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史前期的大量文字记录和二千五百年的正史，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其中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以及伦理道德、宗教习俗、人生智慧等有价值的宝贵资料。这些资料至今还没有被中外社会科学家很好地利用和开发。
  历史，一是指自然的，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已成为过去的事实和留下的事迹，即客观的历史，是主体所认识的对象；二是指过去对事实的记载，这种记载是以一定的史料为基础，通过记载者主体的分析、综合和想象，并渗入主体的价值观、史学观，对客观历史所作出的记录或摹本，是注入了人的主观意识的。朱熹的史学思想是就第二方面而言的。
  一、天理与史事的融合
  朱熹在哲学思想上，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建立了道学哲学逻辑结构，并通过讲学授徒，传播道学，形成独立学派；在史学上，他辑成《资治通鉴纲目》，提出了一套有见解的史学理论，成为修史者的圭臬。
  史学，依照朱熹的看法，便是以义理纲纪史事，并非探讨历史发展的所以然和所必然。“问东莱之学。曰：‘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曰：‘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①以吕祖谦的江浙金华史学，是没有以经学为理论基础的浅薄的史学。由此，朱熹批评吕祖谦只劝人看《左传》、《史记》、“宗太史公之学”，“抬得司马迁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②。其实，孔子与司马迁各人在不同领域对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朱熹同意苏辙《古史》中讲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认为“此二句最中司马迁之失”③。
  朱熹认为，读史、修史都需要有一个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指导思想，“看史只如看人相打”④，史书看得再多，“亦被史坏”，把人看坏了，不能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加强伦理道德修养。这个指导思想的标准，就是他哲学逻辑结构的核心范畴——理。凡合乎天理之正的，即是符合大经大法，才是真史学。
  因此，当朱熹把理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时，不仅其史学具有哲学的思辨性；而且试图建立一种天理与史事融合的史学体系。他提出了一套史学的对象范围、评价标准、修史准则及读史方法等一系列问题。
  朱熹认为，历史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修史亦应以他们的政治活动为叙述的主体。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凡例》⑤，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凡正统，周王继世，曰子某立。注云：是为某王。秦更号曰王，初并天下，更号曰皇帝。继世，曰某袭位（注：胡亥从本文）。汉以后，创业中兴，曰王即皇帝位（注：汉高祖已称汉王，晋元帝已称晋王，故但称王。惟光武昭烈：各以其号书）。继世，曰太子某即位（注：非太子，则又随事书）。有故，则随事书之。”“凡列国继世不书，因事注中见之，其有故者，乃随事书之（注：如燕平、楚横、齐法章、楚完）。”“凡国家无主，四方据州郡，称牧守者，曰某人自为某，自称某，自领某官（注：袁绍、曹操之类）。其传袭，各随其事书之（注：孙权、袁尚之类）。”“凡正统尊立皆书。”①帝王及继世、即位、更号，都书之于史；列国皆书，其继世不书，因事则在注中书之；国家无主，四方据州称雄者，亦书之于史。朱熹分别三类情况，而以不同书法，表明他维护正统的历史观。
  除帝王后妃太子等政治活动书之于史外，宰相、勋贤、录功臣子孙、贵戚皆书之于史，宦者封爵亦书。如非正统，有故则书。此外，其他官吏“非有故不书”。其书与不书，明确表示了朱熹史学价值观的对象和范围。按照这个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则人民大众的社会政治活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活动以及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的成就等等均被排除了，甚至连中下层官吏的活动亦被略去。历史，就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事迹的历史，历史的运动，亦成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史，而不是群众参与的和社会发展的历史。
