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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五十六——道家类》，载有《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校正者，即所谓的“四库馆臣”们撰写的六个《参同契》刊本的文献解说（提要）①。
  从这六个《参同契》刊本的文献解说中知道，“四库馆臣”们从刊本沿革、文本授受、经文校勘、注文质量等角度，高度评价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和陈显微《参同契解》本，却以文献校勘不完备为理由，对朱熹撰著《参同契考异》的主旨提出了疑问，甚至揶揄说，朱熹为《参同契》作注，似乎仅是“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而已②。也就是说，对于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参同契》刊本的“四库馆臣”来说，《考异》的质量要远低于彭注本和陈显微本，《考异》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可是，如去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后百年间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的情况，就会看到，事实与“四库馆臣”的见解完全不同。本章想对《考异》本刊行后百年间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实际情况作些考察，想通过这些考察去探索和把握朱熹《参同契考察》所产生的影响。
  就如表C所见，《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中，除了外丹类的阴长生本、无（容）本及朱熹《考异》本以外，其余五个都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以后刊行的注本。
  这五个刊本中，彭注本（《道藏》本）的底本，是用《考异》本的基准校勘过的鲍仲祺本，无名氏（映）注本，也显然受到了彭注本（鲍仲祺本）的影响③。也就是说，彭注本和无（映）本，都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下产生的《参同契》刊本。
  五个刊本中的其余三个注本，即储华谷本、陈显微本和俞琰本，也可能在什么地方与《考异》本保持着文献和思想上的联系。所以，在此，想对这三个《参同契》刊本作些深入的考察。
  《道藏·太玄部》所收储华谷注《参同契》，因没有前、后序文，所以无法确认成书年代。南宋后期的左圭编纂的丛书《百川学海》，载有储华谷（泳）所著的《祛疑说》。从《百川学海》本《祛疑说》中知道，储华谷是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8年前后），或开禧以后活跃的人物。也就是说，储华谷是朱熹（庆元庚申1200年没）没后仍在进行著述活动的人物④。
  如去考察储华谷注释本的《参同契》经文，就会看到，储华谷本的术语、文字和行文特征，在《道藏·太玄部》所收《参同契》诸本中，与朱熹《考异》本最接近（参照本稿的附录E）。同时，如去考察储华谷本的注文，就会看到，储华谷在注文中，引用了“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用河图和洛书（先天八卦）的先天数理，也就是说，从“先天易学”的角度，解释了丹书《参同契》的“药物－火候”⑤。
  本书下编的第一章、第三章已经叙述过，在朱熹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之前，在朱熹完成《参同契考异》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用北宋“先天象数易学”的视点去解释《参同契》丹学思想的现象的。
  所以，从储华谷本的语言特征，从储华谷本所引的“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从储华谷活跃的年代来看，储华谷注《参同契》本，应该是受到朱熹的“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影响，在《考异》本成书以后出现的刊本⑥。
  《道藏·太玄部》所载陈显微《参同契解》，根据弟子希微子王夷的后叙，可知，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刊刻的《参同契》注本。也就是说，陈显微本，是朱熹《考异》本成书后三十六年出现的《参同契》刊本。从《参同契解》的陈显微自叙和王夷后叙中知道，陈显微本采用的底本，不是朱熹《考异》本，也不是前述鲍仲祺本，而是与朱熹系统的刊本无关的越州公库刊行的彭晓注《分章通真义》本⑦。此外，从陈显微本的注文中知道，陈显微完全没有提及朱熹的《参同契考异》。也就是说，陈显微本，应该是与朱熹《考异》本没有关系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可是，如去考察陈显微本上篇开头部分的注文，就会看到，陈显微引用了所谓的陈抟注《麻衣易》的经文和注文⑧。
  从现存《津逮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即陈希夷注《麻衣易》）所见北宋徽宗崇宁甲申（1104）李潜序文和南宋乾道乙酉（1165）的戴师愈跋文中知道，这部所谓的《麻衣易》（《正易心法》），就是一般所指的五代时期的麻衣道者传授给陈抟（希夷）的象数易学著作⑨。
  可是，关于这部附有北宋李潜序文的《麻衣易》刊本的真伪，早在南宋淳熙年间，早在朱熹与张之间，就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所以，今天其实已经无法知道，上述《麻衣易》刊本是否真是麻衣道者传与陈抟的易著⑩。
