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城镇居民生活
旧社会，浦城劳动人民摆脱不了贫困状况。民国期间，民生凋蔽，困苦流离。据民国23年（1934）调查：“自民十三年以后，地方驻军不良，土匪充斥，捐税重迭，向之中产人家现已成为大贫矣。现在一般人均须日有工作乃能得食。然地方不景气，农村经济破产，失业者日多。此等人现多做小生意或借贷度日。”抗战时期，公务人员的薪水和津贴都不能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发放，县政府各科室主管人员每月收入薪津不足维持3人的生活，低级人员更无法度日。民国31年2月11日，县政府包括各科室科长、主任等共69人向县长提出呈词，要求给予救济，以安心工作。抗战胜利，国民党实行“戡乱”，费用巨大，物价暴涨，公教人员待遇低微，并且不能如期领取薪津，积欠达三四个月还是常事。民国35年5月29日，县参议员在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提案：“本县公教人员被欠薪津过多，迩来以受物价刺激，无法维持生活，失望悲痛之情有非语言可以形容者。……战事（指抗日战争）结束，力谋复员之今日，仍是饿腹从公。”浦城县政府一再增加税收，增加各阶层人民的负担，工商业者的生活亦甚困苦。
1949年6月，县人民民主政府对工人实行救济，每月发给食米数十斤。1951年，县总工会成立，帮助21个行业职工与资方订立劳资合同，对职工的劳保福利予以明确规定，并规定资方不能解雇工人，生产有困难的单位，工人工作由县总工会调整，使广大职工生活得到保障。是年，全县销布量达46953匹，平均每人用布5米，比1950年增销28834匹，提高59.14％。1956年，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工人工资增加，据对28个社、组的调查，有82.15％社员增加收入。是年，全县人民货币收入比1955年增加121.53％，每人平均用布达7米。随着群众购买力增长，购买商品转变，布匹已由青蓝、士林蓝转为购买文纱咔、华达呢、咔叽、府绸、元吱、元贡等。要求供应中级粗毛线和部分高级粗毛线。1953年，城镇失业人员有860人，这年全部都安排工作，其中安排就业137人，临时工作723人。1956年，对全县职工生活困难情况进行调查，其中绝对困难户（每人每月平均生活水平7元以下）314人，占职工总数7.7％。一般困难户（7～9元）510人，占职工总数11.6％。县工会、基层工会、县财政共拨出7294.35元，对456名职工进行补助。同时帮助因病欠债的职工，县工会及基层工会共拨出21723元，对943名职工进行补助。1957年，全民所有制职工6098人，平均工资为473元，全县人民货币收入为1294万元。1958年开始，机关、学校、工矿企业普遍兴办食堂。其后，由于粮食减产，粮食供应减少，加上缺油少肉，生活困难。1960年，全县人民货币收入1296万元，与1957年持平，但人均收入下降，加上物价上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职工疾病多，缺勤率达30％左右。其后，县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大种蔬菜，找代食品，提出“低标准，瓜菜代”渡过困难。至1961年，蔬菜能满足供应，职工出勤率达85％以上。1962、1963年，对全县职工进行全面的困难补助，分别补助2247人次和4045人次。中共浦城县委在相当数量职工、居民的发生水肿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情况下，自1959年7月开始至1964年2月，动用国家粮食3655吨，用于农村回销，加工治水肿病的酒和农忙酒，加工供应城镇人口粮食复制品，补助干部、家属口粮不足和职工劳动补贴，供应机关居民的养猪饲料粮等。动用国家食油1.2万多公斤，其中免费供应各单位230多公斤。节日时，超制度供应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370多公斤，把国家规定每人每月供应城镇人口食油定量由1两提高到1.25两，共11830多公斤。还动用国家棉布25466多米，发放补助机关干部、农村社员中的困难户和供给工厂机关公用布的需要。1964年，职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达526元，物资供应亦有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福利主义”、“物质刺激”，仅在1972年，对低工资人员调整一次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固定职工年均工资570元，比1966年的509元提高11.88％，平均每年提高1.14％。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390元，比1966年的458元还降低14.85％。
