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什么是闽学、朱子学
  闽学，是地域性的学派。它的产生和形成都是在南宋时的福建，创建人是朱熹。早期，朱熹活动于闽浙赣交界一带。已故的大哲学家张岱年说：“朱熹的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闽学和北宋的濂、洛、关之学并称为‘濂、洛、关、闽’，这是宋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朱熹生存期间，经常和江西陆九渊的心学、浙江陈亮的功利之学进行辩论，学派的划分和地域有一定的关系，而福建地区是朱说的主要根据地。”在宋代各学派中，以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和福建建阳考亭朱熹的闽学最为著名。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福建经略使，首次出现福建名称；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年），开始用古称“闽中”或“闽”作为福建的简称。清朝人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一文中说：“福建，是朱熹的侨居地，他建立的学说宋以来称为闽学。”把朱熹建立的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生、死和居住都在福建，受学也在福建，并且著述、讲学、从政也都在福建，在福建形成强大的朱子学派。清朝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卷一里说：“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李侗）及崇安胡籍溪（胡宪）、刘屏山（刘子翚）、刘白水（刘勉之）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不忘道统所自”，是从传授系统的意义上来讲的。因为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游酢、杨时、胡安园、胡宪、刘子翚、刘勉之、罗从彦、李侗等人的倡导，福建理学得到兴盛，朱熹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他们，由此跟北宋理学的开山者和奠基者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联系起来，并直接继承和发展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的思想，集濂、关、洛诸理学之大成，集整个儒学之大成，建立起庞大的、完整的、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蒋垣又说：“濂溪周敦颐，继承孔孟绝学在仁宗间，以《太极图》、《通书》授程颢、程颐。“二程”之门受业最多，而刘绚、季吁、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焞、杨时成德者尤著。”游酢、杨时之后的胡安国、胡宪、罗从彦、李侗、朱熹，我们一般认为是福建理学的传授系统，形成闽学，而朱熹是闽学的创始者和领袖。但是，胡安国除传授胡宪外，还传授给胡宏等，而胡安国、胡宏与张栻、江锜等又主要活动在湖南一带，他们的学说形成湖湘之学，因此游酢的一传弟子胡安国、江锜和二传弟子胡宏等均被排除在闽学之外。其实，以胡安国、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派，重在明义理之辨，突出“心”的主宰作用，具有明显的心学特色。而以朱熹为首的闽学是直接继承程颐的理本论，其思想体系核心是天理论。
  朱熹所继承的是儒家的为己之学，是由躬行践履来展示自己的天理论思想体系的。朱熹的躬行践履是直接受游酢“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的影响。清朝人方宗诚在《校刊游定夫先生集序》中说：“然而不是开始有游酢的‘既勤敷菑’，就不可能有朱熹的‘芟柞而耕获’。”朱熹自己也说：“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缺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踏履自然纯熟。”这种由具体体会抽象的思维模式和躬行践履的方法，闽学学者是代代相传的。
  朱熹之后，福建理学家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使闽学思想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充实。朱熹门人蔡沈著《书经集传》，是闽学的代表性著作，与胡安国的《春秋传》同为元明清时代朝廷科举取士的教本之一。明朝人陈鼎在《高攀龙传》里说：“我太祖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今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清朝著名的闽学学者李光地奉旨“纂辑《朱子大全》，从小学、大学起，然后及于天道性命之说”。清朝人陈庚焕在《惕园初稿·拟重修福州文庙碑》里说：“自宋以来，闽士蔚兴，与中州垺。道南一脉，远绍洙泗，举濂、洛、关之统悉荟萃于闽。至今天下之士宗闽学焉。”特别是清朝人张伯行抚闽期间，编辑《濂洛关闽书》十九卷，闽士“翕然向风”，一致倾向闽学。因此，以朱熹为首的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和其后福建理学家的思想，都称为闽学。
