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藥品是生物科技，我經營藥品企業也要用科技，但是要用人文的思想與科技結合，因為這個世界是科技與人文對話的世界。
早一步學到的事
2019年臺灣大學杜鵑花節，我應邀在臺大藥學院為校友演講，分享我在創業和推動文化教育的經驗。2009年3月，臺大出版的臺大人叢書社會領袖系列「挑戰創新：臺大創業家」一書中，以「藥學界的源頭活水」為題介紹我的專訪。這期間無數有關創業與企業經營的對外分享中，我最強調的是企業文化。
在創業成立文德藥業之前，我先在日商藥業「藤澤藥品公司」工作12年，日本企業對於人文素養的培養，讓我感受深刻且深受影響。
應徵日本公司時，負責面試的是日本老闆的女婿，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他問我最有興趣的是什麼，我說圍棋。他聽了非常興奮，因為他也很喜歡圍棋，面談越談越熱絡。
大學課外活動中，我投入最深的是圍棋。大一暑假，只大我一歲的旅日棋手林海峰，得到職業圍棋界最高榮譽之一的名人賽頭銜，臺灣興起圍棋風潮，臺大校園也風起雲湧，幾年內我幾乎天天都排出時間學圍棋、下圍棋，沒想到畢業後用得上。
醫學院時期，由於對學習的求知若渴，以及有意識的廣泛觀照，我還到法律系去旁聽日文課，後來對於進入日商和後來的職涯發展，都有正面的助益和影響，也算另一件無心插柳。
我小時候可以說「做了半年日本人」，因為我是1945年4月出生，那時臺灣還由日本統治，直到10月臺灣才光復，所以我出生時取了日本名，到現在我母親仍以「茂」的日語叫我，我剛學講話的時候也是先學日語，後來雖然忘了，但仍常常聽父母親講日文，我進小學和中學時，也常聽到有些老師用日語交談，因為他們都是在日本時代受教育。
那時臺大醫學院不少老師私下談話也是用日文，他們大部分曾留學日本。當時校方可能顧慮整個醫學院太偏日本化，所以醫學院都沒有開日文課，只有在法學院等其他系有開日文選修。
讀大學旁聽日文課時，老師的教法主要是背日文，我背誦的能力很強，但是會話還不行，進日本公司時日文程度不足與人對話，初期公司會安排一位翻譯幫忙協助我們溝通日本語，出去拜訪客戶的時候沒辦法帶翻譯去，當日本同事與臺大醫院醫生客戶講日本話，我就在旁專心聽，拜訪結束喝咖啡吃午餐時我趕緊請教同事剛剛的內容，聽不懂就先筆談，慢慢熟悉生意上的對話，4、5年後我才可以用日語與人談生意。
在藤澤剛開始是擔任業務代表，由於我是臺大畢業，主要負責的就是臺大醫院的業務，後來轉任董事長的coordinator（協調職），扮演開發與協調的角色，讓我有機會深入了解日本企業經營的文化，也因為常常赴日本和高層管理階級溝通共事，很多臺灣尚未接收到的先進觀念技術，都早一步學到。
日本公司的規劃能力比臺灣同業領先很多，他們教我很多，因常到日本出差，直接接觸日本藥界的最新發展，包括了解醫藥學會組織如何運作。後來臺灣的醫藥業生態也發展成類似日本的樣子，所以等於我提早了5到10年學到這些，對我日後在創業和推動其他工作都有很大助益。
日本公司對赴日出差的員工，有一套完整訓練方式，出差不是只有開會，而是融入他們的工作團隊，要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且要到每一個部門去學習，讓你了解整個企業的運作方式。
日本企業文化
在日本公司的後幾年，學到更多的是重視人文的企業文化。那時候上班觀察到很多人情義理和文化差異，例如美國人談事情時Yes與No分得很清楚，日本人開會時不會講你對或錯，而是用比喻，問東西時不會直接問「這是茉莉花嗎？」，而是會問「這是什麼東西？」
