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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计划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社会经济计划管理由县政府建设科负责，但全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无计划状态。
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1949年6月，县人民民主政府设建设科，负责经济计划管理。为保证计划的统一协调，1954年9月3日，县人民政府设计划委员会，编制5人，统一管理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商品和基本建设物资调拨计划、粮食购销计划、进出口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财政收支计划、信贷资金计划、劳动工资计划、文教卫生计划等，以及统计、物价、物资等方面的综合管理。“文化大革命”初机构瘫痪。1970年1月28日，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设计划组，1971年6月5日改称为生产指挥组计划基建组，1975年6月，改称县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下附设物资协作办公室。1984年物资协作办公室改直属县人民政府，称经济协作办公室，下设物资供销公司、经济协作公司，负责物资供应和经济技术引进工作。1988年县计委下设综合科、工业基建科、物资科，附设电子计算站，编制共13人。
第二节 计划编制与执行
一、年度计划
民国16年（1927）起，县政府一年一度编制政府工作计划，其中有财政、建设、田粮等各项经济工作计划，其内容大多数是些零星要点事项，没有系统的计划、指标和措施。
1951年初，县人民政府制定《浦城县一九五一年度农业生产计划（草案）》。这是解放后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内容主要是粮食生产，其次是恢复副业生产以及肥料、水利、种子、贷款、开荒等计划，内容简单实际，在当年开展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中发挥推动作用，至年底计划基本完成。1953年2月27日，县建设科制定《1953年度农业生产计划》，这个计划根据1950～1952年农业生产实绩，指标比较客观，内容比较全面，包括农作物生产计划表，茶叶、畜牧业水产计划表，农业组织发展计划，主要病虫害防治计划，兽疫预防计划。
1954年11月7日，县计委订出1955年度全县工业总产值计划以及生产计划一览表，是县第一个工业生产年度计划。此后每年10～11月，编制出第二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草案。1955～1978年24年间根据省、地安排的指标编制全县年度计划，下达执行。
1979年后，压缩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1987年10月制定1988年年度经济工作计划，坚持“改（革）、稳（妥）、紧（凑）、压（缩）、控（制）、保（证）”的六字方针，使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计划社会总产值4.09亿元，比上年增长7.8％，计划经济工作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建设、建设投资、商品流通、财政信贷、市政建设、科教文卫、人民生活等方面内容。至1988年底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指标，社会总产值完成5.67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二、中长期计划
从1953～1988年，县计划部门共编制7个五年计划、1个三年调整计划和1个十年恢复发展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初制定1953～1957年五年农业计划，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指导思想。计划内容分粮食、棉花、麻类、烟叶、糖料、油料、绿肥、茶叶、家禽、家畜、水产等项。1954年初又补充工业、林业内容，称《1954年至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内容虽不全面，但比较切合实际，留有余地，使计划圆满完成。1957年与1949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1.16倍，年均增长10.13％；工业总产值增长5.48倍，年均增长26.32％。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冬起草《1958年至1962年工农业生产概要规划（草案）》，以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指导思想，内容分四大部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农业机械化、文教卫生。1958年10月，在“大跃进”形势下重新修订内容，贯彻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不顾县情，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过地方财政和社会生产力的负荷能力，计划难以实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32.97％。
三年调整计划 1962年冬至1963年初，中共浦城县委、县人委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实地调查，吸取前2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制订1963～1965年三年经济调整计划，对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挥较大的作用。1965年与1962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42.69％，工业总产值基本持平。
十年农业恢复发展规划 1962年冬至1963年初，县计委作出三年调整计划的同时，制订1963～1972年农业恢复发展规划。规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即1952～1962年历史资料；第二部分即农作物产量、畜牧业规划建议数。这个计划的前4年完成较好，后6年完成较差。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 即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2个五年计划。前者制订时，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本为发展时期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计划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后者制订时受“左”的思想干扰，农业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林、牧、副、渔生产；工业大搞“五小”企业，虽然产值上升，但经济效益差，全县国民经济持低速发展。1975年与196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9.74％，年均增长5.43％，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0.20％，农业年均增长3.25％。
第五个五年计划 即1976～1980年经济计划。制定时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估计不足，又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内容分农业、林业、商业、粮食、财政、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有的指标过高，不能全面完成计划。1980年与1976年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1.75％，年均增长9.11％。五年计划制订同时，还编制出1985年的远景设想。
第六个五年计划 即1981～1985年经济计划。计划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制订得积极稳妥。执行效果良好，计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收入年均递增8.04％，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57％，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1.71％。
第七个五年计划 即1986～1990年经济计划。计划贯彻改革开放，理顺经济，提高效益的方针。这个计划的前3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0.44％，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4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19％。
第三节 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
1950～1978年，全县经济管理主要实行计划控制，计划又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主要产品有粮食、油料、发电量、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香料、林产化工、皮革等；主要物资有生铁、钢材、水泥、有色金属、汽车、拖拉机、橡胶等；主要商品有石油、卷烟、食盐、食糖、粮食、食油、棉花、化肥、农用薄膜、自行车、缝纫机等。指令性计划外的重要商品、物资实行专项或指导性经营，对计划外重要产品实行指导性生产。外贸出口、上调物资也按上级分配的指令性指标完成收购和供货任务。整个经济控制过细过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979年后，计划控制逐步放松，市场调节逐步扩大。计划部门在制订计划时先收集各部门的计划，计划下达注意各部门的承受能力和完成的可行性，留有充分的余地。生产资料、原料、物资，从单一的计划供应走向部分的市场调节，物资部门对部分的物资开始实行“平价进平价出，高价进高价出”的办法，搞活工农业生产的原料供应。1985年后，全县计划管理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在工业生产方面，除发电量、化肥、原木、活性炭、磷肥、香料油、机制纸、丝织品、针织品等9种实行指令性计划或部分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部分产品逐渐放开，工厂以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组织生产；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实行双轨价格制，工厂可自销或工贸联销自产产品，增加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经济效益。在农业生产计划方面，加强支农扶贫农业贷款等计划管理，农用柴油平价供应与粮食定购数挂钩；粮食统购改合同定购，提高收购价，扩大议购粮收购，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农村乡镇企业产品全部实行自产自销，不列入计划控制，增强乡镇企业活力。在商品流通计划方面，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计划管理商品，由60多种减为20多种；大量商品实行平价、议价、市场价等多轨制，活跃市场。对外贸出口计划，改变过去单纯收购供货出口制，在完成供货出口计划外，各部门积极自营进出口。在财政收支计划方面，全面执行利润上交改为依法纳税的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在基建投资计划管理方面，改国家拨款为银行贷款。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后，全县经济建设得以稳定协调发展。但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完善。
第二章 统计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30年（1941），县政府增设统计室，编制只有统计员1人，隶属会计科。民国32年2月1日，统计室并入会计室。民国33年9月，复奉令独立设置。但只是按时综合各区乡报表，向上级报送所需的统计资料，未形成完善的统计管理体制。
解放后，逐步完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统计管理体制，逐渐形成正规化的统计管理体制。解放初期统计管理由县政府秘书负责。1953年10月23日，县人民政府成立统（计）调（查）科。同年11月3日改统计科，编制3～4人，开始建立月报、季报、年报的统计制度。1963年2月4日，改为县统计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机构瘫痪。1970年1月，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计划组负责统计工作。1978年10月10日恢复县统计局。1983年，国家《统计法》公布后，统计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1984年12月18日，成立省属浦城县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由县统计局代管。1988年，有5个乡镇分别建立统计工作站。是年底，县统计局编制11人，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工作人员6人；各单位专职统计员58人，基本形成全县性统计信息网络。
第二节 调查统计
县内调查统计工作历史悠久。宋代即有人口及坡坝的统计资料，明清两代浦城县志保存有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经费、仓储等统计资料。民国时期建立部分资料月报、年报的填报工作。民国37年（1948）初至次年4月，调查报表种类达10余种，但统计制度不健全，难以提供全面的、科学的数据。解放后，随着统计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建立起正规化的统计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提供决策依据。
一、全面调查
1953年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发的各类统计报表，开始建立月报、季报、年报制度，逐级上报。这种统计制度历年坚持。1967、1968年，因统计机构瘫痪，未进行资料积累，1972年对此两年重新搜集整理。1988年，全面调查的项目分基本情况、农村经济、工业部分、商业贸易、固定资产、城镇建设、交通邮电、物资供应、劳动工资、财政金融、城乡家计、文教卫生、民政社会福利等13项95种情况，逐一编制报表。
二、专项普查
