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后，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开展大协作、大支援，不计报酬，打乱原来“三包”计划，奖赔也未执行。1959年4月，权力下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6月，以生产队为包产单位，宣布包产三年不变，并恢复评工记分。1959年和1960年，一般采取确定包产任务后实行以产定工，做法有二种：一种是土地条件相差不大的生产大队，不分土地类型，按统一标准计给工分；另一种是土地条件相差较大的，按土地划分类型，分别不同类型规定不同计工标准。在包成本上大都以产量为单位计算，也有一些地区以土地面积为单位计算，但由于包产指标普遍偏高，难以实现，加上劳动力有所调动，土地变动大，农田基本建设投工多，“三包一奖”难以执行。
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生产队之间协作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制度，生产队划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农事活动，并层层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生产队对生产小组实行“定产量、定措施、定工分、定质量、定管理人”的五定到田责任制。1961年4月，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本着“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经过努力有产可超”的精神，对经营管理制度，特别是“三包一奖”制度又重新发动群众讨论、落实，签订“三包一奖”合同。1962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向生产大队包产量、包产值、包征购粮和机动粮、包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任务。建立健全生产队的队委会，生产队配备财务人员。县农业局设会计辅导站，配备专职经营管理干部34人，加强对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辅导、检查，全县生产队经营管理多数实行田定花工，人定底分，小段作业、集体劳动、定额管理、评分记分的形式。生产队规模较大的设季节性的耕作小组（分段计划、小段安排）。检查验收、评工记分的形式，一队数村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定额管理，按户计分，按队统一分配的形式。独户一村距生产队较远，不便参加集体生产的，由生产队实行“三定”（定交粮、交三金、交土特产品）到户。是年春季，全县出现1个生产队分田到户，3个生产队常年包工，12个队包产到户，不久被看作是“自发资本主义”予以批判和纠正。1963年1月，修订出工定额，在劳动定额基础上推行组织临时小组，安排小段作业，工分到田，定额管理，检查验收，评工记分的生产责任制。平时单奖单赔，忙时双奖双赔。社员完成基本劳动日和完成交售农家肥料的定额后，在工休或工余时间可从事“小自由”生产。1965年，双季稻面积扩大，为解决劳力紧缺，生产队概算全年农活用工帐，合理确定有劳力社员出勤定额，分别大忙、中忙、小忙按月定出每个有劳力社员出勤天数。评工记分改变过去按底分记分或出一天工记10分，超额按工分底分分摊、不分好坏的做法，实行当天评工记分或根据验收员的意见，按定额定质标准进行死分活评，或完成一个小段作业后，按检查验收结果评工记分。劳力出勤大多数地区执行按月奖赔，以天数为主，大忙全奖全赔，中忙、小忙半奖半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遭到破坏，县会计辅导站也被撤销。在经营管理上搞空头政治，强调算政治帐，不讲经济效果。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和制度当作“管、卡、压”来批。1970年，全县计酬形式有三种：一是政治评分，莲塘公社234个生产队有90个队实行政治评分；二是按基本分（一年评定一次）记工，农忙时按定额记工；三是按大、小工评分，大工是插秧、打谷、抬树，每天12分。其他农活为小工，每天10分。是年将政治评分作为改革劳动管理的一个方向来推行，由于只管有否出工，未实行劳动定额，未检查农活质量，出现严重平均主义的现象，严重挫伤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大队、生产队财务队伍不健全，财务帐目混乱。1971年冬，恢复会计辅导站，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有所加强，但未能扭转拉平、大呼隆的状况，特别是在经营管理中也以“阶级斗争为纲”，伤害一大批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农村经营管理得到加强。1977年，提倡民主理财，社员参加财务管理。1978年春，仙阳公社巽岭大队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到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四统一”以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即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对作业组实行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报酬，作业组超过定产指标部分，60％记奖励工分，40％奖励实物，打破多年形成的平均主义。社员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是年，5个生产队的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25％，高于全大队的增产水平6.2个百分点。是年，九牧公社也有4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组。1978年12月19日，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推广仙阳巽岭的做法。1979年春，全县2449个生产队有1200个队建立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4月，根据省、地委部署，中共浦城县委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态度，对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行“纠偏”，被纠843个队，“纠偏”后，全县2438个生产队劳动管理形式有三种：一是仙阳、九牧等公社共357个生产队采取明纠暗不纠的办法进行抵制，继续划分常年、固定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四统一”；二是建立临时作业组，底分活评的生产队有801个；三是由队长直接派工、定额到田、死分活评的有1280个生产队。1979年10月，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基层会计人员2386人。组织354人，分组到大队、生产队进行清工清帐，进行固定资产估价，清理当年劳动工分。并将结果张榜公布。是年底，社队财务管理恢复健全，全县建立集体办公日制度的有1698个生产队，定期公布帐目的有1960个生产队，实行基本定勤、基本投肥制的有2427个生产队，实行“一年早知道”的有607个生产队，粮食管理进出仓手续比较健全的有1900个生产队。农机、物资、固定财产建立保管制度、有领用手续的有1592个生产队。1980年春，不少社队意识到纠正包产到组，不符合群众意见，总结“纠偏”给生产造成损失的教训，主动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1980年9月，全县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有424个生产队，小段作业、定额计酬的有871个生产队，但主要形式还是以队派工、统一核算。