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莒口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过它的兴旺发达，就自然条件而言，地广人稀，物博地沃，森林茂密，实属富庶之乡，但由于旧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连年战乱，沉重的苛捐杂税，加之受封建迷信和旧礼教的束缚，百姓过着粗茶淡饭，寒舍布衣，平淡而艰辛的生活。建国前，人民受教育甚少，识字的不多，文化娱乐更少，交通不便，大多数人一生没走出过大山，妇女没离开过锅台，不知科学为何物，祖祖辈辈沿袭旧礼教旧风俗直至解放。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使耕者有其田。党的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大力推广、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解放了生产力，降低劳动强度，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勤劳致富，不少农民经商办企业，全镇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衣、食、住、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
  第一章 生活水平
  第一节 收入水平
  莒口全镇总面积365.93平方公里，1949年前人口不足一万，人均耕地面积5～6亩。人均山地面积40多亩，可称富庶之乡，足以丰衣足食，但事实与此相反，贫富差距如天壤之别，富者家财万贯，挥金如土，贫者身无分文，食无隔夜之粮，最主要的原因是贫农、雇农缺乏生产资料——土地，1952年土地改革之前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占全镇农户不到10％的地主，却占有土地总面积50％以上，其余为富农与富裕中农所有。而占有总户数54.8％的贫、雇农却几乎无土地。地主、官绅利用占有土地对贫雇农进行残酷剥削，旧时民谚道出农民的苦难：“农民身上三把刀：地租、伕役、利息高。”地租重如山，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农民要生存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甲等田，要将收成80％交租，实行8:2或7:3开；乙等田，实行6:4；山垅田3:7开，这种田名义上农民虽然能得到总产量的70％，但旱涝不能保收，即使好年景亩产也不过200来斤，与好田对比，所花的工远比好田要高出2～3倍，实际上等于替地主无偿劳动。所以比较肥沃的门口田、近村田、平洋田，虽然地租高，大家仍争着租种。
  求生存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为了活下去，只得半年糠菜半年粮，尚不足以糊口时，只好向地主借高利贷度日。
  高利贷残酷无情：每当青黄不接，农民囊中如洗挨饿之时，地主、官僚、高利贷者趁机剥削，其方式有：
  加倍利：春天借100斤谷子，冬天得还170斤，高的达200斤；借一元钱，每月利息一角，一年连本带息还二元二角。凡在每月14日前借的，不论哪一天均以足一个月计息还款。如向高利贷者借款三次，其中两次是以一个月计息，另一次仅半个月，还款时均以借一个月计算还款。
  现扣利：借一担谷子或一元钱，利息多少先扣下来，如借一元钱，每月利息一角，立即扣下只付九角。
  本上添利，利上加利：凡借款者到期无法还清的，将利息加入原本，愈滚愈多，永远还不清。
  利用差价进行剥削：地主、官僚、高利贷者彼此难分，身兼数毒者不乏其人，亦官亦商比比皆是，农民借款时，正是米价昂贵时期，高利贷者以市场米价计算借给银元或钞票，到谷子收成时，这些垄断巨商官贾又压低米价，农民就得按市场米价还给谷子，一贱一贵，农民劳动所得本来无几，这样又被剥去层皮。
  苛政猛如虎：农民除受上述榨取外，当时政府的压榨手法更多，主要有下列几种方式：
  1、乡政府的油灯费：每月向农民征收一次，每户多的一角，少的4—5分。
  2、招待费：每两个月收一次，由保长负责收，每户3—5角。
  3、买枪费：（包括子弹费）每年每户摊1-1.50元。
