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中说，我们要编成系统的中国哲学史，“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就是讲要用西方人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来治中国哲学史，这个说法有一定借鉴意义。那么，我们无疑要学会根据中国哲学的特色，运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方法，来整理中国哲学史古籍，剖析哲学思想体系，寻求哲学思想发展规律。点中国哲学思想资料、文本之“石”，而成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之“金”。然而，近三十年来，对哲学家的思想，曾习惯地按其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伦理论、历史观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这虽是研究工作的基础，是完全必要的，也取得了成绩，但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是不够的。因为哲学家哲学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其基本范畴之间，是紧密联系的，从而构成了一个整体。“分门别类”的研究，往往于整个哲学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注意不够，而只有深入揭示某一哲学范畴体系的内在的哲学逻辑结构，才能如实地反映该哲学体系的本来面目。
  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因此，即使只是在某一个问题、思潮、人物的哲学思想分析上要合乎事实的哲学史的要求，也需要多年冷静和艰苦的科学研究，在这里只凭现成的原则、公式或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对每一哲学思潮、人物的特殊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家各派哲学，以及各种不同性质的哲学体系，它们作为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螺旋式前进的大圆圈中的一个圆圈，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历史的积极作用。对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切忌采取简单化、公式化和直线性的方法。《朱熹思想研究》试图从朱熹的思想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拔高，也不贬低，给以一定的应有的历史地位。
  要注意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哲学史是为了锻炼和发展理论思维能力。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不能一刻没有理论思维，而这种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加以锻炼和发展，为了进行这种锻炼，学习以往的哲学，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之一。《朱熹思想研究》试着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以图有益于这种锻炼，有助于树立和掌握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要批判地继承。哲学史和社会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后一个哲学体系的建立既是对其前辈哲学的批判，也是继承，这便是和合地创造。这种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和改造、消化各个不同时期和性质的社会形态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批判地继承与综合地创造的结合。对于中国社会长期所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对于儒家思想集大成的朱熹哲学，必须区别其精华和糟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这就是批判继承。《朱熹思想研究》努力避免把朱熹思想当作死狗一样扔掉，一笔勾销就算完事，而是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和合理的因素。同时，必须吸取各国优秀文化思想，使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起来，以有益于现代化，以便能创造性地发展。
  这些要求，主观上是企图去做的，但学力有限，不一定能做好。况且朱熹是一个相当博学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著作量大而面广，于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佛学、道学以至自然科学，都有涉及或有著述。《朱熹思想研究》虽从经济、政治而至教育思想，从哲学、自然科学、美学、史学、伦理以及历史观作了初步探讨，但有些方面仍未涉及或未深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张岱年、任继愈、石峻、辛冠洁等教授的鼓励和鞭策，他们在紧张和繁忙的工作中，或全部或大部审阅了书稿，提了宝贵的意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中国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同志看了有关章节；厦门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提供了朱熹的像和手迹；在定稿中又蒙赵宗正、默明哲等同志的帮助；且得辛冠洁同志为本封面题签，谨志谢忱。
  本书虽三易其稿，但缺点错误实恐难免，万望读者不吝赐教，俟后改正。
  作者
  一九八一年一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