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现存《四部丛刊》本朱熹校《昌黎集》（元刊景印本）的序文、凡例和考异的记述中知道，庆元二年（1196）完成的《韩文考异》，是朱熹校勘、雠对了《韩愈文集》的方氏《举正》本、洪兴祖本、嘉佑蜀本、馆阁本、监本、石刻本的“异同”，并把各本的“异同”和“异同”的“所以然”注记下来的文献学和校勘学的著作①。
  《韩文考异》刊行后完成的《参同契考异》（庆元三、四年，1197～1198），因为也持有《考异》之名，所以，也常被人认为是（与《韩文考异》相同的）文献学、校勘学著作。
  可是，如果考察现存《道藏》本朱熹《参同契考异》，就会看到，朱熹所作的《参同契》诸本的校勘仅十几处②。这样的校勘量，比四十卷《韩文考异》（被评为校勘学力作）中的一首古诗（如卷一《南山诗》）的校勘量还要少③。所以，常有人怀疑朱熹撰写《参同契考异》的目的和意图④。
  《道藏》本《参同契考异》存有朱熹所作的跋文：“（《参同契》）比他书尤多舛误，今合诸本，更相雠正。……姑据所知，写成定本。”⑤从跋文中知道，朱熹撰著《参同契考异》的意图，似乎是校雠“诸本”的“舛误”，以“写成”《参同契》“定本”。
  如把上述跋文与《道藏》本《参同契考异》的校勘实态联系起来的话，就会看出，朱熹似乎仅根据现存《参同契考异》所见的十几处校勘成果，就作成了“比他书尤多舛误”的《参同契》文献的定本。如果事实果真是如此，就会使人感到难以信从。所以，必须考虑，朱熹整理、校勘《参同契》刊本，并“写成定本”的理由和根据，应该还在别处。
  为了把握朱熹解释《参同契》文本的思想方向，为了寻找出朱熹写成《参同契》定本的根据和理由，本稿想在以后的章节里，对包括《参同契考异》在内的现存朱熹的论著、书信、语录及相关文献作些必要的考察。
  第一章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的解释方向
  从《朱文公文集》三十七卷所载淳熙年间的书信中知道，朱熹在撰写《易学启蒙》（淳熙丙午1186年）和《周易本义》（淳熙戊申1188年）等易著时，曾围绕着邵雍（在《皇极经世书》中）阐述的“先天易说”，就“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和“揲蓍变占”等易学问题，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程迥、程大昌、郭雍、林栗、袁枢等人展开过激烈的争论⑥。
  也就是说，《易学启蒙》是朱熹在与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南宋学者的易学论争中完成的象数易学著作。从《易学启蒙·本图书第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显然是在对河图洛书的考察中，才开始意识到丹书《参同契》的易理与河图洛书的数理可能相通的思想问题的⑦。也就说，朱熹是在淳熙年间有关“先天易学”的论争中，开始意识到《参同契》与“先天易学”的相关关系的。
  同时，从《朱子语类》卷六十五至卷六十七《易·纲领》与卷一百《邵子之书》的语录中知道，除了上述易学论争之外，朱熹还曾应学生的询问，留下了许多有关“先天易学”的论述。从《朱子语类》所载语录记录者的姓名来看，二百多条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是由黄㽦、黄义刚、陈文蔚、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其中㬊渊和李方子记录的内容最多⑧。
  从《朱子语类》卷首所载《语录姓氏》中知道，四川涪陵出身的㬊渊，大约曾在绍熙癸丑（1193）前后师事过朱熹。此外，从朱熹寄于㬊渊的书信（《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三）中可以确认，㬊渊是在绍熙五年（1194）朱熹的赴任之地长沙与朱熹分别的。也就是说，㬊渊直接师事朱熹的时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年（1193）到绍熙五年（1194）之间⑨。
  如果根据《语录姓氏》的记载，可知，李方子进入朱熹门下的时期，约为淳熙十五年（1188）。但是，从与他同席的㬊渊、黄义刚、杨至、辅广等人的语录记录年份来看，李方子活跃于朱熹门下的重点时期，也应该考虑为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⑩。
  从绍熙四、五年之间活跃在朱熹门下的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的大量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来看，朱熹完成了《易学启蒙》等易著、停止了“先天易学”论争、并移居到建阳考亭以后，似乎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之间，又重新开始了有关邵雍的“先天易学”的探讨。
  在㬊渊、李方子、黄㽦等人记录的有关“先天易学”的语录中，见有朱熹如下的论述：
  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方士辈所相传授的。《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与历不相应。（㬊渊记，《朱子语类》卷六十五）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一诗，正是发明先天图之意。先天图传之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李方子记，《朱子语类》卷一百）
  从这两则语录中看出，朱熹在绍熙四、五年间与门人重新讨论邵雍的“先天易说”时，不仅把“先天易说”与《参同契》关连起来，甚至还提出了陈抟、邵雍的“先天易学”起源于魏伯阳《参同契》丹学思想的论说。
  也就是说，绍熙四、五年间（1193～1194）的有关“先天易学”的探索和讨论，与淳熙丙午、戊申年间（1186～1188）撰写《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不同，其背后，其实潜藏着朱熹想为丹经《参同契》作出明确的思想定位的隐秘的意图。
  以《河图洛书》和《先天图》为数理根据的北宋“象数易学”，与汉代焦延寿、京房的“象数易学”不同，可以说，是宋代独特的“新象数运动”的产物⑪。《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所收刘牧《易数钩隐图》和《道藏·太玄部》所收邵雍《皇极经世书》，是现存少数的北宋“象数易学”著作。
  如果考察《易数钩隐图》和《皇极经世书》，就会看到，刘牧和邵雍虽然都详细论述了所谓的《河图洛书》中的象数易理，可是，他们在各自的易著中，都没有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丹经《参同契》的关系等问题⑫。
  朱震的《汉上易传》，成书于绍兴甲寅（1134），是整理了北宋“象数易学”传承系谱，并追溯其思想源流的南宋初期的象数易学著作。从（保存了朱震的《卦图》和《进周易表》的）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中看到，朱震在自己的易著中评价了（被王弼排除的）汉易中的《卦气》《纳甲》《五行》等象数易说，并把刘牧、邵雍的传承系谱追溯到五代道士陈抟之处，可是，与刘牧和邵雍一样，朱震也没有在他的易著中触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⑬。
  南宋中期的程迥、程大昌、郭雍等学者，曾是朱熹撰写《易学启蒙》《周易本义》时的易学论争对手。如果考察现存程迥《周易古占法》（天一阁本）、程大昌《易原》（武英殿聚珍丛书本）和郭雍《郭氏传家易说》（武英殿聚珍丛书本）等易著，就会看到，程迥、程大昌与郭雍等人，虽然都从各自的角度继承了北宋以来河图洛书、揲蓍变占的象数易学传统，可是，他们也同刘牧、邵雍、朱震一样，都没有在自己的易著中论及到“先天象数易学”与《参同契》丹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前面的章节，曾论述过一直持续到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与唐宋时代同类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前述刘牧、邵雍、朱震和南宋时代的易学者都没有论及《参同契》的情况，似乎也从侧面证实了当时的《参同契》文献所处的（与其他丹书互相混同的）难以把握的不安定状态。
  同时，从上述情况中也可看出，在宋代象数易学演变史中，应该是朱熹第一个把《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与陈抟、邵雍的“先天易说”联系起来，第一个提出《参同契》的丹学理论是陈抟、邵雍“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的论说的。
  朱熹提出的“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在宋元时代道教内修思想演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书下编的以后章节，仍将结合《参同契》文献演变的具体情况，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第二章 《参同契》文本的选择
  从现存《郡斋读书志》衢本、袁本所见晁公武绍兴21年（辛未1151年）自序的记述中知道，南阳井宪孟，南宋初期就任四川转运使时，曾花费二十余年时间，大量传录和购买了保留在（免于靖康、建炎战火的）四川“民间”的珍贵典籍（“巴蜀异本”）。以后，井宪孟又把这些藏书（五十箧巴蜀异本）赠送给晁公武，晁公武校勘了井氏藏书的“舛误”，在此基础上撰写了《郡斋读书志》①。也就是说，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著录的典籍，原本是南宋初期井宪孟在四川“民间”购得的“巴蜀异本”。因此可以说，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介绍和著录的“彭晓注《参同契》三卷”（即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应该是南宋初期井宪孟在四川购得的“民间”传本。
  如把前章所述《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后序的彭晓“自署”、《野人闲话》《蜀梼杌》引用《彭晓传记》的情况与、《郡斋读书志》晁公武自序联系起来，就可看出，对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的书志学者、内丹学者、道书编纂者来说似乎并不存在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五代末年（947），应该已在后蜀地区成书和刊行。只是这一“巴蜀异本”，似乎一直被闭锁在偏僻的蜀地，没能外传。所以才产生了前述的二百年的空白。
  从前述《郡斋读书志》和《读书志》成书（绍兴辛未1151年）前、后的文献情况来看，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这一“巴蜀异本”，不是在蜀地刊行当初，也不在被蜀地文史典籍（《野人闲话》《蜀祷杌》等）言及的时候，而是在被《郡斋读书志》著录以后，才逐渐为人所知的。
  从南宋嘉定戊寅（1218）成书的丹书《金液还丹印证图》龙眉子后识和元至元元年（1335）成书的《悟真篇注疏》的戴起宗夹注中知道，张伯端弟子刘永年，曾在《郡斋读书志》成书翌年的绍兴壬申（1152），刊行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②。从戴起宗《悟真篇直指详说三乘秘要》序文和残存在《修真十书》中的《悟真篇》注释中可以确认，绍兴辛巳（1161）成书的《悟真篇》最早的注解《叶文叔注》，引用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彭晓注文③。也就是说，由《郡斋读书志》的注录才广为人知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首先是由张伯端弟子或《悟真篇》注释者们开始阅读、引述和刊行的。
  从保存在《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夹注中的刘永年《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自序（断片）中知道，活跃在南宋绍兴、乾道年间的刘永年，曾在绍兴戊午（1138）遇见“至人”，刘永年遵从“至人”的“但看《参同契》”的训示，“广求众本”，在绍兴壬申（1152）前后，从“何止千数”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中，挑选出《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并校勘和刊行了这一刊本④。如果刘永年自序在文献辨识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从前述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的情况来看，刘永年应该是在与《道枢》本所反映的《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中，选择和刊行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的。