  4、保公谷：专为支付保长工资之用，每户每年交100斤谷子，如无谷子可交，则按粮食折价。
  5、壮丁费：凡是18—45岁的男子，均有被抽去当壮丁的危险，没有被抽中的，每年每户至少要负担2—3次的壮丁费，每名壮丁捐20块银元。
  6、伕役：以保为单位摊派，每户一年要负担三次以上，总数在70天以上。如无人服役，每名伕役出4—5元另雇他人充当。（以上均以银元计算）
  据历史资料《建阳县民众教育》刊登：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年，建阳县的经济情况是：“本县人民每人每年负担捐丁税、省税、县税、特税四种平均三元三角三分四厘。人民经济能力，一般民众每日所得工资不上四角，而一家生活上必需之款已在四角以上，故每到年终亏空负债的人家占百分之九十八”。
  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从此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收入显著提高，1956年互助合作化时期，按土地、劳力记工分红。1958年人民公社后，实行按劳计酬，社员分配逐年增加，人均收入：1957年51元，1965年89元；口粮低的225公斤，高的300公斤。从1961年至1980年前的二十年中处于绯徊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从单一经营模式向多种经营，高效益经济型转变，出现了许多专业户，有食用菌、养鸭、养鸡、养鱼、种茶果、蔬菜、种粮大户，有的离土不离乡经商办企业，农村经济进入腾飞时代，粮食产量年年获得大丰收，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增长。1983年人均收入240元，比1978年107元，增加133元，仅五年翻了一翻多，1990年人均收入1688.72元，2000年达到2329元，绝大多数农户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除此之外，众多的农村富裕劳力冲破世世代代农民只管种田的旧框框，走向城市，寻求致富之路，从事各行各业，获利几十万元者不乏其人。逐步缩少城乡差别。
  干部职工收入，建国前私营工厂、商店职工、教职员工工资低，收入少，加上物价不断上涨，工人每月收入一般只能买到100斤左右大米。建国后，初期干部实行供给制，只供大米，没有现金，从1953年起，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乡镇一般干部月工资在40多元，科级60多元，从1979年后进行多次工资改革和调整，至2000年乡镇干部月工资平均900元，离退休干部平均960元，企事业职工平均月工资700元左右。
  随着农民、干部职工收入增加，银行存款大幅度上升，储蓄余额1959年23.9万元，1977年13.1万元，1980年301万元，1986年800万元，1990年1419万元，1996年2504万元，2000年4691万元，人均1735元。
  第二节 劳动
  建国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莒口劳动人民勤劳淳朴，习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过着劳劳（方言，义为忙）碌碌、平平淡淡、墨守成规、贫困的农夫生活。
  男人劳动 一年365天除逢年过节、因病、走亲访友外，男人包揽了耕田、种地、砍柴、挑水、赶墟等所有体力劳动，常年累月，日复一日劳累着。
  农忙 一年四季之中以春秋两季是农民最忙最累的季节。春自惊蛰始忙于备耕、播种、插秧、下肥、中耕至秋收。秋种黄豆。冬种小麦、油菜。那时田间耕作每年120-150天左右。
  农闲 农民多以砍柴或搞些零星副业（副业有砍柴、上山采摘野菇、草药、油桐、山苍仔等，少数爱好者上山打猎，下水捕鱼）籍以增加收入，弥补生计。
  劳动形式 白天以田间劳动为主，早晚种菜、砍柴、挑水。田间劳动多以个体为主，季节性农活请亲朋好友帮工与换工，有的雇季节性短工，如插秧、秋收、种黄豆、兴修水利、用牛等。
