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清及清以前，经费主要出自田赋及赋外加税，通过坐支、存留、请领等形式作为当地收支。
并通过百姓服徭役、杂役等力役为官府服务和从事公益事业。清初，以补贴办公费用为名征收耗羡（抵补钱粮耗损之外的羡余），并在征税时以加重戥头多的余额（称为平余）作为地方收入。乾隆元年（1736），全县额征银41138两，支出为：起运兵饷银33164两，存留支给宾典祭祀官俸役食银3007两4钱，驿站费4861两2钱，还有部分盈余。雍正年间，将耗羡归公，从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官员的养廉银，耗羡成为征收地丁钱银时的固定附加额，平余也归公，成为固定的田赋加税，全县钱粮1两加耗羡1钱，平余2分。嘉庆十三年（1808），共征耗羡和平余银4959两多，坐支知县养廉银1200两，县丞、盘亭司巡检、溪源司巡检、高泉司巡检、典史养廉银各40两。
民国3年（1914），浦城定为一等缺，公署经费15300元，俸给月支钞票750元，全年9000元。民国4年度（1915年7月1日至1916年6月30日）岁出决算共达钞票23344元多（财政费未计）、银元1900元、大洋12元。大部分供给官吏薪俸及警队、军事开支，县署经常费达9548元，典礼费大洋12元，警队费银元1000元、钞票5971元，监狱费钞票1800元，镇压“匪乱”临时特别费5400多元。除财政费无定额，数且不详外，以上共计钞票22720元、大洋12元、银元1000元，仅支出慈善费银元900元，初等教育费补助钞票1200元。民国11年，全县有事实的收支，但没有法令制度规定的收支标准，地方经费仰给予省税附加，或自行摊派，或另立名目抽收捐税。民国20年，浦城筹办自治县，以丁米附征二成作自治费，每年可征收1.6万余元，以供8个区公所及自治指导员的经费。民国22年，浦城开始构筑公路，将民国23年丁粮用于筑路经费。民国23年8月盛开第到浦城兼任县长，未收丁粮仅剩零星小数，收支相抵所短极多，向地方筹借2万元，由商业各同业公会认借1万元，印发浦城县完粮券，由各商号认借，预收民国24年度的丁粮。民国以来田赋附加有增无减，县财政收入主要靠各种税收的附加。民国23年度，属于县地方收入的有米丁附加税6784元、米丁附加二成自治费16755.2元、米丁附加教育费14777.6元、粮串附加教育费1500元、屠宰附加公益捐3300元、屠宰附加自治费550元、屠宰附加红十字费462元、契税附加教育费600元、保卫团费50000元、教育产业收入7500元、筵席捐360元、牙斗税100元，共计102688.8元，缴纳省库地丁税中坐支办公费7808元，粮米税中坐支办公费384元，米丁附加二成公路费中坐支837.76元。这年岁出分省库岁出和地方岁出两部分，省库按核定坐支，岁出共78511.92元。其中政务费63000元，慈善费（孤贫口粮）900元，司法费中管狱费4320元，承审费1680元，党务费3458元；教育费中教育科1999.92元，小学补助费1596元；救恤费1560元。地方岁出共93852元，其中警察费6000元。自治费中各区区公所经费2712元，自治指导员薪金960元。度量衡检定员薪水及办公进行费780元，保卫团费48000元，教育费26400元。省库与地方岁出合计172363.92元。民国24年，县财政独立，岁入预算为130043元，每人平均负担0.72元，以田赋附加为主要财源，占实际总岁入的71.09％。民国25年度岁入预算为146292元，每人平均负担0.81元。其中房铺宅地税占41.63％，杂捐占19.16％，田赋附加占19.37％，契税附加占4.92％，屠宰税附加占3.57％，捐税共计占总岁入比重的86.65％。是年1月，福建省银行成立，兼办省金库，县亦在省银行设金库员承办业务。这年支出预算为146292元，比上年增长12.5％，支出项目增加卫生费和救恤费2项，保安费改为地方防务费。抗日战争开始后，县政府中职员的薪俸除40元以下者外，一律折扣支付。民国26年支出预算为198470元，比上年增加35.67％，岁出经常门196210元，临时门2260元，分别占98.86％、1.14％。其经常门收支项目及比重如表15—1、表15—2。
