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现存《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所见晁公武绍兴21年（辛未1151年）自序的记述中知道，南阳井宪孟，南宋初期就任四川转运使时，曾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大量传录和购买了保留在（免于靖康、建炎战火的）四川“民间”的珍贵典籍（“巴蜀异本”）。以后，井宪孟又把这些藏书（五十箧巴蜀异本）赠送给晁公武，晁公武校勘了井氏藏书的“舛误”，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郡斋读书志》①。也就是说，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典籍，原本是南宋初期井宪孟在四川“民间”购得的“巴蜀异本”。因此可以说，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介绍和著录的“彭晓注《参同契》三卷”（即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应该是南宋初期井宪孟在四川购得的“民间”传本。
  如把前章所述《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后序的彭晓“自署”、《野人闲话》《蜀梼杌》引用《彭晓传记》的情况与、《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自序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对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的书志学者、内丹学者、道书编纂者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五代末年（947），应该已在后蜀地区成书和刊行。只是这一“巴蜀异本”，似乎一直被闭锁在偏僻的蜀地，没能外传。所以才产生了前述的二百年的空白。
  从前述《郡斋读书志》和《读书志》成书（绍兴辛未1151年）前、后的文献情况来看，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这一“巴蜀异本”，不是在蜀地刊行当初，也不在被蜀地文史典籍（《野人闲话》《蜀祷杌》等）言及的时候，而是在被《郡斋读书志》著录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的。
  从南宋嘉定戊寅（1218）成书的丹书《金液还丹印证图》龙眉子后识和元至元元年（1335）成书的《悟真篇注疏》的戴起宗夹注中知道，张伯端弟子刘永年，曾在《郡斋读书志》成书翌年的绍兴壬申（1152），刊行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②。从戴起宗《悟真篇直指详说三乘秘要》序文和残存在《修真十书》中的《悟真篇》注释中可以确认，绍兴辛巳（1161）成书的《悟真篇》最早的注解《叶文叔注》，引用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彭晓注文③。也就是说，由《郡斋读书志》的注录才广为人知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首先是由张伯端弟子或《悟真篇》注释者们开始阅读、引述和刊行的。
  从保存在《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夹注中的刘永年《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自序（断片）中知道，活跃在南宋绍兴、乾道年间的刘永年，曾在绍兴戊午（1138）遇见“至人”，刘永年遵从“至人”的“但看《参同契》”的训示，“广求众本”，在绍兴壬申（1152）前后，从“何止千数”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中，挑选出《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并校勘和刊行了这一刊本④。如果刘永年自序在文献辨识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从前述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的情况来看，刘永年应该是在与《道枢》本所反映的《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中，选择和刊行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的。
  但是，戴起宗在元至元年间（1335）仍曾目睹的刘永年《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刊本和自序的全文，都已经散佚。刘永年自身的论著也都已不存。所以，今天其实已无法知道，刘永年是从哪些《参同契》注本、刊本中，并以什么理由选择和刊行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一般认为，以《悟真篇》的著者张伯端为开祖的金丹道南宗，存在着两个与张伯端相连的传承谱系：即由白玉蟾阐述的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的师承系统，和见于《悟真篇》几个宋元注释序文的张伯端—刘永年—翁葆光的师承系统⑤。
  近年来，柳存仁、陈兵、横手裕等研究者都认为，在上述的传承谱系中，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和刘永年—翁葆光的师承关系，基本上确实可信，此前上溯到张伯端的师承关系，疑点很多，可能是白玉蟾及《悟真篇》的注释者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虚构、编造出来的。白玉蟾等人，似乎想通过附从金丹道南宗的开祖张伯端来树立和提高自己的权威⑥。也就是说，刘永年与张伯端的关系可能虚妄不实，可是，刘永年与翁葆光的师承关系，应该是确实无疑的。
  《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存有刘永年弟子翁葆光南宋乾道癸巳（1173）完成的《悟真篇注释》⑦。
