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本来，如把朱熹所撰《参同契考异》与《考异》的底本彭注《参同契通真义》进行对勘和比较，就大致能够看清朱熹整理、校勘《参同契》文本的真实情况。可是，就如本稿上编第二章所述，现存彭注本最早的刊本——《道藏》本，是以（宋宁宗嘉定元年建阳刊行的）鲍仲祺本为底本的，而鲍仲祺本已用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基准校勘、删改过，所以，在寻找到早于《考异》成书年限（1198）的彭注本刊本（如晁公武著录本、刘永年刊本等）之前，现在的情况下，比较这两个《参同契》版本（《考异》本与彭注的《道藏》本），并没有太大的文献意义。
  《道藏·太玄部》，存有包括彭注本和朱熹《考异》本在内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参照表C）。
  如果检证这些注本、刊本，可知，其中的储华谷注本、陈显微注本和俞琰注本，是朱熹《参同契考异》成书后问世的刊本①，注释者不明的无名氏（映）注本，因文献体例和用语与现行彭晓本关系很深，所以也应该看作是彭晓本以后的注本②。也就是说，储本、陈本、俞本、无（映）本，与彭晓本相同，都是朱熹《考异》本以后，或受到《考异》本影响的《参同契》刊本。因此，如把这些刊本与朱熹《考异》本对勘、比较，也没有太大的文献意义。
  从表C中可以看出，《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八个《参同契》刊本中，还包括两个外丹类注本：即阴长生注本和注释者不明的无名氏（容）注本③。
  从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的考证可知，《道藏·太玄部》所收无名氏（容）注本，因注文在论述炼丹原料产地时，同时提到了只有在唐代某个极短时期内存在过的行政地名（蒲州、辰州、锦州等），所以被认为是生活在（唐代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撰写的《参同契》注本④。
  从同一论文的考察中还可知道，《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另一个外丹类注本——阴长生本，因注文大量引用（《乙巳占》、《遁甲经》、《神枢灵辖》等）唐代五行类经典，同时又没有引过唐朝以后的典籍，所以被认为是唐代成立的《参同契》注本⑤。
  关于这两个唐代外丹类注本与彭注本的关系，关于这两个唐代注本的文献受容情况，也几乎都一无所知。可是，从上述考察中可知，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毫无疑问，是朱熹《参同契考异》成书前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⑥。
  这里，想利用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把这两个唐代注本与《考异》本进行比较，以期去接近和了解朱熹的《参同契》文本校勘的真实情况。
  如把朱熹《参同契考异》本与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进行比较，就会看出大量的文献上的相异之处（参照本稿附录E）。在这些《参同契》文献的相异之处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即朱熹《参同契考异》（《道藏》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彭注本第二章）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阴长生注本和无名氏（容）注本，各作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开六十四卦，刚柔为表里。［阴本］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六十四卦，刚柔有表里。［无（容）本］
  也就是说，朱熹《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兼并为六十”，阴本和无（容）本，各作“兼开六十四卦”和“兼并六十四卦”（参照本稿附录E）。
  如把朱熹《考异》本（《道藏》本）的这段经文（第5段落），与前后经文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第1段落）
  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第2段落）
  朔旦屯值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第6段落）
  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第10段落）联系起来，并去参照朱熹的注文：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离升降其间，所谓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是也。（第2段落的注）
  乾为望，坤为晦，而坎离升降其间。（第3段落的注）
  月以五日为一节，六节为一周，兼昼夜为六十，以配六十卦。（第5段落的注）
  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为炉灶丹药所用，以为火候者，止六十卦。（第5段落的注）
  就会看到，《考异》本经文所示的“六十”，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指从六十四卦中抽出“乾坤坎离”四卦后的“六十卦”，就是指按照卦序（屯、蒙→既济、未济）去指示一个月（三十日一六十昼夜）中的“朔旦”、“晦爽”等“月节”的“六十卦”，就是指外丹术中指示炼丹“火候”（时间）的“六十卦”。