  但是，戴起宗在元至元年间（1335）仍曾目睹的刘永年《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刊本和自序的全文，都已经散佚。刘永年自身的论著也都已不存。所以，今天其实已无法知道，刘永年是从哪些《参同契》注本、刊本中，并以什么理由选择和刊行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一般认为，以《悟真篇》的著者张伯端为开祖的金丹道南宗，存在着两个与张伯端相连的传承谱系：即由白玉蟾阐述的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的师承系统，和见于《悟真篇》几个宋元注释序文的张伯端—刘永年—翁葆光的师承系统⑤。
  近年来，柳存仁、陈兵、横手裕等研究者都认为，在上述的传承谱系中，薛道光—陈楠—白玉蟾和刘永年—翁葆光的师承关系，基本上确实可信，此前上溯到张伯端的师承关系，疑点很多，可能是白玉蟾及《悟真篇》的注释者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权威而虚构、编造出来的。白玉蟾等人，似乎想通过附从金丹道南宗的开祖张伯端来树立和提高自己的权威⑥。也就是说，刘永年与张伯端的关系可能虚妄不实，可是，刘永年与翁葆光的师承关系，应该是确实无疑的。
  《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存有刘永年弟子翁葆光南宋乾道癸巳（1173）完成的《悟真篇注释》⑦。
  从《道藏》所存《悟真篇注释》中可知，刘永年的弟子翁葆光，在内修术上，似乎反对《悟真篇·叶文叔注》所述的“独修”丹法，强调用体外的“阳丹”来点化身内的“阴汞”，好象具有“阴阳双修”的倾向⑧。同时，在《悟真篇注释》中还可以看到，翁葆光曾多次引用了《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彭晓的“孤阴不自长，寡阳不自成”的注文，似乎想用彭晓注文的这些论述来为自己的丹法立证⑨。也就是说，翁葆光应该是通过彭晓注文所述的“孤阴不自长，孤阳不自成”的内修倾向，来理解和接受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从上述考察中可以推测，翁葆光师从刘永年，刘永年也应该是从（与翁葆光）相同的角度，来接受、理解、选择和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
  《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载有朱熹在绍熙辛亥（1191）前后寄给弟子方宾王的书信（《答方宾王》）。从前述《答方宾王》（第七书）中知道，方宾王曾在绍熙辛亥前后向朱熹赠送过一部易书（沈氏《易说》）。从朱熹书信对沈氏《易说》的评述中看出，沈氏《易说》援引了《悟真篇》和《参同契》，并试图以此去解释《易说》提到的《九转图》的易理⑩。不过，从上述《答方宾王》书中还可知道，朱熹并没有接受沈氏的易说，认为沈氏不理解邵雍“先天学”的“本指”，不通晓《参同契》的“道理”，引用《参同契》和《悟真篇》去解释《九转图》是牵强附会⑪。
  方宾王赠与朱熹的《易说》，已经散佚。光从《答方宾王》书中的评述，已无法了解沈氏《易说》所引《九转图》、《悟真篇》和《参同契》的文献情况。但是，从前述《答方宾王》书中可知，朱熹至少在绍熙辛亥（1191）前后，就已经确实接触到了与《悟真篇》和《参同契》相关的丹书和易著了。此外，从方宾王同时引用《悟真篇》和《参同契》的情况来看，方宾王所引的《参同契》，或许就是张伯端的弟子或《悟真篇》的注释者们所接纳和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
  毛奇龄《西河合集·太极图说遗议》，曾讨论过朱熹删除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旧本所附易图的问题。毛奇龄在《太极图说遗义》中论述说，朱熹撰写《参同契考异》时采用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旧本，原来附有《水火匡廓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等九幅易图⑫，朱熹在撰著《参同契考异》时，把彭晓本（分成九十章的）《旧文》合成《三篇》，并更改了《旧文》的“语字”，还把旧本所附易图都删除了⑬。
  可是，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的南宋书志、书目（如《郡斋读书志》和《通志·艺文略》等）在著录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时，都没有提到上述易图（《通志·艺文略》仅分项著录了彭晓自撰的《明鉴诀》），所以，毛奇龄论说的真实性，值得怀疑⑭。
  不过，从现存《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道藏》本）附录与注文所见彭晓自作的《明镜图》《明镜图诀》《五位相得图》和《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所收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等文献中可以看出，彭晓的注文和论著，似乎有用易图来阐述数理，并用易图所示数理（“盈缩造化万物之数”、“周天大数”）来解释丹术的倾向（不过，彭晓《明镜图》所示“离南坎北震东兑西”的方位，与《先天图》完全无关）⑮。毛奇龄或许就是从彭晓注文的这一特征去推测彭注旧本曾有过的《参同契》诸图。
  具体情况已不太清楚，不过，可以认为，朱熹也应该是在对彭注本这一文献解释特征的共感中，选择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的。
  第三章 朱熹与《参同契》文本的删改
  本来，如把朱熹所撰《参同契考异》与《考异》的底本彭注《参同契通真义》进行对勘和比较，就大致能够看清朱熹整理、校勘《参同契》文本的真实情况。可是，就如本稿上编第二章所述，现存彭注本最早的刊本——《道藏》本，是以（宋宁宗嘉定元年建阳刊行的）鲍仲祺本为底本的，而鲍仲祺本已用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基准校勘、删改过，所以，在寻找到早于《考异》成书年限（1198）的彭注本刊本（如晁公武著录本、刘永年刊本等）之前，现在的情况下，比较这两个《参同契》版本（《考异》本与彭注的《道藏》本），并没有太大的文献意义。
  《道藏·太玄部》，存有包括彭注本和朱熹《考异》本在内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参照表C）。
  如果检证这些注本、刊本，可知，其中的储华谷注本、陈显微注本和俞琰注本，是朱熹《参同契考异》成书后问世的刊本①，注释者不明的无名氏（映）注本，因文献体例和用语与现行彭晓本关系很深，所以也应该看作是彭晓本以后的注本②。也就是说，储本、陈本、俞本、无（映）本，与彭晓本相同，都是朱熹《考异》本以后，或受到《考异》本影响的《参同契》刊本。因此，如把这些刊本与朱熹《考异》本对勘、比较，也没有太大的文献意义。
  从表C中可以看出，《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八个《参同契》刊本中，还包括两个外丹类注本：即阴长生注本和注释者不明的无名氏（容）注本③。
  从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的考证可知，《道藏·太玄部》所收无名氏（容）注本，因注文在论述炼丹原料产地时，同时提到了只有在唐代某个极短时期内存在过的行政地名（蒲州、辰州、锦州等），所以被认为是生活在（唐代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撰写的《参同契》注本④。
  从同一论文的考察中还可知道，《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另一个外丹类注本——阴长生本，因注文大量引用（《乙巳占》、《遁甲经》、《神枢灵辖》等）唐代五行类经典，同时又没有引过唐朝以后的典籍，所以被认为是唐代成立的《参同契》注本⑤。
  关于这两个唐代外丹类注本与彭注本的关系，关于这两个唐代注本的文献受容情况，也几乎都一无所知。可是，从上述考察中可知，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毫无疑问，是朱熹《参同契考异》成书前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⑥。
  这里，想利用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把这两个唐代注本与《考异》本进行比较，以期去接近和了解朱熹的《参同契》文本校勘的真实情况。
  如把朱熹《参同契考异》本与阴长生注本、无名氏（容）注本进行比较，就会看出大量的文献上的相异之处（参照本稿附录E）。在这些《参同契》文献的相异之处中，有一个地方值得注意。即朱熹《参同契考异》（《道藏》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彭注本第二章）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阴长生注本和无名氏（容）注本，各作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开六十四卦，刚柔为表里。［阴本］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六十四卦，刚柔有表里。［无（容）本］
  也就是说，朱熹《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兼并为六十”，阴本和无（容）本，各作“兼开六十四卦”和“兼并六十四卦”（参照本稿附录E）。
  如把朱熹《考异》本（《道藏》本）的这段经文（第5段落），与前后经文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第1段落）
  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第2段落）
  朔旦屯值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如次序。（第6段落）
  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第10段落）联系起来，并去参照朱熹的注文：
  乾坤位乎上下，而坎离升降其间，所谓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是也。（第2段落的注）
  乾为望，坤为晦，而坎离升降其间。（第3段落的注）
  月以五日为一节，六节为一周，兼昼夜为六十，以配六十卦。（第5段落的注）
  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为炉灶丹药所用，以为火候者，止六十卦。（第5段落的注）
  就会看到，《考异》本经文所示的“六十”，按照朱熹的解释，就是指从六十四卦中抽出“乾坤坎离”四卦后的“六十卦”，就是指按照卦序（屯、蒙→既济、未济）去指示一个月（三十日一六十昼夜）中的“朔旦”、“晦爽”等“月节”的“六十卦”，就是指外丹术中指示炼丹“火候”（时间）的“六十卦”。
  也就是说，《考异》经文所示的“六十”，就如经文“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所述，实际上与从六十四卦中抽出“乾坤坎离”的卦爻构造有关，实际上是暗示了不用阴阳，而是用“坎离”二卦（即乾坤二用）去解释整个易学体系和卦爻构造的重要词语。
  同时，从上述《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及该段落前后的朱熹注文中，还可看出，朱熹把《参同契》经文所示的“乾坤坎离”四卦，与邵雍所述的“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相配，从“先天学”的角度，解释了与前述“六十”等词语相关的《考异》本经文。也就是说，朱熹从北宋象数易学中的“先天学”的思想角度，解释了前述《参同契》开头部分的经文（《考异》本上篇第1段落～第11段落）。
  本书下编的第一章，曾探讨过朱熹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朱熹从“先天学”的角度为之作注的《参同契》经文的开头部分，应该说，就是他想为自己提出的“先天学”《参同契》起源说提供思想依据的重要的文献段落。
  所以，这部分经文所见与易学卦爻构造相关的“兼并为六十”（《考异》本）与“兼并（开）六十四卦”（阴本等）的文献异同，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想对这些文献异同，作些相应的考察。
  一般认为，从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中，抽取出“乾坤坎离”四卦，赋予其“四正卦”的特殊地位，并把其余六十卦与时间的分节相配的易说（“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由来于汉代象数易学和丹学理论的。汉代象数易学阐述了与“先天易说”密切相关的“纳甲”“卦气”等易理，唐宋时代的丹学理论也阐述了以“坎离、水火”为表徵的“丹药”在“炉鼎”（“乾坤”）中变化运行的论说⑦。
  可是，如去考察《京房易传》《易纬是类谋》《周易集解》（李鼎祚）等保存了汉代象数易著残篇的典籍，就会看到，这些典籍所收汉代象数易著（残篇），只论述了以“震兑坎离”为“四正卦”的“卦气”理论，却完全没有触及到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先天卦气说”）易说⑧。
  此外，在唐宋丹书中，虽然能看到把“坎离”当作造化根元来阐述的论说，可是，如果没有象数易学卦爻构造的理论内衬，是无法直接从这样的论说中推导出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的⑨。