  从《道藏》所存《悟真篇注释》中可知，刘永年的弟子翁葆光，在内修术上，似乎反对《悟真篇·叶文叔注》所述的“独修”丹法，强调用体外的“阳丹”来点化身内的“阴汞”，好象具有“阴阳双修”的倾向⑧。同时，在《悟真篇注释》中还可以看到，翁葆光曾多次引用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彭晓的“孤阴不自长，寡阳不自成”的注文，似乎想用彭晓注文的这些论述来为自己的丹法立证⑨。也就是说，翁葆光应该是通过彭晓注文所述的“孤阴不自长，孤阳不自成”的内修倾向，来理解和接受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推测，翁葆光师从刘永年，刘永年也应该是从（与翁葆光）相同的角度，来接受、理解、选择和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载有朱熹在绍熙辛亥（1191）前后寄给弟子方宾王的书信（《答方宾王》）。从前述《答方宾王》（第七书）中知道，方宾王曾在绍熙辛亥前后向朱熹赠送过一部易书（沈氏《易说》）。从朱熹书信对沈氏《易说》的评述中看出，沈氏《易说》援引了《悟真篇》和《参同契》，并试图以此去解释《易说》提到的《九转图》的易理⑩。不过，从上述《答方宾王》书中还可知道，朱熹并没有接受沈氏的易说，认为沈氏不理解邵雍“先天学”的“本指”，不通晓《参同契》的“道理”，引用《参同契》和《悟真篇》去解释《九转图》是牵强附会⑪。
  方宾王赠与朱熹的《易说》，已经散佚。光从《答方宾王》书中的评述，已无法了解沈氏《易说》所引《九转图》、《悟真篇》和《参同契》的文献情况。但是，从前述《答方宾王》书中可知，朱熹至少在绍熙辛亥（1191）前后，就已经确实接触到了与《悟真篇》和《参同契》相关的丹书和易著了。此外，从方宾王同时引用《悟真篇》和《参同契》的情况来看，方宾王所引的《参同契》，或许就是张伯端的弟子或《悟真篇》的注释者们所接纳和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
  毛奇龄《西河合集·太极图说遗议》，曾讨论过朱熹删除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旧本所附易图的问题。毛奇龄在《太极图说遗义》中论述说，朱熹撰写《参同契考异》时采用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旧本，原来附有《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等九幅易图⑫，朱熹在撰著《参同契考异》时，把彭晓本（分成九十章的）《旧文》合成《三篇》，并更改了《旧文》的“语字”，还把旧本所附易图都删除了⑬。
  可是，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南宋书志、书目（如《郡斋读书志》和《通志·艺文略》等）在著录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时，都没有提到上述易图（《通志·艺文略》仅分项著录了彭晓自撰的《明鉴诀》），所以，毛奇龄论说的真实性，值得怀疑⑭。
  不过，从现存《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道藏》本）附录与注文所见彭晓自作的《明镜图》《明镜图诀》《五位相得图》和《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所收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彭晓的注文和论著，似乎有用易图来阐述数理，并用易图所示数理（“盈缩造化万物之数”、“周天大数”）来解释丹术的倾向（不过，彭晓《明镜图》所示“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的方位，与《先天图》完全无关）⑮。毛奇龄或许就是从彭晓注文的这一特征去推测彭注旧本曾有过的《参同契》诸图。
  具体情况已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认为，朱熹也应该是在对彭注本这一文献解释特征的共感中，选择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的。

【注释】 ①《郡斋读书志》袁本所见晁公武自序记述说：“南阳井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十余年，所有甚富。既罢，载以舟即庐山之下居焉。与余厚。一日，贻余书曰：度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余惕然从其命。凡得书若干卷，若干部。今三荣僻佐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汪刻衢本的晁公武自序，除了“已历二十余年，所有甚富”、“书凡五十箧”等细节外，其余都相同。 ②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⑤。 ③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⑥。 ④《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的戴起宗夹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四）记述说：“刘永年自号顺理广益子，于绍兴壬申（1152）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其序云：《参同契》喻金丹机要备矣。不能推穷此经者，止以随傍风采，滞于金石，坚执凡火可以成丹，愈谬正经。永年，绍兴戊午（1138）尝遇至人，亲授口诀，仍训永年，但看《参同契》，与我诀俱同。永年谨依师旨观阅，道理昭然，以此无惑。因广求众本，何止千数，诚校正，印行鬻之，使好事者，得建真趣。岂小果哉。” ⑤白玉蟾《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琼琯真人集》卷四页13）记述了从钟离权、吕岩叟、刘海蟾到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的师承关系。此外，戴起宗《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的陈达灵序也记述说：“悟真仙翁，闻道于青城之上，饵丹于荆湖之间。一传而广益子（刘永年）出焉，再传而无名子（翁葆光）出焉”（《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4）。 ⑥柳存仁在《张伯端与＜悟真篇＞》一文中，对《紫阳真人悟真直指三乘秘要》收录的《薛紫贤（道光）》所言及的张伯端与石泰的关系感到疑问，否定了张伯端与石泰的师承关系（《吉冈博士纪念道教研究论集》国书刊行会1977年，P.797）。