  也就是说，《考异》经文所示的“六十”，就如经文“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所述，实际上与从六十四卦中抽出“乾坤坎离”的卦爻构造有关，实际上是暗示了不用阴阳，而是用“坎离”二卦（即乾坤二用）去解释整个易学体系和卦爻构造的重要词语。
  同时，从上述《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及该段落前后的朱熹注文中，还可看出，朱熹把《参同契》经文所示的“乾坤坎离”四卦，与邵雍所述的“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相配，从“先天学”的角度，解释了与前述“六十”等词语相关的《考异》本经文。也就是说，朱熹从北宋象数易学中的“先天学”的思想角度，解释了前述《参同契》开头部分的经文（《考异》本上篇第1段落～第11段落）。
  本书下编的第一章，曾探讨过朱熹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从“先天学”的角度为之作注的《参同契》经文的开头部分，应该说，就是他想为自己提出的“先天学”《参同契》起源说提供思想依据的重要的文献段落。
  所以，这部分经文所见与易学卦爻构造相关的“兼并为六十”（《考异》本）与“兼并（开）六十四卦”（阴本等）的文献异同，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想对这些文献异同，作些相应的考察。
  一般认为，从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中，抽取出“乾坤坎离”四卦，赋予其“四正卦”的特殊地位，并把其余六十卦与时间的分节相配的易说（“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由来于汉代象数易学和丹学理论的。汉代象数易学阐述了与“先天易说”密切相关的“纳甲”“卦气”等易理，唐宋时代的丹学理论也阐述了以“坎离、水火”为表徵的“丹药”在“炉鼎”（“乾坤”）中变化运行的论说⑦。
  可是，如去考察《京房易传》《易纬是类谋》《周易集解》（李鼎祚）等保存了汉代象数易著残篇的典籍，就会看到，这些典籍所收汉代象数易著（残篇），只论述了以“震兑坎离”为“四正卦”的“卦气”理论，却完全没有触及到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先天卦气说”）易说⑧。
  此外，在唐宋丹书中，虽然能看到把“坎离”当作造化根元来阐述的论说，可是，如果没有象数易学卦爻构造的理论内衬，是无法直接从这样的论说中推导出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的⑨。
  一般认为，《参同契》是与东汉时代象数易学密切相关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论著作。前述《参同契》开头部分（《考异》本上篇第1段落—第11段落）的经文：
  乾坤者，易之门户。
  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
  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
  所述的内容，也被认为是与汉代象易学中的“月相纳甲”说密切相关的。可是，从上述经文中看出，如果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的理论环节，同样也无法直接从经文的论述中推导出朱熹（在注文中）所述的（与“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先天方位”相关的）“先天易学”理论的⑩。
  也就是说，从上述考察中知道，从汉代象数易著、《参同契》经文所含象数易学思想和唐宋丹书的丹学理论中，是无法直接推导出朱熹在《参同契》注文中所述的（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易学”理论的。
  如前所述，邵雍《皇极经世书》（《道藏·太玄部》）所述的“先天易学”思想，与京房、荀爽、虞翻等的汉代象数易学不同，是所谓的宋代独特的新象数运动的产物。
  从由邵雍弟子记述的《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中，可以看到如下有关《卦变说》的论述⑪：
  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
  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皆不可易者也。
  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变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而变成六十四也。
  乾坤离坎，为三十六卦之祖。
  乾坤离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
  从上述的论说中可以看出，邵雍是从卦爻变化（卦变说）的理论角度，阐述了由“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不易”的八卦而构成的“三十六卦”的卦爻构造的。就如震卦〓的卦象，反复、颠倒以后，就能变成完全相反的艮卦〓的卦象，就如震卦〓和艮卦〓，可以由变易反对的卦爻关系，构成了一个二阳四阴的“震艮”卦那样，六十四卦中具有“反易”（反对变易）关系的五十六卦，能够凝缩、归结成二十八卦。邵雍认为，这些“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反复颠倒后卦象仍然不变的“不易”的八卦（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就构成了所谓的“三十六卦”（变化后成为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
