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货币
货币流通：唐朝开始，使用铜钱，一千文钱为一緍。用银当时也是以铜钱计算，一緍值银一两。宋朝一千钱叫一贯。直至清末市面流通银元（俗称光洋、花边）、银毫（俗称毫子）、铜元（俗称铜片）。一枚银圆，重七钱二分，可兑小毫10角，一角小毫兑铜元十枚，一个铜元兑铜钱十文（一个铜钱称一文）。
民国以后，铜钱减少，银毫、银圆增多，铜钱逐废。银圆有本国铸造的，也有外国流进的。银毫有双龙毫、单龙毫、三年毫、五年毫、黄花岗毫等。
“二战”时期，使用苏币、分纸币、硬币、苏维埃纸币，票面为：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6种，硬币只有5分的铜元1种。
民国政府时期，我镇使用“国币”，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名曰法币。主币票面有1元、5元、10元3种；辅币有1角、2角、5角。纸币价值与银币同等，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强行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法币1元比价银元1元，民国37年法币为金元券代替。
民国20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的关金券，它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民国31年以关金券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在市面上流通。
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金元为本位，发行金元券（每元折统金0.2217克）。按比价收兑关金券和法币，金元券1元折合法币3百万元，并强制收兑民间的黄金、外汇。金元券流通不久，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膨胀贬值。不到10月增加发行额65万倍，贬值到无法使用，沦为废纸，市场上改用银元、铜元，并以大米做为交易计价的手段。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的票面为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20000元、30000元和50000元等12种。
195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又称“新版”，（即现行人民币）面额为1元、2元、3元、5元、1角、2角、5角、1分、2分、5分等10种。以新版人民币1元折合旧版币1万元的比价，收兑旧版人民币。
1957年12月1日，人民银行增发10元面额的人民币及1分、2分、5分3种铝质辅币并在市面上流通。1964年4月15日起，停止使用苏联版印10元、5元、3元币。1980年人民银行发行1角、2角、5角铜制币和面额1元的镍币。1984年发行建国35周年纪念币（面额1元）。1986年发行纪念“世界和平年”铝合金硬币，面额1元。1987年5月发行面额50元的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年底发行纪念“第六届全运会”铝合金硬币三枚，面额均为1角。1989年发行100元的人民币。1999年发行新版100元、50元、20元。
第二节 单位存款
民国时期，本镇无金融机构，工商存款往县城储存。
建国后，莒口成立了营业所、信用合作社，办理私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机关、团体、农村集体存款。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单位存款年末余额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乡（镇）村企业崛起，农、副、土、特产品渠道畅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单位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单位存款年末余额242万元。
第三节 民众储蓄
1953年农村普遍建立信用社，开始办理定、活期储蓄。采取定时定点，结合墟场服务，农副产品收购和年终分配等吸取储蓄。1958年把社员年终收入全部转作存款。1959年全乡年末存款余额23.9万元。困难时期1963年底减少到2.3万元，仅1959年的十分之一。1965年后逐渐回升。“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储蓄受到“左”的干扰，加之农村家庭副业生产减少，干部、职工工资低，家庭子女就业少，导致1966～1973年连续7年储蓄徘徊不前。1977年回升到13.1万元。1978年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干部、职工多次大幅度增资，城镇居民扩大就业门路，农民离土经商做工，民众储蓄有了大幅度增长。1980年全乡储蓄余额301万元。1986年800万元。1990年营业所和信用社年末存款余额1419万元，加上邮电储蓄300万元，全年共1719万元。2000年达到4301万元。人均1590元。
第四节 农业 工商贷款
信贷业务，在农村分农业贷款和工商贷款两种。
一、农业贷款
对农业信贷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一般是春放，秋收。
建国初期，人行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总方针，向农村发放贷款，其中有水利贷款和农副业周转贷款。1952年起，扩大农业贷款种类，向农民提供较全面的多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当时贷款的种类有水利、耕牛、农具、肥料、种籽、副业、生活口粮。在发放农业贷款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对戴帽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不给予贷款。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深入农村，组织游资，支持合作化”的精神，贷款对象逐渐由个体转变为集体。重点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和信用社，同时照顾个体农民生产和生活困难。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为支持贫困农民解决缴纳入社股份基金困难，发放贫农基金贷款，对农村贫困户建立登记卡，发放长期低息贷款。1956年农贷先松后紧，上半年放得松，贷得多。
