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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实态的考察——以《道枢》为中心
  南宋时期的《参同契》注本、刊本，特别是朱熹的《参同契考异》，对宋元以后《参同契》文献的形成和内修思想方向的确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理解和把握这一问题，为了理清南宋时期与《参同契》相关的道教内修思想演变的脉络，首先，想在这里对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注本、刊本）的基本情况，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从寄给（流放到湖南舂陵的）蔡季通的书信中知道，朱熹的《参同契》校勘、注释成果《周易参同契考异》，是在庆元三、四年之间（1197～1198）完成和刊刻的①。从（附有淳熙丙午序文的）《易学启蒙》论述河图洛书的数理时言及《参同契》的情况来看，朱熹是在撰述《易学启蒙》的淳熙丙午（1186年）前后，开始意识到丹经《参同契》与所谓的“先天易学”的关系的问题的②。
  如从淳熙丙午（1186）前后，追溯到绍兴辛巳（1161），在此前后完成的郑樵《通志·艺文略》，已著录了抱素子、瞿直躬、徐从事、阴真君、张处、重元子、彭晓等著述、注释的《参同契》注本、刊本十九种③。虽然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但是可以认为，朱熹显然是接触到了这些《参同契》注本和刊本的。
  可是，《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九种《参同契》注本、刊本中，除了五代彭晓著《参同契分章通真义》（947年刊）以外，几乎都已散逸。如把《通志》著录书目与保存在《道藏》中的《参同契》类文献相照合，彼此相合的确证也很少④。所以，今天其实已经无法直接窥视到朱熹可能接触到的这些《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原貌了。
  《道藏·太玄部》存有南宋初期博学多识的人物曾慥，在南宋绍兴辛未（1151）前后，采录道教内修术文献而编纂成的道书《道枢》⑤。
  朱熹曾在与弟子的谈话中论及了《道枢》⑥。受到朱熹影响的《参同契》注释者俞琰也在《席上腐谈》中，从保存、收录《还金篇》《玉芝篇》等“丹诗歌诀”的角度评价了《道枢》⑦。《道枢》收录了到南宋前期为止的大量有关“金丹大药、修炼般运”道术的道教文献，其中包括了《参同契》三篇⑧。
  就如《直斋书录解题》所述，曾慥对《道枢》所收文献“无所发明”，也就是说，曾慥没有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臆断对所收文献作过“改竄”⑨。所以，《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可说是反映了朱熹《参同契考异》刊行前南宋绍兴年间《参同契》注本、刊本原貌的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这里，想利用《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去窥视一下朱熹（校勘和考辨《参同契》文献时）可能接触到的南宋初期《参同契》刊本、注本的真实情况。
  一般的研究者，都会用通行本《参同契》（以彭晓注释本为代表）来想定《参同契》的文献面貌。
  可是，如果仔细研读《道枢》本《参同契》三篇，并把《参同契》三篇与同时代的相关丹经、丹诀相校勘，就会看到如下情况。
  《道枢·参同契三篇》中，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曾慥注记为“同章异辞”，没有署明著者。如果查阅和校勘全文，就会发现，这篇文献，实际上含有《太清玉碑子》前半（约三十一行）、陶植《还金术》全篇（约九十六行）和《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上篇（部分－约九行）等丹书的内容。也就是说， 《道枢》本《参同契上篇》中，混入了《还金术》、《太清玉碑子》和《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等丹书的约一百三十六行的文献内容。《参同契上篇》的整篇文献，似乎叙述了用“至药的理”来完成丹药的“炼药炼身”的丹术⑩。
  《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根据曾慥的注记，是“草衣子娄敬”所作的《参同契》传本。关于著者娄敬，《宋史·艺文志》四《神仙类》载有“娄敬《草衣子还丹诀》一卷”的著录⑪。《参同契中篇》，说不定就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草衣子还丹诀》。从整体来看，《参同契中篇》与《参同契上篇》互相独立，没有关联，主要叙述了外丹的“金液九转”的炼丹过程，并加上了内丹的解释，文献的倾向，似乎与唐代道教术士元阳子、马自然等所重视的《神符白雪门》的炼丹术有关⑫。
  从曾慥的题记中知道，《道枢》卷三十四《参同契下篇》，是“云牙子魏翱伯阳”撰述的《参同契》传本。金正耀曾在1990年发表过了关于《道枢·参同契下篇》的论文。根据金正耀论文的论证，《参同契下篇》中，“云牙子魏翱伯阳”著述的部分，与《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所收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经文几乎完全相同，“元阳子”注释的部分，与阴长生的注文几乎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道枢·参同契下篇》，是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的另一种宋代传本。根据金正耀论文的论述，《道枢·参同契下篇》（即阴长生注《金碧五相类参同契》），主要叙述了“神符、白雪、金液大还丹”的炼丹术⑬。（参照表A）
  如果考察《云笈七签》《通志·艺文略》等道书和书志，就会看到，混入和收载在《道枢》本《参同契》三篇中的《太清玉碑子》《还金术》《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和《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丹经、丹诀，基本上都是作为外丹类（或金石药类）丹书被收录和著录的⑭。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曾慥在《道枢》收录的《参同契》传本（《参同契》三篇），实际上是由《太清玉碑子》《还金术》《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草衣子还丹诀》（?）和《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丹经、丹诀的全文和部分构成。这些所谓的《参同契》传本，与一般认识的（和947年刊行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类的）《参同契》文献是相当不同的。
  如果再去考察唐宋时代的丹经、丹诀，又会发现，在《金丹真一论》《太清玉碑子》后篇和《道枢》＜心镜篇＞等丹书中，又都引用了一些不见于现行本《参同契》（如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所谓的《参同契》经文（参照本书附录B）。如：
  孤阳之芽，未可独立。水合阴阳，方为大药。
  （《金丹真一论》）
  用铅不用铅，金自铅中出。
  （《太清玉碑子》后篇）
  天生牙，自然体。白马牙，真丹砂。
  （《道枢·心镜篇》）
