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游酢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一直被忽略，学术界长期认为，“二程”之学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最后传至朱熹而集大成，似乎形成固定的相传链条，如“延平四贤”，而这“四贤”中就没有“游酢”，游酢在“明文记载”中，只是在千古传诵的“程门立雪”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杨时的陪衬，甚至在某些论文中还忽视“程门立雪”中有游酢也在“立”的历史事实。本文在考察史料的基础上，论证游酢在“二程”“道南东传”时是唯一得到“二程”的真传并为后来朱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的奠基者，为东南儒学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游酢的理论思想和思维路径也为朱子理学开辟了集大成的思维路向，是朱熹理学创建必经的历史与逻辑环节。游酢在理学的传播中，地位应该与杨时并列。
  一、游酢是唯一得到“二程”的真传和第一手材料的学者
  游酢（1053—1123），字定夫，号广平，又号廌山，建阳长坪人（今建阳麻沙），北宋著名理学家。少年时就聪慧过人，其老师和当时的名儒都十分推崇他。16岁以后受教于族父游复和江侧等人，研读经书，擅长文学。宋熙宁五年（1072年），游酢举乡贡，到京城游学，拜见程颐，程颐称赞他“其资足以适道”；八月，程颢任扶沟县（今属河南）知县，提倡圣贤学说，荐举游酢为县学教授。在扶沟，他得程颢亲炙，精研儒家经典，学识大有长进。
  宋元丰四年（1081年），游酢与杨时到颍昌拜程颢为师，著有《明道先生语录》。
  这本著作记录了“二程”与弟子在哲理上辩论和答问，是记录“二程”思想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游酢和杨时南归，程颢目送他们，深有感触地说：“吾道南矣！”翌年，游酢中进士，任越州萧山县（今属浙江）县尉。县衙内有积案十年得不到判决，一经游酢讯问，分析案情，即予结案。
  宋元祐元年（1086年），游酢被召，升为太学录。翌年，授博士（待次）。因生活困难，向朝廷请求外放，得任河清县知县。当时范纯仁任知府，待游酢为国中贤士，遇有疑难政事，总是同他商量。后来范纯仁转任颍昌知府，推荐游酢担任府学教授。元祐八年（1093年），范纯仁回朝廷任宰相，任命游酢为太学博士。他和杨时到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编有《伊川先生语录》。一天，游酢与杨时谒见程颐，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他们两人在程颐身旁侍立。等程颐醒来，不觉门外已雪深尺余，因而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游酢在程颐席旁诵读张载的《西铭》等书，读后说：“这就是中庸的道理。”程颐先生称赞他有创见，能理解言外的道理，赞许他道德品质纯良，学问日益长进，办政事能力也超过别人。因此，他是在“二程”身边受教诲而悟性最强的学者，被列为程门弟子之首。
  宋哲宗亲政，罢范纯仁官，游酢请求调离京都。绍圣三年（1096年）赴任齐州（今属山东）判官。同年冬，他回建阳为父守孝。过两年，在家乡长坪廌山之麓建草堂，讲学著述，所著有《论孟杂解》、《中庸义》等。
  宋元符二年（1099年），游酢调任泉州签判，赴任前，筑水云寮于武夷五曲，作为著书立说的处所，撰《易学》、《诗二南义》。次年十一月，徽宗即位，游酢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励精图治，议论士风，侃侃而言。次年，出知和州。崇宁四年（1105年），主管南京鸿庆宫，居太平州。两任祠官后，于政和元年（1111年）复任汉阳军知军，以后任舒、濠二州（今皆属安徽）知州。所到之处，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爱戴。
  在濠州任上，因属官违法遭贬，游酢受到牵连，宣和二年（1120年）被罢知州，寓居和州含山县（今属安徽）。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二十三）日病逝于寓所，享年71岁。葬含山县车辕岭，谥号“文肃”。有文集十卷传世。
  游酢学成南归，悉心传授理学，使理学得以南传，“中兴于南”，与后来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师承关系，被尊称为“道南儒宗”。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游酢被列为第一大弟子：“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为著。”在上述众多的程门弟子中，游酢也将程颢平时的言行记录整理成书。后来，即使是同在程门受教的杨时准备收集伊川先生语录时，也要请游酢提供材料，因为游酢占有“二程”的第一手资料。《明道先生语录》、《伊川先生语录》是游酢传播“二程”理学的主要功绩。
  朱熹与“二程”生不同时，虽理学集大成，但无缘当“二程”的学生，只能算是四传弟子。朱熹后来成为“集理学之大成者”，其中也有游酢传播理学的功劳。朱熹整理的《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书，毫无疑问地都采用了游酢整理的史料。朱熹的成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游酢就是其中的巨人之一。
  明代学者苏章有诗云“若非载道来伊洛，安得传心到考亭”，就公正地评价了游酢开闽学之先河的历史功绩。
  二、游酢的理论方法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逻辑中介和思维路径
