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建国前，莒口境内林深水冷、雾多瘴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居住条件恶劣，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蚊、蝇成群，鼠害猖獗，人们又普遍缺乏预防疫病的思想意识，鼠疫、天花、霍乱、疟疾、痢疾、伤寒、血丝虫、猩红热、麻疹、白喉、流脑等威胁百姓生命和健康的疫病时常流行。那时由于医疗条件落后，医疗水平不高，又无对疫病的监控机制，一旦疫病流行，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和有效的控制，而有些人染病后又不去求医问药，却迷信于巫医、符咒、求神、拜佛，致使许多人死于非命。即使有些人侥幸保住了性命，但大多数却落下了诸如麻脸、大脚、瘸腿等后遗症。正是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医疗水平的落后和人们防病治病意识不高，莒口的人口死亡率很高，人均寿命只有35岁，大大低于全国人均寿命49.8岁的水平。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在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建立健全了三级医疗防疫网络，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普种了牛痘、天花等疫苗，各类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控制，鼠疫、霍乱、天花被灭绝。同时，镇卫生院在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的配备方面都颇具规模，技术力量和防病治病能力不断提高，常见病都能就地医治，人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保障。人口平均寿命大为延长，据统计，到2000年人均寿命达65.5岁。
第一章 中医中药
中华医学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们祖先长期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对解除人的病痛，延长人的寿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古时治病靠的是中医中药。而从业中医者，大多是以下几种人：一是读书人，他们自学医书、药书，边实践边验证；二是专门拜师从业的；三是艺成后代代相传的，即所谓的子承父业。这些医生中有的还兼学推拿、针灸等医疗技术。而中药材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有的是商人设店经营，按医生的处方售药；有的药店还聘请坐堂医生边为人看病边售药；有的医生兼营药店，以方便病人；还有一些药贩，学些简易医术，串乡行医，送药上门。除此之外，还有青草医生，他们根据祖辈传授的辩证认病的技术，专用新鲜青草药和动物给人治病。
第一节 中医学人物
莒口中医历史悠久，名医辈出，如宋有蔡元定，元有熊彦明、明有熊宗立、民国时期有林济川等等。
熊彦明 元朝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镇焦岚村樟㘵）人。他整编元朝孙允贤的《医方大成》，并附入《济生拔萃》、《宣明论》等方，编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十卷。该书为中医历代经验方选集，共收录2000多个药方，方后并附有简明的论述，其中有不少疗效显著的方剂。
熊宗立 原名均（1409—1482年）字道轩、号匆听子，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镇焦岚村樟㘵）人。他是我国医学界一位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医学家，比举世闻名的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早一个世纪。
熊宗立出生于一个颇具盛名的书香之家，其先祖是唐朝兵部尚书熊秘，曾祖父熊天儒，祖父熊鉴是当时的名医。熊宗立幼年时体弱多病。古语云“三折乃良医”，正是疾病迫使他走上从医之路。早年他跟刘剡（字用章）学习中医，学成后，悬壶诊病。由于技术高超，屡起沉疴，名声日噪。到了明正统年间，熊宗立开始把精力集中于医书的撰著和校勘工作，当时他才20余岁。他一生勤奋，38年间共撰著、编写、注释各种医书达20余种。从种类、范围和数量来看，其工作是十分艰辛的。他说：“医善专心，方贵经验，古今方书，传于世者甚重，盖初学之士，犹临海问津，焉能运从哉？”。经过他编纂和注释的医学著作，均分析明晰、详细，通俗易懂，有的还附图说明，很便利于初学者学习。他的著作不但在我国广为流传，而且还传入日本，在日本多次翻刻印行，对日本汉医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日本的真长（号兰轩者）及和气明亲等人，曾先后来华跟随熊宗立学医。
熊宗立主要著作有：《名医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此书是在元代孙允贤所著的《医方大成》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补充而成；《各方类证医书大全》（新编）二十四卷，明成化三年（1467年）熊氏种德堂刊本（五用本）；日本大永八年（1528年）阿佐井野宗理复刻，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俗解八十难经》六卷，——《难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明朝已相传一千余年，书中难免有错简断文、遗漏脱落，加上文字古奥，不易读懂，给后世学医者在学习上造成困难。熊氏的《俗解八十难经》，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用浅显的文字加以注释，并附图二十八帧；《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此书是晋代王叔和编撰的关于中医脉象的专书，但意义深奥，窥测难知，熊氏根据历代医家的注释，删去繁杂，择其精粹，加以通俗的注释。《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该书是根据中医经典《素问》中关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编成歌辞。除以上主要著作外，还有注释医学经典著作的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柩运气音释补遗》一卷，《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俗解医学经典著作的有《八十一难经络解》，《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十卷，临床各种著作的注释、补遗的有《外科精要附遗》三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二十四卷，《类证注钱氏小儿直诀》十卷，《类证陈氏小儿痘疹方论》二卷，《补增本草歌括》八卷；其它的著作有《医学源流》、《袖珍方》、《山居便宜方》、《历代名医考》、《洪范九畴数解》、《金精鳌极》、《通书大全》、《天元赋》、《雪心赋》等。精于妇科，著《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4卷。
林济川 字宽子、号汝辑（1868—1952年），建阳莒口人。其祖父与父亲均为中医，幼时随父学歧灸之术，青年时学接骨和武术，成人后以医艺闻名。1945年迁至建阳城关，于城关北门头开设《济川诊所》，行医遍历江西、广东、印度尼西亚。因其医术高明，被誉为一代名医，赠匾称赞者不计其数，如当地人赠匾称“术追扁鹊”；新加坡人赠匾称：“华佗再生”；槟榔屿人赠匾称：“仁心仁术”等等。其突出的医疗病例有：《“僵尸”死而复活》、《在新加坡巧治雷头风》、《回天术巧生髀骨》、《夺天工祖母乳孙》等。
第二节 中药
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建阳就有药局一处。清嘉庆年间，江西药伢客商见建阳缺医少药，每年夏季带黄芪、川莲等中药材来建阳走乡串户，销售中药或问病抓药，颇受当地人欢迎。冬天他们则购回麻沙、书坊印刷的书籍。有的药商则客居建阳，开设中药铺。当时莒口境内开中药店铺者多是江西人。
旧时中药铺十分讲究职业道德，店堂贴着类似“合药无人见，存心有人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价无二，药到病除”等信条。有的在加工丸、散、膏、丹时，还要沐浴焚香，以示如有欺心，愿受神灵惩罚。那时一般的中药铺都会加工丸、散、膏、丹等中成药。
民国时期莒口著名的中药店是“永茂堂药店”，店主为中医师黄永茂，大名黄顺禄。
他自学医术成才，于民国初期到莒口街开店行医（店址在莒口十字街，今农贸市场一带）。民国19年（1930年），陈良明土匪血洗莒口街，其药店被烧毁。之后在茶㘵街开店行医，挂牌“永茂堂”。该店兴旺时顾有1名医师、3名司药学徒。由于黄永茂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服务态度好，药价合理，因此在茶㘵一带享有盛名，连后山、马伏、石床、庵口、陈㘵等地的民众也慕名用轿子接送其诊病，第次外出巡医多在十天半个月。
茶㘵除黄永茂药店外，胡加林的中药店也颇有名望。当时莒口境内除茶㘵两家中药店外，莒口街也有3家，他们是李炳生中药店、黄瑞初中药店和龚祥中药店。此外，后山、长埂、马伏也开有中药店。其它乡村没有中药店，为了给病人买几帖中药，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好几里路，十分不方便。
1955年以前，莒口有7家中药铺，当年在私有制改造后合为5家。分别为李炳仁莒口药店，胡加林茶㘵药店，杨荣生后山药店，陈暨烂马伏药店，张义明的长埂药店。60年代中期，这些药店的人员和财产全部归莒口卫生院统一管理。1980年初，县医药公司在莒口设莒口药店，该店经营药品由建店初的300余种中西成药增加至现在的680多种。同时，镇卫生院也设有中药房，基本上能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中药年营业额初期才4万多元，2000年达到了10多万元。