  一般认为，《参同契》是与东汉时代象数易学密切相关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论著作。前述《参同契》开头部分（《考异》本上篇第1段落—第11段落）的经文：
  乾坤者，易之门户。
  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籥。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
  如是应四时，五行得其序。
  易谓坎离，坎离者，乾坤二用。
  所述的内容，也被认为是与汉代象易学中的“月相纳甲”说密切相关的。可是，从上述经文中看出，如果不经过任何中间阶段的理论环节，同样也无法直接从经文的论述中推导出朱熹（在注文中）所述的（与“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等“先天方位”相关的）“先天易学”理论的⑩。
  也就是说，从上述考察中知道，从汉代象数易著、《参同契》经文所含象数易学思想和唐宋丹书的丹学理论中，是无法直接推导出朱熹在《参同契》注文中所述的（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易学”理论的。
  如前所述，邵雍《皇极经世书》（《道藏·太玄部》）所述的“先天易学”思想，与京房、荀爽、虞翻等的汉代象数易学不同，是所谓的宋代独特的新象数运动的产物。
  从由邵雍弟子记述的《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中，可以看到如下有关《卦变说》的论述⑪：
  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
  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皆不可易者也。
  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变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而变成六十四也。
  乾坤离坎，为三十六卦之祖。
  乾坤离坎之不用，所以成三百六十之用也。
  从上述的论说中可以看出，邵雍是从卦爻变化（卦变说）的理论角度，阐述了由“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不易”的八卦而构成的“三十六卦”的卦爻构造的。就如震卦〓的卦象，反复、颠倒以后，就能变成完全相反的艮卦〓的卦象，就如震卦〓和艮卦〓，可以由变易反对的卦爻关系，构成了一个二阳四阴的“震艮”卦那样，六十四卦中具有“反易”（反对变易）关系的五十六卦，能够凝缩、归结成二十八卦。邵雍认为，这些“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反复颠倒后卦象仍然不变的“不易”的八卦（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就构成了所谓的“三十六卦”（变化后成为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
  从上述的论说中还可看出，邵雍还在三十六卦的卦爻构造的基础上，把上述“不易”卦（乾、坤、坎、离、中孚、颐、小过、大过等八卦）之间的卦象关系，理解、归纳成相似、相肖的关系，认为离〓和中孚〓的卦象与乾〓卦相似（肖），坎〓和小过〓的卦象与坤〓卦相似（肖），颐〓的卦象与离〓卦相似（肖），大过〓的卦象与坎〓卦相似（肖），认为“不易”卦（“不易”的八卦）的卦象，最终都在向“四正卦”（“乾坤坎离”）归结。也就是说，邵雍在“变易反对”的卦爻构造的基础上，从“不用”（不易）的“乾坤坎离”和变化运行的“三百六十”爻（即“六十卦”与六爻相乘而得的三百六十爻）的体用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他的（“乾坤坎离，为三十六卦之祖”、“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也”的）“先天易学”理论。
  也就是说，邵雍的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与汉代象数易学中的“卦气”“纳甲”说和唐宋丹书中的“坎离”说不同，是建立在《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论述的三十六卦的“变易反对”的卦爻构造和“不用”的“乾坤坎离”与变化运行的六十卦的体用关系的理论基础上的。
  一般认为，邵雍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来源于北宋儒者李之才的“卦变”易说，李之才又是继承了五代道士陈抟的易学传统的⑫。通志堂经解本《汉上易传·卦图》所载李挺之（李之才）“变卦反对图”（八篇），可能就是一般所说的邵雍“卦变”易说的理论依据。可是，如去考察《汉上易传·卦图》所见李挺之的八篇《变卦反对图》，就会看到，这些《卦图》，似乎是根据朱震在图下所附《皇极经世书》的论说作成的⑬。也就是说，这些《变卦反对图》，与其说是邵雍“卦变说”的理论依据，还不如说是把邵雍的“卦变易说”图形化以后的产物。当然，北宋象数易学中的李挺之（之才）与邵雍的师承关系，可由程明道所撰邵雍墓志铭证明，并没有太大的史实问题。所谓的李挺之（之才）的《变卦反对图》，也为朱震以后的张行成、王湜、林至等易学者反复论及，也应该有它的传承依据⑭。
  “李图”的真伪该当别论，总之，《汉上易传》所存李之才的《卦图》和《皇极经世书》的易说，至少可以证明，在五代、北宋之际确实存在着一种与汉代象数易学根本不同的异质的“卦变说”。同时，也可以认为，这种异质的（李之才－邵雍的）“卦变说”（“先天卦变说”、“先天卦气说”），才是存在于汉代“卦气说”、唐宋“坎离说”与宋代“先天易说”之间的中间阶段的易学理论环节。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纲领一卦体卦变》，载有朱熹所作的有关“卦变说”的论述⑮：
  乾坤坎离是四正卦。
  六十四卦只是八卦是正卦，余便只二十八卦，番转为五十六卦。
  （学蒙录云：）自此八卦也，只二十八卦番转为五十六卦。就此八卦中，又只是四正卦，乾坤坎离是也。（林学蒙录）
  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㬊渊录）
  中孚便是大的离，小过是个大的坎。
  中孚是个双夹的离，小过是个双夹的坎。大过是个厚画的坎，颐是个厚画的离。
  从上述有关“卦变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不是从六十四卦的卦爻构造，而是从三十六卦（变易的二十八卦加上不易的八卦）的卦爻构造中，抽取出“不易”的八卦（乾、坤、坎、离、中孚、小过、大过、颐），并把“不易”的八卦向“乾坤坎离”四正卦，甚至向“坎离”二卦归结。也就是说，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知道，朱熹在与林学蒙等弟子议论“卦体卦变”问题时，似乎已经完全理解和接纳了《皇极经世书》所述的邵雍的“卦变”理论了。
  还有，从上述《朱子语类》卷六十七的语录记录者林学蒙、㬊渊等师事朱熹的时期来看，朱熹应该是在与弟子们讨论“先天易学”，并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绍熙四、五年前后，把与汉代象数易学相异的李之才－邵雍系统的“卦变说”，采纳到自己的易学解释中去的⑯。
  也就是说，朱熹把“卦变说”看成是“先天易学”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他所论述的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先天易说”，也是建立在“卦变说”的理论基础上的。
  朱熹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前后提出了“先天易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庆元四年（1198）前后，又完成了他的《参同契》注本——《参同契考异》，似乎由此终结了他提出和阐述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思考过程。可是，从前述宋代“先天易学”的思想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参同契》并不是宋代“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因此，从“先天易学”的思想演变过程来看，与其说《参同契》是“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还不如说，是朱熹把建立在“卦变说”基础上的“先天易说”导入到了《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的。
  本节的前面部分，曾指摘了朱熹《参同契考异》与两个唐代注本的文献上的差异。
  从上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与宋代“先天易学”的关系来看，唐代的阴注本和无（容）本所见的“兼并（开）六十四卦”，应该是“先天易学”产生之前和朱熹把“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之前的《参同契》文献的本来面貌。
  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如再去考察阴注本、无（容）本与朱熹《考异》本的文献异同，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就会怀疑，是否是朱熹把《参同契》的经文从“六十四卦”更改成《考异》所见的“六十”的。
  前面提到，《道藏·太玄部》存有彭注本和《考异》本在内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如去考察这些刊本和注本，就会看到，朱熹《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的经文（彭注本第2章），除了阴注本、无（容）本和宋末的陈显微本以外，其余各本都与《考异》本相同，都作“兼并为六十”。（参照附录E）
  因为现行最早的彭注本的刊本（《道藏》本）是以鲍仲祺本为底本，鲍仲祺本又是用朱熹《考异》本校勘过的，所以，校正过的彭注本（《道藏》本），当然与《考异》相同，前述经文，也作“兼并为六十”。
  可是，如把彭注本的这段经文（彭注本第2章）与彭注本的注文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彭注本注文所引的经文，与彭注本所见的经文“兼并为六十”不同，却作“兼并为六十四卦”。也就是说，彭注本的经文，与彭注本注文所引经文之间，出现了龃龉与不合。（参照表D）
  如果仔细阅读前述彭注本（《道藏》本）所见的鲍仲祺跋文，就会知道，鲍仲祺不但用当时的朱熹《考异》本校勘了彭注本的经文，同时还用郑焕《分章通真义》校正本，校勘了彭注的注文。也就是说，彭注本（即鲍仲祺刊本）是由用朱熹《考异》本校勘过的经文和用郑焕《通真义》校正本校勘过的注文这两部分构成的。此外，从鲍仲祺的跋文中还可知道彭注本所见“经文”（“兼并为六十”）与注文所引经文（“兼并为六十四卦”）之间的文献分歧，是由朱熹《考异》本与郑焕校正本这两个文本的文献差异造成，而鲍仲祺为了反映文献的原貌，把文献的分歧原封不动地刊刻和保留了下来⑰。
  从上述鲍仲祺跋文留下的线索中可以看出，彭注本所见的“兼并为六十”，是按照朱熹《考异》本的基准更改过的经文，彭晓本注文所引的“兼并为六十四卦”的经文，应该说，是先于朱熹《考异》本成书的郑焕本所反映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本来面貌。
  也就是说，朱熹《参同契考异》本上篇第5段落（彭晓本第二章）的经文，《考异》本以前的各《参同契》刊本，即阴长生本、无（容）本和彭注本（注文），都作“兼并（为）六十四卦”（参照本稿的附录E）。因此，只要没有发现成书年代比朱熹《考异》本更早，并且上述经文作“兼并为六十”的《参同契》刊本（或彭晓注《参同契通真义》刊本），就只能考虑是朱熹把阴本、无（容）本、彭晓本的“兼并六十四卦”一文，更改成《考异》本的“兼并为六十”的。
  此外，如继续比较《考异》本与阴本、无（容）本等注本、刊本的异同，还会发现，《考异》本上篇第13段落的经文
  穷神以知化，阳往则阴来。幅而轮转，出入更卷舒。
  与第14段落的经文
  晦至朔旦，震来受符。当斯之时，天地媾其精。之间，阴本和无（容）本所见的经文
  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也。
  完全从《考异》本的经文中脱落和消失了。（参照本稿的附录E）
  如果进一步比较经文的异同，还会发现，《考异》本上篇第32段落的经文
  两弦合其精，乾坤体乃成。二八应一斤，易道正不倾。与第33段落的经文
  金入于猛火，色不夺精光。自开辟以来，日月不亏明。之间，阴本、无（容）本所见的经文
  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火候爻象之计。
  也从《考异》本的经文中脱落，并以“注云”的形式，混入在朱熹的注文中。（参照本稿的附录E）
  从前面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从朱熹《考异》本中脱落的
  卦有三百八十四爻，据爻摘符，符谓六十四卦也。
  铢有三百八十四，亦应火候爻象之计。
  等经文，与前述“兼并六十四卦”一样，都是与把一年的日数与三百八十四爻（六十四卦乘六爻）相配的汉代“卦气说”的卦爻构造相关，并且与朱熹在《参同契》解释中导入的“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是不合的。