1978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职工年均工资599元，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513元，全民所有制单位劳保福利费为109.09万元，抽样调查每10户中拥有自行车2.5辆，缝纫机3架，手表13.83只。1980年，每10户中有自行车5.83辆，缝纫机6.67架，手表17只，电风扇4.17台，录音机0.83台，黑白电视机1.66台。通过1980、1981、1983年的工资调整，1983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职工年均工资达910.64元，比1978年增长52.03％；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总额达722.12元，比1978年增长40.76％；全民所有制单位劳保福利总额达325.81万元，比1978年增长1.99倍。这年，对813户城镇居民进行调查，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9人，每人居住面积6.77平方米，辅助面积1.75平方米。职工月平均工资63.78元，每人平均月生活费支出31.64元。平均每10户有自行车6.3辆，缝纫机7.5架，手表23.1只，电风扇4.3台，洗衣机0.2台，电冰箱0.1台，彩色电视机0.1台，黑白电视台3.7台，立体声录音机0.5台，普通录音机0.7台。随着职工工资提高，就业人口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结构中，用于吃穿消费的支出缩小，用的、住的以及文化生活服务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相应扩大，日用品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大量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进入城镇居民家庭。1985年，城镇居民国民收入消费总额为2683.41万元。其中：商品性消费2488.71万元，占92.74％；住房及水电消费82.11万元，占3.06％；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112.59万元，占4.2％。1988年，消费总额为3857万元。其中：商品性消费3392万元，所占比重下降到87.95％；住房及水电消费245万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35％；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220万元，所占比重上升到5.7％。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1582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1041元，比1978年增长1.64倍和1.03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3元，比1978年也成倍增长。据抽样调查，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为53.95元，比1983年的29.05元增加85.71％；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平均每人每月副食支出为24.15元，比1983年10.78元增长124.03％；而粮食人均月消费由1983年的13.32公斤下降到12.32公斤。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城区每人平均居住面积达8.2平方米。1988年8月开始出现居民抢购耐用消费品，据抽样调查，购买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普通录音机分别比上年增长47.63％、74.38％、20.48％、60％、73.3％和110.52％，这年城镇每户全年实际收入为772.8元，实际支出801元，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22.68％，而实际支出比上年增长42.96％。这年城镇居民每户提取储蓄存款85.92元，比上年提取40.82元增加110.49％，年末余存现金75.69元，比上年96.87元减少21.86％，与年初余存现金119.5元相比，减少36.66％。
第二节 农民生活
历史上，浦城虽素有“闽北粮仓”之称，广大农民却生活困苦、饥寒交迫。民国23年（1934)7月，浦城农民代表向福建省政府呈陈：“浦城全县人口，农民占十分之九，穷农占十分之八以上……故此等穷农，幸遇丰年，尚可苦度。岁或不登，则劳工虚掷，除偿债外，难余斗粟。……佃农受此压迫，均不聊生。”民国26年，梦坡生的《五禽言》中记叙浦城遇到荒年时的惨状：“为忍饥，采薇蕨，薇蕨吃精光，山下暴人骨”。民国31年，对封禁山周围的农村进行调查，称其地“住所皆为茅屋，既矮又窄，人畜同居一室，衣不蔽体。以至以甘薯、山粉为粮食，有终年不见米者。盐常缺，惯淡食，不清洁之至。”民国31年，由于物价飞涨，浦城农民家庭收支跃为全省首位，平均每户收入1.4万元，支出1.2万元，生活费用中，食物占66.6％，衣服占8.4％，住房占4.2％，燃料灯火占4.2％，杂用占16.6％。收支绝对数，似有盈余，但贫富不均，广大农民生活相当艰难。抗战胜利后，农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困苦。民国35年，浦城农民代表又向福建省政府呈陈：“苦矣哉，我县农村，最强良之农民，耕种一载，除交主租外，能赚谷十余担。春耕时起，向借谷五六担者。冬成所赚之谷，概归还借之不敷，年终时又是饿鬼，来年更
