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朱文公文集》三十七卷所载淳熙年间的书信中知道，朱熹在撰写《易学启蒙》（淳熙丙午1186年）和《周易本义》（淳熙戊申1188年）等易著时，曾围绕着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阐述的“先天易说”，就“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和“揲蓍变占”等易学问题，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程迥、程大昌、郭雍、林栗、袁枢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⑥。
  也就是说，《易学启蒙》是朱熹在与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南宋学者的易学论争中完成的象数易学著作。从《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显然是在对河图洛书的考察中，才开始意识到丹书《参同契》的易理与河图洛书的数理可能相通的思想问题的⑦。也就说，朱熹是在淳熙年间有关“先天易学”的论争中，开始意识到《参同契》与“先天易学”的相关关系的。
  同时，从《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七《易·纲领》与卷一百《邵子之书》的语录中知道，除了上述易学论争之外，朱熹还曾应学生的询问，留下了许多有关“先天易学”的论述。从《朱子语类》所载语录记录者的姓名来看，二百多条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是由黄㽦、黄义刚、陈文蔚、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其中㬊渊和李方子记录的内容最多⑧。
  从《朱子语类》卷首所载《语录姓氏》中知道，四川涪陵出身的㬊渊，大约曾在绍熙癸丑（1193）前后师事过朱熹。此外，从朱熹寄于㬊渊的书信（《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中可以确认，㬊渊是在绍熙五年（1194）朱熹的赴任之地长沙与朱熹分别的。也就是说，㬊渊直接师事朱熹的时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年（1193）到绍熙五年（1194）之间⑨。
  如果根据《语录姓氏》的记载，可知，李方子进入朱熹门下的时期，约为淳熙十五年（1188）。但是，从与他同席的㬊渊、黄义刚、杨至、辅广等人的语录记录年份来看，李方子活跃于朱熹门下的重点时期，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⑩。
  从绍熙四、五年之间活跃在朱熹门下的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的大量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来看，朱熹完成了《易学启蒙》等易著、停止了“先天易学”论争、并移居到建阳考亭以后，似乎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又重新开始了有关邵雍的“先天易学”的探讨。
  在㬊渊、李方子、黄㽦等人记录的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中，见有朱熹如下的论述：
  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方士辈所相传授的。《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与历不相应。（㬊渊记，《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一诗，正是发明先天图之意。先天图传之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李方子记，《朱子语类》卷一百）
  从这两则语录中看出，朱熹在绍熙四、五年间与门人重新讨论邵雍的“先天易说”时，不仅把“先天易说”与《参同契》关连起来，甚至还提出了陈抟、邵雍的“先天易学”起源于魏伯阳《参同契》丹学思想的论说。
  也就是说，绍熙四、五年间（1193～1194）的有关“先天易学”的探索和讨论，与淳熙丙午、戊申年间（1186～1188）撰写《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不同，其背后，其实潜藏着朱熹想为丹经《参同契》作出明确的思想定位的隐秘的意图。
  以《河图洛书》和《先天图》为数理根据的北宋“象数易学”，与汉代焦延寿、京房的“象数易学”不同，可以说，是宋代独特的“新象数运动”的产物⑪。《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所收刘牧《易数钩隐图》和《道藏·太玄部》所收邵雍《皇极经世书》，是现存少数的北宋“象数易学”著作。
  如果考察《易数钩隐图》和《皇极经世书》，就会看到，刘牧和邵雍虽然都详细论述了所谓的《河图洛书》中的象数易理，可是，他们在各自的易著中，都没有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丹经《参同契》的关系等问题⑫。
  朱震的《汉上易传》，成书于绍兴甲寅（1134），是整理了北宋“象数易学”传承系谱，并追溯其思想源流的南宋初期的象数易学著作。从（保存了朱震的《卦图》和《进周易表》的）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中看到，朱震在自己的易著中评价了（被王弼排除的）汉易中的《卦气》《纳甲》《五行》等象数易说，并把刘牧、邵雍的传承系谱追溯到五代道士陈抟之处，可是，与刘牧和邵雍一样，朱震也没有在他的易著中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⑬。
  南宋中期的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学者，曾是朱熹撰写《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对手。如果考察现存程迥《周易古占法》（天一阁本）、程大昌《易原》（武英殿聚珍丛书本）和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等易著，就会看到，程迥、程大昌与郭雍等人，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继承了北宋以来河图洛书、揲蓍变占的象数易学传统，可是，他们也同刘牧、邵雍、朱震一样，都没有在自己的易著中论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丹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前面的章节，曾论述过一直持续到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与唐宋时代同类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前述刘牧、邵雍、朱震和南宋时代的易学者都没有论及《参同契》的情况，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其他丹书互相混同的）难以把握的不安定状态。