  还有，上述“卦有三百八十四爻”“符谓六十四卦”等经文，不只是阴本与无（容）本，还为朱熹《考异》本、储华谷本以外的《道藏》各刊本所保存。所以，也应该考虑，这些（脱落的）经文，是朱熹在校刊《参同契》文本时删除掉的。
  也就是说，朱熹为了把“先天易说”（“先天卦变说”）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为了完成他所提出的“先天易学”的《参同契》起源说，在更改了《参同契》经文（把“兼并六十四卦”更改为“兼并为六十”）的同时，又删除了上述与“先天易说”不合的《参同契》经文。
  虽然从上述的考察中，可以得出朱熹删改了《参同契》经文的结论，可是，因为《考异》所见十几处校勘，都与上述《参同契》经文删改无关，《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也没有提及这些删改，所以，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一事，可以说还没有直接证据。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参同契》研究都没有触及到《参同契考异》中的这个问题，也反映出辨识和确认这些文献事实的难度。
  但是，《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还载有朱熹在完成《参同契考异》后（庆元四年末）撰写的《参同契说》一文。朱熹在这篇短文中论述说，一般的《参同契》经文所论述的以“六十四卦一三百八十四爻”为依据的“周天之数”和“火候之法”，都是后人的臆造，并不是魏伯阳的“本指”，如能领悟“坎离二字”，就能够领会到魏伯阳的“不言”之意。《参同契说》的这段论说，虽然也没有提到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的事实，可是，行文之中已经明确暗示了他删改经文的意图和根据⑱。所以，《参同契说》一文，可以说为确认朱熹删改《参同契》经文的事实提供了行为依据。
  综合上述考察可以看出，朱熹校勘《参同契》文本、撰写《参同契》注本的意图，与《考异》注文所见“熺字本作喜，一本作僖，今按皆无理”“修字疑作字”等十几处文字校勘无关，朱熹校勘“比他书尤多舛误”的《参同契》文本的目的和意图，是要把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易学”导入到《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是要把“先天易学”理解成魏伯阳的思想“本指”，用“先天易学”的思想标准去删改《参同契》经文，并由此作成与“先天易学”思想相合的《参同契》定本。
  朱熹在庆元三、四年（1197～1198）前后完成的《参同契考异》，此后，又改变了曾慥《道枢》和《通志·艺文略》所反映的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并对南宋后期与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书将在下一章中，对这一问题作出相应的考察。
  第四章 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五十六——道家类》，载有《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校正者，即所谓的“四库馆臣”们撰写的六个《参同契》刊本的文献解说（提要）①。
  从这六个《参同契》刊本的文献解说中知道，“四库馆臣”们从刊本沿革、文本授受、经文校勘、注文质量等角度，高度评价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和陈显微《参同契解》本，却以文献校勘不完备为理由，对朱熹撰著《参同契考异》的主旨提出了疑问，甚至揶揄说，朱熹为《参同契》作注，似乎仅是“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而已②。也就是说，对于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考察《参同契》刊本的“四库馆臣”来说，《考异》的质量要远低于彭注本和陈显微本，《考异》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很小的。
  可是，如去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后百年间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的情况，就会看到，事实与“四库馆臣”的见解完全不同。本章想对《考异》本刊行后百年间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实际情况作些考察，想通过这些考察去探索和把握朱熹《参同契考察》所产生的影响。
  就如表C所见，《道藏·太玄部》所收的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中，除了外丹类的阴长生本、无（容）本及朱熹《考异》本以外，其余五个都是南宋庆元四年（1198）以后刊行的注本。
  这五个刊本中，彭注本（《道藏》本）的底本，是用《考异》本的基准校勘过的鲍仲祺本，无名氏（映）注本，也显然受到了彭注本（鲍仲祺本）的影响③。也就是说，彭注本和无（映）本，都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下产生的《参同契》刊本。
  五个刊本中的其余三个注本，即储华谷本、陈显微本和俞琰本，也可能在什么地方与《考异》本保持着文献和思想上的联系。所以，在此，想对这三个《参同契》刊本作些深入的考察。
  《道藏·太玄部》所收储华谷注《参同契》，因没有前、后序文，所以无法确认成书年代。南宋后期的左圭编纂的丛书《百川学海》，载有储华谷（泳）所著的《祛疑说》。从《百川学海》本《祛疑说》中知道，储华谷是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8年前后），或开禧以后活跃的人物。也就是说，储华谷是朱熹（庆元庚申1200年没）没后仍在进行著述活动的人物④。
  如去考察储华谷注释本的《参同契》经文，就会看到，储华谷本的术语、文字和行文特征，在《道藏·太玄部》所收《参同契》诸本中，与朱熹《考异》本最接近（参照本稿的附录E）。同时，如去考察储华谷本的注文，就会看到，储华谷在注文中，引用了“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用河图和洛书（先天八卦）的先天数理，也就是说，从“先天易学”的角度，解释了丹书《参同契》的“药物－火候”⑤。
  本书下编的第一章、第三章已经叙述过，在朱熹提出“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之前，在朱熹完成《参同契考异》之前，是不可能出现用北宋“先天象数易学”的视点去解释《参同契》丹学思想的现象的。
  所以，从储华谷本的语言特征，从储华谷本所引的“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从储华谷活跃的年代来看，储华谷注《参同契》本，应该是受到朱熹的“先天学”的《参同契》起源说的影响，在《考异》本成书以后出现的刊本⑥。
  《道藏·太玄部》所载陈显微《参同契解》，根据弟子希微子王夷的后叙，可知，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刊刻的《参同契》注本。也就是说，陈显微本，是朱熹《考异》本成书后三十六年出现的《参同契》刊本。从《参同契解》的陈显微自叙和王夷后叙中知道，陈显微本采用的底本，不是朱熹《考异》本，也不是前述鲍仲祺本，而是与朱熹系统的刊本无关的越州公库刊行的彭晓注《分章通真义》本⑦。此外，从陈显微本的注文中知道，陈显微完全没有提及朱熹的《参同契考异》。也就是说，陈显微本，应该是与朱熹《考异》本没有关系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可是，如去考察陈显微本上篇开头部分的注文，就会看到，陈显微引用了所谓的陈抟注《麻衣易》的经文和注文⑧。
  从现存《津逮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即陈希夷注《麻衣易》）所见北宋徽宗崇宁甲申（1104）李潜序文和南宋乾道乙酉（1165）的戴师愈跋文中知道，这部所谓的《麻衣易》（《正易心法》），就是一般所指的五代时期的麻衣道者传授给陈抟（希夷）的象数易学著作⑨。
  可是，关于这部附有北宋李潜序文的《麻衣易》刊本的真伪，早在南宋淳熙年间，早在朱熹与张之间，就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所以，今天其实已经无法知道，上述《麻衣易》刊本是否真是麻衣道者传与陈抟的易著⑩。
  不过，如去考察现存《津逮秘书》本《麻衣易》（《正易心法》）卷首《正易卦画》和《十六章》的论述，就会看到，《麻衣易》的论述所依据的易学的卦爻关系，与前述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和李挺之《变卦反对图》所见的“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卦变说）的卦爻关系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至少可以认为，这部《麻衣易》，是北宋末年根据“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的卦爻关系写成的陈抟－邵雍系统的“先天象数易学”著作⑪。
  从《参同契解》上篇开头部分的陈显微注文中可以看出，陈显微不仅引用了《麻衣易·十四章》的陈抟注释和《十六章》中有关“卦变说”（三十六卦说）的论述，而且还根据《麻衣易》（即麻衣道者与陈抟）所述的“卦变说”（三十六卦说）的卦爻理论，去解释《参同契》的卦序和从朔旦到晦爽的炼丹火候⑩。
  也就是说，在陈显微的注文中，可以看到用陈抟一邵雍系统的卦爻理论去解释《参同契》丹学思想的倾向。这样的解释倾向，也是在朱熹把以“先天卦变说”（“变卦反对”的三十六卦说）为基础的“先天易学”思想导入到《参同契》思想解释中去之前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综合上述的考察，可以这样说，朱熹没后三十四年的南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成书的陈显微注《参同契解》本，或者说在南宋末年宋理宗接纳朱子学（1227年朱熹追封为信国公、1241年朱熹从祀于孔子庙）的全盛期成书的陈显微《参同契解》本，与储华谷本一样，也应该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影响下产生的注本和刊本⑬。
  《道藏·太玄部》所载全阳子俞琰注释的《参同契发挥》本，从俞琰的自序中知道，是宋亡后五年的元至元甲申（1284）四月完成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⑭。也就是说，俞琰注《参同契发挥》本，是朱熹《考异》本刊行后八十四年成书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从俞琰《参同契发挥》的阮登炳、张与材序和俞琰校勘《参同契》刊本时留下的校勘记（《参同契释疑》）的自序中知道，俞琰《参同契发挥》，是用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基准校勘各《参同契》刊本（蜀本、越本、吉本、钱塘诸本等）后作成的《参同契》刊本⑮。
  《道藏·太玄部》还收有俞琰在完成《参同契发挥》《参同契释疑》后的至元甲申（1284）八月所著的丹书《易外别传》。
  从现存俞琰《易外别传》的跋文和俞仲温《玄学正宗》的跋文中知道，《易外别传》是俞琰在写完《参同契发挥》后，为了总结和概括《参同契发挥》的理论纲要而撰写的丹书⑯。也就是说，曾经被附在俞琰《周易集说》后面的《易外别传》，是必须与《参同契发挥》合在一起阅读的俞琰所总结的《参同契发挥》的丹学纲要。
  如把《易外别传》与《参同契发挥》综合起来考察，就会清楚地看到，俞琰从《皇极经世书》《伊川击壤集》《易学启蒙》和《朱子语类》等典籍中引用了邵雍和朱熹关于“先天学”的诗文和论述，并添加了“先天图”等卦图，试图用陈抟－邵雍－朱熹系统的“先天学”思想去解释“魏伯阳《参同契》之学”⑰。
  也就是说，宋末元初成书的俞琰《参同契发挥》，在刊本校勘和思想解释两方面，都明确地倾向于朱熹的《参同契》解释方向，是全面地继承了朱熹的《参同契》刊本校勘和思想解释成果的注本和刊本。 综合以上的考察可知，《道藏·太玄部》所收的《考异》本以后（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以后）刊行的五个《参同契》注本，即鲍仲祺本（现行彭注本）、无名氏（映）注本、储华谷注本、陈显微注本、俞琰注本，都是在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影响下产生的注本和刊本。
  因此可以说，对于“四库馆臣”来说并没有什么文献价值的朱熹《参同契考异》，实际上对宋末元初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书上编的第一章和第三章已经提到，南宋绍兴辛巳（1161年）成书的《通志·艺文志·道家》类书目的《参同契》子目，著录了抱素子、瞿直躬、徐从事、阴真君、张处、重元子、彭晓等撰著的十九种《参同契》注本和刊本。
  如把除去魏伯阳撰《参同契》、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后的这十数个刊本进行分类。