  不过，如去考察现存《津逮秘书》本《麻衣易》（《正易心法》）卷首《正易卦画》和《十六章》的论述，就会看到，《麻衣易》的论述所依据的易学的卦爻关系，与前述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和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所见的“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卦变说）的卦爻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这部《麻衣易》，是北宋末年根据“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的卦爻关系写成的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象数易学”著作⑪。
  从《参同契解》上篇开头部分的陈显微注文中可以看出，陈显微不仅引用了《麻衣易·十四章》的陈抟注释和《十六章》中有关“卦变说”（三十六卦说）的论述，而且还根据《麻衣易》（即麻衣道者与陈抟）所述的“卦变说”（三十六卦说）的卦爻理论，去解释《参同契》的卦序和从朔旦到晦爽的炼丹火候⑩。
  也就是说，在陈显微的注文中，可以看到用陈抟一邵雍系统的卦爻理论去解释《参同契》丹学思想的倾向。这样的解释倾向，也是在朱熹把以“先天卦变说”（“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说）为基础的“先天易学”思想导入到《参同契》思想解释中去之前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综合上述的考察，可以这样说，朱熹没后三十四年的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书的陈显微注《参同契解》本，或者说在南宋末年宋理宗接纳朱子学（1227年朱熹追封为信国公、1241年朱熹从祀于孔子庙）的全盛期成书的陈显微《参同契解》本，与储华谷本一样，也应该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下产生的注本和刊本⑬。
  《道藏·太玄部》所载全阳子俞琰注释的《参同契发挥》本，从俞琰的自序中知道，是宋亡后五年的元至元甲申（1284）四月完成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⑭。也就是说，俞琰注《参同契发挥》本，是朱熹《考异》本刊行后八十四年成书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从俞琰《参同契发挥》的阮登炳、张与材序和俞琰校勘《参同契》刊本时留下的校勘记（《参同契释疑》）的自序中知道，俞琰《参同契发挥》，是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基准校勘各《参同契》刊本（蜀本、越本、吉本、钱塘诸本等）后作成的《参同契》刊本⑮。
  《道藏·太玄部》还收有俞琰在完成《参同契发挥》《参同契释疑》后的至元甲申（1284）八月所著的丹书《易外别传》。
  从现存俞琰《易外别传》的跋文和俞仲温《玄学正宗》的跋文中知道，《易外别传》是俞琰在写完《参同契发挥》后，为了总结和概括《参同契发挥》的理论纲要而撰写的丹书⑯。也就是说，曾经被附在俞琰《周易集说》后面的《易外别传》，是必须与《参同契发挥》合在一起阅读的俞琰所总结的《参同契发挥》的丹学纲要。
  如把《易外别传》与《参同契发挥》综合起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俞琰从《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易学启蒙》和《朱子语类》等典籍中引用了邵雍和朱熹关于“先天学”的诗文和论述，并添加了“先天图”等卦图，试图用陈抟－邵雍－朱熹系统的“先天学”思想去解释“魏伯阳《参同契》之学”⑰。
  也就是说，宋末元初成书的俞琰《参同契发挥》，在刊本校勘和思想解释两方面，都明确地倾向于朱熹的《参同契》解释方向，是全面地继承了朱熹的《参同契》刊本校勘和思想解释成果的注本和刊本。 综合以上的考察可知，《道藏·太玄部》所收的《考异》本以后（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以后）刊行的五个《参同契》注本，即鲍仲祺本（现行彭注本）、无名氏（映）注本、储华谷注本、陈显微注本、俞琰注本，都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影响下产生的注本和刊本。
  因此可以说，对于“四库馆臣”来说并没有什么文献价值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实际上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书上编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已经提到，南宋绍兴辛巳（1161年）成书的《通志·艺文志·道家》类书目的《参同契》子目，著录了抱素子、瞿直躬、徐从事、阴真君、张处、重元子、彭晓等撰著的十九种《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如把除去魏伯阳撰《参同契》、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后的这十数个刊本进行分类。
  如从本书上编第一章的考察结果来看，上述表E第1类的阴真君撰《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应该就是与《道枢》本《参同契》下篇同类的刊本，第2类的《参同契金碧潜通诀》，应该就是《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的《还金术》部分所见的与《潜通诀》《龙虎经》相混的那类《参同契》刊本，第3类的《参同契还丹火诀》《参同契特行丹》，也应该是与混入在《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的《太清玉碑子》《元君肘后诀》等丹书相似的《参同契》刊本。
