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编订的理学入门书和概论性著作。它选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4人语录622条，分类编辑而成，在中国旧时代文人中，影响极大，清人江永说它：“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尽管未必人人如刁包一样对它顶礼膜拜，但它确实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必读书，特别是要了解所谓性理之学，就必须熟读《近思录》。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46岁，吕祖谦39岁。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深感4人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易把握，为后学晚进计，他们编订了这本《近思录》。近思者，取孔子《论语·宪问》中“切问而近思”之义，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由近而及远，下学而上达，不废初阶，循序渐进。按朱熹的表述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其实，《近思录》的编订过程并不像人们知道的这么简单。从创始到成书，至少经历了3年以上的时间，中间屡经反复，多次修订。初稿与定稿，相去甚远。淳熙二年会晤之后，次年又曾会晤，这次好像是朱熹至吕祖谦处。会谈的内容，即使不能肯定专为《近思录》，起码包括《近思录》。按笔者的考查，《近思录》创始于淳熙二年（1175），定稿在淳熙五年（1178）之后，根据就是《晦庵集》卷三十三所载朱熹给吕祖谦的三封有关《近思录》的信。按《四库全书总目·近思录》提要之说，这三封信分别写于乙未八月、丙申、戊戌，即淳熙二年、三年、五年。
《近思录》的流传，自初稿成后，即已开始，初以抄本流行。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谈到：“此本既往，无以应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此后当由吕祖谦负责刊行。在朱熹去世以后，曾学于朱氏之门的叶采，致力于注解《近思录》，积30年之力而成《近思录集解》，于宋理宗淳熙八年成书，十二年，表奏于朝。叶采集解本，便是后人眼中的定本。
此后的700年中，《近思录》一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元、明、清之大儒，多熟读《近思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实元代诸儒，如金华一派；清代诸儒，如江永、张伯行、尹会一等，又何尝不服膺是书呢？
《近思录》影响之大，首先表现为刻本之多。其最初刻本，当在定稿之前。今见于《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的，均非叶采集解本。而《直斋书录解题》与朱熹《近思录序》，又大不相符，今引于下。《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云：
朱熹、吕祖谦取周、程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六百十九条，取“切问而近思”之义，以教后学。
朱熹《近思录序》云：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因共摄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共六百二十二条。
两者不同有二：一是《直斋书录解题》言不及张载，也即说《近思录》所取为周敦颐与二程3人言论，朱熹序则并张载为4人。这一差别不可简单地指《直斋书录解题》为误。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有催促吕祖谦刊印《近思录》的话，说：“横渠诸说，告早补定，即刊为佳。……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万早留意，幸甚。”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可知《近思录》初稿不录张载语，并已流传。至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否初刊本（或抄本），则不得而知。以常理推断，吕氏作为中州文献旧家，居浙江为大族，在朱熹如此催促下，不会不很快刊印。但根据朱熹戊戌《与吕伯恭》书，《近思录》又作了修订。故可推断，《近思录》在定稿之前曾有刊本。再一是条数的差别。则既经反复增删，条数变动是自然的，已不必考究。只是与叶采同时的杨伯岩，也有一个《近思录》注本，其条目与叶本有异。今传《近思录》或作623条，多出的一条，在第五卷最后，即录自杨伯岩注本。
明清以来的刊本，多到不可历举。其中有影响的，如明正德十四年汪伟刊本（南监本），明稽古斋刊本，清正谊堂本，吕氏宝浩堂《朱子全书》本等。仅进入20世纪到30年代这短短的时期中，据我孤陋所知，就有近10种刊本。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收注本3种，存目1种，《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各收1种。在国外，如朝鲜等地，也有刊本。明正德间，就曾在朝鲜刊行，其奉训郎集贤校理知制教世子左司经臣金汶跋曰：“我殿下思欲广布是书，顾其旧本间有误字，乃命臣汶雠校，命铸字所模印颁赐。”这自然可以说明，《近思录》流传之广了。