  从上述的论说中还可看出，邵雍还在三十六卦的卦爻构造的基础上，把上述“不易”卦（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等八卦）之间的卦象关系，理解、归纳成相似、相肖的关系，认为离〓和中孚〓的卦象与乾〓卦相似（肖），坎〓和小过〓的卦象与坤〓卦相似（肖），颐〓的卦象与离〓卦相似（肖），大过〓的卦象与坎〓卦相似（肖），认为“不易”卦（“不易”的八卦）的卦象，最终都在向“四正卦”（“乾坤坎离”）归结。也就是说，邵雍在“变易反对”的卦爻构造的基础上，从“不用”（不易）的“乾坤坎离”和变化运行的“三百六十”爻（即“六十卦”与六爻相乘而得的三百六十爻）的体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他的（“乾坤坎离，为三十六卦之祖”、“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的）“先天易学”理论。
  也就是说，邵雍的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与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卦气”“纳甲”说和唐宋丹书中的“坎离”说不同，是建立在《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论述的三十六卦的“变易反对”的卦爻构造和“不用”的“乾坤坎离”与变化运行的六十卦的体用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邵雍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来源于北宋儒者李之才的“卦变”易说，李之才又是继承了五代道士陈抟的易学传统的⑫。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卦图》所载李挺之（李之才）“变卦反对图”（八篇），可能就是一般所说的邵雍“卦变”易说的理论依据。可是，如去考察《汉上易传·卦图》所见李挺之的八篇《变卦反对图》，就会看到，这些《卦图》，似乎是根据朱震在图下所附《皇极经世书》的论说作成的⑬。也就是说，这些《变卦反对图》，与其说是邵雍“卦变说”的理论依据，还不如说是把邵雍的“卦变易说”图形化以后的产物。当然，北宋象数易学中的李挺之（之才）与邵雍的师承关系，可由程明道所撰邵雍墓志铭证明，并没有太大的史实问题。所谓的李挺之（之才）的《变卦反对图》，也为朱震以后的张行成、王湜、林至等易学者反复论及，也应该有它的传承依据⑭。
  “李图”的真伪该当别论，总之，《汉上易传》所存李之才的《卦图》和《皇极经世书》的易说，至少可以证明，在五代、北宋之际确实存在着一种与汉代象数易学根本不同的异质的“卦变说”。同时，也可以认为，这种异质的（李之才－邵雍的）“卦变说”（“先天卦变说”、“先天卦气说”），才是存在于汉代“卦气说”、唐宋“坎离说”与宋代“先天易说”之间的中间阶段的易学理论环节。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纲领一卦体卦变》，载有朱熹所作的有关“卦变说”的论述⑮：
  乾坤坎离是四正卦。
  六十四卦只是八卦是正卦，余便只二十八卦，番转为五十六卦。
  （学蒙录云：）自此八卦也，只二十八卦番转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离是也。（林学蒙录）
  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㬊渊录）
  中孚便是大的离，小过是个大的坎。
  中孚是个双夹的离，小过是个双夹的坎。大过是个厚画的坎，颐是个厚画的离。
  从上述有关“卦变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不是从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而是从三十六卦（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不易的八卦）的卦爻构造中，抽取出“不易”的八卦（乾、坤、坎、离、中孚、小过、大过、颐），并把“不易”的八卦向“乾坤坎离”四正卦，甚至向“坎离”二卦归结。也就是说，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知道，朱熹在与林学蒙等弟子议论“卦体卦变”问题时，似乎已经完全理解和接纳了《皇极经世书》所述的邵雍的“卦变”理论了。
  还有，从上述《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的语录记录者林学蒙、㬊渊等师事朱熹的时期来看，朱熹应该是在与弟子们讨论“先天易学”，并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绍熙四、五年前后，把与汉代象数易学相异的李之才－邵雍系统的“卦变说”，采纳到自己的易学解释中去的⑯。
  也就是说，朱熹把“卦变说”看成是“先天易学”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他所论述的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也是建立在“卦变说”的理论基础上的。
  朱熹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前后提出了“先天易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庆元四年（1198）前后，又完成了他的《参同契》注本——《参同契考异》，似乎由此终结了他提出和阐述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思考过程。可是，从前述宋代“先天易学”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参同契》并不是宋代“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因此，从“先天易学”的思想演变过程来看，与其说《参同契》是“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还不如说，是朱熹把建立在“卦变说”基础上的“先天易说”导入到了《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的。
