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南理窟——武夷山九曲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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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游酢新论 续编》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10004764
颗粒名称: 道南理窟——武夷山九曲走笔
分类号: B244.6
页数: 5
页码: 103-107
摘要: 本文记述了马应壁武夷山九曲走笔“道南理窟”四个大字的情况。
关键词: 游酢 理学 影响

内容

望着父亲手书“道南理窟”最后一笔镌上九曲岩壁,马应壁长长地舒了口气。父亲马负书乾隆元年中了武状元,可一辈子敬仰理学大家。提督福建陆师镇守闽疆二十余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武夷山勒刻“道南理窟”四个大字。谁知平常军务繁忙后来疾病发作,理想却无法实现。事有凑巧,天遂人意,乾隆四十四年,马应壁任职崇安(今武夷山市),终了父亲遗愿。这方擘窠石刻确属非同一般。马应壁在题跋中说:“窃念先大夫欲以理学渊薮,发山川之秀灵,非寻常题咏岩泉者,此何可弗镌,而遗山灵憾!”儿子认为,父亲这方大字不得不刻,否则武夷山灵都会遗憾。因为它揭示了理学的渊薮。
  “道南理窟”里的“道南”,指的是孔孟之道向南传播;而“理窟”,说的是理学荟萃之地,有如当年送江淹之梦笔的郭璞所云“京华游侠窟”的窟之意。更耐人寻味的,是马家父子题跋的位置。“道南理窟”题刻在五曲之西,晚对峰东麓,与此隔溪遥遥相对的是当年游酢的“水云寮”和朱熹的“武夷精舍”。
  游酢于公元1099年到武夷山,筑寮五曲云窝铁象岩上,潜心研究经史,刻苦著书立说,广为聚徒讲学。专家知道,程颢、程颐是理学创始人“二程”。游酢、杨时以“程门立雪”的行动就学于大师门下。程子望着他们归闽的背影说过“吾道南矣”。他们载道南归闽北后,真的担负起儒学新发展的重任,而武夷山是道学南传第一站,游酢则是“道南”第一人。大概一百年后,游酢的后裔游九言也像马应壁一样,怀着十分的崇敬在崖壁下刻下了“水云寮”三个大字。
  中国文化由北向南转移有其深刻的原因。人们常把唐宋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前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经历了大唐盛世后,五代十国给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数十年间,帝王几易十姓,兵举不息,生灵涂炭。南方成了向往之地。虽然交通闭塞,关山阻隔,但却成为避乱苟安之地,更是文人士大夫理想的“世外桃源”,及至到了南宋,东南一带更成了人们理想向往之处。有词云:“安莫安于福建。”大理学家邵雍当时就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南方地气至矣。”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收拾了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的局面,宋太祖踌躇满志地吟唱“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和残月”,自比普照神州六合的太阳。但史学家们认为他建立的宋王朝更像“阴晴圆缺”的月亮,而且是到不了满月的月亮,如同钱钟书所喻:宋太祖设想的那张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从八尺方床收缩而为行军帆布床”,虽然他常常夜不能寐,还总是惦记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到了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国大军南下,1126年虏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王朝结束。南宋王朝也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和中国军事版图变化相同的是文化地理也发生深刻的变化。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西汉时“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风光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愈发壮大,佛教中国化产生了禅、华严、天台等宗派,几乎倾国信奉佛教,大有与印度一样成为佛教国家的趋势。而在东汉产生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与佛教斗争中也逐渐发展起来,加上人们错误认为老子与唐皇同宗,因而道家势力也十分强大。原先儒释道三教鼎立成了佛道压倒儒学的形势,当时一流学者几乎都出入佛道,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文化思想的儒学奄奄一息,卫道士们大声疾呼儒家道统已到了中断的紧要关头,唐朝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北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在北方着手建立新儒学。北宋之后,新儒学又岌岌可危,道统再一次面临覆灭的危险。文化落后的金国承担不了发展儒学的重担,中华民族文化存续兴亡的地理坐标只能向南转移。
  江南不乏名山胜地,何处方是中华文化涅槃之所?南宋大理学家张栻断言,“当今道在武夷!”历史怎么会这样青睐闽北的武夷山,将华夏文明继往开来重任空降于此?让我们先来看看闽北的地理区位。水路未开之时,中原进入福建非经闽北不可。陆路入闽主要是三条路径:一是翻过闽赣交界的杉岭,从今日的光泽进入;二是越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从今日的浦城进入;三是跨过闽赣交界的分水关,从今日的武夷山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分水关与江西铅山相邻,到其河口码头仅八十里。当时它是江浙闽粤货物、人流的重要集散地之一。由河口转上饶便进入信江航运。通过这条水路可通浙江常山、江山,然后沿钱塘江往杭州,直抵南宋的首都。王世懋在其《闽部疏》中说,“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关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既然有货北运,自然有人南来。一方面福建“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足以避乱,安下书桌做学问。另一方面如果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闽北又是北客返回中原最近最易的地方。南唐之后掀起一拨又一拨移民福建的浪潮,而闽北武夷山一带则是他们落脚的首选之地。