是年冬天，为适应经济建设改革的形势需要，在农村推行专业会计。年底，全县279个大队，2560个生产队共配专业会计339人，精简生产队会计1559人，压缩82.5％，平均每个专业会计负担7.55个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1981年，浦城出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60年冬，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确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生产队是组织生产的基层单位。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必须固定给生产队使用。生产队之间协作必须自愿两利、等价交换，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制度，生产队划分若干小组，分别进行各项农事活动，并层层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任务到队、管理到组、措施到田、责任到人、检查验收的集体责任制和个人责任制。生产队对生产小组实行“定产量、定措施、定工分、定质量、定管理人”的五定到田责任制。1961年4月，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本着“积极可靠，留有余地，经过努力有产可超”的精神，对经营管理制度，特别是“三包一奖”制度又重新发动群众讨论、落实，签订“三包一奖”合同。1962年，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向生产大队包产量、包产值、包征购粮和机动粮、包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等任务。建立健全生产队的队委会，生产队配备财务人员。县农业局设会计辅导站，配备专职经营管理干部34人，加强对生产队的经营管理的辅导、检查，全县生产队经营管理多数实行田定花工，人定底分，小段作业、集体劳动、定额管理、评分记分的形式。生产队规模较大的设季节性的耕作小组（分段计划、小段安排）。检查验收、评工记分的形式，一队数村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定额管理，按户计分，按队统一分配的形式。独户一村距生产队较远，不便参加集体生产的，由生产队实行“三定”（定交粮、交三金、交土特产品）到户。是年春季，全县出现1个生产队分田到户，3个生产队常年包工，12个队包产到户，不久被看作是“自发资本主义”予以批判和纠正。1963年1月，修订出工定额，在劳动定额基础上推行组织临时小组，安排小段作业，工分到田，定额管理，检查验收，评工记分的生产责任制。平时单奖单赔，忙时双奖双赔。社员完成基本劳动日和完成交售农家肥料的定额后，在工休或工余时间可从事“小自由”生产。1965年，双季稻面积扩大，为解决劳力紧缺，生产队概算全年农活用工帐，合理确定有劳力社员出勤定额，分别大忙、中忙、小忙按月定出每个有劳力社员出勤天数。评工记分改变过去按底分记分或出一天工记10分，超额按工分底分分摊、不分好坏的做法，实行当天评工记分或根据验收员的意见，按定额定质标准进行死分活评，或完成一个小段作业后，按检查验收结果评工记分。劳力出勤大多数地区执行按月奖赔，以天数为主，大忙全奖全赔，中忙、小忙半奖半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经营管理工作遭到破坏，县会计辅导站也被撤销。在经营管理上搞空头政治，强调算政治帐，不讲经济效果。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和制度当作“管、卡、压”来批。1970年，全县计酬形式有三种：一是政治评分，莲塘公社234个生产队有90个队实行政治评分；二是按基本分（一年评定一次）记工，农忙时按定额记工；三是按大、小工评分，大工是插秧、打谷、抬树，每天12分。其他农活为小工，每天10分。是年将政治评分作为改革劳动管理的一个方向来推行，由于只管有否出工，未实行劳动定额，未检查农活质量，出现严重平均主义的现象，严重挫伤干部、社员的积极性。大队、生产队财务队伍不健全，财务帐目混乱。1971年冬，恢复会计辅导站，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有所加强，但未能扭转拉平、大呼隆的状况，特别是在经营管理中也以“阶级斗争为纲”，伤害一大批社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农村经营管理得到加强。1977年，提倡民主理财，社员参加财务管理。1978年春，仙阳公社巽岭大队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户到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四统一”以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即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收支、统一分配的原则下，对作业组实行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报酬，作业组超过定产指标部分，60％记奖励工分，40％奖励实物，打破多年形成的平均主义。社员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是年，5个生产队的粮食总产比上年增长25％，高于全大队的增产水平6.2个百分点。是年，九牧公社也有4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组。1978年12月19日，中共浦城县委在全县推广仙阳巽岭的做法。1979年春，全县2449个生产队有1200个队建立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4月，根据省、地委部署，中共浦城县委采取“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的态度，对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强行“纠偏”，被纠843个队，“纠偏”后，全县2438个生产队劳动管理形式有三种：一是仙阳、九牧等公社共357个生产队采取明纠暗不纠的办法进行抵制，继续划分常年、固定作业组实行“三定一奖四统一”；二是建立临时作业组，底分活评的生产队有801个；三是由队长直接派工、定额到田、死分活评的有1280个生产队。1979年10月，以公社为单位，培训基层会计人员2386人。组织354人，分组到大队、生产队进行清工清帐，进行固定资产估价，清理当年劳动工分。并将结果张榜公布。是年底，社队财务管理恢复健全，全县建立集体办公日制度的有1698个生产队，定期公布帐目的有1960个生产队，实行基本定勤、基本投肥制的有2427个生产队，实行“一年早知道”的有607个生产队，粮食管理进出仓手续比较健全的有1900个生产队。农机、物资、固定财产建立保管制度、有领用手续的有1592个生产队。1980年春，不少社队意识到纠正包产到组，不符合群众意见，总结“纠偏”给生产造成损失的教训，主动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1980年9月，全县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有424个生产队，小段作业、定额计酬的有871个生产队，但主要形式还是以队派工、统一核算。是年冬天，为适应经济建设改革的形势需要，在农村推行专业会计。年底，全县279个大队，2560个生产队共配专业会计339人，精简生产队会计1559人，压缩82.5％，平均每个专业会计负担7.55个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工作。1981年，浦城出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