第三节 地产药材
清朝初期以前，中药材以采集野生为主。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民间开始种植泽泻、淮山等中药材。一些乡村郎中，药店主，居民为解决配药难，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引种药材，以备急用。莒口镇地产药材主要有野生和种植两种。
一、野生药材
莒口境内山高林密，野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品种有9百多种（详见《林业篇·药材资源》，这些药材多产于深山密林之中。
二、种植药材
建国后，在70年代以前，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药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指示精神，每年在布置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下达药材生产任务。如1960年莒口公社委员会专题发出通知，要求把药农吸收到耕山队，各耕山队要把药材生产、采集工作作为经营项目之一。这年安排药材种植面积339亩，产量800担，其中山药65亩、产量437.5担，荆荠80亩、产量200担，紫苏8亩、产量16担，生地40亩、薄荷6亩，白术25亩，其它115亩。除种植上述药材外，还种植茯苓、麦冬、笔笔、刀豆、枸杞、薏米、泽泻、积壳、厚扑、百合、木瓜、桑叶、花椒、黄花菜根、银杏、桔梗、杜仲、乌梅等。在药材生产中，医药经营部门协助解决药材种苗，进行技术指导，收获后委托用药单位收购。
第二章 医疗体制
建国前，看病都是自费。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流行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血丝虫等实行免费医疗，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国有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农村公社化后，曾推行合作医疗制度。1984年公社改乡（镇）后，农民实行自费医疗。
第一节 公费医疗
莒口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当时区公所、全民事业单位均与卫生院挂钩，医药费实报实销。公费医疗的标准，开始时为每人每月1元，以后随着干部、职工平均年龄的增大，医疗技术、条件的提高和改善，新特效药品的产出和使用，使公费医疗经费开支逐年增加。在公费医疗的实施过程中，曾出现过不正常的现象，如无病开药、小病大养、稍重住院，甚至是1人享受公费医疗而全家沾光，不仅在医疗费上弄虚作假，而且造成药品浪费，导致公费医疗预算超支，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针对这种情况，省卫生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联合发出了《享受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人员自费药品范围的规定》，把公费医疗药品的品种范围区分出来，带补益身体的药品实行自费。
1985年1月，建阳县成立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加强公费医疗的管理。取消公费医疗实报实销制，实行包干制。干部每人每月以6元的标准包干，每个工作人员，按月以工龄长短计算、核定每月报销医疗费用的最高额，而住院治病实行实报实销。包干使用的医疗费用年终进行结算兑现，节余部分按70％归个人、30％归单位；如有超支，则超支部分的70％由单位报销、30％由个人支付。莒口镇政府从1990年起，将医疗费按工龄长短计算、核定每月应报销的数额，年初一次性直接发给个人，超支不补，节余归已；住院费按85％报销，离退休干部和高龄干部门诊、住院费全部报销。
第二节 农民医疗
一、自费医疗
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时，高级社设有保健站，以便于农民治病，费用则由个人承担。1965年以后，各大队相应成立合作医疗站，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社员看病只付挂号费。1983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级医疗事业视为企业，逐步将村医疗站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农民医疗又恢复为自费。
二、合作医疗
1965年后，各大队（村）相应成立合作医疗站，对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合作医疗制，社员在大队核定的医药费指标内看病不要付医疗费，只需付5分钱的挂号费；医疗费超支部分的处理各大队则不一样，主要视各大队经济状况而定，有的大队报销70％，有的大队报销50％，有的大队完全由个人承担。1984年后，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后，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医疗费用也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基本上撤销合作制，恢复农村的保健制。合作医疗站改称保健站。
三、减免医疗
享受减免医疗费的对象为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老区群众、残疾人等。根据有关优惠政策，他们在看病时，免收或减半收取挂号费、检查费等。
第三章 农村医疗事业
第一节 医疗设施
1949年后，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设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精的过程。
一、房屋设施
1956年成立后山卫生所时，仅利用几间公房。1958年成立莒口公社中心保健院时，先是在粜米巷租用6间私人房间，面积不足100平方米，不久便在旁边新盖1座平房。1978年在龙门路5号新盖一座综合性医务大楼，卫生院由粜米巷搬至龙门路，从此分设门诊部、住院部，并建有职工宿舍、食堂等。1990年在院区内又新盖1座四层砖混结构的医务人员宿舍楼。至2000年，莒口卫生院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358平方米，其中医疗用房达1539.7平方米，绿化面积约4278平方米。
二、门诊部设施
门诊部现设有内科、外科、中医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理疗科、防保科、注射室、处置室、挂号室、电诊室、放射室、检验室、西药房、中药房、药库等。
三、住院部设施
住院部现有8间病房、30张床位，并设有理疗、处置、治疗、手术、急诊抢救、注射等科室。
四、医疗设备
解放初期仅有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注射器老四件。至2000年止，镇卫生院置有UF-400型日本进口B超、PM-9000型彩色多参数便携式监护仪、心电图机、胎心监护仪、半自动生化仪、尿十项自动分析仪、200毫安X光机、KR－Ⅱ型高频喷射呼吸机、电针综治疗仪、全日康电脑治疗仪、多功能洗胃机、雾化吸入器、频普治疗仪、贮藏药品用的冰箱以及救护车等价值60多万元的医疗设备。
第二节 西医机构
一、私人诊所
民国末期，莒口镇开始有了西医，当时茶㘵有位姓万的退伍军医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莒口街也有一位专管征收屠宰税的兼职西医。哪时由于西药多从外国进口，价格昂贵，一般平民承受不起，再则西医刚在莒口出现，大多数民众尚不能接受，所以就诊者寥寥无几，到解放初就停业了。
二、联合诊所
1952年个体开业的诊所和药店开始联合起来，由顾祥民等4人组成联合诊所。
三、卫生所
1956年成立了后山卫生所，医务人员由联合诊所的人组成，王子平任所长。卫生所为属股份制由5人合股，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资参照国家医务人员标准。卫生所下设茶㘵、莒口、周墩3个保健站。
四、保健院
1958年区改制为人民公社后，成立了莒口人民公社中心保健院、茶㘵人民公社保健院和后山人民公社保健院。莒口人民公社中心保健院医务人员的组成，是在原后山卫生所医务人员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的，有西医3人、中医1人、助产士1人、护士1人、助理护士5人、会计1人、中医学徒2人。茶㘵人民公社保健院医务人员为5人，后山人民公社保健院医务人员为4人。保健院的隶属关系为：莒口中心保健院受建阳县和莒口公社双重领导，后山、茶㘵保健院受莒口中心院指导，大队保健站受所在公社保健院指导。
1977年，莒口中心保健院更名为莒口人民公社卫生院。至2000年止，莒口卫生院拥有在册医务人员和职工34人，其中卫技人员32人、占总数的94％，卫技人员中：检验师1人、中医师1人、西医师5人、护师8人、医士9人、护士4人、药剂师5人、检验2人、放射医师2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7人，其中大学学历的3人、中专学历的24人。所拥有的病床位数与工作人员的比例为1:1.7。现拥有固定资产109万元，年收入超百万元。卫生院备有西药600多种、中药300多种，能独立开展普外科、妇产科、五官科、肝肠科等中小手术。年门诊人数达4万多人次，年住院人数达600多人次，年开展外科手术70例、抢救危重病20多人次、成功率达90％以上，基本达到了能提供社区防病和医疗保健等各项服务的要求。
莒口卫生院历任院长名录：王子平、李瑛、陈金泉、傅国华、王美英、高尚武、黄传价、邱孝炳、兰金荣。
五、村卫生所
1958年公社保健院抽调部分医务人员充实所属大队保健站。1965年学习外地合作医疗经验，莒口中心保健院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大队、生产队按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从公益金中每人各拨付1元钱，这样每人每年的3元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实行专款专用。“赤脚医生”的报酬由大队按略高于当地中等劳力所得的工分给付。