  同时，从上述情况中也可看出，在宋代象数易学演变史中，应该是朱熹第一个把《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与陈抟、邵雍的“先天易说”联系起来，第一个提出《参同契》的丹学理论是陈抟、邵雍“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的论说的。
  朱熹提出的“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在宋元时代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下编的以后章节，仍将结合《参同契》文献演变的具体情况，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注释】 ⑥《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三十七，存有朱熹在南宋淳熙庚子（1180）写给程可久的书信（朱熹书信的系年，参照陈来《朱熹书信编年考证》）。在这些书信中，朱熹向（此后向他征求过《易学启蒙》修改意见的）程可久（迥）叙述了与《邵氏先天图》和《伏羲八卦自然次序》相合的《四象次序》，并批判了程氏的“太极乃在天地未分之前”想法，显示出积极准备撰写《易学启蒙》的姿态（《文集》卷三十七页32～页37）。此外，《文集》卷三十七还存有朱熹写给程大昌（泰之）的书信。朱熹在完成《易学启蒙》前后，曾与程可久议论过程大昌所著的《易原》。朱熹在此书信中，从在《易学启蒙》中确立的“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的思想角度，批判了程大昌象数易学的“图书”观（《文集》卷三十七页39）。在同样的《文集》卷三十七的书信中，朱熹又与郭熙（冲晦）讨论了他在《易说》中提出的“数者策之所定而策为已定之数”的蓍数观（《文集》卷三十七页29），并极力反对林黄中（栗）诽谤＜邵氏先天说＞的论说（《文集》卷三十七页27）。从上述书信中可以看出，朱熹在撰写《易学启蒙》前后，曾与程迥、程大昌、郭雍、林栗等易学者，就邵雍的＜先天易说＞，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关于朱熹在淳熙年间参与的易学论争，参照束景南《朱子大传》第十四章第三节＜通向图书象数的占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P.594～P.609）。 ⑦参照上编第一章注②。 ⑧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纲领上》（《数》《河图洛书》《伏羲卦画先天图》《卜筮》《象》）、卷六十六《易纲领下》（《三圣易》《邵子易》《总论卦彖爻》《卦体卦变》《论后世易象》）和卷一百《邵子之书》等部门中，存有朱熹议论邵雍“先天易学”的二百多条语录。这些语录，由黄㽦、黄义刚、陈文蔚、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其中㬊渊（约五十条）和李方子（约十数条）记录得最多。 ⑨关于㬊渊师事朱熹的年限，参照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十四册，P.196～P.197）和陈荣捷《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P.266～P.267）。 ⑩关于李方子活跃于朱子门下的时期，参照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续》（《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十八册，P.337～P.338）。 ⑪柳存仁《朱熹与＜参同契＞》：“（朱熹）倾向于邵雍所倡之所谓先天八卦方位，及六十四卦方位方、圆图，盖对此类新发现有一种衷心的崇佩，故《易学启蒙》中多引邵子之言，实有赞成一种新象数运动之趋势”（《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1993年，P.837）。束景南在《朱子大传》第十七章《己酉年：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第一节《先天学与太极说的珠联璧合》中，叙述了朱熹在完成了《易学启蒙》后的淳熙十四年（1187）前后，用他所赞成的邵雍的“先天象数易”来重新解释《太极说》的思想动向（《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P.732～P.744）。 ⑫《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云一～云四），存有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等。从《通志堂经解》本《易数钩隐图》序中知道，刘牧《易数钩隐图》是吴秘在北宋庆历初期献给宋仁宗的。如去考察这部《易数钩隐图》，就会看到，刘牧在书中论述了“河图四十有五之数”“（洛书）欲备天地五十五数”（云一页7）等易学的数理，可是没有触及到“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道藏·太玄部》（而一～贵一）存有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除去《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世～运＞的历史年表和吕律清浊的音声表以外，如去考察卷十一＜观物篇＞和卷十二《观物外篇》的话，就会看到，邵雍论述了“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贵四页18）、“三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则为四，此天地分太极之数”（贵四页18）等“先天象数易理”，可是同样没有触及“先天象数易”与《参同契》的关系。 ⑬现存南宋刊行的朱震《汉上易传》（《四部丛刊》本）中，不见记述了成书年代的朱震《进周易表》。从通志堂经解本所存朱震《进周易表》中知道，《汉上易传》成书于南宋绍兴甲寅（1134）。《进周易表》论述说：“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独魏王弼与钟会同学，尽去旧说。于是，儒者专事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年矣。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鄂昌，鄂昌传刘牧”。从《进周易表》的论述中可以知道，朱震《汉上易传》重新评价了被王弼排除的京房、荀爽、虞翻等人所述的《卦气》《纳甲》《五行》等象数易理，整理了刘牧、邵雍等北宋象数易学的传承谱系，并追溯了其思想源流。如去考察《汉上易传》宋刊本，去考察通志堂经解本所存《汉上易传》的《卦图》和《丛说》，就会看到，朱震同样也没有触及到“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