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武夷山“水云寮”，也叫云寮书院，又称云寮祠。武夷五曲的“水云寮遗址”处立碑为证，就说是“著名理学家游酢建”的。难道没有可疑之处？《游廌山集》①、《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②、《游定夫先生集》③与《宋·游酢文集》④之游酢《年谱》列：元符“二年……正月，服阕，再调泉州签判，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游酢故里》⑥之《游定夫年谱》为：“元符二年……正月服阕，二月接泉州签判调令，在武夷山五曲筑‘水云寮’为讲论之所，著《易说》、《诗二南义》。”
  《游酢评传》①第二章《生平事迹和著述》谓：绍圣三年的“3年后（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年48岁，赴泉州（今天津武清②）任。”又谓“哲宗元符元年（1098），游酢46岁，筑‘草堂’于建阳县禾平裏豸山之麓，在此撰著《中庸义》、《孟子杂解》、《论语杂解》等；次年，他又筑‘水云寮’于武夷山之五曲，聚徒讲学，并著有《易说》、《诗二南义》等。朱熹所写的《九曲棹歌》之五曾暗指游酢。其曰：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林间有客’，即指游酢。……游酢在武夷山所建之水云寮，是武夷山兴学办书院之最早者之一。所以朱熹在《九曲棹歌》之五中特别暗指游酢在水云寮之事迹。‘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清何瀚《五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5）……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其《简明年表》为：“1099年元符二年……一月，守孝满，调任泉州（今天津武清西）签判。因未即赴任，在家乡武夷山之五曲筑水云寮（古代学校称寮），讲学授徒。撰述《易说》、《诗二南义》等。”
  早在明代，嘉靖《建阳县志》③所载福建提学副使朱衡《重修廌山书院记》就称：嘉靖辛亥三十年，巡抚监察御史曾佩“又访书院丽牲有碑，燬于元，幸龟山先生所譔墓碑，犹存于武夷五曲之云寮书院，乃公藏修处。”《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廌山前集·褒典》亦节录，唯“云寮书院”作“云寮祠”。
  时下有些人也就此“认定”游酢在武夷山筑了“水云寮”。有说“元符二年，他（游酢）又来到武夷山五曲筑‘水云寮’，并由建阳迁居武夷，住在水云寮内，读书著文”；也有说游酢“他四十六、七岁（1099—1100）这两年在任泉州签判，他借故回闽北家乡，分别于建阳筑‘草堂’和武夷五曲建‘水云寮’等处著书立说，而有官不就”；又有“朱熹写的《九曲棹歌》第五首云：‘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林间有客，指的是游酢。”分别见《游酢研究》①（第1辑第81页、17页、15页）。或在水云寮遗址处立碑刻称：“宋元符二年（1099）著名理学家游酢建……现存石壁上的石刻为游酢裔孙游九言于绍熙元年（1190）所刻。”
  《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十《遗蹟》谓：“水云寮，在崇安县会仙里，文肃公宦时，乞归，筑室于武夷五曲，为藏修之处，后废，文清公复建。”《福建省志·武夷山志》②第三篇《名胜》亦载：“水云寮、水月亭：水云寮位于铁象岩岩顶。北宋理学南传始祖之一游酢在讲学武夷时于此筑精舍，取‘水云缭绕’的谐音、双关之意，名为水云寮。南宋绍熙元年（1190），游酢后裔游九言在先祖所寓岩顶石壁上摩刻‘水云寮’三字。岩顶小块平旷之地，宋时盖有水月亭……水月亭后还遗留一处游酢当时舂米用的岩臼。”
  二、肯定游九言创建“水云寮”之资料
  其实，关于“水云寮”的记载还有很多，其中有不少资料认为水云寮为游九言所筑，试举数例如下：
  明弘治《八闽通志》③卷七十三《宫室》载：崇安县“水云寮，在县南武夷山。宋御史④游九言创。”康熙《建宁府志》⑤卷四十六《杂志》载：“水云寮，在（崇安县）会仙里武夷山茶洞之侧。宋游九言建。（上俱废）”