  如从本书上编第一章的考察结果来看，上述表E第1类的阴真君撰《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应该就是与《道枢》本《参同契》下篇同类的刊本，第2类的《参同契金碧潜通诀》，应该就是《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的《还金术》部分所见的与《潜通诀》《龙虎经》相混的那类《参同契》刊本，第3类的《参同契还丹火诀》《参同契特行丹》，也应该是与混入在《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的《太清玉碑子》《元君肘后诀》等丹书相似的《参同契》刊本。
  也就是说，《通志·艺文略·道家》类书目中的《参同契》子目，正确地反映了《道枢·参同契》三篇所见的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与《潜通诀》《龙虎经》《元君肘后方》《还金术》等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状态。
  可是，如去考察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后成书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会看到，《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神仙类》书目中，除了魏伯阳撰《参同契》、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朱熹《参同契考异》以外， 《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数种《参同契》类的刊本，几乎完全消失了（参照本稿的附录D）⑱。
  也就是说，朱熹《考异》刊行前成书的《通志·艺文略》著录的（混同在《参同契》类文献中的）《五相类》、《潜通诀》（《龙虎经》）和外丹类注本、刊本，在朱熹《考异》刊行后成书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完全消失了。
  从上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直斋书录解题》的著者陈振孙的时代，除了与彭晓、朱熹刊行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同类的文献外，其他的类型的《参同契》文本，似乎已经不能再称作《参同契》了。同时，从《直斋书录解题》反映的事实中还可以看出，南宋初期所见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到了陈振孙的时代，似乎已经开始走向终止了。
  从《参同契考异》中朱熹关于《参同契》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主要从内丹的角度解释了《参同契》的丹学思想，并对当时所见的《五相类》《龙虎经》类文献与《参同契》的亲缘关系，表示了自己的疑问⑲。
  如把朱熹的这些思想解释倾向，与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消失的外丹类、《五相类》《龙虎经》类刊本的情况综合起来考察，再从南宋后期王应麟编撰的类书《玉海》的《参同契》条目根据《参同契考异》和朱熹的其他论说来阐述《参同契》思想的情况，从宋末元初《参同契考异》相当流行的情况，从前述《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参同契》注本、刊本产生影响的情况来看，应该说，是由于朱熹《参同契考异》的刊行，才改变了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⑳。

【注释】 ⑥《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三十七，存有朱熹在南宋淳熙庚子（1180）写给程可久的书信（朱熹书信的系年，参照陈来《朱熹书信编年考证》）。在这些书信中，朱熹向（此后向他征求过《易学启蒙》修改意见的）程可久（迥）叙述了与《邵氏先天图》和《伏羲八卦自然次序》相合的《四象次序》，并批判了程氏的“太极乃在天地未分之前”想法，显示出积极准备撰写《易学启蒙》的姿态（《文集》卷三十七页32～页37）。此外，《文集》卷三十七还存有朱熹写给程大昌（泰之）的书信。朱熹在完成《易学启蒙》前后，曾与程可久议论过程大昌所著的《易原》。朱熹在此书信中，从在《易学启蒙》中确立的“十为河图，九为洛书”的思想角度，批判了程大昌象数易学的“图书”观（《文集》卷三十七页39）。在同样的《文集》卷三十七的书信中，朱熹又与郭熙（冲晦）讨论了他在《易说》中提出的“数者策之所定而策为已定之数”的蓍数观（《文集》卷三十七页29），并极力反对林黄中（栗）诽谤＜邵氏先天说＞的论说（《文集》卷三十七页27）。从上述书信中可以看出，朱熹在撰写《易学启蒙》前后，曾与程迥、程大昌、郭雍、林栗等易学者，就邵雍的＜先天易说＞，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关于朱熹在淳熙年间参与的易学论争，参照束景南《朱子大传》第十四章第三节＜通向图书象数的占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P.594～P.609）。 ⑦参照上编第一章注②。 ⑧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纲领上》（《数》《河图洛书》《伏羲卦画先天图》《卜筮》《象》）、卷六十六《易纲领下》（《三圣易》《邵子易》《总论卦彖爻》《卦体卦变》《论后世易象》）和卷一百《邵子之书》等部门中，存有朱熹议论邵雍“先天易学”的二百多条语录。这些语录，由黄㽦、黄义刚、陈文蔚、㬊渊、李方子等弟子记录。其中㬊渊（约五十条）和李方子（约十数条）记录得最多。 ⑨关于㬊渊师事朱熹的年限，参照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十四册，P.196～P.197）和陈荣捷《朱子门人》（台湾学生书局，P.266～P.267）。 ⑩关于李方子活跃于朱子门下的时期，参照田中谦二《朱门弟子师事年考续》（《东方学报》京都第四十八册，P.337～P.338）。 ⑪柳存仁《朱熹与＜参同契＞》：“（朱熹）倾向于邵雍所倡之所谓先天八卦方位，及六十四卦方位方、圆图，盖对此类新发现有一种衷心的崇佩，故《易学启蒙》中多引邵子之言，实有赞成一种新象数运动之趋势”（《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1993年，P.837）。束景南在《朱子大传》第十七章《己酉年：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第一节《先天学与太极说的珠联璧合》中，叙述了朱熹在完成了《易学启蒙》后的淳熙十四年（1187）前后，用他所赞成的邵雍的“先天象数易”来重新解释《太极说》的思想动向（《朱子大传》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P.732～P.744）。 ⑫《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云一～云四），存有刘牧撰《易数钩隐图》《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等。从《通志堂经解》本《易数钩隐图》序中知道，刘牧《易数钩隐图》是吴秘在北宋庆历初期献给宋仁宗的。如去考察这部《易数钩隐图》，就会看到，刘牧在书中论述了“河图四十有五之数”“（洛书）欲备天地五十五数”（云一页7）等易学的数理，可是没有触及到“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道藏·太玄部》（而一～贵一）存有邵雍的《皇极经世书》。除去《皇极经世书》中的＜元～会～世～运＞的历史年表和吕律清浊的音声表以外，如去考察卷十一＜观物篇＞和卷十二《观物外篇》的话，就会看到，邵雍论述了“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明交错而成六十四也”（贵四页18）、“三天两之则为六，两地又两则为四，此天地分太极之数”（贵四页18）等“先天象数易理”，可是同样没有触及“先天象数易”与《参同契》的关系。 ⑬现存南宋刊行的朱震《汉上易传》（《四部丛刊》本）中，不见记述了成书年代的朱震《进周易表》。从通志堂经解本所存朱震《进周易表》中知道，《汉上易传》成书于南宋绍兴甲寅（1134）。《进周易表》论述说：“马、郑、荀、虞，各自名家，说虽不同，要之，去象数之源，犹未远也。独魏王弼与钟会同学，尽去旧说。于是，儒者专事文辞，不复推原大传，天人之道，自是分裂而不合者，七百年矣。国家龙兴，异人间出。濮上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鄂昌，鄂昌传刘牧”。从《进周易表》的论述中可以知道，朱震《汉上易传》重新评价了被王弼排除的京房、荀爽、虞翻等人所述的《卦气》《纳甲》《五行》等象数易理，整理了刘牧、邵雍等北宋象数易学的传承谱系，并追溯了其思想源流。如去考察《汉上易传》宋刊本，去考察通志堂经解本所存《汉上易传》的《卦图》和《丛说》，就会看到，朱震同样也没有触及到“象数易学”与《参同契》的关系。 【注释】 ①《郡斋读书志》袁本所见晁公武自序记述说：“南阳井公，天资好书。自知兴元府，领四川转运使，常以俸之半传录。时巴蜀独不被兵，人间多有异本，闻之未尝不力求必得而后已。历十余年，所有甚富。既罢，载以舟即庐山之下居焉。与余厚。一日，贻余书曰：度老且死，有平生所藏书，甚秘。……今举以付子，他日其间有好学者而后归焉。不然则子自取之。余惕然从其命。凡得书若干卷，若干部。今三荣僻佐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每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汪刻衢本的晁公武自序，除了“已历二十余年，所有甚富”、“书凡五十箧”等细节外，其余都相同。 ②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⑤。 ③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⑥。 ④《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的戴起宗夹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四）记述说：“刘永年自号顺理广益子，于绍兴壬申（1152）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其序云：《参同契》喻金丹机要备矣。不能推穷此经者，止以随傍风采，滞于金石，坚执凡火可以成丹，愈谬正经。永年，绍兴戊午（1138）尝遇至人，亲授口诀，仍训永年，但看《参同契》，与我诀俱同。永年谨依师旨观阅，道理昭然，以此无惑。因广求众本，何止千数，诚校正，印行鬻之，使好事者，得建真趣。岂小果哉。” ⑤白玉蟾《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琼琯真人集》卷四页13）记述了从钟离权、吕岩叟、刘海蟾到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的师承关系。此外，戴起宗《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的陈达灵序也记述说：“悟真仙翁，闻道于青城之上，饵丹于荆湖之间。一传而广益子（刘永年）出焉，再传而无名子（翁葆光）出焉”（《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4）。 ⑥柳存仁在《张伯端与＜悟真篇＞》一文中，对《紫阳真人悟真直指三乘秘要》收录的《薛紫贤（道光）》所言及的张伯端与石泰的关系感到疑问，否定了张伯端与石泰的师承关系（《吉冈博士纪念道教研究论集》国书刊行会1977年，P.797）。陈兵在《金丹道南宗浅释》中，否定了《金液还丹印证图》林静后叙所述的“刘永年三遇张伯端”传说，认为从生存年代来讲，刘永年不可能与张伯端相遇（《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P.35～P.49）。横手裕在《全真教的变容》中，论证了金丹道南宗薛道光以后的师承关系的确实性，认为张伯端与薛道光的关系是白玉蟾后来追加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号，东京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会1990年，P66、P90）。 ⑦《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吕三）所收。戴起宗《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本存有翁葆光的注和其南宋乾道癸巳（1173）的序文，由此可知，《悟真篇》的翁葆光注，成书于南宋乾道癸巳（1173）前后。 ⑧从《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序中知道，《叶文叔注》具有“独修偏解”的倾向（《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1）。此外，同注疏本的翁葆光序中，见有翁葆光对《叶文叔注》的“叶文叔者，以太极大衍之数释而辨之。复撰为图附于卷末，谓之《悟真篇外传》。……非惟紊乱真经，致使学者为之疑惑”的批判（《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7）。《悟真篇注疏》本卷上“山头月白药苗新”一诗的翁葆光注论述说：“以此二物，于一时辰中，造化成一粒阳丹，即时入腹，以点我阴汞”（《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页17），从中知道，翁葆光有强调“阴阳双修”内修法的倾向。 ⑨《悟真篇注释》卷上“草木阴阳亦两齐”诗句的翁葆光注中，见有对《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七十八章彭晓注“孤阴不自长（产），寡阳不自生”的引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吕一页22）。同本卷中的注中，翁葆光两次引用了彭晓的此一注文来解释自己的“阴阳双修”丹学思想：“独修一物是孤阴。真一子曰：孤阴不能自产（长）”（吕二页33），“真一子曰：孤阴不自产（长），寡阳不自生。须牝牡合气，方能有胎化之道”（吕二页37）。 ⑩《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第七书）》：“熹前日看所寄《易说》不子细，书中不敢察察言之。遣书后归故居，道间看得两册，始见其底蕴。如言四象、先天次序，皆非常康节本旨。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转图引魏伯阳《参同契》、张平叔《悟真篇》，尤为无理。亦自不晓《参同契》中所说道理”（四部丛刊本页17）。同书卷五十六《答方宾王（第八书）》说“沈君易书太汗漫，读之多所未解”（同页17），可知《易说》为沈氏所著。此外，同卷《答方宾王（第五书）》所见方宾王对张敬夫（南轩）“心体无时不发”说提出的问题，也为郑可学在绍熙辛亥（1191）所记录（《朱子语类》卷一百一）。所以从《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所载答方宾王的各书信的文脉中可以推断，上述议论了沈氏《易说》的《答方宾王（第七书）》，是作于南宋绍熙辛亥（1191）前后的。参照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P.330～P.331）。 ⑪参照前注⑩． ⑫毛奇龄《西河合集》（萧山城东书院本）《太极图说遗议》：“惟彭氏旧本，则或九或七，其图犹存。徐氏注本已亡，他本庞杂不足据。唯彭本有水火匡郭图、三五至精图、斗建子午图、将指天罡图、昏见图、晨见图、九宫八卦图、八卦纳甲图、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然或并至精归一图，或并斗建将指图，或九或七。” ⑬毛奇龄《西河合集》（同上刊本）《太极图说遗议》：“第其图，自朱子注《参同契》后，则学者多删之。《参同契》旧只三篇，西蜀彭晓分为九十章。朱子后并为三篇，为曰《考异》。其中多移易旧文，改竄语字。至于图，则概删除之。” ⑭关于《郡斋读书志》卷十六对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著录，参照上编第三章注③。可是，《郡斋读书志》没有触及毛奇龄所提到的与彭注本《参同契》相关的九图。此外，《通志·艺文略·道家一》的《参同契》类书目，著录了彭晓撰《参同契明鉴诀》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样，《通志·艺文略》也没有触及到彭晓本《参同契》的附图。现存彭晓撰《参同契明镜（鉴）诀》见有由八环组合而成的所谓的《明镜图》（《道藏·太玄部》容六页7）。胡渭在《易图明辨》（《守山阁丛书》本卷三页4）中认为，彭注本的八环的《明镜图》，就是由毛奇龄提到的九图（其中《三五至精图》和《含元播精三五归一图》合并为一）构成的。也就是说，胡渭认为，彭注本现存的《明镜图》，是从毛奇龄所提到的《参同契》九图演化而来的。可是，从现存《道藏》本《明镜图》中的《四象八卦天地门户人门鬼门列八维》图（第一环）和《阴符阳火百刻天符》图（第四环）（同容六页7～页8）的情况来看，《明镜图》与毛奇龄所述的九图，似乎并不是同一系统的东西。 ⑮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八十四章，还存有用五行的数理来表示真铅、真汞、文火、武火等药物、火候的《五位相得图》（《道藏》《太玄部》容五页6）。此外，同书附录的《明镜图》中，还见有显示“周天行度火数起天元”“周天大数”等数理的易图（同容六页7～页8）。《云笈七签》卷七十所收彭晓自撰的《还丹内象金钥匙》，也叙述了用“运火合天符动静盈缩造化万物之数”来解释丹术的论说（《道藏·太玄部》从十页4）。 【注释】 ①陈显微《参同契解》（《道藏·太玄部》若一～若三）存有陈显微弟子郑伯谦南宋端平元年（1234）所写的序文。由此可知，陈显微《参同契解》是南宋端平元年（1234）前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俞琰《参同契发挥》（《道藏·太玄部》止一～止十）前也见有俞琰元至元甲申（1284）所写的自序，由此可知，俞琰《参同契发挥》是元至元甲申（1284）前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储华谷注释的《参同契》本（《道藏·太玄部》若四～若六），前后没有叙文，所以成书年代不明。现存储华谷著《祛疑说·易占说》（《百川学海》本）中，见有储华谷就“以钱掷爻”的蓍法阐述的朱子和建安（建瓯，宋代称为建安）诸学者的论说：“朱文公以为，钱之有字者为面，无字者为背。凡物，面皆属阳，背皆属阴。反旧法而用之。故建安诸学者，悉主其说”（关于“掷钱法”，参照三浦国雄《气的中国文化——气功－养生－风水－易·易与占卜·掷钱法》的相关论述。创元社1994年，P.340～P.341）。在储华谷的这段论述中，朱熹被称作“朱文公”。从《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学三》的《朱熹》本传中知道，朱熹是在政敌韩侘胄死后的南宋开僖年间（1208年前后）被赠以“文”这一谥号的（中华书局，P.12768）。由此可以确认，储华谷在1208年以后撰写了《祛疑说·易占说》，朱熹没（1200）后仍在从事著述活动。此外，如去考察储华谷注释本的经文，就会发现，储华谷本经文的语言特征和文字异同，在《道藏·太玄部》所存八个《参同契》注本、刊本中，与朱熹《考异》本最为接近（参照本稿附录E）。所以应该考虑，储华谷本是朱熹《考异》本以后的《参同契》注本。 ②《道藏·太玄部》所收著者不明的无明氏（映）注本（映八～映十）引用了从南宋中期开始流行的《麻衣易》中的“天一生水，坎之气，孕于乾金”、“天一与地六，合而成水。乾坎合而水成于金”、“五行生成之数……要其义，实虽老庄，亦不知著落”等陈抟注文，因此可以把南宋中期看成是这一注本的成书上限。此外，这一注本，与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一样，都分成九十章，经文的文字异同也与鲍仲祺校勘过的《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最接近，所以应该是鲍仲祺校正本刊行（1208）后成书的《参同契》注本。 ③《道藏·太玄部》（容七～容八）收有无名氏（容）《参同契注》（二卷本）。从这一注本的“运火行器须顺寒暑。……夏至后加炭，用武火。冬至后减炭，用文火”（容七页7）、“大渊者，是烊铅成汁，投汞入铅汁。汞入铅中，乍沉乍浮，是作金花法”（容八页1）等注文来看，无名氏（容）《参同契注》，是外丹类的注本。从《道藏·太玄部》所收阴长生注《参同契》（映五～映七）的“大丹者有八，而三品最尊，上品有神符白雪九转金液大还丹……”（映五页1）等序文和“于炉四面随方画其神也。……以土实器中，兼画此四神，以防金水逃逸”（映五页11）等注文来看，阴长生注《参同契》，也应该是外丹类的《参同契》注本。 ④无名氏（容）《参同契注》本，因前后没有叙文，所以成书年代不明。无名氏（容）注本，见有“朱砂状若瓦砾。今辰锦州及五溪甚多。岭南、外国汞，一斗一升始有百斤。若辰锦州汞，每斗一百斤也”（容八页19）、“云龙是曾青，称土为雄黄，称金花为白银，号黄牙为硫黄，号秋石是礬石，称石胆出蒲州”（容八页21）等记述。从《旧唐书·地理志》的《江南西道》的“辰州……（唐高宗）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辰州（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分江南西道立黔中道，辰州改属黔中道），天宝元年改卢溪郡。（肃宗）乾元元年复为辰州，取溪名”、“锦州，（武后）垂拱二年分辰州麻阳县，并开阳山洞，置锦州及四县。天宝元年，改锦州为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锦州”等记述来看，“辰、锦州”，是仅在唐垂拱二年（686）到开元末年（741年前后）之间使用过的地名。此外，从《旧唐书·地理志》的《河东道》的“河中府，隋河东郡。（唐高宗）武德元年置蒲州。……（玄宗）开元八年置中都，改蒲州为河中府。其年罢中都，依旧为蒲州。……天宝元年改为河东郡，乾元元年复为蒲州，三年四月置河中府”等记述中看出，“蒲州”是仅在唐武德元年（758）到天宝三年（744）之间使用过的地名。从上述情况中可以看出，同时引用了“辰、锦州”和“蒲州”等地名的无名氏（容）注本，应该是生活在唐垂拱二年（686）到天宝三年（744）之间的人物所撰的《参同契》注释。参照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P.352～P.353）和陈国符《有关中国外丹黄白术之著作之撰述经历若干时期之特例》（《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四期，P.45～P.64）。本稿从陈国符说。 ⑤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见前注同书P.352）：“映字号收《周易参同契注》三卷，题曰长生阴真人注。卷上引《金海》。按《新唐书·艺文志·子部丙录－兵书类》著录萧吉《金海》三十卷。按《隋书·萧吉》传，萧吉一生，自梁经北周至隋，卒于隋炀帝时，著《金海》三十卷等。《北史》萧吉亦有传。卷上、中，屡引《乙巳占》。按《新唐书·艺文志·子部丙录－天文类》著录李淳风《乙巳占》十二卷，李淳风乃唐人。按《新唐书·李淳风》传，贞观初，（李淳风）与傅仁均争历法，议者多附淳风。是李淳风乃初唐人。此注未引宋人著述。故此乃唐人注，依托东汉阴长生，撰此注。最早于李淳风在世时，或更晚。”陈国符以阴长生注本引初唐李淳风《乙巳占》和不引宋人著述为理由，断定阴注为唐代《参同契》注本。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从陈国符说。 ⑥孟乃昌在《周易参同契考辩》中，以唐代丹书《真元妙道要略》《还丹肘后诀》《还金术》《丹论诀旨心鉴》《日月玄枢论》等所引用的《参同契》经文与无名氏（容）注本、阴长生注本很接近为理由，断定无（容）本和阴注本所用《参同契》经文在唐代已经定型，并得广泛传阅（《周易参同契考辩》P.28）。可是，如从本书上编第一章所述《还金术》等唐代丹书所见《参同契》经文与《龙虎经》《潜通诀》等丹书互相混同的不安定情况来看，象无（容）本和阴注本那样的《参同契》文本，在当时似乎还没有处在为一般人所认同的稳定状态。这两个文本（注本）的文献受容实态，也几乎一无所知。 ⑦朱伯崑认为，《参同契》用汉代象数易中的“卦气说”来解释“炉鼎”（乾坤）中“丹药”（坎离）运行变化的炼丹术，是属于汉代象数易系统的道教易学著作，并认为，《参同契》的六十四卦说，是来源于汉代象数易中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卦气说”的。参照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第三节《东汉时期象数之学的发展》（华夏出版社1986年，P.222～P.225）。关于“坎离说”（或“坎离造化说”）由来于唐宋丹书的问题，参照吾妻重二《太极图的形成》中《太极图与道教理论》的相关论述（《日本中国学会报》46号1994年，P.81～P.83）。 ⑧《易是类谋》：“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坎离震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余六十卦，卦主六日七分八十分之七。……六十而一周（黄辑本《易纬》第七卷页29）。《易纬乾凿度》：”四维四正时之纪，则坎离为经，震兑为纬。此四正之卦，为四仲之次序＂（黄辑本《易纬》第二卷页8）。李鼎祚《周易集解》载有虞翻的论述：“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吴县周孝垓校刊本卷三页7）。惠栋在《易汉学》（四库全书本卷一页1～页19）中，援引了上述《易纬》、郑玄和虞翻的著述，论述了汉代象数易中孟长卿（喜）的以“坎离震兑”为“四正卦”的卦气说。可是，在这些著述中，找不到以“乾坤坎离”为“四正卦”的易说（卦气说）的痕迹。《京房易传》卷下见有关于“纳甲说”的论述：“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四部丛刊本页27）。此外李鼎祚《周易集解》《系辞》也载有虞翻关于“月相纳甲”的注释：“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同吴县周氏刊本上卷十三页7）。惠栋在《易汉学》（四库全书本卷三页1～页20）中，批判了邵雍、朱熹关于“先天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论说，根据上述论说配置了乾坤（甲乙）东－艮兑（丙丁）南－坎离（戊己）居中－震（庚辛）西－天地（壬癸）北的方位，重新制作了“八卦纳甲图”，并以此去论述了虞翻（仲翔）的“纳甲说”。从上述惠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从京房、虞翻的纳甲说，并不能直接推导出邵雍、朱熹的先天易说。 ⑨《云笈七签》卷六十三《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上篇》：“阴阳相夺，法象乃立。坎一离二，从阴归阳。火一水二，从阳归阴。水二火一，前者象，后者质。……心为火藏，在肺下，其数一。肾为水藏，双居命门，其数二。足明火一水二为道之祖”（《道藏·太玄部》从三页1）。《道枢》卷四《玉芝篇》：“坎离是根元，滔滔造化权”（《道藏·太玄部》笃三页15）。在北宋和南宋的丹书中，可常常看到上述不是以阴阳，而是以坎离为造化和万物根元的论说。