民国28年，预算收入29.19万元，为上年的203.18％。民国29年按实收实支，预算不敷2万余元，加上县区乡镇教育人员及夫役增加超出原预算4万元，原有的田赋、屠宰税、房铺宅地税等负担已綦重，不能增加，开征米、麦、油类出境运输费，以补开支。民国30年，田赋征实，将屠宰税提高税率，全部归县以补田赋附加，加之房铺宅地税增加1倍，临时税捐收入增70290元，全年收入达103.52万元，结存19684元。民国31年，屠宰税从价征税，实收比预算超出36.95％，行为缔取税超出预算27.84倍，虽然房铺宅地税停征，改征房捐，实收比预算减少2.2万余元；中央补助预算38.08万元，实领16.79万元，年度结存达12.28万元。这年因浙赣战事蔓延县境，由县政府暂付款垫付应变费27.41万元，后由自治捐拨款归垫。抗日期间，县城过往军队甚多，支付军队副食费的差价及代办兵差费支出浩繁，这些支出依靠征收屠宰税附加军食差价及采用“捐募”解决。民国33年，筹垫军食差价总额206.85万元，嗣后又奉省令，配募殷商富户捐献军食差价242.5万元。民国34年度，实支国民兵团后备队及军民合作指导处遣散费和后备队经常费74.68万元，仍由县库负担，省方酌补。这年年度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核定数均为3987.91万元，因各机关经费短列其钜，复因物价步涨，奉令提高公教人员待遇，先后办理追加预算6次，其中4次获得批准，连同原预算合计5081.07万元，实收2290.55万元，支出2242.06万元，尚有盈余。
民国35年至浦城解放止，县“保安”经费数额甚大，临时费支出数目浩繁，加之物价日涨，生活补助费及教育经费增加甚巨，为维持财政支出，多次进行整理财政，其范围包括紧缩机构，筹集国民教育基金，清理公产公款，实施乡镇造产，但均无明显效果。仍然是以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捐募来维持庞大的开支。民国35年度整理税捐，通过整理，增加税捐收入2377.59万元，比整理前的收入增加87.18％。并募收米谷捐，凡运往省内各县及领有运粮证出省销售每百斤白米捐500元，无运粮证加倍募收，可募收7578.38万元。民国36年，预算收入13.1亿元，追加到45亿元。为应付财政支出，在无其它财源可开的情况下，征收因地制宜捐（纸、木、油、笋干出境乐输税捐），营业税的比额5月份提高1倍，7月份又以公教人员待遇调整，照比额增加20％，8月份再追加1倍。11月份屠宰税增征3％，连同原征税率为13％，专作“绥靖经费”（即“清剿”经费）。12月开征香菇、莲子、薏米出境乐输捐，从价征收3％。民国37年度，第一次总预算为66.44亿元，其中保安和警察支出占25.1％，教育与文化支出占24.14％，行政支出占17.31％，公务人员退休及抚恤支出占0.17％，生活补贴费支出占50％。其后，由于物价飞涨，清剿费用为数颇巨，每月追加一次预算。这年3月增列“戡乱”经费，在人民负担已繁重的情况下，县政府决定在田赋征收额每元加募净干谷15市斤，营业税按征额加募20％，规定故意滞延，除催其照数清缴外，并视情节轻重，按“戡乱”动员办法处置，后省政府认为加募与田赋征实条例和营业税法有抵触，县政府将“加募”改为“劝募”，仍然照征。但“戡乱”费收募不易，参议会各参议员返原乡镇宣导，协助催收。这年6月奉省令：米谷为人民主要生活必需品，依法不得增收特产税（3月份将出境乐输捐改为特产税），饬即停征；将纸、木、油、笋干特产税率提高5％，以半数拨国民教育基金。
解放初，为确保支援前线的军粮，采取借粮的办法，以后转抵公粮。1949年7月，征收工商税，至年底收入10.5万元，全部缴省。1950年和1951年，分别征收工商税33.15万元和89.54万元，农业税稻谷5300吨和15070吨，亦全部缴省。这两年是供给财政，开支费用逐月向建阳专署领报。1952年县建立乡镇财政预、决算，这年征收归县的乡镇预算收入19.51万元。其中各项附加收入12.2万元，规费收入2.35万元，公学产收入4.14万元，契税、事业、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0.82万元。主要供给教育、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费支出。
1953年开始，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1953～1957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收入占50％，农业税收入占30.5％。1957年预算收入比1952年增长4.9倍，平均每年增加42.64％。工商税中，1953年国营占26.2％，合作社占6.83％，私营占66.97％；1954年国营占36.65％，合作社占20.72％，私营占42.42％，公私合营占0.21％。财政开支按照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把资金重点安排在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和抚恤及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方面，压缩行政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1953年占4.05％，1957年占22.42％；行政管理支出1953年占51.9％,1957年占38.54％。这5年，财政支出平均每年增长34.8％。