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根据全国工业普查方案，进行全县第一次工业普查，初步查清全县工业、手工业的基本情况。1954～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全县私营工业、商业及手工业进行一次历时7个月的专项普查，于1955年12月23日作出普查总结报告，为制订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提供经济信息。1953、1964、1982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组织全县第一、二、三次人口普查，全面查清全县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状况。1985年，根据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方案进行全县第二次普查，对全县229个工业企业的基础资料、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专业资料等项进行普查，普查结果编印出普查资料汇编。
三、抽样调查
1955年5月28日至10月底，抽调干部6人组成调查组，进行农村家计调查工作，全县抽查仙阳、登俊2个乡镇452户农民家庭为调查户，调查生产、产品交换、物资消费、经济积累等基本情况。1965年，进行粮食产量的抽样调查，调查全县农村在不同条件下的亩产情况，为制定粮食生产计划提供根据。1984年底成立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后，采用不定时、多阶段、随机起点、等距抽样、分类抽样等方法，进行调查，向县、地、省汇报调查结果。1987年，国务院决定在7月1日对全国进行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省确定浦城县为调查点，县内抽中莲塘、忠信、临江等3个乡镇12个村委会98个村民小组9730人为调查对象。5月5日，成立县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布置、检查、落实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查工作。至8月底全面完成调查任务，经省人口办验收，全部符合国家要求。
四、重点、典型调查
1987年5月，浦城被选为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查重点县，县统计局选出全县主要农副产品生产量和收购量都较大的富岭、忠信、石陂、山下4个乡镇作为调查点，各点确定1名农副产品价格调查联络员，经过培训开展工作。同时在工商、供销、粮食部门选出60余个单位，作为面上调查点。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作出报表和总结，完成任务。1987年6月至1988年先后对生物化学厂、香料厂、林业化工厂、营养食品厂等4个厂和仙阳、石陂、临江、忠信、南浦等5个乡镇作典型调查，整理出典型经验资料。
第三节 监督管理
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统计法》贯彻实施后，赋予统计监督权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在统计管理中充分运用统计数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1987年初，县统计局写出《1986年影响我县农业净产值下降的因素分析》资料，从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劳动力消耗和劳动生产率三方面，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出净产值下降原因，并提出降低物耗增加产值的措施，对农业经济发展施以监督。同年2月写出《浦城1987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完成情况》，总结出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好的方面，也揭露出非生产性投资增长过快和建设工期过长等存在的问题，对基本建设投资施行监督。同年8月，经过对农村19位老年人基本情况调查后，写出浦城老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资料，揭露社会存在的问题。1988年4月，作《关于1987年我县工业企业产品产、销、存情况的分析》报告，从统计数据入手，对全县的工业产品进行全面分析，对工业生产施行监督。同年6月，经调查写出《浦城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和经济政策的意见与要求》的调查报告，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意见，进行监督。同月作《当前物价上涨对我县信贷资金货币流通的影响及初步探讨》报告。同年8～10月调查人员撰文10多篇对当时物价上涨的状况、原因、后果进行一系列记录和分析，对物价、金融等社会经济施行监督。同年8～9月，全地区开展《统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县统计局组织人员，分为城镇组和农村组，下乡、下商店、下工厂进行检查。经一个多月检查，虽未发现严重违反《统计法》的行为，但仍发现不少问题。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统计力量薄弱，统计人员业务素质差，对农业总产值计算没有按统一的不变价格，对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界限分不清，造成数据计算失实，另外报表不能按时上报现象较为严重。统计局根据检查情况写出《浦城县农业统计数字质量和〈统计法〉执行检查情况总结》和《关于＜统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通过法规大检查和法规监督，使统计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第四节 资料汇编
民国24年（1935）2月，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科编纂完成《浦城县概况》，2万余字。民国36年，县政府编纂完成《浦城县区域志调查》，近3万字。
解放初至1965年，收集大量系统资料，但未编纂成册。1966年7月，县统计局编印成《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65年》作为内部资料，印刷120册。1973年10月，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编印出《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66～1970年》，印刷200册。自1971年开始，每年编印一册《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至1988年，共编20册，1984年前印刷200本，1984～1987年印刷150本，1988年印刷180本。
1980年起，统计局开始编纂不定期刊物《统计资料》，作为内部资料，发给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供领导作决策参考，对本部门作业务指导，对社会作咨询服务。1980～1986年，每年编印30余期。1987、1988年每年编印80余期。至1988年底共编印320期。
1988年10月后，县统计局开始收集、整理资料，编纂《开拓前进的四十年》，这是一本从统计资料角度出发反映解放后40年全县基本经济、社会情况的资料书。
第三章 物价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29年（1940)10月30日，县成立物品平价委员会。随后第四区、第二区、第三区、第一区先后成立分会。
解放初期，物价由县商业科和工商联合会兼管。1957年7月，县政府授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物价。1958年4月，县商业局设商业物价股，各商业公司设物价员。1963年5月，县成立物价委员会（简称物委），管理全县物价。1966年物委并入县计委。1979年10月，恢复县物委建制，同县计委合署办公。1984年3月，县物委下设物价检查所。1987年，县物委与县计委分开办公。同年9月，设立县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办公室。1988年，县物委配备干部4人，县物价检查所配备干部5人，全县国营、供销商业企业配备物价员51人。
第二节 物价变动
解放前，市场物价大都受政局和农作物收成影响，跟随粮食价格变动而升降。民国21年（1932）后，政局动乱，粮食价格上涨，以民国22年底指数为100，民国23年、民国24年底指数分别为105.9和113.1。民国25年底，物价有所下降，民国26～28年，有所上涨，民国29年起物价全面上涨，以民国25年6月指数为100，民国25～30年每年底的总指数分别为97、103.2、118.6、204.8、476.6、859.2。其中食品类指数分别为95.7、100.7、96.9、174.3、428.5、159，衣着类指数分别为96.9、119.7、200.2、263.5、528、7047.4，燃料类分别为88.9、94.3、109.7、252.9、575.3、713.8，杂类为106.9、101.5、139.1、224、522.2、1098.8。民国29年前，物价全凭市场调节。民国29年起，国家对部分影响国计民生的紧缺商品实行限价，实际上物价仍以市场调节价为主。民国31年，日军侵入浙赣，引起浦城物价飞涨。至民国33年，市场物价与民国30年相比，上涨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民国34年初，政府大量发行关金券，再次刺激物价上涨，据当年县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称：“本县近年来物价以西药价最涨，约为战前（抗日战争前）1200倍，其次布匹，约为战前1000倍，增价最少者土纸，为战前600倍。”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人心振奋，商户积极筹办冬货，物资较充足，浦城物价一度稳定。民国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命令，政局动乱。随后面额为一千万元、五千万元、一万元的法币大量发行，致使物价暴涨。由于物价每日数涨，币值下跌，市场中交换商品，只好以大米比值为准。同年8月，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仍无法抑制通货膨胀，物价持续暴涨。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采取平抑物价措施，物价由波动到稳定。1953年冬，对粮、棉、油国家以统一牌价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价格开始主导市场贸易，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1956年10月自由市场开放后，农贸市场物资增多，市场物价从涨起到下降。1960年，粮食紧张，市场商品少，货币投放多，物价上涨。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集市价格大幅度下降。1966～1976年，工业消费品价格、劳务价格及行政事业收费冻结不变，农产品价格微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中央的物价改革政策，大部分商品和非商品收费逐步从计划价转为市场调节价。至1985年，除钢材、石油、水泥、橡胶、汽车、拖拉机等30多种二类物资外，其他工业品均实行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除征购粮、木材、油料等几种外，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于1984年以来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工业品同农副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价缩小，渐趋合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同时国家多次调整职工工资、实行价格补贴制度，人民生活也显著改善。但也因此出现一些物价上涨，以1988年9月份为高潮，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升35％。伴随物价上涨，在7～9月份刮起抢购风，10月起国家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对物价采取严格控制措施，物价停止上涨，部分商品价格开始下落。
一、农、副产品收购价
民国34年秋，农副产品收购价每50公斤计关金券：晚白谷2700元，桐油8000元，莲子20000元，薏米5500元，茶油18000元，瓜子12000元，泽泻800元，松香2400元，笋干2000元，香菇500元。
1953～1957年，中等晚白谷收购价稳定在每50公斤5～5.15元之间，并以粮食为中心比价，制定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58年，国家提高粮食、生猪的收购价，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由5.15元升为5.7元，生猪由0.7元升为0.76元。1961年，国家提高粮油收购价格，每50公斤中等白谷8.2元，提高幅度54.4％，粮油供应价格不变，形成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同步提高对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9种主要农副产品与1957年相比，收购价平均提高17.6％。其中生猪每公斤价升为0.98元。1962年，完成统购、派购外的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1963年4月，县人委执行国家调整木材收购价格通知，由1959年全省统一山价每立方米杉木9元、松木6元，分别提高到23.52元和20.5元。1966～1976年，农副产品中生猪、柴炭、厚朴、顺泰纸收购价格不变，其他微提。
1979年，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生猪、鲜蛋、水产等11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幅度22.1％，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11.9元，提21.4％，超购部分再加价50％；小麦15.7元，提20.77％；生猪60元，提25％；绿茶131元，提14％；桐油100元，提22％。同时大幅度提高木材收购价，与1973年比，每立方米标准品：杉原木由27.73元提为41.84元，松原木由25.13元提为33.35元，中杂木由26.43元提为33.93元。1981年木材收购价格再次调整，每立方米杉木提为65元，松木提为45.4元。1985年开放木材市场，实行议价，至1988年议价涨至1981年的5倍多。1985年4月，粮食、油料改为合同定购价，稻谷定购价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仍分三等五级收购，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调为13.3元；食油、油料（籽）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每50公斤油菜籽定购价为35元。1986年元月起，除粮油外农副产品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6、1987年，粮、油定购价均有调整，1988年6月再次提高粮油收购价格，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稻谷18.3元，油菜籽49元。