《近思录》影响之大，又表现为注家之多。首先，《近思录》有朱熹自注，不过不是成书，而是在讲学或答问中，对《近思录》所录各条基本上都有解说，这些解说，保存在朱熹的《文集》、《或问》、《语类》中，成为程朱后学解说《近思录》的依据。最早的注本自然是上文谈到的叶采集解本和杨伯岩注解本。叶采集解，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本子，此本曾正式表奏朝廷，叶采本人又曾亲承朱熹之绪论，且积30年之功成此一书，用功深矣。这些都是叶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直到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著《近思录集注》时，仍然“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不能不说是影响深远了。宋代又有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所著《近思录发挥》，但其影响远不及何氏《中庸发挥》、《大学发挥》。其书著录见《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及《宋史艺文志补》。元代（或说明人）则有周公恕《近思录分类集注》，《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著录，云：“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非叶氏本书也。”此书遭到清人江永抨击，说：“近世周公恕，分出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吕之意。”（江永《近思录集解凡例》）此书后来几乎失传，今仅有善本存国家图书馆等处，而在明清之间则极为流行。元明时尚有赵顺孙《近思录精义》（《千顷堂书目》）、戴亨《近思录补注》、黄绩《近思录义类》（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人注本，有影响的有江永《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还有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江永之解，基本上采自朱熹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之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江永本既出，其流行超过叶本，自成书至20世纪30年代，仅仅百余年中，刊本不下10种。《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所收也是江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诸子百家丛书》，其《近思录》即抽印《四库全书》中江本。江永集解本如此流行，首先是由于其注解准于朱熹，编次又恢复朱熹原貌。嘉庆十九年（1814）江西藩署刻本、《四部备要》本，都在书名上标出“朱子原订”字样，它适应了人们尊崇正统的心理。其次，江永虽是集他人之解，但不蔓不枝，恰切了当，深见功力。最后，是由于它简明而便于阅读。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也都功力极深，所以也颇为流行。茅星来本文字校勘极精，注释又以详明见长，名物训诂，考订援据，根源分明，尤为适于初学者。张伯行本重在解说疏通，深入而又浅出，义理隐微之处，一经点掇，则明白晓畅。阐释义理，是其所长。两书分别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注家如此之多，可以看出《近思录》的影响。而就《近思录》中有关问题加以讨论发挥的，有宋陈埴《近思杂问》（载其《木钟集》卷十）等。
《近思录》影响之大，还表现为续书之多。宋代就有蔡模《近思续录》（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元代有柳贯《近思录广辑》（见宋濂《浦阳物记》卷下），明代有郭儒《续近思录》、江口口《续近思录》（均见《千顷堂书目》）；清代则有汪佑《五子近思录》，施璜为作《五子近思录发明》，江阴何氏有《续近思录》（均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光羲《续近思录》，刘源渌《近思续录》，张伯行《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尹嘉铨《近思录三编四编》、《近思录辑要》（见《禁书总目》）等。其中以张伯行《续近思录》影响最大，其次为《五子近思录》。有关续书问题，此处不拟详述，仅想借此说明《近思录》影响之大。
《近思录》在旧中国何以能久盛不衰呢？当然最基本、最显见的原因是，它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基本读物、入门读物、概论性读物。这些特性，是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所共有的。避开共性的东西，探寻《近思录》个性特点，则其久盛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总括濂、洛、关、闽之学，集中体现其精华，为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周敦颐（濂）、张载（关）、二程（洛），生当北宋盛时，上承宋初三先生之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释、道而三教归一，创立了理学，至南宋朱熹（闽），始集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周、张、二程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人性论，以及处己治人等学说，散存于他们的著作中。初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著作，必将茫然而不知何自而入。正如朱熹《近思录序》所说：“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使“有志于学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编者的初衷，实际证明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初衷。这一编纂目的之所以能很好实现，首先是这部书确实体现了周、张、二程思想的精要，博中取约，而约中又反映了其思想全貌。其次是它不仅反映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学，更是闽（朱熹）学的集中体现。《近思录》中的周、张、二程之学，原是朱熹眼中的周、张、二程之学。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我们借用这一比喻，那么也可以说，《近思录》中周、张、二程之语，犹如百货。而朱熹的选择与解说，便是对这百货的权度。这就使得《近思录》成了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全面、集中、简明、概括的表述。如果濂、洛、关、闽之学是一座富丽的宫殿，《近思录》便是足以窥见这一宫殿全貌的门，有了《近思录》，便可“得其门而入”。
