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解放前粮食购销
  解放前莒口地广人稀，农业以生产粮食为主，本乡的粮食产量按人均计算自给有余，但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加上粮商操纵粮食市场，囤积奇居，提高粮价，平民百姓饥荒缺粮时有发生。因而，饥荒米贵激起民愤，曾出现农民抢米事件。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粮荒，长埂村民抢米于市，格杀22人。
  自古以来，贫民生产的粮食除交田赋、地租和自用外，可上市的较少，乡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多上市或高价出售。旧时，粮价一向操纵在粮商手里，新粮登场，资本厚的粮商就纷纷压价，大量收购囤积，青黄不接时，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人民深受其害，民国政府虽作过“平粜”、“配售”，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历史上莒口粮食经营方式主要有大宗与零市两种：大宗的是米行、米栈，多设在莒口、后山、茶㘵、马伏，利用码头地势，是本镇粮食的主要集散地。专营大宗粮食批发由水路贩运销往本县城区、建瓯、南平、福州。抗战时间，海运受阻，福州等城市靠闽北供粮，粮价暴涨，粮商趁机囤积投机，外地粮商也有来莒口抢购粮食。零市：是农民自产自销，利用墟日肩挑到本乡各墟市出售，大都以桶计量。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实行“三征”制度，即：田赋，以现粮缴纳；征购，用极低价强迫农民卖粮；征借，强迫农民把粮食按规定数量借给政府，实际上是加倍征收。粮食“三征”数量超过农民负担能力，农民一年辛苦到头，往往缺粮少食，无粮度岁。
  民国30年（1941年），粮食奇缺，粮商大肆抢购，套购囤积，抬价，县设公沽局，统一粮食市场，贱价收购农民上市的粮食，高价出售，但政府无能运筹，物价飞涨，无粮供应的局面引起民愤。
  1947年后物价暴涨，一日数涨，金元券不如草纸，农民早上挑担货物赶墟，散墟后仍挑一担钞票回家。当时所有商品无价可循，均以大米为标准经营买卖，用大米兑换商品，大宗买卖则用“米条仔”流通，大米取代了货币。
  二、解放后粮食购销
  （一）统购统销
  统购。1950年，县人民政府成立贸易公司，一方面向农民征收公粮（农业税）；一方面在集市上收购余粮，以供军需民食，平抑粮价，稳定市场价格。
  1953年11月，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将粮食自由贸易改由国家控制，公粮由国营粮食部门按中等价代收。
  1954年，国家对统购粮采取依率计征的办法，实行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的政策。农民负担合理，征购任务以1953年为基础，采取“定中间，评两头”的办法，进行民主评议。
  1955年春，开始执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实行定产后，规定开垦荒地的收获，三年内不计产量。（当时三定见附表）
  1957年，国家提出以丰补歉的方针，实行增产增购的办法，凡农业社（户）实收产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刮共产风，当时还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造成粮食的极大浪费，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其征购任务由1957年314万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44.72％，提高到1958年459.5万公斤，完成443万公斤，占任务96.42％，占当年产量56.59％;1959年任务为412万公斤，完成489.14万公斤，占任务的118.72％，占当年产量63.52％;1960年任务414.5万公斤，完成414.5万公斤，占当年粮食总产60.56％;1959、1960两年因人为和自然灾害，上报粮食产量与实际收成不符，严重地征了过头粮，造成1960年粮荒，饿死数百人；1961年任务调为358万公斤，完成355.33万公斤，占任务99.26％，占当年总产53.20％。1958～1961年这四年中粮食入库比1957年的基数多卖445.97万公斤，由于这几年多征“过头粮”农村人均口粮比1957年降低很多。量超过“三定”产量定为增产队（户），增产增购任务不低于增产部分40％。
  1965年，实行粮食“一定三年”的政策，即将“生产队粮食征购任务，按正常年景确定后，三年不再变动”作为征购任务基数，当年任务398.68万公斤，完成392.6万公斤，占任务98.5％。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部分农民进城闹“革命”，当时公社党政机关处于瘫痪，放松粮食生产，致使1966～1969年都没有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