1958～1962年，财政收支有较大的波动。在“大跃进”中，掀起大办工业的浪潮，把县内14个集体企业转为国营企业，新建8个国营企业（其中炼铁厂5个）。1958年企业收入达68.54万元，比1957年的18.3万元增长2.75倍。但年终决算，预算内外赤字共达34.82万元。1960年，从企业收入中退库处理1958年以来的遗留问题55.69万元。1961年从企业收入中退库处理遗留问题83.88万元，以拨补解决1958～1961年中平调、借用资金和应拨未拨的亏损及应退多交的收入，以致企业收入由1958年的68.54万元降到1961年倒退库24.1万元。加上工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工商税减收118万元，农业税减收34万元，年收入比1960年减少234.2万元，下降47.22％。开支方面在“多收多支、大收大支”的错误口号影响下，1958年全县炼钢铁5070吨，亏损265.59万元，其中县财政负担14.9万元、省财政拨款58万元、各部门各单位负担192.69万元。县财政支出比1957年增长154.11％，虽收入比上年增长89.30％，但仍出现赤字。1960年解决国营企业遗留问题，县财政支出55.69万元。1961年就1958年以来无偿平调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劳力及其他财产，按照谁平调谁退赔的原则，进行合理退赔，全县平调总额576.85万元，兑现退赔436.13万元，占平调数75.61％，其中省拨款94万元、专署各部门拨补31.2万元、省发退赔期票45万元、县财政拨款26.66万元、社队退赔239.27万元。1961年开始，加强农业，调整企业，精简职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1年和1962年，预算支出分别降为150.84万元和157.46万元，为1958年预算开支的39.13％和40.85％。1963年，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财政状况有明显好转。这年清理“小钱柜、小仓库”，清仓核资，清理拖欠24万元；核销三项（盘亏、报废、差价）损失42.37万元；冲减企业自有流动资金42.37万元；手工业转制退赔10.73万元。当年预算收入419.10万元，比1961年的261.82万元增加60.07％。1964年继续增长，达470.05万元，比上年增加12.16％。1958～1965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占58.6％、农业税占30％。1965年比1957年的预算收入增加3.03倍，年均增长19％，财政支出也有增加。是年财政预算收入达464.02万元，比1961年增长77.23％；预算支出242.64万元，比1961年增长60.86％。“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上不去，但是，由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排除干扰，尽量把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财政开支基本保证全县的经常性开支和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1966年预算收入欠收27.5万元，支出超指标4.23万元，收支相抵超支11.4万元。1967年停产“闹革命”，财政收入急剧下降，预算收入仅200.52万元，比1965年下降56.9％。其中：工商税比1965年减收77万元，下降32.74％；农业税减收63.49万元，下降57.4％。企业1967～1971年连续5年亏