可是，在这些论说中，看不到任何与易学的卦爻构造相关的理论内衬。 ⑩《参同契》上篇（《考异》本第16段落－第19段落）的经文：“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七八道已讫，屈折低下降。十六转受统，辛见平明。艮值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终。”从这些经文来看，《参同契》所述的“月相纳甲说”，与上述虞翻的论说几乎完全一致。因此，一般都认为在易学史上是虞翻继承和发展了《参同契》的“月相纳甲说”的（参照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P.243）。可是，惠栋在《易汉学》中，依据虞翻的“月相纳甲说”重新制作了“八卦钠甲图”，并论述说：“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先天相似。蔡季通遂谓先天图与《参同契》合。殊不知，纳甲之法，乾坤列东，艮兑列南，震列西，坎离在中。别无所谓乾南、坤北、离东、坎西者”（四库全书本卷八页4），指出了宋人所造纳甲图与《参同契》“纳甲说”的差异。当然，从《参同契》和虞翻的“纳甲说”中是无法推导出邵雍和朱熹所述的“先天易说”的。 ⑪《皇极经世书》的引文，从《道藏》本（《太玄部》而一～贵四）。可是，下述引文中，“四正者，乾坤坎离也。观其象，无反复之变，所以为正”一文，《道藏》本未见（《皇极经世书》卷十二之上《观物外篇》，《太玄部》贵三页1～页18）。这里从四库全书本（卷十三页27）补足。此外，引文第二行的“离肖乾”，《道藏》本作“离艮乾”（《太玄部》贵三页18），现据四库全书本（卷十三页25）校正。 ⑫北宋末期晁说之所著《传易堂记》（《嵩山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十六）：“至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晁说之的这段记述，被认为是最初明言邵雍的易学传承谱系的文献记录。对于《传易堂记》所明言的“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邵雍”的传承谱系，今井宇三郎在《宋代易学研究》中，以找不到种放与穆修的具体接点为理由，对从陈抟到邵雍的师承关系提出了疑问（参照《宋代易学研究》明治图书出版，昭和33年，P.90）。可是，程明道（颢）所撰《康节先生墓志铭》（《伊洛渊源录》卷五）记述说：“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从程明道的记述中可知，李之才与邵雍的关系，并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 ⑬朱震《汉上易传》的通志堂经解本，存有四部丛刊本未见的《周易卦图》和《周易丛说》。《汉上易传》卷上《周易卦图》中，见有所谓的李挺之所作的八篇“变卦反对图”。这八篇“变卦反对图”下，附有邵雍的“乾坤之名位，不可易也。坎离名可易，而位不可易也。震位可易，而名不可易也。艮，名与位皆可易也。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离，小过肖坤，大过。是以乾坤、坎、离、中孚、颐、大过、小过，皆不可易也”、“卦之反对，皆六阳六阴也。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者，八阳四阴。八阳四阴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阳二阴者，各三对也”等关于“变卦说”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李之才“变卦反对图”八篇，似乎是把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论述图形化以后的产物。 ⑭南宋初期的王湜在他所著的《易说》（通志堂经解本）中收录了《三十六卦变六十四卦图》，并在《易说》的序文中论述说：“晚得邵康节易学，喜不自禁。……自希夷先生陈公而下，如穆伯长、李挺之，以至刘长民《钩隐图》之类，兼而思之”，表示自己在陈抟、邵雍、穆修、刘牧之外，还吸收了李挺之的（卦变）学说。此外，活跃在南宋乾道年间（1186）的张行成，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中认为，邵雍论述的“卦变”思想，来自于李挺之所传的《卦变图》（四库全书本卷四页2）。与朱熹同时代的易学者林至，也在《易裨传·外篇》中叙述说：“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八篇，六十四卦相生图一篇。汉上朱氏以为康节之子伯温传之于河阳陈四丈，四丈传之于挺之。长阳郭氏序李氏象学先天卦变曰：陈图南以授穆伯长，伯长以授李挺之，挺之以授邵尧夫、陈安民，安民以授兼山。卦变一义，横渠、伊川罕言，而兼山独得之。康节本为先天易学”（林至《易裨传》未见。这里的论述，引自胡渭《易图明辩》卷九《卦变》）。 ⑮《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纲领下－卦体卦变》第六条、从第七条（中华书局校点本1986年，P.1667～P.1668）。 ⑯从《朱子语类》卷首《朱子语录姓氏》中知道，林学蒙师事朱熹的时期，应该在南宋绍熙甲寅（1194）以后（中华书局校点本，P.17）。㬊渊师事朱熹的时期，参照下编第一章注⑨。 ⑰《道藏·太玄部》所收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附录《鼎器歌》和《明镜图》之间，见有鲍仲祺写的跋文：“彭义（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亦为近世浅学妄更，所以若是今，秘阁所藏，民间所录，差误衍脱，莫知适从。近者，晦庵朱先生，尝隐名而为之雠定。考辨正文，引证有理，颇得其真。可以依据。独分章义解，绝无善本。临安郑焕所校，自谓详备，而尤多舛误。……因合众本，为之校定。其于正文，多从晦庵之旧，而通真义解，大略从郑本。其于众本多同者，亦自从众。其间契文与义说不相附类，（若契云兼并为六十，而义云兼并为六十四也。若契云则水定火，而义云拘则水定之类）则亦两存而互见。虽不可谓之尽善，然于丹经大意，亦略昭明矣”（《道藏·太玄部》容六页5～页6）。从彭注本鲍氏的这一跋文中知道，鲍仲祺刊本的经文从朱熹《考异》本（“晦庵之旧”），彭晓注文（分章义解）从“郑焕所校本”，而鲍仲祺意识到经文与注文的不同（如从“晦庵之旧”的经文“兼并六十四”与“郑焕所校本”注文所引经文“兼并为六十四”的不同等），在刊刻时，为“两存而互见”，把这些文献相异的原貌保存了下来。 ⑱《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收有朱熹在完成《参同契考异》后的南宋庆元戊午（1198）腊月（十二月）所著的短文《参同契说》（四部丛刊本卷六十七页）。《参同契说》论述说：“按魏书，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而外以兼统岁功，其取于易以为说者，如是而已。初未尝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传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为一周天之数，以一爻值一日，而爻多日少，则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气之至，而渐加焉，已非出于自然吻合之度矣。且当日所用之爻，或阴或阳，初无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别。又况一日之间，已周三百六十之数，而其一气所加，仅得一爻，多少轻重，不相权准。及此二十四者，进增微渐，退减暴疾，无复往来循环之势。恐亦后人以意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窃意此书大要，在于坎离二字。若于此处得其纲领，则功夫之节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会之”。从上述论说可知，朱熹认为，以“三百八十四爻”为“周天火数”的“火候之法”，并不是魏伯阳的本指，如能理解“坎离”这一《参同契》的“大要”和“纲领”，就能领会魏伯阳的不言之意。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五十六－道家类》，见有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俞琬（琰）《周易参同契发挥》、陈致虚《周易参同契分章注》和蒋一彪《古文参同契集解》等六个《参同契》注本、刊本的《提要》（中华书局1992年，P.1248～P.1250）。这六个注本、刊本《提要》的具体执笔者，已经不明。应该就是《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表所示《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校正者所撰写。 ②《四库全书总目》的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提要》：“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至明嘉靖中，杨慎称南方有发地中石函者，得《古文参同契》，以为伯阳真本。反谓晓此本，淆乱经注。好异者往往信之。然朱子作《参同契考异》，其章次并从此本。《永乐大典》所载《参同契》本，亦全用晓书，俞（琰）诸家之注，分隶其下。则此本为末之书，授受远有端绪。……故今录《参同契》之注，仍以此本为冠焉”（中华书局1992年，P.1248）。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四库馆臣们认为，彭晓本是各《参同契》刊本、注本中最古的刊本，并且还注意到了彭注本对宋元时代各刊本、注本的影响。此外，陈显微《参同契解》的《提要》，对陈显微本作出了“其诠释详明，在《参同契》诸注之中，犹为善本”的评价（中华书局1992年，P.1249）。朱熹《参同契考异》的《提要》论述说：“朱子自跋亦称，凡诸同异，悉存之以备考证，故以考异为名。今按书中注明同异者，惟天下然后治之治字，云或作理，威光鼎乃熺之熺字，云本作喜，一作熺。参证他本者，不过二处。又如修字疑作循，六五疑作廿六，铅字疑作饴，与字疑作为之类。朱子自校者，亦只六、七处。其余每节之下，随文诠释，实皆笺注之体，不尽订正文字。乃以考异为名，未喻其旨。……殆以究心丹诀，非儒者之本务。……盖遭逢世难，不得已而托诸神仙”（中华书局1992年，P.1249）。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四库馆臣们以“订正文字”不足为理由，怀疑朱熹著述《参同契考异》的主旨，并揶揄朱熹没有在恪守儒者的本务。 ③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②。 ④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①。 ⑤储华谷注释的《参同契》卷上的注文见有“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先天方位图”（《道藏·太玄部》若四页11）。此外，同卷上的注文还见有这样的论述：“魏先生谓，天以河图授伏羲，伏羲错之以洛书之数，是为先天八卦。以先天八卦加河图，则药物火候，昭然可见。此圣人之所以见道而达造化之机也。夫以乾合离，是谓阳炉，离宅于乾也。以坤合坎，是谓阴鼎，坎宅于坤也。震与离合，龙从火里出也。兑与坎会，虎向水中生也。亦二物总因儿产母之旨也。至于月震而乾满，减而设坤，此又分至火候之妙也。是道也，三君启之于前，魏君明之于后，信乎其出于河图矣”（《道藏·太玄部》若四页11）。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储华谷是在用河图－洛书（先天八卦）的数理来解释丹书《参同契》的药物火候。 ⑥参照本书下编第三章注①。 ⑦陈显微《参同契解》叙：“《周易参同契》，其辞古意深，人病难读。徐从事、张随、彭真一，皆尝传注。今所见惟彭义耳”（《道藏·太玄部》若一页2）。此外，《参同契解》陈显微弟子王夷的后叙记述说：“魏君，越之上虞人。今越之公库板行，惟以彭晓笺义，而为善本”（《道藏·太玄部》若三页16）。从上述记述中可以看出，陈显微采用的底本，是越州公库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 ⑧《参同契解》上篇的注文，见有陈显微对所谓的陈抟注《麻衣易》的“麻衣曰：乾坤错杂，乃生六子，六子即是，乾坤破体”（见现存《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九章）、“陈希夷曰：破体炼之，纯体乃成”（见同《正易心法》十一章）、“陈希夷曰：日为天气，自西而下，以交于地。月为地气，自东而上，以交于天”（见同《正易心法》十一章）、“麻衣曰：消息画象，无止于辞。辞外见意，方审易道”（见同《正易心法》六章）、“又曰：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对既深，对体尤妙”（见同《正易心法》十六章）等引用（《道藏·太玄部》若一页3～页5）。 ⑨现存《逮津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前有李潜在北宋崇宁甲申（1104）所写的序文说：“麻衣道者羲皇氏《正易心法》，顷得之庐山一异人。……余于《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作之者乎。虽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观其文辞议论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翩然于羲皇心地驰骋。实物外真仙之书也。”