  建国后，随着水稻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品种改良和实施科学种田，进行精耕细作。从1958年至1982年土地承包到户之前，这期间实行大集体，出现了劳动力严重不足，开始实行定工，农忙时男全、半劳力每月出工30-26天。女全、半劳力定工27—24天，60年代出现当日分田劳作制，按人头按当日工作量，人、田双对半开，分成若干小组或个人。日工作量先按田块粗细，工作量大小而定，如翻冬土人均0.8—1亩，翻春土1—1.2亩。秋收按路途远近，单产高低，定数量，定百斤工分。农业学大寨期间，冬闲季节男女老少都要参加三改、造林等。男全劳力年劳动日在320-340天左右。
  改革开放后，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随着生产力和劳动效率的提高，粮食增产，丰产过剩，出现卖粮难。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双季稻种植面积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强度相应减轻，出现了大批剩余劳力。从八十年代以后，不少劳力转向经商、开店、办企业、年青人多外出打工。同时农业出现了多种经营，如养鱼、种果、种菜等。农田普遍施化肥和除草剂替代中耕，年下田劳动日又恢复到120-150天左右。下田劳力多为中年人，妇女只在农忙时辅助。
  妇女劳动 解放前人们受儒家“男外女内”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的约束，千百年来习俗不把妇女视为劳动力，民国以前，本地农林业生产全由男人负担。女子除生养子女外，只在家中从事烹饪、洗涤、缝补、饲养家禽家畜和编织斗笠、打草鞋、做布鞋等家务或捻线、织布、织草席草垫等。民国以后，有少数妇女帮助男人下田、上山或经商，殷富人家和小康之家的女子能入学读书，从事公教等脑力劳动。建国后，封建制度彻底摧毁，女子受教育逐渐普及，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不断增多，土地改革后，农村妇女踊跃参加农林业生产，人民公社化后，年青妇女被定为生产上的劳动力，定有每月出勤定额，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从此妇女参加农林业生产的日益增多，很多成为插秧、中耕、施肥能手，或造林、育林、采种、育苗、营造菜果园的主力。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中各党政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中，也都吸收了许多妇女。现在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脑力和体力劳动的极为普遍，蔚然成风。
  第三节 衣饰
  衣裤 自清末到民国时期，本地男女上衣通常是有领有袖的，大前襟由左掩右，右侧套底襟缝口袋，以领钮，右肩钮，腋下钮相连结。钮和襟都以布斜条卷缝制成。下裤是宽裤深档另加缝制裤头，可右褶或左褶系以裤带。女的有围着裤外的礼裙（有兰、红、黑三色，但不常穿）。男女衣料多以棉布、土布、夏布和少量外来洋布（俗称“白洋布”，大都染成青或兰色）。官绅、富户和读书人有穿棉丝料的长衫，外加穿坎肩即是礼服。寒冬穿长袍马褂。劳动人民多穿短棉袄、棉裤。民国十几年以后，男人上衣逐渐改为对襟，领用双层布反褶，前襟缀口袋或三、四袋。不久，又出现中山装、学生装和童子军服。女青年服装有旗袍、短衫和简裙等款式，男女都是围腰窄裤头，直档。布料以棉机制为主，内衣开始用针织品，畲族同胞的衣裤仍保持传统的习惯，衣裤都镶花边，妇女头巾不离。
  旧社会的农民，衣衫褴褛，一辈子难得穿几件新衣服，天天穿着补丁衣，冬天难以御寒，夏天难以遮羞。
  建国后，男女以反翻领对襟的中山装为主要款式，女衣也翻领对襟取代大襟，还有袖口另接，一段双层布料开口钮扣的款式为主，女裤亦在裤头右侧开4—5寸的衩头加钮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西装、牛仔衣裤、夹克衫、休闲装、旗袍、连衣裙、运动衫裤格式多样，服装流行，服装普遍转为商品化，型式逐渐多样化，女装童装更是鲜艳夺目，日新月异。
  鞋 旧时当地人民多穿妇女手制布鞋，鞋底用布片层叠糊成，厚一厘米左右，用钻穿插苧绳通过撵孔紧扎针反复扎紧后上帮而成。男鞋多是黑布面（也有用黑绸缎布），有圆口和尖口两式。民国前裹足妇女的鞋面有黑布和丝布，制成尖头、翘鼻、鞋面绣花。民国禁缠足后，女鞋随男鞋样，只在鞋面加横带钮平底，或加厚跟。抗日战争时期，市场上布面胶底鞋、皮底鞋、全皮鞋、全胶鞋。男人外出或挑担时常穿草鞋，夜里或雨天穿木屐鞋。建国后，商品鞋的花样不断更换，有长统、短统、浅口、深口、通花等样式，市场增加各式各样无跟塑料拖鞋、毛线拖鞋，80年代后男女老少穿的鞋能随时从市场买到，货源极为充足，取代家庭妇女手制的布鞋。