损退库达149.84万元，依靠财政拨款维持。1976年预算收入475.6万元，只达到1964年的收入水平。1966～1976年的11年，年均预算收入为384.9309万元，比1963～1965年每年平均收入451.0567万元，下降14.66％。1966～1976年，年均预算支出为495.2537万元，比1963～1965年年均支出229.9667万元增加115.3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工作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工农业生产和工商企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县财政收入迅速回升。1978年预算收入达579.14万元，比1976年增长21.77％，县将长期亏损和布局不合理的煤矿、合成氨厂、硫磺厂等分别停产或转产。是年，财政支出首次超过1000万元，达1006.94万元。1982年结束对企业连续7年的拨亏，企业收入达22.7万元。1983、1984年企业收入分别达92.58万元和76.95万元。1985年林业汽车保修厂、贺村贮木场及粮食系统24个企业下放县管理。这年工商税首次突破千万元，达1010.38万元，比1984年的777.04万元增加30.03％。是年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改革，兴建全省第一座县级卫星转播地面接收站，5月1日，猪肉价格放开，对城镇居民实行每人每月2元的价格补贴，这年预算支出首次超出2000万元，达2167.51万元，结余133.8万元，比1984年增长55.16％。其中经济建设支出比上年增长120.05％，文教卫生比上年增长28.68％，行政管理增长14.21％，其他支出增长225.66％，抚恤救济减少6.58％。1986年预算收入达1675.7万元，比1976年增加2.5倍。这年，小化肥临时降价，财政补贴供销合作社97.19万元。11月份批准商业部门处理库存商品26.05万元，冲减利润。这年开始，中央和省对浦城县实行以工补农政策，在三年内，每年省补助发展粮食专项资金140万元（加上中央给商品粮基地配套资金60万元，合计200万元）。1977～1986年，年均增长15.81％。1977～1986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占79.1％，农业税占17.5％。1985年预算收入达2614.9万元，其中企业收入占8.77％、税收收入占88.86％、其他收入占2.37％。1987年起，浦城县正式列为中央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三年内中央另给商品粮基地建设基金150万元，同时县财政又安排配套资金50万元，合计200万元。以上二项资金称为“两个双百万”，都用于发展粮食生产。这年，中央财政借款160万元。1987年，预算支出首次超出3000万元，达3140.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达1122.3万元，比上年增长72.5％；文教卫生支出达1057.3万元，比上年增长15.63％，均首次突破1000万元。
1953～1988年，预算总支出28951.67万元。1953年预算支出为85.35万元，1988年预算支出为4121.6万元，是1953年的48.29倍，年均增长11.71％。1953～1988年，预算内上级补助14182.68万元。1985～1988年上级补助均超过千万元，分别为1268.5、1431.08、1249.9、1499.9万元。1953～1988年，全县上解支出6360.32万元。上级补助是上解支出的2.23倍。
1953～1988年，全县用于经济建设的预算支出共9505.88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2.83％。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6239.77万元，占经济建设预算支出的65.64％，是农业税收入5274.73万元的118.3％。1953～1988年，全县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支出10436.56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6.05％。其中教育事业支出7407.6万元，占70.98％；卫生事业支出1429.6万元，占13.7％；科学事业支出94.43万元，占0.91％；广播电视事业支出232.68万元，占2.23％；公费医疗支出559.22万元，占5.36％；计划生育支出247.39万元，占2.37％；文化事业支出356.52万元，占3.42％；其他109.12万元，占1.03％。1953～1988年，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1157.16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4％。其中1952～1962年，最高年度支出不足10