合作医疗所提倡的“群防群治”、“一根针一把草”（针灸、草药）、“三土上马”（土医、土药、土法）和“四自创业”（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针、草、中、西医结合的措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84年公社改乡后，各大队的医疗站便改为卫生所，赤脚医生经考核合格的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其余则改为“乡村卫生员”。2000年有村级卫生所15个，乡村医生20人、乡村卫生员20人。
第三节 医务人员培训
乡、村医生的培训由县卫生局、县防疫站负责，乡（镇）只负责培训卫生员、接生员、护理员等。从1953年开始推行新法接生后，共培训接生员30多名，各村的接生员每年除了要参加一次为时5-6天的定期培训外，还工参加2次例会。19550-1988年，县卫生科、卫生局以及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所举办了各类医务人员培训班多期，每期莒口都派出相应的医务人员参加，以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第四章 疾病防治
第一节 传染病的防治
一、鼠疫
鼠疫是鼠疫病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本地人称“老鼠瘟”。鼠疫传染快，死亡率高，得病者十有九死。据县志记载：“民国34年（1945年）夏，莒口流行鼠疫，在两个月内，仅莒口街就死亡130多人，有的全家死光。哪时本来热闹的莒口大街见不到行人，商店大门紧闭；全村人几乎跑光，烟囱断烟，田野空无一人，路上行人绝迹，山上新坟日增。”当时乡间流传着：“上午抬死人，下午被人抬；先死有棺材，后死没人埋。”人人在惶恐中度日。而当时的政府束手无策，无法控制住疫病的蔓延。虽然祈求神灵保佑的香火不断，但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疫村人为保性命外逃它村，但又把鼠疫病菌带入该村而使该村也染上鼠疫。因此未流行鼠疫的村为保村民平安，不得不派人把守村口，不让外人进村，也拒绝收留前来投亲靠友的外来者，以免受传染之虞。
建国初期，国务院规定甲、乙两类25种传染病为各地应报的疫情，鼠疫为甲类之首。1951年建阳县建立防疫机构，突出抓鼠疫防治，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对疫区普遍接种疫苗，及时掌握疫病动态，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灭鼠活动。经过不懈的防治，终于根除了鼠疫。
二、天花
天花，旧时又叫“牛痘”，此病传染快，死亡率高达60-70％，患者多为儿童。旧时常说，染上天花，不死也“麻脸”。建国前，天花在莒口境内连年流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天花也分“大小年”）。建国初，虽然有“天花”疫苗，但药价昂贵，一般人承受不起，因此天花还是流行不断。从1953年起，人民政府加强儿童保健工作，普遍实行免费为儿童接种“天花”疫苗，甚至上门为儿童接种。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天花被灭绝。现在40岁以下的人没有一个是“麻脸”。
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此病早在建国前就在莒口境内流行，因当时医学水平落后，无法识别。建国后，三次较大的流行是1957年、1979年、1969—1985年，发病率为220/10万，死亡率为1.5—4％。莒口属一般病区，一般年份为局部流行，如1960年马伏大队的外墩、后山大队的湄㘵发生脑膜炎4例。当出现“流脑”时，即组织医务人员深入病发区，对患者的居所进行消毒，并加强发病区的预防工作，尤其是对托儿所、幼儿所、学校、共公场所、交通要道严加控制，使刚出现的“流脑”得以迅速控制，患者得以及时治愈。
四、麻疹
建国前，麻疹为小儿的常见病。当时百姓缺乏科学的思想，一旦小儿得了麻疹便求神拜佛，并按旧风俗将小儿关在黑暗的房间里，用茶叶、路通子焚熏房内，以消毒避邪，就连房里的灰尘、垃圾等也不敢清扫。并在房门外挂一红布，表示小儿出麻疹，不肯生人进入，也不请医生治疗，让小儿麻疹自生自灭，导致不少小儿惨死于麻疹。据1950—1987年疫情统计，麻疹发病率居各类传染病第三位。建国后，莒口麻疹流行的年份为1956年、1959年、1970年、1973年和1977年，其中1956年流行最为严重。在50年代治疗麻疹的方法一般是服用贯仲汤、尿泡蛋，注射胎盘球蛋白等，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以后，普及接种麻疹疫苗，麻疹得到了有效抑制。
五、痢疾
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其病状为上吐下泻不止，如得不到控制，一至两天就会死亡。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建国前死亡率高达60％。旧时本地最恶毒的骂人话叫：“打赤痢，死绝种。”意即得痢疾，就会死，甚至全家人都会死光。据县志记载，民国11年（1922年）痢疾广为流行，民国34年（1945年）在年别村落也有爆发性流行。建国后据疫情记载，痢疾患病率居第九位。莒口镇各村均有局部流行，1950-1958年患病率为200-400/10万。患病率最高的年份为1953年、1954年、1961年、1963年、1964年；死亡率最高的年份为1950年和1960年，死亡率分别为0.8％和1.3％，有的则全家死光。1984年以来，经过大力防治，痢疾发病率明显下降。
六、乙型脑炎
据县志记载，此病流行情况为：1956—1965年为散发年，年发病率为0.54—13.1/10万；1966—1974年发病率都在20/10万；1975年－1989年为散发年，年发病率在2—13.7/10万；1990年以后未发现乙型脑炎病例。
七、霍乱
霍乱症状酷似痢疾，比痢疾更具爆发性，传染快，一旦传播比鼠疫更烈。此病于1949年前，在莒口个别村落有流行。建国后，无霍乱病例出现。县防疫站专设有肠道检验科目，1977—1986年共检验肠道病人粪便829份和水源培养6份，均未发现有霍乱病源菌。
八、肺结核
肺结核又名“肺痨病”，为慢性传染病。俗称“痨病吃亲人”，意即亲人经常接近患者而易传染。莒口各村皆有病例。建国前，缺乏药物，为不治之症。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肺结核病的防治，发病率逐渐降低，加上医学的发展，治疗肺结核病的药物大量产生，治愈率很高。近年又普遍对幼儿注射卡介苗，极大地降低了发病率，偶尔发现数例，也多属老年患者，个别为青壮年。
九、白喉
1959年莒口镇长埂村流行白喉，发现后即组织医生深入防治，对8岁以下6个月以上的儿童普遍注射白喉炎霉素3次。第一次为657人，第二次为644人，第三次为621人，有效地控制住了白喉病的蔓延，无一例死亡。此后至1970年，在个别村也有散在的白喉流行，患者多为婴儿。医治白喉，民间也有特效的青草药。
莒口镇除以上各种传染病外，百日咳、小儿麻痹症、伤寒与副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在个别村落也有发现过。
第二节 寄生虫病的防治
一、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多在夏秋季节流行，发病率在莒口居各种疾病之首，常住者几乎无一人幸免，常患者面黄肌瘦、四肢乏力、骨瘦如柴，重者致人死亡。过去流行有“稻谷一发黄，摆子鬼躺上床”的民谣。说明疟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
据县志记载，建国后，疟疾曾两次大流行：第一次是1950-1967年，属地方性流行、间日疟和恶性疟混合感染，发病率为3130.4/10万；第二次是70年代，属大批易感人群（知青、移民、下放干部、外籍暂住人员和新迁入者）进入本地在群体无免疫力的情况下爆发流行。
1979年组织公社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对全社近一年疑似疟疾的病人进行调查摸底。据统计，1978年全社共发现疑似疟疾病人2379人，发病率占全社总人口的9.87％。1978—1979年6月约一年半的时间中，全社共发现疑似疟疾病人3908人，发病人数比前几年有明显增加，特别是湖桥、焦岚、东山和长埂4个村，较为严重，发病率都占当地总人口的20-26％之间。接近于莒口公社疟疾爆发流行前的1969年的发病水平。为了防止爆发流行，采取了如下防治措施：组成疟疾防治专业队，该队由25人组成，其中公社干部2人、卫生院医生5人、从各大队抽调来的赤脚医生18人。防治专业队与各大队成立的医疗小组相配合，全力开展治疗工作。在医疗过程中做到：手提开水瓶送药到手，看着患者将药服下，服完登记，记完再走，同时做好跟踪及家访工作。
二、血丝虫病
血丝虫病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寄生虫寄生于血液中的疾病，患者多为农民，染上此病后，经常引起“下血”，直至发展为“橡皮腿”。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既影响劳动，又严重危害身体健康。自古以来，莒口就普遍流行此病。但在旧社会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任其发生发展，无法治愈。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丝虫的防治工作，在进行大规模的普查、摸底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治。1958年据后山医院调查资料，仅后山乡患者达1153人，服药治疗943人，占81.7％，流行感染率为29.9％。1959年初，全社复查2148人，发现有阴性259人。同年秋，再复查复治，通检7948人，发现阳性578人，治疗505人。又对814名林业工人进行血检，发现阳性29人，其中三人转院，26人就地治疗。1960年元月，进行一次全民复查复治，对以前漏查漏治者进行补查补治。2月对呈阴性病者又进行一次复查复治，对晚期患者也进行二次减轻症状的服药治疗。这年共查11674人，治疗983人，晚期的治疗304人。1979年莒口公社革委会为贯彻省委提出的1980年在全省达到消灭血丝虫病的要求（即丝虫病的感染率在1％以下）。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血丝虫病普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解放后，我社开展大规模的丝虫病普查普治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使我社丝虫病感染率从1958年的29.9％下降到1978年的6.7％，治好了许多病人，为农业输送了大批劳力。但据县卫生防疫站1978年对全社普查结果，全社患者仍有1439人，加上1977年未治疗的313人，合计1752人。采取三条有力措施：1、组织力量，除公社干部、驻队工作组、大队干部外，专业人员32人（其中县卫生防疫站22个人，莒口卫生院10人）；2、定时间，全社15个大队，社直单位分两批进行，时间自3月15日开始至22日止，每批四天；3、防治方法，把患者集中于各大队，便于服药观察，以达到治疗。尔后经过几年反复查治，至1985年已基本消灭了此病。