  袜和帽 民国以前，本地殷富人家穿袜戴帽较为普遍，先用白布裹好，再穿上袜，普通劳动人民穿袜极少。民国时期市场始有针织的长统棉袜。缠足妇女用裹足布缠足，外罩褶箍。民国时期，富家官绅多戴礼帽，民间老人常戴棉纱帽、瓜皮帽。婴幼儿戴用布或缎做的帽。老妇人多用皱纱缠头，主要缠在额头到耳部。后来有了羊毛编的帽、呢帽，样式有加边或加前檐的。建国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穿袜戴帽子十分普遍，袜帽式样种类繁多，袜有长、短的线袜、丝袜和呢绒袜等。帽除布帽、线帽、棉帽、皮帽等外，还有遮阳的草编帽、太阳帽、劳动保护的藤帽、金属帽等，九十年代后除少数老者外，戴帽渐少。
  第四节 饮食
  建国前，莒口人民过着艰难的生活。人民每日三餐的主食是大米饭，传统的习惯通常早晨即煮蒸好早、午两餐饭量，煮干饭的方法是大米入锅煮沸数分后，用笊篱捞出全部米饭，倒入饭甄（木桶）隔水蒸熟。米汤留部份做菜汤或作饲料用，有的米饭不全漉起，留一些煮成稀饭作为早餐。有的家庭三餐饭量早晨一起做，晚餐煮些粥或杂粮填腹。杂粮以蕃薯居多。收成季节，有的蒸蕃薯作午晚餐。蕃薯大多贮藏在地窖里，供平常与大米混煮成饭或粥。小麦种植不多，面粉及其制品为外来食品，当地有大米加工的粉干，还有自种少量的粳谷、糯谷供做粿、糍或酿酒。这几种算粮食品大多只在逢年过节或待客时食用。杂粮还有少量山禾、荞麦、粟籽、高梁等。解放前，水稻产量不高，只有地主、富豪、官绅能享受三餐大米饭，广大贫苦劳动人民常以杂粮凑饱，配饭菜疏以辣椒、芋子等，另外季节性蔬菜分别有蚕豆、黄豆、萝卜、豆夹、茄子、芹菜、菠菜、苦瓜、冬瓜、丝瓜、南瓜、芥菜、大白菜、小白菜等，辅以竹笋和野生菇类，水田间的鳅、鳝、螺、蛙，溪涧中的鱼、虾、蟹、蚬，山林中的獐、鹿、山羊、山鸡、野猪。家养的鸡、鸭、兔、猪等肉食和蛋，也只能在节日招待客人和办酒席时食用。瓜菜有季节性间隔。多用腌制、糟藏、晒干如糟菜、糟蛋、水浸罗卜、筑菜等储藏供食。至十二月家家户户一定要做几瓮子（瓶）豆腐乳，可以食到来年春天。饮料有茶和酒，酒多为家酿糯米酒，调味品以盐为主，部份富户有酱油、虾油和味精。至于年节，是比较重视和讲究。过年前，要制腊猪肉，做香肠及各种腊味。所谓“腊”就是把肉和内脏用盐腌制5—10天后，挂在灶前让烟薰，或挂通气处让太阳晒。另外还要蒸年糕、打米粿、酿酒等。
  建国前，农民多当长工、打短工或租种他人土地，除交租外所得粮食寥寥无几，难以糊口度日，每年青黄不接之际，以菜、地瓜等充作御饥之物，贫富之间生活差距悬殊，文人描写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对旧时生活的写照。
  建国后，本镇水稻产量大幅度提高，收入增加，广大群众才能以大米饭作为平常主食，面干、粉干，粿糕也成为普遍的食品。煮饭方法有所改变，改用炖或焖，城镇居民干部职工家庭早晨多吃粥，90年代以来，莒口集镇所在地早餐店满街可见，机关干部、企事业职工和部份农民图省事，大部份到饮食店进早餐，食品有包子、馒头、油条伴豆浆或粥、豆浆粉干等花样品种齐全，任由挑选，价格不高。农村家庭因体力劳动，保持早午饭或三餐干饭的习惯，菜类除青菜与野味外，鸡、鸭、鱼、肉、蛋、海味和食用菌类大量增加。饮料除茶和糯米酒、啤酒外，增加雪啤、可乐、汽水等。酒类有各种价格不等数不清种类的品牌。调味品除盐外、酱油、虾油、味精成为家家户户必备品。时下流行的食品大有讲究，如今吃菜要吃新，吃禽要吃活，吃肉要吃瘦，吃鱼为吃鲜。过去廉价的鳗鱼、鳖、石鳞、蛇现今身价提高百倍。
  第五节 住房
  莒口古时民居，大多土木结构，也有土、砖、木结构，单层或一层半，四榀、三开间，纵深一、二进，有天井，中间为大厅，两侧为房间，上盖瓦片，部分地面铺砖。墙下部为土筑，上部砖斗，有的过屋顶为封火墙，两侧或三侧。楼为跑马楼或侧楼（大厅上无楼），高1.5—3米，用以堆放粮食和杂物。大阂与隔间用杉木板，楼梯设在照壁后，厨房靠后门。有的也有后院，用以养猪、鸡、鸭和建茅草棚。少数有钱人建房求气派，纵深数进，有台阶落差，厨房离开主房，有园仔，四周封火墙高出屋顶，分层次有翘角并彩绘，装饰考究，雕刻各种图案，前后门斗砖过磨，门盘、门梁、天井、台阶全用大条石，地面铺方砖，天井中间用各色卵石铺成各种形态，设花架种兰菊，室内雕梁，画栋，门窗各种花鸟、人物等形象精细，进大门前廊有门或屏风，可开可关，有的下前间设有书房、古玩室、客厅。这些古民居的特点：用料考究，做工精细，表现出一个时代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冬暖夏凉，但采光差、不通风，空气不对流，阴暗潮湿。建国前，镇内大多数人都是住着祖宗遗留下的低矮木房子，泥地面。贫困人住茅草房和杉木皮盖的棚屋。山区民房有的利用资源，就地取材，建竹瓦房，整体结构与土木结构相似，只是上盖竹瓦，没钱人隔间用竹片挂竹席挡风，竹瓦3—5年换一次，竹瓦上可行人、晒笋干等并有防冰雹的作用。