1957年则先紧后松。
1958年“大跃进”期间，放松对农贷的管理与监督，提倡“要多少，贷多少，哪里要，哪里给，何时要，何时给”，推行农业社存放合一，农业资金，农贷资金，信用社资金三结合，把社员贷款转为社员向农业社预支，致使资金管理混乱，贷款激增，贷款偏多，效益少。1959年2月取消农业社存放合一，贷款和存款分户管理，社员贷款仍归营业所办理。1960年银行同商业、财政、粮食、工交部门为社队送物资、送资金，支援春耕生产。
1961年县人行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农村资金，清理不合理占用平调资金，办理退赔。
1962年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银行工作“六条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分口分级相结合的办法，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加强农贷资金管理。
1963年对农贷资金管理，实行“农贷资金固定制”，按照原则，加强管理，多收多贷，少收少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统筹安排、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原则，加速资金周转。1965年发放莆田移民贷款。
1966～1976年，农村信贷受“文化大革命”干扰，管理放松，监督不力，偏重于集体农田基本建设，长期设备，周转性生产费用贷款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农贷管理体制，调整农贷资金结构，支持多种经营，支持乡（镇），村办企业，择优扶持柑桔、造林、茶叶、莲仔生产和小水电建设。
1978年起发放社队企业贷款。1979年发放小水电贷款，社队企业设备贷款，农机专项无息贷款，农业设备贷款。
1980年根据“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原则，在优先支持粮食生产的同时，发放副业贷款，积极推动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1982年，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贷对象由贷给社队为主，转变为贷给社员个人为主。1984年开始使用世界银行改造红壤开发新茶园及柑桔等项目贷款。1985年，对信贷有所控制，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体制，注重经济效益，择优发放贷款。
90年代末信用社贷款分为三类，一是农户小额贷款，二是乡镇企业贷款，三是其他贷款。
2000年信用社年末贷款余额889.4万元。其中：农户小额贷款507.2万元（其中：入股社员贷款304.3万元；非入股社员贷款202.9万元）；乡镇企业和其他贷款382.2元（其中质押贷款2.9万元）。
二、工商贷款
解放初期，银行按照“先公后私”原则，分别贷款给国营贸易公司、消费合作社和私营商业。1951年对私营工商业贷款，侧重于手工业，轻工业为次。1952年6月下旬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放宽”、“放快”措施，至9月结束。城乡开展物资交流会，在会上贷款支持收购农副土特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农村信贷的重点是支持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支持合作社企业收购农副产品，发放预购定金。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给粮食企业发放贷款，有力支持粮食统购，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从紧发放。1958～1959年，信贷管理放松，在资金供应上提出保证满足企业全部流动资金需要，“何时要，何时给，要多少，给多少”。单位需要贷款，自己订出计划，由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银行发放。一些企业经营无计划，两类资金混用，把贷款作财政性垫款，赊销预付，使物资呆滞积压，贷款大幅度增长，而经济效果下降。1959年推行“全额信贷”的管理办法，对商业部门实行“存货合一，活存透支”办法，在核定限额内由企业自行运用，放松信贷监督，增加信贷投放。
1962年3月，贯彻中央“银行工作六条”，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对工商信贷认真贯彻“贷款三原则”即贷款必须按计划发放和使用，贷款必须适用适销的物资保证，贷款必须按期归还，对商业企业停止实行全额信贷，从而扭转贷款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工作管理放任自流，贷款三原则和贷款三查制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未能得到贯彻，贷款偏多，企业单位不合理占用资金。
1976年开始进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资金管理。1977年着重解决信贷分散，不合理占用流动资金，对信贷资金开始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按照供应资金的原则，区别“长线”和“短线”产品，区别经营好坏，效益大小，信用优劣，择优发放。1981年信贷资金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管理体制，改变过去统收统支“供给制”的状况，吸收存款多，发放贷款也可以多。