臺灣的老闆問員工事情會說「我認為這事情是這樣，你認為對不對？」，但是日本人的老闆用問的，問「這是什麼？你認為呢？」，不會先把他的答案講出來。你講什麼他也不說你錯，他就一直點頭，點頭不表示同意你，只表示他聽到了。
在日本，大老闆跟你開會，他不會講「我告訴你們這是我的政策，我一定要這樣做」，他就說「最近什麼事情」，抛一個火焰給你看，抛出去看你怎麼看這件事情，日本的文化是很模糊的，但是每個員工會睜大眼睛看，會去搶著看。
日本人說你的天線要拉起來，也是這個意思。很多人出去上班天線並沒有拉起來，沒有收到周圍的聲音及訊息。
如果以打球做比喻，日本人企業的員工是一起打籃球，每個人搶著做，中國人的公司員工是打躲避球，老闆叫你做事，每個人都躲開，「你做啊，我認為你做」，而美國人企業是打高爾夫球，每人打自己的球。
日本人分不清這工作誰做，老闆沒有講很清楚，我在那邊一直觀察，為什麼這個人明明做這個事怎麼問我談那件事，他們工作的分際不是很清楚，但是不清楚也不表示可以不負責任，大多數人還是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很多人會去搶著做，所以一個老闆有很多人為他達成目標，不只靠一個人。
這是日本企業的文化，但同時也有很清楚的目標管理。當時臺灣企業還沒人在談目標管理，我已在日本學到目標管理的三個精神，一是要有目標意識，目標要很清楚。第二是達到目標的過程要有問題意識，不能一直衝，隨時注意有什麼問題，一有問題就要解決。第三個是要有啟發意識，能具備「自我啟發」的能力，任何事情舉一反三還不夠，要能舉一反十，就是你學到如何解決問題，你不能人家教你一個你懂一個，那來不及，學一個你要舉三舉十，這叫啟發，懂得啟發自己。
日本的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底蘊是接近的。日本人喜歡學漢字，也喜歡學德文。德國人的心態也與日本人很像，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很像，思維很像。
日本藤澤公司特別派日本主管來臺灣拜訪客戶，拜訪醫院醫生客戶講話的時候，一開始不會先講生意，大家見面都先談「最近東京怎麼樣，日本有哪些新的事情發生」，臺大的醫師很多都是留日的，很喜歡這些話題。
日本主管來臺大醫院拜訪，也去找許多基礎醫學科的醫生聊，一開始我覚得很納悶，因為基礎科不是用藥單位。日本主管告訴我，不能太現實，企業的發展要靠很多人的智慧和很多的創意，新藥的發展也是這樣，跟這些基礎科的醫師相處，也可以多了解醫藥發展的新訊息。
後來，我也與各科醫師都熟悉起來。我去跑業務的時候，不只去跑臺大醫院拜訪醫生，也回臺大醫學院去拜訪原來的系所老師。
心靈上的啟蒙
日本人的作法，講求人性，講人性化並不是現實化，這點體會對我創業經營文德也很重要，對我後來推展朱子文化也影響很大。
藤澤日本公司裡有一位澤口先生，特別在心靈上給我很大的啟蒙，他很注重每一個產品的發展脈絡，把產品當藝術品在銷售，他告訴我，所謂藝術品就是不能仿製，「你銷售的方法要讓別人不能仿製，變成藝術品」。
澤口先生教我有關抗生素的思維，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思維。他認為，抗生素不只是物，抗生素用於病人，所以要先去找病人，「他是什麼病？是不是適合這個抗生素？病人生活在哪裡？由什麼醫師在照顧？那位醫師是什麼科？為什麼用這種抗生素？」要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整件事。
例如有一個病人心臟病開完刀後，要做好幾天的預防感染，澤口問我：「臺大醫院你那麼熟，心臟外科開心臟一個星期開幾個刀？」我答不出來，因為以前我沒有思考這個問題。