二、生活消费品销售价
民国初期，生活消费品销售价格波动不大。民国29年起，受战争影响，物资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破坏，政府滥发法币，引起粮价大幅度上涨，牵动其他生活用品价格上升。同年11月，县平价委员会对主要消费品作出限价规定。民国30年初与民国25年末相比，以每50公斤零售价计，白米从5.13元（法币，下同）升到23元，上涨348.34％；猪肉从26.8元升到104元，上涨288.06％，食盐从13.33元升到70元，上涨425.13％。民国31年起，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愈猛。为此，民国33年10月17日，县物品平价委员会颁布限、议价物品价格调整表（见表18—1）。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物价曾稳定一时。民国36年起，消费品价又逐日暴涨，民国37年1月5日，稻谷每50公斤30万元，鸭蛋每只0.18万元，溪鱼0.5公斤2万元；4月20日稻谷价110万元，鸭蛋价0.45万元，溪鱼价6万元；8月5日，稻谷价1000万元，鸭蛋价5万元，溪鱼价50万元。同年8月19日改行金圆券，10月县物价评议会限价每50公斤中白米价9.5元（金圆券，下同），每0.5公斤猪肉售价0.8元，鸭蛋每只0.15元，溪鱼每0.5公斤1元，至民国38年1月5日分别涨至60元、4.5元、0.4元、6元；4月5日又涨至1.8万元、0.4万元、0.02万元、0.5万元。
解放初期，物价由波动到稳定。1950年每50公斤晚白米8.2、大豆13.3元、茶油63.6元，1953年分别为7.7元、13.3元、63.6元，平均下降11.2％。同时降低工业消费品销售价格。商品市场消费品物价指数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04.54,1952年为97.72。1957年，禽、鱼、食盐等食品及纺织品、小百货等1000余种商品零售价降低，全县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52年微升2％。1960年，市场物价上涨，县人委按国家规定稳定18类生活必需品价格，平价供应；对糖果、糕点、白酒等10多类副食品实行高价供应，提价幅度高于平价3～4倍；对自行车、手表、针织品等10种工业品和一些小商品也实行高价供应。6月，县人委调整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表，规定购销价格幅度为15～20％左右。但农副产品和饮食品集市贸易价格高于计划价格5倍以上。
1963年起，国民经济开始好转，集市价格大幅度下降。1964年，据城市计划市场7192种消费商品统计，与1957年相比，零售价格总指数下降3.92％，其中：降价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2222种，平均下降6.51％，提价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672种，平均提高29.5％；百货公司4大类235种工业品平均下降1.27％；五交化公司4大类1841种工业品平均下降3.12％；医药公司6大类1522种，平均下降23.3％；食杂公司以农产品为原料的7类245种商品平均提高20.06％；食品公司19种商品平均提高39.27％。1965年，90％以上市场高价商品先后恢复平价水平，农贸市场上22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比国家牌价平均高出8.7％。1966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每50公斤中晚白谷为9.8元，同时相应提高粮食销售价每50公斤中等白米为11.65元。为不影响职工生活，国家每月发给每个职工粮价补贴4元。1973年，22种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国家销售牌价比1965年平均提高7.11％；贸易市场价格比当年牌价高出29.6％，比1965年市价提高20.9％。
1979年，较大幅度提高11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的同时，相应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平均幅度25％，其中猪肉每公斤1.92元，提37％。国家给职工每人5元的副食品补贴。是年粮食供应价不变，仍保持1974年调价中白米每50公斤14.2元，形成第二次粮油购销价倒挂。1980年12月，国务院文件宣布商品零售价只准降低，不准提高，物价稳定。
1982年，全县相继放开百货、针棉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等6类500余种商品零售价格。统购商品只保持一类的粮油2种，二类的生猪等13种，三类18种由国家统一定价，其余均实行议价议销。贸易市场上每公斤中白米约0.7元，猪肉约2.4元。1983年，工业消费品实行浮动价，纯棉及针纺织品的价格提高。9月，县工商局、物委对农贸市场的价格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对主要品种予以限价交易，划定其最高售价，如有违反，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没收等处理。限定每0.5公斤最高售价为：猪统肉1.32元（食品公司价1.22元）、瘦肉1.6元、板油1.5元、鸡蛋（每元）8个、鸭蛋1.2元、母鸡2元、母番鸭2.9元、草鸭1.1元、鹅0.9元；小白菜0.06元、地瓜0.1元、芋头0.14元、青辣椒0.35元、红辣椒0.5元、冬瓜0.07元、豆腐0.2元、绿豆芽0.18元；草鱼1.2元、鲢鱼0.9元、鳝皮1.2元、溪鱼1.1元、泥鳅0.8元；水果一律按主管单位（果品公司）价格出售；木炭每50公斤7.5元。1985年4月，开始放开缝纫机、手
表、自行车等商品价格。5月，猪、禽、蛋、菜等放开经营，猪、蛋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县食品公司最初出台的猪肉价格，平均每公斤生猪收购价1.76元，猪肉零售价2.7元，为保证城镇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国家给每人每月2元的生活补贴。1986年1月，县物委拟定粮食、淡水鱼、猪肉、禽蛋、蔬菜、柴炭等6类32种商品指导性议销价格，其中每0.5公斤中晚米0.26元、糯米0.37元、黄豆0.5元、草鱼1.55元、猪统肉1.4元、番鸭2元、母鸡2.4元、大白菜0.08元、冬笋0.6元；每50公斤木炭7.5元、木柴2元。是年，先后提高自行车、铝制品等25种工业品，降低黑白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价格。1987年，提高部分中西药、粮食复制品、毛纺织品、日用工业品价格。1988年4月，放开彩电、名烟、名酒、火柴零售价格。5月，进一步放开猪肉、蛋、鱼、菜价格，提高食糖价格。6月，提高粮油供应价和食盐销售价。7月，扩大针棉织品浮动价，放开烟酒价格。9月，全县对435种生活消费商品调查，物价上升的有420种，上涨面达96.9％。其中中白米每100公斤供应价由29元提到54元，上升86.21％；猪肉每公斤指导价由4.4元提到5.6元，上升27.27％。同月，对集市贸易市场调查，9月份与6月份对比：每公斤晚白米由0.7元升到1.3元，猪肉由4.4元升到6.6元，番鸭由6元升到7.6元，鸭蛋由4.6元升到5元，草鱼由3.8元升到6元，每百公斤木炭由30元升到50元；据对商品日常消费品调查，以高档家用电器上涨最快，其中日立牌18吋彩电由2500元升到3200元、荷花牌台式电风扇由150元升到190元。10月，部分消费品价格下降：市场上每公斤白米降为0.64元、猪肉降为5.6元、鸭蛋降为4.8元、日立牌18吋彩电降为3000元。
三、地方工业品出厂价
民国时期，地方工业品价格由私营厂主自定。解放后，主要地方工业产品长期实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其价格均属省、地统一管理，县只管理部分手工业产品。1960年5月起，贯彻执行省人委《地方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浦城地方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由省订价管理32种，专署订价管理27种，县订价管理31种，县定价格由县人委统一制定。1978年前，地方初级产品长期实行低价政策，价格偏低。1979年起进行调整，实行多种价格形式，对国家定价偏低，因所需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执行定价有困难的，在不超过定价20％的幅度内，制定临时价格；对计划内产品的企业留成部分，允许企业加价销售。1984年起，对部分产品实行双轨制价格，属于计划统配的执行国家定价，属于超计划生产或组织计划外原料生产的，在不超过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定价或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年1月，取消20％的限制，按稍低于当地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平抑价格。地方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变化为：
电力 照明电（每1000千瓦时）解放初600元，1953～1959年550元，1960～1962年480元，1963～1965年250元，1966～1977年200元。1987年起出厂价：一般照明256元，农村灌溉150元，动力206.4元。
松香 中等品每吨出厂价，解放初至1965年200～300元，1966～1975年300～500元，1976～1983年500～600元，1984年起提为691元，1987年起提为1282元。
活性炭 每吨出厂价1975年3300元，1984年3677元，1987年起3720元。
井岗霉素、金霉素 5万单位井岗霉素每吨出厂价1975～1980年6月3300元，1980年7月起3600元。15万单位饲料金霉素1985～1988年每吨出厂价1.2万元。
过磷酸钙 每吨出厂价，1976年121元，1977年130元，1978～1979年138元，1980年130元，1981～1982年119元，1983～1984年110元，1985年163元，1986年158元，1987年146元，1988年170元。
樟脑粉 1980年每公斤出厂价17元，后逐年升价至1988年达30元。
香料油 1980年每公斤出厂价芳樟醇34元，芳樟脂70元，桉叶油20元。后逐年提价，至1988年分别为55元、75元、40元。
喷粉器 每台出厂价1970～1980年6月17.5元，1980年7月至1985年25元，1986～1988年34元。
脱谷机 每台出厂价1975～1979年40～50元，1980～1987年50～60元，1988年104元。
机制纸 茶板纸每吨出厂价1982年600元，1987年起1050元，1988年1100元。砂管纸每吨出厂价1988年1300元。
白水酒 12度白水酒（冬白酒）每吨出厂价1956～1965年230元，1966年起289.6元，1987年起330元。
被单布 一等品每米出厂价1956～1965年1.2～1.3元，1966～1974年1.3～1.4元，1975～1985年1.6～1.7元，1986年起2.7～2.8元，1988年3.27元。
锦乐缎 1986～1988年一等品每米出厂价6.7元。
四、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
解放后，对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本着微利保本的原则，多次降低化肥、农药、农机销售价格。1952～1978年，年均递减1.5％。对农机、农械产品销售发生亏损由国家补贴。1980年后，随着成本上升，以及减少或取消国家补贴而相应提高销售价格。以1978年为基期，1988年指数为134，年均递升3.6％。
化肥 硫酸铵每吨销售价，1952年平均609.5元，至1959年逐步降为365元。1965年，对氮磷钾8个品种平均降价22.4元，取消城乡差价，平均每吨23元。1966～1971年，各类化肥经3次调低，各次降低幅度为10.3％（4个品种）、13.8％（12个品种）、7.9％（11个品种）。1982年起，提高部分地产化肥价格，由1972年的每吨130元提为1982年的170元，1987年的195元。
农药 1954年起多次降低价格，每吨敌百虫从1960年的14800元降为1988年的3500元。
中小农具 1956年锄头每把3.3元，棕衣每件5.2元，谷箩筐每担2.5元，秧桶每个0.8元。1965年分别为3.5元、3.5元、1.5元。1970年后，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为保持铁制农具销售价基本稳定，给于专业生产单位适当财政补贴。木、竹制农具渐转私营，价格随行就市。1982年，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农机 12匹马力柴油机每台销售价，1957年为2500元，后经10次调低，至1981年为567元，1982年起经5次提高，至1987年为901.9元。100—18型农用泵每台销售价1966年208元，1976年降为192.6元，1987年提为322.6元。东风12匹手扶拖拉机每台销售价，1971
年为2346元，经多次调整，1983年降为1798元，之后逐年提高至1987年为2437元。
五、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价
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分为供应价和零售价两种。解放初至1979年前，遵循收费从低、不计税利、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分别执行全国全省统一价格和区域价格。进货价由国拨价或省统一供应价加成的费率构成，供应价等于出厂价加上出厂价乘以综合费率的积，零售价等于供应价与批零差之和，盈亏均由国家负责。1979～1980年执行收支平衡、保本经营的原则，主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981年起实行“合理收费，合理盈利”的作价原则。随着工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1984年5月开始，实行双轨制的价格形式：国家计划统配的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的在不超过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定价。1985年改按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平抑价格。
生铁 218—组锰，每吨价格1958～1960年为180元，后经7次调高，至1988年最高价为750元。
线材 直径6.5A12—4，每吨价格1958年为760元，1961年降为600元。1962年按全省统一价612元。1967年降为572元。1972年起经4次提高，至1988年最高价为2350元。
普通水泥 425号每吨价格，1958年起为140元，1963～1967年降为70元。1982年起经4次调整，至1988年最低价为150元，最高价为250元。
六、非商品收费标准
（一）经营性收费