第二，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分明，使读者有脉络可寻，弥补了理学著作散焉而难举的缺陷。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于是不为辞章，只以语录传道。语录随事问答，自难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朱熹有一段论为学门径的话说：
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问答，难见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方，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读《语》、《孟》便易入。
《论语》、《孟子》的这一缺陷，也同样地存在于周、张、二程的著作中。《近思录》的编纂，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为理学建立一个看得见的逻辑体系，可以说是编者编辑此书时刻意追求的目的之一。这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可明确看出。其乙未八月信中说：
《近思录》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观。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今看得似不可无。如以颜子论为首章，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于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亲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
戊戌信中说：
《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未有安，即望见教。即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此处所谓“序”，即逻辑顺序，亦即各卷之间甚至一卷之中的逻辑关系。由两信可知，编者对其逻辑关系是多么的认真，简直达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后世阅读和研究《近思录》的，也深明于此。今存叶采集解本、茅星来集注本卷前小序，都着意阐发各卷之间甚至卷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叶采集解本卷三小序：“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可见其逻辑关系安排之严密。更为重要的是，《近思录》中体现的逻辑体系，不仅是此一书的逻辑体系，也是濂、洛、关、闽之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得程朱后学，不能不把这部书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
第三，它是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按朱熹的说法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而前人有直将《近思录》上接六经的，说“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茅星来集注本附说）。《近思录》不仅可以使学者入圣学之门，而且还是一个导人步步达于高深的阶梯；不仅具有一个理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而且还有一个从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请看吕祖谦《近思录序》（或称作题词）：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按吕氏之说，《近思录》当从第二卷读起，最后返回来读第一卷，这就是它的“科级”。而到通得第一卷，明于“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对于理学，已可谓知其高者远者了。叶采《近思录集解序》也称，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
尽管从孔孟到二程，他们的原著本身没有也不曾考虑过难易顺序问题，但他们的教学理论与读书理论，却都十分强调循序渐进，学不躐等。《近思录》有“关于大体”者，有“切于日用”者，由下学而至于上达，阶梯分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论。这里有两点应该特别指明：其一，他们强调循序渐进，实是强调下学功夫，要求学者就切身日用处下功夫，不废初阶，不陵节以进，不可“厌卑近而骛高远”。所以《近思录》于读书之法、齐家之道、出处之义、处事之方等，谆谆不倦，正是此义。其二，这种对下学功夫的强调，乃是针对言性命之学者空疏之病而发。赵氏《近思录跋》就曾说，学者读《近思录》，“不惑其途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吕祖谦《近思录序》：“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就这点说，《近思录》又是一剂疗治道学千年空疏顽症的良药。甚至在今天，对于阔论传统文化的人，仍不失针砭之义。
此外，《近思录》采取类辑的方式，也适应理学家提倡的自我体会的学习方法。程朱治学，反对解说，强调学者的内心体认。如《二程遗书》卷十八载：学者问仁，程颐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又卷十五载程颐语：“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近思录》将同一问题不同人之说，同一人不同时之说，类聚一处，各说或互相发明，或互相补充，或同中有异，或似异而同，便于读者自己“体认”。所以朱熹说：
《近思录》文字，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中间有个路脉。推导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读《近思录》而自我体认的过程。这种注重内心体认的学习方法，是由理学认识论决定的，也适宜于学习理学学说。即使今人学习古代文化，也应采取这种方法。这也是《近思录》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