  闽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理学思潮中在福建地区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理学派别，它不是历史上的一般闽中之学，它与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理学思潮相关联、共始终，它有自己明显的思想文化特色和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
  当闽学超出福建范围而成为国家的正宗思想、世界性的学说时，它就不再称作闽学，而一般叫做朱子学。朱子学的核心和闽学一致，都是天理论，而且也是由躬行践履来展示自己的天理论思想体系，以内圣成德而外王事功。所以，朱子学与闽学一样，也是一门唯理的和实践的学问，是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并进互发为主旨的理学——新儒学。它将居敬存养（即实践的工夫）作为学说予以提倡。这是朱子学所独具的特色。它的居敬存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内在的心性存养，二是对天理的体认。这两者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割的整体。
  闽学成为朱子学后，它就是福建文化的核心部分，对福建文化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二、福建理学的产生和理学入闽
  理学，开始时称为道学，其创造者是唐朝大思想家、大文学家韩愈，他提出一个与佛教法统相对立的儒学道统。与韩愈同登“龙虎榜”进士的福建晋江人欧阳詹，差不多与韩愈同时提出儒家道统。他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极力倡导复兴儒学，因此自明朝起，就有人认为欧阳詹也是理学（道学）的开创者。如清朝人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里就说：“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闽学开自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与欧阳詹同时的福建莆田人林蕴，也和韩愈、欧阳詹一起反佛排佛，提倡儒家道统。这样，在福建就产生了理学，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只能算是理学的萌芽。
  理学真正形成的时间，是在北宋。北宋胡瑗、孙复、石介是理学的前驱者，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张载、邵雍、程颢、程颐则是理学的奠基者。在当时，理学的主要著作，有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邵雍的《皇极经世》，张载的《正蒙》、《经学里窟》，程颢的《定性书》，程颐的《伊川易传》等。理学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是“理、气、心、性”，也涉及政治、教育、伦理、宗教等领域，理学的中心命题则是“存天理灭人欲。”
  上述理学的前驱者、开创者、奠基者大都是生活在北方，因而他们的思想的流传开始时也在北方。理学的由北而南、传入闽地是经过了一些过程和途径的。清朝人蒋垣的《八闽理学源流》记载理学入闽有三个途径。
  其一，在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以胡瑗、孙复为国子监直讲，并讲学于太学，他们与石介在朝廷提倡理学。其时，福州人刘彜、邵武人游烈、汀州人徐唐等跟随他们学习。庆历七年又有侯官（今福州）人陈烈为国子监直讲，“与胡瑗、周敦颐开宋朝理学之始”。后来，陈烈归闽，与陈襄、周希孟、郑穆在福建提倡道学，被称为在闽地首倡理学的“海滨四先生”。其中陈襄官至天章阁侍讲等，著有《中庸讲义》、《易讲义》、《奉使录》、《国信语录》、《陈古灵奏议》、《古灵先生文集》等。陈襄以“诚”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诚”是天地万物的主宰者。人有了“诚”，就有了最完善的道德品质，而“诚”的这种美德就是仁义礼智信等人伦道德，这就是天理。明白了天理，就能达到“诚”的境界。因此，陈襄特别强调人要加强道德修养。他在《中庸讲义》里就说：“好学以尽心，诚心以尽物，推物以尽理，明理以尽性。”陈襄用力于孔孟知天尽性之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海滨四先生”中的郑穆，他对于道很有造诣，“心仁气正，勇于为义，文博而庄”，“进退容止必以礼”。曾为国子祭酒，每坐讲席，寒暑无间断；虽然是少年来求学，他也必朝服延接，以礼送迎。凡是来投其门求其学的学者都钦慕他的道德而服从他的教诲，门人有千余。陈烈，曾任国子直讲，《宋元学案》称他“力学不群，平日端严，终日不言，虽御童仔，如对大宾”，跟随他学习的达到数百人。周希孟，曾是国子监四门助教。他遍读“五经”，对《易经》研究更是极精深透彻。他的弟子达七百余人。他的著作有《易义》、《诗义》、《春秋义》等。“海滨四先生”是福建早期理学和宋代理学的先行者，他们的活动开创了理学风气之先，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学理论，因此他们的理学在福建未能得到发展。
  其二，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朝廷任命关中理学创始人张载为崇文院校书，古田人邵清跟随他学习《易经》。邵清专治《易》理。他学成归闽后，在先人墓侧筑书堂，聚书千卷，聚徒讲学，传播张载关学，但是他也没有发展起来。
  其三，北宋福建建阳人游酢、将乐人杨时往颍昌、洛阳拜“二程”为师，学习洛学，学成归闽后，传播洛学最得力、最纯正。与游酢、杨时一起拜“二程”为师的还有建阳的游醇、福清的王蘋、沙县的陈渊和陈瓘。洛学入闽由此而盛。但是，王蘋的思想倾向心学，成为陆九渊心学的先驱者；陈瓘在拜“二程”为师的同时，又接受邵雍、刘安世的学说，主理数相推，因此他的思想是“二程”理学和邵雍象数学的混合物；陈渊是陈瓘的侄孙，虽然师事“二程”，但后来又师事“二程”高弟杨时。因此，他的思想受陈瓘、杨时的影响极深。洛学的道南这一系只有游酢、杨时得其正，并传播最为得力。