  具体情况难以确认，可是，从上述检证中可以看出，在唐宋时期，像前述《道枢》本《参同契》三篇那样，与现行本《参同契》（如彭晓注《通真义》本）不同，却冠于《参同契》之名的道教文献，可能大量存在⑮。从前述曾慥的博学多识和收录文献的基本态度来看，当时，曾慥应该是接触到了这些文献，并如实地把接触到的文献收录到了《道枢》之中。
  所以，曾慥收录的《道枢·参同契》三篇，应该说，从某个侧面让人看到了当时流传、流行的一些《参同契》文本的面貌，这些文献的情况，实际上，又是与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的十九部《参同契》类文献（已经散佚）的情况暗合的。
  从前出的表A中可以看到，曾慥在《道枢》中收录了包括《还金术》等丹书在内的《参同契》文本。本稿想在下面的部分，对丹书《还金术》作些深入的考察。
  从唐代丹书《还丹肘后诀》卷中的记述中知道，《还金术》似乎是唐末陶植所著的丹书。《还金术》，现存有《云笈七签》本、《道藏》本和（被曾慥当作《参同契》传本的一部分所收录的）《道枢》本三种⑯。
  如果考察、校勘这三个文本，就会看到，在《还金术》的《云笈七签》本中，出现了用《龙虎经》《金碧经》和《金碧潜通经》的经名来引用现行本（通行本）《参同契》经文和用《潜通诀》《金碧歌》的文献名来引用现行本（通行本）《古文龙虎经》经文的现象。《道藏》本的文献引用情况，也基本相同。
  例如，《云笈七签》本，用《金碧潜通经》（《道藏》本作《金碧经》，其余皆同）的经名引用了现行本《参同契》的经文“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彭注《分章通真义》本六十八章）⑰，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了现行本《参同契》的经文“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彭注《分章通真义》本二十三章）⑱，用《潜通诀》的文献名引用了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的经文“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王道注疏本第十二章）⑲，用《金碧歌》的文献名引用了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的经文“赤髓流为汞，姹女弄明珰”（王道注疏本十五章）⑳。
  也就是说，在《还金术》的《云笈七签》本（《道藏》本同）中，出现了《参同契》与《龙虎经》《潜通诀》等丹经、丹书互相混同的现象。（参照表B）
  从现存唐代刘知古的丹书《日月玄枢论》（见《全唐文》）和五代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文（《道藏》本）的论述中知道，《参同契》文献的形成，似乎与《龙虎经》密切相关（参照本书的附录C）㉑。根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隋开皇年间（581～600）青霞子苏元朗，曾把《周易参同契》《古文龙虎经》《金碧潜通诀》三部丹书合并编纂成丹诀《龙虎通元诀》㉒。如果刘知古、彭晓和晁公武的记述在文献上和史实辨疑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可以说，《参同契》与《古文龙虎经》《金碧潜通诀》关系密切，隋朝初期，甚至还被合并编纂为一书。也就是说，隋唐时代以来，这三部丹书之间，似乎就一直存在着文献接近的现象和文献混同的问题。
  如果考察《道藏》所存丹书，可知，附有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序文的王道注《古文龙虎经》，已把《参同契》与《龙虎经》作了明确区分㉓。可是，从上述《还金术》所见的文献现象，从唐代丹书《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现行本《参同契》经文的情况，从北宋道教类书《云笈七签》用《金丹金碧潜通诀》的文献名来揭载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经文（全文）的情况来看㉔，《参同契》与《龙虎经》《潜通诀》的文献混同，似乎是隋唐、五代和北宋道教文献中的一般现象。
  如果把《还金术》的《道枢》本，与上述《云笈七签》本（《道藏》本）中的文献辨识情况进行比较，就能看出一些微妙的变化。
  《道枢》本在引用《古文龙虎经》经文（王道注疏本第十二章、第十五章）时，似乎延用了《云笈七签》本（《道藏》本）的文献称谓（如《潜通诀》和《金碧篇》等），可是，在引用《参同契》经文（彭注本第六十八章、第二十三章）时，文献称谓（《云笈七签》本所用《金碧潜通诀》《龙虎经》等）全部脱落，只使用了分辨不出经典区分的“魏先生曰”、“神农氏曰”等暧昧的表记（参照表B）㉕。也就是说，《道枢》本似乎在回避对《参同契》经文作出是《参同契》还是《龙虎经》《潜通诀》的文献辨识，只用暧昧的表记作出了处理。（参照表B）
  如果考察曾慥编纂《道枢》时收录道书的情况，就会看到，曾慥会不触动经典内容，根据经典的特征另起篇名。例如把《黄庭外景经》改成《外景篇》，把《黄庭内景经》改成《内景篇》，把《西升经》改成《西升篇》等㉖。从《道枢》更改篇名的情况来看，前述引用《参同契》经文时文献称谓的脱落，应该是曾慥收录道书时留下的痕迹。
  也就是说，曾慥面对“三五与一，天地至精”、“故铅外黑，内怀金华。被褐怀玉，外为狂夫”等经文，似乎在回避作出是《参同契》还是《龙虎经》或《潜通诀》的文献上的判断。前面提到了从隋唐时代开始出现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现象。可以说，曾慥对待《参同契》文献的这种态度，反映出前面叙述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似乎一直持续到了曾慥的时代（南宋初期）。（参照本稿的附录A）
  也许就是由于对《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现象的认识，才使得曾慥在编纂《道枢》时，把包括《太清玉碑子》《还金术》《元君秘真肘后方》《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内容的南宋时期的《参同契》文本，当作《参同契》传本收录了下来。
  上述南宋初期《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实际上，也为《通志·艺文略》的《参同契》类著录书目所反映。可是，这些文献现象，没有得到《参同契》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从前面叙述的情况来看，朱熹也应该是在上述南宋时期《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中，开始着手《参同契》文本的校勘与注释的，所以，本稿仍将在以后的章节中，继续论述和触及到这些问题。
  第二章 关于彭晓本《参同契》的疑问——二百年的空白
  一般认为，947年刊行的五代后蜀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古的《参同契》刊本。此外，朱熹《参同契考异》、俞琰《参同契释疑》和宋元时代的《参同契》注本（陈显微本、储华谷本、陈致虚本）都以彭注本为底本，所以，到目前为止，彭注本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参同契》注本和刊本①。
  可是，从前一章的考察中知道，南宋初期的道书编纂者曾慥收录的《参同契》文本，并不是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或与彭注本同一形态的《参同契》文本）②。
  这样，就出现了（在五代、北宋和南宋等历史时期中）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是如何被阅读、刊行、理解和接受的文献受容的问题。
  因为彭注本与宋元时代的《参同契》注本关系密切，所以，可以认为，在考察朱熹校勘、注释《参同契》文本的目的和意义之前，首先应该把彭注本（在五代、北宋和南宋初期）的文献受容情况考察和辨识清楚。