非商品收费中经营性收费有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业、邮电、饮食服务业等类，解放后长期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项目繁多，标准多变。1979年后，随着市场商品价格的逐步开放，成本提高，经营性非商品收费出现在国家标准外增收各种附加费现象，附加费须经县物委批准。1985年和1987年各进行一次非商品收费标准清理活动，使经营性非商品收费标准正常化。
客运收费 以人公里收费计：1951年起0.07元，后经多次降低，至1966年1月为0.025元，1982年2月调为0.0215元。1986年调为0.025元，1987年4月调高为0.035元。
货运收费 以吨公里收费计，1954年整车5等品基价为0.6元，零担增加10％。1957年整车5等品基价减为0.25元，货品每上一个等级，基价增加0.01元；零担减为0.26元。1964年后经2次调价，1967～1988年，长途整车货不分等均为0.18元，零担为0.2元。
医疗卫生收费 1965年起公立医疗单位执行国家统一价：门诊挂号费0.1元；住院床位费医院为0.4元，公社卫生院为0.2元；手术费小手术1～10元，中手术10～25元，大手术25～40元。1984年起，门诊挂号费提为0.2元，其他各类收费均略有提高，集体、个体医疗单位（除药品费外）执行10～20％上下浮动价。1987年起住院床费提高，分等收费，县级医院分别为2元、1.7元、1元，乡镇医院分别为1.5元、1.2元、1元。
学校收费 每学期每人学杂费，1952年起小学收1～2元，中学收2～4元，对贫困学生减免学杂费。1956年后经2次提高，至1962年高中6元，初中5.5元，小学2.5～3元。1966年高中7元，初中6元，小学3～3.5元。1974年起，改为按“地区较高、县镇次之，农村较低”原则收费，县内幅度为高中2～4元，初中2～3.5元，小学1～2.5元。1984～1988年学杂费调整为高中5.5～10元，初中4.5～8元，小学2～2.5元。以上均不含讲议费等临时性收费。
旅店收费 解放前，旅店收费分高、中、低三档，价格时有变动。解放初至1956年，一般旅社收费标准为：单人房1.5元，双人房每床0.8元，三人房每床0.7元，四人房每床0.65元，统铺每床0.5元。1956年后分别为2元、1.6元、0.8元、0.7元、0.6元。1973～1982年分别为1.2～2.2元、1.8～2元，0.8～1.8元，0.7～0.8元。1983年后，由于旅店更新、设备添置、物价上升，收费标准逐年提高。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
1984年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少，主要是由管理部门收取的证、照工本费以及少数管理费，属代办性质。1984年起，收费项目渐多，且较混乱。1987年9月4日《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颁布，从此县内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正规化。同时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至1988年共清理整顿78个收费单位208项收费标准，核发行政事业收费许可证64本，撤销部分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农林水收费 1987年起征收水电水利工程费，标准为受监工程造价2.5％。1988年起，征收：（1）杂交稻、玉米制种种子检验费，抽样每个样品15元，室内纯度检验每个样品10元，专项检验每个样品1～30元；（2）茶叶改进费为收购价的1％；（3）农机检验费、号牌费均每台1～4元，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培训费分别为250元和560元；（4）植物检疫费按货值农作物收0.4～0.8％，森林植物收2％；（5）每立方米木材、每百根毛竹的林政管理费均为3元，森林资源补偿费按销价，杉、松木收5％，杂木收3％。
工业收费 1988年规定集体工业联社管理费收销售总额的0.5～1％；乡镇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含砂石、粘土）缴纳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费，收销售总额的3％。
交通收费 1988年规定：汽车养路费每月每吨计，客车160元，货车140元；交通建设基金费每月每吨40元；车辆购置工本费按销售价国产收10％，进口收15％；内河航道养护费，专业运输收总运费的3％，机动船每月马力吨收0.6元，非机动船每月吨收0.4元；交通监理收费，牌照每面收费2～7元，手扶拖拉机检验费每台次2元，各类汽车检验费每辆次4元；大货车驾驶员培训费理论教学300元、驾驶训练2500～2700元，小型车分别为300元、1700～1900元。
建设收费 1988年规定：征用地管理费按地价收2～3％；土地使用权登记费平房每宗10元，共用楼单元户每户2元，个体工商户20元，单位30～50元；房产交易管理签证费按价值收1.5％，单位建设委托拆迁管理费按价值收3％以下；房屋所有权登记费私宅每起收11元，单位、个体工商户每平方米收0.1元；环境水质分析监测每个项目收费1～50元，噪声监测每个项目8～15元，大气分析每个项目15～75元。
经济管理收费 1983年，对审计、会计查帐、咨询等工作，按实际工作小时计算收费。1987年起按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发行额等为标准收费。工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1000万元以下的按注册资金总额收1％，超过部分收0.5％；企业变更登记收费100元。办理每份零售烟草许可证，集体12元，个体6元。计量定级、升级考核费每项160元。
文化卫生收费 1988年规定：文艺演出管理费计划内演出收总收入的1％，计划外收5％；非文化系统演出，计划内收5％，计划外10％；录像放映管理费收营业额的2％，舞厅管理
费收3％，个体图书租赁管理费收2％；药品宣传审核收费每种30元；食品卫生审查费（4年一次）视企业大小每户收10～40元，个体摊贩收2～5元。
七、商品比价
民国时期，商品比价以大米（稻谷）为中心。民国29年，每百公斤中等晚谷，可换猪肉13公斤，或食盐19公斤，或煤油11公斤，或肥皂41.5条，或白细布14.3米。至民国33年10月分别可换3公斤、5.4公斤、13.3公斤、44.4条、9.87米。
解放后，政府以粮食价格为中心，合理安排粮食与其他主要商品的比价，有计划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稳定工业品零售价格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适当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使工农产品交换比价逐步趋向合理，工农业品剪刀差逐步缩小。50公斤中等晚稻谷，1950年可换购肥皂35.2条，或煤油6.56公斤，或火柴64.2包（每包10盒），或食盐18.3公斤，或白细布27.1米；1960年可分别换购38条、15.6公斤、72.2包、34.5公斤、52.97米；1970年可分别换购53条、20.4公斤、98包、65.3公斤、64.3米。1980年，50公斤中等晚稻谷可换购肥皂29.7条，或煤油16.1公斤，或火柴59.5包，或食盐39.6公斤，或白细布64.3米，分别是1950年的0.84倍、2.45倍、0.93倍、2.16倍、2.37倍。1988年可换购肥皂65.4条，或煤油49.5公斤，或火柴91.6包，或食盐91.5公斤，或白细布73.2米，分别是1980年的2.2倍、3.07倍、1.54倍、2.31倍、1.14倍。
第三节 监督管理
一、限价定价
民国早期，市场主要农副产品、副食品价格和劳务收费标准，由各同业公会评议，报县商会核定；对粮、油、布、煤油、肥皂、猪肉、鲜鱼、鸭蛋、食糖、白酒等主要消费品，由商会报县政府审核批准。民国29年（1940)10月后，物价由县物品平价委员会统一管理。民国30年2月，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的规定：县政府对粮食、食油、肉、鱼、盐、棉、布等15种商品价格进行评定，其余商品价格仍由商会评定。民国32年1月8日，县政府召开限价宣传大会，发布《浦城县实施限价法大纲》，对粮、棉、油、盐、食糖、纸等10种重要商品实行限价，对其他55种主要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实行议价，对木工、泥工、理发、裁缝等6种工资实行管制。同时对限价商品规定定期登记，逾期未遵照者以囤积居奇论处。由于政局混乱、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限价政策未能实施。民国37年10月，县物价评议会议议决：对米、豆、麦、食油、柴、炭等6种商品采取报价标售办法，其余商品实行随行就市，实际上取消限价。
解放初，制定部分物资的国家牌价，来稳定市场价格。1952年，根据国家规定，开始对国营日用工业品销售推行地区差价政策。1953年冬起，农副产品中国家规定的一、二类物资的价格由省统一管理，三类由地区掌握中准价，其余由县制定价格；日用工业品和邮资、学杂费等非商品收费，由国家统一定价。1958年，物价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县定价格由县人委制定，有关部门协同管理。1962年，开始对农副产品生产成本进行调查，对不合理购销价格进行适当调整，重新定价。同时，允许农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多余农副产品进入集贸市场，实行议价购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实行物价冻结政策，县供销合作社对竹、柴、炭等农副产品实行以山定价，造成经营亏损。1975年，物价逐步解冻。1977年，竹、柴、炭等农副产品恢复按规格、质量、等级论价收购。
1979年，物价工作开始调整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开始由单一计划价格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县物价部门管理的价格品类逐年减少。1980年12月，对商品零售价格实行暂时冻结。农副产品价格开始实行计划价格（包括浮动价格）和议购议销价格两种形式。1982年8月，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外的工农业产品和非商品收费，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允许工商企业自行协商定价。同年9月起，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84年，试行浮动价，扩大企业订价权，幅度在上下浮5～15％之间。对国计民生中重要的71种一、二类工业品和副食品仍继续执行国家计划价和指导价，其中中央统管的有棉布、卷烟、食盐、火柴、福日彩色电视机、自行车（永久、凤凰牌）、缝纫机（蜜蜂、飞人、蝴蝶牌）等19种；省定最高限价，价格只许下浮的有化纤布、毛线、肥皂、铁钉、手表、收音机、收录机、奶粉等31种；省定中准价，控制上浮、允许下浮的有胶鞋、保温瓶、脸盆、铝锅、台风扇、名优酒、啤酒等21种。其余工业品由经营企业与工业部门或供货单位协商订价，派购任务外副食品和三类副食品及其复制品允许企业议购议销，随行就市。1985年，一部分国家统管的计划价格商品，下放到县级管理，如木材、食油、饮食、旅社业等均由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定价，钢材、石油、棉花、卷烟、水泥、化肥等30多种一、二类物资仍由国家定价；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摩托车、自行车、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一律实行国家指导价，其他工业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除征购粮、木材、油料等几种外，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1986年，价格管理采取“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对工商业用粮、油实行议价供应。放开黑白电视机、自行车、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价格。饮食、服务、修理等劳务价格，下放由经营企业自定。1987年，适当调整粮、油和主要副食品的定购价格，扩大议购比重，提高运输价格和劳务收费标准。同年9月，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的管理条例》，加强放开商品价格的管理，强调定价原则要按照合理的流向、环节、进价、差价制定批发和零售价格。同时，加强行政事业收费的管理。1988年，价格管理受价格改革的“超前”、“闯关”思想的引导，形成“大放”和“严检”两阶段；第一阶段是1～9月，价格以放为主，特别是6～8月集中提价商品较多、幅度较大，推动物价上涨；10～12月为第二阶段，执行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治理经济环境秩序、稳定市场物价的方针，严格控制价格总水平。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入，物价管理逐渐由管理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物价管理部门提供市场物价资料，给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为生产经营企业服务。
二、物价检查
民国29年12月11日，县政府公布平价委员会平价表，规定“盖邑买卖人等一体遵照，违则军法惩办”，并责成所有商店对商品明码标价。城关由警察局，乡区由警察所配合平价委员会进行物价检查。此后虽每月平价委员会都公布物品限价表，并进行检查，但均无法抑止物价上涨。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在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进行物价检查，市场物价混乱局面很快得到制止。1952年3月县工商业联合会下设工商业监察委员会，对工商界物价采取自查、协查和监察相结合的办法。同年11月起，市场管理委员会对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不定期的物价检查。1957年起，物价检查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每年进行1～3次的全县物价检查或抽查。1963年后，物价检查由县物委主管，每年在元旦、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中秋节前后各进行一次物价大检查，每次3～5天。同时进行不定期的正常的物价检查和监督工作。1966～1976年，对计划价格商品作价，采取逐级上报、下达的办法，进行书面检查监督。1973年8月至9月，全县普遍开展审价，商业系统审价单位458个，商品帐目138611笔，重新下达商品价格。对建筑材料预算单价、运输搬运价格、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出厂价等也进行整顿，做到“有价必审，有费必整，有错必纠”。1977年9月，根据省计委《关于开展物价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精神，对全县商品价格及地方产品价格进行重点抽查，共检查15个单位上万种商品，查处混等作价商品500多种。1982年8月起，物价检查依据《物价管理暂行条例》。1983年5月，县商业局制订《零售部门物价管理奖惩制度》在系统内部施行。是年，全县进行3次物价检查，共检查437个商店3000多种商品，查处混等作价商品账目200多笔。1984年3月成立县物价检查所，主管物价检查工作，建立物价统计月报、年报制度，进行物价监督，规定每年在春节、五一节、国庆节共进行三次定期物价检查。当年查处销售伪劣商品行为113起，案件11起，罚没款3.41万元。1985年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的检查视察工作。当年10月，执行国家物价局颁发的《对违反物价纪律实行经济制裁的暂行规定》，当年11月填报主要农副产品购销价格报表定为10天报1次。同月进行非商品收费项目清理，当年查处违例行为97起，案件13起，罚没款3.46万元。1986～1987年共查处违例行为165起，案件7起，罚没款3.34万元。1987年7月，县物委颁发《关于部分放开商品实行提价申报制度的规定》，规定生产和经营企业如要提价，必须向县物委书面申报，否则按违反物价纪律论处。同年10月17日县政府召开1987年财务、税务、物价大检查动员大会，贯彻执行国家物价管理条例，成立县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布置1987年全县物价大检查工作。1988年由于适应价格改革的管理措施跟不上、不配套，有些部门、行业和企业趁机乱涨价、乱收费，推动市场波动和物价上涨。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监督下，工商、工会、财政、税务、银行、审计、计量、消费者委员会等监督部门组织力量，全年组织6次规模较大的物价检查，参加检查的共计320人次，以工农业生产资料、紧俏高档消费品、日用工业消费品、蔬菜价格及行政事业性、公用事业收费为重点，物价检查面在90％以上，重点检查面在30％以上，共查处价格违法行为361起，案件17起，共计违法金额43.93万元，实行经济制裁4.8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的总水平。