  三、游酢是闽学鼻祖
  清朝人左宰为《宋·游酢文集》写序说：“孔子、孟子的道统，因为有了“二程”而得到光大，因而朱熹把“二程”看成闻道、知道的继承人；“二程”的洛学，因为有了游酢、杨时而得到推广，因此先辈学者都把游酢、杨时看做亲受教益的正统。”
  游酢、杨时同时把“二程”洛学传到福建，他们同是洛学的正统传人，但杨时享有盛名，而游酢却罕为人知。人们一般把杨时称为“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福建理学的创始人，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一是游酢比杨时早死12年（游酢死于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即1123年；杨时死于南宋高宗绍兴五年，即1135年）；二是游酢所处的北宋末年，金人南侵，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处于极端混乱状态，人们无视思想理论问题。不仅游酢本人的学说得不到重视，其弟子更无人过问，默默无闻，因此未能流传下来；三是游酢二传弟子、胡安国季子胡宏对游酢的诬害，使游酢及其思想的影响在尘封的历史中被遮掩以至几乎被彻底沉埋。胡宏诬害游酢研究佛学、援禅入儒、以禅证儒是“以其不仁不敬”而“尽背其师说”而成为“程门罪人”。在胡宏的诬害下，游酢及其理学思想的声望和影响自然就萧条冷落，甚至几乎被彻底沉埋。于是，游酢有的弟子，如胡安国、江锜、吕本中等就改师杨时，甚至师从多门。他们所传之学自然就不是游酢之学，而是其他学派的理学。胡安国除改师杨时外，还师从谢良佐，而最先师从孙复，因此胡安国的理学思想杂有孙复、杨时、谢良佐的理学思想。他的儿子胡宏本是游酢二传弟子，因为诬害游酢，自然也跟着其父投入杨时之门。胡安国、胡宏、江锜后来都活动在湖南一带，而开创湖湘学派。吕本中，除师事游酢外，也师事杨时、尹和靖，所传之学自然也不是游酢之学。至于游酢的纯正弟子黄中、陈侁、曾开等在胡宏的诬害下，自然影响乏力，未能流传下来。而杨时所处的是南宋初期，为了重振国家，复兴儒学，从朝廷到士人（即从上到下），都普遍重视思想理论问题。杨时又仕于朝，被皇帝选为侍讲，提出激进的抗金主张，又奔走各地游说，在东南传播程氏洛学，尽力为“二程”争夺学术上的正统地位，因而在当时杨时的声望极高。杨时弟子千余人，势力强大，再传弟子李侗、朱松、刘勉之、刘子翚、朱熹、张栻等，当时在政治和学术上地位也都很高，使杨时的思想传播较广，影响也较大。“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是杨时，其实这是不公道的，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洛学与闽学的联系上，游酢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的称号，应该属于游酢。朱熹都讲“道南首豸山”，肯定游酢是“道南首”，是“闽学鼻祖”。
  游酢、杨时都是“二程”洛学的正宗正统传人。他们都把“二程”的“天理”的宇宙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论、“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论等摘取过来，构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然后再把自己的思想学说体系一代一代传下去。游酢这一系传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游酢的一传弟子黄中却把游酢的理学精髓传给了朱熹。朱熹在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到邵武拜游酢门人与外甥黄中为师，黄中就把舅父游酢传来的洛学的真传传给朱熹。游酢的二传弟子胡宪在五夫里教朱熹学“河南程氏之说”、儒家重要经典、诗文杂学。黄中、胡宪的传授，都使朱熹获得了源自于“二程”洛学的游酢理学思想，为朱熹的博学和理学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朱熹也重视收集流传下来的游酢理学言论、游酢著作、游酢文集。如朱熹友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石子重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凡十家对《中庸》意旨阐发的大著作集录为《中庸集解》，朱熹不仅帮助石子重集录成功，而且为他的《中庸集解》作序，后来朱熹又对石子重的《中庸集解》进行删繁就简，而著成《中庸辑略》，使游酢的《中庸义》、《中庸解义》中的理学思想得到传扬。朱熹还编著有《游氏妙旨》，直接从游酢理学言论、游酢著作里吸收游酢理学思想和许多精华来构建、完善、充实他的闽学（即朱子学）体系。又如游酢为了发展新儒学（即理学）的理论，而敢以担当罪人的冒险精神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思维路向，深入佛学领域，探寻儒佛分际，以禅证儒，以禅援儒。他在深入佛学领域，认真探索研究后，明确而坚定地指出：《易》书不可与佛书并，这是因为佛书“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并且在《答吕居仁辟佛说》里陈述了儒佛的虚实之异后，旗帜鲜明地“敢以管见陈白”，表明了他是一个坚定的儒者，同时也说明了他入佛以及由佛之迹而溯及佛之道，是为了援禅入儒而实现儒学理论的创新性、创造性发展。游酢的这个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启发了朱熹。