當時我以為推銷藥品只是找醫生就好，沒有考慮到病人。澤口先生卻會考慮一週開幾個刀，因為那時候藤澤的抗生素是做預防感染的，開刀會有細菌感染的風險，開刀前就要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用量和醫生的開刀時間次數有關，我答不出來，因為我從來沒有這個思維，澤口就教我從病人的角度出發，從疾病角度出發，從細菌角度出發，而不是一味的去找醫生推銷藥，這種思維對我啟發很大。我認為這就是人文素養。
我去日本學的並不是教你賺多少錢，而是教你人文關懷，教你這個藥是怎麼樣的人需要它，他是怎麼樣的病，有什麼細菌感染，他為什麼這樣做。
那是1970年代，當時臺灣醫藥界普遍還沒有這種想法，我覺得日本的想法比臺灣進步30年。藥本身最後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要研究人。藥劑師也是一樣，有人來領藥，確認病人姓名、生日對不對就給藥，這樣還不夠，不能只是交「物」，還要有對話，例如告訴病人：「藥裡面有一個要特別注意喔」。
澤口先生對同仁也很用心。在日本期間，週末時他會開車帶我四處參觀，也會請我去他家。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去他家，隔一個星期我就要回臺灣，晚餐過後，他太太把她身上帶的精緻別針，當場拿下來，說要送給我太太，「請轉交你太太」，這一份情誼令我很感動。
澤口先生是我在業務能力，以及心靈成長方面有很大幫助的翻轉關鍵。
圍棋與易經
我也觀察到，日本企業文化的深層根基來自中華文化，例如圍棋和易經文化。
我本身會下圍棋，以前很多老一輩的醫藥界人士也喜歡下棋，我去拜訪醫院，院長一看到我，我們先下一盤棋，要講話要推銷，先下完棋再說。
圍棋與象棋最重要的不同在於，象棋有標示每一個棋子是什麼身分，將士象車馬炮兵卒，走的方式都是固定的，兵只能走一步，馬只能走日，象只能走田，象不能過河，士只能在那框框裡面走，局限度很大，而圍棋只有黑與白，卻是海闊天空，拿起一個個棋子你要落在哪裡都可以，所以企業要用圍棋的精神。
西方人的企業是象棋的精神，「這是經理，」從座位和講話你就聽得到他的位置高或低。而日本的企業是圍棋的精神，在日本人的公司，開會時看不出一個人的職位，部長坐在那裡你也不知道他是部長，他講話口氣你也聽不出來，只能看出每個人是黑或白而已。
象棋的精神是廝殺，圍棋的精神則是圍地，不是把對手消滅，所以有人說，不能滅掉小偷，沒有小偷，警察不就都在睡覺，喪失功力，小偷越強，警察才越強，敵人越強你就越強，企業也是，你把競爭者毁掉，你自己也活不了多久。
你看下棋，只有黑白，有時你看不出脈絡，看不出來到底誰圍誰，厲害的人就知道「我被圍了，趕快求生」，求活要趕快做兩個眼，有兩個眼就能活，你把我這口氣堵住我還可以逃，可以做活，可以無中生有。企業就是要活，要兩口氣。
另一方面，老子說柔弱勝剛強，越強大者可能越衰弱。例如亡秦者秦，日本也是因為到處打仗，從打中國打東南亞，一直打到夏威夷打到美國，打到最後大敗。
棋子的黑白，黑代表陰，白代表陽，陰陽學說也是《易經》的道理。
所謂成功的人「有兩把刷子」，是哪兩把？為什麼不是三把或四把？兩把就是陰和陽，你做什麼事都有陽有陰。陰不一定不好，陰是柔弱可以勝剛強，陰陽要併濟，講話也是一樣，做事情也一樣，要陰陽調和。
《易經》陰陽之說可上溯到6500年前，伏羲黃帝發明八卦，過了3500年到周文王將兩個八卦重疊為64卦。日本從軍閥割據時代一直到現在都是依照易經運作，週曆就是用陰陽五行，星期日是日，星期一是月，一個星期是星期日開始算，陽太陽出來，開始五行，一年的開始是4月，四月在易經就是乾卦，天打開來，而10月是坤卦為地，4月開始到9月就是前半年，10月到明年的3月這是後半年，公司內部經營根據大氣的自然時令而運行。