三、钩虫蛔虫病
钩虫、蛔虫病，莒口各村均有散在病例。在1959年普查时，全社8周岁以上的7384人（除年老和外出的184人外）全部服贯众汤，8岁以下的1123人和1岁以下的236人均服山道年或疳积片。70年代曾开展不定期普查。
第三节 地方病的防治莒口境内地方病主要是甲状腺肿大（俗称大脖子），中医称“瘿瘤”，简称“地甲病”。据1982年县防疫站调查，莒口镇属重病区，女性患者多于男性，农村发病率高于城镇。甲状腺肿分为弥漫型、结带型和混合型三种。主要治疗方法是给患者注射碘油或服碘油丸，过后再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复查复治。现在一般食用碘盐加以预防。
莒口地方病除了甲状腺肿大外，还有氟中毒。预防氟中毒的主要办法是改水降氟，以防止氟骨症再发生。
第五章 卫生保健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
建国前，莒口环境卫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家禽家畜满地跑，大街小巷禽粪、垃圾成堆；茅厕随处搭盖，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群，老鼠、跳蚤、臭虫横行，传染病流行不断，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建国后，区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的号召，1952年年底掀起了以反对美帝侵略者细菌战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灭雀、灭蝇、灭鼠，清理下水道、厕所以及洒药消毒行动。1956年再次开展以消灭＂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1959年在前几年取得灭“四害”成效的基础上，再度掀起了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全年进行12次全民性的卫生大突击和几十次大小不等的除害灭病战役，此役过后，全社基本消灭了“四害”，全社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户户爱清洁，人人讲卫生的良好社会气氛，获得全县卫生工作标兵。8月全县在莒口公社召开除害灭病工作现场会，会上总结和介绍了莒口公社的做法：根据农事活动季节，以大忙小干、小忙大干的原则，发动群众利用两结合的办法（工休假日，结合群众风俗节日和生产积肥进行卫生大突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运用找、打、掏、毒、挖、堵等战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中，全社成立了7个指挥部、45个战斗队，共有6000多人参加。总计灭鼠142576只、灭雀27146只、灭蝇32629斤（含挖蛹345斤）、堵老鼠洞2426个，疏通沟渠250多条，计12000米，拆除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45座，改良和新建厕所104座，集体猪舍迁至田间、牛栏迁到山边，全社建成了容量为3万担的垃圾炉，培训保育员68人、保健员45人、炊事员48人、饲养员30人、清洁工12人。同时结合除害灭病运动进行血丝虫病、麻疹、钩虫、蛔虫、白喉等传染病的普查治疗，并订立卫生制度，如卫生经常化制度、食堂卫生制度、饲养员制度以及划定卫生责任区，每幢房子设卫生督导员，采取队长包组、组长包督导员、督导员包户的办法实行每天一小扫、7天一大扫，将每月1日和15日定为卫生日，大搞卫生。经过不懈的努力，全社农户初步达到了“六净”（上下左右前后干净）、“六绝”（鼠、雀、蚊、蝇、跳蚤、臭虫绝迹）、“六洁”（房前、屋后、猪栏、鸡圈、阴沟、大厅清洁）、“六有”（有除“四害”工具、猪有圈、牛有栏、鸡有舍、粪缸有盖、垃圾有棚）、“六不要”（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处大小便、不要乱倒垃圾、不吃不清洁的东西、不放养禽畜、不乱放尿桶粪缸）的清洁户标准，公社也接近“四无”（无老鼠、蚊子、苍蝇、跳蚤）公社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机构瘫痪，无人抓，爱国卫生运动没有开展，村、社卫生又变差，农村的不卫生现象又重新出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1年，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以治脏为突破口、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乡、村普遍建有环境卫生设施。同年8月，全乡进行卫生大检查。1983年发动9月大搞室内外卫生。从1984年起，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制度化，镇所在地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卫生“门口三包”制度。近几年来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全镇以“两管五改”（即饮水管理、粪便管理和改畜圈、改阴沟、改炉灶、改建镇村水泥路、改善环境卫生）为契机，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一个新台阶。
第二节 饮食卫生
一、饮水卫生
从1953年开始，常年对井水进行药物消毒。从1974年起进行饮水监测。1982年进行水氟检查，设点取样化验。1983—1984年调查农村饮水源，同时对“麻阳”溪及其分支流进行盈水期、枯水期水质测定。从此，农村杜绝饮用经过农田垄沟的不卫生之水，地势高的村庄用毛竹管引用山泉水，地势低的村庄普遍使用“灶边井”（只需打几米深的小井，用压力泵与铁管抽水），既方便又卫生。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建起水塔，用水泵抽水饮用。
二、食品卫生
1956年以后，卫生防疫部门对饮食行业要求做到防尘、防腐、防蝇、防鼠，对饮食行业人员上卫生课和进行体格检查，调离有传染病人员，合格者发给体检合格证。从1957年开始进行食品监督。1963年贯彻县政府《饮食、食品清凉饮料服务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对全乡饮食服务人员进行体检。同时选送肉食检验员和机关炊事员参加县里举办的培训班进行培训。1976年和1979年在饮食行业中贯彻《国家卫生标准及管理办法》和《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经常组织对饮食行业的检查监督。从1985年7月1日开始试行《食品卫生法》，将食品卫生纳入法制化管理。从1984年起镇卫生院配有专（兼）职检查员一名，配合工商等部门对食品进行不定期抽检。1995—2000年的5年中，共抽查商品560余种，销毁各类假冒、伪劣、变质食品100余种，价值2.3万元。从1983起，连年对饮食业人员进行体检，建立一厂一卡、一店一卡卫生档案，坚持督促饮食业做到“四防一消毒”。
第三节 妇幼保健
一、孕产妇保健
在西医未传入莒口之前，妇女分娩均由老年妇女或专职接生婆凭经验接生，缺乏科学性。产妇分娩姿势有坐着，有跪着，有蹲着，全由接生婆拨弄。若遇难产，则用许多野蛮办法，如产妇滞产时，多用手撕裂会阴；若遇死胎，则用铁钩或秤钩钩出。断脐带时，则用未经消毒的剪刀剪断；脱脐时，还要涂上不卫生的“香灰”等。旧时临盆都用土法接生，不讲究卫生，不少产妇死于产后大出血、产褥病等；新生婴儿则多死于破伤风、窒息等。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畏如过鬼门关。民国14年（1925年）建阳始有新法接生，但因妇女受数千年封建迷信思想束缚及新法接生费用昂贵，农村产妇前往医院分娩的寥寥无几。因而建国前莒口产妇分娩以土法接生为主。
建国后的1951年县妇幼保健站开始培训接生员，同时改造旧接生婆。莒口区、乡、村都选送青年妇女参加接生员培训班。1953年达到了村村有接生员，并且要求接生员参加每年为时5—6天的定期培训和两次例会，使接生员不断掌握孕期检查、正常异常分娩的处理和产后访视技术。1958年加强妇幼保健工作，莒口、后山、茶㘵3个公社成立了保健院，配有专职助产士，同时培训了56名村级接生员，每个接生员均配备有接生工具箱。此外，普及新法接生，公社设中心院，大队设立了8所产院和2个接生组，实行分娩住院化。从1983年开始加强孕妇管理，做到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和住院分娩，并进行早期孕妇保健指导，初筛高危对象。经过长期宣传、培训和推行新法接生，至2000年莒口镇新法接生达100％，新生儿死亡率降到1.3％，产妇死亡率为零。
二、妇女卫生保健