三、边区农副产品价格协调
1962年，允许完成任务外农副产品进入集贸市场议购议销，县内价格即受邻县价格影响，同时引起物资流动。如笋干、棕片、木材、烟叶等牌价，浙江龙泉、江山和江西广丰等邻县均比浦城高出80％以上，引起物资外流和农贸市场价格提高；同样，禽类、鱼类的牌价，浦城又比邻县较高，使这类物资流入，而使农贸市场价格相对降低。对此浦城与邻县工商部门协商，采取相应调整价格和适当控制物资流动的措施，但因不符合商品流通的经济规律，价格控制成效不大。1973年7月，国家计委和商业部在杭州召开闽、浙、赣三省边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衔接会议，对白笋干、薏米、岩草、棕片、橡子仁、晒烟等6个品种，协商划定衔接价格，共35个等级标准。由于统一衔接价格，加上当时对农副产品进入市场的限制，边区农副产品价格较稳定。1980年12月后，浦城对农副产品价格实行计划价格和议购议销价格相结合，毗邻地区价格差异问题又突出出来。龙泉、广丰等邻县主要农副产品实际上采用浮动价与平议相结合形式，如龙泉桐油牌价每担130元，议价200元，奖售粮票100公斤、食油2.5公斤、化肥50公斤，而浦城县执行省定每担桐油收购价180元，只奖售尿素20公斤，使桐油大量流向浙江。又如兔毛、兽皮、尿素等历年流进浦城，1984年后流出。浦城边境地区的木材外流到广丰、江山等木材紧缺县，已是历史传统性问题。1984年起由于价格差异更大，浦城杉木每立方米计划价120元、市价300多元，而广丰市价500多元；浦城松木每立方米市价42元，广丰县按重量计价每50公斤8元至10元。因此，木材外流情况日益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仅古楼公社流入浙江省的木材每年达1000立方米左右。类此问题县人民政府力求解决，但成效不大。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时期，社会经济计划管理由县政府建设科负责，但全县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处于无计划状态。
解放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1949年6月，县人民民主政府设建设科，负责经济计划管理。为保证计划的统一协调，1954年9月3日，县人民政府设计划委员会，编制5人，统一管理全县工农业生产计划、商品和基本建设物资调拨计划、粮食购销计划、进出口计划、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财政收支计划、信贷资金计划、劳动工资计划、文教卫生计划等，以及统计、物价、物资等方面的综合管理。“文化大革命”初机构瘫痪。1970年1月28日，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设计划组，1971年6月5日改称为生产指挥组计划基建组，1975年6月，改称县革命委员会计划委员会，下附设物资协作办公室。1984年物资协作办公室改直属县人民政府，称经济协作办公室，下设物资供销公司、经济协作公司，负责物资供应和经济技术引进工作。1988年县计委下设综合科、工业基建科、物资科，附设电子计算站，编制共13人。
第二节 计划编制与执行
一、年度计划
民国16年（1927）起，县政府一年一度编制政府工作计划，其中有财政、建设、田粮等各项经济工作计划，其内容大多数是些零星要点事项，没有系统的计划、指标和措施。
1951年初，县人民政府制定《浦城县一九五一年度农业生产计划（草案）》。这是解放后第一个国民经济计划，内容主要是粮食生产，其次是恢复副业生产以及肥料、水利、种子、贷款、开荒等计划，内容简单实际，在当年开展的农业大生产运动中发挥推动作用，至年底计划基本完成。1953年2月27日，县建设科制定《1953年度农业生产计划》，这个计划根据1950～1952年农业生产实绩，指标比较客观，内容比较全面，包括农作物生产计划表，茶叶、畜牧业水产计划表，农业组织发展计划，主要病虫害防治计划，兽疫预防计划。
1954年11月7日，县计委订出1955年度全县工业总产值计划以及生产计划一览表，是县第一个工业生产年度计划。此后每年10～11月，编制出第二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草案。1955～1978年24年间根据省、地安排的指标编制全县年度计划，下达执行。
1979年后，压缩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1987年10月制定1988年年度经济工作计划，坚持“改（革）、稳（妥）、紧（凑）、压（缩）、控（制）、保（证）”的六字方针，使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计划社会总产值4.09亿元，比上年增长7.8％，计划经济工作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交通建设、建设投资、商品流通、财政信贷、市政建设、科教文卫、人民生活等方面内容。至1988年底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指标，社会总产值完成5.67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
二、中长期计划
从1953～1988年，县计划部门共编制7个五年计划、1个三年调整计划和1个十年恢复发展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初制定1953～1957年五年农业计划，以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为指导思想。计划内容分粮食、棉花、麻类、烟叶、糖料、油料、绿肥、茶叶、家禽、家畜、水产等项。1954年初又补充工业、林业内容，称《1954年至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个计划内容虽不全面，但比较切合实际，留有余地，使计划圆满完成。1957年与1949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1.16倍，年均增长10.13％；工业总产值增长5.48倍，年均增长26.32％。
第二个五年计划 1957年冬起草《1958年至1962年工农业生产概要规划（草案）》，以开始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指导思想，内容分四大部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农业机械化、文教卫生。1958年10月，在“大跃进”形势下重新修订内容，贯彻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不顾县情，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过地方财政和社会生产力的负荷能力，计划难以实现。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下降32.97％。
三年调整计划 1962年冬至1963年初，中共浦城县委、县人委组织力量深入基层，实地调查，吸取前2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制订1963～1965年三年经济调整计划，对纠正“大跃进”的失误，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发挥较大的作用。1965年与1962年比，农业总产值增长42.69％，工业总产值基本持平。
十年农业恢复发展规划 1962年冬至1963年初，县计委作出三年调整计划的同时，制订1963～1972年农业恢复发展规划。规划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即1952～1962年历史资料；第二部分即农作物产量、畜牧业规划建议数。这个计划的前4年完成较好，后6年完成较差。
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 即1966～1970年和1971～1975年2个五年计划。前者制订时，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本为发展时期计划，由于“文化大革命”动乱，计划不能得到有效贯彻。后者制订时受“左”的思想干扰，农业片面强调粮食生产，忽视林、牧、副、渔生产；工业大搞“五小”企业，虽然产值上升，但经济效益差，全县国民经济持低速发展。1975年与196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9.74％，年均增长5.43％，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0.20％，农业年均增长3.25％。
第五个五年计划 即1976～1980年经济计划。制定时对“文化大革命”动乱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估计不足，又对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缺乏认真的总结，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内容分农业、林业、商业、粮食、财政、工业、交通运输等方面。有的指标过高，不能全面完成计划。1980年与1976年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1.75％，年均增长9.11％。五年计划制订同时，还编制出1985年的远景设想。
第六个五年计划 即1981～1985年经济计划。计划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制订得积极稳妥。执行效果良好，计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收入年均递增8.04％，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9.57％，财政收入年均递增11.71％。
第七个五年计划 即1986～1990年经济计划。计划贯彻改革开放，理顺经济，提高效益的方针。这个计划的前3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0.44％，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41％，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19％。
第三节 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
1950～1978年，全县经济管理主要实行计划控制，计划又以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为辅。列入指令性计划的主要产品有粮食、油料、发电量、农业机械、化肥、农药、香料、林产化工、皮革等；主要物资有生铁、钢材、水泥、有色金属、汽车、拖拉机、橡胶等；主要商品有石油、卷烟、食盐、食糖、粮食、食油、棉花、化肥、农用薄膜、自行车、缝纫机等。指令性计划外的重要商品、物资实行专项或指导性经营，对计划外重要产品实行指导性生产。外贸出口、上调物资也按上级分配的指令性指标完成收购和供货任务。整个经济控制过细过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979年后，计划控制逐步放松，市场调节逐步扩大。计划部门在制订计划时先收集各部门的计划，计划下达注意各部门的承受能力和完成的可行性，留有充分的余地。生产资料、原料、物资，从单一的计划供应走向部分的市场调节，物资部门对部分的物资开始实行“平价进平价出，高价进高价出”的办法，搞活工农业生产的原料供应。1985年后，全县计划管理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在工业生产方面，除发电量、化肥、原木、活性炭、磷肥、香料油、机制纸、丝织品、针织品等9种实行指令性计划或部分指令性计划外，其余大部分产品逐渐放开，工厂以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组织生产；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实行双轨价格制，工厂可自销或工贸联销自产产品，增加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经济效益。在农业生产计划方面，加强支农扶贫农业贷款等计划管理，农用柴油平价供应与粮食定购数挂钩；粮食统购改合同定购，提高收购价，扩大议购粮收购，鼓励农民增产粮食。农村乡镇企业产品全部实行自产自销，不列入计划控制，增强乡镇企业活力。在商品流通计划方面，国营和集体企业的计划管理商品，由60多种减为20多种；大量商品实行平价、议价、市场价等多轨制，活跃市场。对外贸出口计划，改变过去单纯收购供货出口制，在完成供货出口计划外，各部门积极自营进出口。在财政收支计划方面，全面执行利润上交改为依法纳税的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在基建投资计划管理方面，改国家拨款为银行贷款。实行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管理机制后，全县经济建设得以稳定协调发展。但其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完善。
第二章 统计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30年（1941），县政府增设统计室，编制只有统计员1人，隶属会计科。民国32年2月1日，统计室并入会计室。民国33年9月，复奉令独立设置。但只是按时综合各区乡报表，向上级报送所需的统计资料，未形成完善的统计管理体制。