在日本公司，工作做完自己要寫「濟」這個字，表示這個工作已經完成。原來這也是引用《易經》，《易經》的「既濟」卦就是完成，「未濟」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日本把《易經》文化用在企業經營，我也因此潛移默化，想不到後來自己做企業，又學《易經》，又學朱子文化，一串聯起來，浩瀚無垠。
《易經》11卦是泰卦，12卦否卦，任何公司處在泰卦很得意的時候，生意做好就要小心，泰卦進入否卦這是一步之遙而已。另一方面，公司面臨困難不要抛棄，自然會否極泰來，但是要忍耐，因為第12卦否繞一圈經過64卦才會回來11卦泰，所以需要時間，需要克服障礙。《易經》告訴我們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好的時候要小心，可能馬上變不好，不好的時候要忍耐，要沉澱，要低調，走過來，做企業都是這樣，不可毛躁，就有機會生生不息。
這就是日本企業經營的思維，無極而太極，因無極而無限大。韓國也一樣，韓國國旗有八卦，韓國飛機的LOGO也是用太極。
《易經》是我國古代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一部巨著，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解讀陰陽的交替變化，描述世間萬物，可稱為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
周文王作《易經》之後，孔子編了《易傳》解釋《易經》。在秦始皇時期，《易經》因被列為占卜醫術之書而倖免被焚書，才能流傳到後世。再經過1680年後，那時代的人難以理解易的道裡，朱熹又編了《周易本義》。
千百年來，易經對我國的哲學、史學、文學、宗教、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今我們的學校教育沒有學《易經》，很可惜，我認為小學就要教陰陽的學說，中學應學八卦，到大學要學易經，出社會在各方面用得到。我經營文德企業，就用《易經》的方式來經營。
早一步學到的事
2019年臺灣大學杜鵑花節，我應邀在臺大藥學院為校友演講，分享我在創業和推動文化教育的經驗。2009年3月，臺大出版的臺大人叢書社會領袖系列「挑戰創新：臺大創業家」一書中，以「藥學界的源頭活水」為題介紹我的專訪。這期間無數有關創業與企業經營的對外分享中，我最強調的是企業文化。
在創業成立文德藥業之前，我先在日商藥業「藤澤藥品公司」工作12年，日本企業對於人文素養的培養，讓我感受深刻且深受影響。
應徵日本公司時，負責面試的是日本老闆的女婿，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他問我最有興趣的是什麼，我說圍棋。他聽了非常興奮，因為他也很喜歡圍棋，面談越談越熱絡。
大學課外活動中，我投入最深的是圍棋。大一暑假，只大我一歲的旅日棋手林海峰，得到職業圍棋界最高榮譽之一的名人賽頭銜，臺灣興起圍棋風潮，臺大校園也風起雲湧，幾年內我幾乎天天都排出時間學圍棋、下圍棋，沒想到畢業後用得上。
醫學院時期，由於對學習的求知若渴，以及有意識的廣泛觀照，我還到法律系去旁聽日文課，後來對於進入日商和後來的職涯發展，都有正面的助益和影響，也算另一件無心插柳。