  一种伟大的思想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创新。马克思主义能够诞生,离不开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黑格尔的“合理内核”,离不开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同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更是“脱不了关系”。一代又一代的贤哲总要站在伟人的肩膀上才能继往开来探索真理。新儒学不是凭空出世,她不仅要梳理完善自家的道统学说,还必须从道教、佛教以及自然科学中汲取营养,集各种思想的先进因素之大成,而这些条件武夷山恰恰都能提供。武夷山自古以来便是三教同山,儒释道各呈异彩。道教起于东汉,但武夷山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就举行过准道教活动的盛典,“干鱼祭祀武夷君”和“幔亭招宴”的传说就是证明。五代十国之前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在创立的华夏道教“三十六洞天”体系时,就把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洞天,几乎与朱熹同时期的白玉蟾以武夷山为基地,把北方的道教神仙系统和原武夷山的道教神祗武夷君、皇太姥结合起来,成为道教南宗五祖。历史上武夷山的道院、道教活动场地有数十处。南宋前期,武夷山一带是国家道教文化的重心之一。武夷山佛教初兴于唐朝,至宋已成鼎盛之势。当时佛教已经中国化了,继慧能禅宗南宗之后的“五宗七家”直接和间接的创始人三分之二是闽籍僧人,他们大都云游过武夷山,且与理学人物过往甚密,像临济宗下的杨岐方会派的代表人物大慧宗杲,在朱熹著述中反复被提到。其弟子道谦曾为朱熹问禅之师,两人经常一起吟诗、赏帖、论学,道谦圆寂,朱子亲自撰文祭之。至于武夷山本土得道的扣冰古佛更为闽王之师,千余年来纪念他的民间“蜡烛会”光焰不灭,南方诸多寺院都供奉着古佛塑像。与扣冰悟道有关的“天心永乐禅寺”,有五象朝圣之形,又处武夷群山中心,被人称为掌握山外青天的枢纽,赢得“华胄八名山”盛誉。至于散落在群山中以崖居形式建成的佛寺更不计其数,宋朝的武夷山佛教香火甚是灿烂。武夷山与儒教更具有不解之缘。历代皇帝任命武夷宫的主管提举多达82位,其中有刘子翠、朱熹、吕祖谦、张栻、辛弃疾、陆游、叶适、黄幹等硕儒圣贤,他们也是当时全国最知名的学者。理学南传后,杨时授徒罗从彦,罗又传道李侗,李侗再教朱熹,薪火相传,蔚为大势。武夷山中有据可考的书院就有48所,密度为全国之冠,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五曲溪畔朱子亲自擘划和创建的“武夷精舍”,董天工在《武夷山志》中称其为武夷之巨观。南宋前期,武夷山已成为中国文化基本形态的荟萃之地。
  思想与山水无涉却有关。那年文学大家余光中回闽南拜祖省亲,顺便游览武夷山,在这里他似乎寻找到了中国文化之根,临行前为武夷山写下了“千古灵山,九曲溪水”题词。著名的复旦大学学者蔡尚思教授说,他研究了中国自然美的山水已达两百多个,认为武夷山超过了徐霞客最赞美的黄山,因为黄山山奇而不如武夷山的山水俱奇;而九寨沟则水奇而山不奇;桂林江水可游而小山不可登,也比不上武夷山既可登又可乘筏;庐山的水在山之外,也不如武夷山的水在山之中。武夷山的山水俱佳,在国内外都是难比的。所以,我有小诗一首:“朱熹是先贤,武夷为名山;人地两相配,唯有此间全。”厦大研究理学专家高令印教授也认为,武夷山水陶冶朱熹既仁且智,从观赏武夷山水动静中建立起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还是回到马应壁目光聚焦的五曲山水。公元1184年,朱子在溪边隐屏峰下建成武夷精舍,开门讲学授徒,论道著述,下学上达,致广大、尽精微、格物穷理。他不无自信的在其《九曲棹歌》中吟道:“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林间有客帝王师,万古之心是天地之心,是理学之心、中国文化之心。朱子和他的同道借着这方仁山智水,伴着棹船声声,倾心营造笼罩百代的理学大厦。他曾自谓“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吕祖谦来过,辛弃疾来过,袁枢来过……朱子和他们上下几千年纵横求索,终于“集大成而续千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万世一定之规”。然后,精舍里走出了黄幹,走出了蔡元定,走出了朱熹两百多个弟子,载道前往八方,四处点燃真理火炬。
  立在五曲隐屏峰下,极目山水之外,遥想当年游酢、杨时载道南来,播下理学的种子。历史选择了朱熹,朱熹选择了武夷山,他用九曲活水、灵山云雾,他用毕生心血和学达性天的智慧,培育出理学的参天大树,从而数百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天空中呼风唤雨。武夷有幸,拥有朱熹,便拥有中国文化的标高;朱子有幸,怀抱武夷,才能够为天地万民立心。他们都有幸,天地人三才生辉。“宇宙间三十六名
  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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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酢新论 续编

《游酢新论 续编》

出版者:海峡文艺出版社

《游酢新论》(续编)收录近十年来的文稿近40篇,内容包括游酢的历史功绩、影响和评价,游酢理学思想、诗风、书法等方面的论述,以及福建游氏源流考述等,比较客观地探讨了“程门立雪”以及“南”源头活水、“道南首”、游酢的交往文化氛围等论题,尤其是成语典故“程门立雪”,乃尊师重教典范,影响广远,数篇专稿集中推出,以为“程门立雪”920周年之纪念。总之,《游酢新论》(续编)涉及方方面面,颇出新意,是传统文化探索者坚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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