《近思录》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思录》所取之书，如张载《横渠文集》、《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均已散佚，《文集》惟存《文集抄》一卷，一些文字，今仅见于《近思录》。即使今日尚存的书，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近思录》中所录，也有多条不见今本。
这次整理，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随校随改，未出校记。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有关义理阐释，尽可能借助朱熹、叶采、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等旧解，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翻译不是字句对译，以明理为准。此本共623条，多出的一条，乃前人录自杨伯岩本，即第五卷最后一条。卷六原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条，清代张伯行删去，换成了“今人多不知父母之爱”一条，今从张伯行本，为保持旧貌，将“饿死事极小”一条录入注文。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注于条下，前人注错出处的则改正，今本不见的则于注中指明。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书后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所有这些工作，有谬误或不当处，幸望读者教正。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朱熹46岁，吕祖谦39岁。吕祖谦从浙江来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深感4人之书广大宏博，初学者不易把握，为后学晚进计，他们编订了这本《近思录》。近思者，取孔子《论语·宪问》中“切问而近思”之义，意思是就眼前的问题思考，由近而及远，下学而上达，不废初阶，循序渐进。按朱熹的表述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其实，《近思录》的编订过程并不像人们知道的这么简单。从创始到成书，至少经历了3年以上的时间，中间屡经反复，多次修订。初稿与定稿，相去甚远。淳熙二年会晤之后，次年又曾会晤，这次好像是朱熹至吕祖谦处。会谈的内容，即使不能肯定专为《近思录》，起码包括《近思录》。按笔者的考查，《近思录》创始于淳熙二年（1175），定稿在淳熙五年（1178）之后，根据就是《晦庵集》卷三十三所载朱熹给吕祖谦的三封有关《近思录》的信。按《四库全书总目·近思录》提要之说，这三封信分别写于乙未八月、丙申、戊戌，即淳熙二年、三年、五年。
《近思录》的流传，自初稿成后，即已开始，初以抄本流行。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谈到：“此本既往，无以应朋友之求假，但日望印本之出耳。”此后当由吕祖谦负责刊行。在朱熹去世以后，曾学于朱氏之门的叶采，致力于注解《近思录》，积30年之力而成《近思录集解》，于宋理宗淳熙八年成书，十二年，表奏于朝。叶采集解本，便是后人眼中的定本。
此后的700年中，《近思录》一直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元、明、清之大儒，多熟读《近思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实元代诸儒，如金华一派；清代诸儒，如江永、张伯行、尹会一等，又何尝不服膺是书呢？
《近思录》影响之大，首先表现为刻本之多。其最初刻本，当在定稿之前。今见于《读书附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著录的，均非叶采集解本。而《直斋书录解题》与朱熹《近思录序》，又大不相符，今引于下。《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云：
朱熹、吕祖谦取周、程之书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六百十九条，取“切问而近思”之义，以教后学。
朱熹《近思录序》云：
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因共摄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共六百二十二条。
两者不同有二：一是《直斋书录解题》言不及张载，也即说《近思录》所取为周敦颐与二程3人言论，朱熹序则并张载为4人。这一差别不可简单地指《直斋书录解题》为误。朱熹丙申《与吕伯恭》书中有催促吕祖谦刊印《近思录》的话，说：“横渠诸说，告早补定，即刊为佳。……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万早留意，幸甚。”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可知《近思录》初稿不录张载语，并已流传。至于《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是否初刊本（或抄本），则不得而知。以常理推断，吕氏作为中州文献旧家，居浙江为大族，在朱熹如此催促下，不会不很快刊印。但根据朱熹戊戌《与吕伯恭》书，《近思录》又作了修订。故可推断，《近思录》在定稿之前曾有刊本。再一是条数的差别。则既经反复增删，条数变动是自然的，已不必考究。只是与叶采同时的杨伯岩，也有一个《近思录》注本，其条目与叶本有异。今传《近思录》或作623条，多出的一条，在第五卷最后，即录自杨伯岩注本。
明清以来的刊本，多到不可历举。其中有影响的，如明正德十四年汪伟刊本（南监本），明稽古斋刊本，清正谊堂本，吕氏宝浩堂《朱子全书》本等。仅进入20世纪到30年代这短短的时期中，据我孤陋所知，就有近10种刊本。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收注本3种，存目1种，《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各收1种。在国外，如朝鲜等地，也有刊本。明正德间，就曾在朝鲜刊行，其奉训郎集贤校理知制教世子左司经臣金汶跋曰：“我殿下思欲广布是书，顾其旧本间有误字，乃命臣汶雠校，命铸字所模印颁赐。”这自然可以说明，《近思录》流传之广了。
