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附注
①《孟子·告子》，《习学纪言序目》卷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06页。
②《孟子·公孙丑》，《习学纪言序目》卷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9页。叶适论“义理”甚多，如：“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题姚令威西溪集》，《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十九，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14页。
③《答范巽之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49页。
①《上孙叔曼侍郎求写兄墓志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3页。
②《程氏遗书后序》，《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以下简称《文集》。
③《道学崇黜》，《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69页。
④同上。
⑤《戊申封事》，《文集》卷十一。
①《辩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水心文集》卷二，《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页。
相关地名
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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