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般认为，《参同契》是后汉桓帝、顺帝时魏伯阳所著的道教最早的丹鼎派理论著作，五代末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早的《参同契》传本。
  可是笔者在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道教丹经、丹书和文献典籍时发现，所谓的现存最早的（五代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直到被《郡斋读书志》（1151年）著录之前，都很少为人所知，南宋初期的《参同契》文献又一直陷落在与（《龙虎经》《潜通诀》《五相类》等）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之中。
  笔者在考察中还发现，朱熹从互相混同的众多的《参同契》文献中，挑选出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注本，又从他提出的“先天易学”起源于丹经《参同契》的思想角度，把五代、北宋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并从（陈抟-邵雍的）“先天易学”的解释方向，删改了《参同契》经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校勘、注释书《参同契考异》。
  庆元四年（1198年）成书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结束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龙虎经》《潜通诀》《五相类》等）唐宋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朱熹用“先天易学”去解释和把握《参同契》丹学的思想倾向，通过俞琰等《参同契》注释者，与金丹南宗和北宗的丹学思想合流，对宋元以后的道教内修思想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太大的关心。笔者认为，今后应该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