从序文中看出，李潜把这部《正易心法》看成是麻衣道人等“物外真仙”所著之书。此外，同《津逮秘书》本《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还附有戴师愈南宋乾道乙酉（1165）所写的跋文。跋文叙述说：“五代李守正叛河南中，周太祖亲征，麻衣语赵韩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之气。未几，城陷。时周世宗与宋朝太祖侍行。钱文僖公、若水陈希夷每见，以其神观清粹，谓可学仙，有升举之分。”从跋文中看出，对于戴师愈来说，这部《正易心法》就是麻衣道人传授给陈抟的象数易学著作。 ⑩《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收有朱熹在淳熙丁酉（1177）撰写的《书＜麻衣心易＞后》的短文。朱熹在短文中论述说：“《麻衣心易》，顷岁尝略见之，固已疑其词义凡近，不类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传，细读之，益信所疑之不谬也。……以其成书，而其所以托名于此人（麻衣）者，则以近世言象数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学，出于希夷，于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谓麻衣者而托之”，认为《麻衣心易》（即《正易心法》）的文字和语言表现，与一二百年前的风格不同，所以是当时托名于麻衣的象数易学著作。此外，《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四部丛刊本），还见有朱熹淳熙丁未（1187）所写的《再跋麻衣易说后》的短文。朱熹在短跋中，叙述了去南康赴任时与《麻衣心易》的刊行者戴师愈相遇的事情，并断言《麻衣心易》是戴师愈的伪作。与此相反，朱熹的学友张栻（南轩）在《麻衣心易》跋文中说：“其说独本于羲皇之圃，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动，论反对变复之际，深矣。其（麻衣）自得者欤。希夷隐君（陈抟）实传其学。二公高视尘外，皆有长往不来之愿”，认为当时所传的《麻衣心易》是麻衣道者的真作。”张栻的《麻衣心易》跋文已不存，上述引文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十《象数流弊－论麻衣道者》（四库全书本页21）。李远国在《＜正易心法＞考辨》（《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6期，P.67～P.75）中，支持张栻的论说，从《正易心法》的象数易学思想与所谓的陈抟《易龙图》、邵雍《先天学》的思想关系，论证和断定这部《正易心法》就是麻衣道者传授给陈抟的象数易学著作。可是，如从现存《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的粗杂的语言表现来看，朱熹的主张也有他的道理。关于《正易心法》的真伪，该当别论，总之，可以这样说，陈显微所引的《麻衣易》，毫无疑问是出现在北宋后期的陈抟－邵雍系统的象数易学著作。 ⑪《津逮秘书》本《正易心法》（《麻衣易》）卷首《正易卦画》中的六十卦，是以三十六卦的方式配列的。此外，《正易心法》第十六章“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体既深，对体尤妙”的注文也论述说：“”天下之吉凶祸福、贫富贵贱，其实一体也。别而言之，其代谢循环，特倒正之间耳，未始有常也。然反体，则诸卦皆是。对体，则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而已。此八卦与诸卦不同，在易道，乃死生寿夭，造化之枢机也。其体不变，故曰对体尤妙”。从上述三十六卦的配列和注文有关“卦变说”（反对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正易心法》采用的卦爻构造，与李挺之《变卦反对图》及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所述的卦爻构造是一致的。 ⑫陈显微《参同契解》上篇的注文论述说：“陈希夷曰：破体炼之，纯体乃成。是知破体炼之，可返纯体而入道。众石炼之，可归神室而成丹。然而众石非外物，吾身中之众卦也。神室亦非外物，吾身中之乾坤也”（《道藏·太玄部》若一页3），“（麻衣曰：）卦有反对，最为关键。反体既深，对体尤妙。屯卦也，反之为蒙卦也。自需讼以下，皆以倒体为次。如颐、小过之类，不可反者，则以对体次之。……自朔旦用屯蒙，至晦爽用既未，晦爽循环，终而复始。……进火忌斯须之谬，退符防毫发之差。抽添须辨浮沉，运用审之昏晓”（《道藏·太玄部》若一页5）。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陈显微是根据《麻衣易·卦变说》的卦爻构造，论述了《参同契》的卦序和从朔旦到晦爽的炼丹火候。 ⑬《宋史》卷四百二十九《道学三·朱熹》传：“嘉泰初，学禁稍弛。（嘉泰）二年（1202），诏：‘朱熹已致仕，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后侘胄死，诏赐熹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公”（中华书局校点本，P.12768），“（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敦颐）、张（载）、二程（颢、颐）及熹从祀孔子庙”（中华书局校点本，P12769）。 ⑭《道藏·太玄部》所存《参同契发挥》本前，除了附有阮登炳和张与材的序文外，还存有“林屋山人全阳子俞琰玉吾”在元至元甲申（1284）所著的《自序》（《道藏·太玄部》止一页6）。 ⑮俞琰《参同契发挥》阮登炳序记述说：“《参同契》乃万古丹经之祖。……昔者紫阳朱夫子，鸣道于淳熙、庆元之间。旁通百氏，有异乎吾之说者，未尝随声附和而苟同。乃独爱伯阳之书，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为癖。有考异，有注释。……是书之注，盖行于西山（蔡季通）既没之后，而一时门人亦未及有及此者。故不复有所询访。其间有所未满意者，正不无也。石涧俞君玉吾所著《（参同契）发挥》三篇，盖所以补空同道士（朱熹）之所以不足，且以发明彭氏、郑氏、王氏之所以未发者”（《道藏·太玄部》止一页1）。张与材（天师）元至大三年（1310）所著的序记述说：“自《参同契》成书以来，近世考亭大儒（朱熹）亦复注脚。今观全阳子所著《（参同契）发挥》，研精覃思，钩深致远，可谓羽翼是书也”（《道藏·太玄部》止一页2）。俞琰在校勘《参同契》各刊本时所留下的校勘记《参同契释疑》的自序记述说：“遂合蜀本、越本、吉本及钱塘诸家之本，互相雠校，以为定本。其诸参错不齐，则有朱子《（参同契）考异》一书，在兹不复赘云”（《道藏·太玄部》止十页3）。从以上的记述中可以知道，俞琰《参同契发挥》，是吸收了朱熹《参同契考异》的成果，并以《考异》为基准，校勘当时的蜀本、越本、吉本和钱塘诸刊本后作成的《参同契》刊本。 ⑯《道藏·太玄部》见有俞琰至元甲申（1284）所著的丹书《易外别传》（若七页1～页23）。俞琰在《易外别传》所附的跋文中记述说：“《易外别传》一卷，为之图，为之说。披阐先天图环中之极玄，证以《参同》、《阴符》诸书，参以伊川、横渠诸儒之至论，所以发朱子之所未发，以推广邵子言外之意。……丹道之大纲要领，予于是书言之悉矣。丹道之口诀细微，则具载于《参同契发挥》三篇，兹不云”（同若七页22）。此外，《易外别传》后，又附有俞琰的儿子俞仲温元至正丙申（1356）所撰的（《玄学正宗》的）跋文。俞仲温在跋文中记述说：“右《易外别传》一卷，先君子之所著，而附于《周易集解》之后者也”（同若七页22）。从以上的记述中可知，曾经附在俞琰《周易集解》之后的《易外别传》，与详细揭载了丹道口诀的《参同契发挥》相对应，论述了丹道的“大纲要领”，是总括了《参同契发挥》的理论纲要的丹书。 ⑰俞琰在《易外别传》引用了邵雍、朱熹等人的诗文和论述，如：“邵康节《皇极经世书》云：先天图者，环中也（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外篇）”（《道藏·太玄部》若七页2）、“又云：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见邵雍《皇极经世书》外篇，朱熹《易学启蒙·原卦画第二》所引）”（《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又《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伏羲（见邵雍《伊川击壤集》卷十八第六十六首，《朱子语类》卷七十一《易》七《复》所引）”（《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朱紫阳曰：邵子就图上说循环之意，自姤至坤是阴含阳，自复至乾是阳分阴，坤复之间乃无极（见《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易》一《纲领上之上》）”（《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袁仲机曰：朱子谓坤复之间乃无极，其论察矣。又诗云：忽然夜半一声雷，万户千门次第开。若识无中含有象，许君亲见伏羲来（《朱文公文集》卷九页7）”（《道藏·太玄部》若七页4）等。同时，俞琰在《易外别传》中，又加上了《天根月窟六十四卦先天图》和以卦变说为根据的《先天六十四卦直图》，用在上述论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陈抟、邵雍、朱熹的“先天学”思想，来解释“魏伯阳的《参同契》之学”（《道藏·太玄部》若七页1～页7）。 ⑱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神仙类》，著录了魏伯阳撰《周易参同契》三卷、彭晓撰《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三卷《明镜图诀》一卷、朱熹撰《参同契考异》一卷、紫阳先生撰《参同契解》一卷、九华子编《参同契》三卷等《参同契》类的注本和刊本（参照本稿的附录D）。 ⑲《参同契考异》的朱熹的注释见有这样的论述：“乾坤以宇内言之，则乾天在上，坤地在下，而阴阳变化，万物始终，皆在其间。以人言之，则乾阳在上，坤阴在下，而一身之阴阳万物，变化始终，皆在其间”、“此言，人心能统阴阳，运毂轴，以成丹也”（《道藏·太玄部》容一页3～页4）。从这些注释中可以看出，朱熹也在用内丹的观点来理解《参同契》的丹学思想。《参同契》各刊本的后半，都见有《五相类》的部分。被认为是唐代注本的阴长生注《参同契》，把《五相类》解释成“五行相类”（《道藏·太玄部》映七页6）。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把五行－十干与药物－火候相合，制成了《五位相得图》，从五行的角度，解释了所谓的《五相类》（《道藏》《太玄部》容五页6）。可是，朱熹在《参同契考异》卷下，删除了彭晓本的《五位相得图》，对《五相类》一节，没有加上任何注解，对《参同契》经文中的《五相类》一节，表现出怀疑和冷淡的态度（《道藏·太玄部》容二页13）。另外，从《朱子语类》的“（《龙虎经》）是后人见伯阳传有《龙虎上经》一句，遂伪作此经”（《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老氏－《参同契》》）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当时流行的《龙虎经》是伪经，否定了当时流行的《龙虎经》与《参同契》的关系。 ⑳现存元至元三年（1337）刊行的《玉海》序文中知道，王应麟所撰的《玉海》是南宋后期完成的大型的类书。《玉海》卷三十五《艺文－易》设立了《周易参同契》的条目。王应麟在《周易参同契》条目中，重点引述了朱熹的“篇题盖仿纬书之目，词韵皆古，奥雅难通”（朱熹《参同契》跋文）、“首言乾坤坎离四卦橐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见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纳甲六卦，以见一月用功之进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纳甲六卦而两之。盖内以详理月节，外以兼统岁功。此书大要，在坎离二字”（《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七《参同契说》）、“一息之间，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气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气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气之盈，日沉于下而月圆于上也。晦朔之间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谓举水以灭火，金来归性初之类是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蔡季通》十三书）等论述，沿用朱熹的观点来介绍丹经《参同契》。此外，在南宋后期成书的《黄氏日抄》中，黄震曾论述说：“近世蔡季通，博而不免于杂，尝留意此书（《参同契》），而晦翁（朱熹）与之游，因为校正，其书颇行，然求其义，则终无之”（《黄氏日抄》五十六《周易参同契》）。从黄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黄震虽对儒学者朱熹参与《参同契》校正（即撰《参同契考异》）一事感到不满，但是也承认，“其书（应该指朱熹校正《参同契》的成果《参同契考异》）颇行”。从《玉海》的《参同契》条目和《黄氏日抄》的记述中，都可以窥测到朱熹所著的《参同契考异》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