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敛民间铜器，诏民私铸铜器者徒二年。”②由于当时铜的产量少，加上商品流通的需求，铸钱困难很大。《宋史》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韩球为使，复铸新钱，兴废坑冶，至于发冢墓，坏庐舍，籍冶户姓名，以胆水盛时浸铜③之数为额，无铜可输者，至熔钱为铜，然所铸亦才及十万缗。”④因此，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复禁铜器”⑤。朱熹也竭力反对坏铜钱改铸铜器。他说：“东南铜钱，已是甚少，其坏之又多端，私铸铜器者，动整四五缗坏了。只某乡间旧有此，想见别处更多。”①反对改铸铜钱为铜器，是为了保证货币流通量。但更为严重的是，铜币的外流，高宗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遗舟四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②“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③。因此，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市舶司官员检查，不许载铜钱外流，事实上这些禁令并未生效。朱熹在《语类》中揭露了禁令的原因。他说：“又有海舶之泄，海船高大，多以货物覆其上，其内尽载铜钱，转之外国。朝廷虽设官禁，那曾检点得出。其不廉官吏，反以此为利。又其一，则淮上透漏，监官点阅税物，但得多纳几钱，他不复问，铜钱过彼（指金朝）极有利，六七百文，可得好绢一匹。若不更禁，那个不要带去？”④铜钱不仅大量流向海外，也流向金朝，造成了宋朝严重钱荒。因此，公私商品交易和政府军政财务开支不得不以纸币为主。但纸币本身没有价值，它是代替金属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因此，纸币是金币的符合或硬币的符合。在商品流通中纸币发行量取决于需要金属货币量。这就是说，纸币的发行要在数量上受到限制，不得超过没有纸币作为符号代表时将会实际流通的金量（或银量）。南宋政府由于没有足够的金属货币（铜钱）作为商品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所以纸币的大量发行，势必超过了流通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便引起了纸币的贬值。可见禁止铜钱改铸铜器和铜钱外流，在当时是有意义的。
  历代学者囿于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以为朱熹只空谈理气、心性而不言利，因而只注意其伦理道德学说，而甚少研究其经济思想。这种观点的症结所在是，将朱熹为国为政的经济、政治大纲和作为道学家个人的立身处世的伦理道德规范混同起来。作为“君子”个人来说，朱熹注意修心养性，强调“正心诚意”，力倡“去人欲”，而不讲利，甚至把利欲与天理对待起来，两者水火不容；但在为国为政之时，又不能不讲生产、消费、赋税、救荒、赈恤、节用等计功、计利的经济问题，解决物质生活资料，使人民安定而不逃荒流移，以致发生祸乱，从而使国富兵强，雪靖康之耻。朱熹思想的这种两重性，在很多地方都有所表现，是需要研究者认真探索的。
  朱熹毕竟不是脱离红尘的出世主义者，在这点上他是批判佛、老的，因此，他对当时的现实社会生活不能熟视无睹。尽管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唯理主义的，但他还不至于是以吃精神来生存的疯子，所以，他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怀，以及对于人民大众生命的关切，促使他对改革现实社会的弊端，提出了诸多设想和方案。他所建构的价值理想、精神家园、道德形上学，归根结蒂，都是为化解现实社会所面临的冲突而提出的，因此，深究朱熹形而上学的底蕴，我们不难发现其形而上学思想是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是指导现实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础。所以，朱熹的哲学逻辑结构貌似不食人间烟火，而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体现，是当时社会的需求。

②《食货下二·钱币》，《宋史》卷一八〇。 ③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宋史·食货志》） ④《食货下二·钱币》，《宋史》卷一八〇。 ⑤同上。 ①《朱子语类》卷一一一。 ②《食货下二·钱币》，《宋史》卷一八〇。 ③同上。 ④《朱子语类》卷一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