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后，贯彻执行妇女劳动“三调三不调”（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的规定。从1976年起，提倡妇女五期（经期、孕期、产褥、哺乳、更年）劳动保护，农村和机关单位对“五期”妇女给足假期，对晚婚或办独生子女证者给予优惠照顾。1958年公社化时各个食堂都建立妇女劳动保护出勤牌，推广使用新式妇女月经带。在坚持贯彻执行妇女“三调三不调”的同时，于“三八”妇女节前对48个子宫脱垂病患者进行集中治疗，经跟踪调查，治愈率达40.1％以上。1960年对妇女所患的常见病进行普查和治疗，经调查发现，妇女普遍因对自身生理特点认识不足、自我爱护不够（如在经期中喝冷水，下水淋雨，吃过多刺激性食物等）、过度劳累、营养失调以及个别患有慢性病等原因而引起体质衰弱，使妇女患月经疾病的增多。为此，对全社闭经病进行调查复核，在所调查的1937个生育年龄（16—45岁）的妇女中，有246人患有闭经病，占生育年龄妇女的12.7％。除部分患者没有感觉外，大部分患者有出现头昏、腹胀、疲倦、贫血、四肢无力、腰酸背痛等症状，有的还下部疼痛、面黄肌瘦，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妇女的身体健康。当时即组织18名中、西、草医务人员，分成3个组对全社153名患者进行治疗，除33名患者未达到一个疗程外，其余的120名患者中：治愈35人，占29.1％；症状消失的25人，症状减轻的46人，有经期的8人。次年3月2日，莒口公社召开专题电话会议，传达省妇联“关于突击在春耕大忙前治疗妇女闭经病”的指示精神，并专门召开各大队妇联主任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经复查，全公社患闭经病者331人，比前一年增加85人。原因主要是：一是遗漏和个人隐瞒不报，二是新产生在3—6月的，三是外出回乡的。经过治疗，通经的58人，病情基本好转的211人。
三、儿童保健
1951年开始接种天花（牛痘）疫苗，当年初接种1千多人次，此后，坚持每年接种，从而消灭了天花病。1952年首次对儿童注射白喉疫苗。1953年加强儿童季节性传染病的预防，定期对儿童进行健康检查，发现病情及时予以诊治。1959年对儿童注射胎盘球蛋白以预防麻疹。1960年首次对1周年以下的儿童接种卡介苗。1974年首次对儿童注射麻疹疫苗、百日咳、破伤风菌苗、乙脑疫苗，并分发口服小儿麻痹症糖丸。同年，对15岁以下儿童注射卡介苗。1984年以后，重点是抓好对1周岁以下幼儿进行“四苗”接种工作。
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在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同时，建立健全了三级医疗防疫网络，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普种了牛痘、天花等疫苗，各类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得到控制，鼠疫、霍乱、天花被灭绝。同时，镇卫生院在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的配备方面都颇具规模，技术力量和防病治病能力不断提高，常见病都能就地医治，人民的身体健康得到了保障。人口平均寿命大为延长，据统计，到2000年人均寿命达65.5岁。
第一章 中医中药
中华医学具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我们祖先长期以来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它对解除人的病痛，延长人的寿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古时治病靠的是中医中药。而从业中医者，大多是以下几种人：一是读书人，他们自学医书、药书，边实践边验证；二是专门拜师从业的；三是艺成后代代相传的，即所谓的子承父业。这些医生中有的还兼学推拿、针灸等医疗技术。而中药材的经营，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有的是商人设店经营，按医生的处方售药；有的药店还聘请坐堂医生边为人看病边售药；有的医生兼营药店，以方便病人；还有一些药贩，学些简易医术，串乡行医，送药上门。除此之外，还有青草医生，他们根据祖辈传授的辩证认病的技术，专用新鲜青草药和动物给人治病。
第一节 中医学人物
莒口中医历史悠久，名医辈出，如宋有蔡元定，元有熊彦明、明有熊宗立、民国时期有林济川等等。
熊彦明 元朝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镇焦岚村樟㘵）人。他整编元朝孙允贤的《医方大成》，并附入《济生拔萃》、《宣明论》等方，编成《类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十卷。该书为中医历代经验方选集，共收录2000多个药方，方后并附有简明的论述，其中有不少疗效显著的方剂。
熊宗立 原名均（1409—1482年）字道轩、号匆听子，建阳崇泰里熊屯（今莒口镇焦岚村樟㘵）人。他是我国医学界一位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医学家，比举世闻名的医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早一个世纪。
熊宗立出生于一个颇具盛名的书香之家，其先祖是唐朝兵部尚书熊秘，曾祖父熊天儒，祖父熊鉴是当时的名医。熊宗立幼年时体弱多病。古语云“三折乃良医”，正是疾病迫使他走上从医之路。早年他跟刘剡（字用章）学习中医，学成后，悬壶诊病。由于技术高超，屡起沉疴，名声日噪。到了明正统年间，熊宗立开始把精力集中于医书的撰著和校勘工作，当时他才20余岁。他一生勤奋，38年间共撰著、编写、注释各种医书达20余种。从种类、范围和数量来看，其工作是十分艰辛的。他说：“医善专心，方贵经验，古今方书，传于世者甚重，盖初学之士，犹临海问津，焉能运从哉？”。经过他编纂和注释的医学著作，均分析明晰、详细，通俗易懂，有的还附图说明，很便利于初学者学习。他的著作不但在我国广为流传，而且还传入日本，在日本多次翻刻印行，对日本汉医的发展起着重要影响。日本的真长（号兰轩者）及和气明亲等人，曾先后来华跟随熊宗立学医。
熊宗立主要著作有：《名医类证医书大全》二十四卷，——此书是在元代孙允贤所著的《医方大成》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补充而成；《各方类证医书大全》（新编）二十四卷，明成化三年（1467年）熊氏种德堂刊本（五用本）；日本大永八年（1528年）阿佐井野宗理复刻，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俗解八十难经》六卷，——《难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明朝已相传一千余年，书中难免有错简断文、遗漏脱落，加上文字古奥，不易读懂，给后世学医者在学习上造成困难。熊氏的《俗解八十难经》，是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用浅显的文字加以注释，并附图二十八帧；《王叔和脉诀图要俗解》，——此书是晋代王叔和编撰的关于中医脉象的专书，但意义深奥，窥测难知，熊氏根据历代医家的注释，删去繁杂，择其精粹，加以通俗的注释。《素问运气图括定局立成》一卷，——该书是根据中医经典《素问》中关于五运六气学说的内容，编成歌辞。除以上主要著作外，还有注释医学经典著作的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柩运气音释补遗》一卷，《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伤寒运气全书》十卷；俗解医学经典著作的有《八十一难经络解》，《伤寒活人书括指掌图论》十卷，临床各种著作的注释、补遗的有《外科精要附遗》三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二十四卷，《类证注钱氏小儿直诀》十卷，《类证陈氏小儿痘疹方论》二卷，《补增本草歌括》八卷；其它的著作有《医学源流》、《袖珍方》、《山居便宜方》、《历代名医考》、《洪范九畴数解》、《金精鳌极》、《通书大全》、《天元赋》、《雪心赋》等。精于妇科，著《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4卷。
林济川 字宽子、号汝辑（1868—1952年），建阳莒口人。其祖父与父亲均为中医，幼时随父学歧灸之术，青年时学接骨和武术，成人后以医艺闻名。1945年迁至建阳城关，于城关北门头开设《济川诊所》，行医遍历江西、广东、印度尼西亚。因其医术高明，被誉为一代名医，赠匾称赞者不计其数，如当地人赠匾称“术追扁鹊”；新加坡人赠匾称：“华佗再生”；槟榔屿人赠匾称：“仁心仁术”等等。其突出的医疗病例有：《“僵尸”死而复活》、《在新加坡巧治雷头风》、《回天术巧生髀骨》、《夺天工祖母乳孙》等。
第二节 中药
据清道光建阳县志记载，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建阳就有药局一处。清嘉庆年间，江西药伢客商见建阳缺医少药，每年夏季带黄芪、川莲等中药材来建阳走乡串户，销售中药或问病抓药，颇受当地人欢迎。冬天他们则购回麻沙、书坊印刷的书籍。有的药商则客居建阳，开设中药铺。当时莒口境内开中药店铺者多是江西人。
旧时中药铺十分讲究职业道德，店堂贴着类似“合药无人见，存心有人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言价无二，药到病除”等信条。有的在加工丸、散、膏、丹时，还要沐浴焚香，以示如有欺心，愿受神灵惩罚。那时一般的中药铺都会加工丸、散、膏、丹等中成药。
民国时期莒口著名的中药店是“永茂堂药店”，店主为中医师黄永茂，大名黄顺禄。
他自学医术成才，于民国初期到莒口街开店行医（店址在莒口十字街，今农贸市场一带）。民国19年（1930年），陈良明土匪血洗莒口街，其药店被烧毁。之后在茶㘵街开店行医，挂牌“永茂堂”。该店兴旺时顾有1名医师、3名司药学徒。由于黄永茂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服务态度好，药价合理，因此在茶㘵一带享有盛名，连后山、马伏、石床、庵口、陈㘵等地的民众也慕名用轿子接送其诊病，第次外出巡医多在十天半个月。
茶㘵除黄永茂药店外，胡加林的中药店也颇有名望。当时莒口境内除茶㘵两家中药店外，莒口街也有3家，他们是李炳生中药店、黄瑞初中药店和龚祥中药店。此外，后山、长埂、马伏也开有中药店。其它乡村没有中药店，为了给病人买几帖中药，往往要翻山越岭走好几里路，十分不方便。
1955年以前，莒口有7家中药铺，当年在私有制改造后合为5家。分别为李炳仁莒口药店，胡加林茶㘵药店，杨荣生后山药店，陈暨烂马伏药店，张义明的长埂药店。60年代中期，这些药店的人员和财产全部归莒口卫生院统一管理。1980年初，县医药公司在莒口设莒口药店，该店经营药品由建店初的300余种中西成药增加至现在的680多种。同时，镇卫生院也设有中药房，基本上能满足群众的用药需求。中药年营业额初期才4万多元，2000年达到了10多万元。