解放后，逐步完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统计管理体制，逐渐形成正规化的统计管理体制。解放初期统计管理由县政府秘书负责。1953年10月23日，县人民政府成立统（计）调（查）科。同年11月3日改统计科，编制3～4人，开始建立月报、季报、年报的统计制度。1963年2月4日，改为县统计局。“文化大革命”初期机构瘫痪。1970年1月，由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计划组负责统计工作。1978年10月10日恢复县统计局。1983年，国家《统计法》公布后，统计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1984年12月18日，成立省属浦城县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由县统计局代管。1988年，有5个乡镇分别建立统计工作站。是年底，县统计局编制11人，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工作人员6人；各单位专职统计员58人，基本形成全县性统计信息网络。
第二节 调查统计
县内调查统计工作历史悠久。宋代即有人口及坡坝的统计资料，明清两代浦城县志保存有人口、土地、赋税、物产、经费、仓储等统计资料。民国时期建立部分资料月报、年报的填报工作。民国37年（1948）初至次年4月，调查报表种类达10余种，但统计制度不健全，难以提供全面的、科学的数据。解放后，随着统计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建立起正规化的统计制度，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提供决策依据。
一、全面调查
1953年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发的各类统计报表，开始建立月报、季报、年报制度，逐级上报。这种统计制度历年坚持。1967、1968年，因统计机构瘫痪，未进行资料积累，1972年对此两年重新搜集整理。1988年，全面调查的项目分基本情况、农村经济、工业部分、商业贸易、固定资产、城镇建设、交通邮电、物资供应、劳动工资、财政金融、城乡家计、文教卫生、民政社会福利等13项95种情况，逐一编制报表。
二、专项普查
1952年8月至1953年4月，根据全国工业普查方案，进行全县第一次工业普查，初步查清全县工业、手工业的基本情况。1954～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全县私营工业、商业及手工业进行一次历时7个月的专项普查，于1955年12月23日作出普查总结报告，为制订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提供经济信息。1953、1964、1982年按照全国统一部署，组织全县第一、二、三次人口普查，全面查清全县人口增长速度和结构状况。1985年，根据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方案进行全县第二次普查，对全县229个工业企业的基础资料、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专业资料等项进行普查，普查结果编印出普查资料汇编。
三、抽样调查
1955年5月28日至10月底，抽调干部6人组成调查组，进行农村家计调查工作，全县抽查仙阳、登俊2个乡镇452户农民家庭为调查户，调查生产、产品交换、物资消费、经济积累等基本情况。1965年，进行粮食产量的抽样调查，调查全县农村在不同条件下的亩产情况，为制定粮食生产计划提供根据。1984年底成立农村经济抽样调查队后，采用不定时、多阶段、随机起点、等距抽样、分类抽样等方法，进行调查，向县、地、省汇报调查结果。1987年，国务院决定在7月1日对全国进行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省确定浦城县为调查点，县内抽中莲塘、忠信、临江等3个乡镇12个村委会98个村民小组9730人为调查对象。5月5日，成立县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布置、检查、落实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查工作。至8月底全面完成调查任务，经省人口办验收，全部符合国家要求。
四、重点、典型调查
1987年5月，浦城被选为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调查重点县，县统计局选出全县主要农副产品生产量和收购量都较大的富岭、忠信、石陂、山下4个乡镇作为调查点，各点确定1名农副产品价格调查联络员，经过培训开展工作。同时在工商、供销、粮食部门选出60余个单位，作为面上调查点。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作出报表和总结，完成任务。1987年6月至1988年先后对生物化学厂、香料厂、林业化工厂、营养食品厂等4个厂和仙阳、石陂、临江、忠信、南浦等5个乡镇作典型调查，整理出典型经验资料。
第三节 监督管理
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统计法》贯彻实施后，赋予统计监督权以应有的法律地位，在统计管理中充分运用统计数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有效监督。
1987年初，县统计局写出《1986年影响我县农业净产值下降的因素分析》资料，从农业生产的物质消耗、劳动力消耗和劳动生产率三方面，用因素分析法分析出净产值下降原因，并提出降低物耗增加产值的措施，对农业经济发展施以监督。同年2月写出《浦城1987年全民所有制基本建设完成情况》，总结出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好的方面，也揭露出非生产性投资增长过快和建设工期过长等存在的问题，对基本建设投资施行监督。同年8月，经过对农村19位老年人基本情况调查后，写出浦城老人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资料，揭露社会存在的问题。1988年4月，作《关于1987年我县工业企业产品产、销、存情况的分析》报告，从统计数据入手，对全县的工业产品进行全面分析，对工业生产施行监督。同年6月，经调查写出《浦城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和经济政策的意见与要求》的调查报告，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意见，进行监督。同月作《当前物价上涨对我县信贷资金货币流通的影响及初步探讨》报告。同年8～10月调查人员撰文10多篇对当时物价上涨的状况、原因、后果进行一系列记录和分析，对物价、金融等社会经济施行监督。同年8～9月，全地区开展《统计法》执行情况大检查，县统计局组织人员，分为城镇组和农村组，下乡、下商店、下工厂进行检查。经一个多月检查，虽未发现严重违反《统计法》的行为，但仍发现不少问题。主要是一些基层单位统计力量薄弱，统计人员业务素质差，对农业总产值计算没有按统一的不变价格，对个体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界限分不清，造成数据计算失实，另外报表不能按时上报现象较为严重。统计局根据检查情况写出《浦城县农业统计数字质量和〈统计法〉执行检查情况总结》和《关于＜统计法＞执行情况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通过法规大检查和法规监督，使统计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第四节 资料汇编
民国24年（1935）2月，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科编纂完成《浦城县概况》，2万余字。民国36年，县政府编纂完成《浦城县区域志调查》，近3万字。
解放初至1965年，收集大量系统资料，但未编纂成册。1966年7月，县统计局编印成《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65年》作为内部资料，印刷120册。1973年10月，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编印出《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66～1970年》，印刷200册。自1971年开始，每年编印一册《浦城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至1988年，共编20册，1984年前印刷200本，1984～1987年印刷150本，1988年印刷180本。
1980年起，统计局开始编纂不定期刊物《统计资料》，作为内部资料，发给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供领导作决策参考，对本部门作业务指导，对社会作咨询服务。1980～1986年，每年编印30余期。1987、1988年每年编印80余期。至1988年底共编印320期。
1988年10月后，县统计局开始收集、整理资料，编纂《开拓前进的四十年》，这是一本从统计资料角度出发反映解放后40年全县基本经济、社会情况的资料书。
第三章 物价管理
第一节 管理机构
民国29年（1940)10月30日，县成立物品平价委员会。随后第四区、第二区、第三区、第一区先后成立分会。
解放初期，物价由县商业科和工商联合会兼管。1957年7月，县政府授权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管理物价。1958年4月，县商业局设商业物价股，各商业公司设物价员。1963年5月，县成立物价委员会（简称物委），管理全县物价。1966年物委并入县计委。1979年10月，恢复县物委建制，同县计委合署办公。1984年3月，县物委下设物价检查所。1987年，县物委与县计委分开办公。同年9月，设立县清理整顿行政事业性收费办公室。1988年，县物委配备干部4人，县物价检查所配备干部5人，全县国营、供销商业企业配备物价员51人。
第二节 物价变动
解放前，市场物价大都受政局和农作物收成影响，跟随粮食价格变动而升降。民国21年（1932）后，政局动乱，粮食价格上涨，以民国22年底指数为100，民国23年、民国24年底指数分别为105.9和113.1。民国25年底，物价有所下降，民国26～28年，有所上涨，民国29年起物价全面上涨，以民国25年6月指数为100，民国25～30年每年底的总指数分别为97、103.2、118.6、204.8、476.6、859.2。其中食品类指数分别为95.7、100.7、96.9、174.3、428.5、159，衣着类指数分别为96.9、119.7、200.2、263.5、528、7047.4，燃料类分别为88.9、94.3、109.7、252.9、575.3、713.8，杂类为106.9、101.5、139.1、224、522.2、1098.8。民国29年前，物价全凭市场调节。民国29年起，国家对部分影响国计民生的紧缺商品实行限价，实际上物价仍以市场调节价为主。民国31年，日军侵入浙赣，引起浦城物价飞涨。至民国33年，市场物价与民国30年相比，上涨几十倍乃至几百倍。民国34年初，政府大量发行关金券，再次刺激物价上涨，据当年县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称：“本县近年来物价以西药价最涨，约为战前（抗日战争前）1200倍，其次布匹，约为战前1000倍，增价最少者土纸，为战前600倍。”民国34年8月抗战胜利，人心振奋，商户积极筹办冬货，物资较充足，浦城物价一度稳定。民国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命令，政局动乱。随后面额为一千万元、五千万元、一万元的法币大量发行，致使物价暴涨。由于物价每日数涨，币值下跌，市场中交换商品，只好以大米比值为准。同年8月，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仍无法抑制通货膨胀，物价持续暴涨。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采取平抑物价措施，物价由波动到稳定。1953年冬，对粮、棉、油国家以统一牌价实行统购统销，计划价格开始主导市场贸易，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稳定。1956年10月自由市场开放后，农贸市场物资增多，市场物价从涨起到下降。1960年，粮食紧张，市场商品少，货币投放多，物价上涨。1963年，国民经济好转，集市价格大幅度下降。1966～1976年，工业消费品价格、劳务价格及行政事业收费冻结不变，农产品价格微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中央的物价改革政策，大部分商品和非商品收费逐步从计划价转为市场调节价。至1985年，除钢材、石油、水泥、橡胶、汽车、拖拉机等30多种二类物资外，其他工业品均实行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除征购粮、木材、油料等几种外，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于1984年以来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工业品同农副产品之间的交换比价缩小，渐趋合理，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发育。同时国家多次调整职工工资、实行价格补贴制度，人民生活也显著改善。但也因此出现一些物价上涨，以1988年9月份为高潮，零售物价总水平比上年同期上升35％。伴随物价上涨，在7～9月份刮起抢购风，10月起国家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对物价采取严格控制措施，物价停止上涨，部分商品价格开始下落。
一、农、副产品收购价
民国34年秋，农副产品收购价每50公斤计关金券：晚白谷2700元，桐油8000元，莲子20000元，薏米5500元，茶油18000元，瓜子12000元，泽泻800元，松香2400元，笋干2000元，香菇500元。
1953～1957年，中等晚白谷收购价稳定在每50公斤5～5.15元之间，并以粮食为中心比价，制定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58年，国家提高粮食、生猪的收购价，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由5.15元升为5.7元，生猪由0.7元升为0.76元。1961年，国家提高粮油收购价格，每50公斤中等白谷8.2元，提高幅度54.4％，粮油供应价格不变，形成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同步提高对其他农副产品收购价格，9种主要农副产品与1957年相比，收购价平均提高17.6％。其中生猪每公斤价升为0.98元。1962年，完成统购、派购外的农副产品实行议价购销。1963年4月，县人委执行国家调整木材收购价格通知，由1959年全省统一山价每立方米杉木9元、松木6元，分别提高到23.52元和20.5元。1966～1976年，农副产品中生猪、柴炭、厚朴、顺泰纸收购价格不变，其他微提。
1979年，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油料、生猪、鲜蛋、水产等11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平均幅度22.1％，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11.9元，提21.4％，超购部分再加价50％；小麦15.7元，提20.77％；生猪60元，提25％；绿茶131元，提14％；桐油100元，提22％。同时大幅度提高木材收购价，与1973年比，每立方米标准品：杉原木由27.73元提为41.84元，松原木由25.13元提为33.35元，中杂木由26.43元提为33.93元。1981年木材收购价格再次调整，每立方米杉木提为65元，松木提为45.4元。1985年开放木材市场，实行议价，至1988年议价涨至1981年的5倍多。1985年4月，粮食、油料改为合同定购价，稻谷定购价30％按统购价，70％按超购价，仍分三等五级收购，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白谷调为13.3元；食油、油料（籽）40％按统购价，60％按超购价，每50公斤油菜籽定购价为35元。1986年元月起，除粮油外农副产品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6、1987年，粮、油定购价均有调整，1988年6月再次提高粮油收购价格，其中每50公斤中等晚稻谷18.3元，油菜籽49元。