  本节的前面部分，曾指摘了朱熹《参同契考异》与两个唐代注本的文献上的差异。
  从上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与宋代“先天易学”的关系来看，唐代的阴注本和无（容）本所见的“兼并（开）六十四卦”，应该是“先天易学”产生之前和朱熹把“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之前的《参同契》文献的本来面貌。
  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如再去考察阴注本、无（容）本与朱熹《考异》本的文献异同，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会怀疑，是否是朱熹把《参同契》的经文从“六十四卦”更改成《考异》所见的“六十”的。
  前面提到，《道藏·太玄部》存有彭注本和《考异》本在内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如去考察这些刊本和注本，就会看到，朱熹《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彭注本第2章），除了阴注本、无（容）本和宋末的陈显微本以外，其余各本都与《考异》本相同，都作“兼并为六十”。（参照附录E）
  因为现行最早的彭注本的刊本（《道藏》本）是以鲍仲祺本为底本，鲍仲祺本又是用朱熹《考异》本校勘过的，所以，校正过的彭注本（《道藏》本），当然与《考异》相同，前述经文，也作“兼并为六十”。
  可是，如把彭注本的这段经文（彭注本第2章）与彭注本的注文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彭注本注文所引的经文，与彭注本所见的经文“兼并为六十”不同，却作“兼并为六十四卦”。也就是说，彭注本的经文，与彭注本注文所引经文之间，出现了龃龉与不合。（参照表D）
  如果仔细阅读前述彭注本（《道藏》本）所见的鲍仲祺跋文，就会知道，鲍仲祺不但用当时的朱熹《考异》本校勘了彭注本的经文，同时还用郑焕《分章通真义》校正本，校勘了彭注的注文。也就是说，彭注本（即鲍仲祺刊本）是由用朱熹《考异》本校勘过的经文和用郑焕《通真义》校正本校勘过的注文这两部分构成的。此外，从鲍仲祺的跋文中还可知道彭注本所见“经文”（“兼并为六十”）与注文所引经文（“兼并为六十四卦”）之间的文献分歧，是由朱熹《考异》本与郑焕校正本这两个文本的文献差异造成，而鲍仲祺为了反映文献的原貌，把文献的分歧原封不动地刊刻和保留了下来⑰。
  从上述鲍仲祺跋文留下的线索中可以看出，彭注本所见的“兼并为六十”，是按照朱熹《考异》本的基准更改过的经文，彭晓本注文所引的“兼并为六十四卦”的经文，应该说，是先于朱熹《考异》本成书的郑焕本所反映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本来面貌。
  也就是说，朱熹《参同契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彭晓本第二章）的经文，《考异》本以前的各《参同契》刊本，即阴长生本、无（容）本和彭注本（注文），都作“兼并（为）六十四卦”（参照本稿的附录E）。因此，只要没有发现成书年代比朱熹《考异》本更早，并且上述经文作“兼并为六十”的《参同契》刊本（或彭晓注《参同契通真义》刊本），就只能考虑是朱熹把阴本、无（容）本、彭晓本的“兼并六十四卦”一文，更改成《考异》本的“兼并为六十”的。
  此外，如继续比较《考异》本与阴本、无（容）本等注本、刊本的异同，还会发现，《考异》本上篇第13段落的经文
  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幅而轮转，出入更卷舒。
  与第14段落的经文
  晦至朔旦，震来受符。当斯之时，天地媾其精。之间，阴本和无（容）本所见的经文
  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也。
  完全从《考异》本的经文中脱落和消失了。（参照本稿的附录E）
  如果进一步比较经文的异同，还会发现，《考异》本上篇第32段落的经文
  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与第33段落的经文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之间，阴本、无（容）本所见的经文
  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火候爻象之计。
  也从《考异》本的经文中脱落，并以“注云”的形式，混入在朱熹的注文中。（参照本稿的附录E）
  从前面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从朱熹《考异》本中脱落的
  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也。
  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火候爻象之计。
  等经文，与前述“兼并六十四卦”一样，都是与把一年的日数与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卦乘六爻）相配的汉代“卦气说”的卦爻构造相关，并且与朱熹在《参同契》解释中导入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不合的。
