的先进人物教育身边的人。农村开展以“五提倡、五反对”（提倡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提倡健康娱乐，反对聚众赌博；提倡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提倡村邻和睦，反对宗族纠纷；提倡艰苦创业，反对铺张浪费）为主要内容的移风易俗活动，把创建文明单位、五好家庭纳入振兴浦城总体建设规划。至1987年，全县创建文明单位399个，五好家庭20300户，五好家庭标兵户230户，双文明户988户。1988年，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以创“三优”为基础，开展“两德”（职业道德、社会道德）为重点，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建设一个适应改革开放的环境为目的，进行形势、振奋精神、党政廉洁、艰苦创业、民主与法制5个方面的教育。建设文明窗口，创建文明单位，着重开展创建“文明浦城”一系列活动：年初开展1987年度浦城“十大新闻”、“十位新闻人物”的评选；春节期间，组织龙灯、花灯竞赛；3～7月，进行全县企业厂歌、行业歌创作演唱比赛；8月，举办国防知识学习竞赛；9月，举办“荷花杯”征文比赛，反映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涌现出来的典型；10月，开展第一次“敬老日”活动，举办“知我浦城、爱我浦城、建我浦城”知识竞赛；11月，举行“我心中的党员形象”演讲比赛，开展商业服务行业“十佳”与“十差”营业员的评选，商业系统开展迎春优质服务百日竞赛活动。是年，对1984年以来被县以上命名的239个文明单位、文明村镇，采取评分方式进行不定期抽查，巩固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地区检查组对浦城省地两级5个文明单位进行抽查，得到高质量的服务、高标准的管理、高层次的意识带来高水平效益的评价。这年，全县有国家级命名的文明单位1个，省级文明单位6个，省部门命名的文明单位8个，地区级文明单位27个，县级文明单位309个。全地区10县、市精神文明考核中，总分名列第一，创建文明县城取得成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979年10月，中共浦城县委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大力开展法制宣传，开展法纪宣传教育月活动，各单位、公社要建立治保委员会、消防领导小组，做好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1980年，全县开展《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宣传，并将其内容绘制成图片巡回展览。1981年5月，在中共浦城县委领导下，组织县直各部、委、办及工、青、妇等部门进行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形成全党抓、部门抓的局面。6月3～5日，召开全县政法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搞好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措施办法。公安、司法部门把整顿治安列为中心任务，组织三次集中打击现行犯罪分子的统一行动，挖团伙，追逃犯，破大案，严厉打击“六犯”（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爆炸和其他危害社会秩序的现行犯罪分子），召开28场处理犯罪分子大会。县成立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采取多种形式教育轻微违法青少年，落实帮教措施，使76.8％以上的违法青少年有明显转好或停止违法活动。98个内保单位建立安全岗位责任制。1982年，中共浦城县委成立政法委员会并加强政法部门基层建设，成立公社公安派出所，配齐公社专职的民政、司法助理员，建立健全调解治保组织。12月，全县农村开展法制宣传，制定乡规民约，城区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政法各家根据自己的业务，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司法建议，参与综合治理社会治安。县人民检察院对14名监外执行改造的人员进行回访考察，协助所在单位和亲属组成帮教小组。这年，全县发生刑事案件起数比上年减少33.3％，达到解放以来社会治安状况最好的1965年的水平。1983年，综合治理社会治安贯彻以“打”为首，打、防密切配合的方针，形成群防群治、齐抓共管的格局。同年5月12日县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活动。7月，中共浦城县委同意县公安局《关于组建防火治安联防队，强化基层治保组织的请示报告》。8月15日开始，开展为期3年严惩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1984年6月，第一战役告捷后，开展全民性法制宣传教育。7月20日，召开全县法制教育工作会议，其时，全县各级党委抽调325名干部组成115个法制教育领导小组，建立县、乡、村三级法制宣传网，法制宣传报告员达702人。政法部门组织60名干部按口分系统包干，上68场法制课，中小学开设法制课。为配合法制宣传，县人民法院召开多次公判大会，选择县内典型案例制成图片巡回展览。为做好失足青年的帮教工作，实行“四包”：即工厂企业包职工，学校包学生，街道、农村包社会青年，家长包子女。1984年全县刑事发案率降到占总人口万分之一点六九，达到历史最好水平。1985年初，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县政协联合组织综合治理社会治安视察团，对37个单位进行视察。这年，在乡镇工贸单位推行社会治安承包责任制。5月，在管厝乡、货车队召开试点现场会后，全县推开，逐级开展治安承包。