  建国后，新建民房多为二～三层，公房普遍是多层，但不拘左右对称，不设前厅、后堂，也有少数院落建筑群式，农村建筑多以砖木结构、土木结构为主，集镇房屋建筑多以砖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不论民房、公房和商品房，多用钢筋、混凝土屋面，房屋结构规格大都一致。厨房一般都与主房相连。农村厕所多在房屋前后角落处另建。集镇多建公共厕所，高层新式的单元楼房附建有卫生间、洗澡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劳动致富，实施奔小康工程，随着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群众住房条件大为改善，仅从1987年至2000年14年间全镇建新房的有1237户，占总户数16.4％，用地面积125966.68平方米，建筑面积254822平方米。
  第六节 行乘
  建国前，劳动人民外出、多是步行、走泥路、爬山越岭，肩挑手提。有钱人家坐轿，外出坐船、排。封建时代女子多在家中，要求“走不动裙，笑不露齿”，行为受到极大的约束。男子出远途，有坐木船、竹排、多数是步行。
  60年代后自行车增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自行车几乎成为每家每户取代步行，载重必备的工具，多者一户2～3辆。90年代后，摩托车风靡有取代自行车之势，
  各种型式载客车日新月异，镇街道内出现了黄包车，外出均以车代步。出远门坐汽车、火车、飞机、轮船。古时出远门需要几个月，现今缩短几天或几个小时即可到达。
  第七节 时空拾零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们使用的器物在不断替换更新，为留住记忆，以时空拾零为题，将消失和趋于消失的日常用俱以照片和文字说明记述于志。
  棕盖仔
  棕片缝制，用于盖在箩筐上，起防雨作用。（有的中间暗制夹层，藏放贵重物品），六十年代前，小商贩赶墟很适用。
  笋壳篓仔
  用笋壳缝制的盛具，有方有圆，大小不一，制作简单，提物十分轻便，耐干不耐湿，是竹山下村民的日常用品。
  站栏 站桶
  用杉木制作，有圆形和方形，高度与饭桌相近，内分二层，能坐能站。站时去上层，适用一至三岁小孩。
  轿仔
  有竹制和木制，高约60公分，四周有围栅，座位中间挖一圆孔，方便小孩排解。
  巢仔
  有木制或木架衬托竹编而成的长方形巢仔，能摆动催眠，内铺棉布、草席等，可供幼儿躺睡。
  麦袄扇
  将麦杆蒸煮后，编成辫条缝制，中间缝上绣花图案，扇边布包缝扎，竹片作柄，美观，耐用。
  布鞋
  用碎布制底，苎索穿扎，新布缝制鞋面，样式有宽口、圆口和妇女的绣花鞋。穿着轻便，舒适，透气。
  木履
  用轻质木板制成，鞋掌部钉块牛皮，做工简陋，行走不便。
  额仔
  老年妇女头部保暧用品，布料质地好，多层，做工精致考究，中间剌绣花纹，镶嵌珍珠、玛瑙装饰。
  厘桶
  送婚用具，圆形单层高柄小桶，形为浅盆，制作精细，漆大红色。
  古担
  送婚用具，圆形多层迭桶，内分三、四层，制作精致，漆大红色。送婚时装糖、果、饼等，显示隆重、高雅。
  镜箱
  女子梳妆盛具，制作小巧玲珑，多漆红、朱红、黑色，箱边绘有花鸟图案，顶盖翻起，内有镜子，两层，小抽屉，存放梳子，发夹等梳妆用品。
  锡壶 锡茶壶
  用锡打制，盛酒、盛茶用具，有耐碰特点。
  糕仔印
  硬木制的米粉糕饼模具，雕有各种图案、字样。
  灯笼
  照明用具，用篾条编制笼架，外糊白纸或红纸并油漆，中间插蜡烛，能防风防雨，六十年代前均有使用。
  煤油灯
  照明用具，铁皮制作，底座装沙，上部油罐装煤油，灯头用棉纱连接煤油，电力未通时，农村普遍使用。
  灯搭