  也就是说，《通志·艺文略·道家》类书目中的《参同契》子目，正确地反映了《道枢·参同契》三篇所见的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与《潜通诀》《龙虎经》《元君肘后方》《还金术》等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
  可是，如去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后成书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会看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神仙类》书目中，除了魏伯阳撰《参同契》、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朱熹《参同契考异》以外， 《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数种《参同契》类的刊本，几乎完全消失了（参照本稿的附录D）⑱。
  也就是说，朱熹《考异》刊行前成书的《通志·艺文略》著录的（混同在《参同契》类文献中的）《五相类》、《潜通诀》（《龙虎经》）和外丹类注本、刊本，在朱熹《考异》刊行后成书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完全消失了。
  从上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直斋书录解题》的著者陈振孙的时代，除了与彭晓、朱熹刊行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同类的文献外，其他的类型的《参同契》文本，似乎已经不能再称作《参同契》了。同时，从《直斋书录解题》反映的事实中还可以看出，南宋初期所见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到了陈振孙的时代，似乎已经开始走向终止了。
  从《参同契考异》中朱熹关于《参同契》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主要从内丹的角度解释了《参同契》的丹学思想，并对当时所见的《五相类》《龙虎经》类文献与《参同契》的亲缘关系，表示了自己的疑问⑲。
  如把朱熹的这些思想解释倾向，与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消失的外丹类、《五相类》《龙虎经》类刊本的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再从南宋后期王应麟编撰的类书《玉海》的《参同契》条目根据《参同契考异》和朱熹的其他论说来阐述《参同契》思想的情况，从宋末元初《参同契考异》相当流行的情况，从前述《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影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由于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刊行，才改变了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⑳。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五十六－道家类》，见有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俞琬（琰）《周易参同契发挥》、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和蒋一彪《古文参同契集解》等六个《参同契》注本、刊本的《提要》（中华书局1992年，P.1248～P.1250）。这六个注本、刊本《提要》的具体执笔者，已经不明。应该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表所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校正者所撰写。 ②《四库全书总目》的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提要》：“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至明嘉靖中，杨慎称南方有发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参同契》，以为伯阳真本。反谓晓此本，淆乱经注。好异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参同契考异》，其章次并从此本。《永乐大典》所载《参同契》本，亦全用晓书，俞（琰）诸家之注，分隶其下。则此本为末之书，授受远有端绪。……故今录《参同契》之注，仍以此本为冠焉”（中华书局1992年，P.1248）。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四库馆臣们认为，彭晓本是各《参同契》刊本、注本中最古的刊本，并且还注意到了彭注本对宋元时代各刊本、注本的影响。此外，陈显微《参同契解》的《提要》，对陈显微本作出了“其诠释详明，在《参同契》诸注之中，犹为善本”的评价（中华书局1992年，P.1249）。朱熹《参同契考异》的《提要》论述说：“朱子自跋亦称，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故以考异为名。今按书中注明同异者，惟天下然后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熺之熺字，云本作喜，一作熺。参证他本者，不过二处。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铅字疑作饴，与字疑作为之类。朱子自校者，亦只六、七处。其余每节之下，随文诠释，实皆笺注之体，不尽订正文字。