6月，开始在全县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教育（简称普法教育），计划五年的时间，比较系统向全县公民普及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森林法、兵役法、水污染防治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其他重要的经济法律、法规的教育。当年抓宣传、抓队伍，开办3期普法教育骨干训练班，培训3140多名普法骨干。1986年6月，在中共浦城县委部署下，完成“严打”第三战役。通过“严打”，社会治安有好转，治安秩序非正常状况基本改变。“严打”后3年（1.983年9月至1986年8月）比“严打”前3年（1980年9月至1983年8月）刑事发案件数下降23.4％。刑事案件平均发案率“严打”前为占全县总人口的万分之二点八一，“严打”后为万分之二点一二。但重大刑事案件大幅度上升，“严打”后3年比“严打” 前3年上升92.2％。“严打”后，开展规模不等的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1986年，开展打击盗窃自行车、查禁赌博、盗挖古墓以及扫除社会丑恶现象的小会战。这年，政法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组织21次调查研究工作，编写各种材料298篇，提出司法建议23件，情况汇报和调查报告31份。基层基础建设得到加强，落实各种治安承包责任制。乡镇所在地组织联防队19个，各村委会通过整党，治保、调解组织得到整顿充实。19个乡镇建立司法办，16个乡镇建立公安派出所，在乡镇建立6个法庭。130个内保单位，200人以上单位设保卫科、股，70个人以上单位设保卫干部，全县配备保卫干部215人。加强旅店业和废品收购站管理，2次整顿54家旅店业。堵塞犯罪分子吃、住、行、贿（赃）作案渠道。对664个帮教对象，成立帮教小组共552个，一年来有430名转好或停止违法。对暂住人口集中的工程队、包工队建立治保组织91个。妥善安置劳改、劳教人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组织34次全县性的法律知识竞赛活动，推动青少年学法热情。举办3期经济合同学习班。还采用戏剧、录像、广播、图片案例展览等宣传法律知识。通过综合治理，群众同犯罪分子斗争积极性提高，农业银行营业员张秀凤、蒋文妹与抢劫储蓄所的犯罪分子搏斗，保卫国家财产不受损失。富岭洋墩村甘寿兴用机智方法抓获2名抢劫分子，送县公安局法办。1987年，中共浦城县委以“一手抓建设和改革，一手抓法制”为指导思想，用“严打”促进综合治理，用综合治理配合“严打”。在工作部署上，坚持以“打”为首，打防紧密配合，层层召开会议，将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落实到基层，动员和组织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抓治安工作，建立起综合治理工作部门分工负责制，坚持“抓系统，系统抓”、“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并开始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使综合治理工作走向社会化、经常化、制度化。是年，加强对社会治安的调查研究，针对各个时期治安出现的突出问题，从实际出发，采取经常抓和突击抓相结合、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办法，先后开展打现行、反盗窃、抓流窜、挖团伙、拘犯罪分子和打击拐卖妇女、儿童，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以及查禁取缔卖淫嫖宿，查禁播放淫秽录像等四项斗争，促进全县社会治安的稳定好转。1988年，全县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实体已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236个，做到工作层层有人抓，全县城乡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治安防范体系，每个基层派出所人员由3人扩充到5人，在临江、仙阳、城关成立中心法庭，19个乡镇均设司法办和法律咨询服务站，5个乡镇设立检察室。治保调解、内保组织得到加强。县委领导和政法委领导先后深入15个乡镇、2个农场、38个村调查社情，研究制订统一行动方案，解决出现的一些社会治安问题，认真总结交流法制工作先进经验，先后召开全县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经验交流会和其他表彰会、现场会，大力组织普法教育，普及面达84.9％。继续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方针，6、7月开展打击刑事犯罪分子，9、10月开展集中打击严重犯罪，统一行动，强化各种社会治安管理，清查社会丑恶现象，促进社会治安的稳定，全年没有发生恶性凶杀案件，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四、落实政策自1971年12月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落实纠正。1972年成立县落实政策定案办公室。1975年1月，成立浦城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这期间，落实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处理的一些错案，但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落而不实。1976年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下，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处于停顿状况。1977年3月，恢复落实政策的正常业务，重新抽调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进行落实。