  现存最早的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刊本——《道藏》本，附有彭晓的两个自序。其中，附于＜明镜图诀＞末尾的后序，见有“时孟蜀广政十年（947），岁次丁未，九月八日，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序”的自署③。毫无疑问，后人是根据这一彭晓“自署”，来为彭注《通真义》本的成书年代（947年刊行）立证的。
  但是，彭注《通真义》本（《道藏》本）的附录《鼎器歌》与同是附录的《明镜图诀》之间，还见有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建宁府建阳县（今福建建州）鲍仲祺所写的跋文（或校勘记）断篇。根据跋文（或校勘记）的记述，可知，《道藏》本所据的刊本，是鲍仲祺根据当时朱熹《参同契考异》本、郑焕校正本等刊本的基准校勘、删改以后刊刻的④。也就是说，《道藏》本所据的底本，是朱熹晚年的定居地福建建阳的后学鲍仲祺，在南宋后期，根据朱熹《参同契考异》本的基准删改、校定过的《参同契》文本。由此可知，现存彭注本最早的刊本——《道藏》本，并没有反映出彭晓时代蜀地刊本的原貌。
  所以，如果后人仅根据这一南宋嘉定年间（1208年前后）的删改本、复刻本所见的“彭晓自署”，来确认彭晓本的成书年代，就显得有点证据不足。
  通常，在为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成书年代立证时，除了引用上述《道藏》本后序中的“彭晓自署”以外，一般都会引用成都景焕著《野人闲话》、张唐英著《蜀祷杌》等蜀地文史典籍所载言及“彭注《参同契》”的（彭晓）传记资料。根据《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述，陈振孙所见的《野人闲话》刊本附有宋太祖乾德三年（965）的序文⑤。也就是说，《野人闲话》是在彭注《通真义》本成书八年后就已确实存在的《小说类》文献。此外，根据《郡斋读书志》的著录和记述，张唐英的《蜀祷杌》，是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的《伪史类》文献⑥。这些五代、北宋的文史典籍所载彭晓传记提到的关于“彭晓注《参同契》”的记述，与上述“彭晓自署”一样，都可说为彭晓注《通真义》本的成书年代，为彭晓本的存在，梼提供了确实的证据。
  但是，提及“彭晓注《参同契》”的《野人闲话》和《蜀梼杌》的完整的文本，现在都已散失。现存《说郛》本《野人闲话》和《蜀梼杌》的残篇中，已无法找到有关彭晓的记述⑦。根据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的记述，平时研究者使用的《野人闲话》（的关于彭晓注《参同契》）的引文，实际上是从南宋陈葆光《三洞群仙录》（绍兴甲戌1154年）间接引用的⑧。《蜀祷杌》的引文，也是从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间接引用的⑨。也就是说，上述引文的直接出处，都是南宋和南宋以后的道教记传类文献。所以，如果以上述南宋和南宋以后文献中关于“彭晓注《参同契》”的记述，来为彭注本的成书年代立证，那么，这些记述，与《道藏》本“彭晓自署”一样，同样都存在文献上的问题。
  总之，关于彭注本的成书年代该当别论，如果彭注本确实是在947年刊行的话，那么，就一定会在五代以后的文献中留下自己的痕迹。可是，在947年以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似乎没有在任何文献里留下自己明显的痕迹。
  彭注《通真义》刊行后约八十年，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张君房掇取天僖三年（1019）完成的北宋《道藏》（《天宫宝藏》，散轶）的精华，编纂完成了道教类书《云笈七签》（120卷·现存）⑩。《云笈七签》，可以说很好地反映了北宋《道藏》（《天宫宝藏》）的文献面貌。与《三洞珠囊》《无上秘要》等道教类书不同，《云笈七签》已设立了《金丹》类、《内丹》类等文献部门。《云笈七签》的《金丹》类、《内丹》类部门，已收录了《太清金液神丹经》《九还金丹》《古龙虎歌》和《金丹金碧潜通诀》（即现行本《古文龙虎经》）等七十余种丹经、丹诀，其中还包括彭晓自作的丹书《还丹内象金钥匙》。可是，在《云笈七签》的《金丹》类、《内丹》类部门中，却找不到任何与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相关的文献痕迹⑪。
  彭注《通真义》本刊行后约百年，庆历元年（1041）成书的《崇文总目》，是北宋仁宗时的官定文献总目。《崇文书目》卷四《道书类》书目，已著录了郑远之撰《参同契心鉴》、张处撰《参同契大易志图》，徐从事撰《阴阳统略参同契》等多种《参同契》类丹书，可是，在《崇文书目》的《道书类》书目中，同样也找不到关于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存在的痕迹⑫。
  张伯端的《悟真篇》，是与《参同契》并列的北宋金丹道的重要文献。关于《悟真篇》的成书年代，包括柳存仁等人的异论在内，仍然存在着多种看法。近年来的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悟真篇》成书于北宋熙宁乙卯（1075）⑬。也就是说，《悟真篇》是在彭注《通真义》本刊行后约一百三十年左右成立的北宋内丹道文献。现存《悟真篇》的戴起宗疏本、无名子注本与《修真十书》本，收录了一篇张伯端自序没有提到的题为《读＜周易参同契＞》的短文⑭。如果仔细阅读《悟真篇》中的这篇短文，仔细阅读和考察《悟真篇》的其他诗、词、歌、颂和能够确定成书年代的宋代丹书（如《龙虎还丹颂诀》《真人高象先金丹歌》和《还丹众仙论》等），结果，也还是无法寻找出包括《悟真篇》在内的宋代丹书与彭注本在文献上、丹学思想上可能有的关连⑮。
  本稿的前一章，曾对南宋绍兴年间成立的道书《道枢》进行了考察。曾慥编纂的《道枢》收录了包括《参同契》三篇在内的一百十八篇道教文献。当然，《道枢》本《参同契》三篇，是与彭晓本无关的《参同契》文本，如果进一步检证《道枢》中（《参同契》三篇以外的）其余一百十五篇道书，也还是无法寻找出这些（与“金丹大药、修炼般运”修炼术密切相关的）丹书、道书与彭注本可能有的任何关联⑯。
  《道枢》的编纂者曾慥，是南宋初期博学多识的人物。曾慥编纂的典籍，除了《道枢》以外，还有《百家诗选》《类说》《集仙传》等⑰。根据曾慥《百家诗选》序文和赵与时《宾退录》的记述，曾慥的学风，有“博采旁搜，拔尤取颖”和“矜多衒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的倾向⑱。如果，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在南宋初期确实已被刊行和传阅，那么，“于书无所不读”的曾慥接触到这一注本、刊本的概率是很高的。也就是说，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如在南宋初期已被一般传阅，那么，曾慥就一定会在（收录了陈抟《观空篇》、陈朝元《玉芝篇》等一百多种道书的）《道枢》中收录这部文献。但是，从曾慥在《道枢》中收录的（含有《太清玉碑子》《还金术》《金碧五相类参同契》等文献内容的）《参同契》文本的情况来看，从前述《云笈七签》和《崇文总目》收录和著录道书的情况来看，在五代末年到南宋初期的二百年间，对于张君房、王尧臣、欧阳修、张伯端、曾慥等书志学者、内丹学者和道书编纂者来说，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似乎是部不曾目睹和并不存在的道教文献。
  本稿在前一章中，已经考察和论述了（持续到南宋前期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状态。从以上的分析和论考中可以看出，除了前章所述的《参同契》与《龙虎经》《金碧经》《潜通诀》等丹经、丹诀互相混同等原因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彭晓本（以及与彭晓本同类的文本）的湮没无闻，也是《参同契》文本陷入不安定状态的重要原因。