  所谓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活动，据《凡例》规定，亦仅是记载帝王的活动，并以此为中心画圈圈，与此有关的余官，参与了更革、和好、聘问等活动的，便属于有故则书的范围。其余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都不包括在内。这样，历史便是以国家最高统治者为主体的历史，他们是历史的主宰者，充分体现了朱熹的帝王史观。
  基于此，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就很狭隘了，生动活泼的历史便变成枯燥无味的、不变的郊祀等常例，丰富多姿的史事便剩下干巴无肌的例行的教条。历史就成为帝王将相表演的舞台。这是旧史学的共性。
  二、历史评价的价值标准
  朱熹认为，历史的运动，是天理的体现。人们体认历史，犹如格物致知，其宗旨是为了穷理，于是理（天理）便成了取舍、褒贬史事、评价历史的价值标准。“凡圣贤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礼乐之名教，下而至于食货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内，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若非考诸载籍之文，沉潜参伍，以求其故。……则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尽其纤悉而一以贯之。”①权衡圣贤言行、古今得失礼乐名教、食货源流、兵刑法制等等的价值标准，便是合理与不合理。如果将其放在历史运动中来考察，是尽乎天理的纤悉，或合乎至理，是属于书或褒的范围，否则就属于贬的范围。同时，人们读书获得的历史知识与评价史事的价值标准，亦是一样的。
  这种一样，并非人的体知和客体历史实际的融合，而是指与评价史事标准，即理（天理）的融合。因此，人们对于历史的格物致知之功，是在于从理（天理）的形上学的角度来体知历史，评判史事。他认为，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岁星出现于天，表明天道的变迁；正统端正于下，确定人道的善恶；大纲概举，明白历史的鉴戒；众目（指分别意义上的目）毕张，昭著细微的道理。凡是对历史作格物致知工夫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感受。这就是说，要使名事从于理，会归于理；以理统史，才能“合于天理之正”。①
  朱熹以理为价值标准，评价以往的史学著作。他批评《左传》于义理上全然不理会，而只讲“祸福利害”，即讲利不讲义，自然不合乎理（天理）。《左传》之所以不合乎理，其要就在于《左传》的好恶价值标准与圣人不同。
  朱熹也不满意浙东史学派学者把司马迁抬高到与孔子相似的地位。他认为吕祖谦、吕祖俭兄弟之所以抬高司马迁，是因为他们宗其学，虽然司马迁也讲仁义，但其本意只在权谋功利，而不在天理仁义。他不按孔子的圣人之言，而一依己说，不讲义理。苏辙《古史》依孔子之言，纠正了司马迁之失。可见《史记》疏略浅陋，而非仁义道德。即不符合理的价值标准。
  以理为价值标准，朱熹对宋以前这两部重要的、权威的史著作出评价，指摘其失，是符合宗法社会加强伦理纲常所需要的。当然，他对其他史著亦作了评价。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在叙述其撰《资治通鉴纲目》的动机时说：“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②在正统、非正统问题上，朱熹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纲目》以蜀为正统，司马光《通鉴》以魏为正统。“温公《通鉴》以魏为主，故书‘蜀丞相亮寇’何地，从魏志也，其理都错。某所作《纲目》以蜀为主。”③因此，在史事的叙述及价值评价上就会发生分歧。朱熹认为：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十月，魏开始称帝，十月前应以献帝建安纪年，十月后用曹丕黄初纪年，可是《通鉴》便在建安二十五年元月开始，即用黄初纪年，这是以臣盖君，有害君臣伦常之教；蜀汉先主刘备章武三年五月后主刘禅即位，五月以前，应以章武纪年，但《通鉴》便在这年元月，即用后主建兴纪年，这是以子盖父，有害父子伦常之教。
  由于《资治通鉴》在君臣、父子等大伦上有所未审，即在义理上有所未尽，故须作《资治通鉴纲目》①，以纠正之。“《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櫽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②别为一书，即指《资治通鉴纲目》。他鉴于《资治通鉴》于正统、非正统及名分有失，而依《春秋》条例，编为《通鉴纲目》。所谓正闰、名分，朱熹有一个解释：“臣旧读《资治通鉴》，窃见其间周末诸侯僭称王号而不正其名。汉丞相亮出师讨贼而反书入寇，此类非一，殊不可晓。又凡事之首尾详略，一用平文书写，虽有目录，亦难检寻，因窃妄意就其事实别为一书。表岁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而小注以备言。至其是非得失之际，则又辄用古史书法，略示训戒，名曰《资治通鉴纲目》。”①又说：“《通鉴》举要，详不能备首尾，略不可供检阅，此《纲目》之书所为作也。”②诸侯僭称王号，便是闰，而非正。对于这种非理的事，《通鉴》应予正名，不称其王，而还其原名。如诸葛亮出师讨贼，这是顺，应曰讨或曰征。书寇，则指犯顺而言。《通鉴》于正闰、名分有失，即不符合义理，亦即与理的价值标准相违戾。