  还有，上述“卦有三百八十四爻”“符谓六十四卦”等经文，不只是阴本与无（容）本，还为朱熹《考异》本、储华谷本以外的《道藏》各刊本所保存。所以，也应该考虑，这些（脱落的）经文，是朱熹在校刊《参同契》文本时删除掉的。
  也就是说，朱熹为了把“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为了完成他所提出的“先天易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在更改了《参同契》经文（把“兼并六十四卦”更改为“兼并为六十”）的同时，又删除了上述与“先天易说”不合的《参同契》经文。
  虽然从上述的考察中，可以得出朱熹删改了《参同契》经文的结论，可是，因为《考异》所见十几处校勘，都与上述《参同契》经文删改无关，《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也没有提及这些删改，所以，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一事，可以说还没有直接证据。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参同契》研究都没有触及到《参同契考异》中的这个问题，也反映出辨识和确认这些文献事实的难度。
  但是，《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还载有朱熹在完成《参同契考异》后（庆元四年末）撰写的《参同契说》一文。朱熹在这篇短文中论述说，一般的《参同契》经文所论述的以“六十四卦一三百八十四爻”为依据的“周天之数”和“火候之法”，都是后人的臆造，并不是魏伯阳的“本指”，如能领悟“坎离二字”，就能够领会到魏伯阳的“不言”之意。《参同契说》的这段论说，虽然也没有提到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的事实，可是，行文之中已经明确暗示了他删改经文的意图和根据⑱。所以，《参同契说》一文，可以说为确认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的事实提供了行为依据。
  综合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朱熹校勘《参同契》文本、撰写《参同契》注本的意图，与《考异》注文所见“熺字本作喜，一本作僖，今按皆无理”“修字疑作字”等十几处文字校勘无关，朱熹校勘“比他书尤多舛误”的《参同契》文本的目的和意图，是要把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是要把“先天易学”理解成魏伯阳的思想“本指”，用“先天易学”的思想标准去删改《参同契》经文，并由此作成与“先天易学”思想相合的《参同契》定本。
  朱熹在庆元三、四年（1197～1198）前后完成的《参同契考异》，此后，又改变了曾慥《道枢》和《通志·艺文略》所反映的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并对南宋后期与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将在下一章中，对这一问题作出相应的考察。

【注释】 ①陈显微《参同契解》（《道藏·太玄部》若一～若三）存有陈显微弟子郑伯谦南宋端平元年（1234）所写的序文。由此可知，陈显微《参同契解》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前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俞琰《参同契发挥》（《道藏·太玄部》止一～止十）前也见有俞琰元至元甲申（1284）所写的自序，由此可知，俞琰《参同契发挥》是元至元甲申（1284）前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储华谷注释的《参同契》本（《道藏·太玄部》若四～若六），前后没有叙文，所以成书年代不明。现存储华谷著《祛疑说·易占说》（《百川学海》本）中，见有储华谷就“以钱掷爻”的蓍法阐述的朱子和建安（建瓯，宋代称为建安）诸学者的论说：“朱文公以为，钱之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诸学者，悉主其说”（关于“掷钱法”，参照三浦国雄《气的中国文化——气功－养生－风水－易·易与占卜·掷钱法》的相关论述。创元社1994年，P.340～P.341）。在储华谷的这段论述中，朱熹被称作“朱文公”。从《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学三》的《朱熹》本传中知道，朱熹是在政敌韩侘胄死后的南宋开僖年间（1208年前后）被赠以“文”这一谥号的（中华书局，P.12768）。由此可以确认，储华谷在1208年以后撰写了《祛疑说·易占说》，朱熹没（1200）后仍在从事著述活动。此外，如去考察储华谷注释本的经文，就会发现，储华谷本经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字异同，在《道藏·太玄部》所存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中，与朱熹《考异》本最为接近（参照本稿附录E）。所以应该考虑，储华谷本是朱熹《考异》本以后的《参同契》注本。 ②《道藏·太玄部》所收著者不明的无明氏（映）注本（映八～映十）引用了从南宋中期开始流行的《麻衣易》中的“天一生水，坎之气，孕于乾金”、“天一与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于金”、“五行生成之数……要其义，实虽老庄，亦不知著落”等陈抟注文，因此可以把南宋中期看成是这一注本的成书上限。