乃以考异为名，未喻其旨。……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中华书局1992年，P.1249）。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四库馆臣们以“订正文字”不足为理由，怀疑朱熹著述《参同契考异》的主旨，并揶揄朱熹没有在恪守儒者的本务。 ③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②。 ④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①。 ⑤储华谷注释的《参同契》卷上的注文见有“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道藏·太玄部》若四页11）。此外，同卷上的注文还见有这样的论述：“魏先生谓，天以河图授伏羲，伏羲错之以洛书之数，是为先天八卦。以先天八卦加河图，则药物火候，昭然可见。此圣人之所以见道而达造化之机也。夫以乾合离，是谓阳炉，离宅于乾也。以坤合坎，是谓阴鼎，坎宅于坤也。震与离合，龙从火里出也。兑与坎会，虎向水中生也。亦二物总因儿产母之旨也。至于月震而乾满，减而设坤，此又分至火候之妙也。是道也，三君启之于前，魏君明之于后，信乎其出于河图矣”（《道藏·太玄部》若四页11）。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储华谷是在用河图－洛书（先天八卦）的数理来解释丹书《参同契》的药物火候。 ⑥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①。 ⑦陈显微《参同契解》叙：“《周易参同契》，其辞古意深，人病难读。徐从事、张随、彭真一，皆尝传注。今所见惟彭义耳”（《道藏·太玄部》若一页2）。此外，《参同契解》陈显微弟子王夷的后叙记述说：“魏君，越之上虞人。今越之公库板行，惟以彭晓笺义，而为善本”（《道藏·太玄部》若三页16）。从上述记述中可以看出，陈显微采用的底本，是越州公库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 ⑧《参同契解》上篇的注文，见有陈显微对所谓的陈抟注《麻衣易》的“麻衣曰：乾坤错杂，乃生六子，六子即是，乾坤破体”（见现存《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九章）、“陈希夷曰：破体炼之，纯体乃成”（见同《正易心法》十一章）、“陈希夷曰：日为天气，自西而下，以交于地。月为地气，自东而上，以交于天”（见同《正易心法》十一章）、“麻衣曰：消息画象，无止于辞。辞外见意，方审易道”（见同《正易心法》六章）、“又曰：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对既深，对体尤妙”（见同《正易心法》十六章）等引用（《道藏·太玄部》若一页3～页5）。 ⑨现存《逮津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前有李潜在北宋崇宁甲申（1104）所写的序文说：“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顷得之庐山一异人。……余于《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作之者乎。虽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观其文辞议论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翩然于羲皇心地驰骋。实物外真仙之书也。”从序文中看出，李潜把这部《正易心法》看成是麻衣道人等“物外真仙”所著之书。此外，同《津逮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还附有戴师愈南宋乾道乙酉（1165）所写的跋文。跋文叙述说：“五代李守正叛河南中，周太祖亲征，麻衣语赵韩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之气。未几，城陷。时周世宗与宋朝太祖侍行。钱文僖公、若水陈希夷每见，以其神观清粹，谓可学仙，有升举之分。”从跋文中看出，对于戴师愈来说，这部《正易心法》就是麻衣道人传授给陈抟的象数易学著作。 ⑩《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收有朱熹在淳熙丁酉（1177）撰写的《书＜麻衣心易＞后》的短文。朱熹在短文中论述说：“《麻衣心易》，顷岁尝略见之，固已疑其词义凡近，不类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传，细读之，益信所疑之不谬也。……以其成书，而其所以托名于此人（麻衣）者，则以近世言象数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学，出于希夷，于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谓麻衣者而托之”，认为《麻衣心易》（即《正易心法》）的文字和语言表现，与一二百年前的风格不同，所以是当时托名于麻衣的象数易学著作。此外，《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还见有朱熹淳熙丁未（1187）所写的《再跋麻衣易说后》的短文。朱熹在短跋中，叙述了去南康赴任时与《麻衣心易》的刊行者戴师愈相遇的事情，并断言《麻衣心易》是戴师愈的伪作。与此相反，朱熹的学友张栻（南轩）在《麻衣心易》跋文中说：“其说独本于羲皇之圃，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动，论反对变复之际，深矣。其（麻衣）自得者欤。希夷隐君（陈抟）实传其学。二公高视尘外，皆有长往不来之愿”，认为当时所传的《麻衣心易》是麻衣道者的真作。”张栻的《麻衣心易》跋文已不存，上述引文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十《象数流弊－论麻衣道者》（四库全书本页21）。