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唐宋时，浦城耕地有官田、民田、寺观田三类，但史籍难征，仅知大略。
  寺观田记载可溯于唐。唐大中十二年（858）七月，观前的禅寂寺敕额为大中禅寂之号后，续置庄田户系正钱五贯九百文。
  官田有屯田、学田、官庄田等。周显德二年（955），后周兵部尚书沈泓镇闽，在富岭圳边屯田御界。据明万历《浦城县志》载：宋代“垦田千有余顷，军伍且耕且守。”宋庆历（1041～1048年）中设县学，当时即置有学田。据明张鹏《学田记》称：“闻之长老相传，某乡某田岁尝以其所获输之学官，则是学故有田也。”至今浦城有“官田”、“官庄”的地名，当是当时耕地属官田或官庄田而名。宋代，浦城有常平仓1所，举子仓12所，是部分取自官田盈余及义田稻谷而兴办的。
  宋天圣（1023～1032）年间，富岭水湾邓佐建卵斋书室，置田90亩。去世后，有上田28亩多和中田47亩多作为邓佐的祭田，此为可知的祭田最早记载。宋景祐（1034～1038）年间，章得象奏建南峰寺置祠田，其中用以养僧人的香灯田15顷多，附寺祭田2顷多。宋代，社仓有2处，为里人置义田的稻谷所建。民田的数额比官田、寺观田多，但无确数可征。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有官田地640顷55亩多，占全县田地总数12.62％。明永乐六年（1408），建宁左卫在清湖（今临江）等里的屯田地有60顷多；建宁右卫在新兴（今永兴）等里屯田地有37顷多。明景泰三年（1452）至成化八年（1472），官田地411顷76亩多。清乾隆十二年（1747），官田地128顷8亩多，占全县田地总数2.77％。嘉庆十三年（1808），建左卫并建军厅屯田地有80顷8亩多，建右卫并建粮厅屯田地有56顷94亩多。浦城县学自明正德十三年（1518）起至明末先后四次置学田，额租共167石85桶。清又置学田，额租192石，其外还有地
  租、店租。清祀学田19亩2分多，义学田54亩2分多。文庙、武庙等处的正祀每年由官府发册报支销，但亦置有官祀的祭田，年可收租谷110余石。明成化十一年，朱文公祠官置田60亩，至清末有祠田77亩8分多。正德十二年，真文公祠官置田60亩多，至清末有额租457石12桶。明万历十一年（1583），抚院以寺废僧亡为由，将南峰寺的寺基变卖，章氏裔孙后赎回香灯田1353亩多，祭田187亩多。万历三十三年，布政司清查寺产，认为章氏裔孙赎回寺田是用权势霸占，自立官佃，以无寺无僧故，将赎回寺田尽数入官。此为明清官田大概。
  民田地在明洪武间，有4687顷52亩多，景泰三年至成化八年，民田地4822顷33亩多。清乾隆十二年，民田4492顷98亩多，地55顷11亩多。民田大部分为地主、小土地出租者和自耕农所有，一部分是乡族共有。乡族共有地亦为当地的封建剥削阶级所掌握。主要用于祭祖护墓，称为祭田、祀田、墓田、清明祭田、祠田等。一族各房分别为该房祖先设置的特祭的祭田，年租额一般都在数百担至数千担。浦城高路季氏达2372担，后山蔡氏达1500余担，北乡詹氏达1200余担，下沙郑氏910余担，莲塘祖氏618担，仙阳萧氏360余担。除祭田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山林、店房及生息资本的各种祭产。特祭的族产主要来自分家之际的提留。浦城苏氏“分关”（分家契约）记载，主分人的曾祖立祭租额300担、祖父辈200担、父辈420担、主分人200余担，四代共提祭产1120余担。特祭的祭产还有一些是由后人捐置的。统一在该族祠堂内合祭各房共同祖先的祭产一般都少于特祭的族产，年租额一般在百余担左右至数百担。浦城北乡詹氏626担、金樟杨氏277担、华阳刘氏191担、东海徐氏120担、黄柏崔氏95担。此外亦有其他生息的财产。合祭的族产主要来源是按户摊派和没收某些族内成员的财产，还有部分来自捐助。北乡詹氏扩充祠产的主要方式是按房派捐，五房各捐贴春秋祭苗田租谷12担，一次共捐入田租60担，有一族人死后无嗣，没收苗租183担为祠内公项。清嘉庆二十一年，詹氏以置办冬至祭品为由，组成一个“冬至会”（又称“思堂会”），共集族众40人，购置额租光谷142担，山租大钱800文。同治至光绪年间，又以置办清明祭品为由，先后设置“追远”、“合志”、“敦本”、“承敬”4堂，每堂各邀集族众8人，分别捐资不等，用以置产收租或放贷取息。除祭产外，还有义田、学田、书灯田等，用于举办族内公共事业，这些族产兴废不定，比重较小，大多附属于有关祭产。
  乡村公有地，据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浦城县用于地方教育事业的书院田、社学田、义学田及宾兴田、公车田等，年租额共7000余石；用于当地水利及交通的桥田、渡田等，年租额共1900多石；用于赈济的社仓、义仓，共积谷2万余石；用于赈恤的育婴堂、孤贫院、同善堂及义埋、义祭田，年租额2100余担。浦城的祠庙有1百多处，大多置祭田。仙阳的镇安庙置有苗田60石，仙阳真西山祠祀田年租额达97.5石，石陂昭忠寺祠祀田年租额24.5石。各乡镇设的义塾置有田供，作为教育基金，后塘醉经义塾田供大小苗年租额179担，山云梯义塾田供32亩，石陂明谊义塾21亩，井后义塾30亩。地方公有地的发展集中于明代后期及清代后期，主要来自乡绅阶层的捐献，有些是由当地若干宗族共同捐置的。船山里黄村桥义仓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由詹姓诸人捐干谷300担而发起的。水北浮桥田由范、吴、毛三姓捐置，共计额租76石。昼绵渡田，众姓公置。规模较大的地方公有田，还借助封建政权的力量，不断得到扩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除义仓、社仓、常平仓之外，“其余地方义举……大抵为公项者什一二，由集捐者什八九”。清嘉庆年间，南浦书院租田1200多石，来自捐献的85石，来自详充寺租的达1074.1石，其余来自罚充私垦田、隐垦田、互争田、争占田、侵占田、争挖田、霸踞田。