此外，这一注本，与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一样，都分成九十章，经文的文字异同也与鲍仲祺校勘过的《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最接近，所以应该是鲍仲祺校正本刊行（1208）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 ③《道藏·太玄部》（容七～容八）收有无名氏（容）《参同契注》（二卷本）。从这一注本的“运火行器须顺寒暑。……夏至后加炭，用武火。冬至后减炭，用文火”（容七页7）、“大渊者，是烊铅成汁，投汞入铅汁。汞入铅中，乍沉乍浮，是作金花法”（容八页1）等注文来看，无名氏（容）《参同契注》，是外丹类的注本。从《道藏·太玄部》所收阴长生注《参同契》（映五～映七）的“大丹者有八，而三品最尊，上品有神符白雪九转金液大还丹……”（映五页1）等序文和“于炉四面随方画其神也。……以土实器中，兼画此四神，以防金水逃逸”（映五页11）等注文来看，阴长生注《参同契》，也应该是外丹类的《参同契》注本。 ④无名氏（容）《参同契注》本，因前后没有叙文，所以成书年代不明。无名氏（容）注本，见有“朱砂状若瓦砾。今辰锦州及五溪甚多。岭南、外国汞，一斗一升始有百斤。若辰锦州汞，每斗一百斤也”（容八页19）、“云龙是曾青，称土为雄黄，称金花为白银，号黄牙为硫黄，号秋石是礬石，称石胆出蒲州”（容八页21）等记述。从《旧唐书·地理志》的《江南西道》的“辰州……（唐高宗）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辰州（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分江南西道立黔中道，辰州改属黔中道），天宝元年改卢溪郡。（肃宗）乾元元年复为辰州，取溪名”、“锦州，（武后）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阳县，并开阳山洞，置锦州及四县。天宝元年，改锦州为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锦州”等记述来看，“辰、锦州”，是仅在唐垂拱二年（686）到开元末年（741年前后）之间使用过的地名。此外，从《旧唐书·地理志》的《河东道》的“河中府，隋河东郡。（唐高宗）武德元年置蒲州。……（玄宗）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其年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天宝元年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复为蒲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等记述中看出，“蒲州”是仅在唐武德元年（758）到天宝三年（744）之间使用过的地名。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同时引用了“辰、锦州”和“蒲州”等地名的无名氏（容）注本，应该是生活在唐垂拱二年（686）到天宝三年（744）之间的人物所撰的《参同契》注释。参照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P.352～P.353）和陈国符《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之著作之撰述经历若干时期之特例》（《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四期，P.45～P.64）。本稿从陈国符说。 ⑤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见前注同书P.352）：“映字号收《周易参同契注》三卷，题曰长生阴真人注。卷上引《金海》。按《新唐书·艺文志·子部丙录－兵书类》著录萧吉《金海》三十卷。按《隋书·萧吉》传，萧吉一生，自梁经北周至隋，卒于隋炀帝时，著《金海》三十卷等。《北史》萧吉亦有传。卷上、中，屡引《乙巳占》。按《新唐书·艺文志·子部丙录－天文类》著录李淳风《乙巳占》十二卷，李淳风乃唐人。按《新唐书·李淳风》传，贞观初，（李淳风）与傅仁均争历法，议者多附淳风。是李淳风乃初唐人。此注未引宋人著述。故此乃唐人注，依托东汉阴长生，撰此注。最早于李淳风在世时，或更晚。”陈国符以阴长生注本引初唐李淳风《乙巳占》和不引宋人著述为理由，断定阴注为唐代《参同契》注本。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从陈国符说。 ⑥孟乃昌在《周易参同契考辩》中，以唐代丹书《真元妙道要略》《还丹肘后诀》《还金术》《丹论诀旨心鉴》《日月玄枢论》等所引用的《参同契》经文与无名氏（容）注本、阴长生注本很接近为理由，断定无（容）本和阴注本所用《参同契》经文在唐代已经定型，并得广泛传阅（《周易参同契考辩》P.28）。可是，如从本书上编第一章所述《还金术》等唐代丹书所见《参同契》经文与《龙虎经》《潜通诀》等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情况来看，象无（容）本和阴注本那样的《参同契》文本，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处在为一般人所认同的稳定状态。这两个文本（注本）的文献受容实态，也几乎一无所知。 ⑦朱伯崑认为，《参同契》用汉代象数易中的“卦气说”来解释“炉鼎”（乾坤）中“丹药”（坎离）运行变化的炼丹术，是属于汉代象数易系统的道教易学著作，并认为，《参同契》的六十四卦说，是来源于汉代象数易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卦气说”的。参照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东汉时期象数之学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6年，P.222～P.225）。关于“坎离说”（或“坎离造化说”）由来于唐宋丹书的问题，参照吾妻重二《太极图的形成》中《太极图与道教理论》的相关论述（《日本中国学会报》46号1994年，P.81～P.83）。 ⑧《易是类谋》：“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坎离震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之七。……六十而一周（黄辑本《易纬》第七卷页29）。《易纬乾凿度》：”四维四正时之纪，则坎离为经，震兑为纬。此四正之卦，为四仲之次序＂（黄辑本《易纬》第二卷页8）。李鼎祚《周易集解》载有虞翻的论述：“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吴县周孝垓校刊本卷三页7）。惠栋在《易汉学》（四库全书本卷一页1～页19）中，援引了上述《易纬》、郑玄和虞翻的著述，论述了汉代象数易中孟长卿（喜）的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卦气说。可是，在这些著述中，找不到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易说（卦气说）的痕迹。《京房易传》卷下见有关于“纳甲说”的论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四部丛刊本页27）。此外李鼎祚《周易集解》《系辞》也载有虞翻关于“月相纳甲”的注释：“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同吴县周氏刊本上卷十三页7）。惠栋在《易汉学》（四库全书本卷三页1～页20）中，批判了邵雍、朱熹关于“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论说，根据上述论说配置了乾坤（甲乙）东－艮兑（丙丁）南－坎离（戊己）居中－震（庚辛）西－天地（壬癸）北的方位，重新制作了“八卦纳甲图”，并以此去论述了虞翻（仲翔）的“纳甲说”。从上述惠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从京房、虞翻的纳甲说，并不能直接推导出邵雍、朱熹的先天易说。 ⑨《云笈七签》卷六十三《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上篇》：“阴阳相夺，法象乃立。坎一离二，从阴归阳。火一水二，从阳归阴。水二火一，前者象，后者质。……心为火藏，在肺下，其数一。肾为水藏，双居命门，其数二。足明火一水二为道之祖”（《道藏·太玄部》从三页1）。《道枢》卷四《玉芝篇》：“坎离是根元，滔滔造化权”（《道藏·太玄部》笃三页15）。在北宋和南宋的丹书中，可常常看到上述不是以阴阳，而是以坎离为造化和万物根元的论说。可是，在这些论说中，看不到任何与易学的卦爻构造相关的理论内衬。 ⑩《参同契》上篇（《考异》本第16段落－第19段落）的经文：“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辛见平明。艮值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从这些经文来看，《参同契》所述的“月相纳甲说”，与上述虞翻的论说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一般都认为在易学史上是虞翻继承和发展了《参同契》的“月相纳甲说”的（参照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P.243）。可是，惠栋在《易汉学》中，依据虞翻的“月相纳甲说”重新制作了“八卦钠甲图”，并论述说：“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谓先天图与《参同契》合。殊不知，纳甲之法，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列西，坎离在中。别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四库全书本卷八页4），指出了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参同契》“纳甲说”的差异。当然，从《参同契》和虞翻的“纳甲说”中是无法推导出邵雍和朱熹所述的“先天易说”的。 ⑪《皇极经世书》的引文，从《道藏》本（《太玄部》而一～贵四）。可是，下述引文中，“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一文，《道藏》本未见（《皇极经世书》卷十二之上《观物外篇》，《太玄部》贵三页1～页18）。这里从四库全书本（卷十三页27）补足。此外，引文第二行的“离肖乾”，《道藏》本作“离艮乾”（《太玄部》贵三页18），现据四库全书本（卷十三页25）校正。 ⑫北宋末期晁说之所著《传易堂记》（《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六）：“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晁说之的这段记述，被认为是最初明言邵雍的易学传承谱系的文献记录。对于《传易堂记》所明言的“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的传承谱系，今井宇三郎在《宋代易学研究》中，以找不到种放与穆修的具体接点为理由，对从陈抟到邵雍的师承关系提出了疑问（参照《宋代易学研究》明治图书出版，昭和33年，P.90）。可是，程明道（颢）所撰《康节先生墓志铭》（《伊洛渊源录》卷五）记述说：“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从程明道的记述中可知，李之才与邵雍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 ⑬朱震《汉上易传》的通志堂经解本，存有四部丛刊本未见的《周易卦图》和《周易丛说》。《汉上易传》卷上《周易卦图》中，见有所谓的李挺之所作的八篇“变卦反对图”。