  朱熹以理（天理）为取舍史事、评价史著的价值标准。这里所说的理，其实就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化。朱熹是把本来与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理，使其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异化为抽象的观念，普遍的原则。然后反过来，主宰社会历史，或衡量历史的准绳。朱熹的理，便是经过这样的思辨过程而制造出来的。理一旦制造出来，理与史的关系，便不是理从史出或理、史融合，而是理统率史。历史的客观事实，便成为理剪裁的资料。
  三、经与史的先后、体用论
  朱熹认为，理在事先，那么，人们如何体认这个事先的理？如何求得这个理？在朱熹看来，理不是从史事的体认中得到的，而是要求诸《六经》。“《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手，全是天理”。①既然全是天理，便是一切行为的依据。虽然经史都可以读，但需先求得“义理之要”或“义理蹊径”，然后才能读史，以议论事变得失。因为只有读经体识义理，就如心有明鉴，不会被史事迷惑。今人只为不曾读书，只是读得粗书。凡读书，先读《语》、《孟》，然后观史，则如明鉴在此，而妍丑不可逃。若未读彻《语》、《孟》、《中庸》、《大学》，便去看史，胸中无一个权衡，多为所惑。”②先读经明义理，便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心中有一个权衡，即有一个衡量史事的价值标准，就不会被复杂的史事搞糊涂了。“盖史书闹热，经书冷淡，后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看，亦此当预防也。”③二是识得义理，心如明镜，就能辨别历史上一切美好的和丑恶的事件，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评价，否则就会被一些史事所迷惑，而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这便是“先经后史”说。
  当然，光靠读经亦未必能体知义理，还需就自身上体认。孔子、孟子、子思等在《论语》、《孟子》、《中庸》等经书中所说的义理，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只有自己专心去体认，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否则，读了经书，亦不能去裁断史事，评价史著。
  所谓“先经后史”论，包含有这样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经本史末。朱熹批评吕祖谦，“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④。因此，对“和而且治”没有仔细理会。他主张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经、史相比较，经为本，史为末。先读经，体认义理；后读史，以理考古今治乱、制度典章。先本后末，既符合一般体认次序，亦合乎读史规则，所以先经后史为合理的。
  另一层意思是，经体史用。为学要先立大本。大本就是朱熹所说“可据之地”，即立脚处或根本。读经是大本、是体，读史考诸治乱、制度，是于“用处作工夫”，是用。因为“看经书与看史书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若是经书有疑，这个是切己病痛。”①史是附着于经外之皮毛，是经之用。先经而立义理之体，而后考诸史事之用，即“《五经》言其理，《春秋》言其用”的意思，只有这样，才不会发生谬误或无益于事。
  然而，经本史末、经体史用，不是说要经不要史，经史可分离。而是说在经与史的相互联系中，经主史次，经先史后，有一个次序。因此，他反对只看《六经》，不看史书的片面，“浩曰：‘赵书记云：自有见后，只是看《六经》、《语》、《孟》，其他史书杂学皆不必看。’……曰：‘如此，即不见古今成败，便是荆公之学。’”②他不满王安石光主经学。又反对司马光、吕祖谦主史学而忽视读经的片面，“伯恭便不教人读《论语》。”③“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晓。’”④朱熹主张在先经后史前提下的经史结合。
  他认为王安石制定的经义考试，禁止引用史传，这是一种末流。学子书和史书的不以理为衡量标准，便又要流入俗学。这两种都有其片面性，都没有将经史结合起来。朱熹兼采两家，由经及史，而试图避免其片面性。
  由此，他提出了读史的宗旨和方法。他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⑤大伦理是指宗法社会的伦理纲常，大机会是指时势，即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①“大治乱得失”是指历史的经验教训。读史要把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史看活，而不是死读史，这样才于义理有所裨益，这是读史的宗旨。