李远国在《＜正易心法＞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6期，P.67～P.75）中，支持张栻的论说，从《正易心法》的象数易学思想与所谓的陈抟《易龙图》、邵雍《先天学》的思想关系，论证和断定这部《正易心法》就是麻衣道者传授给陈抟的象数易学著作。可是，如从现存《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的粗杂的语言表现来看，朱熹的主张也有他的道理。关于《正易心法》的真伪，该当别论，总之，可以这样说，陈显微所引的《麻衣易》，毫无疑问是出现在北宋后期的陈抟－邵雍系统的象数易学著作。 ⑪《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麻衣易》）卷首《正易卦画》中的六十卦，是以三十六卦的方式配列的。此外，《正易心法》第十六章“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体既深，对体尤妙”的注文也论述说：“”天下之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其实一体也。别而言之，其代谢循环，特倒正之间耳，未始有常也。然反体，则诸卦皆是。对体，则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而已。此八卦与诸卦不同，在易道，乃死生寿夭，造化之枢机也。其体不变，故曰对体尤妙”。从上述三十六卦的配列和注文有关“卦变说”（反对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正易心法》采用的卦爻构造，与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及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所述的卦爻构造是一致的。 ⑫陈显微《参同契解》上篇的注文论述说：“陈希夷曰：破体炼之，纯体乃成。是知破体炼之，可返纯体而入道。众石炼之，可归神室而成丹。然而众石非外物，吾身中之众卦也。神室亦非外物，吾身中之乾坤也”（《道藏·太玄部》若一页3），“（麻衣曰：）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体既深，对体尤妙。屯卦也，反之为蒙卦也。自需讼以下，皆以倒体为次。如颐、小过之类，不可反者，则以对体次之。……自朔旦用屯蒙，至晦爽用既未，晦爽循环，终而复始。……进火忌斯须之谬，退符防毫发之差。抽添须辨浮沉，运用审之昏晓”（《道藏·太玄部》若一页5）。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陈显微是根据《麻衣易·卦变说》的卦爻构造，论述了《参同契》的卦序和从朔旦到晦爽的炼丹火候。 ⑬《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学三·朱熹》传：“嘉泰初，学禁稍弛。（嘉泰）二年（1202），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侘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公”（中华书局校点本，P.12768），“（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及熹从祀孔子庙”（中华书局校点本，P12769）。 ⑭《道藏·太玄部》所存《参同契发挥》本前，除了附有阮登炳和张与材的序文外，还存有“林屋山人全阳子俞琰玉吾”在元至元甲申（1284）所著的《自序》（《道藏·太玄部》止一页6）。 ⑮俞琰《参同契发挥》阮登炳序记述说：“《参同契》乃万古丹经之祖。……昔者紫阳朱夫子，鸣道于淳熙、庆元之间。旁通百氏，有异乎吾之说者，未尝随声附和而苟同。乃独爱伯阳之书，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为癖。有考异，有注释。……是书之注，盖行于西山（蔡季通）既没之后，而一时门人亦未及有及此者。故不复有所询访。其间有所未满意者，正不无也。石涧俞君玉吾所著《（参同契）发挥》三篇，盖所以补空同道士（朱熹）之所以不足，且以发明彭氏、郑氏、王氏之所以未发者”（《道藏·太玄部》止一页1）。张与材（天师）元至大三年（1310）所著的序记述说：“自《参同契》成书以来，近世考亭大儒（朱熹）亦复注脚。今观全阳子所著《（参同契）发挥》，研精覃思，钩深致远，可谓羽翼是书也”（《道藏·太玄部》止一页2）。俞琰在校勘《参同契》各刊本时所留下的校勘记《参同契释疑》的自序记述说：“遂合蜀本、越本、吉本及钱塘诸家之本，互相雠校，以为定本。其诸参错不齐，则有朱子《（参同契）考异》一书，在兹不复赘云”（《道藏·太玄部》止十页3）。从以上的记述中可以知道，俞琰《参同契发挥》，是吸收了朱熹《参同契考异》的成果，并以《考异》为基准，校勘当时的蜀本、越本、吉本和钱塘诸刊本后作成的《参同契》刊本。 ⑯《道藏·太玄部》见有俞琰至元甲申（1284）所著的丹书《易外别传》（若七页1～页23）。俞琰在《易外别传》所附的跋文中记述说：“《易外别传》一卷，为之图，为之说。披阐先天图环中之极玄，证以《参同》、《阴符》诸书，参以伊川、横渠诸儒之至论，所以发朱子之所未发，以推广邵子言外之意。……丹道之大纲要领，予于是书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诀细微，则具载于《参同契发挥》三篇，兹不云”（同若七页22）。此外，《易外别传》后，又附有俞琰的儿子俞仲温元至正丙申（1356）所撰的（《玄学正宗》的）跋文。俞仲温在跋文中记述说：“右《易外别传》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于《周易集解》之后者也”（同若七页22）。从以上的记述中可知，曾经附在俞琰《周易集解》之后的《易外别传》，与详细揭载了丹道口诀的《参同契发挥》相对应，论述了丹道的“大纲要领”，是总括了《参同契发挥》的理论纲要的丹书。 ⑰俞琰在《易外别传》引用了邵雍、朱熹等人的诗文和论述，如：“邵康节《皇极经世书》云：先天图者，环中也（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外篇）”（《道藏·太玄部》若七页2）、“又云：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外篇，朱熹《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所引）”（《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又《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伏羲（见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八第六十六首，《朱子语类》卷七十一《易》七《复》所引）”（《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朱紫阳曰：邵子就图上说循环之意，自姤至坤是阴含阳，自复至乾是阳分阴，坤复之间乃无极（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一《纲领上之上》）”（《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袁仲机曰：朱子谓坤复之间乃无极，其论察矣。又诗云：忽然夜半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中含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朱文公文集》卷九页7）”（《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等。同时，俞琰在《易外别传》中，又加上了《天根月窟六十四卦先天图》和以卦变说为根据的《先天六十四卦直图》，用在上述论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陈抟、邵雍、朱熹的“先天学”思想，来解释“魏伯阳的《参同契》之学”（《道藏·太玄部》若七页1～页7）。 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神仙类》，著录了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三卷、彭晓撰《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明镜图诀》一卷、朱熹撰《参同契考异》一卷、紫阳先生撰《参同契解》一卷、九华子编《参同契》三卷等《参同契》类的注本和刊本（参照本稿的附录D）。 ⑲《参同契考异》的朱熹的注释见有这样的论述：“乾坤以宇内言之，则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阴阳变化，万物始终，皆在其间。以人言之，则乾阳在上，坤阴在下，而一身之阴阳万物，变化始终，皆在其间”、“此言，人心能统阴阳，运毂轴，以成丹也”（《道藏·太玄部》容一页3～页4）。从这些注释中可以看出，朱熹也在用内丹的观点来理解《参同契》的丹学思想。《参同契》各刊本的后半，都见有《五相类》的部分。被认为是唐代注本的阴长生注《参同契》，把《五相类》解释成“五行相类”（《道藏·太玄部》映七页6）。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把五行－十干与药物－火候相合，制成了《五位相得图》，从五行的角度，解释了所谓的《五相类》（《道藏》《太玄部》容五页6）。可是，朱熹在《参同契考异》卷下，删除了彭晓本的《五位相得图》，对《五相类》一节，没有加上任何注解，对《参同契》经文中的《五相类》一节，表现出怀疑和冷淡的态度（《道藏·太玄部》容二页13）。另外，从《朱子语类》的“（《龙虎经》）是后人见伯阳传有《龙虎上经》一句，遂伪作此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老氏－《参同契》》）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当时流行的《龙虎经》是伪经，否定了当时流行的《龙虎经》与《参同契》的关系。 ⑳现存元至元三年（1337）刊行的《玉海》序文中知道，王应麟所撰的《玉海》是南宋后期完成的大型的类书。《玉海》卷三十五《艺文－易》设立了《周易参同契》的条目。王应麟在《周易参同契》条目中，重点引述了朱熹的“篇题盖仿纬书之目，词韵皆古，奥雅难通”（朱熹《参同契》跋文）、“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外以兼统岁功。此书大要，在坎离二字”（《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参同契说》）、“一息之间，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气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气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气之盈，日沉于下而月圆于上也。晦朔之间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谓举水以灭火，金来归性初之类是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十三书）等论述，沿用朱熹的观点来介绍丹经《参同契》。此外，在南宋后期成书的《黄氏日抄》中，黄震曾论述说：“近世蔡季通，博而不免于杂，尝留意此书（《参同契》），而晦翁（朱熹）与之游，因为校正，其书颇行，然求其义，则终无之”（《黄氏日抄》五十六《周易参同契》）。从黄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黄震虽对儒学者朱熹参与《参同契》校正（即撰《参同契考异》）一事感到不满，但是也承认，“其书（应该指朱熹校正《参同契》的成果《参同契考异》）颇行”。从《玉海》的《参同契》条目和《黄氏日抄》的记述中，都可以窥测到朱熹所著的《参同契考异》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