第三节 地产药材
清朝初期以前，中药材以采集野生为主。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民间开始种植泽泻、淮山等中药材。一些乡村郎中，药店主，居民为解决配药难，利用房前屋后的空地引种药材，以备急用。莒口镇地产药材主要有野生和种植两种。
一、野生药材
莒口境内山高林密，野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品种有9百多种（详见《林业篇·药材资源》，这些药材多产于深山密林之中。
二、种植药材
建国后，在70年代以前，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药材＂就地生产，就地供应＂的指示精神，每年在布置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下达药材生产任务。如1960年莒口公社委员会专题发出通知，要求把药农吸收到耕山队，各耕山队要把药材生产、采集工作作为经营项目之一。这年安排药材种植面积339亩，产量800担，其中山药65亩、产量437.5担，荆荠80亩、产量200担，紫苏8亩、产量16担，生地40亩、薄荷6亩，白术25亩，其它115亩。除种植上述药材外，还种植茯苓、麦冬、笔笔、刀豆、枸杞、薏米、泽泻、积壳、厚扑、百合、木瓜、桑叶、花椒、黄花菜根、银杏、桔梗、杜仲、乌梅等。在药材生产中，医药经营部门协助解决药材种苗，进行技术指导，收获后委托用药单位收购。
第二章 医疗体制
建国前，看病都是自费。建国后，人民政府对流行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血丝虫等实行免费医疗，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实行公费医疗，国有企业实行劳保医疗。农村公社化后，曾推行合作医疗制度。1984年公社改乡（镇）后，农民实行自费医疗。
第一节 公费医疗
莒口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对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当时区公所、全民事业单位均与卫生院挂钩，医药费实报实销。公费医疗的标准，开始时为每人每月1元，以后随着干部、职工平均年龄的增大，医疗技术、条件的提高和改善，新特效药品的产出和使用，使公费医疗经费开支逐年增加。在公费医疗的实施过程中，曾出现过不正常的现象，如无病开药、小病大养、稍重住院，甚至是1人享受公费医疗而全家沾光，不仅在医疗费上弄虚作假，而且造成药品浪费，导致公费医疗预算超支，加重国家财政负担。针对这种情况，省卫生局、省财政局、省劳动局联合发出了《享受公费医疗、劳保医疗人员自费药品范围的规定》，把公费医疗药品的品种范围区分出来，带补益身体的药品实行自费。
1985年1月，建阳县成立公费医疗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加强公费医疗的管理。取消公费医疗实报实销制，实行包干制。干部每人每月以6元的标准包干，每个工作人员，按月以工龄长短计算、核定每月报销医疗费用的最高额，而住院治病实行实报实销。包干使用的医疗费用年终进行结算兑现，节余部分按70％归个人、30％归单位；如有超支，则超支部分的70％由单位报销、30％由个人支付。莒口镇政府从1990年起，将医疗费按工龄长短计算、核定每月应报销的数额，年初一次性直接发给个人，超支不补，节余归已；住院费按85％报销，离退休干部和高龄干部门诊、住院费全部报销。
第二节 农民医疗
一、自费医疗
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时，高级社设有保健站，以便于农民治病，费用则由个人承担。1965年以后，各大队相应成立合作医疗站，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社员看病只付挂号费。1983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村级医疗事业视为企业，逐步将村医疗站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农民医疗又恢复为自费。
二、合作医疗
1965年后，各大队（村）相应成立合作医疗站，对人民公社社员实行合作医疗制，社员在大队核定的医药费指标内看病不要付医疗费，只需付5分钱的挂号费；医疗费超支部分的处理各大队则不一样，主要视各大队经济状况而定，有的大队报销70％，有的大队报销50％，有的大队完全由个人承担。1984年后，人民公社改为乡（镇）后，农村合作医疗站的医疗费用也进行较大程度的改革，基本上撤销合作制，恢复农村的保健制。合作医疗站改称保健站。
三、减免医疗
享受减免医疗费的对象为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老区群众、残疾人等。根据有关优惠政策，他们在看病时，免收或减半收取挂号费、检查费等。
第三章 农村医疗事业
第一节 医疗设施
1949年后，随着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医疗设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简到精的过程。
一、房屋设施
1956年成立后山卫生所时，仅利用几间公房。1958年成立莒口公社中心保健院时，先是在粜米巷租用6间私人房间，面积不足100平方米，不久便在旁边新盖1座平房。1978年在龙门路5号新盖一座综合性医务大楼，卫生院由粜米巷搬至龙门路，从此分设门诊部、住院部，并建有职工宿舍、食堂等。1990年在院区内又新盖1座四层砖混结构的医务人员宿舍楼。至2000年，莒口卫生院占地面积达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358平方米，其中医疗用房达1539.7平方米，绿化面积约4278平方米。
二、门诊部设施
门诊部现设有内科、外科、中医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理疗科、防保科、注射室、处置室、挂号室、电诊室、放射室、检验室、西药房、中药房、药库等。
三、住院部设施
住院部现有8间病房、30张床位，并设有理疗、处置、治疗、手术、急诊抢救、注射等科室。
四、医疗设备
解放初期仅有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注射器老四件。至2000年止，镇卫生院置有UF-400型日本进口B超、PM-9000型彩色多参数便携式监护仪、心电图机、胎心监护仪、半自动生化仪、尿十项自动分析仪、200毫安X光机、KR－Ⅱ型高频喷射呼吸机、电针综治疗仪、全日康电脑治疗仪、多功能洗胃机、雾化吸入器、频普治疗仪、贮藏药品用的冰箱以及救护车等价值60多万元的医疗设备。
第二节 西医机构
一、私人诊所
民国末期，莒口镇开始有了西医，当时茶㘵有位姓万的退伍军医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莒口街也有一位专管征收屠宰税的兼职西医。哪时由于西药多从外国进口，价格昂贵，一般平民承受不起，再则西医刚在莒口出现，大多数民众尚不能接受，所以就诊者寥寥无几，到解放初就停业了。
二、联合诊所
1952年个体开业的诊所和药店开始联合起来，由顾祥民等4人组成联合诊所。
三、卫生所
1956年成立了后山卫生所，医务人员由联合诊所的人组成，王子平任所长。卫生所为属股份制由5人合股，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工资参照国家医务人员标准。卫生所下设茶㘵、莒口、周墩3个保健站。
四、保健院
1958年区改制为人民公社后，成立了莒口人民公社中心保健院、茶㘵人民公社保健院和后山人民公社保健院。莒口人民公社中心保健院医务人员的组成，是在原后山卫生所医务人员的基础上加以充实的，有西医3人、中医1人、助产士1人、护士1人、助理护士5人、会计1人、中医学徒2人。茶㘵人民公社保健院医务人员为5人，后山人民公社保健院医务人员为4人。保健院的隶属关系为：莒口中心保健院受建阳县和莒口公社双重领导，后山、茶㘵保健院受莒口中心院指导，大队保健站受所在公社保健院指导。
1977年，莒口中心保健院更名为莒口人民公社卫生院。至2000年止，莒口卫生院拥有在册医务人员和职工34人，其中卫技人员32人、占总数的94％，卫技人员中：检验师1人、中医师1人、西医师5人、护师8人、医士9人、护士4人、药剂师5人、检验2人、放射医师2人、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7人，其中大学学历的3人、中专学历的24人。所拥有的病床位数与工作人员的比例为1:1.7。现拥有固定资产109万元，年收入超百万元。卫生院备有西药600多种、中药300多种，能独立开展普外科、妇产科、五官科、肝肠科等中小手术。年门诊人数达4万多人次，年住院人数达600多人次，年开展外科手术70例、抢救危重病20多人次、成功率达90％以上，基本达到了能提供社区防病和医疗保健等各项服务的要求。
莒口卫生院历任院长名录：王子平、李瑛、陈金泉、傅国华、王美英、高尚武、黄传价、邱孝炳、兰金荣。
五、村卫生所
1958年公社保健院抽调部分医务人员充实所属大队保健站。1965年学习外地合作医疗经验，莒口中心保健院培训了一批“赤脚医生”，各大队办起了合作医疗站。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钱，大队、生产队按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从公益金中每人各拨付1元钱，这样每人每年的3元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实行专款专用。“赤脚医生”的报酬由大队按略高于当地中等劳力所得的工分给付。
合作医疗所提倡的“群防群治”、“一根针一把草”（针灸、草药）、“三土上马”（土医、土药、土法）和“四自创业”（自种、自采、自制、自用）的针、草、中、西医结合的措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1984年公社改乡后，各大队的医疗站便改为卫生所，赤脚医生经考核合格的发给“乡村医生”证书，其余则改为“乡村卫生员”。2000年有村级卫生所15个，乡村医生20人、乡村卫生员20人。
第三节 医务人员培训