  读史的方法。“问：读史之法。曰：‘先读《史记》及左氏，却看西汉、东汉及《三国志》，次看《通鉴》。’”②又说：“先看《语》、《孟》、《中庸》，更看一经，却看史，方易看。先读《史记》，《史记》与《左传》相包；次看《左传》，次看《通鉴》，有余力则看全史。”③所谓方法，在朱熹看来，实是读史的次序，即史的逻辑次序。即使在这里，亦贯穿他的先经后史论。
  朱熹“以理统史”的史学理论，是其道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以理（天理）为最高价值标准或原则，来规定史学的对象范围和取舍史事，评价史著。此理（天理）并非从大量史事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或历史必然性，而是在史实之外而先验存在的原则，然后将此理（天理）援入历史，统率历史。由于经书是圣人之言，是天理的体现，因而又主张先经后史，经本史末，这便构成了朱熹的史学思想体系。
  四、史学的核心精神
  如果说朱熹史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理，则其落实处便是修史的条例、书法等，并在修史的条例、书法上得到体现。它通过《资治通鉴纲目》和《凡例》及《史馆修史例》的义例、书法等环节，又体现了理（天理），而返回其逻辑的起点，这时起点便成为它的落实点。
  《资治通鉴纲目》一书的编撰思想，体现在《凡例》中。《凡例》分统系、岁年、名号 即位、改元、尊立、崩葬、篡贼、废徙、祭祀、行幸、恩泽、朝会、封拜、征伐、废黜、罢免、人事、灾祥等十九章，一三七条。其核心思想、文化精神是：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除史弊，法《春秋》。
  第一，明正统、斥篡贼。朱熹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代到宋，其间几千年，“凡正统，谓周、秦、汉、晋、隋、唐”①等六个朝代，其他夏、商、战国、三国、魏、南北朝、五代等，都为非正统。按照这个思想，《通鉴纲目》便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起篇，而不讲夏、商等朝。“自建安二十五年以后，黜魏年而系汉统，与司马氏异”②。不用曹魏，而用蜀汉系汉统为正统。以是否正统作为评价史事、人物的义与非义、善与非善、忠与奸的价值准绳。
  正统是合乎天理的，其书法不仅溢美褒扬，而且等级森严。各种书法的分寸、称谓都很严谨。朱熹为维护正统，还纠正了司马光《通鉴》之失：“谥非生者之称，而《通鉴》以谥加于薨卒之上，亦非是，今亦正之”③等。
  除正统外，还有无统、列国、篡贼、建国、僭国、不成君等。
  所谓无统是指周秦、秦汉、汉晋、晋隋、隋唐之间的朝代和五代。一般在此时均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或割据势力之间的兼并战争，或农民暴动之际。而未建立一个统一的较稳定的朝代，朱熹称其为无统。其书法、称谓均与正统有别。如“正统曰崩”，无统曰“某王某殂”。然而，无统并不是非正统、僭国或篡贼。
  列国是指正统所封的诸侯国。建国是指动乱者而自己称王的。
  僭国是乘天下乱的时候篡位或割据一方而立国的，有的情况相当于无统。
  篡贼与僭国的不同就在于：僭国乘乱篡位而传世；篡贼是指篡位而不能传世。
  凡篡贼弑君不得隐讳，一定要直书姓名，使乱臣贼子之罪，大白于世人之耳目，“真无所匿其形矣”。“凡以毒弑者，加进毒字”，如王莽、梁冀之类。以为世人和后世之戒。
  不成君是指仗义承统，而不能成功的。
  第二，立纲常，扶名教。《凡例》凡涉及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大伦，则是以忠、孝、节等伦理道德原则为准绳，以便强化纲常名教。
  关于君臣关系。朱熹认为，秦汉以后，王侯死皆曰卒，《通鉴》依旧史而书薨，司马光虽觉得欠妥，但未改。因薨，按《凡例》规定是称“未逾年不成君曰薨”，或无统之王公“曰某王公某薨（注：上无天子，故得因其臣子之辞）”，当然不能记入国史。正统之君死曰“崩”，因为废为王公，即是臣，而非君，只能按臣的名号。君尊臣卑、扬君抑臣渗透在各个环节。体现了朱熹正统君权思想。
  关于父子关系。《凡例》载：“凡正统，废其后、太子、诸侯王，而无以考其罪之实者，曰某人废（注：如汉彭越，陈后之类）。罪状明白者，加有罪字。无罪，曰废某人（注：如汉景帝废薄后太子荣之类）。”不管有罪无罪，既被废，做儿子的不能不服从，亦不得有怨言。子对父惟有孝。
  关于夫妇关系。《凡例》注曰：“妇人之义，夫死从子，况天下之主乎？”宣扬妇女要遵守“三从四德”。朱熹以三纲五常为“天之经，地之义”，维护三纲五常便是天理，史著于此，是绝对不可违背的。《通鉴》一书，司马光是贯彻了这个思想的，但在朱熹看来，还有不足之处。可见，在维护三纲五常方面，朱熹比司马光更强烈。他在《通鉴纲目》中，通过对史事的评价，寓喜怒、爱憎、褒贬于其中，而起着立纲常的作用。