无法耕种。”是年，全县农户34683户，负债农户达24972户，占72％，负债最高额183元，最低额83元，借债用于家庭必需品的占75％，种子肥料或农具占5％，耕畜占10％，医药占5％，其他占5％，地处县境边缘的山区农民，生活更为因苦，枫溪乡6个保1057户4885人，产稻仅足3个月食用，全乡只有初中毕业生3人，文盲占90％。解放前，浦城民谣称当时的生活是：“山粉当小早（早稻），火笼当棉袄，篾片当灯草，糠菜半年粮。”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1952年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达76.81元，比1948年的51元（1952年不变价）增长50.61％。是年，农村中有4000余人衣食住有困难，政府向他们发放社会救济，并解决部分口粮。土改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逐步改善。农村购买力1955年比1951年增长68.72％。这年全县有自足户、余粮户41220户，缺粮户10495户。1956年粮食获得丰收，全县农民平均纯收入89.2元。有85.13％的农民（社员）增加收入，自足户、余粮户增加到43620户，缺粮户减少到7111户。33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时，一般都低于当地富裕中农生活水平的20～30％。是年，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生活水平的有109个社。1957年，虽然粮食减产，但还有28个社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据74个社14782户社员调查，增收户10790户、占72.99％，平收户2510户、占16.98％，减收户1482户、占10.03％。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后，刮“共产风”，至1959年2月，平调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折价达18.53万元。1959年8月至1960年6月，平调折款达572万元。1959、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加上高征购、高积累，社员生活水平下降。1958、1959、1960年粮食分配每人平均分别为188.5公斤、110公斤、131公斤，现金分配每人平均只有39.30元、40.76元、41.41元，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来渡过困难。1961年，全县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清算平调款，实行退赔。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粮食分配平均每人达225.5公斤，比上年增长72.14％，现金分配平均每人59.43元，比上年增长43.52％。至1965年，农民粮食每人平均达243.5公斤，现金71.39元。“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75年抓各方面整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粮食分配每人275.5公斤，现金分配每人79.6元。1976年，由于粮食减产，粮食分配降为247公斤，比1965年只增加3.5公斤。现金分配降为64.28元，比1965年还下降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81年鼓励农民劳动致富，是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129.2元，人均口粮379公斤，其中收入达万元的有5户，最高达12002.8元。198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户只有700元，这年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上有46户，最高户人均收入达1371元。1982年收入达万元的有7户，最高达到14410.86元，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户达1716元。1985年，全县农业居民消费总额为10998.68万元，其中自给性消费4646.43万元，商品性消费5888.65万元。1986年开始，实行三年脱贫计划，县人民政府组织各方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年全县有1个贫困乡8个贫困村4394户贫困户。列入重点扶持的枫溪乡有7个村1227户，1985年人均口粮325斤，人均纯收入161元。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1081户，占总户数88.1％。其中人均纯收入在100元以下的275户，101～150元的530户，151～200元的276户。全乡有433户，房屋以竹代瓦，无棉衣越冬的有4316人，占总人口70.5％。夏天无蚊帐的710户，占总户数65.68％。至1988年，枫溪乡人均纯收入达320.95元，粮食除两个村因耕地面积少不能自给外，其他村基本达到自给，全县8个贫困村的路、电、教、医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人均纯收入321元，人均口粮330公斤，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1988年，全县农业居民消费额为18673万元，其中自给性消费8947万元，商品性消费9080万元，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328万元，住房及水电消费318万元。