乡、村医生的培训由县卫生局、县防疫站负责，乡（镇）只负责培训卫生员、接生员、护理员等。从1953年开始推行新法接生后，共培训接生员30多名，各村的接生员每年除了要参加一次为时5-6天的定期培训外，还工参加2次例会。19550-1988年，县卫生科、卫生局以及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所举办了各类医务人员培训班多期，每期莒口都派出相应的医务人员参加，以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第四章 疾病防治
第一节 传染病的防治
一、鼠疫
鼠疫是鼠疫病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本地人称“老鼠瘟”。鼠疫传染快，死亡率高，得病者十有九死。据县志记载：“民国34年（1945年）夏，莒口流行鼠疫，在两个月内，仅莒口街就死亡130多人，有的全家死光。哪时本来热闹的莒口大街见不到行人，商店大门紧闭；全村人几乎跑光，烟囱断烟，田野空无一人，路上行人绝迹，山上新坟日增。”当时乡间流传着：“上午抬死人，下午被人抬；先死有棺材，后死没人埋。”人人在惶恐中度日。而当时的政府束手无策，无法控制住疫病的蔓延。虽然祈求神灵保佑的香火不断，但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地死去。疫村人为保性命外逃它村，但又把鼠疫病菌带入该村而使该村也染上鼠疫。因此未流行鼠疫的村为保村民平安，不得不派人把守村口，不让外人进村，也拒绝收留前来投亲靠友的外来者，以免受传染之虞。
建国初期，国务院规定甲、乙两类25种传染病为各地应报的疫情，鼠疫为甲类之首。1951年建阳县建立防疫机构，突出抓鼠疫防治，组织医务人员下乡，对疫区普遍接种疫苗，及时掌握疫病动态，同时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灭鼠活动。经过不懈的防治，终于根除了鼠疫。
二、天花
天花，旧时又叫“牛痘”，此病传染快，死亡率高达60-70％，患者多为儿童。旧时常说，染上天花，不死也“麻脸”。建国前，天花在莒口境内连年流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天花也分“大小年”）。建国初，虽然有“天花”疫苗，但药价昂贵，一般人承受不起，因此天花还是流行不断。从1953年起，人民政府加强儿童保健工作，普遍实行免费为儿童接种“天花”疫苗，甚至上门为儿童接种。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天花被灭绝。现在40岁以下的人没有一个是“麻脸”。
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此病早在建国前就在莒口境内流行，因当时医学水平落后，无法识别。建国后，三次较大的流行是1957年、1979年、1969—1985年，发病率为220/10万，死亡率为1.5—4％。莒口属一般病区，一般年份为局部流行，如1960年马伏大队的外墩、后山大队的湄㘵发生脑膜炎4例。当出现“流脑”时，即组织医务人员深入病发区，对患者的居所进行消毒，并加强发病区的预防工作，尤其是对托儿所、幼儿所、学校、共公场所、交通要道严加控制，使刚出现的“流脑”得以迅速控制，患者得以及时治愈。
四、麻疹
建国前，麻疹为小儿的常见病。当时百姓缺乏科学的思想，一旦小儿得了麻疹便求神拜佛，并按旧风俗将小儿关在黑暗的房间里，用茶叶、路通子焚熏房内，以消毒避邪，就连房里的灰尘、垃圾等也不敢清扫。并在房门外挂一红布，表示小儿出麻疹，不肯生人进入，也不请医生治疗，让小儿麻疹自生自灭，导致不少小儿惨死于麻疹。据1950—1987年疫情统计，麻疹发病率居各类传染病第三位。建国后，莒口麻疹流行的年份为1956年、1959年、1970年、1973年和1977年，其中1956年流行最为严重。在50年代治疗麻疹的方法一般是服用贯仲汤、尿泡蛋，注射胎盘球蛋白等，有效地控制了麻疹的流行。以后，普及接种麻疹疫苗，麻疹得到了有效抑制。
五、痢疾
痢疾分为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其病状为上吐下泻不止，如得不到控制，一至两天就会死亡。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建国前死亡率高达60％。旧时本地最恶毒的骂人话叫：“打赤痢，死绝种。”意即得痢疾，就会死，甚至全家人都会死光。据县志记载，民国11年（1922年）痢疾广为流行，民国34年（1945年）在年别村落也有爆发性流行。建国后据疫情记载，痢疾患病率居第九位。莒口镇各村均有局部流行，1950-1958年患病率为200-400/10万。患病率最高的年份为1953年、1954年、1961年、1963年、1964年；死亡率最高的年份为1950年和1960年，死亡率分别为0.8％和1.3％，有的则全家死光。1984年以来，经过大力防治，痢疾发病率明显下降。
六、乙型脑炎
据县志记载，此病流行情况为：1956—1965年为散发年，年发病率为0.54—13.1/10万；1966—1974年发病率都在20/10万；1975年－1989年为散发年，年发病率在2—13.7/10万；1990年以后未发现乙型脑炎病例。
七、霍乱
霍乱症状酷似痢疾，比痢疾更具爆发性，传染快，一旦传播比鼠疫更烈。此病于1949年前，在莒口个别村落有流行。建国后，无霍乱病例出现。县防疫站专设有肠道检验科目，1977—1986年共检验肠道病人粪便829份和水源培养6份，均未发现有霍乱病源菌。
八、肺结核
肺结核又名“肺痨病”，为慢性传染病。俗称“痨病吃亲人”，意即亲人经常接近患者而易传染。莒口各村皆有病例。建国前，缺乏药物，为不治之症。建国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肺结核病的防治，发病率逐渐降低，加上医学的发展，治疗肺结核病的药物大量产生，治愈率很高。近年又普遍对幼儿注射卡介苗，极大地降低了发病率，偶尔发现数例，也多属老年患者，个别为青壮年。
九、白喉
1959年莒口镇长埂村流行白喉，发现后即组织医生深入防治，对8岁以下6个月以上的儿童普遍注射白喉炎霉素3次。第一次为657人，第二次为644人，第三次为621人，有效地控制住了白喉病的蔓延，无一例死亡。此后至1970年，在个别村也有散在的白喉流行，患者多为婴儿。医治白喉，民间也有特效的青草药。
莒口镇除以上各种传染病外，百日咳、小儿麻痹症、伤寒与副伤寒、流行性出血热等在个别村落也有发现过。
第二节 寄生虫病的防治
一、疟疾
疟疾，俗称“打摆子”，多在夏秋季节流行，发病率在莒口居各种疾病之首，常住者几乎无一人幸免，常患者面黄肌瘦、四肢乏力、骨瘦如柴，重者致人死亡。过去流行有“稻谷一发黄，摆子鬼躺上床”的民谣。说明疟疾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身体健康。
据县志记载，建国后，疟疾曾两次大流行：第一次是1950-1967年，属地方性流行、间日疟和恶性疟混合感染，发病率为3130.4/10万；第二次是70年代，属大批易感人群（知青、移民、下放干部、外籍暂住人员和新迁入者）进入本地在群体无免疫力的情况下爆发流行。
1979年组织公社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对全社近一年疑似疟疾的病人进行调查摸底。据统计，1978年全社共发现疑似疟疾病人2379人，发病率占全社总人口的9.87％。1978—1979年6月约一年半的时间中，全社共发现疑似疟疾病人3908人，发病人数比前几年有明显增加，特别是湖桥、焦岚、东山和长埂4个村，较为严重，发病率都占当地总人口的20-26％之间。接近于莒口公社疟疾爆发流行前的1969年的发病水平。为了防止爆发流行，采取了如下防治措施：组成疟疾防治专业队，该队由25人组成，其中公社干部2人、卫生院医生5人、从各大队抽调来的赤脚医生18人。防治专业队与各大队成立的医疗小组相配合，全力开展治疗工作。在医疗过程中做到：手提开水瓶送药到手，看着患者将药服下，服完登记，记完再走，同时做好跟踪及家访工作。
二、血丝虫病
血丝虫病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寄生虫寄生于血液中的疾病，患者多为农民，染上此病后，经常引起“下血”，直至发展为“橡皮腿”。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既影响劳动，又严重危害身体健康。自古以来，莒口就普遍流行此病。但在旧社会由于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任其发生发展，无法治愈。
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血丝虫的防治工作，在进行大规模的普查、摸底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治。1958年据后山医院调查资料，仅后山乡患者达1153人，服药治疗943人，占81.7％，流行感染率为29.9％。1959年初，全社复查2148人，发现有阴性259人。同年秋，再复查复治，通检7948人，发现阳性578人，治疗505人。又对814名林业工人进行血检，发现阳性29人，其中三人转院，26人就地治疗。1960年元月，进行一次全民复查复治，对以前漏查漏治者进行补查补治。2月对呈阴性病者又进行一次复查复治，对晚期患者也进行二次减轻症状的服药治疗。这年共查11674人，治疗983人，晚期的治疗304人。1979年莒口公社革委会为贯彻省委提出的1980年在全省达到消灭血丝虫病的要求（即丝虫病的感染率在1％以下）。发出了《关于认真做好血丝虫病普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解放后，我社开展大规模的丝虫病普查普治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使我社丝虫病感染率从1958年的29.9％下降到1978年的6.7％，治好了许多病人，为农业输送了大批劳力。但据县卫生防疫站1978年对全社普查结果，全社患者仍有1439人，加上1977年未治疗的313人，合计1752人。采取三条有力措施：1、组织力量，除公社干部、驻队工作组、大队干部外，专业人员32人（其中县卫生防疫站22个人，莒口卫生院10人）；2、定时间，全社15个大队，社直单位分两批进行，时间自3月15日开始至22日止，每批四天；3、防治方法，把患者集中于各大队，便于服药观察，以达到治疗。尔后经过几年反复查治，至1985年已基本消灭了此病。
三、钩虫蛔虫病
钩虫、蛔虫病，莒口各村均有散在病例。在1959年普查时，全社8周岁以上的7384人（除年老和外出的184人外）全部服贯众汤，8岁以下的1123人和1岁以下的236人均服山道年或疳积片。70年代曾开展不定期普查。