  同时，他极力宣扬名数，赞扬死节、守节等。《凡例》载：如“国亡身废，守节不移，而国统寻复者；则有其故号而书崩。”又曰：“凡死节者，皆异文以见褒（注：刘崇、翟义、刘映、龚胜、王经、刘谌、诸葛瞻）。”“将帅死节曰死之。”对守节、死节如此重视，而表明他对扶树名教的努力。尹起莘在《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中评论：“况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①概括了《纲目》的基本思想，而这些思想都与三纲五常相联结。因此，立纲常，扶名教是《纲目》的重要特色。贺善评价说：“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②是符合朱熹思想宗旨的。
  第三，除史弊，法《春秋》。朱熹鉴于以往的史弊，特别是针对北宋以来的史弊，提出了批评：“史甚弊，因《神宗实录》皆不敢写。传闻只据人自录来者。才对者，便要所上文字，并奏对语上史馆。”③“今之修史者，只是依本子写，不敢增减一字。盖自绍圣初，章惇为相，蔡汴修国史，将欲以史事中伤诸公。前史官范纯夫、黄鲁直已去职，各令于开封府界内居住，就近报国史院，取会文字。诸所不乐者，逐一条问黄、范，又须疏其所以然。至无可问，方令去。后来史官因此惩创，故不敢有所增损也。”④神宗、哲宗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文彦博、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分歧而形成党争。这便影响到《神宗实录》的写法。如蔡汴想利用史事中伤诸人。于是在前史官范祖禹、黄庭坚已去职的情况下，还受到诘问，不许离开开封，并就诘问作出回答。后来范祖禹被贬到永州，黄庭坚贬到黔州。自此以后，史官不敢按实际情况直笔，只照本子（奏本），不增损一字。这在表面上看来，似乎符合实际，其实，在紧要地方或歪曲或相互隐瞒。《语类》记载：“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执有《时政记》，台官有《日历》，并送史馆著作处参改，入《实录》作史。大抵史皆不实，紧切处不敢上史，亦不关报。”①尽管《实录》参照《起居注》、《时政记》及《日历》，但并不能反映史实之原委，特别在关键地方做了手脚，既不写，亦不上报，这便是当时修史的大弊。
  朱熹针对“大抵史皆不实”的弊病，取《春秋》之义，主张尊重史实。他在《史馆修史例》中，提出了具体办法：
  “先以历内年月日下刷出合立传人姓名，排定总目。”
  “次将就题名内刷出逐人拜罢年月，注于本目之下。”
  “次将取到逐人碑志、行状、奏议、文集之属，附于本目之下（各注起某年，终某年）。”
  “次将总目内刷出收索到文字人姓名略具乡贯履历，镂版行下诸州，晓示搜访取索，仍委转运司专一催督，每月上旬差人申送本院，不得附递，恐有损失。如本月内无收到文字，亦仰依限差人申报。”
  “置诸路申送文字格眼簿，一路一扇，一月一眼，如有申到、，记当日内收附勾销，注于总目本姓名下，依前例。”②
  先例出立传姓名、排定总目，注明拜罢年月，搜集每人的碑志、行状、奏议、文集等资料传送、登记方法等。疑是南宋王朝国史院修史条例的一部分。《修史例》规定，晓示诸州，搜访取索，体现了对搜集史料工作的重视，表现了他不满史弊的求实精神。
  所谓法《春秋》，就是取《春秋》之义理，而回归到理。尹起莘说：“切谓《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是乌可不讲究而发扬之哉。”①遏人欲，存天理。朱熹举例说：“按《通鉴》魏晋以后，独以一国之年纪事，而谓其君曰帝，其余皆谓之主，初无正闰之别，而犹避两帝之嫌。至周末诸侯，皆僭王号，顾反因而不改。盖其笔削之初，义例未定，故有此失，今特正之。庶几窃取《春秋》之义。”②《通鉴》于魏晋后，虽注意到同时有两帝之史，但未别“正闰”，如周末各诸侯国都称王，由于义例未定，《通鉴》便袭沿旧说，书其为王，特加改正，以符合《春秋》之义。这样，以理（天理）为准绳的逻辑起点，通过《通鉴纲目》以显现理，然而又回到其逻辑的终点理（天理）。这便是“陶熔历史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③的意思。
  五、史笔之准绳
  程朱道学在宋以后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官方意识形态。并渗透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各个领域。因此，朱熹史学理论亦被奉为正宗，对后期宗法社会影响深远。
  曾被尊奉为“《春秋》后第一书”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在司马光和胡安国编的史书基础上撰成的。朱熹说：“尝过不自料，辄与同志因两公四书别为义例，增损櫽括，以就此编。”①“两公四书”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撮其精要之语的《目录》（三十卷）以及《举要历》（八十卷）等三书；胡安国因司马光的遗稿，修成《举要补遗》一书。朱熹增损概括此四书，而成《纲目》。他的学生赵师渊（几道）参加了编写，“尝从朱文公游，与之论校《纲目》，前后凡八书。”②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序》作于孝宗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一般来说，《资治通鉴纲目》应完成于此时。朱熹晚年，还在反复修改，“思加更定，以归详密”。③死后，稿本由幼子朱在保存，宁宗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李方子从朱在处获得稿本，经真德秀阅读，采取朱在的新校本，始在泉州付梓刊出。