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15.48元，比1978年增加478.87元，翻2.1番；平均每年增加47.89元，有4.3％的农民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由于农村商品化程度提高，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0.65％增到83.08％。农村人均使用房屋1.27间，用房面积22.87平方米，比1978年人均0.64间，用房面积10平方米，分别增长98.44％和1.29倍。住房质量提高，砖木结构的房屋从1983年人均的0.67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0.83平方米。生产用房比重不断提高，人均生产用房从1983年的0.61平方米上升到2.65平方米，增长3.34倍，生产用房占全部用房的比重比1983年上升11.2％。农民家庭在银行信用社存款及余有现金人均107.98元，比1966年人均4.33元增加24倍，比1978年人均12.25元增加7.8倍，每个农户余有现金达575元。人均主食用粮达380公斤，比1958年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增长1倍。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636.58元，比1978年增加505.28元，增加2.85倍。消费支出中，商品性支出增长快，自给性支出减少。1978年，人均购买生活消费品的现金支出40.67元，占生活消费品总支出32％;1988年购买生活消费品的现金支出，人均达324.83元，占生活消费品总支出54％。商品性支出的结构比重上升22％，而自给经济结构比重则下降22％。人均食品消费达376.99元，比1978年92.12元增长3.09倍。其中副食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37.84％上升到1988年的53.34％，结构比重上升15.5％，而主食消费由1978年的60.19％下降为1988年的32.2％，结构比重下降27.9％。
1988年，农民衣着消费人均达48.22元，比1978年4.64元增长9.39倍，其中购买成衣消费支出达6.99元，购买化纤、呢绒、绸缎、毛线达到25.74元，比1978年成倍增长。用的消费人均达66.32元，比1978年4.64元增长13.29倍，农村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钟表等“老四件”已基本普及，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09辆、缝纫机86台、收音机27台、钟表291台，比1978年分别增长15倍、12倍、2倍、21倍。家用电器进入农民家庭，农村每百户有电视机41台、电风扇27台、收录机7台。农民用于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均支出达33.02元，比1978年4.39元增长6.52倍。购买文化娱乐用品人均16.76元，比1985年增长1.21倍。购买书报杂志人均3.94元，比1988年增长1.11倍。1988年，农村私人建房投资达1496.07万元，比上年增长
76.46%，农民人均建房支出达46.52元，加上抢购耐用消费品，超出支付能力。据抽样调查，这年人均纯收入615.48元，而生活费支出达636.58元。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与职工生活水平差距在缩小。1985年与1988年60户城镇职工家庭和70户农村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说明这一变化。
旧社会，浦城劳动人民摆脱不了贫困状况。民国期间，民生凋蔽，困苦流离。据民国23年（1934）调查：“自民十三年以后，地方驻军不良，土匪充斥，捐税重迭，向之中产人家现已成为大贫矣。现在一般人均须日有工作乃能得食。然地方不景气，农村经济破产，失业者日多。此等人现多做小生意或借贷度日。”抗战时期，公务人员的薪水和津贴都不能按照国民政府规定发放，县政府各科室主管人员每月收入薪津不足维持3人的生活，低级人员更无法度日。民国31年2月11日，县政府包括各科室科长、主任等共69人向县长提出呈词，要求给予救济，以安心工作。抗战胜利，国民党实行“戡乱”，费用巨大，物价暴涨，公教人员待遇低微，并且不能如期领取薪津，积欠达三四个月还是常事。民国35年5月29日，县参议员在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提出提案：“本县公教人员被欠薪津过多，迩来以受物价刺激，无法维持生活，失望悲痛之情有非语言可以形容者。……战事（指抗日战争）结束，力谋复员之今日，仍是饿腹从公。”浦城县政府一再增加税收，增加各阶层人民的负担，工商业者的生活亦甚困苦。
1949年6月，县人民民主政府对工人实行救济，每月发给食米数十斤。1951年，县总工会成立，帮助21个行业职工与资方订立劳资合同，对职工的劳保福利予以明确规定，并规定资方不能解雇工人，生产有困难的单位，工人工作由县总工会调整，使广大职工生活得到保障。是年，全县销布量达46953匹，平均每人用布5米，比1950年增销28834匹，提高59.14％。1956年，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工人工资增加，据对28个社、组的调查，有82.15％社员增加收入。是年，全县人民货币收入比1955年增加121.53％，每人平均用布达7米。随着群众购买力增长，购买商品转变，布匹已由青蓝、士林蓝转为购买文纱咔、华达呢、咔叽、府绸、元吱、元贡等。要求供应中级粗毛线和部分高级粗毛线。1953年，城镇失业人员有860人，这年全部都安排工作，其中安排就业137人，临时工作723人。