  董天工《武夷山志》⑥卷十二《六曲》载：“水云寮，石门岩前。宋游文清公九言筑，久废。”卷十七《名贤·卜筑》又载：“游文靖公九言，筑水云寮于六曲。”其卷十六《名贤·理学》载：“游九言，字诚之，号默斋，初名九思，建阳人。十岁即为文诋秦桧，长从张宣公栻游。宣公教以‘求放心’。举江西漕司，进士第一，调古田尉，历江州录事、沿海制司干官，入监文思院。张宣公帅广西，辟为幕属；及弟杓帅金陵，又辟抚干。时学禁方严，九言作《上元明道祠记》。罢归，乃筑室武夷，曰‘水云寮’。开禧初，又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端平中，赠直龙图阁，谥文清。——国朝王梓辨：衷、徐二志皆以水云寮为游文肃公酢建，文清重葺之。明正德间，杨恒叔山志则以为建自文清，不言文肃。隆庆间，邱止山所修县志云：文肃本建阳之长平人，历官罢归，寓居历阳。没，遂葬于和州，至其仲孙鼐复归长平路，梦神语云：‘逢羊可歇，遇虎可居。’过武夷，因结小庐于羊墩，后得沉虎之地居之，更名澄浒，始籍崇安。余考游氏族谱，其言与邱志合，则水云寮无与于文肃明甚。衷、徐牵引，殊无依据，不足凭也。”并在《武夷山志凡例》中特别强调：“……建造事迹，以游文清九言水云寮为创自游文肃酢……种种谬误，兹悉从史册、谱牒、行状、墓志及诸文集正之。”
  《〓垅游氏宗谱》①亦载：“云寮祠，在崇安县武夷五曲茶洞之侧。宋开禧二年姪孙游九言建，祀族祖文肃公。国朝康熙初修葺，增祀文清九言公。”
  三、莫明其妙之资料
  在有关“水云寮”的资料中，最为莫明其妙的莫过于民国《崇安县新志》②和《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③了。
  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三卷《地理·古迹》载：“水云寮，在武夷石门岩穴。游九言筑。”然而，其第二十二卷《列传·儒林》则载：游酢于“元符初，筑草堂于廌山之麓。二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真是莫明其妙。
  《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之《水云寮》谓：“‘水云寮’，古时名为‘水云寥’。为北宋著名理学家游酢所构建。……崇安县志载：‘元符初，游酢筑草堂于廌山之麓，二年筑水云寮于武夷之五曲。’（民国《崇安县新志》第二十二卷）‘寮’是小屋的意思，当为游酢的谦词。‘寥’则指广阔的天空。景点‘水云寥’原含水云寥廓之意。改‘寥’为寮，既因谐音而不变其原意，而又深寓着寒舍颇有‘水云之胜’的意思。游酢仅改动一个字，就已把建筑物的特点和内涵巧妙地表达了出来。游酢构建水云寮后，即于‘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见《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住在水云寮内，读书著文，或与学友互相切磋理学，生活闲适而又恬淡，同时致力于教授生徒。为此而开了八闽理学的先河。他去世后，人们为了纪念，就把‘水云寮’改为‘廌山祠’，后来历代均有重修。……遗憾的是，祠堂不久即毁于兵燹。南宋末年，他的后裔游九言在武夷时，特在水云寮高耸的岩壁上题写了‘水云寮’三个大字，作为对祖辈的纪念，因为悬崖倾斜风雨无侵，所以迄今石刻仍十分明晰。从此，人们又把这儿改称叫为‘水云寮’。”而同样是这位作者，在同这一本书中所撰的《静可书堂》却附录了《静可书堂记》，其作者则为“宋·徐几”，而该文出处为“《建峰詹氏宗谱》卷二”。
  至于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①卷二《文靖游黙斋先生九言》所谓：“游九言，字诚之，初名九思，文肃三世孙也。尝于武夷重构水云寮，为继述之所。（《闽书》、《武夷山志》）”却有点模棱两可：查《闽书》②卷九十五《缙绅》“游九言传”并未涉及其是否建“水云寮”之事，也就是说，李清馥认为游九言“尝于武夷重构水云寮，为继述之所”之所本实乃“《武夷山志》”，但不知是否乾隆十六年（1751）成书的董天工《武夷山志》，如果是的话，则其所谓游九言“重构水云寮”就有问题，因为董志已明确认为“水云寮”是“宋游文清公九言筑”，并对“衷、徐二志”进行了辨析。
  综合资料可知，游九言创建“云寮祠”于武夷山五曲茶洞之侧，以“祀族祖文肃公”，并题写“水云寮”三大字于岩壁上。此处因之又称“水云寮”。此后，历代均重修“云寮祠”，而石刻至今仍十分明晰。
  四、有关“水云寮”之资料分析