  对于朱熹的史学思想以及《资治通鉴纲目》等，历代均有评论，然褒贬有异。
  南宋王柏评价说：“朱子推挈矩之道，寓权衡之笔，大书分注自相错综，以备经传之体。史迁以来，未始有也。……所以扶天理，遏人欲，修百王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者。”④认为是司马迁的《史记》以来，未始有的著作，《资治通鉴纲目》还未超过《史记》。李方子就认为《通鉴纲目》超越《史记》。“大哉深乎！信《春秋》以来，未之有也。为人君而通此书，足以明德威之柄，烛治乱之原；为人臣而通此书，足以守经事之正，达变事之权。盖穷理致用之总会，而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也。”⑤若以孔子作《春秋》，则朱熹直承《春秋》之法，孔子之义，而越过《史记》，成为万世史笔之准绳规矩。便有越抬越高的趋势。
  至于《资治通鉴纲目》继承孔子的《春秋》，是指圣贤之心传而言的。元揭傒斯说：“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①《春秋》与《通鉴纲目》各有贡献，前者“为万世之法”，后者“正百王之统”，作为史著，经此发展，才臻完善。元徐昭文也说：“朱子祖《春秋》而修是书，所以示天下后世不易之大法。”②
  历代之所以这样宣扬《资治通鉴纲目》，乃是《纲目》适应或符合了宋以后中国宗法社会加强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控制的需要。于此，一些读过《通鉴纲目》的官僚亦已体认到，明荣禄大夫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大学士扬士奇说：“其书则孔子作《春秋》之义，以正人心，植世教，有助于治道者也。”③有助于治道，有补于世教。从这个意义上说，《通鉴纲目》在宋以后社会中，实际上起着历史政治教科书的作用。“嗟呼！《纲目》有关治道之书也。”④而不是单纯的史学著作。
  当然，《纲目》的影响及作用，主要是“本天道以正人事，本王道以正伯图。严君臣，辨内外，惩恶而劝善，其要归于拨乱世反诸正。……使明君贤辅，有以数其功，乱臣贼子，无所逃其罪，而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而后世权谋术数，利害苟且之私，一毫无得参焉。”⑤明君臣之教，辨内外之分，严篡弑之诛，维护统治秩序。但其明正闰，辨顺逆，在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起着维护大一统的作用。元代汪克宽曾说：“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①此后，中国历史上便没有出现过像晋、南北朝、五代这样分裂割据的局面，尽管改朝换代，始终维持着大一统。这虽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与此也不是绝无关系。即使存在“内夏外夷之分”这样错误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时期，在客观上亦起过作用，如宋元之际的文天祥、史可法，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方以智等，都受这种“夷夏”之防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方法问题。因此，应给朱熹史学思想和史著以一定的历史地位，肯定其一定的历史有益作用。
  当然，亦应正其舛误疏脱，订正其《凡例》与《资治通鉴纲目》相冲突的，这也是必要的。如果把它作为万世不变之大法，不可改易之经典，这不仅有害于《纲目》本身，而且也不符合历史时势的发展。正如章太炎批评说：“尊《纲目》为圣者，村学究之见耳。编年之史，较正史为扼要。后有作者，只可效法《通鉴》，不可效法《纲目》。”他认为《纲目》体例不纯，不足以效法。章氏的评论，也有一定的道理。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⑤《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是否为朱熹所作，倪士毅曾说：“朱子《纲目》之作，权度精切，而笔削谨严，先辈论之详矣。……惟《凡例》世尚罕传，学者于书法有未窥其要者。至元后戊寅冬，友人朱平仲晏归自泗滨，明年春，出其所录之本，谓得于赵公继请筼翁之子嘉绩凝，始获披阅，遂节录之。”（《沧洲诸儒学案》，《宋元学案》）是否为朱熹手定，表示怀疑。然朱熹在《答蔡季通》书中说：“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矣，俟到此更商榷之。”（《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而见其为朱熹手定。王柏在《凡例后语》中说：“今《纲目》之《凡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义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子。”（《资治通鉴纲目》卷首）此《后语》作于宋咸淳乙丑年。