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随着宋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统治集团需要一种理论形态作为一统的思想，以便作为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和衡量正、偏，以及分辨异端邪说与圣人之言的准绳。经过长期的体验、探索和理会，才找到了理学。
  北宋初，统治集团对儒、释、道三教基本上沿袭了唐的兼容并蓄政策。然而，自韩愈儒学中兴以来，继有欧阳修的《本论》之作，思想界对佛、道持批判态度。虽这时已孕育着新儒学——理学，但作为完整理论形态的理学，还没有出现，而旧儒学的礼法刑政尽管被历代统治者所取法，但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却又不及佛、道精致、思辨。即使这样，统治者还是希望有一种学说来一统。当王安石变法时，便主张科举考试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内容范围和评判的标准。他认为，“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①以什么来使学术归一？“帝（宋神宗）尝谓王安石曰：‘今谈经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著经，其以颁行，使学者归一。’〔熙宁〕八年，颁王安石《书》、《诗》、《周礼义》于学官，是名《三经新义》。”②即确定以《三经新义》为内容的王安石新学为统一思想，学校以《三经新义》为教本，科举以《三经新义》为标准答案。这在当时来说是必要的。随着变法的失败，以王安石新学来“一道德”的诏令，马上被废止了。终宋没，没有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学校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一种学说来统一，相反，随着社会的各种冲突愈显尖锐和更加明显暴露出来，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学说来一学术，辟异端，由朱熹集其成的理学，便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
  朱熹在世时，曾意识到了统一思想的必要。他说：“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试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又，出题目，定不肯依经文成片段，都是断章牵合，是甚么义理！……遂使后生辈违背经旨，争为新奇，迎合主司之意，长浮竞薄，终将若何？可虑！可虑！王介甫《三经义》，固非圣人意，然犹使学者知所统一。……岂若今之违经背义，恣为奇说，而无所底止哉！”③“某常说，不当就题目上理会，这个都是道术不一，所以如此”④。因为没有统一思想作为教本和考试标准，所以，新奇诡异之论，违经背义之说，竞相纷出，无所底止。而见学术不一之害，更使学者知所统一的重要。
  宋末至元，随着对于朱熹的尊崇，他的思想的理论价值为统治者所重视，元朝恢复科举取士，便钦定以《四书集注》为考试内容和标准答案。明初，朱元璋、朱棣，都提倡理学。朱元璋诏天下立学，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五经》命题试士。“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沈）《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①都为科举取士标准。朱棣敕胡广等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辑宋元理学诸儒之说。薛瑄说：“《四书集注》、《章句》、《或问》，皆朱子萃群贤之言议，而折衷以义理之权衡，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发挥先圣贤之心，殆无余蕴，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熟读，循序渐进。”②“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③《四书集注》被法典化。
  理学作为一学术、一道德的理论形态。王祎有这样一段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之道，至孔子乃集其大成，……至朱熹氏又集其大成者也。……程氏之道，至朱氏而始明，朱氏之道，至金氏（履祥）、许氏（衡）而益尊用，使百年以来，学者有所宗乡，不为异说所迁，而道术必出于一，可谓有功于斯道矣。”④叙述了自元至明初理学独尊的情况。尽管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流传，但并没有动摇朱学作为统一思想的地位，“当王守仁晚年，朝野犹隐尊朱为正学”⑤。王守仁之所以作《朱子晚年定论》，无非是假朱学来说明自己思想为正学。
  终清代，理学之所以被统治者作为统一思想，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有一个“道统”，二是有补于“治统”。从“道统”方面说，朱熹所创立的新儒学——“理学”，以其思辨的、精致的理论形态代替了浅薄的天命论。把儒家的著作经典化，使儒家真正获得了独尊地位；把孔子抬到了吓人的程度，使孔子成为绝对权威和衡量是非标准。顾炎武有这样一段话：“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①以理学为标志的儒学的一尊地位就绝对确立了，其他思想被目为异端邪说。当然，树孔子的绝对权威，便是树朱熹和理学的绝对权威。“程朱之言，亦《六经》、《语》、《孟》之言也。”②“盖自朱子之生迄今五百余年，而其道始大著。……而能具体孔子者，断推公一人。盖公之穷理致和，孔子之博文也；公之主敬存诚，孔子之约礼也；公之反躬实践，孔子之下学也；公一生孳孳汲汲所注释考订编次之书不下数万卷，而未尝自为一书，孔子之述而不作也，噫嘻盛矣。”③朱熹也就成为圣人。
  从有补于治统方面而言，宋理宗说：“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尝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④元代修《宋史》，便认为：“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⑤不仅以理学有补于治道和恢复王道之治，而且为后世君主所取法。康熙皇帝说：“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今集朱子之书，恐后世以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⑥说明他是为治天下而集朱熹之书的，这就是说，理学成为一统思想，官方意识形态。

①《选举志》，《宋史》卷一五五。 ②《选举志》，《宋史》卷一五七。 ③《朱子语类》卷一〇九。 ④同上。 ①《选举志》二，《明史》卷七十。 ②《读书录》卷一。 ③《儒林传》，《明史》卷二八二。 ④《拟元儒林传》，《王文忠公集》卷十一。 ⑤《儒林传》，《明史》卷二八二。 ①《日知录·科场禁约》卷十八。 ②明郑国宾：《重修文公阙里记》，《婺源县志》卷六十六。 ③清越宏恩：《重修文公祠记》，《婺源县志》卷六十六。 ④《理宗宝庆三年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制》，《婺源县志》卷六十四。 ⑤《道学传》，《宋史》卷四二七。 ⑥《朱子全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