  民国期间，土地所有制基本沿袭清朝制度。民国初，稻田所有权转移，需知县公证，手续费每银百两提取5两，另有过户证改写费，每件征银元3元。民国24年（1935），根据旧案整理，民田有47.5万亩，寺田有1.68万亩，垦田有6.3万亩，公田（屯田）有1.17万亩。民国32年调查统计，全县学田有6004亩，救济院育婴租产有田1182.54亩，租额1870.58担。其后，逐年推行乡镇公共造产。民国35年，县公有款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的学产租原额5808担60斤，每年可实收谷租3485担；公产租原额1879担30斤，每年可实收租谷1127担。而乡有公产由各乡镇财产保管委员会或乡镇公所私收滥用，向未报县。乡有学产悉由乡镇学董会收管。造产收益则由造产委员会或乡镇公所经收，所报亦多不实。县政府对此进行清查，清查结果，西山镇、体仁镇、富岭镇、浮流乡、高泉乡、观前乡、招贤乡、古楼乡、洋溪乡、永兴镇、新兴乡、仙阳镇、溪南乡、忠信乡、毕岭乡有公学产额租5758担61斤，国教基金租谷781担73斤。是年，仙阳、富岭、临江、招贤、棠秀、新兴、浮流、石陂、体仁、西山、旧馆、高泉等乡镇造产办农场415亩，保公田801亩，鱼塘6口。民国36年统计，全县公有田8812.61亩，占全县耕地的10％，私有田872389.49亩。占总户数4.3％的地主占有总土地数的25.6％，每户平均有耕地150亩，全部出租；占总户数9.4％的半地主占有总土地数的56.5％，每户占有土地151亩，每户自耕1.65亩；占总农户10％的自耕农占有总土地的10％，每户有耕地25.2亩，全部自耕；占总农户20％的半自耕农占有总土地的7.9％，每户占有耕地10亩，租种15亩；19636户佃农租种耕地490912亩，平均每户租种25亩。民国37年7月，浦城有72个保农业合作社租赁农田，分配社员耕种，并筹组示范农场72所，由各社社员集体耕种，合作经营。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以乡为单位，成立土地委员会，其后划分成份，销毁田契、债条，根据各乡土地面积，进行分配，田多多分，田少少分。分田后，由乡苏维埃政府填写清册，插标到田，发给简单的土地证。民国19年3、4月间，岱后、枫溪、花家、池家最早开始分田。岱后村10岁以上每人分3担秧的田，10岁以下每人分1担半秧的田。池家10岁以上每人分2担秧的田，10岁以下每人分1担秧的田。有1200多户5000多农民分到土地。同年7月，樟村乡苏维埃政府所属12个村，一律按人口分田，每人分5担秧的田。此后，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分田分地的地方亦越来越多。民国20年秋，分田的有浦西区的西坑、潘家场、上梅溪、上殊洋、下殊洋及建浦县的西坑、上山后、下山后。民国21年分田的有浦西区的大路、坑口及浦北区的棠溪乡、梨木乡、中墩乡。民国22年分田的有浦西区的古楼。民国23年分田的有浦南区的上洋头、濠村等。至是年，在浦城境内有185个村分田，2720多户12130多个贫苦农民得到18700多亩土地。民国24年1月，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土地革命成果丧失。
  1950年土地改革前，全县公田180637.86亩，占总土地面积31.85％。私有田中，占总人口9.73％的地主、富农占总土地的38.81％，拥有土地最多的一户地主达1486亩，次为1365亩。而占总人口46.64％的贫农、雇农只占总土地的3.98％。
  1950年11月开始土地改革，至1951年底结束。没收地主、征收富农等土地，将334945.77亩土地，分给40004户139509人无地少地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土地改革后，1951年，组织变工互助、调剂畜力，每个牛工换4个人工。1951年7月，全县有互助组153个、组员1780人、耕地3937亩。1953年春，试办3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至1955年，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49.35％。初级社期间，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入社的农民将土地交社统一经营，保留土地私有权。1956年初，全县试办15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6.11％，其后急剧发展，1957年，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69％。参加高级社的农民土地无代价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社员入社土地中酌留自留地，一般以全村土地5％为限，最少不低于2％。