这八篇“变卦反对图”下，附有邵雍的“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离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艮，名与位皆可易也。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离，小过肖坤，大过。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大过、小过，皆不可易也”、“卦之反对，皆六阳六阴也。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者，八阳四阴。八阳四阴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阳二阴者，各三对也”等关于“变卦说”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李之才“变卦反对图”八篇，似乎是把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论述图形化以后的产物。 ⑭南宋初期的王湜在他所著的《易说》（通志堂经解本）中收录了《三十六卦变六十四卦图》，并在《易说》的序文中论述说：“晚得邵康节易学，喜不自禁。……自希夷先生陈公而下，如穆伯长、李挺之，以至刘长民《钩隐图》之类，兼而思之”，表示自己在陈抟、邵雍、穆修、刘牧之外，还吸收了李挺之的（卦变）学说。此外，活跃在南宋乾道年间（1186）的张行成，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中认为，邵雍论述的“卦变”思想，来自于李挺之所传的《卦变图》（四库全书本卷四页2）。与朱熹同时代的易学者林至，也在《易裨传·外篇》中叙述说：“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汉上朱氏以为康节之子伯温传之于河阳陈四丈，四丈传之于挺之。长阳郭氏序李氏象学先天卦变曰：陈图南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尧夫、陈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变一义，横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独得之。康节本为先天易学”（林至《易裨传》未见。这里的论述，引自胡渭《易图明辩》卷九《卦变》）。 ⑮《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卦体卦变》第六条、从第七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6年，P.1667～P.1668）。 ⑯从《朱子语类》卷首《朱子语录姓氏》中知道，林学蒙师事朱熹的时期，应该在南宋绍熙甲寅（1194）以后（中华书局校点本，P.17）。㬊渊师事朱熹的时期，参照下编第一章注⑨。 ⑰《道藏·太玄部》所收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附录《鼎器歌》和《明镜图》之间，见有鲍仲祺写的跋文：“彭义（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亦为近世浅学妄更，所以若是今，秘阁所藏，民间所录，差误衍脱，莫知适从。近者，晦庵朱先生，尝隐名而为之雠定。考辨正文，引证有理，颇得其真。可以依据。独分章义解，绝无善本。临安郑焕所校，自谓详备，而尤多舛误。……因合众本，为之校定。其于正文，多从晦庵之旧，而通真义解，大略从郑本。其于众本多同者，亦自从众。其间契文与义说不相附类，（若契云兼并为六十，而义云兼并为六十四也。若契云则水定火，而义云拘则水定之类）则亦两存而互见。虽不可谓之尽善，然于丹经大意，亦略昭明矣”（《道藏·太玄部》容六页5～页6）。从彭注本鲍氏的这一跋文中知道，鲍仲祺刊本的经文从朱熹《考异》本（“晦庵之旧”），彭晓注文（分章义解）从“郑焕所校本”，而鲍仲祺意识到经文与注文的不同（如从“晦庵之旧”的经文“兼并六十四”与“郑焕所校本”注文所引经文“兼并为六十四”的不同等），在刊刻时，为“两存而互见”，把这些文献相异的原貌保存了下来。 ⑱《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收有朱熹在完成《参同契考异》后的南宋庆元戊午（1198）腊月（十二月）所著的短文《参同契说》（四部丛刊本卷六十七页）。《参同契说》论述说：“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统岁功，其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初未尝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传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一周天之数，以一爻值一日，而爻多日少，则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气之至，而渐加焉，已非出于自然吻合之度矣。且当日所用之爻，或阴或阳，初无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别。又况一日之间，已周三百六十之数，而其一气所加，仅得一爻，多少轻重，不相权准。及此二十四者，进增微渐，退减暴疾，无复往来循环之势。恐亦后人以意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窃意此书大要，在于坎离二字。若于此处得其纲领，则功夫之节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会之”。从上述论说可知，朱熹认为，以“三百八十四爻”为“周天火数”的“火候之法”，并不是魏伯阳的本指，如能理解“坎离”这一《参同契》的“大要”和“纲领”，就能领会魏伯阳的不言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