1956年，对全县职工生活困难情况进行调查，其中绝对困难户（每人每月平均生活水平7元以下）314人，占职工总数7.7％。一般困难户（7～9元）510人，占职工总数11.6％。县工会、基层工会、县财政共拨出7294.35元，对456名职工进行补助。同时帮助因病欠债的职工，县工会及基层工会共拨出21723元，对943名职工进行补助。1957年，全民所有制职工6098人，平均工资为473元，全县人民货币收入为1294万元。1958年开始，机关、学校、工矿企业普遍兴办食堂。其后，由于粮食减产，粮食供应减少，加上缺油少肉，生活困难。1960年，全县人民货币收入1296万元，与1957年持平，但人均收入下降，加上物价上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职工疾病多，缺勤率达30％左右。其后，县人民委员会发动群众大种蔬菜，找代食品，提出“低标准，瓜菜代”渡过困难。至1961年，蔬菜能满足供应，职工出勤率达85％以上。1962、1963年，对全县职工进行全面的困难补助，分别补助2247人次和4045人次。中共浦城县委在相当数量职工、居民的发生水肿病和其他严重疾病的情况下，自1959年7月开始至1964年2月，动用国家粮食3655吨，用于农村回销，加工治水肿病的酒和农忙酒，加工供应城镇人口粮食复制品，补助干部、家属口粮不足和职工劳动补贴，供应机关居民的养猪饲料粮等。动用国家食油1.2万多公斤，其中免费供应各单位230多公斤。节日时，超制度供应科局长以上领导干部370多公斤，把国家规定每人每月供应城镇人口食油定量由1两提高到1.25两，共11830多公斤。还动用国家棉布25466多米，发放补助机关干部、农村社员中的困难户和供给工厂机关公用布的需要。1964年，职工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达526元，物资供应亦有好转。“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福利主义”、“物质刺激”，仅在1972年，对低工资人员调整一次工资。1976年，全民所有固定职工年均工资570元，比1966年的509元提高11.88％，平均每年提高1.14％。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390元，比1966年的458元还降低14.85％。
1978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职工年均工资599元，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513元，全民所有制单位劳保福利费为109.09万元，抽样调查每10户中拥有自行车2.5辆，缝纫机3架，手表13.83只。1980年，每10户中有自行车5.83辆，缝纫机6.67架，手表17只，电风扇4.17台，录音机0.83台，黑白电视机1.66台。通过1980、1981、1983年的工资调整，1983年，全民所有制固定职工年均工资达910.64元，比1978年增长52.03％；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总额达722.12元，比1978年增长40.76％；全民所有制单位劳保福利总额达325.81万元，比1978年增长1.99倍。这年，对813户城镇居民进行调查，平均每一就业者负担1.99人，每人居住面积6.77平方米，辅助面积1.75平方米。职工月平均工资63.78元，每人平均月生活费支出31.64元。平均每10户有自行车6.3辆，缝纫机7.5架，手表23.1只，电风扇4.3台，洗衣机0.2台，电冰箱0.1台，彩色电视机0.1台，黑白电视台3.7台，立体声录音机0.5台，普通录音机0.7台。随着职工工资提高，就业人口增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结构中，用于吃穿消费的支出缩小，用的、住的以及文化生活服务方面的支出所占比重相应扩大，日用品的消费量明显增加，大量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进入城镇居民家庭。1985年，城镇居民国民收入消费总额为2683.41万元。其中：商品性消费2488.71万元，占92.74％；住房及水电消费82.11万元，占3.06％；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112.59万元，占4.2％。1988年，消费总额为3857万元。其中：商品性消费3392万元，所占比重下降到87.95％；住房及水电消费245万元，所占比重上升到6.35％；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220万元，所占比重上升到5.7％。全民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1582元，集体所有制职工年均工资1041元，比1978年增长1.64倍和1.03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773元，比1978年也成倍增长。据抽样调查，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每月生活费收入为53.95元，比1983年的29.05元增加85.71％；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平均每人每月副食支出为24.15元，比1983年10.78元增长124.03％；而粮食人均月消费由1983年的13.32公斤下降到12.32公斤。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城区每人平均居住面积达8.2平方米。1988年8月开始出现居民抢购耐用消费品，据抽样调查，购买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普通录音机分别比上年增长47.63％、74.38％、20.48％、60％、73.3％和110.52％，这年城镇每户全年实际收入为772.8元，实际支出801元，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22.68％，而实际支出比上年增长42.96％。这年城镇居民每户提取储蓄存款85.92元，比上年提取40.82元增加110.49％，年末余存现金75.69元，比上年96.87元减少21.86％，与年初余存现金119.5元相比，减少36.66％。