1978年5月11日，成立中共浦城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5月29日，调整加强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充实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文化大革命”中清队、整党、“一打三反”运动立案的人进行全面审查和复查验收。12月9日，中共浦城县委发出《关于做好干部档案材料清理工作的通知》，将清理干部档案作为搞好落实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单位、各公社按干部管理权限分别进行处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浦城县委将落实政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再次调整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做到凡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不论过去列入复查与否，全部重新列入复查落实范围。1979年11月1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投诚起义人员政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国民党起义人员17人、投诚人员2人进行落实政策。是年底，将61名错定的右派分子全部摘帽改正。1980年3月10日，中共浦城县委成立区别原工商业者与劳动者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对1956年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的557户中，将带进公私合营企业被统称为私方人员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482户，区别出来为劳动者。同月，还开始对划为“不纯”分子的87人，进行复查、改正和安置工作。10月，中共浦城县委召开全县落实政策工作座谈会，加快落实政策步伐，省、地、县三级进行验收。1981年4月，开展对“反右倾、拔白旗”运动案件进行纠正平反工作，6月底结束。对运动中立案处理155人，未立案乱批乱斗的1439人，在1962年甄别的基础上予以政治上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其中书面平反942人，口头平反652人。7月，对“不纯”案件复查基本结束，维持原处理11人，其余都作改正和安置。8月，“文化大革命”案件的复查基本结束，改动面从1978年底的30％、1979年底的74％，到是年的92.4％。是年，还开展对1963年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面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1年“整风整社”运动、改造落后乡、改划成份和台胞、台属、归侨、侨属的政策落实工作。对1977年9月至1979年开展一批、二打运动中的错案进行纠正。1982年8月，对历年开展各种运动的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对历史老案中的错案进行复查改正工作。10月，着手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成立领导小组开展工作。1983年1月，接到申诉的历史老案153件，正式列入复查范围83件，结案80件，维持原结论46件。1985年5月，全县要求解决地下党党龄、党籍问题的申诉43件，经复查落实恢复党籍23人。1987年，落实政策工作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已复查落实过的案件“回头看”，缺什么补什么，列入复查未落实的抓紧落实，切实解决问题。未列入复查和新发现的案件，规定期限逐件复查落实。通过复查落实，执行“昭雪冤案、平反假案、纠正错案”。在复查落实过程中，对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不留尾巴，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实属冤、假、错案（包括错拘、错捕或打成黑样板）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做好消除影响工作。年底，全面落实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任务基本完成。自开始全面落实政策至是年，全县共立案审查2071人（不包括“一批二打”运动），分别进行落实，其中改动原处理1785人，维持原处理286人。对拘捕23人中，宣告无罪2人，撤销判决的16人，维持原处理的5人。开除公职、开除党籍17人中，给予双恢复的10人，恢复公职的1人，维持原处理的6人。开除党籍142人中，恢复党籍101人，维持原处理41人。开除公职529人中，给予收回安排361人，因年老体弱按退休、退职处理62人，病故28人，维持原处理78人。其他党纪、政纪各种处分417人，给予撤销处分320人，改变处分9人，维持原处分88人。审查原处理结论943人中，给予撤销结论499人，修改结论376人，维持原结论68人。对未立案受到批斗的3368人，发给平反恢复名誉通知书。对“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财产的1761户，共折价11.7万元，归还1754户，还款11.6万元。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对受害者进行妥善安置，补发工资、调高工资，本人及配偶、子女户粮关系迁到农村的给予迁回城镇落户。清理档案84054份，其中退还本人2774份，组织处理81280份。1988年1月中旬，中共浦城县委召开落实政策总结会议。4月20日，县委发出《关于撤销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通知》，要求遗留的少量问题，分别由各职能部门作为正常工作继续善始善终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