万元，1963～1976年每年度支出在11～27万元之间；1977～1988年，每年支出均在40万元以上，特别是1987年首次超过百万元，达102.8万元。1952～1988年，行政管理费预算支出5062.51万元，占总预算支出17.49％。其中1953～1965年，每年行政管理费在44～73万元之间，1960年最高，达73.26万元；1966～1976年间行政管理支出最高为1970年，达152.17万元，最低为1967年58.79万元；1977～1982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均超过110万元，1983年超过200万元，达204.77万元。1985年后超过300万元，1988年最高达642.6万元。
并通过百姓服徭役、杂役等力役为官府服务和从事公益事业。清初，以补贴办公费用为名征收耗羡（抵补钱粮耗损之外的羡余），并在征税时以加重戥头多的余额（称为平余）作为地方收入。乾隆元年（1736），全县额征银41138两，支出为：起运兵饷银33164两，存留支给宾典祭祀官俸役食银3007两4钱，驿站费4861两2钱，还有部分盈余。雍正年间，将耗羡归公，从中取出一部分作为官员的养廉银，耗羡成为征收地丁钱银时的固定附加额，平余也归公，成为固定的田赋加税，全县钱粮1两加耗羡1钱，平余2分。嘉庆十三年（1808），共征耗羡和平余银4959两多，坐支知县养廉银1200两，县丞、盘亭司巡检、溪源司巡检、高泉司巡检、典史养廉银各40两。
民国3年（1914），浦城定为一等缺，公署经费15300元，俸给月支钞票750元，全年9000元。民国4年度（1915年7月1日至1916年6月30日）岁出决算共达钞票23344元多（财政费未计）、银元1900元、大洋12元。大部分供给官吏薪俸及警队、军事开支，县署经常费达9548元，典礼费大洋12元，警队费银元1000元、钞票5971元，监狱费钞票1800元，镇压“匪乱”临时特别费5400多元。除财政费无定额，数且不详外，以上共计钞票22720元、大洋12元、银元1000元，仅支出慈善费银元900元，初等教育费补助钞票1200元。民国11年，全县有事实的收支，但没有法令制度规定的收支标准，地方经费仰给予省税附加，或自行摊派，或另立名目抽收捐税。民国20年，浦城筹办自治县，以丁米附征二成作自治费，每年可征收1.6万余元，以供8个区公所及自治指导员的经费。民国22年，浦城开始构筑公路，将民国23年丁粮用于筑路经费。民国23年8月盛开第到浦城兼任县长，未收丁粮仅剩零星小数，收支相抵所短极多，向地方筹借2万元，由商业各同业公会认借1万元，印发浦城县完粮券，由各商号认借，预收民国24年度的丁粮。民国以来田赋附加有增无减，县财政收入主要靠各种税收的附加。民国23年度，属于县地方收入的有米丁附加税6784元、米丁附加二成自治费16755.2元、米丁附加教育费14777.6元、粮串附加教育费1500元、屠宰附加公益捐3300元、屠宰附加自治费550元、屠宰附加红十字费462元、契税附加教育费600元、保卫团费50000元、教育产业收入7500元、筵席捐360元、牙斗税100元，共计102688.8元，缴纳省库地丁税中坐支办公费7808元，粮米税中坐支办公费384元，米丁附加二成公路费中坐支837.76元。这年岁出分省库岁出和地方岁出两部分，省库按核定坐支，岁出共78511.92元。其中政务费63000元，慈善费（孤贫口粮）900元，司法费中管狱费4320元，承审费1680元，党务费3458元；教育费中教育科1999.92元，小学补助费1596元；救恤费1560元。地方岁出共93852元，其中警察费6000元。自治费中各区区公所经费2712元，自治指导员薪金960元。度量衡检定员薪水及办公进行费780元，保卫团费48000元，教育费26400元。省库与地方岁出合计172363.92元。民国24年，县财政独立，岁入预算为130043元，每人平均负担0.72元，以田赋附加为主要财源，占实际总岁入的71.09％。民国25年度岁入预算为146292元，每人平均负担0.81元。其中房铺宅地税占41.63％，杂捐占19.16％，田赋附加占19.37％，契税附加占4.92％，屠宰税附加占3.57％，捐税共计占总岁入比重的86.65％。是年1月，福建省银行成立，兼办省金库，县亦在省银行设金库员承办业务。这年支出预算为146292元，比上年增长12.5％，支出项目增加卫生费和救恤费2项，保安费改为地方防务费。抗日战争开始后，县政府中职员的薪俸除40元以下者外，一律折扣支付。民国26年支出预算为198470元，比上年增加35.67％，岁出经常门196210元，临时门2260元，分别占98.86％、1.14％。其经常门收支项目及比重如表15—1、表15—2。