陈兵在《金丹道南宗浅释》中，否定了《金液还丹印证图》林静后叙所述的“刘永年三遇张伯端”传说，认为从生存年代来讲，刘永年不可能与张伯端相遇（《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P.35～P.49）。横手裕在《全真教的变容》中，论证了金丹道南宗薛道光以后的师承关系的确实性，认为张伯端与薛道光的关系是白玉蟾后来追加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号，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0年，P66、P90）。 ⑦《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吕三）所收。戴起宗《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本存有翁葆光的注和其南宋乾道癸巳（1173）的序文，由此可知，《悟真篇》的翁葆光注，成书于南宋乾道癸巳（1173）前后。 ⑧从《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序中知道，《叶文叔注》具有“独修偏解”的倾向（《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1）。此外，同注疏本的翁葆光序中，见有翁葆光对《叶文叔注》的“叶文叔者，以太极大衍之数释而辨之。复撰为图附于卷末，谓之《悟真篇外传》。……非惟紊乱真经，致使学者为之疑惑”的批判（《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7）。《悟真篇注疏》本卷上“山头月白药苗新”一诗的翁葆光注论述说：“以此二物，于一时辰中，造化成一粒阳丹，即时入腹，以点我阴汞”（《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页17），从中知道，翁葆光有强调“阴阳双修”内修法的倾向。 ⑨《悟真篇注释》卷上“草木阴阳亦两齐”诗句的翁葆光注中，见有对《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七十八章彭晓注“孤阴不自长（产），寡阳不自生”的引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页22）。同本卷中的注中，翁葆光两次引用了彭晓的此一注文来解释自己的“阴阳双修”丹学思想：“独修一物是孤阴。真一子曰：孤阴不能自产（长）”（吕二页33），“真一子曰：孤阴不自产（长），寡阳不自生。须牝牡合气，方能有胎化之道”（吕二页37）。 ⑩《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第七书）》：“熹前日看所寄《易说》不子细，书中不敢察察言之。遣书后归故居，道间看得两册，始见其底蕴。如言四象、先天次序，皆非常康节本旨。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转图引魏伯阳《参同契》、张平叔《悟真篇》，尤为无理。亦自不晓《参同契》中所说道理”（四部丛刊本页17）。同书卷五十六《答方宾王（第八书）》说“沈君易书太汗漫，读之多所未解”（同页17），可知《易说》为沈氏所著。此外，同卷《答方宾王（第五书）》所见方宾王对张敬夫（南轩）“心体无时不发”说提出的问题，也为郑可学在绍熙辛亥（1191）所记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所以从《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所载答方宾王的各书信的文脉中可以推断，上述议论了沈氏《易说》的《答方宾王（第七书）》，是作于南宋绍熙辛亥（1191）前后的。参照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P.330～P.331）。 ⑪参照前注⑩． ⑫毛奇龄《西河合集》（萧山城东书院本）《太极图说遗议》：“惟彭氏旧本，则或九或七，其图犹存。徐氏注本已亡，他本庞杂不足据。唯彭本有水火匡郭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然或并至精归一图，或并斗建将指图，或九或七。” ⑬毛奇龄《西河合集》（同上刊本）《太极图说遗议》：“第其图，自朱子注《参同契》后，则学者多删之。《参同契》旧只三篇，西蜀彭晓分为九十章。朱子后并为三篇，为曰《考异》。其中多移易旧文，改竄语字。至于图，则概删除之。” ⑭关于《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对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著录，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③。可是，《郡斋读书志》没有触及毛奇龄所提到的与彭注本《参同契》相关的九图。此外，《通志·艺文略·道家一》的《参同契》类书目，著录了彭晓撰《参同契明鉴诀》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样，《通志·艺文略》也没有触及到彭晓本《参同契》的附图。现存彭晓撰《参同契明镜（鉴）诀》见有由八环组合而成的所谓的《明镜图》（《道藏·太玄部》容六页7）。胡渭在《易图明辨》（《守山阁丛书》本卷三页4）中认为，彭注本的八环的《明镜图》，就是由毛奇龄提到的九图（其中《三五至精图》和《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合并为一）构成的。也就是说，胡渭认为，彭注本现存的《明镜图》，是从毛奇龄所提到的《参同契》九图演化而来的。可是，从现存《道藏》本《明镜图》中的《四象八卦天地门户人门鬼门列八维》图（第一环）和《阴符阳火百刻天符》图（第四环）（同容六页7～页8）的情况来看，《明镜图》与毛奇龄所述的九图，似乎并不是同一系统的东西。 ⑮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八十四章，还存有用五行的数理来表示真铅、真汞、文火、武火等药物、火候的《五位相得图》（《道藏》《太玄部》容五页6）。此外，同书附录的《明镜图》中，还见有显示“周天行度火数起天元”“周天大数”等数理的易图（同容六页7～页8）。《云笈七签》卷七十所收彭晓自撰的《还丹内象金钥匙》，也叙述了用“运火合天符动静盈缩造化万物之数”来解释丹术的论说（《道藏·太玄部》从十页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