  照明用具，用竹子制做约三十公分的架子，中间放一铸铁小盏，装桐油，放一至二根灯芯点燃，即可照明，煤油灯未出现时普遍使用。
  三角灯
  铁皮制的照明用具，中间有约十公分长的铁皮罐装煤油，底部分三角装灯头，用棉纱点火，一般适合较宽的场所使用。
  炮仔灯
  照明用具，玻璃制作，中间装煤油点火，上部有玻璃罩防风，美观适用，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盛行。
  谷砻
  
  碾米工具，圆型，直径约90公分，双层高约50公分，外层竹篾编制（也有用大圆硬木雕琢的木砻），中间用黄泥夯实，泥中排钉炒过的竹片，分上礅下礅，以竹筒为轴承。中心轴从下往上，用木枷套住中心轴，水力带动上礅，人力推动的只在下礅按中心轴，起剥谷壳作用，七十年代前是碾米的必用工具。
  脚踏碓
  碾米工具，石头凿成窟盛糙米，用近三米长的杂木作碓条，一端安上一个长方形石头与碓条成7字型，尾部做个十字木固定在一个支架上，用人力踩动舂米，单家独户多用。
  石磨
  磨浆（粉）工具，上下两层，下层有轴，上层有进料孔，在石礅中凿成排齿，推动上礅，下层有自身凿槽或木制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是磨浆、粉的唯一用具。
  糖厂石磨
  榨糖工具，石块凿成两个圆柱形（分雌雄）石磨，直径约70公分，高约一米。由二头牛牵引石磨向内转动榨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制糖的必用工具。
  涎枷仔
  小孩胸前佩戴的防湿垫仔，用布头多层制作，绣花纹，适合五岁以下幼儿使用。
  虎头帽
  小孩防寒帽，棉和布缝制，两边翘角为虎耳，缝一对银铃，摇动时有响声，后披过肩。
  竹火笼
  烤火用具，篾制。样式有大有小，有精有细，中间小上下大，中心夹一个瓷钵盛炭火，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渐少。
  脸盆架
  梳妆用具，制作精细，上部镶嵌镜子，下部能放脸盆，抽屉可存小件物品。
  桶、斗、升
  量米容具，桶、斗系杉木制作，升用毛竹筒制。一桶为五斗；一斗为五升；一升为壹市斤。桶、斗、升为昔日粜米衡器。
  烛台
  插蜡烛用具，锡制，一副两个，一般为庆典日使用。
  风箱
  鼓风用具，大小不一，木制，中间有隔板，来回抽动，把空气挤入炉灶中，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民间多有使用。
  交椅
  家俱，硬木制作，过油漆。旧时厅堂摆设接待宾客，显气派，庄重。
  水烟筒
  吸烟用具，铜制。一边装烟丝，一边嘴吸，中间装少量水，昔日富贵人使用。
  烟筒头
  吸烟用具，竹制或铜制，长短不一，可用作武器防身，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渐渐消失。
  藤栲栳
  藤制的盆，双面油漆，有花纹，昔日妇女盛针黹用品。
  笊篱
  做饭用具，竹篾编制，用于蒸饭时捞饭滤汤。
  饭甑
  蒸饭用具，杉木制，大小不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是家庭必不可少的蒸饭用具，进入九十年代后渐少。
  扁篮
  盛具，有竹制和藤制，背物十分方便，昔日乡人赶圩和屠夫多使用。
  木轮车
  运输工具，有独轮和双轮。木轮铁轴，轮外圈钉一层橡胶，比肩挑省力。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使用，后被胶轮车代替。
  草鞋
  麻做鞋筋，用稻草或竹丝编制，轻便不滑，七十年代前，乡人多穿此鞋上山与远行。
  独轮车
  运输工具，用硬木制成木轮木架，以手提和肩担掌握车身平衡，适宜窄路运输。六十年代改为胶轮独轮车，八十年代逐步被双轮胶轮车代替。
  龙骨车
  提水工具，木板做成槽，中间用板块做成一节连一节，形似龙骨，能弯曲。数人用脚踩，使龙骨节转动，把水引向高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有使用。
  草鞋轿
  木制长方轿形，前高后低，前有六个圆形小木柱，配有绞仔、掌仔、草鞋扒、垫梯等工具。
  碾槽
  旧时榨油厂用于碾碎油料作物的工具。
  秤
  秤种类繁多，有栳子、钩秤、戥盘秤、厘戥。用硬质木制作，过油漆，斤两用金属丝钉花。栳仔可秤150-300斤，钩秤10-30斤，厘戥则用于秤贵重物品。
