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一节 自然变动
  解放以前，浦城县人口长期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状况。
  清顺治《浦城县志》载：浦城县“生女多不育。疾病缓于延医，急于巫祝”，造成死亡率高。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也使人口大量死亡。嘉庆五年（1800），大水成灾，淹毙数千人。
  民国期间，人民生活贫困，战乱频繁，疫病流行，溺弃女婴。民国27～32年（1938～1943），日本飞机轰炸死亡190余人。民国31～35年，鼠疫蔓延，仅富岭、大庄、余塘、观前4个村因鼠疫死亡达355人。政府虽实行生育奖励，民国35年4月，省政府对石陂乡生育子女达5个以上的25人给予生育奖章，对一对夫妇生育子女10个以上的给予匾额。由于死亡率高，人口仍为负增长。民国37年，全县出生7258人，出生率为40.02‰；死亡9949人，死亡率为54.86‰，自然增长率为－14.84‰。
  1953年，县人民政府表彰生育养活10个以上子女的妇女，授予“母亲英雄”的称号，鼓励多生多育。1954年出生7799人，比上年出生人口数增长1.1倍，出生率达39.01‰。1953～1956年，4年中人口出生21378人，年均出生率达26.50‰；同期死亡10592人，年均死亡率为13.13‰，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3.37‰。
  1957～1959年，出现解放后第一个人口生育高峰，年均出生率为35.77‰，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3.99‰，其中1958年，人口出生率高达40.28％，自然增长率29.14‰。
  1960～1961年，国民经济衰退，人民生活困难，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自然增长率出现负增长。1960年，死亡率为26.65‰，为解放以来死亡率的最高值；是年出生率为19.49‰，自然增长率为－7.16‰。1961年，出生率为15.72‰，死亡率为19.36‰，自然增长率为－3.64‰。
  1962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口增长回升，年出生率为21.27‰，死亡率为4.25％‰，是解放以来死亡率的最低值。是年自然增长率上升为17.02‰。1963年，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21.27‰，猛增到42.99‰，1964年继续上升到45.02‰，为解放以来人口出生率的最高值。1970年，全县出生人口12307人，是解放以来出生人口绝对值最多的一年。1963～1972年，年均人口出生率为40.09‰，死亡率为8.52‰，自然增长率为31.57‰。是解放后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期。
  1973年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得到初步控制。1973～1978年，年均人口出生率为24.59‰，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6.72‰，与1963～1972年的年均数相比，分别下降15.5和14.85个千分点。
  1979年后，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阶段。1979年自然增长率从上年的15.24‰下降至10.29‰，次年继续下降到5.65‰。1981年和1982年，由于四、五个年龄组人口同时进入婚龄，结婚人数增多。同时，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计划生育出现的新问题估计不足，人口出现回升。这两年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9.31‰和11.24‰。1983年，开展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和节育措施的落实，自然增长率下降为6.54‰。1979～1988年，年均人口出生率为13.59‰，年均自然增长率为7.11‰，与1973～1978年的年均数相比，分别下降11和9.61个千分点。1988年，出生人口4242人，出生率为11.22‰，为解放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死亡人口2508人，死亡率为6.64‰；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58‰，人口逐步向稳定型过渡。
  第二节 机械变动
  一、国内迁移
  西汉元封元年（前110），东越王馀善反叛汉朝失败，汉武帝下令，将包括浦城在内的闽越人迁至江淮一带，仅少数逃遁山间。此后，中原汉人陆续进入浦城定居。1983年，在今莲塘乡吕厝坞村发现西晋墓群，墓砖有“元康六年秋冬告作宜子孙王家”、“元康六年王家”等铭文，说明最迟在西晋元康六年（296）以前就有王姓的家族进入浦城居住。