二、生活消费品销售价
民国初期，生活消费品销售价格波动不大。民国29年起，受战争影响，物资生产和商品流通受到破坏，政府滥发法币，引起粮价大幅度上涨，牵动其他生活用品价格上升。同年11月，县平价委员会对主要消费品作出限价规定。民国30年初与民国25年末相比，以每50公斤零售价计，白米从5.13元（法币，下同）升到23元，上涨348.34％；猪肉从26.8元升到104元，上涨288.06％，食盐从13.33元升到70元，上涨425.13％。民国31年起，生活消费品价格上涨愈猛。为此，民国33年10月17日，县物品平价委员会颁布限、议价物品价格调整表（见表18—1）。民国34年抗战胜利后物价曾稳定一时。民国36年起，消费品价又逐日暴涨，民国37年1月5日，稻谷每50公斤30万元，鸭蛋每只0.18万元，溪鱼0.5公斤2万元；4月20日稻谷价110万元，鸭蛋价0.45万元，溪鱼价6万元；8月5日，稻谷价1000万元，鸭蛋价5万元，溪鱼价50万元。同年8月19日改行金圆券，10月县物价评议会限价每50公斤中白米价9.5元（金圆券，下同），每0.5公斤猪肉售价0.8元，鸭蛋每只0.15元，溪鱼每0.5公斤1元，至民国38年1月5日分别涨至60元、4.5元、0.4元、6元；4月5日又涨至1.8万元、0.4万元、0.02万元、0.5万元。
解放初期，物价由波动到稳定。1950年每50公斤晚白米8.2、大豆13.3元、茶油63.6元，1953年分别为7.7元、13.3元、63.6元，平均下降11.2％。同时降低工业消费品销售价格。商品市场消费品物价指数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04.54,1952年为97.72。1957年，禽、鱼、食盐等食品及纺织品、小百货等1000余种商品零售价降低，全县消费品零售物价总指数比1952年微升2％。1960年，市场物价上涨，县人委按国家规定稳定18类生活必需品价格，平价供应；对糖果、糕点、白酒等10多类副食品实行高价供应，提价幅度高于平价3～4倍；对自行车、手表、针织品等10种工业品和一些小商品也实行高价供应。6月，县人委调整蔬菜等农副产品价格表，规定购销价格幅度为15～20％左右。但农副产品和饮食品集市贸易价格高于计划价格5倍以上。
1963年起，国民经济开始好转，集市价格大幅度下降。1964年，据城市计划市场7192种消费商品统计，与1957年相比，零售价格总指数下降3.92％，其中：降价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2222种，平均下降6.51％，提价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672种，平均提高29.5％；百货公司4大类235种工业品平均下降1.27％；五交化公司4大类1841种工业品平均下降3.12％；医药公司6大类1522种，平均下降23.3％；食杂公司以农产品为原料的7类245种商品平均提高20.06％；食品公司19种商品平均提高39.27％。1965年，90％以上市场高价商品先后恢复平价水平，农贸市场上22种主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价比国家牌价平均高出8.7％。1966年，提高粮食收购价每50公斤中晚白谷为9.8元，同时相应提高粮食销售价每50公斤中等白米为11.65元。为不影响职工生活，国家每月发给每个职工粮价补贴4元。1973年，22种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国家销售牌价比1965年平均提高7.11％；贸易市场价格比当年牌价高出29.6％，比1965年市价提高20.9％。
1979年，较大幅度提高11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的同时，相应提高8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平均幅度25％，其中猪肉每公斤1.92元，提37％。国家给职工每人5元的副食品补贴。是年粮食供应价不变，仍保持1974年调价中白米每50公斤14.2元，形成第二次粮油购销价倒挂。1980年12月，国务院文件宣布商品零售价只准降低，不准提高，物价稳定。
1982年，全县相继放开百货、针棉织品、文化用品、五金、交电、日用杂品等6类500余种商品零售价格。统购商品只保持一类的粮油2种，二类的生猪等13种，三类18种由国家统一定价，其余均实行议价议销。贸易市场上每公斤中白米约0.7元，猪肉约2.4元。1983年，工业消费品实行浮动价，纯棉及针纺织品的价格提高。9月，县工商局、物委对农贸市场的价格动态进行分析研究，对主要品种予以限价交易，划定其最高售价，如有违反，根据情节予以罚款、没收等处理。限定每0.5公斤最高售价为：猪统肉1.32元（食品公司价1.22元）、瘦肉1.6元、板油1.5元、鸡蛋（每元）8个、鸭蛋1.2元、母鸡2元、母番鸭2.9元、草鸭1.1元、鹅0.9元；小白菜0.06元、地瓜0.1元、芋头0.14元、青辣椒0.35元、红辣椒0.5元、冬瓜0.07元、豆腐0.2元、绿豆芽0.18元；草鱼1.2元、鲢鱼0.9元、鳝皮1.2元、溪鱼1.1元、泥鳅0.8元；水果一律按主管单位（果品公司）价格出售；木炭每50公斤7.5元。1985年4月，开始放开缝纫机、手
表、自行车等商品价格。5月，猪、禽、蛋、菜等放开经营，猪、蛋实行有指导的议购议销。县食品公司最初出台的猪肉价格，平均每公斤生猪收购价1.76元，猪肉零售价2.7元，为保证城镇居民生活不受影响，国家给每人每月2元的生活补贴。1986年1月，县物委拟定粮食、淡水鱼、猪肉、禽蛋、蔬菜、柴炭等6类32种商品指导性议销价格，其中每0.5公斤中晚米0.26元、糯米0.37元、黄豆0.5元、草鱼1.55元、猪统肉1.4元、番鸭2元、母鸡2.4元、大白菜0.08元、冬笋0.6元；每50公斤木炭7.5元、木柴2元。是年，先后提高自行车、铝制品等25种工业品，降低黑白电视机、洗衣机、收录机价格。1987年，提高部分中西药、粮食复制品、毛纺织品、日用工业品价格。1988年4月，放开彩电、名烟、名酒、火柴零售价格。5月，进一步放开猪肉、蛋、鱼、菜价格，提高食糖价格。6月，提高粮油供应价和食盐销售价。7月，扩大针棉织品浮动价，放开烟酒价格。9月，全县对435种生活消费商品调查，物价上升的有420种，上涨面达96.9％。其中中白米每100公斤供应价由29元提到54元，上升86.21％；猪肉每公斤指导价由4.4元提到5.6元，上升27.27％。同月，对集市贸易市场调查，9月份与6月份对比：每公斤晚白米由0.7元升到1.3元，猪肉由4.4元升到6.6元，番鸭由6元升到7.6元，鸭蛋由4.6元升到5元，草鱼由3.8元升到6元，每百公斤木炭由30元升到50元；据对商品日常消费品调查，以高档家用电器上涨最快，其中日立牌18吋彩电由2500元升到3200元、荷花牌台式电风扇由150元升到190元。10月，部分消费品价格下降：市场上每公斤白米降为0.64元、猪肉降为5.6元、鸭蛋降为4.8元、日立牌18吋彩电降为3000元。
三、地方工业品出厂价
民国时期，地方工业品价格由私营厂主自定。解放后，主要地方工业产品长期实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其价格均属省、地统一管理，县只管理部分手工业产品。1960年5月起，贯彻执行省人委《地方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和交通运输价格管理办法》，浦城地方工业产品出厂价格，由省订价管理32种，专署订价管理27种，县订价管理31种，县定价格由县人委统一制定。1978年前，地方初级产品长期实行低价政策，价格偏低。1979年起进行调整，实行多种价格形式，对国家定价偏低，因所需原材料价格上涨而执行定价有困难的，在不超过定价20％的幅度内，制定临时价格；对计划内产品的企业留成部分，允许企业加价销售。1984年起，对部分产品实行双轨制价格，属于计划统配的执行国家定价，属于超计划生产或组织计划外原料生产的，在不超过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定价或供需双方协商定价。1985年1月，取消20％的限制，按稍低于当地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平抑价格。地方主要工业产品价格变化为：
电力 照明电（每1000千瓦时）解放初600元，1953～1959年550元，1960～1962年480元，1963～1965年250元，1966～1977年200元。1987年起出厂价：一般照明256元，农村灌溉150元，动力206.4元。
松香 中等品每吨出厂价，解放初至1965年200～300元，1966～1975年300～500元，1976～1983年500～600元，1984年起提为691元，1987年起提为1282元。
活性炭 每吨出厂价1975年3300元，1984年3677元，1987年起3720元。
井岗霉素、金霉素 5万单位井岗霉素每吨出厂价1975～1980年6月3300元，1980年7月起3600元。15万单位饲料金霉素1985～1988年每吨出厂价1.2万元。
过磷酸钙 每吨出厂价，1976年121元，1977年130元，1978～1979年138元，1980年130元，1981～1982年119元，1983～1984年110元，1985年163元，1986年158元，1987年146元，1988年170元。
樟脑粉 1980年每公斤出厂价17元，后逐年升价至1988年达30元。
香料油 1980年每公斤出厂价芳樟醇34元，芳樟脂70元，桉叶油20元。后逐年提价，至1988年分别为55元、75元、40元。
喷粉器 每台出厂价1970～1980年6月17.5元，1980年7月至1985年25元，1986～1988年34元。
脱谷机 每台出厂价1975～1979年40～50元，1980～1987年50～60元，1988年104元。
机制纸 茶板纸每吨出厂价1982年600元，1987年起1050元，1988年1100元。砂管纸每吨出厂价1988年1300元。
白水酒 12度白水酒（冬白酒）每吨出厂价1956～1965年230元，1966年起289.6元，1987年起330元。
被单布 一等品每米出厂价1956～1965年1.2～1.3元，1966～1974年1.3～1.4元，1975～1985年1.6～1.7元，1986年起2.7～2.8元，1988年3.27元。
锦乐缎 1986～1988年一等品每米出厂价6.7元。
四、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
解放后，对农业生产资料销售本着微利保本的原则，多次降低化肥、农药、农机销售价格。1952～1978年，年均递减1.5％。对农机、农械产品销售发生亏损由国家补贴。1980年后，随着成本上升，以及减少或取消国家补贴而相应提高销售价格。以1978年为基期，1988年指数为134，年均递升3.6％。
化肥 硫酸铵每吨销售价，1952年平均609.5元，至1959年逐步降为365元。1965年，对氮磷钾8个品种平均降价22.4元，取消城乡差价，平均每吨23元。1966～1971年，各类化肥经3次调低，各次降低幅度为10.3％（4个品种）、13.8％（12个品种）、7.9％（11个品种）。1982年起，提高部分地产化肥价格，由1972年的每吨130元提为1982年的170元，1987年的195元。
农药 1954年起多次降低价格，每吨敌百虫从1960年的14800元降为1988年的3500元。
中小农具 1956年锄头每把3.3元，棕衣每件5.2元，谷箩筐每担2.5元，秧桶每个0.8元。1965年分别为3.5元、3.5元、1.5元。1970年后，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为保持铁制农具销售价基本稳定，给于专业生产单位适当财政补贴。木、竹制农具渐转私营，价格随行就市。1982年，取消补贴，放开价格，实行市场调节。
农机 12匹马力柴油机每台销售价，1957年为2500元，后经10次调低，至1981年为567元，1982年起经5次提高，至1987年为901.9元。100—18型农用泵每台销售价1966年208元，1976年降为192.6元，1987年提为322.6元。东风12匹手扶拖拉机每台销售价，1971
年为2346元，经多次调整，1983年降为1798元，之后逐年提高至1987年为2437元。
五、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价
工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分为供应价和零售价两种。解放初至1979年前，遵循收费从低、不计税利、以收抵支、收支平衡的原则，分别执行全国全省统一价格和区域价格。进货价由国拨价或省统一供应价加成的费率构成，供应价等于出厂价加上出厂价乘以综合费率的积，零售价等于供应价与批零差之和，盈亏均由国家负责。1979～1980年执行收支平衡、保本经营的原则，主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1981年起实行“合理收费，合理盈利”的作价原则。随着工业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1984年5月开始，实行双轨制的价格形式：国家计划统配的执行国家定价；计划外的在不超过国家定价20％的幅度内，由企业自行定价。1985年改按低于市场价格出售，参与市场调节，平抑价格。
生铁 218—组锰，每吨价格1958～1960年为180元，后经7次调高，至1988年最高价为750元。
线材 直径6.5A12—4，每吨价格1958年为760元，1961年降为600元。1962年按全省统一价612元。1967年降为572元。1972年起经4次提高，至1988年最高价为2350元。
普通水泥 425号每吨价格，1958年起为140元，1963～1967年降为70元。1982年起经4次调整，至1988年最低价为150元，最高价为250元。
六、非商品收费标准
（一）经营性收费
非商品收费中经营性收费有交通运输、文化教育卫生业、邮电、饮食服务业等类，解放后长期执行国家统一标准，项目繁多，标准多变。1979年后，随着市场商品价格的逐步开放，成本提高，经营性非商品收费出现在国家标准外增收各种附加费现象，附加费须经县物委批准。1985年和1987年各进行一次非商品收费标准清理活动，使经营性非商品收费标准正常化。
客运收费 以人公里收费计：1951年起0.07元，后经多次降低，至1966年1月为0.025元，1982年2月调为0.0215元。1986年调为0.025元，1987年4月调高为0.035元。
货运收费 以吨公里收费计，1954年整车5等品基价为0.6元，零担增加10％。1957年整车5等品基价减为0.25元，货品每上一个等级，基价增加0.01元；零担减为0.26元。1964年后经2次调价，1967～1988年，长途整车货不分等均为0.18元，零担为0.2元。
医疗卫生收费 1965年起公立医疗单位执行国家统一价：门诊挂号费0.1元；住院床位费医院为0.4元，公社卫生院为0.2元；手术费小手术1～10元，中手术10～25元，大手术25～40元。1984年起，门诊挂号费提为0.2元，其他各类收费均略有提高，集体、个体医疗单位（除药品费外）执行10～20％上下浮动价。1987年起住院床费提高，分等收费，县级医院分别为2元、1.7元、1元，乡镇医院分别为1.5元、1.2元、1元。
学校收费 每学期每人学杂费，1952年起小学收1～2元，中学收2～4元，对贫困学生减免学杂费。1956年后经2次提高，至1962年高中6元，初中5.5元，小学2.5～3元。1966年高中7元，初中6元，小学3～3.5元。1974年起，改为按“地区较高、县镇次之，农村较低”原则收费，县内幅度为高中2～4元，初中2～3.5元，小学1～2.5元。1984～1988年学杂费调整为高中5.5～10元，初中4.5～8元，小学2～2.5元。以上均不含讲议费等临时性收费。
旅店收费 解放前，旅店收费分高、中、低三档，价格时有变动。解放初至1956年，一般旅社收费标准为：单人房1.5元，双人房每床0.8元，三人房每床0.7元，四人房每床0.65元，统铺每床0.5元。1956年后分别为2元、1.6元、0.8元、0.7元、0.6元。1973～1982年分别为1.2～2.2元、1.8～2元，0.8～1.8元，0.7～0.8元。1983年后，由于旅店更新、设备添置、物价上升，收费标准逐年提高。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