  葫瓢碓（冲水碓）
  葫瓢碓 昔时山区小村常使用，建于水沟边，碓尾雕凿成葫瓢形盛水，水满而起，倒水而落，用以舂米。
  第二章 购买力
  第一节 物价
  农产品价格 民国26年（1937年）以前，本地物价尚属平稳，涨落幅度不大。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把占领区变成殖民地，掠夺物资控制贸易。造成流通受阻，物价波动。至抗日战争后期，通货膨胀，物价涨势凶猛。以1945年9月日本投降时的物价与1937年抗战前夕对比，上涨148倍。民国36年夏，全面内战开始，物价继续飞涨，至1947年物价涨到抗战前夕的1.5万倍，随后涨到2万倍，4万倍，上市大米每市斤500多元（法币，下同）甚至2000元、4000元，至1948年，米价每市斤涨至1万元，猪肉每市斤3.5万元。同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1元可兑换法币300万元。国民政府采取币制改革，冻结工资，实行限价等措施，但物价仍狂涨不停，大米每市斤涨至3.75万元，不久抢购风潮猛起，商品奇缺，至10月底，市场交易几乎全部停顿。11月1日政府被迫取消限价，物价涨风更难控制。
  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元券，法币与金元券的比例是300万：1。11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修改金元币发行办法”，宣布金元券贬值10倍，并撤销发行额20亿限制，物价进一步猛涨。
  民国38年（1949年）5月11日建阳解放，5月18日，执行《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钞金元券规定》。人民币与金元券的比是：1:10万元。
  建国初期，物资不太充裕，财政困难，从1949年5月至1950年2月，物价先后发生四次较大波动，物价指数上涨20倍。1949年11月，经国家采取几次平抑物价措施，才缓和物价上涨速度。1950年3月，贯彻执行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物价开始稳定。1952年大米每公斤0.16元（折新版币：下同），比1950年下降14.5％，猪肉每公斤1.08元，鸭蛋每公斤0.80元，菜鸭每公斤1.28元，草鱼每公斤0.96元。1953年11月，实行粮食、棉布和一类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后，物价相对稳定，大米仍保持上年水平，为确保副食品的供应，1954年后，制定笋干、白莲、香菇等零售价格，笋干每公斤0.80元，白莲每公斤1.60元，香菇每公斤2.00元。1955年3月发行新版人民币，规定新版币1元换旧版币1万元，商品价格根据折换、折算成新币价格，一律不准提价，也不许4舍5入。1959年以后，工农业产值连续下降，消费品供不应求，有的计划价格自发上升，粮油和副食品供应量明显减少，物价上涨。1960-1961年，集贸市场大米每公斤市价（下同）4—7元，而统销牌价仅0.182元；猪肉每公斤12—16元，国家定价每公斤1.58元；鸭每公斤3—3.5元，国家核定价每公斤2元。1962年12月，全国物价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对不合理的特价分期分批进行调整。1963年平价商品价格渐趋稳定，高价和议价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集贸市场的价格很快回落，大米每公斤收购价0.25元，统销价仍为0.18元；猪肉每公斤统销价1.48元。1963年粮价有所提高，大米每公斤收购和销售同为0.25元，粮价调整后，给干部、职工家庭月人均收入17元以下者，每人每月0.86元的补贴，至1965年底，物价基本恢复正常。