朱熹的学生李方子在《资治通鉴纲目后序》中亦说：“著书之凡例，立言之异同，又附列于其后，使览者得考焉。”《后序》作于嘉定己卯年，亦可证《凡例》为朱熹手定，可作为代表朱熹史学思想的著作。 ①以上引文均见《凡例》，《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①《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朱文公文集》卷八十。 ①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五。 ③同上。 ①《资治通鉴纲目》是否为朱熹所作，过去有不同看法。有以为朱熹于其《通鉴纲目》，实未成书，仅有一套计划与一部分草稿而已。此意见恐未可靠，朱嘉于《通鉴纲目》，已有草稿，尚需整理而已。朱熹说：“《纲目》竟无心力整顿得，恐为弃井矣。”（《答蔡季通》，《朱文公续集》卷二）又说：“《纲目凡例》修立略定，极有条理意义矣，俟到此更商榷之。但修书功绪尚广，若得数月全似此两月无事，则可以小成矣。”（同上）仅从此二信看，似未完成，还只在写作中。他在与《林择之》书中，说明将近完稿，他说：“《通鉴》功夫浩博，甚悔始谋之太锐。今甚费心力，然业已为之，不容中辍。须来年春夏间，近入山僧寺，谢绝人事，作一两月期毕力了之，乃可。盖心力不强，其间稍似间断，便觉条例不贯，故须如此耳。”（《林择之》，《朱文公别集》卷六）需要谢绝人事的干扰，集中精力，在一两月内完成《通鉴纲目》的编写。说明自己心力不强，可能是身体不佳。后在给吕祖谦信中说明，《通鉴纲目》基本完稿。他说：“《纲目》草稿略具，俟写校净本毕，即且休歇数月，向后但小作工程，即亦不至劳心也。向来之病，非书累人，乃贪躁内发而然。”（《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可见，《通鉴纲目》为朱熹所手定。其中有些部分为其学生所编，但最后定稿为朱熹。恐不能说《通鉴纲目》未成书。 ②《答李滨考》《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 ①《辞免江东提刑奏状·三·贴黄》，《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二。 ②《答潘恭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 ①《朱子语类》卷十一。 ②同上。 ③《答吕伯恭》，《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三。 ④《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①《朱子语类》卷十一。 ②同上。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二。 ④同上。 ⑤《朱子语类》卷十一。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八。 ②《朱子语类》卷十一。 ③同上。 ①《资治通鉴纲目凡例》，《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注》，《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同上。 ①《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④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八。 ②《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 ①《资治通鉴纲目发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资治通鉴纲目凡例·注》，《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③李方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①《资治通鉴纲目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 ②《沧州诸儒学案·赵师渊传》，《宋元学案》卷六十九。 ③《书朱子纲目后》，《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四。 ④《资治通鉴纲目凡例后语》，《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⑤《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①《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②同上。 ③《资治通鉴纲目集览正误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④同上。 ⑤《资治通鉴纲目后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 ①《资治通鉴纲目考异凡例序》，《资治通鉴纲目》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