第三节 地方病的防治莒口境内地方病主要是甲状腺肿大（俗称大脖子），中医称“瘿瘤”，简称“地甲病”。据1982年县防疫站调查，莒口镇属重病区，女性患者多于男性，农村发病率高于城镇。甲状腺肿分为弥漫型、结带型和混合型三种。主要治疗方法是给患者注射碘油或服碘油丸，过后再组织医务人员进行复查复治。现在一般食用碘盐加以预防。
莒口地方病除了甲状腺肿大外，还有氟中毒。预防氟中毒的主要办法是改水降氟，以防止氟骨症再发生。
第五章 卫生保健
第一节 爱国卫生运动
建国前，莒口环境卫生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家禽家畜满地跑，大街小巷禽粪、垃圾成堆；茅厕随处搭盖，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苍蝇、蚊子成群，老鼠、跳蚤、臭虫横行，传染病流行不断，严重影响着人民的身体健康。
建国后，区政府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的号召，1952年年底掀起了以反对美帝侵略者细菌战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开展灭雀、灭蝇、灭鼠，清理下水道、厕所以及洒药消毒行动。1956年再次开展以消灭＂四害＂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1959年在前几年取得灭“四害”成效的基础上，再度掀起了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热潮。全年进行12次全民性的卫生大突击和几十次大小不等的除害灭病战役，此役过后，全社基本消灭了“四害”，全社环境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形成了户户爱清洁，人人讲卫生的良好社会气氛，获得全县卫生工作标兵。8月全县在莒口公社召开除害灭病工作现场会，会上总结和介绍了莒口公社的做法：根据农事活动季节，以大忙小干、小忙大干的原则，发动群众利用两结合的办法（工休假日，结合群众风俗节日和生产积肥进行卫生大突击；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运用找、打、掏、毒、挖、堵等战术。）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运动中，全社成立了7个指挥部、45个战斗队，共有6000多人参加。总计灭鼠142576只、灭雀27146只、灭蝇32629斤（含挖蛹345斤）、堵老鼠洞2426个，疏通沟渠250多条，计12000米，拆除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厕所45座，改良和新建厕所104座，集体猪舍迁至田间、牛栏迁到山边，全社建成了容量为3万担的垃圾炉，培训保育员68人、保健员45人、炊事员48人、饲养员30人、清洁工12人。同时结合除害灭病运动进行血丝虫病、麻疹、钩虫、蛔虫、白喉等传染病的普查治疗，并订立卫生制度，如卫生经常化制度、食堂卫生制度、饲养员制度以及划定卫生责任区，每幢房子设卫生督导员，采取队长包组、组长包督导员、督导员包户的办法实行每天一小扫、7天一大扫，将每月1日和15日定为卫生日，大搞卫生。经过不懈的努力，全社农户初步达到了“六净”（上下左右前后干净）、“六绝”（鼠、雀、蚊、蝇、跳蚤、臭虫绝迹）、“六洁”（房前、屋后、猪栏、鸡圈、阴沟、大厅清洁）、“六有”（有除“四害”工具、猪有圈、牛有栏、鸡有舍、粪缸有盖、垃圾有棚）、“六不要”（不要随地吐痰、不要随处大小便、不要乱倒垃圾、不吃不清洁的东西、不放养禽畜、不乱放尿桶粪缸）的清洁户标准，公社也接近“四无”（无老鼠、蚊子、苍蝇、跳蚤）公社的标准。
“文化大革命”期间，卫生机构瘫痪，无人抓，爱国卫生运动没有开展，村、社卫生又变差，农村的不卫生现象又重新出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1年，爱国卫生运动纳入“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月活动，开展以治脏为突破口、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乡、村普遍建有环境卫生设施。同年8月，全乡进行卫生大检查。1983年发动9月大搞室内外卫生。从1984年起，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制度化，镇所在地所有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卫生“门口三包”制度。近几年来随着农村体制的改革，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全镇以“两管五改”（即饮水管理、粪便管理和改畜圈、改阴沟、改炉灶、改建镇村水泥路、改善环境卫生）为契机，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一个新台阶。
第二节 饮食卫生
一、饮水卫生
从1953年开始，常年对井水进行药物消毒。从1974年起进行饮水监测。1982年进行水氟检查，设点取样化验。1983—1984年调查农村饮水源，同时对“麻阳”溪及其分支流进行盈水期、枯水期水质测定。从此，农村杜绝饮用经过农田垄沟的不卫生之水，地势高的村庄用毛竹管引用山泉水，地势低的村庄普遍使用“灶边井”（只需打几米深的小井，用压力泵与铁管抽水），既方便又卫生。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普遍建起水塔，用水泵抽水饮用。
二、食品卫生
1956年以后，卫生防疫部门对饮食行业要求做到防尘、防腐、防蝇、防鼠，对饮食行业人员上卫生课和进行体格检查，调离有传染病人员，合格者发给体检合格证。从1957年开始进行食品监督。1963年贯彻县政府《饮食、食品清凉饮料服务行业管理暂行办法》，对全乡饮食服务人员进行体检。同时选送肉食检验员和机关炊事员参加县里举办的培训班进行培训。1976年和1979年在饮食行业中贯彻《国家卫生标准及管理办法》和《食品卫生管理条例》，经常组织对饮食行业的检查监督。从1985年7月1日开始试行《食品卫生法》，将食品卫生纳入法制化管理。从1984年起镇卫生院配有专（兼）职检查员一名，配合工商等部门对食品进行不定期抽检。1995—2000年的5年中，共抽查商品560余种，销毁各类假冒、伪劣、变质食品100余种，价值2.3万元。从1983起，连年对饮食业人员进行体检，建立一厂一卡、一店一卡卫生档案，坚持督促饮食业做到“四防一消毒”。
第三节 妇幼保健
一、孕产妇保健
在西医未传入莒口之前，妇女分娩均由老年妇女或专职接生婆凭经验接生，缺乏科学性。产妇分娩姿势有坐着，有跪着，有蹲着，全由接生婆拨弄。若遇难产，则用许多野蛮办法，如产妇滞产时，多用手撕裂会阴；若遇死胎，则用铁钩或秤钩钩出。断脐带时，则用未经消毒的剪刀剪断；脱脐时，还要涂上不卫生的“香灰”等。旧时临盆都用土法接生，不讲究卫生，不少产妇死于产后大出血、产褥病等；新生婴儿则多死于破伤风、窒息等。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畏如过鬼门关。民国14年（1925年）建阳始有新法接生，但因妇女受数千年封建迷信思想束缚及新法接生费用昂贵，农村产妇前往医院分娩的寥寥无几。因而建国前莒口产妇分娩以土法接生为主。
建国后的1951年县妇幼保健站开始培训接生员，同时改造旧接生婆。莒口区、乡、村都选送青年妇女参加接生员培训班。1953年达到了村村有接生员，并且要求接生员参加每年为时5—6天的定期培训和两次例会，使接生员不断掌握孕期检查、正常异常分娩的处理和产后访视技术。1958年加强妇幼保健工作，莒口、后山、茶㘵3个公社成立了保健院，配有专职助产士，同时培训了56名村级接生员，每个接生员均配备有接生工具箱。此外，普及新法接生，公社设中心院，大队设立了8所产院和2个接生组，实行分娩住院化。从1983年开始加强孕妇管理，做到产前检查，产后访视和住院分娩，并进行早期孕妇保健指导，初筛高危对象。经过长期宣传、培训和推行新法接生，至2000年莒口镇新法接生达100％，新生儿死亡率降到1.3％，产妇死亡率为零。
二、妇女卫生保健
1956年实行农业合作化后，贯彻执行妇女劳动“三调三不调”（经期调干不调湿、孕期调轻不调重、哺乳期调近不调远）的规定。从1976年起，提倡妇女五期（经期、孕期、产褥、哺乳、更年）劳动保护，农村和机关单位对“五期”妇女给足假期，对晚婚或办独生子女证者给予优惠照顾。1958年公社化时各个食堂都建立妇女劳动保护出勤牌，推广使用新式妇女月经带。在坚持贯彻执行妇女“三调三不调”的同时，于“三八”妇女节前对48个子宫脱垂病患者进行集中治疗，经跟踪调查，治愈率达40.1％以上。1960年对妇女所患的常见病进行普查和治疗，经调查发现，妇女普遍因对自身生理特点认识不足、自我爱护不够（如在经期中喝冷水，下水淋雨，吃过多刺激性食物等）、过度劳累、营养失调以及个别患有慢性病等原因而引起体质衰弱，使妇女患月经疾病的增多。为此，对全社闭经病进行调查复核，在所调查的1937个生育年龄（16—45岁）的妇女中，有246人患有闭经病，占生育年龄妇女的12.7％。除部分患者没有感觉外，大部分患者有出现头昏、腹胀、疲倦、贫血、四肢无力、腰酸背痛等症状，有的还下部疼痛、面黄肌瘦，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妇女的身体健康。当时即组织18名中、西、草医务人员，分成3个组对全社153名患者进行治疗，除33名患者未达到一个疗程外，其余的120名患者中：治愈35人，占29.1％；症状消失的25人，症状减轻的46人，有经期的8人。次年3月2日，莒口公社召开专题电话会议，传达省妇联“关于突击在春耕大忙前治疗妇女闭经病”的指示精神，并专门召开各大队妇联主任会议进行研究部署。经复查，全公社患闭经病者331人，比前一年增加85人。原因主要是：一是遗漏和个人隐瞒不报，二是新产生在3—6月的，三是外出回乡的。经过治疗，通经的58人，病情基本好转的211人。
三、儿童保健
1951年开始接种天花（牛痘）疫苗，当年初接种1千多人次，此后，坚持每年接种，从而消灭了天花病。1952年首次对儿童注射白喉疫苗。1953年加强儿童季节性传染病的预防，定期对儿童进行健康检查，发现病情及时予以诊治。1959年对儿童注射胎盘球蛋白以预防麻疹。1960年首次对1周年以下的儿童接种卡介苗。1974年首次对儿童注射麻疹疫苗、百日咳、破伤风菌苗、乙脑疫苗，并分发口服小儿麻痹症糖丸。同年，对15岁以下儿童注射卡介苗。1984年以后，重点是抓好对1周岁以下幼儿进行“四苗”接种工作。
相关地名
莒口镇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