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般认为，丹经《参同契》是东汉后期（桓帝、顺帝时）魏伯阳完成的道教丹鼎派最初的理论著作①。
  丹经《参同契》，虽然文意古奥，极其难解，可是，时至今日，研究者们已在文献批判和思想把握等层面，对《参同契》展开了研究和探讨。
  福井康顺曾在《道教经典检证和探讨——＜周易参同契＞》一文中，检证和探讨了言及《参同契》的诸经典（《神仙传》《经典释文》《真诰》《初学记》等）所包含的问题，从文献批判的角度，推导出“《参同契》并没有明确的定本”、魏伯阳这一人物“实际上并不存在”等疑古式的结论②。
  陈国符曾长期从事《道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的研究。陈国符曾在《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内丹外丹》等论著中，揭示出隋唐以前的丹书（如葛洪《抱朴子》、陶弘景《登真隐诀》等）从不引用《参同契》和魏伯阳之说的事实，对东汉丹经《参同契》对隋唐以前丹书产生的实际影响，表示了怀疑③。
  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的很多内容，可以说是在为陈国符提出的“《道藏》太玄部两种外丹类《参同契》注本是唐代注本”的论说立证。孟乃昌检证了《道藏》中二十六种丹书的《参同契》引文，为陈国符（在《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中）提出的上述论说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证据。陈国符和孟乃昌的论说，也可说是对五代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是现存最古的《参同契》注本的定说提出的质疑④。
  上述的论考，都以五代以前《参同契》文献的基本情况为基础，在《参同契》研究领域中，留下了各自的成果。可是，这些论考，几乎都没有触及五代以后道教文献与《参同契》文本的关系，几乎都没有触及五代彭晓注《参同契分章通真义》成书以后的《参同契》文献的实际情况。
  吾妻重二曾在1984年的《日本中国学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的论文。吾妻的论文，以现存朱熹的诗文、书信、语录及相关文献为基础，按照朱熹提供的《参同契》文本和朱熹注解的本来面貌，对《考异》这一宋代文献进行了缜密的解读，通过对著书主旨暧昧不明的《参同契考异》的研究，接近了宋元时代《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吾妻的论文，朝着阐明宋元时代《参同契》文献实态的方向，跨出了踏实的一步⑤。
  柳存仁曾在1993年的国际朱子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朱熹与＜参同契＞》的参会论文。柳存仁在该论文中，从《参同契》的文献性质和历史定位的角度，特别是从各个时代对《参同契》认识的变迁（内丹、外丹、房中等）和汉代象数易学史的角度，检证、探讨了朱熹撰写《参同契》注解的主旨和目的。柳存仁的论文，对《参同契考异》（这一南宋时期道教文献）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为理解和把握南宋时期道教丹经、丹诀和《参同契》刊本、注本的真实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⑥。
  可是，吾妻重二和柳存仁的研究，没有从《参同契考异》与南宋时期其他《参同契》注本、刊本的关系，没有从《参同契考异》与南宋时期其他丹经、丹诀的关系，去探讨和把握朱熹撰写《参同契》注解的目的和意图，没有对南宋中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参同契》文献和道教文献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本书吸收了上述有关《参同契》研究的成果，考察了朱熹《参同契考异》成书前与成书后南宋时期道教文献和《参同契》注本、刊本的情况，检证了朱熹《参同契考异》对宋末元初《参同契》注本、刊本带来的实际影响，试图通过这些研究和考察，去确定朱熹《参同契考异》在南宋《参同契》文献演变史中的地位，去确定《参同契考异》这部儒学家撰著的道教文献在思想史和文献史中的定位，并由此去把握宋元时期《参同契》注本、刊本的真实情况。

【注释】 ①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章第1节第25页有这样的记述，“《周易参同契》是流传至今的道教丹鼎派最早的理论著作”，“该书由魏伯阳完成，其时在（后汉）顺帝、桓帝之际”。该书对《参同契》的看法，应该是该书编纂者们（任继愈、牟钟鉴、羊化荣、陈兵等）在完成了《道藏提要》等基础研究以后提出的当时对《参同契》的基本见解。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卷第2章第2节，也以葛洪《神仙传》和陶弘景《真诰》的材料为依据，认为《参同契》是东汉末年的丹书。此前，马叙伦、福井康顺、陈国符等持有不同的看法。 ②《道教经典检证和探讨——＜周易参同契＞》，载《福井康顺著作集》（法藏馆昭和62年）第二卷《道教思想研究》。福井康顺在该论著中，论证了言及魏伯阳和《参同契》的《神仙传》《抱朴子》等文献所包含的问题，认为“魏伯阳这一人物，恐怕只是子虚乌有，实际上并不存在”（P.272），并在论考了《经典释文》所引“虞翻注”和《初学记》所引“《参同契》经文”的问题后，以“难以找出（《参同契》）原本”为理由，得出了“《参同契》没有明确的定本”的结论（P.273—P.275）。 ③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说周易参同契与外丹内丹》，载《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89年）。《中国外丹黄白术考论略稿》论述说：“东晋葛洪《抱朴子》述金丹，不用阴阳五行之说，不用龙虎、真铅、真汞等名词，亦不援引《参同契》《龙虎经》等。梁陶弘景主《上清经》法，此法以存思为主。但弘景又炼九转金丹。其所纂《真诰》《登真隐诀》亦不用阴阳五行之说，亦不用龙虎、真铅、真汞等名词，亦不援引《参同契》《龙虎经》等”（P.390）。《说周易参同契与外丹内丹》也论述说：“东晋葛洪《抱朴子》述金丹，不援引《参同契》或魏伯阳之说”，“梁陶弘景炼九转神丹。其所纂《真诰》《登真隐诀》，亦不援引《参同契》或魏伯阳之说”（P.438）。 ④参照孟乃昌《周易参同契考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章《＜周易参同契＞通考》的第1节《炼丹原著引文》和第2节《最古的注文和正文》（P.1—P.29）。 ⑤参照吾妻重二《关于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日本中国学会报》36号，1984年10月，P.175—P.190）。 ⑥参照柳存仁《朱熹与＜参同契＞》（《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P.819—P.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