  到目前为止的《参同契》研究，对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在《参同契》文献演变史上所起的“佐佑真经”作用，作出了评价⑲，可是，对前述唐宋时代的《参同契》文献的不安定情况，对彭注本在文献受容过程中所出现的二百年的空白，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考察和研究。
  前述的问题，对于把握朱熹注释、校勘《参同契》文本的目的与意义，对于把握道教史上《参同契》文献演变史和内修思想演变史的脉络，都非常重要，所以，本书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论及这些问题。
  第三章 《通志·艺文略》对《参同契》类文献的著录
  南宋绍兴辛巳（1161）前后成书的《通志·艺文略》，与其他书志不同，在《道家类》书目中，分设了《老子》《庄子》《阴符经》《黄庭经》和《参同契》等文献《子目》①。虽然已经无法确认（在书志学上持有独特见解的）郑樵分设这些文献《子目》的真实意图，但是，至少可以认为，郑樵设置的文献《子目》，反映了唐宋时代重视《老子》《阴符经》《参同契》等道教经典的社会风潮。
  如果考察《通志·艺文略》所设《老子》类文献子目的著录书目，可知，郑樵把与“老子变身、变化”思想有关的道教经典（如《混元圣记》《老子化胡经》《老子西升经》等）归纳在别的门类，《老子》类子目，只著录了《老子道德经》的注本、刊本约九十种②。也就说，郑樵只把《道德经》系统的文本看成《老子》，以此标准去著录文献，并设立了相应的＜老子＞类文献子目。
  如果郑樵是以同样的认识去设立《参同契》文献子目的话，那么，他在《参同契》子目中著录的十九部《参同契》文献，应该与《老子》类书目一样，是同一部经典的十九部注本或刊本（即如通行本《参同契》——即如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那类文本的十九部注本、刊本）。
  但是，从《通志·艺文略》的《参同契》子目的著录书目（如《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参同契太易丹书》《参同契金碧潜通诀》《参通契还丹火诀》《参同契太丹次序火数》《参同契特行丹》《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参同金石至药论》等）的情况来看，这些文献，不像是同一部经典的注本、刊本。这些文献，与其说是某一部特定经典的注本、刊本，还不如说是与前述《道枢》本《参同契》相似的文献群体③。
  也就是说，从郑樵在《参同契》子目中著录的《参同契》书目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在郑樵的时代（绍兴辛巳1161年前后），对郑樵来说，像《老子》类子目所见的《老子道德经》那样被大家认知的统一的《参同契》文本，或许还没有存在。
  从前章的考察中知道，在（947）刊行以后的二百年间，彭注本似乎并没有在各类书志、书目和道教文献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但是，如果去考察《道枢》以后的书志、书目和道教文献，就会看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例如，在南宋绍兴辛未（1151）成书的《郡斋读书志》中，可以看到宋代的书志、书目对彭晓注《参同契》本所作的最初的文献著录和记载④，在戴起宗《悟真篇注疏》的疏文中，也可看到张伯端的弟子刘永年在南宋绍兴壬申（1152）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记载⑤，在被认为是绍兴辛巳（1161）成立的《悟真篇·叶文叔注》（或为《悟真篇外传》）的残篇中，也找到了在宋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对《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彭晓注文的引用⑥。
  当然，绍兴辛巳（1161）前后成书的《通志·艺文略》的《参同契》子目，反映了上述文献变化，也著录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彭晓自作的《参同契明鉴诀》⑦。
  但是，从前述《通志·参同契》子目著录的《参同契》书目的情况来看，对于郑樵来说，他所著录的彭注本，只不过是《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阴阳统略参同契》《参同契还丹火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参同契金碧潜通诀》《参同金石至药论》等众多的《参同契》文本中的一种。因此，从《通志·艺文略》的文献著录情况来看，南宋绍兴辛巳（1161）前后的《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和曾慥收录《参同契》文献时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
  本书上编的第一章曾叙述过，朱熹是在撰写《易学启蒙》的淳熙丙午（1186）前后开始思考《参同契》与先天易学关系的问题的。综合本书上编第一、二、三章的考察，可知，朱熹开始思考《参同契》与先天易学关系时所面对的《参同契》文献的基本状态，应该与《道枢》和《通志·艺文略》反映的《参同契》文献的情况是很相近的。

【注释】 ①《朱文公文集·续集》（四部丛刊本）卷二（页四～页五），载有朱熹在庆元学禁的祸乱临近时寄给即将流谪到湖南道州舂陵去的蔡季通的书信。朱熹在书信中提到：“《参同契》愿早见之，只恐窜谪不得共讲耳”、“《参同契》尚多误字，可早作考异。”从书信的这些记述中知道，朱熹在蔡季通谪到舂陵前的庆元丙辰（1196）前后，就已与蔡季通在校勘《参同契》，并与蔡季通议论了撰写《参同契考异》的问题。此外，从［宋］李果斋《朱子纪实》（《年谱》王懋竑纂订本）的记述中知道，蔡季通是在与朱熹在能安寺辞别后的第二年（庆元戊午1198年），在流放地舂陵辞世的。《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三（页五～页六）所载寄给已流放到舂陵的蔡季通的书信说：“魏（魏伯阳《参同契约》）书一哥已刻就，前日寄来，此必寄去矣。校得颇精，字义音韵，皆颇有据”，“《参同契》一哥已下手刻版”。从朱熹书信的这些记述中知道，朱熹《参同契考异》应该是在蔡季通存命的庆元三年前半到庆元四年后半之间（1197～1198）完成并刊刻的。参照前出吾妻重二《关于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 ②附有淳熙丙午（1186）序文的《易学启蒙》（《性理大全》本或苏勇校正本）《本图书第一》：“其实天地之理一而已矣。虽时有古今先后之不同，而其理则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据河图作易，则不必预见洛书，而已逆与之合矣。大禹但据《洛书》以作范，则亦不必进考《河图》，而已暗与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诚以此理之外，复无它理故也。……《运气》《参同》《太一》之属，虽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盖自然之理也。”这一段论述，是朱熹采纳蔡季通的论说来解释《易学启蒙》所引邵雍的“圆者河图之数，方者洛书之文”的论说的。这段论述，应该说也反映了朱熹的看法。从这段论述中知道，朱熹早在淳熙丙午（1186）前后，就已经意识到河图洛书的数理与《参同契》的易理可能相通的问题了。 ③《宋史》卷四百三十六《郑樵》传（《列传》一百九十五《儒林传》六）提到，宋高宗出访建康时，命郑樵献上已完成的《通志》，这一年郑樵辞世。