  唐末五代期间，从中原迁入浦城的主要是避乱者。《杨氏族谱》序载：“自五季丧乱，闽独僻在海隅，浦城又领衢信，当山水，无瘴疬，非若齐、秦、晋、楚九达之地，故兵革罕及。而明哲保身，兹焉避者为尤多。”唐末，中原士族为避黄巢起义进入闽中，唐州太守章及避徙浦城。五代，周显德二年（955）兵部尚书沈弘镇守圳边（今富岭镇圳边村），喜爱此地山水秀美，就定居在此。
  宋代，迁入人口的主要因素，一是避靖康之乱。宋朝南渡之后，有大批人物迁入浦城。二是喜好浦城山水胜迹。宋文华殿大学士李珪，治平（1064～1067）年间奉命入闽，见棠峰（今属盘亭乡）山水聚秀，爱慕而落居。吴一贯由进士授建州司理，乐西山（真德秀故里）的胜迹，于宋景定（1260～1264年）间留居浦城。三是择善而居。都督王魁英因慕吴氏三贤（吴待问、吴育、吴充），为近其居，于宋至和元年（1054）从汴京（今河南开封）迁入浦城棠岭。宋建州别驾祖启与杨亿友善，而入居太平里傅筑岩（今属仙阳镇殿基村）。
  元明两朝，均有避乱者在浦城落籍。清朝迁入浦城者甚多，据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浦城地当孔道，海禁未开之日，尤觉冲繁，五方杂处，向来本多客民。”清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吴三桂叛乱（史称“三藩之乱”）时，有一批人口从闽南迁入浦城避难。余弘远从连城上营溪项岭头迁入今九牧乡黄碧洋竹下居住，吕应右从漳平县永福里迁入连墩村（今属万安乡）居住。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杨辅清与清军在浦城激战后，人口大批转徙，本籍人更加减少，据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载“客民十居八九，而以江右人为最多”。
  民国期间人口机械变动原因：一是民国16年（1927）至公元1949年，国民党政府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摧残，据统计，抓走、逃亡、被杀害、饥饿、疾病而死亡共减少12954人；二是抗日战争期间，一大批难民涌入浦城，特别是民国31年浙赣战事紧张时，有军政教等机关、难民撤到浦城，人数达数十万，绝大部分战事结束后陆续返回，有些就定居浦城。先后建立起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广东、福州等省市旅浦人员的同乡会；三是抗日战争中先后有1万多人从军；四是民国31年5月，国民党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三休养院从水吉迁入浦城，民国36年，第二休养院从江西省瑞金迁入与第三休养院合并为国民党军政部第二十二临时教养院，共有7个中队2000余人；五是解放战争期间，有600多浦城籍国民党军政人员退居台湾。
  民国36年统计，全县181238人，非本籍人口13601人，占7.5％（其中外省9416人，本省他县4185人）。
  1949年解放后，遣送国民党军政部第二十二临时教养院的伤兵。1955年6月，福清县移民333户519人，安排在浦城14个乡落户。由于浦城与福清气候条件不同，而且农民不能适应山区稻田作业，几年后，陆续返回原籍。1961年3月，山东省先后有959人迁移到浦城县，安置在榆坞、靖坑、洋溪、铁场、桥亭、际岭、大路等7个伐木场，从事森林工业。1966年8月，惠安县移来1228户5221人，安置从事农业；接收惠安知识青年212人，安置在公社农、茶场。1968年惠安移民倒流547户2660人。1969年1月开始，先后接收福州知青等外县知识青年3387人和外省知识青年170人，安排在各公社。3月，惠安知识青年基本返回惠安。这年陆续接收福州市下放居民312户1432人，并安置在各社务农。接收省级机关、福州市机关、厦门市、建阳地区下放干部616人，分配至各公社。1978年下放干部绝大部分返回原工作单位。1979年，外地知识青年大部分迁出浦城。
  1980年始，人口机械变动绝大部分属工作调动、外去读书、参军等因素的变动。这年至1985年7月，浦城有25人迁往香港定居。1985年，省外迁入345人，迁出省外402人。1988年省外迁入363人，迁出省外488人。
  二、国际迁移
  民国9年，富岭合际横山下村的张嘉谷移居到印度尼西亚棉兰，在华侨小学任教，这是浦城华侨第一人。其后，国际迁移甚少，出国人员大部分是解放前夕，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而后出国的。1955年，日本籍萧春江（原名小岛春江）随中国籍丈夫迁入浦城定居，1956年加入中国籍。1980年起至1985年7月，浦城人有2人迁入美国定居，1人迁入西班牙定居。1985年进行侨情调查，浦城华侨有82户220人，外籍华人88户288人，分布在17个国家。归侨18人，侨眷738人，分布在浦城13个乡镇。
  浦城华侨、外籍华人大部分祖籍不在浦城。祖籍为浦城的华侨只有19人，其中美国12人、新加坡1人、日本1人。祖籍为浦城的外籍华人44人，其中美国26人、菲律宾2人、日本6人、加拿大9人、西德1人。归侨全部是外地调入浦城工作的，侨眷亦是大部分从外地调入而居住浦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