朱熹实得游酢思想精髓，在游酢所开掘的路向上成功地圆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再如天理论，游酢从“二程”洛学思想出发，把“理”看作天、地、人“三才”的本体，认为理在天为道，在人为仁，都是生育发展的意思。朱熹就继承了游酢的这一思想，而指出“天理”的本性就是生生不息的，“仁”是“生之性”或“生之理”。在修养论上，游酢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基本方法是变化气质，实现仁性的复归，提出“治气养心行己接物”的修养论主张，并强调戒慎诚身。朱熹也赞赏游酢的这一思想。在体验“未发之中”上，游酢主张“以敬为先”。他在《静可书室记》里说：“请以主敬穷理为吾之勉。”游酢的这一思想是源自程颐的主敬说。游酢说：“伊川先生教人，又用敬不用静者，以静贯动静，该体用。”因此，“以敬为先”（主敬），是程颐、游酢一脉相传之指诀。朱熹继承了这一指诀。朱熹在为《四书》作注时就吸收了游酢上述的思想和其他的许多精妙的见解。这都表明朱熹在构建、完善、充实自己学说思想体系时是直接地吸收了游酢许多理学思想理论。
  杨时思想虽然传播较广、影响较大，而且他的许多见解也被朱熹继承和引用，但是他的思想学说严格地说只传授到李侗为止，朱熹实际上未承其学。朱熹和杨时、罗从彦、李侗只是有师承关系，并无真正的传道关系。杨时、罗从彦、李侗所传承的道，主要是偏重于心的程颢的理学思想。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相传的是所谓“未发之中”。杨时这是从程颢处学来的。“未发之中”，就是体会人在喜怒哀乐之前的纯理精神本体，它是天下的根本，体察了它，人就会达到圣人的境界，天下也就可以得到治理。杨时认为，能体会到这点，就是遵循了天理。体会“未发之中”的方法是静坐。程颢教导杨时等“无可行时，且去静坐”。游酢在《静可书室记》里说：“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二先生发明为学之要必言静者，以大本所当先也。”“清明其心，默存气象”（主静）是程颢、杨时至李侗一脉相传之指诀。杨时就是运用程颢传授的“静坐”（即“静复以见体”）的工夫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之际的天理。罗从彦从学杨时20年，其真得力处，也是“静复以见体”的体证工夫，即用静坐的工夫加以体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的气象。李侗也是如此。《豫章学案》说李侗跟随罗从彦学理学，“其始学也，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李侗教朱熹也是这样。朱熹在《答何叔京》文里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人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通过静坐体会所谓“未发之中”苦参“中和”，但始终未能达到那个境界。朱熹后来回忆说：“当时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能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之中”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朱熹不仅不予重视，而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仲素（罗从彦）《春秋说》不及文定（胡安国），盖文定才大”、“罗先生说（指教人静坐）恐终坐病，此说终是小偏”、“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多时无提摸处，若一向如此（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说明，朱熹对程颢、杨时至李侗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即主静）这一相传指诀没有给予吸收与传承。朱熹最后是另辟路径由游酢、谢良佐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经说：“道理不可专要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对此，台湾学者刘述先生在《文化与哲学的探索》一文中评论说：“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李侗）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因此，从朱熹思想学说的上乘脉络来说，在师承上，朱熹当然是李侗的学生，是杨时的三传弟子，但如果专就理学的脉络来说，朱熹实际上是不传杨时、罗从彦、李侗的学说，而是传扬并光大程颐、游酢的学说。杨时道南一脉，实际上只到李侗为止。朱熹思想不是附杨时一系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朱熹是由游酢直承程颐的理学思想的。游酢、杨时都是从“二程”到朱熹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而就闽学渊源于洛学来说，闽学属于程颐、游酢、朱熹一系。
  史载：“游酢载道南归，创建州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于濂、洛、关并称者，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
  游酢载道南归，创立建州（即武夷山）理学之始。福建理学的道统即闽学，能与濂学、洛学、关学并称，实是从游酢开始的。
  因此，“道南首”、“道南第一人”、“闽学鼻祖”是游酢，而不是杨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