我小時候可以說「做了半年日本人」，因為我是1945年4月出生，那時臺灣還由日本統治，直到10月臺灣才光復，所以我出生時取了日本名，到現在我母親仍以「茂」的日語叫我，我剛學講話的時候也是先學日語，後來雖然忘了，但仍常常聽父母親講日文，我進小學和中學時，也常聽到有些老師用日語交談，因為他們都是在日本時代受教育。
那時臺大醫學院不少老師私下談話也是用日文，他們大部分曾留學日本。當時校方可能顧慮整個醫學院太偏日本化，所以醫學院都沒有開日文課，只有在法學院等其他系有開日文選修。
讀大學旁聽日文課時，老師的教法主要是背日文，我背誦的能力很強，但是會話還不行，進日本公司時日文程度不足與人對話，初期公司會安排一位翻譯幫忙協助我們溝通日本語，出去拜訪客戶的時候沒辦法帶翻譯去，當日本同事與臺大醫院醫生客戶講日本話，我就在旁專心聽，拜訪結束喝咖啡吃午餐時我趕緊請教同事剛剛的內容，聽不懂就先筆談，慢慢熟悉生意上的對話，4、5年後我才可以用日語與人談生意。
在藤澤剛開始是擔任業務代表，由於我是臺大畢業，主要負責的就是臺大醫院的業務，後來轉任董事長的coordinator（協調職），扮演開發與協調的角色，讓我有機會深入了解日本企業經營的文化，也因為常常赴日本和高層管理階級溝通共事，很多臺灣尚未接收到的先進觀念技術，都早一步學到。
日本公司的規劃能力比臺灣同業領先很多，他們教我很多，因常到日本出差，直接接觸日本藥界的最新發展，包括了解醫藥學會組織如何運作。後來臺灣的醫藥業生態也發展成類似日本的樣子，所以等於我提早了5到10年學到這些，對我日後在創業和推動其他工作都有很大助益。
日本公司對赴日出差的員工，有一套完整訓練方式，出差不是只有開會，而是融入他們的工作團隊，要一起工作一起生活，而且要到每一個部門去學習，讓你了解整個企業的運作方式。
日本企業文化
在日本公司的後幾年，學到更多的是重視人文的企業文化。那時候上班觀察到很多人情義理和文化差異，例如美國人談事情時Yes與No分得很清楚，日本人開會時不會講你對或錯，而是用比喻，問東西時不會直接問「這是茉莉花嗎？」，而是會問「這是什麼東西？」
臺灣的老闆問員工事情會說「我認為這事情是這樣，你認為對不對？」，但是日本人的老闆用問的，問「這是什麼？你認為呢？」，不會先把他的答案講出來。你講什麼他也不說你錯，他就一直點頭，點頭不表示同意你，只表示他聽到了。
在日本，大老闆跟你開會，他不會講「我告訴你們這是我的政策，我一定要這樣做」，他就說「最近什麼事情」，抛一個火焰給你看，抛出去看你怎麼看這件事情，日本的文化是很模糊的，但是每個員工會睜大眼睛看，會去搶著看。
日本人說你的天線要拉起來，也是這個意思。很多人出去上班天線並沒有拉起來，沒有收到周圍的聲音及訊息。
如果以打球做比喻，日本人企業的員工是一起打籃球，每個人搶著做，中國人的公司員工是打躲避球，老闆叫你做事，每個人都躲開，「你做啊，我認為你做」，而美國人企業是打高爾夫球，每人打自己的球。
日本人分不清這工作誰做，老闆沒有講很清楚，我在那邊一直觀察，為什麼這個人明明做這個事怎麼問我談那件事，他們工作的分際不是很清楚，但是不清楚也不表示可以不負責任，大多數人還是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感，很多人會去搶著做，所以一個老闆有很多人為他達成目標，不只靠一個人。
這是日本企業的文化，但同時也有很清楚的目標管理。當時臺灣企業還沒人在談目標管理，我已在日本學到目標管理的三個精神，一是要有目標意識，目標要很清楚。第二是達到目標的過程要有問題意識，不能一直衝，隨時注意有什麼問題，一有問題就要解決。第三個是要有啟發意識，能具備「自我啟發」的能力，任何事情舉一反三還不夠，要能舉一反十，就是你學到如何解決問題，你不能人家教你一個你懂一個，那來不及，學一個你要舉三舉十，這叫啟發，懂得啟發自己。