民国28年，预算收入29.19万元，为上年的203.18％。民国29年按实收实支，预算不敷2万余元，加上县区乡镇教育人员及夫役增加超出原预算4万元，原有的田赋、屠宰税、房铺宅地税等负担已綦重，不能增加，开征米、麦、油类出境运输费，以补开支。民国30年，田赋征实，将屠宰税提高税率，全部归县以补田赋附加，加之房铺宅地税增加1倍，临时税捐收入增70290元，全年收入达103.52万元，结存19684元。民国31年，屠宰税从价征税，实收比预算超出36.95％，行为缔取税超出预算27.84倍，虽然房铺宅地税停征，改征房捐，实收比预算减少2.2万余元；中央补助预算38.08万元，实领16.79万元，年度结存达12.28万元。这年因浙赣战事蔓延县境，由县政府暂付款垫付应变费27.41万元，后由自治捐拨款归垫。抗日期间，县城过往军队甚多，支付军队副食费的差价及代办兵差费支出浩繁，这些支出依靠征收屠宰税附加军食差价及采用“捐募”解决。民国33年，筹垫军食差价总额206.85万元，嗣后又奉省令，配募殷商富户捐献军食差价242.5万元。民国34年度，实支国民兵团后备队及军民合作指导处遣散费和后备队经常费74.68万元，仍由县库负担，省方酌补。这年年度地方岁入岁出总预算核定数均为3987.91万元，因各机关经费短列其钜，复因物价步涨，奉令提高公教人员待遇，先后办理追加预算6次，其中4次获得批准，连同原预算合计5081.07万元，实收2290.55万元，支出2242.06万元，尚有盈余。
民国35年至浦城解放止，县“保安”经费数额甚大，临时费支出数目浩繁，加之物价日涨，生活补助费及教育经费增加甚巨，为维持财政支出，多次进行整理财政，其范围包括紧缩机构，筹集国民教育基金，清理公产公款，实施乡镇造产，但均无明显效果。仍然是以增加税种、提高税率、捐募来维持庞大的开支。民国35年度整理税捐，通过整理，增加税捐收入2377.59万元，比整理前的收入增加87.18％。并募收米谷捐，凡运往省内各县及领有运粮证出省销售每百斤白米捐500元，无运粮证加倍募收，可募收7578.38万元。民国36年，预算收入13.1亿元，追加到45亿元。为应付财政支出，在无其它财源可开的情况下，征收因地制宜捐（纸、木、油、笋干出境乐输税捐），营业税的比额5月份提高1倍，7月份又以公教人员待遇调整，照比额增加20％，8月份再追加1倍。11月份屠宰税增征3％，连同原征税率为13％，专作“绥靖经费”（即“清剿”经费）。12月开征香菇、莲子、薏米出境乐输捐，从价征收3％。民国37年度，第一次总预算为66.44亿元，其中保安和警察支出占25.1％，教育与文化支出占24.14％，行政支出占17.31％，公务人员退休及抚恤支出占0.17％，生活补贴费支出占50％。其后，由于物价飞涨，清剿费用为数颇巨，每月追加一次预算。这年3月增列“戡乱”经费，在人民负担已繁重的情况下，县政府决定在田赋征收额每元加募净干谷15市斤，营业税按征额加募20％，规定故意滞延，除催其照数清缴外，并视情节轻重，按“戡乱”动员办法处置，后省政府认为加募与田赋征实条例和营业税法有抵触，县政府将“加募”改为“劝募”，仍然照征。但“戡乱”费收募不易，参议会各参议员返原乡镇宣导，协助催收。这年6月奉省令：米谷为人民主要生活必需品，依法不得增收特产税（3月份将出境乐输捐改为特产税），饬即停征；将纸、木、油、笋干特产税率提高5％，以半数拨国民教育基金。
解放初，为确保支援前线的军粮，采取借粮的办法，以后转抵公粮。1949年7月，征收工商税，至年底收入10.5万元，全部缴省。1950年和1951年，分别征收工商税33.15万元和89.54万元，农业税稻谷5300吨和15070吨，亦全部缴省。这两年是供给财政，开支费用逐月向建阳专署领报。1952年县建立乡镇财政预、决算，这年征收归县的乡镇预算收入19.51万元。其中各项附加收入12.2万元，规费收入2.35万元，公学产收入4.14万元，契税、事业、罚没收入和其他收入0.82万元。主要供给教育、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费支出。
1953年开始，实行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管理体制，县财政由供给财政转为建设财政。1953～1957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收入占50％，农业税收入占30.5％。1957年预算收入比1952年增长4.9倍，平均每年增加42.64％。工商税中，1953年国营占26.2％，合作社占6.83％，私营占66.97％；1954年国营占36.65％，合作社占20.72％，私营占42.42％，公私合营占0.21％。财政开支按照国民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把资金重点安排在经济建设、文教卫生和抚恤及社会福利救济事业方面，压缩行政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经济建设支出1953年占4.05％，1957年占22.42％；行政管理支出1953年占51.9％,1957年占38.54％。这5年，财政支出平均每年增长34.8％。