第二节 农民生活
历史上，浦城虽素有“闽北粮仓”之称，广大农民却生活困苦、饥寒交迫。民国23年（1934)7月，浦城农民代表向福建省政府呈陈：“浦城全县人口，农民占十分之九，穷农占十分之八以上……故此等穷农，幸遇丰年，尚可苦度。岁或不登，则劳工虚掷，除偿债外，难余斗粟。……佃农受此压迫，均不聊生。”民国26年，梦坡生的《五禽言》中记叙浦城遇到荒年时的惨状：“为忍饥，采薇蕨，薇蕨吃精光，山下暴人骨”。民国31年，对封禁山周围的农村进行调查，称其地“住所皆为茅屋，既矮又窄，人畜同居一室，衣不蔽体。以至以甘薯、山粉为粮食，有终年不见米者。盐常缺，惯淡食，不清洁之至。”民国31年，由于物价飞涨，浦城农民家庭收支跃为全省首位，平均每户收入1.4万元，支出1.2万元，生活费用中，食物占66.6％，衣服占8.4％，住房占4.2％，燃料灯火占4.2％，杂用占16.6％。收支绝对数，似有盈余，但贫富不均，广大农民生活相当艰难。抗战胜利后，农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加困苦。民国35年，浦城农民代表又向福建省政府呈陈：“苦矣哉，我县农村，最强良之农民，耕种一载，除交主租外，能赚谷十余担。春耕时起，向借谷五六担者。冬成所赚之谷，概归还借之不敷，年终时又是饿鬼，来年更
无法耕种。”是年，全县农户34683户，负债农户达24972户，占72％，负债最高额183元，最低额83元，借债用于家庭必需品的占75％，种子肥料或农具占5％，耕畜占10％，医药占5％，其他占5％，地处县境边缘的山区农民，生活更为因苦，枫溪乡6个保1057户4885人，产稻仅足3个月食用，全乡只有初中毕业生3人，文盲占90％。解放前，浦城民谣称当时的生活是：“山粉当小早（早稻），火笼当棉袄，篾片当灯草，糠菜半年粮。”
解放后，县人民政府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农民生活得到改善，特别是通过土地改革，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1952年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达76.81元，比1948年的51元（1952年不变价）增长50.61％。是年，农村中有4000余人衣食住有困难，政府向他们发放社会救济，并解决部分口粮。土改后，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生产力得到发展，生活逐步改善。农村购买力1955年比1951年增长68.72％。这年全县有自足户、余粮户41220户，缺粮户10495户。1956年粮食获得丰收，全县农民平均纯收入89.2元。有85.13％的农民（社员）增加收入，自足户、余粮户增加到43620户，缺粮户减少到7111户。33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时，一般都低于当地富裕中农生活水平的20～30％。是年，赶上或超过富裕中农生活水平的有109个社。1957年，虽然粮食减产，但还有28个社赶上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据74个社14782户社员调查，增收户10790户、占72.99％，平收户2510户、占16.98％，减收户1482户、占10.03％。1958年9月，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后，刮“共产风”，至1959年2月，平调生产队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等折价达18.53万元。1959年8月至1960年6月，平调折款达572万元。1959、1960年粮食连续减产，加上高征购、高积累，社员生活水平下降。1958、1959、1960年粮食分配每人平均分别为188.5公斤、110公斤、131公斤，现金分配每人平均只有39.30元、40.76元、41.41元，实行“低标准、瓜菜代”来渡过困难。1961年，全县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清算平调款，实行退赔。农民生活有所改善，粮食分配平均每人达225.5公斤，比上年增长72.14％，现金分配平均每人59.43元，比上年增长43.52％。至1965年，农民粮食每人平均达243.5公斤，现金71.39元。“文化大革命”中，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75年抓各方面整顿，农业生产得到一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粮食分配每人275.5公斤，现金分配每人79.6元。1976年，由于粮食减产，粮食分配降为247公斤，比1965年只增加3.5公斤。