顾颉刚《郑樵传》（《北京大学季刊》卷一第二期），把郑樵的卒年定为南宋绍兴壬午（1162）。所以，郑樵在辞世的绍兴壬午（1162）之前，应该已完成了《通志》。《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道家一》，著录了《阴阳统略周易参同契》《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参同契还丹火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等十九种《参同契》类的注本和刊本（参照附录D）。 ④朱熹《参同契考异》（《道藏》本）附有元吉安黄瑞节的附录。附录（《道藏·太玄部》容一页1）说：“《参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目载夹漈郑氏＜艺文略＞，彭晓本最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子部》五十六《道家类》）《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说：“郑樵《通志》《艺文略》，始别列《参同契》一门，载注本一十九部三十一卷。今多亡佚，独晓此本尚传”（中华书局1992年，P.1248）。《参同契考异》的附录和《库目》提到《通志·艺文略》设立《参同契》门，却没有进一步根据书目去辨析和推测文献的内容、体例（注本还是别的传本）和形态，并与当时的传本和《道藏》所收本作照合。 ⑤曾慥，字端伯。《宋史》无传，所以生卒年不详。赵与时《宾退录》卷六说：“端伯观诗有《百家诗选》，观词有《乐府雅词》，稗官小说则有《类说》，至于神仙之说亦有《道枢》。”（《宾退录》未见，转引自王利器《晚晴书斋文史论集》，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P.280。）南宋叶鲁刊行的《类说》前有曾慥绍兴六年（1136年）的自序。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六（中华书局1988年，P.2718）记述说：“（乾道六年1165）乙酉，在文殿修撰知卢州曾慥……并罢”。从这些序文和记述中知道，曾慥是活跃在南宋绍兴、乾道年间的博学多识的人物。《集仙传》前有曾慥绍兴辛未（1151）的自序，纂集神仙般运之术的《道枢》也应该完成于这一时期（绍兴中期1 151年前后）。 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载有朱熹回答弟子关于《百家诗》的问题时的论述：“只是他所见如此。他要无不会，诗词文章字画外，更编《道书》（《道枢》）八十卷。别有一书甚少，名《八段锦》，看了真以为是神仙不死的人。”（中华书局1986年，第八册P.3333） ⑦俞琰《席上腐谈》（《宝颜堂秘笈》本）卷下（十四条）：“曾至游子曾作《道枢》，举诸仙丹诗歌诀，如海蟾之《还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⑧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神仙类》：“《道枢》二十卷，曾端伯撰。自号至游子。采诸家金丹大药，修炼般运之术，为百二十二篇。初无所发明，独黜御之法，以为残生害道云。”现存《道藏》本《道枢》（《太玄部》笃1～美9）为四十二卷，一百十八篇。 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杂家类》七《类说》的提要评述曾收录文献的态度时说：“又精于裁鉴，故所甄录，大都遗文僻典，可以裨助多闻。每书虽经节录，其存于今者，以原本相校，未尝改竄一字”（中华书局1992年，P.1061）如把《道枢·传道篇》（卷三十九－卷四十一）与《钟吕传道集》（《道藏·洞真部·方法类·修真十书》第三书）相对勘，也能看出同样的特征。 ⑩《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道藏·太玄部》诚八页7）的“日者积阳之精也，其数九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和合万物，布气以生灵者也。……古之至人，铄日之精，其身归于纯阳而游太清也”、“月者阴之精也，积而成坎，居水之方，其数一焉”等部分（约九行），与《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云笈七签》卷六十三《金丹诀》）的“诀曰日者积阳之精”后面的部分几乎完全相同。《参同契上篇》（同诚八页22）的“葛稚川问程思远曰，人权与于阴阳欤……神超鬼聚，提挈乎魂气，斯可与天地齐龄欤”的部分（约三十一行），与《太清玉碑子》（《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七页1～页3）的前半部分几乎完全相同。《参同契上篇》（同诚八页23～页27）的“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也。夫孰知其归一哉。……砂汞者，无乾坤者不可得矣。龙虎者，舍金公无自入矣”的部分（约九十六行），相当于陶植《还金术》（《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三页1～页7）的全篇（序、上、中、下）。把上述三部分综合起来考察，仍无法整理归纳出文献的统一特性。文献中有“此志士所以炼药炼身而为之者欤”的论述，也许是《参同契上篇》的主旨。 ⑪陈国符《道藏札记》中，收有题为《草衣子云牙子元阳子》的短文。短文根据《郡斋读书志》的《草衣子洞真子撰（大还丹契秘图）》和《通志·艺文略》的《草衣子＜还丹契秘图＞通玄子撰》的著录，判断草衣子即唐开元年间的通玄子张果。其根据不太明了。参照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二《道藏札记》（中华书局1989年，P.289）。 ⑫《道枢》卷三十三《参同契中篇》（《道藏》＜太玄部＞诚九页6～页7）叙述了“丹之一转，是为白雪。白雪者，铅汞相投，金木相克，合为一气，生于其鼎。其凝也，如仲秋之露，深冬之霜，名曰神符，其子午运行者也。……丹之二转，是为二气。……丹之三转，是为黄芽，。……丹之四转，是为四神。……丹之五转，是为白马芽。……丹之六转，是为玉液。……丹之七转，是为灵砂。……丹之八转，是为神砂。……丹之九转，是为金砂”的炼丹过程，并加上了内丹的解释。《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所收唐宣宗大中九年（855）的丹书《悬解录》说：“真正之门有三焉。一曰神符上仙上丹，二曰白雪中仙上丹，三曰九转下仙上丹。其三般，丹出一门而异名”（如七页13）。此外，《云笈七签》卷七十三《内丹》所收《大还心镜》引用了“神符白雪门马真人曰：汞与水银别，迷人用之拙”的丹诀。这一丹诀又为张立德《丹论诀旨心照》（《云笈七签》卷六十六《金丹》）当作《马自然歌诀》引用。《道枢·参同契中篇》叙述的，可能就是这一类神符白雪门的丹法（关于此处的外丹丹法，可参照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第十章《唐代道教外丹》等）。 ⑬参照金正耀《＜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宋代别本之发现》（《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P.70～P.81）。 ⑭陶植《还金术》，为《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七道家四的《外丹》类和《金石药》类书目所著录，《元君肘后方》（《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和《玉碑子》（《太清玉碑子》）也为＜外丹＞类书目所著录。此外，《金碧五相类参同契》《还金术》《太清玉碑子》，作为外丹类丹书，为《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收录（参照白云斋《道藏目录详注》）。