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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酢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伟大思想家，对朱熹集理学大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对建立闽学体系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是建立闽学的第一先驱者，率先完成了中国文化向南转移的艰巨任务。所以，当今著名新儒学家、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蔡仁厚教授为厦门大学高令印教授著《游酢评传》所撰序言中称赞“还先贤以公道”，这句话充分地表达出当今研究和发扬游酢思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一、游酢理学观
  易说观。在现存游酢著作中，《易说》占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在其他著述中还反复论及易学，其对《周易》之重视可想而知。游酢解《易》极为精彩独到，深入浅出，皆能切入社会实际问题。他把人类社会、自然界的种种学问归根于《易》，以易学为依归。他说：“天下之道至於《易》而尽，故曰《易》其至矣。”（《宋·游酢文集》22页）在游酢看来，《周易》穷尽了天下的道理，易理是天下道理之极致。
  仁爱观。在游酢看来，首先要明确的是仁之爱，要在众人中讲，爱是爱人。游酢说：“道者，天也。道为万物之奥，故足以统天。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犹之万物发育乎春而震为长子也。”（《宋·游酢文集》19页）
  游酢所谓的仁即人心，就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人有仁。因此人不能须臾离开仁，离开仁就是禽兽而非人，仁是人类与禽兽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丧失仁义和仁性，还算是人吗？
  理义观。游酢认为：“理也，义也，人心之所同然也。学问之道无他，求其心所同然者而已。学而时习之，则心之所同然者得矣，此其所以说也。故曰理义之说我心，犹芻豢之说我口。”（《宋·游酢文集》76页）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理即是仁体。他认为：“依於仁，所以成德也。义，宜此者也；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是故，君子依於仁而足矣，非谓倚一偏也。”（《宋·游酢文集》103～104页）
  二、游酢道德观
  主敬观。一般来说，敬是指外貌端正、态度严肃、举止合于规矩。这主要是指敬的外在方面。游酢主要是讲敬的内在方面，就是收放心、除却外诱。使内在精神纯净，力避外物之诱惑，达到虚一而静，即虚心、专一、冷静。游酢说“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而以其动者言之，所以为大也。
  慎独观。独指独处与独知。慎独，就是在闲居独处时也要严格遵守道德原则。游酢说：“人所不睹，可谓稳矣，而心独知之，不亦见乎？人所不闻，可谓微矣，而心独闻之，不亦显乎？知，莫见乎隐，莫显于微，而不能慎独，是自欺也。其离道远矣。”（《宋·游酢文集》125页）
  改过观。改过是改正行为中的过失。程颐说：“行之失莫甚于恶，则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胜于乱，则亦治之而已惨重。苟非自暴自弃者，孰不可与为君子？”（《宋·游酢文集》149页）自暴自弃，就是有过之而不改，坚持错下去。游酢说：“孔子曰：‘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盖能改一言之过，则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过，则一行善矣。若过而每不惮改者，其为善者可胜计哉！然则君子之道以威重为质，而以学成之；学之道必以忠信为主，而以胜己者辅之。虽然，使其或吝于改过，则贤者未必乐告以善道，故以过则勿禅改为终焉。”（《宋·游酢文集》86页）
  达孝观。孝道是儒家道德修养的根本。孝不仅是每个家庭成员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也是每个社会成员对社会国家必须履行的职责。孝道是考察每个社会成员道德品质的主要标志。因此，游酢把孝德看成是人伦道德的主要部分，提出“《中庸》以人伦为主，故以孝德言之”。游酢又说：“大孝，圣人之绝德也。达孝，天下之通道也。要其为人伦之至，则一也。故继志述事之末，亦曰孝之志也。”（《宋·游酢文集》134页）
  诚身观。游酢把诚身看成是道德修养的极限。一旦到达这个限度，就能调整人心与天命的本然状态，真正懂得圣贤境界之所在。因此，就能更好地立身处世，处理好各种社会人际关系。这就是“行己接物”。游酢说：“欲诚其意，先致其知，故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得君，以下则可以得民。”（《宋·游酢文集》139页）
  三、游酢教育观
  在游酢的教育宗旨中，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基于他反复强调的“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游酢把仁义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宗旨。所以，他说“修道之谓教也”。游酢特别重视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教育宗旨，在重视德教的前提下全面发展。
  游酢基于自己“程门立雪”的深刻体验，特别强调明师之教的重要性。如果师道不明，就是有受道之质（即学生才智高），也难以成德。游酢所录《二程语录》中曰：“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质之不美，而患师学之不明。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师学不明，虽有受道之质，孰与成之？”（《宋·游酢文集》149页）
  四、游酢民本观
  以民为本而施仁政，是游酢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游酢以哲学本体论论述了仁政是为政者所必须的，他在《易说·君子体仁节》中说：“仁者人也，仁为众善之首，故足以长人，犹之万物发育乎春而震为长了也。”（《宋·游酢文集》19页）
  他认为，在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德中，仁居首位，就像万物在春天发育成长象征雷的震卦居首位一样。为政要把惠民、仁政放在首位，民心不可欺，民情不可辱，不能强制，只有以诚心相待，顺应百姓民情的本性，因势利导，才能使国家安定、天下太平。
  游酢反复强调，君主施政要合民意、顺民情，要精诚待民，要接受民之检验和监督，他说：“观我生者，验诸民也，所以审好恶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则兴事造业无过举矣，故无咎。此在上位者与德称而志在民者之所为也，故特称君子……观其生，则观其时之施设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亩而志常在君者之所为，故亦称君子，而象因其有观以知其志未平也。”（《宋·游酢文集》51页）
  五、游酢廉政观
  游酢从政于北宋末年，朝廷任命游酢为监察御史。为了制止当时社会腐败现象，游酢在《论士风疏》中向皇帝建议朝廷“倡清议于天下”。其义就是实行群众监督，用舆论使他们改邪归正。
  他看到一些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的利益，杀人的事可以做，为了做成私事，扰乱国家的事也可以做，乘机抢掠、犯法作乱，于是他十分大胆地向皇帝建言：“天下之患，莫大于士大夫至于无耻。”
  游酢认为，官僚士大夫的这种腐败现象如果不加制止，其影响是很坏的。游酢说：“始则众笑之，少则人惑之，久则天下相率而效之，莫之以为非也。士风之坏一至于此！”从政要廉政，游酢就提出为政之方：“若规矩准绳在我，则方圆曲直无所逃矣！”
  所以，朱熹称道：“道南首豸山，学共龟山同立雪；理窟从洛水，本归濂水引导源。”这是朱熹给游酢“道南”的文化意义以肯定的评价，明确指出“道南首豸山”即“道南”第一人，“道南”首功是游酢。可是，在传统的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却把“道南”的功劳只归功于杨时一人，而只字不提游酢，这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也是不科学的，应该恢复游酢“道南首”的地位和史实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