现金分配降为64.28元，比1965年还下降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被束缚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1981年鼓励农民劳动致富，是年全县农民人均收入129.2元，人均口粮379公斤，其中收入达万元的有5户，最高达12002.8元。1980年，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户只有700元，这年人均纯收入800元以上有46户，最高户人均收入达1371元。1982年收入达万元的有7户，最高达到14410.86元，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户达1716元。1985年，全县农业居民消费总额为10998.68万元，其中自给性消费4646.43万元，商品性消费5888.65万元。1986年开始，实行三年脱贫计划，县人民政府组织各方力量扶持贫困地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年全县有1个贫困乡8个贫困村4394户贫困户。列入重点扶持的枫溪乡有7个村1227户，1985年人均口粮325斤，人均纯收入161元。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有1081户，占总户数88.1％。其中人均纯收入在100元以下的275户，101～150元的530户，151～200元的276户。全乡有433户，房屋以竹代瓦，无棉衣越冬的有4316人，占总人口70.5％。夏天无蚊帐的710户，占总户数65.68％。至1988年，枫溪乡人均纯收入达320.95元，粮食除两个村因耕地面积少不能自给外，其他村基本达到自给，全县8个贫困村的路、电、教、医等基础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人均纯收入321元，人均口粮330公斤，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1988年，全县农业居民消费额为18673万元，其中自给性消费8947万元，商品性消费9080万元，文化生活服务性消费328万元，住房及水电消费318万元。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615.48元，比1978年增加478.87元，翻2.1番；平均每年增加47.89元，有4.3％的农民人均收入1000元以上。由于农村商品化程度提高，现金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979年的40.65％增到83.08％。农村人均使用房屋1.27间，用房面积22.87平方米，比1978年人均0.64间，用房面积10平方米，分别增长98.44％和1.29倍。住房质量提高，砖木结构的房屋从1983年人均的0.67平方米增加到1988年的0.83平方米。生产用房比重不断提高，人均生产用房从1983年的0.61平方米上升到2.65平方米，增长3.34倍，生产用房占全部用房的比重比1983年上升11.2％。农民家庭在银行信用社存款及余有现金人均107.98元，比1966年人均4.33元增加24倍，比1978年人均12.25元增加7.8倍，每个农户余有现金达575元。人均主食用粮达380公斤，比1958年分配给社员的口粮增长1倍。农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636.58元，比1978年增加505.28元，增加2.85倍。消费支出中，商品性支出增长快，自给性支出减少。1978年，人均购买生活消费品的现金支出40.67元，占生活消费品总支出32％;1988年购买生活消费品的现金支出，人均达324.83元，占生活消费品总支出54％。商品性支出的结构比重上升22％，而自给经济结构比重则下降22％。人均食品消费达376.99元，比1978年92.12元增长3.09倍。其中副食消费比重由1978年的37.84％上升到1988年的53.34％，结构比重上升15.5％，而主食消费由1978年的60.19％下降为1988年的32.2％，结构比重下降27.9％。
1988年，农民衣着消费人均达48.22元，比1978年4.64元增长9.39倍，其中购买成衣消费支出达6.99元，购买化纤、呢绒、绸缎、毛线达到25.74元，比1978年成倍增长。用的消费人均达66.32元，比1978年4.64元增长13.29倍，农村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钟表等“老四件”已基本普及，每百户拥有自行车109辆、缝纫机86台、收音机27台、钟表291台，比1978年分别增长15倍、12倍、2倍、21倍。家用电器进入农民家庭，农村每百户有电视机41台、电风扇27台、收录机7台。农民用于文化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均支出达33.02元，比1978年4.39元增长6.52倍。购买文化娱乐用品人均16.76元，比1985年增长1.21倍。购买书报杂志人均3.94元，比1988年增长1.11倍。1988年，农村私人建房投资达1496.07万元，比上年增长
76.46%，农民人均建房支出达46.52元，加上抢购耐用消费品，超出支付能力。据抽样调查，这年人均纯收入615.48元，而生活费支出达636.58元。
随着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与职工生活水平差距在缩小。1985年与1988年60户城镇职工家庭和70户农村农民家庭抽样调查说明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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