《玄辨元君辨金虎铅汞造鼎入金秘真肘后方》，作为《外丹》类丹书为《云笈七签》卷六十三《金丹诀》收录。《还金术》，又为《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收录。 ⑮百玄子撰《金丹真一论》（《道藏·太玄部》唱六页1～页17）：“《参同契》曰：黄芽者是大药之根基，长生之至宝，其奈孤阳之芽，未可独立，水合阴阳，方为大药。”《金丹真一论》只引用了阴真君、茅君、青霞子等宋代以前的丹书，应是宋代以前的丹书。《太清玉碑子》（《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七页1～页9）《五金歌及龙虎歌》：“《参同契》云：用铅不用铅，五金出自铅。用铅不用铅，还丹出于铅。用铅不用铅，更向铅中作。用铅不用铅，金自出于铅。”虽然《太清玉碑子》的前半部含有葛洪（稚川）与程思远的对话等内容，可是，后半部却提到了直到唐代才出现的《阴符经》，所以，应该是唐代或唐代以后的丹书。《道枢》卷十四《心镜篇》（《道藏·太玄部》初二页1～页10）：“《参同契》曰：不用药而用五行，天生芽，自然体，白马牙，真丹砂。” ⑯陶植《还金术》由序、上、中、下三篇和＜九转丹歌＞等部分构成（《道藏·洞神部·众术类》如三页1～页7、《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 《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成书年代不明。唐乾符乙未（875）前后成书的《还丹肘后诀》（《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斯二～斯四）中卷《龙虎金液还丹心鉴》提到了“陶植三篇”（《还金术》上中下三篇），由此可知，《还金术》至少在唐末已经成书。 ⑰《道藏》本《还金术》序（如3页1）：“植尝读《金碧经》，至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云笈七签》本《还金术》序：“植尝读《金碧潜通经》，至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研思十霜，妙旨斯在。” ⑱《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2）：“《龙虎经》云：故铅外黑，内怀金华。金华者，为青龙，为黄铅，为乾，居木位，其数三。又曰：被褐怀玉，外为狂夫。”《云笈七签》本，同。 ⑲《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2）：“《潜通诀》曰：玄白生金公，巍巍建始初。此明丹砂生于铅也。”《云笈七签》本，同。 ⑳《道藏》本《还金术》上篇（如三页2）：“《金碧歌》曰：赤髓流为汞，汞者弄明珰。此明汞非别物也。” 《云笈七签》本《还金术》上篇：“《金碧歌》曰：赤水流为汞，汞者弄明珰。此明汞非别物也。” ㉑《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四所收刘知古《日月玄枢论》（参照《道枢》卷二十六《日月玄枢篇》）：“元光先生睹《日月混元经》，其序云：徐从事拟《龙虎》之文，撰《参同契》上卷，传魏君。”“有萧先生，注《龙虎》，叙云：《参同契》者，拟《龙虎上经》，本出真人徐从事，因越上虞人魏伯阳造《五相类》以解前篇，遂改为《参同契》。”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道藏·太玄部》容三页1）：“（魏伯阳）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 ㉒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龙虎通元要诀》：“右苏元朗撰，以古诀《龙虎经》《参同契》《秘金碧潜通诀》，其文繁而隐，故纂其要为是书。李邯郸家本题云：青霞子，隋开皇时人。不出姓氏，岂元朗之号耶。” ㉓王道《古文龙虎经注疏》（《道藏·太玄部》映一～映三）附有南宋淳熙乙巳（1185年）的王道自序。《古文龙虎经注疏》的注文，可见王道用（通行本）《参同契》的经文来解释《龙虎经》的倾向。注文中也未见《龙虎经》与《参同契》经文互相混同的痕迹。 ㉔《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道藏·洞神部·众术类》清二页1～页8）《朱砂篇》末，见有这样的记述：“余自开元间二十余年，专心金鼎，颇悟幽微。”由此可知，《张真人金石灵砂论》当为唐代丹书。《张真人金石灵砂论》中见有用《龙虎经》的经名引用《参同契》经文的现象。如《白金诀》：“《龙虎经》曰：白虎为敖枢，青龙与之俱（彭晓本《参同契》二十九章）。”《真汞篇》：“《龙虎经》曰：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彭晓本《参同契》七十六章）”。《释还丹篇》：“《龙虎经》曰：金来返本初，乃得称还丹（彭晓本《参同契》四十章）”、“《龙虎经》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彭晓本《参同契》六十八章）。” ㉕《道枢》卷三十二《参同契上篇》中与《还金术》相当的部分（《道藏·太玄部》诚八页23）：“魏先生曰：三五与一，天地至精”，“神农氏曰：知白守黑，可以不死。何谓也。白者金之精也，非世之所谓金也。黑者水之基也，非世之所谓汞也。铅者其外黑，其内金花。金花者，青龙也。其卦为乾，居于木位，其数三者也。被褐怀玉，外为狂夫。斯为白虎也。”如把这部分文字，与《还金术》的《道藏》本和《云笈七签》本相校，就会发现，《道枢》本的《还金术》部分中，《金碧潜通经》和《龙虎经》的文献名都已消失，只用上述“魏先生曰”和“神农氏曰”的形式，引用了“三五与一，天地至精”、“铅者（其）外黑，被褐怀玉”等《参同契》经文。 ㉖《道枢》卷八《内景篇》（《道藏·太玄部》笃七页4～页9），是梁丘子《黄庭内景玉经注》（《道藏·洞玄部·玉诀类》推七页3～推九页20或《修真十书》本即《道藏·洞真部·方法类》菜十一页1～重二页18）的节录，同卷八《外景篇》（同笃七页9～页13），是《修真十书》所收梁丘子《黄庭外景玉经注》（《洞真部·方法类》重三页1～重四页11）的节录。《道枢》卷四＜西升篇＞（《道藏·太玄部》笃三页1～页3），是《西升经》（《道藏·洞神部·玉诀类》慕三页1～慕五页18）第16章至第39章的节录。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六《子部》五十六《道家类》《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朱子作《参同契考异》，其章次并从此本。《永乐大典》所载《参同契》本，亦全用晓书，而以俞琬（琰）诸家之注，分隶其下。”（中华书局1992年，P.1248）并参照第一章注④ ②参照第一章注⑩⑫⑬。 ③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附录＜明镜图诀＞后，见有彭晓的“《参同契》者，参，杂也，同，通也，契，合也。……阴君曰：莫辞得失，一志而修还丹，乃可冀也”的后序，并附有“时孟蜀广政十年，岁次丁未，九月八日，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序”的“自署”（《道藏·太玄部》容六页9～页10）。此处所见的彭晓“自署”，实际上还含有后蜀孟昶朝廷的“朝散郎”彭晓是否会把后蜀称为“孟蜀”的文献辨疑问题。本稿暂无暇深入考辨这一问题。 ④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附录《鼎器歌》后的《赞序》与《明镜图》（《道藏·太玄部》容六页5～页6）之间，存有“建宁府建阳县主管劝农公事借绯”鲍仲祺在“嘉定元年戊辰（1208）十一月五日”写的跋文：“彭义（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亦为近世浅学妄更，所以若是今，秘阁所藏，民间所录，差误衍脱，莫知所从。近者，晦庵朱先生，尝隐名而为之雠定。考辨正文，引据有理，颇得其真，可以依据。独《分章义》解，绝无善本。