  从1978年开始，进行物价政策改革，许多商品和非商品从计划转为市场调节价。1979年猪肉价格部分开放，除定量收购和供应仍实行计划价外，其余实行市场调节价。同时对价格体制也进行改革，先后调整18类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8类食品销售价。这年粮食统购价格提高，大米每公斤0.38元，但统销价格仍为0.276元；油料作物收购价也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实行全省一个价，收购花生果每担（50公斤）36元、花生油每担115元、菜油106元、黄豆37元、豆油116元、黑芝麻56.5元，猪肉销售价每公斤由1.48元提为1.96元；鸭蛋每公斤由1.64元提到2.16元，由此发给干部、职工每人每月副食品补贴为5元，除国家牌价外，还有议价零售价格，议价大米每公斤0.62元、黄豆每公斤1元、菜油4.4元、花生果1.2元。1980年实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集市价格有升有降，黄豆每公斤提为1.06元、花生果提为1.6元、猪肉提为2.5元、菜油降为4.24元。价格开放后，市场供求活跃。1985年改革粮、油、棉收购制度，改统购为合同订购，开放木材、生猪等价格，根据国家和地区有关规定，杉木每立方提为200元，逐步取消生猪派购，实行自由上市，自由交易，在国家政策和计划指导下，市价有升有降，猪肉每公斤3.234元，其他肉、禽、蛋类也随着开放，牛肉每公斤（下同）3.80元、鸡5.31元、鸭3.12元、鸡蛋3.32元、鲜黄瓜鱼2.76元、鲜带鱼2.76元、草鱼3.78元、苹果1.55元、桔子1.98元、瓜子2.85元、花生米2.31元、桂圆干10元、莲子7.27元。
  1988年5月，福建省政府决定调整粮油价格，建阳市属粮食调出市，早标二米每公斤调为0.5元，花生油、茶油每公斤4.4元、菜油每公斤3.6元，粮食调价后，给每个干部、职工每月补贴8元，同年大米议价每公斤0.89元，市价1.11元，面粉议价每公斤0.94元，黄豆议价每公斤1.3元，市价2.04元，菜油议价每公斤4.7元。除粮油外，其余农副产品均随行就市。猪肉（平均单价元／公斤，下同）议价5.16元，市价5.71元；牛肉议价5.6元，市价8.49元；活鸡议价5.1元，市价8.19元；活鸭市价4.86元；鸡蛋议价4元，市价5.66元，鸭蛋议价3.11元，市价3.76元，鲜黄瓜鱼议价5.12元，鲜带鱼议价4.32元，市价5.62元。
  2000年农村农副产品全部开放，自由上市，自由成交，价格随行就市，有升有降。晚谷每担47—49元，（以下单位以公斤计）大米1.60元、黄豆2.6元、棉布公尺（龙头细布）6元、花生油8元、菜油5.4元、面粉1.6—1.8元、猪肉9—10元、牛肉14元、鸭9—10元、鸡蛋8—10元、鸭蛋4.4—4.8元、草鱼6—7元、黄瓜鱼5—6元、带鱼5—6元、桂元干16—20元、桔子0.40元、苹果3元、香菇25—35元、黑瓜子4—5元。
  商品比价 民国以前，工农业产品在市场调节价中自然形成交换比价。民间有“斗米斤盐”、“桶米四尺布”的说法，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很大。建国后，先后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供应农村工业品的价格采取基本稳定政策，工农业产品交换差价逐步缩小。农民以50斤大米作交换，1952年同2000年的比价，食盐由19.7公斤增至30.7公斤，白细布由8.5公尺降至6.7公尺，肥皂由21.9条增至61.5条。
  第二节 商品消费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贯彻落实，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大大增强，现代化商品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制作品，高档商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VCD等进入了千家万户。食品也大有讲究，如今吃菜要鲜（求无污染，如苦菜价格反比大白菜高出数倍）。社会商品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据莒口供销社统计资料，商品销售总额1965年为1669865.35元，1978年为2642849.73元，增长58.26％;1983年为4493408.97元，比1978年增长70％；1990年6562252元比1983年增长46.04％；1990年比1956年增长292.9％（不含波动因素）。1990年以后，由于开放市场，个体商业到处皆是，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