《近思录》影响之大，又表现为注家之多。首先，《近思录》有朱熹自注，不过不是成书，而是在讲学或答问中，对《近思录》所录各条基本上都有解说，这些解说，保存在朱熹的《文集》、《或问》、《语类》中，成为程朱后学解说《近思录》的依据。最早的注本自然是上文谈到的叶采集解本和杨伯岩注解本。叶采集解，可以说是元明时期居统治地位的本子，此本曾正式表奏朝廷，叶采本人又曾亲承朱熹之绪论，且积30年之功成此一书，用功深矣。这些都是叶本取得统治地位的原因。直到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著《近思录集注》时，仍然“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不能不说是影响深远了。宋代又有朱熹的再传弟子何基所著《近思录发挥》，但其影响远不及何氏《中庸发挥》、《大学发挥》。其书著录见《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及《宋史艺文志补》。元代（或说明人）则有周公恕《近思录分类集注》，《千顷堂书目》卷十一著录，云：“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非叶氏本书也。”此书遭到清人江永抨击，说：“近世周公恕，分出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吕之意。”（江永《近思录集解凡例》）此书后来几乎失传，今仅有善本存国家图书馆等处，而在明清之间则极为流行。元明时尚有赵顺孙《近思录精义》（《千顷堂书目》）、戴亨《近思录补注》、黄绩《近思录义类》（明王圻《续文献通考》）。清人注本，有影响的有江永《近思录集解》、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还有李文炤《近思录集解》（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江永集解本。江永之解，基本上采自朱熹之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之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江永本既出，其流行超过叶本，自成书至20世纪30年代，仅仅百余年中，刊本不下10种。《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收入，《国学基本丛书》所收也是江本。199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诸子百家丛书》，其《近思录》即抽印《四库全书》中江本。江永集解本如此流行，首先是由于其注解准于朱熹，编次又恢复朱熹原貌。嘉庆十九年（1814）江西藩署刻本、《四部备要》本，都在书名上标出“朱子原订”字样，它适应了人们尊崇正统的心理。其次，江永虽是集他人之解，但不蔓不枝，恰切了当，深见功力。最后，是由于它简明而便于阅读。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也都功力极深，所以也颇为流行。茅星来本文字校勘极精，注释又以详明见长，名物训诂，考订援据，根源分明，尤为适于初学者。张伯行本重在解说疏通，深入而又浅出，义理隐微之处，一经点掇，则明白晓畅。阐释义理，是其所长。两书分别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丛书集成初编》中。注家如此之多，可以看出《近思录》的影响。而就《近思录》中有关问题加以讨论发挥的，有宋陈埴《近思杂问》（载其《木钟集》卷十）等。
《近思录》影响之大，还表现为续书之多。宋代就有蔡模《近思续录》（姚际恒《好古堂书目》），元代有柳贯《近思录广辑》（见宋濂《浦阳物记》卷下），明代有郭儒《续近思录》、江口口《续近思录》（均见《千顷堂书目》）；清代则有汪佑《五子近思录》，施璜为作《五子近思录发明》，江阴何氏有《续近思录》（均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光羲《续近思录》，刘源渌《近思续录》，张伯行《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均见《清史稿·艺文志》三），尹嘉铨《近思录三编四编》、《近思录辑要》（见《禁书总目》）等。其中以张伯行《续近思录》影响最大，其次为《五子近思录》。有关续书问题，此处不拟详述，仅想借此说明《近思录》影响之大。
《近思录》在旧中国何以能久盛不衰呢？当然最基本、最显见的原因是，它是一部宋代理学的基本读物、入门读物、概论性读物。这些特性，是中国学术史上许多基本的、重要的著作所共有的。避开共性的东西，探寻《近思录》个性特点，则其久盛的原因，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总括濂、洛、关、闽之学，集中体现其精华，为学者提供一个入学门径。周敦颐（濂）、张载（关）、二程（洛），生当北宋盛时，上承宋初三先生之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释、道而三教归一，创立了理学，至南宋朱熹（闽），始集大成，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周、张、二程的宇宙生成论、万物化生论、人性论，以及处己治人等学说，散存于他们的著作中。初学者面对如此浩繁的著作，必将茫然而不知何自而入。正如朱熹《近思录序》所说：“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使“有志于学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这是编者的初衷，实际证明他们确实实现了这一初衷。这一编纂目的之所以能很好实现，首先是这部书确实体现了周、张、二程思想的精要，博中取约，而约中又反映了其思想全貌。其次是它不仅反映了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学，更是闽（朱熹）学的集中体现。《近思录》中的周、张、二程之学，原是朱熹眼中的周、张、二程之学。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中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我们借用这一比喻，那么也可以说，《近思录》中周、张、二程之语，犹如百货。而朱熹的选择与解说，便是对这百货的权度。这就使得《近思录》成了宋代濂、洛、关、闽之学全面、集中、简明、概括的表述。如果濂、洛、关、闽之学是一座富丽的宫殿，《近思录》便是足以窥见这一宫殿全貌的门，有了《近思录》，便可“得其门而入”。
第二，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分明，使读者有脉络可寻，弥补了理学著作散焉而难举的缺陷。宋代理学家认为文章害道，于是不为辞章，只以语录传道。语录随事问答，自难有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朱熹有一段论为学门径的话说：