  1971年，征购任务改一定五年不变，基本精神与一定三年相同，只对征购基数稳定的时间由三年改为五年，如有超购，加价30％的奖励，当年入库422.11万公斤，占任务100％。
  1979年，粮食生产和征购政策有了新的精神，中央决定调减18％的征购基数，同时，扩大超购、议购粮，提高20％的收购价格，超卖部分开展议购，调动农民卖粮积极性，粮食入库量猛增，当年入库836.7万公斤，比1978年入库737.4万公斤增加99.25万公斤，增幅为13.45％。在1979年入库817万公斤中，征购375.6万公斤比1978年415.33万公斤减少39.72万公斤，加价356.27万公斤，比1978年263.3万公斤，增加92.97万公斤，议购105.73万公斤，比1978年58.83万公斤增加46.9万公斤。这样征购粮减少，加价和议购增加，一减一加，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
  1981年起实行粮食征购，加价任务一订三年不变的包干办法，核定莒口粮食征购369.46万公斤，加价347万公斤，议购125万公斤。
  1985年，中央对粮食政策作了重大改革，取消统购和加价任务，实行合同订购，其内容：订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从当年起，合同订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算，即30％的按统购价，70％按加价计算，合同订购外的粮食可以自由购销。合同订购的粮食要与平价化肥、柴油、预购粮食定金三挂钩，1985—1987年共收购2978.96万公斤，其中议购491.68万公斤。
  1988—1999年，国家对粮食进行宏观调控，继续执行粮食订购合同制，继续推行平价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按保护价收购，倘若市场粮价波动高于保护价，按市场价收购，合同订购外的粮食农民可以自由购销，双方严格履行合同，农民不能完成订购合同任务，除如数退还预购定金外，按保护价20％向粮站付违约金。
  1999年起，国家对粮食购销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三项政策”和“一项改革”，即：国家制定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政策；制止低价亏本销售粮食，实行顺价销售政策；防止收购资金被挤占挪用，实行资金封闭运行政策，保证收购资金供应。
  2000年起，国家决定取消合同定购，没有指令性任务，放开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粮价随行就市。
  划供应，供应办法是：机关、学校、企事业的干部职工、工人由单位编造用粮计划，交粮食局审核后，按计划供应，居民自订计划，由区、乡人民政府或居委会审批，凭计划供应证到指定粮店购米，城镇居民不分大小，每人每月供应大米11.5公斤。
  1954年起，对城镇居民、机关、学校、企事业干部职工按年龄、工种确定供应量。
  1960年8月起，国家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干部粮食定量由14公斤降为13公斤，并号召动员机关干部每人每月节约粮食5斤，实际吃粮21斤；工人、居民、儿童、学生保持原定量，次年8月机关学校干部恢复原定量。
  1962年6月建阳县成立“压缩城镇人口与粮食销量办公室”，对干部、工人的家属及有劳动力而在城镇吃闲饭的居民压缩到农村去，由生产队供应口粮，全社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的家属和居民压缩100多人。
  1963年，整顿城镇粮食统销，核定人口，工种定量，查处死亡不报、冒名顶替、虚报工种等不合法销粮。
  1965年10月，干部口粮由26斤恢复到28市斤，居民十周岁以上由23斤恢复到24斤，并对居民供应主粮（大米）搭配地瓜丝，一斤大米折一斤半地瓜丝，按月定量的10—15％搭配。
  1970年对熟食品一律凭粮票供应。
  1973年对集体食堂和居民搭地瓜，七斤地瓜折一斤大米，按月定量10—15％搭配供应。
  1989年，实行购销和放开粮食市场双轨运行，取消定量供应，原商品粮用户换发一本既定粮籍证备用。
  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粮食计划供应转入市场经济，粮油敞开供应。
  1993年底，市场粮价成倍上涨，1994年凭粮籍证到指定国营粮店按限量购买。
  1995年初，将粮籍证换为购买证，并调低定量。
  建设工程粮食补贴。1972～1983年农业人口参加公社、县主办的水利、交通和基地建设工程。除自带口粮外，实行用粮补贴，按每人每天补贴成品粮四两。
  工商行业用粮。1955年起，工商行业用粮油实行计划供应，由用粮单位编制计划报经粮食局审批后按月供应。其中包括酿酒业（酿酒、酱油）用粮；饮食行业和工业用粮，莒口供销社饮食业纳入国家计划用粮油单位。
  农村返销粮。农村生产队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因受各种灾害所短缺的口粮，国家按平价给以返销。供应至新粮登场。