1985年国务院提出“控制信贷投放，控制贷币发行，银行加强信贷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控制信贷规模”。1988年信贷采取“紧中有活”，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措施。
2000年，莒口营业所年末贷款余额17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105万元，其他贷款73万元。
货币流通：唐朝开始，使用铜钱，一千文钱为一緍。用银当时也是以铜钱计算，一緍值银一两。宋朝一千钱叫一贯。直至清末市面流通银元（俗称光洋、花边）、银毫（俗称毫子）、铜元（俗称铜片）。一枚银圆，重七钱二分，可兑小毫10角，一角小毫兑铜元十枚，一个铜元兑铜钱十文（一个铜钱称一文）。
民国以后，铜钱减少，银毫、银圆增多，铜钱逐废。银圆有本国铸造的，也有外国流进的。银毫有双龙毫、单龙毫、三年毫、五年毫、黄花岗毫等。
“二战”时期，使用苏币、分纸币、硬币、苏维埃纸币，票面为：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6种，硬币只有5分的铜元1种。
民国政府时期，我镇使用“国币”，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货币名曰法币。主币票面有1元、5元、10元3种；辅币有1角、2角、5角。纸币价值与银币同等，同时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强行收兑银元和民间藏银，法币1元比价银元1元，民国37年法币为金元券代替。
民国20年5月，中央银行发行关金兑换券作为缴纳关税之用的关金券，它是“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民国31年以关金券1元折合法币20元的比价，与法币并在市面上流通。
民国37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规定以金元为本位，发行金元券（每元折统金0.2217克）。按比价收兑关金券和法币，金元券1元折合法币3百万元，并强制收兑民间的黄金、外汇。金元券流通不久，以比法币更快的速度膨胀贬值。不到10月增加发行额65万倍，贬值到无法使用，沦为废纸，市场上改用银元、铜元，并以大米做为交易计价的手段。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发行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的票面为50元、100元、200元、500元、1000元、2000元、5000元、10000元、20000元、30000元和50000元等12种。
1953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币”又称“新版”，（即现行人民币）面额为1元、2元、3元、5元、1角、2角、5角、1分、2分、5分等10种。以新版人民币1元折合旧版币1万元的比价，收兑旧版人民币。
1957年12月1日，人民银行增发10元面额的人民币及1分、2分、5分3种铝质辅币并在市面上流通。1964年4月15日起，停止使用苏联版印10元、5元、3元币。1980年人民银行发行1角、2角、5角铜制币和面额1元的镍币。1984年发行建国35周年纪念币（面额1元）。1986年发行纪念“世界和平年”铝合金硬币，面额1元。1987年5月发行面额50元的人民币，在市面上流通；年底发行纪念“第六届全运会”铝合金硬币三枚，面额均为1角。1989年发行100元的人民币。1999年发行新版100元、50元、20元。
第二节 单位存款
民国时期，本镇无金融机构，工商存款往县城储存。
建国后，莒口成立了营业所、信用合作社，办理私营、国营、公私合营企业和机关、团体、农村集体存款。1978年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单位存款年末余额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乡（镇）村企业崛起，农、副、土、特产品渠道畅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财政收入显著增加，单位存款有了较大幅度增长，2000年单位存款年末余额242万元。
第三节 民众储蓄
1953年农村普遍建立信用社，开始办理定、活期储蓄。采取定时定点，结合墟场服务，农副产品收购和年终分配等吸取储蓄。1958年把社员年终收入全部转作存款。1959年全乡年末存款余额23.9万元。困难时期1963年底减少到2.3万元，仅1959年的十分之一。1965年后逐渐回升。“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储蓄受到“左”的干扰，加之农村家庭副业生产减少，干部、职工工资低，家庭子女就业少，导致1966～1973年连续7年储蓄徘徊不前。1977年回升到13.1万元。1978年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干部、职工多次大幅度增资，城镇居民扩大就业门路，农民离土经商做工，民众储蓄有了大幅度增长。1980年全乡储蓄余额301万元。1986年800万元。1990年营业所和信用社年末存款余额1419万元，加上邮电储蓄300万元，全年共1719万元。2000年达到4301万元。人均1590元。
第四节 农业 工商贷款
信贷业务，在农村分农业贷款和工商贷款两种。
一、农业贷款
对农业信贷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一般是春放，秋收。
建国初期，人行贯彻“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的总方针，向农村发放贷款，其中有水利贷款和农副业周转贷款。1952年起，扩大农业贷款种类，向农民提供较全面的多项农业贷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当时贷款的种类有水利、耕牛、农具、肥料、种籽、副业、生活口粮。在发放农业贷款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对戴帽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不给予贷款。1953年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深入农村，组织游资，支持合作化”的精神，贷款对象逐渐由个体转变为集体。重点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组）和信用社，同时照顾个体农民生产和生活困难。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为支持贫困农民解决缴纳入社股份基金困难，发放贫农基金贷款，对农村贫困户建立登记卡，发放长期低息贷款。1956年农贷先松后紧，上半年放得松，贷得多。