六经、《语》、《孟》皆当读，但须知缓急。《大学》、《语》、《孟》，最是圣贤为人切要处，然《语》、《孟》随事问答，难见要领，惟《大学》是说古人为学之大方，体统都具。玩味此书，知得古人为学所向，读《语》、《孟》便易入。
《论语》、《孟子》的这一缺陷，也同样地存在于周、张、二程的著作中。《近思录》的编纂，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为理学建立一个看得见的逻辑体系，可以说是编者编辑此书时刻意追求的目的之一。这从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可明确看出。其乙未八月信中说：
《近思录》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观。但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今看得似不可无。如以颜子论为首章，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于第二卷（作第二段）。又事亲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
戊戌信中说：
《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未有安，即望见教。即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此处所谓“序”，即逻辑顺序，亦即各卷之间甚至一卷之中的逻辑关系。由两信可知，编者对其逻辑关系是多么的认真，简直达到了殚精竭虑的程度。后世阅读和研究《近思录》的，也深明于此。今存叶采集解本、茅星来集注本卷前小序，都着意阐发各卷之间甚至卷中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叶采集解本卷三小序：“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可见其逻辑关系安排之严密。更为重要的是，《近思录》中体现的逻辑体系，不仅是此一书的逻辑体系，也是濂、洛、关、闽之学的逻辑体系。这就使得程朱后学，不能不把这部书放到极重要的位置上去。
第三，它是理学甚至是整个儒学深造的阶梯。按朱熹的说法是：“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而前人有直将《近思录》上接六经的，说“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茅星来集注本附说）。《近思录》不仅可以使学者入圣学之门，而且还是一个导人步步达于高深的阶梯；不仅具有一个理学理论的逻辑结构，而且还有一个从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逻辑顺序。请看吕祖谦《近思录序》（或称作题词）：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
按吕氏之说，《近思录》当从第二卷读起，最后返回来读第一卷，这就是它的“科级”。而到通得第一卷，明于“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对于理学，已可谓知其高者远者了。叶采《近思录集解序》也称，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
尽管从孔孟到二程，他们的原著本身没有也不曾考虑过难易顺序问题，但他们的教学理论与读书理论，却都十分强调循序渐进，学不躐等。《近思录》有“关于大体”者，有“切于日用”者，由下学而至于上达，阶梯分明，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论。这里有两点应该特别指明：其一，他们强调循序渐进，实是强调下学功夫，要求学者就切身日用处下功夫，不废初阶，不陵节以进，不可“厌卑近而骛高远”。所以《近思录》于读书之法、齐家之道、出处之义、处事之方等，谆谆不倦，正是此义。其二，这种对下学功夫的强调，乃是针对言性命之学者空疏之病而发。赵氏《近思录跋》就曾说，学者读《近思录》，“不惑其途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四库全书总目》则以为吕祖谦《近思录序》：“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牍，动谈未有天地以前者矣。”就这点说，《近思录》又是一剂疗治道学千年空疏顽症的良药。甚至在今天，对于阔论传统文化的人，仍不失针砭之义。
此外，《近思录》采取类辑的方式，也适应理学家提倡的自我体会的学习方法。程朱治学，反对解说，强调学者的内心体认。如《二程遗书》卷十八载：学者问仁，程颐说：“此在诸公自思之，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又卷十五载程颐语：“说书必非古意，转使人薄。学者须是潜心积虑，优游涵养，使之自得。”《近思录》将同一问题不同人之说，同一人不同时之说，类聚一处，各说或互相发明，或互相补充，或同中有异，或似异而同，便于读者自己“体认”。所以朱熹说：
《近思录》文字，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中间有个路脉。推导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这就是读《近思录》而自我体认的过程。这种注重内心体认的学习方法，是由理学认识论决定的，也适宜于学习理学学说。即使今人学习古代文化，也应采取这种方法。这也是《近思录》长期流行的原因之一。
《近思录》还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近思录》所取之书，如张载《横渠文集》、《论语说》、《孟子说》、《礼记说》均已散佚，《文集》惟存《文集抄》一卷，一些文字，今仅见于《近思录》。即使今日尚存的书，如《二程遗书》、《二程外书》，《近思录》中所录，也有多条不见今本。
这次整理，以江永集解本为底本，文字校勘，主要参校茅星来集注本，也参考了叶采本与张伯行本，随校随改，未出校记。注释重在指明语言出处或理论渊源，有义理难明者指明义理。有关义理阐释，尽可能借助朱熹、叶采、茅星来、江永、张伯行等旧解，旧解无法借助则自加解说。翻译不是字句对译，以明理为准。此本共623条，多出的一条，乃前人录自杨伯岩本，即第五卷最后一条。卷六原有“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一条，清代张伯行删去，换成了“今人多不知父母之爱”一条，今从张伯行本，为保持旧貌，将“饿死事极小”一条录入注文。每条都查出具体出处注于条下，前人注错出处的则改正，今本不见的则于注中指明。为读者阅读和研究方便，书后附录了有关研究资料。所有这些工作，有谬误或不当处，幸望读者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