日本的文化與中華文化的底蘊是接近的。日本人喜歡學漢字，也喜歡學德文。德國人的心態也與日本人很像，他們對事情的看法很像，思維很像。
日本藤澤公司特別派日本主管來臺灣拜訪客戶，拜訪醫院醫生客戶講話的時候，一開始不會先講生意，大家見面都先談「最近東京怎麼樣，日本有哪些新的事情發生」，臺大的醫師很多都是留日的，很喜歡這些話題。
日本主管來臺大醫院拜訪，也去找許多基礎醫學科的醫生聊，一開始我覚得很納悶，因為基礎科不是用藥單位。日本主管告訴我，不能太現實，企業的發展要靠很多人的智慧和很多的創意，新藥的發展也是這樣，跟這些基礎科的醫師相處，也可以多了解醫藥發展的新訊息。
後來，我也與各科醫師都熟悉起來。我去跑業務的時候，不只去跑臺大醫院拜訪醫生，也回臺大醫學院去拜訪原來的系所老師。
心靈上的啟蒙
日本人的作法，講求人性，講人性化並不是現實化，這點體會對我創業經營文德也很重要，對我後來推展朱子文化也影響很大。
藤澤日本公司裡有一位澤口先生，特別在心靈上給我很大的啟蒙，他很注重每一個產品的發展脈絡，把產品當藝術品在銷售，他告訴我，所謂藝術品就是不能仿製，「你銷售的方法要讓別人不能仿製，變成藝術品」。
澤口先生教我有關抗生素的思維，是以病人為中心的思維。他認為，抗生素不只是物，抗生素用於病人，所以要先去找病人，「他是什麼病？是不是適合這個抗生素？病人生活在哪裡？由什麼醫師在照顧？那位醫師是什麼科？為什麼用這種抗生素？」要從病人的角度去思考整件事。
例如有一個病人心臟病開完刀後，要做好幾天的預防感染，澤口問我：「臺大醫院你那麼熟，心臟外科開心臟一個星期開幾個刀？」我答不出來，因為以前我沒有思考這個問題。
當時我以為推銷藥品只是找醫生就好，沒有考慮到病人。澤口先生卻會考慮一週開幾個刀，因為那時候藤澤的抗生素是做預防感染的，開刀會有細菌感染的風險，開刀前就要使用抗生素，抗生素的用量和醫生的開刀時間次數有關，我答不出來，因為我從來沒有這個思維，澤口就教我從病人的角度出發，從疾病角度出發，從細菌角度出發，而不是一味的去找醫生推銷藥，這種思維對我啟發很大。我認為這就是人文素養。
我去日本學的並不是教你賺多少錢，而是教你人文關懷，教你這個藥是怎麼樣的人需要它，他是怎麼樣的病，有什麼細菌感染，他為什麼這樣做。
那是1970年代，當時臺灣醫藥界普遍還沒有這種想法，我覺得日本的想法比臺灣進步30年。藥本身最後用在人的身上，所以你要研究人。藥劑師也是一樣，有人來領藥，確認病人姓名、生日對不對就給藥，這樣還不夠，不能只是交「物」，還要有對話，例如告訴病人：「藥裡面有一個要特別注意喔」。
澤口先生對同仁也很用心。在日本期間，週末時他會開車帶我四處參觀，也會請我去他家。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去他家，隔一個星期我就要回臺灣，晚餐過後，他太太把她身上帶的精緻別針，當場拿下來，說要送給我太太，「請轉交你太太」，這一份情誼令我很感動。
澤口先生是我在業務能力，以及心靈成長方面有很大幫助的翻轉關鍵。
圍棋與易經
我也觀察到，日本企業文化的深層根基來自中華文化，例如圍棋和易經文化。
我本身會下圍棋，以前很多老一輩的醫藥界人士也喜歡下棋，我去拜訪醫院，院長一看到我，我們先下一盤棋，要講話要推銷，先下完棋再說。
圍棋與象棋最重要的不同在於，象棋有標示每一個棋子是什麼身分，將士象車馬炮兵卒，走的方式都是固定的，兵只能走一步，馬只能走日，象只能走田，象不能過河，士只能在那框框裡面走，局限度很大，而圍棋只有黑與白，卻是海闊天空，拿起一個個棋子你要落在哪裡都可以，所以企業要用圍棋的精神。
