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者利用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强化思想控制的工具，认为一切异端的、叛逆的思想行为，都违反了天理。元以后统治者用朱熹天理与人欲之辨，把“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的一面巩固起来，宣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把一切正邪、是非、美丑、善恶、公私、义利等道德规范纳入天理与人欲的范畴。凡天理便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犯；凡人欲便是大逆不道，革尽除绝。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成为加强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棍棒，扼杀人性。
  存天理，灭人欲造成了两方面的灾祸：一方面是文字狱的大兴。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消除一切不满、反对统治者的意识和言论，即所谓人欲，便从一本书、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个字中罗织罪名，惨杀具有所谓“异端”思想的人。株连所及，何至百人！如自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乾隆朝，制造的文字狱最多。譬如“治平新策案”。江西抚州金溪县生员刘震宇，送自作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给湖南巡抚范时绶，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弘历批：“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立即处斩①。以“居心悖逆”为人欲、为异端而遭惨杀。又如“闲渔、闲闲录案”。江苏华亭县人蔡显，雍正举人。著有《闲闲录》一书，其中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及题友袈裟照有“莫教行讹乌场国，风雨龙王欲怒嗔”等句，被乾隆弘历认为，有心隐跃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被凌迟处死，家属没为功臣之家奴。②此二事，都被苏舆目为邪慝③或异端。《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八辑，收六十五案。遭毁之书，无以计算。近人陈乃乾《焚书总录》载：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二十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总计近三千种。这便是理学灭人欲影响下的后果。
  另一方面的灾祸是以三纲五常为天理，不合三纲五常为人欲。并大力倡导“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推行礼教，受害最深、最烈的为妇女。朱熹祖籍原属安徽婺源，据《休宁县志》载：明代节妇、烈妇为四百余人，清道光年间女子“不幸夫亡，动以身殉、经者、刃者、鸠者、绝粒者，数数见焉”①，“处子或未嫁而自杀，竟不嫁以终身”②者，达二千余人。③朱熹老家江西婺源，节烈、节妇、节孝等牌坊计有一百零七处。县城有一座道光十八年竖的孝、贞、节、烈总坊，记有宋以来节烈、节妇、节孝达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至光绪四年，计有七千一百余人。④
  朱熹长期活动的福建闽南一带，妇女外出要花巾兜面，名曰：“文公兜”；妇女的莲鞋底下添木头，使之步履有声，名曰：“木头屐”⑤。“冠婚丧祭遵文公家礼”⑥，“若民间冠婚丧祭，颇准朱子家礼，虽文质时变，无其悖谬者”⑦。“泉俗吉凶仪节，多依朱子家礼。”⑧“祭奠用朱文公礼”。⑨由于朱熹推行礼教，闽南一带便不敢逆天悖理、犯礼违法，而成为“守礼敦义，溢于阖闾”之乡，如泉州被称誉为“海滨邹鲁”⑩。在道德文明、礼仪文明方面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据《福建通志》记载：就闽南十二个县的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未婚妻守节、夫亡殉节的，明代有三百零七人，清朝六百三十二人。其中同安、晋江、尤溪三县，在明代占二百零一人，清朝占四百五十八人，受朱熹影响最深。晋江城廓的旌表贞节碑坊，触目皆是，有的两碑坊之间仅距三尺。①
  戴震在回答“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时说：“人死不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死于理不如死于法，犯法而死，还有人可怜；死于理，无人怜悯。戴震说：“乌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③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以理杀人”，两者都具有杀人的功能和作用。在这里，理之所以能够杀人，是因为理超越法，也是理与权力相结合而带来的危害。

①《清代文字狱档》第一辑，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民国二十年（1931年）五月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 ②《清代文字狱档》第二辑。 ③苏舆在《翼教丛编序》中说：“乾隆朝若刘震宇，所著书有更易衣服制度诸条。蔡显等书词怨诽，并正刑章。皇灵赫濯，遐迩震慑，邪慝不作，圣学弥昌。”（《翼教丛编》光绪二十四年武昌重刻本） ①《休宁县志》卷一。 ②同上。 ③《休宁县志》卷十六。 ④《重修婺源县志》卷五十。 ⑤《风俗志》，《福建通志》卷二十一。 ⑥《风俗志》，《五夫里志稿》卷二。 ⑦《风俗志》，《同安县志》卷四。 ⑧《风俗志》，《崇安县志》卷九。 ⑨《风俗志》，《泉州县志》卷二十。 ⑩《风俗志》，《晋江县志》卷十。 ①参见罗常培：《朱熹对于闽南风俗的影响》，载国立中山大学语历所周刊一卷四期。 ②《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页。 ③《与某书》，《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