1984年前，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少，主要是由管理部门收取的证、照工本费以及少数管理费，属代办性质。1984年起，收费项目渐多，且较混乱。1987年9月4日《福建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规定》颁布，从此县内行政事业性收费工作正规化。同时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清理整顿，至1988年共清理整顿78个收费单位208项收费标准，核发行政事业收费许可证64本，撤销部分不合理的收费项目。
农林水收费 1987年起征收水电水利工程费，标准为受监工程造价2.5％。1988年起，征收：（1）杂交稻、玉米制种种子检验费，抽样每个样品15元，室内纯度检验每个样品10元，专项检验每个样品1～30元；（2）茶叶改进费为收购价的1％；（3）农机检验费、号牌费均每台1～4元，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培训费分别为250元和560元；（4）植物检疫费按货值农作物收0.4～0.8％，森林植物收2％；（5）每立方米木材、每百根毛竹的林政管理费均为3元，森林资源补偿费按销价，杉、松木收5％，杂木收3％。
工业收费 1988年规定集体工业联社管理费收销售总额的0.5～1％；乡镇集体矿山和个体采矿（含砂石、粘土）缴纳矿产资源开发管理费，收销售总额的3％。
交通收费 1988年规定：汽车养路费每月每吨计，客车160元，货车140元；交通建设基金费每月每吨40元；车辆购置工本费按销售价国产收10％，进口收15％；内河航道养护费，专业运输收总运费的3％，机动船每月马力吨收0.6元，非机动船每月吨收0.4元；交通监理收费，牌照每面收费2～7元，手扶拖拉机检验费每台次2元，各类汽车检验费每辆次4元；大货车驾驶员培训费理论教学300元、驾驶训练2500～2700元，小型车分别为300元、1700～1900元。
建设收费 1988年规定：征用地管理费按地价收2～3％；土地使用权登记费平房每宗10元，共用楼单元户每户2元，个体工商户20元，单位30～50元；房产交易管理签证费按价值收1.5％，单位建设委托拆迁管理费按价值收3％以下；房屋所有权登记费私宅每起收11元，单位、个体工商户每平方米收0.1元；环境水质分析监测每个项目收费1～50元，噪声监测每个项目8～15元，大气分析每个项目15～75元。
经济管理收费 1983年，对审计、会计查帐、咨询等工作，按实际工作小时计算收费。1987年起按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发行额等为标准收费。工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1000万元以下的按注册资金总额收1％，超过部分收0.5％；企业变更登记收费100元。办理每份零售烟草许可证，集体12元，个体6元。计量定级、升级考核费每项160元。
文化卫生收费 1988年规定：文艺演出管理费计划内演出收总收入的1％，计划外收5％；非文化系统演出，计划内收5％，计划外10％；录像放映管理费收营业额的2％，舞厅管理
费收3％，个体图书租赁管理费收2％；药品宣传审核收费每种30元；食品卫生审查费（4年一次）视企业大小每户收10～40元，个体摊贩收2～5元。
七、商品比价
民国时期，商品比价以大米（稻谷）为中心。民国29年，每百公斤中等晚谷，可换猪肉13公斤，或食盐19公斤，或煤油11公斤，或肥皂41.5条，或白细布14.3米。至民国33年10月分别可换3公斤、5.4公斤、13.3公斤、44.4条、9.87米。
解放后，政府以粮食价格为中心，合理安排粮食与其他主要商品的比价，有计划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稳定工业品零售价格和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适当放开工农业产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使工农产品交换比价逐步趋向合理，工农业品剪刀差逐步缩小。50公斤中等晚稻谷，1950年可换购肥皂35.2条，或煤油6.56公斤，或火柴64.2包（每包10盒），或食盐18.3公斤，或白细布27.1米；1960年可分别换购38条、15.6公斤、72.2包、34.5公斤、52.97米；1970年可分别换购53条、20.4公斤、98包、65.3公斤、64.3米。1980年，50公斤中等晚稻谷可换购肥皂29.7条，或煤油16.1公斤，或火柴59.5包，或食盐39.6公斤，或白细布64.3米，分别是1950年的0.84倍、2.45倍、0.93倍、2.16倍、2.37倍。1988年可换购肥皂65.4条，或煤油49.5公斤，或火柴91.6包，或食盐91.5公斤，或白细布73.2米，分别是1980年的2.2倍、3.07倍、1.54倍、2.31倍、1.14倍。
第三节 监督管理
一、限价定价
民国早期，市场主要农副产品、副食品价格和劳务收费标准，由各同业公会评议，报县商会核定；对粮、油、布、煤油、肥皂、猪肉、鲜鱼、鸭蛋、食糖、白酒等主要消费品，由商会报县政府审核批准。民国29年（1940)10月后，物价由县物品平价委员会统一管理。民国30年2月，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的规定：县政府对粮食、食油、肉、鱼、盐、棉、布等15种商品价格进行评定，其余商品价格仍由商会评定。民国32年1月8日，县政府召开限价宣传大会，发布《浦城县实施限价法大纲》，对粮、棉、油、盐、食糖、纸等10种重要商品实行限价，对其他55种主要农副产品和日用品实行议价，对木工、泥工、理发、裁缝等6种工资实行管制。同时对限价商品规定定期登记，逾期未遵照者以囤积居奇论处。由于政局混乱、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限价政策未能实施。民国37年10月，县物价评议会议议决：对米、豆、麦、食油、柴、炭等6种商品采取报价标售办法，其余商品实行随行就市，实际上取消限价。
解放初，制定部分物资的国家牌价，来稳定市场价格。1952年，根据国家规定，开始对国营日用工业品销售推行地区差价政策。1953年冬起，农副产品中国家规定的一、二类物资的价格由省统一管理，三类由地区掌握中准价，其余由县制定价格；日用工业品和邮资、学杂费等非商品收费，由国家统一定价。1958年，物价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县定价格由县人委制定，有关部门协同管理。1962年，开始对农副产品生产成本进行调查，对不合理购销价格进行适当调整，重新定价。同时，允许农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多余农副产品进入集贸市场，实行议价购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实行物价冻结政策，县供销合作社对竹、柴、炭等农副产品实行以山定价，造成经营亏损。1975年，物价逐步解冻。1977年，竹、柴、炭等农副产品恢复按规格、质量、等级论价收购。
1979年，物价工作开始调整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开始由单一计划价格改为国家统一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县物价部门管理的价格品类逐年减少。1980年12月，对商品零售价格实行暂时冻结。农副产品价格开始实行计划价格（包括浮动价格）和议购议销价格两种形式。1982年8月，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布《物价管理暂行条例》，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管理外的工农业产品和非商品收费，在国家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允许工商企业自行协商定价。同年9月起，逐步放开小商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1984年，试行浮动价，扩大企业订价权，幅度在上下浮5～15％之间。对国计民生中重要的71种一、二类工业品和副食品仍继续执行国家计划价和指导价，其中中央统管的有棉布、卷烟、食盐、火柴、福日彩色电视机、自行车（永久、凤凰牌）、缝纫机（蜜蜂、飞人、蝴蝶牌）等19种；省定最高限价，价格只许下浮的有化纤布、毛线、肥皂、铁钉、手表、收音机、收录机、奶粉等31种；省定中准价，控制上浮、允许下浮的有胶鞋、保温瓶、脸盆、铝锅、台风扇、名优酒、啤酒等21种。其余工业品由经营企业与工业部门或供货单位协商订价，派购任务外副食品和三类副食品及其复制品允许企业议购议销，随行就市。1985年，一部分国家统管的计划价格商品，下放到县级管理，如木材、食油、饮食、旅社业等均由县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定价，钢材、石油、棉花、卷烟、水泥、化肥等30多种一、二类物资仍由国家定价；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摩托车、自行车、缝纫机等日用工业品一律实行国家指导价，其他工业品实行市场调节价。农产品除征购粮、木材、油料等几种外，全部放开实行市场调节价。1986年，价格管理采取“巩固、消化、补充、改善”的方针，对工商业用粮、油实行议价供应。放开黑白电视机、自行车、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等高档消费品价格。饮食、服务、修理等劳务价格，下放由经营企业自定。1987年，适当调整粮、油和主要副食品的定购价格，扩大议购比重，提高运输价格和劳务收费标准。同年9月，贯彻执行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的管理条例》，加强放开商品价格的管理，强调定价原则要按照合理的流向、环节、进价、差价制定批发和零售价格。同时，加强行政事业收费的管理。1988年，价格管理受价格改革的“超前”、“闯关”思想的引导，形成“大放”和“严检”两阶段；第一阶段是1～9月，价格以放为主，特别是6～8月集中提价商品较多、幅度较大，推动物价上涨；10～12月为第二阶段，执行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治理经济环境秩序、稳定市场物价的方针，严格控制价格总水平。随着价格改革的深入，物价管理逐渐由管理型转变为管理服务型，物价管理部门提供市场物价资料，给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同时为生产经营企业服务。
二、物价检查
民国29年12月11日，县政府公布平价委员会平价表，规定“盖邑买卖人等一体遵照，违则军法惩办”，并责成所有商店对商品明码标价。城关由警察局，乡区由警察所配合平价委员会进行物价检查。此后虽每月平价委员会都公布物品限价表，并进行检查，但均无法抑止物价上涨。
解放初期，县人民政府在严厉打击投机倒把的同时，进行物价检查，市场物价混乱局面很快得到制止。1952年3月县工商业联合会下设工商业监察委员会，对工商界物价采取自查、协查和监察相结合的办法。同年11月起，市场管理委员会对集市贸易市场进行不定期的物价检查。1957年起，物价检查由工商行政管理局主管，每年进行1～3次的全县物价检查或抽查。1963年后，物价检查由县物委主管，每年在元旦、春节、五一节、国庆节、中秋节前后各进行一次物价大检查，每次3～5天。同时进行不定期的正常的物价检查和监督工作。1966～1976年，对计划价格商品作价，采取逐级上报、下达的办法，进行书面检查监督。1973年8月至9月，全县普遍开展审价，商业系统审价单位458个，商品帐目138611笔，重新下达商品价格。对建筑材料预算单价、运输搬运价格、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出厂价等也进行整顿，做到“有价必审，有费必整，有错必纠”。1977年9月，根据省计委《关于开展物价政策执行情况检查的通知》精神，对全县商品价格及地方产品价格进行重点抽查，共检查15个单位上万种商品，查处混等作价商品500多种。1982年8月起，物价检查依据《物价管理暂行条例》。1983年5月，县商业局制订《零售部门物价管理奖惩制度》在系统内部施行。是年，全县进行3次物价检查，共检查437个商店3000多种商品，查处混等作价商品账目200多笔。1984年3月成立县物价检查所，主管物价检查工作，建立物价统计月报、年报制度，进行物价监督，规定每年在春节、五一节、国庆节共进行三次定期物价检查。当年查处销售伪劣商品行为113起，案件11起，罚没款3.41万元。1985年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物价政策和物价纪律的检查视察工作。当年10月，执行国家物价局颁发的《对违反物价纪律实行经济制裁的暂行规定》，当年11月填报主要农副产品购销价格报表定为10天报1次。同月进行非商品收费项目清理，当年查处违例行为97起，案件13起，罚没款3.46万元。1986～1987年共查处违例行为165起，案件7起，罚没款3.34万元。1987年7月，县物委颁发《关于部分放开商品实行提价申报制度的规定》，规定生产和经营企业如要提价，必须向县物委书面申报，否则按违反物价纪律论处。同年10月17日县政府召开1987年财务、税务、物价大检查动员大会，贯彻执行国家物价管理条例，成立县物价大检查办公室，布置1987年全县物价大检查工作。1988年由于适应价格改革的管理措施跟不上、不配套，有些部门、行业和企业趁机乱涨价、乱收费，推动市场波动和物价上涨。在县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县人大、政协监督下，工商、工会、财政、税务、银行、审计、计量、消费者委员会等监督部门组织力量，全年组织6次规模较大的物价检查，参加检查的共计320人次，以工农业生产资料、紧俏高档消费品、日用工业消费品、蔬菜价格及行政事业性、公用事业收费为重点，物价检查面在90％以上，重点检查面在30％以上，共查处价格违法行为361起，案件17起，共计违法金额43.93万元，实行经济制裁4.8万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价格的总水平。
三、边区农副产品价格协调
1962年，允许完成任务外农副产品进入集贸市场议购议销，县内价格即受邻县价格影响，同时引起物资流动。如笋干、棕片、木材、烟叶等牌价，浙江龙泉、江山和江西广丰等邻县均比浦城高出80％以上，引起物资外流和农贸市场价格提高；同样，禽类、鱼类的牌价，浦城又比邻县较高，使这类物资流入，而使农贸市场价格相对降低。对此浦城与邻县工商部门协商，采取相应调整价格和适当控制物资流动的措施，但因不符合商品流通的经济规律，价格控制成效不大。1973年7月，国家计委和商业部在杭州召开闽、浙、赣三省边区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衔接会议，对白笋干、薏米、岩草、棕片、橡子仁、晒烟等6个品种，协商划定衔接价格，共35个等级标准。由于统一衔接价格，加上当时对农副产品进入市场的限制，边区农副产品价格较稳定。1980年12月后，浦城对农副产品价格实行计划价格和议购议销价格相结合，毗邻地区价格差异问题又突出出来。龙泉、广丰等邻县主要农副产品实际上采用浮动价与平议相结合形式，如龙泉桐油牌价每担130元，议价200元，奖售粮票100公斤、食油2.5公斤、化肥50公斤，而浦城县执行省定每担桐油收购价180元，只奖售尿素20公斤，使桐油大量流向浙江。又如兔毛、兽皮、尿素等历年流进浦城，1984年后流出。浦城边境地区的木材外流到广丰、江山等木材紧缺县，已是历史传统性问题。1984年起由于价格差异更大，浦城杉木每立方米计划价120元、市价300多元，而广丰市价500多元；浦城松木每立方米市价42元，广丰县按重量计价每50公斤8元至10元。因此，木材外流情况日益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仅古楼公社流入浙江省的木材每年达1000立方米左右。类此问题县人民政府力求解决，但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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