  笔者曾在《游定夫生平析疑》一文中说：“我们不一定据此就认定游酢没筑‘水云寮’，只是，游酢既已筑草堂，又何必一定要在接调泉州签判或上任后又筑水云寮于武夷五曲呢？游酢应当没有那么多闲心思忙于筑堂后又建寮。因此，对于谁是筑‘水云寮’的‘林间客’，至少应当存疑。同时，据此而认为游酢‘迁居武夷’，难免牵强。至于‘不去上任’、‘有官不就’和‘借故回乡’诸说。这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更让人感到筑‘水云寮’的‘林间客’极可能就不是游酢。”至于《福建省志·武夷山志》所谓“水月亭后还遗留一处游酢当时舂米用的岩臼”，则更是附会传说。
  此外，依《永乐大典》③之《中奉大夫游公（潜）墓志铭》所称“居士讳潜字升叔……居士得疾，卒于齐州之官舍，绍圣二年三月己未也，享年六十有六……以绍圣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原”以及古代礼制守孝三年而实为二十七个月可知，元符二年（1099）并非游酢“服阕”的时间，其“服阕”是在更早的绍圣四年（1097）六月，也就是说，元符二年时游酢已赴任“泉州签判”了。而所谓游酢在“守孝”期间筑草堂“授徒”，则于伦理上说不过去。
  笔者以为：游酢数十年的游学仕宦生涯中，专心研究伊洛理学或曰将伊洛理学系统化的时间并不多，此时人到中年，借服丧这难得的机会，在家乡筑草堂著书立说，目的应在于此。这期间，他完成了《论语杂解》、《孟子杂解》、《中庸义》（道光《建阳县志》卷15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诗二南义》和《易说》等奠基著作，也是现今仅存的游酢关于理学的著作。换言之，他是把研究所得系统化即成稿后才去上任，这应是“再调”（“再”意为“二”即两次）的原因。
  至于所谓“游酢在武夷山所建之水云寮，是武夷山兴学办书院之最早者之一。所以朱熹在《九曲棹歌》之五中特别暗指游酢在水云寮之事迹。‘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清何瀚《五曲》，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5）……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其中字词、出处之误有：“洪氏之洪源书院”之“洪氏”为“熊氏”之误，“慢亭峰”为“幔亭峰”之误，“其为最著者”则衍“为”字，“何瀚《五曲》”为“何瀚《原序》”之误，因之“卷5”为蛇足。
  查考何瀚《原序》，该文谓：“兹志博揽正学，源流独详。崇人自陈代始知学，而顾野王已在武夷讲授矣。宋赵清献筑吏隐亭于三曲，熊氏筑独善堂于八曲，胡氏夺秀亭、刘氏仰高堂、小隐堂皆在五曲。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时乾隆辛未秋九月，年家眷旧寅弟平远何瀚拜题于白华书院。”显然，何瀚《原序》表述清楚，时间顺序明晰，尤其是“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最著者”一大句，说明“游氏之水云寮”是在“朱文公开紫阳书院”之后“星拱”其“紫阳书院”者之一，这恰好说明了“游氏之水云寮”是朱熹之后的游九言所筑。笔者百思千想，怎么能从中截取删修“游氏之水云寮、洪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慢亭峰，其为最著者”一句并引发出“自游酢水云寮后，才有刘子翚之屏山书院、朱熹之武夷精舍、刘爚之云庄山房、刘拱之仰高堂、蔡发蔡元定之南山书堂、熊禾之洪源书堂等之设，遂使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后的中国文化重心之地”呢？但这似乎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给了笔者一个鲜明的启示：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学问是可以这样做的。
  五、“水云寮”创建时间分析
  资料表明，游九言（1142—1206）、游九功兄弟其实并非“游酢裔孙”、“文肃三世孙”。考《〓垅游氏宗谱》，入闽四世游廓（？—986）长子游惟真、次子游惟惠，分别传游酢支、游九言支：
  五世游惟真、六世游尚、七世游礼之（三礼）、八世游潜、九世游酢；
  五世游惟惠、六世游正卿、七世游稀元（或作游宗元）、八世游轼、九世游其藩、十世游訔、十一世游九言、游九功兄弟。