1957年则先紧后松。
1958年“大跃进”期间，放松对农贷的管理与监督，提倡“要多少，贷多少，哪里要，哪里给，何时要，何时给”，推行农业社存放合一，农业资金，农贷资金，信用社资金三结合，把社员贷款转为社员向农业社预支，致使资金管理混乱，贷款激增，贷款偏多，效益少。1959年2月取消农业社存放合一，贷款和存款分户管理，社员贷款仍归营业所办理。1960年银行同商业、财政、粮食、工交部门为社队送物资、送资金，支援春耕生产。
1961年县人行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农村资金，清理不合理占用平调资金，办理退赔。
1962年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银行工作“六条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统一，分口分级相结合的办法，贷时审查，贷后检查，加强农贷资金管理。
1963年对农贷资金管理，实行“农贷资金固定制”，按照原则，加强管理，多收多贷，少收少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针，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统筹安排、分口管理、分别使用的原则，加速资金周转。1965年发放莆田移民贷款。
1966～1976年，农村信贷受“文化大革命”干扰，管理放松，监督不力，偏重于集体农田基本建设，长期设备，周转性生产费用贷款少。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农贷管理体制，调整农贷资金结构，支持多种经营，支持乡（镇），村办企业，择优扶持柑桔、造林、茶叶、莲仔生产和小水电建设。
1978年起发放社队企业贷款。1979年发放小水电贷款，社队企业设备贷款，农机专项无息贷款，农业设备贷款。
1980年根据“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原则，在优先支持粮食生产的同时，发放副业贷款，积极推动多种经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
1982年，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开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农贷对象由贷给社队为主，转变为贷给社员个人为主。1984年开始使用世界银行改造红壤开发新茶园及柑桔等项目贷款。1985年，对信贷有所控制，实行“实存实贷”的资金管理体制，注重经济效益，择优发放贷款。
90年代末信用社贷款分为三类，一是农户小额贷款，二是乡镇企业贷款，三是其他贷款。
2000年信用社年末贷款余额889.4万元。其中：农户小额贷款507.2万元（其中：入股社员贷款304.3万元；非入股社员贷款202.9万元）；乡镇企业和其他贷款382.2元（其中质押贷款2.9万元）。
二、工商贷款
解放初期，银行按照“先公后私”原则，分别贷款给国营贸易公司、消费合作社和私营商业。1951年对私营工商业贷款，侧重于手工业，轻工业为次。1952年6月下旬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放宽”、“放快”措施，至9月结束。城乡开展物资交流会，在会上贷款支持收购农副土特产。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农村信贷的重点是支持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支持合作社企业收购农副产品，发放预购定金。1954年粮食统购统销，给粮食企业发放贷款，有力支持粮食统购，对私营工商业贷款，采取“区别对待”政策，从紧发放。1958～1959年，信贷管理放松，在资金供应上提出保证满足企业全部流动资金需要，“何时要，何时给，要多少，给多少”。单位需要贷款，自己订出计划，由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银行发放。一些企业经营无计划，两类资金混用，把贷款作财政性垫款，赊销预付，使物资呆滞积压，贷款大幅度增长，而经济效果下降。1959年推行“全额信贷”的管理办法，对商业部门实行“存货合一，活存透支”办法，在核定限额内由企业自行运用，放松信贷监督，增加信贷投放。
1962年3月，贯彻中央“银行工作六条”，贯彻“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对工商信贷认真贯彻“贷款三原则”即贷款必须按计划发放和使用，贷款必须适用适销的物资保证，贷款必须按期归还，对商业企业停止实行全额信贷，从而扭转贷款混乱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信贷工作管理放任自流，贷款三原则和贷款三查制度（贷前调查，贷时审查，贷后检查）未能得到贯彻，贷款偏多，企业单位不合理占用资金。
1976年开始进行信贷资金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资金管理。1977年着重解决信贷分散，不合理占用流动资金，对信贷资金开始实行“区别对待，择优扶植”，按照供应资金的原则，区别“长线”和“短线”产品，区别经营好坏，效益大小，信用优劣，择优发放。1981年信贷资金实行“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存贷挂钩，差额控制”的管理体制，改变过去统收统支“供给制”的状况，吸收存款多，发放贷款也可以多。
1985年国务院提出“控制信贷投放，控制贷币发行，银行加强信贷资金的管理和监督，控制信贷规模”。1988年信贷采取“紧中有活”，区别对待，择优扶植的措施。
2000年，莒口营业所年末贷款余额178万元，其中：工业贷款105万元，其他贷款73万元。
相关地名
莒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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