1958～1962年，财政收支有较大的波动。在“大跃进”中，掀起大办工业的浪潮，把县内14个集体企业转为国营企业，新建8个国营企业（其中炼铁厂5个）。1958年企业收入达68.54万元，比1957年的18.3万元增长2.75倍。但年终决算，预算内外赤字共达34.82万元。1960年，从企业收入中退库处理1958年以来的遗留问题55.69万元。1961年从企业收入中退库处理遗留问题83.88万元，以拨补解决1958～1961年中平调、借用资金和应拨未拨的亏损及应退多交的收入，以致企业收入由1958年的68.54万元降到1961年倒退库24.1万元。加上工农业生产遭受自然灾害，工商税减收118万元，农业税减收34万元，年收入比1960年减少234.2万元，下降47.22％。开支方面在“多收多支、大收大支”的错误口号影响下，1958年全县炼钢铁5070吨，亏损265.59万元，其中县财政负担14.9万元、省财政拨款58万元、各部门各单位负担192.69万元。县财政支出比1957年增长154.11％，虽收入比上年增长89.30％，但仍出现赤字。1960年解决国营企业遗留问题，县财政支出55.69万元。1961年就1958年以来无偿平调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劳力及其他财产，按照谁平调谁退赔的原则，进行合理退赔，全县平调总额576.85万元，兑现退赔436.13万元，占平调数75.61％，其中省拨款94万元、专署各部门拨补31.2万元、省发退赔期票45万元、县财政拨款26.66万元、社队退赔239.27万元。1961年开始，加强农业，调整企业，精简职工，缩短基本建设战线。1961年和1962年，预算支出分别降为150.84万元和157.46万元，为1958年预算开支的39.13％和40.85％。1963年，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财政状况有明显好转。这年清理“小钱柜、小仓库”，清仓核资，清理拖欠24万元；核销三项（盘亏、报废、差价）损失42.37万元；冲减企业自有流动资金42.37万元；手工业转制退赔10.73万元。当年预算收入419.10万元，比1961年的261.82万元增加60.07％。1964年继续增长，达470.05万元，比上年增加12.16％。1958～1965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占58.6％、农业税占30％。1965年比1957年的预算收入增加3.03倍，年均增长19％，财政支出也有增加。是年财政预算收入达464.02万元，比1961年增长77.23％；预算支出242.64万元，比1961年增长60.86％。“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财政收入上不去，但是，由于广大群众和干部排除干扰，尽量把经济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财政开支基本保证全县的经常性开支和重点建设的资金需要。1966年预算收入欠收27.5万元，支出超指标4.23万元，收支相抵超支11.4万元。1967年停产“闹革命”，财政收入急剧下降，预算收入仅200.52万元，比1965年下降56.9％。其中：工商税比1965年减收77万元，下降32.74％；农业税减收63.49万元，下降57.4％。企业1967～1971年连续5年亏
损退库达149.84万元，依靠财政拨款维持。1976年预算收入475.6万元，只达到1964年的收入水平。1966～1976年的11年，年均预算收入为384.9309万元，比1963～1965年每年平均收入451.0567万元，下降14.66％。1966～1976年，年均预算支出为495.2537万元，比1963～1965年年均支出229.9667万元增加115.36％。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财政工作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工农业生产和工商企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县财政收入迅速回升。1978年预算收入达579.14万元，比1976年增长21.77％，县将长期亏损和布局不合理的煤矿、合成氨厂、硫磺厂等分别停产或转产。