  1958年9月25日，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除小部分自留地外，土地全部归公社所有。12月中旬，全县实行公共食堂化，将自留地1.9万多亩收为公社所有。由于超越农村生产的发展水平，影响生产力发展。经过调整，1959年4月，实行生产大队所有制，土地归大队所有，并恢复部分自留地。全县平均每个农户自留地0.3亩，但有24.1％的大队只有0.1亩多。1960年11月，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继续恢复扩大自留地。次年底，社员自留地达38411亩，占全部耕地面积的6.8％。1962年5月，基本核算单位全部落实到生产队，有157个生产大队土地所有权下放归生产队，有173个生产大队仍归大队所有，固定给生产队使用。这年，全县有分田到户1个队，长年包产3个队，包产到户12个队。中共浦城县委视此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进行批判和纠正。1963年继续扩大自留地，全县自留地达44637亩，占全县耕地面积7.36％，平均每个农户自留地0.9亩。
  1969年，将自留地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自留地由上年的40887亩，减到22634亩，减少45％，平均每个农户0.45亩。是年，动员机关企事业、学校走“五七”道路办农场，有耕地30亩。
  国营和集体耕地557305亩，占总耕地面积96.2％。1975年3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反击资本主义的总体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自留地作为清查项目，收回超过政策规定的自留地1300多亩，开荒地3500亩。是年，国营和集体耕地570207亩，占总耕地面积96.67％，自留地11426亩，占总耕地面积3.29％，平均每个农户占0.32亩，机关等单位占有耕地243亩，占0.04％。
  1978年春，仙阳公社巽岭大队5个生产队自发实行包产到组，当年这5个队粮食总产平均增产25％。12月，中共浦城县委总结这5个队的经验，在全县推广生产责任制。次年春，全县有1200个生产队（占当时2449个生产队的49％）建立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责任制。3月，中共建阳地委在南平召开会议，纠正“包产到组”。4月，中共浦城县委对已建立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生产队进行纠正，但有357个生产队采取明纠、暗不纠的办法抵制。1980年春，广大群众主动建立各种生产责任制，是年9月统计，全县2429个生产队中，包产到组，联产计酬的有424个队，占17.46％；小段作业、定额计酬的有871个队，占35.6％。9月后，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的指示，年底全县2560个生产队中，包产到组的有1637个队，占63.95％，在边远山区还有217户实行包产到户。同时，有多种经营专业户101户。1981年1月开始，中共浦城县委积极、全面推广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土地仍为集体所有，但农村家庭取得使用权。这年，全县生产队中，小段作业占31.53％；包产到组占33.57％；专业承包占1.4％；包产到劳占14％；包产到户占12.44％；大包干占5.4％，其他形式占1.66％。年底，扩大自留地，全县自留地63175亩，为上年的3.19倍，占全县耕地面积的10.73％。平均每个农户0.99亩。是年，国营和集体耕地525548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89.22％；机关及其他单位耕地323亩，占全县耕地面积0.05％。1982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队数的95.23％。1983年，耕地承包年限未定的生产队占4.33％,5年以上占6.36％，其余分别为1～5年。1985年年底，完成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耕地承包年限4年以下的村民小组占16.73％；5～9年占26.32％;10～14年占23.81％;15年以上占33.14％。1988年10月，仙阳村实行“双田制”，稻田分为口粮田和承包田。口粮田按人口平均分配，每人0.7～0.8亩，占全村土地30～40％，承包田占全村土地60～70％。这年11月，对全县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明确土地的权属关系，维护土地的公有制，不再按人口增减调整土地，增强农民稳定感。村基层经济组织收回应该收包的承包地，实行招标发包。允许农民之间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使土地使用的流动公开化、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