  （二）议购议销
  粮油议购议销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进行市场调节的一种形式，在当时的条件下，是统购统销的补充部分，议购议销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城乡经济，打击投机倒把，有利于调节余缺，是方便群众生活的经济政策。
  议购粮食来源于农村生产队（户）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并留足口粮、种子、饲料粮后仍有余粮的，由基层粮站负责。议销本着“先购后销，量入为出”的原则，以城镇居民和一些集体单位及工商行业者为对象，其价格根据市场供应，随行就市，略低于市场价格，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
  议购议销于1964年实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资本主义”经营加以批判，受到限制。本乡于1974年恢复，当年议购49.22万公斤。
  1980年，议购议销数量激增，当年议购373.85万公斤，议销50多万公斤。
  1983年1月，商业部发出《关于完成粮油统购任务后实行多渠道经营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改变了粮油议购只限于粮食部门经营的框框，允许多渠道经营，允许出县，允许贩运，通过改革，本乡粮食议购议销出现了活力。当年莒口粮站议购达630万公斤。
  1983年后，粮油议购实行多渠道经营，国营粮站仍是议购的主渠道，农户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仍有大量的余粮需要出售，由于国家仓容不足，收购量受到限制，一度出现“卖粮难”的问题。1984年11月底，根据省政府《关于做好秋粮征购的通知》精神，地、县要求对农民卖粮不准拒收，莒口粮站因地制宜，借乡、村仓库、礼堂、大楼等储粮，以缓解农民“卖粮难”问题。
  1984年，根据省粮食厅“购销并重，以销促购”的经济方针，议购粮食一度采取限制，减少粮食仓容压力。但农民售粮要求甚切，议购粮压力加大，当年又逢秋粮大丰收，收购量达到历史高峰，出现了粮食供大于求，暂时“过剩”现象。同年，国务院决定从4月1日起允许各省“平价粮转议价粮销售”其价格又低于市价，严重冲击省内粮食市场，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
  1985—1986年，继续执行党的开放，搞活政策，开展横向联合，搞活议价经营，1986年议购188.76万公斤。
  1987年，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压缩粮油商品的统购统销，放宽了议价经营，加强粮油贸易工作的管理，提高了企业的经济利益。
  1988年，保证重点供应，工商行业用粮用油一律开放，实行议价供应。
  1989年，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在粮价下跌的年份制定保护价收购，以改变出现购销价格“倒挂”现象。
  1993年下半年，粮食形势紧张，市场粮价持续上涨，购销价格“倒挂”状况消失，到1994年末每50公斤晚谷粮食部门收购牌价78元，实际市场交易价达90元左右。
  （三）合同定购
  1981年春，推行粮油征购一定五年合同制。
  1983年，调整农村产品购销政策，农户完成征购合同任务后，还有余粮可继续卖给国家，也可自由交易，出县出省运销，农民个人可经营或合伙经营，工商行业在国家计划供应之外可自行采购粮食加工成品出售。
  1985年4月，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农村取消统销任务，改为合同定购。其内容：订品种、数量、质量、价格。合同订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30％按统购价；70％按加价计算，合同订购外的粮食，实行自由购销，当年签订定购粮食872.58万公斤。
  1986年，进一步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全乡16个行政村，160个村民小组，4334户签订合同定购粮食893.35万公斤，协同县农行、供销社等部门密切配合，推行合同定购与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农民交售余粮热情高，此项定购政策延至1994年。
  1987年，继续贯彻执行合同定购任务，全乡16个村，4452个农户签订定购合同750万公斤，全乡发放平价化肥28.125万公斤，柴油7.5万公斤，预购定金49万元。
  1988年进一步完善落实合同定购任务，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粮食市场管理”的通知，继续推行平价化肥、柴油、预购定金三挂钩。1989年乡成立粮食市场领导小组，严格控制粮食外流，确保合同订购任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