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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朱熹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理，则其落实处便是修史的条例、书法等，并在修史的条例、书法上得到体现。它通过《资治通鉴纲目》和《凡例》及《史馆修史例》的义例、书法等环节，又体现了理（天理），而返回其逻辑的起点，这时起点便成为它的落实点。
  《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的编撰思想，体现在《凡例》中。《凡例》分统系、岁年、名号 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等十九章，一三七条。其核心思想、文化精神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
  第一，明正统、斥篡贼。朱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代到宋，其间几千年，“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①等六个朝代，其他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等，都为非正统。按照这个思想，《通鉴纲目》便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篇，而不讲夏、商等朝。“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氏异”②。不用曹魏，而用蜀汉系汉统为正统。以是否正统作为评价史事、人物的义与非义、善与非善、忠与奸的价值准绳。
  正统是合乎天理的，其书法不仅溢美褒扬，而且等级森严。各种书法的分寸、称谓都很严谨。朱熹为维护正统，还纠正了司马光《通鉴》之失：“谥非生者之称，而《通鉴》以谥加于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③等。
  除正统外，还有无统、列国、篡贼、建国、僭国、不成君等。
  所谓无统是指周秦、秦汉、汉晋、晋隋、隋唐之间的朝代和五代。一般在此时均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或割据势力之间的兼并战争，或农民暴动之际。而未建立一个统一的较稳定的朝代，朱熹称其为无统。其书法、称谓均与正统有别。如“正统曰崩”，无统曰“某王某殂”。然而，无统并不是非正统、僭国或篡贼。
  列国是指正统所封的诸侯国。建国是指动乱者而自己称王的。
  僭国是乘天下乱的时候篡位或割据一方而立国的，有的情况相当于无统。
  篡贼与僭国的不同就在于：僭国乘乱篡位而传世；篡贼是指篡位而不能传世。
  凡篡贼弑君不得隐讳，一定要直书姓名，使乱臣贼子之罪，大白于世人之耳目，“真无所匿其形矣”。“凡以毒弑者，加进毒字”，如王莽、梁冀之类。以为世人和后世之戒。
  不成君是指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的。
  第二，立纲常，扶名教。《凡例》凡涉及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大伦，则是以忠、孝、节等伦理道德原则为准绳，以便强化纲常名教。
  关于君臣关系。朱熹认为，秦汉以后，王侯死皆曰卒，《通鉴》依旧史而书薨，司马光虽觉得欠妥，但未改。因薨，按《凡例》规定是称“未逾年不成君曰薨”，或无统之王公“曰某王公某薨（注：上无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辞）”，当然不能记入国史。正统之君死曰“崩”，因为废为王公，即是臣，而非君，只能按臣的名号。君尊臣卑、扬君抑臣渗透在各个环节。体现了朱熹正统君权思想。
  关于父子关系。《凡例》载：“凡正统，废其后、太子、诸侯王，而无以考其罪之实者，曰某人废（注：如汉彭越，陈后之类）。罪状明白者，加有罪字。无罪，曰废某人（注：如汉景帝废薄后太子荣之类）。”不管有罪无罪，既被废，做儿子的不能不服从，亦不得有怨言。子对父惟有孝。
  关于夫妇关系。《凡例》注曰：“妇人之义，夫死从子，况天下之主乎？”宣扬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朱熹以三纲五常为“天之经，地之义”，维护三纲五常便是天理，史著于此，是绝对不可违背的。《通鉴》一书，司马光是贯彻了这个思想的，但在朱熹看来，还有不足之处。可见，在维护三纲五常方面，朱熹比司马光更强烈。他在《通鉴纲目》中，通过对史事的评价，寓喜怒、爱憎、褒贬于其中，而起着立纲常的作用。
  同时，他极力宣扬名数，赞扬死节、守节等。《凡例》载：如“国亡身废，守节不移，而国统寻复者；则有其故号而书崩。”又曰：“凡死节者，皆异文以见褒（注：刘崇、翟义、刘映、龚胜、王经、刘谌、诸葛瞻）。”“将帅死节曰死之。”对守节、死节如此重视，而表明他对扶树名教的努力。尹起莘在《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中评论：“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①概括了《纲目》的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都与三纲五常相联结。因此，立纲常，扶名教是《纲目》的重要特色。贺善评价说：“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②是符合朱熹思想宗旨的。
  第三，除史弊，法《春秋》。朱熹鉴于以往的史弊，特别是针对北宋以来的史弊，提出了批评：“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③“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汴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④神宗、哲宗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文彦博、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歧而形成党争。这便影响到《神宗实录》的写法。如蔡汴想利用史事中伤诸人。于是在前史官范祖禹、黄庭坚已去职的情况下，还受到诘问，不许离开开封，并就诘问作出回答。后来范祖禹被贬到永州，黄庭坚贬到黔州。自此以后，史官不敢按实际情况直笔，只照本子（奏本），不增损一字。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符合实际，其实，在紧要地方或歪曲或相互隐瞒。《语类》记载：“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①尽管《实录》参照《起居注》、《时政记》及《日历》，但并不能反映史实之原委，特别在关键地方做了手脚，既不写，亦不上报，这便是当时修史的大弊。
  朱熹针对“大抵史皆不实”的弊病，取《春秋》之义，主张尊重史实。他在《史馆修史例》中，提出了具体办法：
  “先以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传人姓名，排定总目。”
  “次将就题名内刷出逐人拜罢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状、奏议、文集之属，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终某年）。”
  “次将总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乡贯履历，镂版行下诸州，晓示搜访取索，仍委转运司专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递，恐有损失。如本月内无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报。”
  “置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记当日内收附勾销，注于总目本姓名下，依前例。”②
  先例出立传姓名、排定总目，注明拜罢年月，搜集每人的碑志、行状、奏议、文集等资料传送、登记方法等。疑是南宋王朝国史院修史条例的一部分。《修史例》规定，晓示诸州，搜访取索，体现了对搜集史料工作的重视，表现了他不满史弊的求实精神。
  所谓法《春秋》，就是取《春秋》之义理，而回归到理。尹起莘说：“切谓《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是乌可不讲究而发扬之哉。”①遏人欲，存天理。朱熹举例说：“按《通鉴》魏晋以后，独以一国之年纪事，而谓其君曰帝，其余皆谓之主，初无正闰之别，而犹避两帝之嫌。至周末诸侯，皆僭王号，顾反因而不改。盖其笔削之初，义例未定，故有此失，今特正之。庶几窃取《春秋》之义。”②《通鉴》于魏晋后，虽注意到同时有两帝之史，但未别“正闰”，如周末各诸侯国都称王，由于义例未定，《通鉴》便袭沿旧说，书其为王，特加改正，以符合《春秋》之义。这样，以理（天理）为准绳的逻辑起点，通过《通鉴纲目》以显现理，然而又回到其逻辑的终点理（天理）。这便是“陶熔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③的意思。

①《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注》，《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同上。 ①《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④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②《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①《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注》，《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