西方人的企業是象棋的精神，「這是經理，」從座位和講話你就聽得到他的位置高或低。而日本的企業是圍棋的精神，在日本人的公司，開會時看不出一個人的職位，部長坐在那裡你也不知道他是部長，他講話口氣你也聽不出來，只能看出每個人是黑或白而已。
象棋的精神是廝殺，圍棋的精神則是圍地，不是把對手消滅，所以有人說，不能滅掉小偷，沒有小偷，警察不就都在睡覺，喪失功力，小偷越強，警察才越強，敵人越強你就越強，企業也是，你把競爭者毁掉，你自己也活不了多久。
你看下棋，只有黑白，有時你看不出脈絡，看不出來到底誰圍誰，厲害的人就知道「我被圍了，趕快求生」，求活要趕快做兩個眼，有兩個眼就能活，你把我這口氣堵住我還可以逃，可以做活，可以無中生有。企業就是要活，要兩口氣。
另一方面，老子說柔弱勝剛強，越強大者可能越衰弱。例如亡秦者秦，日本也是因為到處打仗，從打中國打東南亞，一直打到夏威夷打到美國，打到最後大敗。
棋子的黑白，黑代表陰，白代表陽，陰陽學說也是《易經》的道理。
所謂成功的人「有兩把刷子」，是哪兩把？為什麼不是三把或四把？兩把就是陰和陽，你做什麼事都有陽有陰。陰不一定不好，陰是柔弱可以勝剛強，陰陽要併濟，講話也是一樣，做事情也一樣，要陰陽調和。
《易經》陰陽之說可上溯到6500年前，伏羲黃帝發明八卦，過了3500年到周文王將兩個八卦重疊為64卦。日本從軍閥割據時代一直到現在都是依照易經運作，週曆就是用陰陽五行，星期日是日，星期一是月，一個星期是星期日開始算，陽太陽出來，開始五行，一年的開始是4月，四月在易經就是乾卦，天打開來，而10月是坤卦為地，4月開始到9月就是前半年，10月到明年的3月這是後半年，公司內部經營根據大氣的自然時令而運行。
在日本公司，工作做完自己要寫「濟」這個字，表示這個工作已經完成。原來這也是引用《易經》，《易經》的「既濟」卦就是完成，「未濟」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日本把《易經》文化用在企業經營，我也因此潛移默化，想不到後來自己做企業，又學《易經》，又學朱子文化，一串聯起來，浩瀚無垠。
《易經》11卦是泰卦，12卦否卦，任何公司處在泰卦很得意的時候，生意做好就要小心，泰卦進入否卦這是一步之遙而已。另一方面，公司面臨困難不要抛棄，自然會否極泰來，但是要忍耐，因為第12卦否繞一圈經過64卦才會回來11卦泰，所以需要時間，需要克服障礙。《易經》告訴我們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好的時候要小心，可能馬上變不好，不好的時候要忍耐，要沉澱，要低調，走過來，做企業都是這樣，不可毛躁，就有機會生生不息。
這就是日本企業經營的思維，無極而太極，因無極而無限大。韓國也一樣，韓國國旗有八卦，韓國飛機的LOGO也是用太極。
《易經》是我國古代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的一部巨著，表現了中國古典文化的哲學和宇宙觀，解讀陰陽的交替變化，描述世間萬物，可稱為中國文化的百科全書。
周文王作《易經》之後，孔子編了《易傳》解釋《易經》。在秦始皇時期，《易經》因被列為占卜醫術之書而倖免被焚書，才能流傳到後世。再經過1680年後，那時代的人難以理解易的道裡，朱熹又編了《周易本義》。
千百年來，易經對我國的哲學、史學、文學、宗教、自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如今我們的學校教育沒有學《易經》，很可惜，我認為小學就要教陰陽的學說，中學應學八卦，到大學要學易經，出社會在各方面用得到。我經營文德企業，就用《易經》的方式來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