是年，财政支出首次超过1000万元，达1006.94万元。1982年结束对企业连续7年的拨亏，企业收入达22.7万元。1983、1984年企业收入分别达92.58万元和76.95万元。1985年林业汽车保修厂、贺村贮木场及粮食系统24个企业下放县管理。这年工商税首次突破千万元，达1010.38万元，比1984年的777.04万元增加30.03％。是年行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工资改革，兴建全省第一座县级卫星转播地面接收站，5月1日，猪肉价格放开，对城镇居民实行每人每月2元的价格补贴，这年预算支出首次超出2000万元，达2167.51万元，结余133.8万元，比1984年增长55.16％。其中经济建设支出比上年增长120.05％，文教卫生比上年增长28.68％，行政管理增长14.21％，其他支出增长225.66％，抚恤救济减少6.58％。1986年预算收入达1675.7万元，比1976年增加2.5倍。这年，小化肥临时降价，财政补贴供销合作社97.19万元。11月份批准商业部门处理库存商品26.05万元，冲减利润。这年开始，中央和省对浦城县实行以工补农政策，在三年内，每年省补助发展粮食专项资金140万元（加上中央给商品粮基地配套资金60万元，合计200万元）。1977～1986年，年均增长15.81％。1977～1986年预算收入中工商税占79.1％，农业税占17.5％。1985年预算收入达2614.9万元，其中企业收入占8.77％、税收收入占88.86％、其他收入占2.37％。1987年起，浦城县正式列为中央商品粮生产基地县，三年内中央另给商品粮基地建设基金150万元，同时县财政又安排配套资金50万元，合计200万元。以上二项资金称为“两个双百万”，都用于发展粮食生产。这年，中央财政借款160万元。1987年，预算支出首次超出3000万元，达3140.7万元。其中经济建设支出达1122.3万元，比上年增长72.5％；文教卫生支出达1057.3万元，比上年增长15.63％，均首次突破1000万元。
1953～1988年，预算总支出28951.67万元。1953年预算支出为85.35万元，1988年预算支出为4121.6万元，是1953年的48.29倍，年均增长11.71％。1953～1988年，预算内上级补助14182.68万元。1985～1988年上级补助均超过千万元，分别为1268.5、1431.08、1249.9、1499.9万元。1953～1988年，全县上解支出6360.32万元。上级补助是上解支出的2.23倍。
1953～1988年，全县用于经济建设的预算支出共9505.88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2.83％。其中支援农业生产支出6239.77万元，占经济建设预算支出的65.64％，是农业税收入5274.73万元的118.3％。1953～1988年，全县文教卫生科学事业费支出10436.56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36.05％。其中教育事业支出7407.6万元，占70.98％；卫生事业支出1429.6万元，占13.7％；科学事业支出94.43万元，占0.91％；广播电视事业支出232.68万元，占2.23％；公费医疗支出559.22万元，占5.36％；计划生育支出247.39万元，占2.37％；文化事业支出356.52万元，占3.42％；其他109.12万元，占1.03％。1953～1988年，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支出1157.16万元，占总预算支出的4％。其中1952～1962年，最高年度支出不足10
万元，1963～1976年每年度支出在11～27万元之间；1977～1988年，每年支出均在40万元以上，特别是1987年首次超过百万元，达102.8万元。1952～1988年，行政管理费预算支出5062.51万元，占总预算支出17.49％。其中1953～1965年，每年行政管理费在44～73万元之间，1960年最高，达73.26万元；1966～1976年间行政管理支出最高为1970年，达152.17万元，最低为1967年58.79万元；1977～1982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均超过110万元，1983年超过200万元，达204.77万元。1985年后超过300万元，1988年最高达64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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