临安郑焕所校，自谓详备，而尤多舛误。……因合众本，为之校定。其于正文，多从晦庵之旧。而《通真义》解，大略从郑本。” 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野人闲话》三卷成都景焕撰祷。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序。” 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伪史类》：“《外史梼杌》，皇朝张唐英次公撰。称王建、孟知祥父子，四世八十年，比之公孙述辈，最为久远。其间善恶，有可为世戒者。路振之书未备。治平（宋英宗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中，成此书。” ⑦宛委山堂本《说郛》卷二十八载有景焕撰《野人闲话》残篇。涵芬楼刊《说郛》卷四十五亦载有张唐英撰《蜀祷杌》的残篇。可是，这些残篇中都无法找到有关彭晓的记述。 ⑧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九《子部十》：“近人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九曰：《参同契》世传彭晓注，然多不详。宋正一道士陈葆光《三洞群仙录》（《道藏·正一部》二十卷）引《野人闲话》云：祠部员外郎彭晓，字秀川，自号真一子。……宰金堂县，则恒骑一白牛于昌利山往来。有会真之所，往往有白鹤飞鸣前后。晓注《阴符经》《参同契》。每符，谓之铁扇子。有疾病者，饵之则愈。（按见《群仙录》卷十二）是其事实也。”现存《三洞群仙录》卷十二（《道藏·正一部》设二页17）见有从《野人闲话》引用的以《秀川铁扇》为题的彭晓传记。 ⑨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二卷第六章第七节《彭晓的生平及其内丹思想》，从［元］赵道一编纂的《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三引用了《程（彭）晓》传的彭晓“注《阴符经》《参同契》《金钥匙》《真一诀》”等记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P.521）。从《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四十三＜程（彭）晓＞传（《道藏·洞真部·记传类》鳞十一页6）的文献出处中知道，《程（彭）晓》传是出自《蜀祷杌》的（“出《蜀祷杌》”）。 ⑩张君房《云笈七签》序（《道藏·太玄部》学一页1）：“除著作佐郎，俾专其事（修校秘阁道书《太清宝蕴》）。于时尽得所降到道书，并续取到苏州旧《道藏》经本千余卷，越州、台州旧《道藏》经本亦各千余卷，及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较异同以铨次之，仅能成藏都卢四千五百六十五卷。……题曰《大宋天宫宝藏》，距天僖三年（1019）春写录成七藏，以进之”，“旨意宁远，因兹探讨，遂就编联，掇《云笈》七部之英，略《宝蕴》诸子之奥，总为百二十卷。” ⑪与《无上秘要》《三洞珠囊》等道教类书相比，《云笈七签》已设立了《金丹诀》《金丹》《金丹部》《内丹诀法》《内丹》等文献部门（卷六十三～卷七十三）。这些内、外丹文献部门，收载了《太清金液神丹经》（卷六十五《金丹诀》）、《九还金丹》（卷六十八《金丹部》）、《古龙虎歌》（卷七十三《内丹》）、《金丹金碧潜通诀》（卷七十三《内丹》，即今《古文龙虎经》）和彭晓自作的《还丹内象金钥匙》（卷七十《内丹诀法》）等丹书，可是，在这些文献部门中，找不到任何与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有关的痕迹。 ⑫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庆历崇文总目 庆历元年（1041）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二十卷。”从《玉海》的记述中知道，《崇文总目》完成于庆历元年（1041）前后。《崇文总目》卷四＜道书类＞著录了《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诀》、《参同契太易志图》、《参同契太易丹书》、《参同契太易二十四气修炼大丹图》、《参同契心鉴》（郑远之撰）、《阴阳统略参同契》（徐从事）等《参同契》类注本和刊本，可是，其中也找不到关于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存在的痕迹。 ⑬《道藏》所见《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岁八）、《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律一～律五）和《修真十书》本《悟真篇》（《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李八～柰三）前，都附有北宋熙宁乙卯（1075）的张伯端自序。一般的研究者，都是根据这一张伯端自序来确认《悟真篇》的成书年代（北宋熙宁乙卯1075年前后）的。柳存仁＜张伯端与《悟真篇》＞（《吉冈博士还历纪念道教研究论文集》国书刊行会1977年，P.791—P.803），从见于《紫阳真人悟真篇直指详说三乘秘要》的白云子《悟真篇》序提到的陈达灵与张伯端孙子的关系推算，认为张伯端的生卒年应为1076年～1155年，并认为《悟真篇》的成书时期，也应推迟到南宋初期。但是，柳存仁论说的结论，是由间接的情景证据推出。所以在寻找到直接证据之前，任继愈（《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P.497）、卿希泰（《中国道教史》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P.750）、陈兵（《金丹派南宗浅探》，《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4期，P.36,P.39）、吾妻重二（《悟真篇的内丹思想》，载《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年，P.601）等研究者遵从张伯端自序的姿态，应该说是合适和正确的。 ⑭《悟真篇》张伯端自序（《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本）：“所得成律诗九九八十一首，号曰《悟真篇》。内七言四韵一十六首，以表二八之数，绝句六十四首，按周易诸卦，五言一首，以象太一之奇。续添＜西江月＞一十二首，以周岁律。……又觉其中惟谈养命固形之术，而于本源真觉之性，有所未究，遂玩佛书及传灯录，至于祖师有击竹而悟者，乃形于歌颂诗曲杂言三十二首，今附之卷末”（《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13）。从张伯端的自序中知道，《悟真篇》是由八十一首律诗（十六首七律、六十四首七绝、一首五律）、十二首《西江月》词和附在卷末的歌颂诗曲杂言构成。张伯端自序没有提到的《读周易参同契》一文，为《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卷八（戴起宗疏本，同岁八页1）、《悟真篇注释》卷下（无名子注本，同吕三页3～页7）、《悟真篇》（《修真十书》本，《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柰二页13～页16）所收，不见于《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前出）和《紫阳真人悟真篇讲义》（《道藏·洞真部·方法类》吕四～吕十）等注本、刊本，或许是由弟子们收录的张伯端佚文。参照吾妻重二《＜悟真篇＞的内丹思想》（坂出祥伸编《中国古代养生思想的综合研究》平河出版社1988年，P.600～P.627）。 ⑮如去考察《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戴起宗本）卷八所收《读周易参同契》一文，就会发现，文中完全没有引用通行本《参同契》（与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形态）的经文，文中强调的“乾坤－五行”“虚无－两仪－四象八卦”的卦爻构造，也与通行本《参同契》（如彭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强调和重视“乾坤、坎离”的倾向不同。当然，即使去考察包括《读周易参同契》在内的《悟真篇》所有的诗词、歌颂、杂言、佚文，也仍无法寻找出《悟真篇》与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本的任何思想和文献上的关连。此外，《道藏》所见能够确定成书年代的宋代丹书《龙虎还丹诀颂》（北宋太宗年间，《道藏·太玄部》唱八页1～页16）、《真人高象先金丹歌》（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道藏·太玄部》唱五页1～页9）、《还丹众仙论》（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道藏·洞真部·方法类》珠五页1～页19）等的情况，也相同。 ⑯《道枢》卷六《虚白问篇》：“真一子曰：此真铅之精，天地之根，阴阳之祖”（《道藏·太玄部》笃五页1）。从《云笈七签》卷七十《内丹诀法》所收彭晓《还丹内象金钥匙·黑铅水虎论》中的“（黑铅水虎者）乃玄妙真一之精，天地之母，阴阳之根”、“真铅则天地之根，万物之母”（《道藏·太玄部》从十页1～页2）等论述来看，《虚白问篇》的引文，应该是出自《黑铅水虎论》。可是，除了《虚白问篇》的这段引文之外，在《道枢》（四十二卷）所收一百一十八篇道书中，找不到任何与彭晓和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关系。 ⑰参照第一章注⑤。 ⑱赵与时《宾退录》卷六：“（曾慥）盖矜多衒博，欲示其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赵与时《宾退录》未见。此处的引文，转引自王利器《晓传书斋文史论集》中＜曾慥《百家诗选》钩沉＞一文（中文大学出版社1989年，P.280～P.281）。 ⑲《道藏》本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的鲍仲祺跋文：“此书（《参同契》）作于汉世，词意奥雅，类多古韵。其后读者浅闻，妄则更改。至五代末，彭晓为之分章义解，诚可谓佐佑真经矣”。（＜太玄部＞容六页5) 【注释】 ①郑樵《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道家一》设立了《老子》《庄子》《阴符经》《黄庭经》《参同契》等道书子目。 ②《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把《老子化胡经》与《老子始终记》《混元皇帝升天记》等一起著录在《道家二》的《记》目中，把《混元圣纪经》《老子西升经》著录在《道家二》的《经》目中。而《道家一》的《老子》子目中，只著录了《老子道德经》的河上公注、严遵注、王弼注、钟会注、羊祜注、刘仲融注、陶弘景注、鸠摩罗什注、李荣注、唐明皇注、成元英注等九十种《老子道德经》的注本、刊本。 ③《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道家一》的《参同契》子目中，著录了魏伯阳著《参同契》、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和《阴阳统略参同契》《参同契合金丹行状十六变通真诀》《参同契太易志图》《参同契太易丹书》《参同契五相类》《金碧五相类参同契》《参同契金碧潜通诀》《参同契太丹次序火数》《参同契还丹火诀》《参同契特行丹》《参同金石至药论》等十九种（三十一卷）《参同契》类的注本和刊本。元末的黄瑞节在朱熹《参同契考异》附录的按语中说：“《参同契》注本，凡一十九部三十一卷，其目载夹漈郑氏《艺文略》”（《道藏·太玄部》容一页1），似乎把这十九部刊本，看成是《参同契》（同一部经典）的注本。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子部－道家类》的彭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提要，也把郑樵著录的《参同契》类刊本，说成是“注本一十九部”（中华书局1992年，P.1248）。可是，从郑樵著录的书目来看，这些文献，与其说是同一部经典的注本，还不如说是与《道枢》本《参同契》类似的文献群。 ④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汪刻衢本的自序中知道，《郡斋读书志》成书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前后（1151）。《郡斋读书志》卷十六《神仙类》：“彭晓著《参同契》三卷右汉魏伯阳撰。按《神仙传》，伯阳会稽上虞人。通贯诗律，文辞赡博，修真养志，约《周易》作此书。凡九十篇。徐氏笺注。顺帝时，以传同郡淳于叔通，因行于世。彭晓为之解。隋、唐书皆不载。按唐陆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参同契》，言字从日下月。今此书有日月为易之文，其为古书明矣。”《郡斋读书志》之前的宋代书目都未见对彭注本的著录。 ⑤南宋嘉定戊寅（1218）成书的龙眉子《金液还丹印证图·后识》：“顺理广益子刘真人……绍兴戊午（1138）刘遇悟真，得其道，愿力不能成，遂刊彭真人《参同契义疏》，隐于市朝，方便接引（《道藏·洞真部－灵图类》调六页16）。至元元年成书的戴起宗《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的戴起宗夹注：“刘永年，自号顺理广益子。于绍兴壬申年（1152）刊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其自序云：《参同契》喻金丹机要备矣。……起宗及见其所刊之本”（《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4）。从上述戴起宗的记述和戴起宗所见的刘永年刊本、自序来看，刘永年确实在绍兴壬申（1152）刊行了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 ⑥从《紫阳真人悟真篇注疏》戴起宗序文的“自叶文叔未注之前，道传于师，无注其义者”的记述（《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岁一页1）来看，《叶文叔注》应该是《悟真篇》最初的注解。从《紫阳真人悟真篇直指详说三乘秘要》＜薛紫贤事迹＞翁葆光的“叶文叔注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的记述（《道藏·洞真部·玉诀类》律六页16）中知道，《悟真篇·叶文叔注》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修真十书》第五书《悟真篇》所存《叶文叔注》：“真一子曰：或阳火过刻，水旱不调，则凝冬变为大暑。或阴符失节，寒暑相侵，则盛夏反为浓霜。金宫既砂汞不萌，一鼎则虫螟互起。大则山崩地圯，金虎与木龙沸腾，小则雨暴风飘，坎男共离女逸”（《道藏·洞真部·方法类》李九页17）。《参同契分章通真义》第四十四章的彭晓注文：“阳火过刻，水旱不调，则隆冬变为大暑。阴符失节，寒暖相侵，则盛夏返作浓霜。金宫既砂汞不萌，一鼎乃虫螟互起。大则山崩地圯，金虎与木龙沸腾，小则雨暴风飘，坎男共离女奔逸”（《道藏·太玄部》容四页3）。《叶文叔注》的这一引文，应该是南宋文献所见对《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彭晓注文的最初的引用。 ⑦《通志》卷六十七《艺文略》第五《道家一》的《参同契》子目，著录了彭晓撰《参同契明鉴图》和《参同契分章通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