  游九言《游氏世谱》亦自谓：“廓三子，仲曰惟惠，惟惠二子，季曰正卿，正卿二子，季曰宗元（一作稀元）……早世；以兄晞古（一作稀古）之子轼为后，是为九言曾大父……生二子，季曰其藩，即先君之考也……有二子，先君訔，冢嫡也……此九言本支也。”
  关于游九言创建“云寮祠”的时间，《〓垅游氏宗谱》认为是“开禧二年”（1206），朱衡《重修廌山书院记》其实也认为是开禧二年丙寅，只不过他以为游九言是“重建之”而已，而所谓游九言“摩刻‘水云寮’三字”的时间，上述资料则多以为是“南宋绍熙元年（1190）”。董天工《武夷山志·理学》谓：“游九言……时学禁方严，九言作《上元明道祠记》。罢归，乃筑室武夷，曰‘水云寮’。开禧初，又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康熙《建宁府志·儒林》载：“游九言……时学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以不便养亲，乞丐祠。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文字，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其中“乞丐祠”为“乞祠”或“丐祠”之误。道光《建阳县志》①卷十一《理学》载：“游九言……时学禁方严，而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以不便亲养，乞祠。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文字，寻之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未行而卒。”其中“寻之光化军”之“之”为“知”之误。《八闽通志》卷六十五《儒林》载：“游九言……学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闽书·缙绅》载：“九言……时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言……时禁方严，九言记上元县明道祠，痛讥之。调全椒令。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所谓“学禁方严”起始于庆元二年（1196）二月“严申‘伪学’之禁”，也就是说，游九言是在庆元二年之后数年“乃筑室武夷，曰‘水云寮’”的，而依其“开禧初（元年为1205年），又为淮西安抚机宜”判断，游九言筑“云寮祠”并“摩刻‘水云寮’三字”应当是在庆元末、嘉泰初（元年为1201年），而非“绍熙元年（1190）”和“开禧二年”（1206）。
  六、由“水云寮”引发的游酢“晚岁”所居辨述
  游酢晚年侨居和州州治历阳（今安徽和县）而卒焉，葬于和州含山县，这在杨时所撰《御史游公墓志铭》已经明确：“吾友定夫既没之明年，其子某自历阳涉大江诣予而告曰……罢，归寓历阳，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终於正寝，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与夫人合葬於和州含山县昇城乡车辕岭之原。”其中“没”道光《建阳县志》所录作“殁”，“某”《新宅游氏族谱》所录误作“撝等”；“乙亥”《〓垅游氏宗谱》所录作“廿三乙亥日”。朱熹节录杨时之《游察院墓志略》亦谓：“罢，归寓历阳，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终于正寝，享年七十有一。葬于和州含山县车辕岭之原。”《〓垅游氏宗谱》卷四《世系总图》谓：游酢与吕氏“合葬和州含山县又名历阳车辕岭，遂改名察院岭。”
  近年就此生出的多种说法之一，如《游酢与杨时比较谈》（《游酢研究》第2辑①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②）所谓：“游酢官濠州罢归居乡已经68岁了，二年以后就去世了。”其中之“居乡”不知出自何处，或许由“罢归”引申而来。然而，即使不论《御史游公墓志铭》等资料已明确指出“寓历阳，因家焉”，单就“罢归”而言，也不一定就是“归”即“居乡”。
