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针对这种情况，朱熹提出，选拔官吏应“任贤使能”。他说：“至于选任大臣之说，则臣前所谓劳于求贤而贤人不得用者，盖已发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也哉？”①对于贤者，应该是，“用之唯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②；对于小人的态度是，“退之唯恐其不早，去之唯恐其不尽”③。亲贤臣远小人，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当然，任贤臣首先是宰相。君主对于贤相的要求不应该是：“求其适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爱而不取其可畏”④，这是君主的失职。宰相对于君主不应该是：“当正君者不以献可替否为事，而以趋和承意为能；不以经世宰物为心，而以容身固宠为术”⑤，这是宰相的失职。君相交失其职，国家的体统不正，纲纪不立，而左右近习的官吏便窃弄威权，卖官鬻狱，使政体日乱，国势日卑。朱熹认为，选拔贤相的标准应该是：“选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则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则彼得以尽其献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经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选天下直谅敢言之士，使为台谏给舍，以参其议论。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于贤士大夫，而不在于群小；陟罚臧否之柄，常在于廊庙，而不出于私门。”⑥如果在君主周围、政权机构中，都是这样“刚明公正”、不谋私利的贤相、贤士大夫的话，那么，所谓“主威不立，国势不强，纲维不举，刑政不清，民力不裕，军政不修”①的情况，就会迅速得到整顿，而会出现体统正、纲纪立、国势强、刑政清，民力裕、军政修的政治局面。
  朱熹根据历史的经验，认识到君相关系的重要，君应选取能正己和可畏的臣子，臣应能纠正君的可否和有经世宰物之心，而不应看君的颜色行事和获得君的宠幸为能、为术。并把宰臣士大夫的贤否与国家强弱、刑政清否等联系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应引以为鉴。
  不仅宰相、台谏要任贤，将帅亦要任贤。譬如四川离宋廷万有余里，“择师须用严毅，素有威名，足以畏压人心，则喜乱之徒不敢作矣。”②就是说，地方将帅，还要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而选择贤将。
  怎样来识别、检验将帅、官吏的“贤”与“能”呢？这无疑是“任贤使能”所必然遇到的前提性问题。朱熹认为在没有实际考验的情况下，识辨将帅，是很困难的。同样，选择官吏，“今日诸生坐于屋下，何以知其能？纵有韩（信）、白（起）复生，亦何由辨之。”③因此，朱熹提出了“兵以用而见其强弱，将以用而见其能否”④的主张。就是说，要在实际的使用中来识别、检验兵的强弱和将帅的能否。在两兵相抗争之中，将帅的“能否”就显出来了。同时，也涌现出许多将材，这是人们平时所没认识到的。朱熹以“用”，即实践作为检验、识别“贤”、“能”的标准，从当时来说，比较正确地解决了“选择将帅之术”和选拔官吏的方法问题。
  要贯彻“任贤使能”，朱熹认为，要反对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荫恩制，大官僚子孙不仅可继承祖、父爵禄，而且可继承其官职。由于公卿子孙的特殊生活条件以及没有很好的教育，致使他们不知义理，骄奢淫佚、无所不至。因而不能用公卿子孙为将帅、官吏，否则国家便不堪设想。
  二是不能凭“资考”，而应看“贤能”。他说：“今日学官只是计资考迁用，又学识短浅，学者亦不尊尚。”①所谓“资考”，《唐书·裴光廷传》：“乃为循资格，无贤不肖，一据资考配拟。”如果官吏的升迁，不管才能，只凭“资格”、资历的话，那么，一些既无贤，又无能（学识短浅）的人，便会得到升迁和做大官。这样，不仅得不到别人尊敬，也治理不好国家，岂不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两方面，是“任贤使能”的障碍。朱熹是看到了的，但要改变是不容易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荫恩”制度、“计资考”，都是被尊卑、贵贱宗法等级制度所规定，因此，尽管朱熹对此有所微辞，也无能为力。就如他所说，譬如补锅一样，“谓之小补可也，若要做，须是一切重铸”②，就很难行得通了。

①《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七。 ③同上。 ④《己酉拟上封事》，《文集》卷十二。 ⑤同上。 ⑥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一〇。 ②同上。 ③同上。 ④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〇九。 ②《朱子语类》卷一〇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