  再者，《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水云寮》所谓“游酢构建水云寮后，即于‘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见《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失于考证，民国《崇安县新志》失误于前，其《儒林》谓：“游酢……晚岁徙居武夷（见《廌山集·静可书室记》）。”其第四卷《氏族·游》亦谓：“南渡初，游酢爱武夷山水秀丽，由建阳迁崇安，旋以宦遊他去。”游酢卒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绝不可能于“南渡初，游酢爱武夷山水秀丽，由建阳迁崇安，旋以宦游他去”。此说误甚。追溯其“南渡初”之误，乃本于“绍兴”之误，而“绍兴”则为“绍圣”之误，因为游酢于绍圣年间“丁父忧”而归乡，故有其误；而
  追溯其“晚岁（由建阳）徙居武夷”之误，则当然是因“《廌山集》之《静可书室记》”而误。如上所述，《静可书室记》作者并非游酢而是“宋·徐几”。可参详拙作《误署于游酢名下之诗文考述》。

①游酢：《游廌山集》，《四库全书》本。 ②游酢：《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游亮采等刊本。 ③游酢：《游定夫先生集》，清同治六年（1867）游智开刊本。 ④《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⑤长乐《新宅游氏族谱》，清嘉庆年间（1796—1820）修、光绪九年（1883）增补本。 ⑥建阳市博物馆：《游酢故里》，1994年8月印。 ①高令印：《游酢评传》，中国翰林出版公司，2002年2月香港版。 ②其实，许多错误就是像这样产生的：为什么要在“泉州”下括注“今天津武清”呢？徒增混乱而已。是有资料称天津武清“古为泉州。汉泉州、雍奴二县之地”，但到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就“省泉州入雍奴县”了，唐天宝元年（742）雍奴县更名武清县后延用至今，就未再有“泉州”建制名称。宋宣和四年（1122）前，武清县隶属辽（契丹）南京即燕京，其后，金设直沽寨于武清县境；元设海津镇，明永乐二年（1404）正式设天津卫。《宋史·地理志六》载：“金人灭契丹，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来归。宣和四年改燕京为燕山府……领十二县（其中之一为武清）。”其《地理志五》载：福建路“泉州，望，清源郡。太平兴国初，改平海军节度。本上郡，大观元年，升为望郡。” ③嘉靖《建阳县志》，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2年4月版。 ①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第1辑），1993年12月印。 ②《福建省志·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③黄仲昭：《八闽通志》（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④“御史”有误，游九言没有任过御史。 ⑤康熙《建宁府志》，康熙三十二年（1693）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本，1994年8月印。 ⑥董天工：《武夷山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①游绍伊：《〓垅游氏宗谱》，清同治七年（1868）修。 ②民国《崇安县新志》，武夷山方志委整理本，1996年12月印。 ③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武夷胜境理学遗迹考》，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9月版。 ①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四库全书》本。 ②何乔远：《闽书》（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③《永乐大典》，中华书局，1986年6月版。 ①道光《建阳县志》，清道光十二年（1832）修，建阳方志委整理本，1986年印。 ①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第2辑），1994年12月印。 ②《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1994年12月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