  新儒学的开拓路径必定遵循从禅入儒的思想路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冯友兰指出，新儒学正在于为禅学下一转语，没有禅学素养，是无论如何下不得这一转语的，但关键是能拥有“入内出外”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见识。绍洛开闽，游酢哲学思想是由“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必经的历史与逻辑环节。“二程”学派之流衍，依据《宋元学案》及朱熹《伊洛渊源录》所载：除了昔日横渠弟子复受业于“二程”，使其学流传于关中外，大致为“北学南传”的过程，其中以入闽者为大宗。入闽如游酢、杨时（龟山）、胡安国（文定公）等（《龟山学案》、《武夷学案》）“道南”一派，一传为罗豫章（从彦），再传为李延平（侗），三传而有朱熹，为洛学正传，特称“闽学”。洛学南传入闽三传而有朱熹，这一点学界概无争议。同时，游酢在理论上有创造性的突破，对新儒学的理论重构作出了历史性的首创。也就是说，他搭建了从佛学到儒学相通的桥梁的思维路向，直接启导了朱熹以儒摄禅成熟理论的出现。虽然由于诸多原因其著作遗存不多，然从当时学者激烈的反弹来看，他所开掘的入禅求道、以禅证儒所体现的卓越胆识与哲思睿智，具有相当强烈的创造性，其理论创造足以使其鼎足杨、谢而成为程朱之间哲学过渡的逻辑中介。
  “万古乾坤吾道在，荒郊不废定夫祠。”通观整个宋代儒学发展的大势，强烈反对佛学与只知固守旧儒学的学者，都不可能担当起重振儒学的重任。冯友兰曾得出，新儒学正在于为禅学下一转语，没有禅学素养，是无论如何下不得这一转语的精辟见解。游酢是当时学者中极少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大哲，同时还具有清醒的学派意识和鲜明的是非立场。他在《答胡康侯借佛书〈周易〉》中认为：“《易》书非佛书并也。佛一说，使人割其所亲，独立于空寂之地。爻象彖系，何尝无人伦哉！某欲拜孔氏庙，不宜以佛书加之于《易》。”（《宋·游酢文集》）《周易》为“五经”之首，向来被视为儒典。从他留存有限的著作中，可知他对儒佛分际的重现。因此，游酢在形式上并未改变其入佛的权便，但在学派立场上显然是维护孔门道统的。他对儒佛关系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易》书不可以与佛书并。他的《答吕居仁辟佛说》，在陈述了儒释的虚实之异后，旗帜鲜明地“敢以管见陈白”（《宋·游酢文集》），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的儒者。但是，他面对时代的问题，实事求是地采取与其师伊川不同的思考方向，即以利用禅家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模式；入佛以及由佛之迹而溯及佛之道，这样，游酢非但没有偏离儒学基本理论，反而通过援禅入儒而实现儒学理论的创造性转换。这种思维方式直接引导了以后几代理学家皆依此方向发展。朱熹实得游酢的思想精髓，在游酢所开掘的思维路向上成功地圆融儒佛而自成一家。因此，游酢坚定儒学立场，由攻佛学之迹而求佛学之道，由佛家之道而证立、扩展儒家之道的思想内涵，是第一个儒释之间由释归儒的儒学宗师，为儒学的重兴做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上求伊洛渊源而有超越师长之卓识，下创入佛而辟佛的理论路向，其学术贡献鼎足杨、谢，进而影响朱子学的创建模式，从而成为程朱之间思想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三、杨（时）热游（酢）冷的历史误会及重新审视
  时至今日，不少学者仍然以游酢在程门四弟子中并无大的理论贡献为由，轻视游酢的重要地位。辨明这一点，对于认定游酢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理论价值、重估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游酢的理学与后来的朱子理学虽有不同之处，更有其师“二程”的印记，游酢在理气、道器、心性和仁学等范畴方面，继承了“二程”的主要观点，并有所修正。在论气时，涉及气的根源性上与“二程”是一致的，只是游酢更强调气的“人文”特征。在论理时，游酢虽然认可“二程”以事物的规律作为理的基本含义的观点，但他更强调道德层面上的理。在道器观上，游酢重点论述了君子之道、圣人之道与中庸之道，认同“二程”的观点，但是在如何体道上有所发展。论心性，“二程”直接指明二者的合一，游酢则详细阐述了尽心与知性的关系。在仁学上，游酢继承了“二程”的仁具有万物浑然一体的基本特性，在何者为仁之本上有所不同，游酢认为孝悌就是仁之本，“二程”则指出孝悌仅是实现仁的一个方法。可见，游酢对理学思想有所发展和突破，但其哲学思想主要基调乃沿师印迹，体现出初创的面貌。因此，学界常认为游酢之所以地位不彰，原因在于他思想理论上并无独特的创见，于圣门道学无甚贡献。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这点可以通过游酢著作的遗存以及游、杨的相互交往等层面来辨明。
  一是文集遗失。游氏著作遗存，即“所著有《易说》、《诗二南义》、《中庸义》、《孟子义》、《论语孟子杂解》各一卷。《杨龟山集》有先生墓志，称所著《易说》等书外，复有《廌山集》十卷，考之《年谱》亦合，久无完本。世所行者，乃掇拾各书，合为四卷。”（《龟山学案》）按：文中所引“先生墓志”，即《御史游公墓志铭》，其有明确记载：“《文集》十卷藏于家。”（《宋·游酢文集》）在当时至少为杨时等密友时贤所知，后来因故失传。而杨时著作保存相对完整，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游酢著述仅至多十分之四（由于为“掇拾各书合为四卷”，实存或许不及十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对其思想内涵的深入了解。应该说，这是导致其所谓“学无所建”误解的重要原因。
  二是同门挚友。游、杨同为“程门立雪”者，交往时间颇长、交情甚厚，且时有学术上的切磋。杨、游相互往来函件至今可见的概有五通。二人曾同登归宗岩，杨时留有《同游定夫登归宗岩》的七言绝句一首：“瑶草侵阶古刹幽，曹刘风格几经秋。至今洞口泉声戛，犹奏当年启迪猷。”（《宋·游酢文集》）；在《寄游定夫》的七言古风中，有“早岁结邻初有约，齿豁头童今老矣。筑田预想傍田庐，负耒耦耕何日始”四句，表明了游、杨二人早年交游的默契与晚年相邻“负耒耦耕”的梦想，可见两人“惨淡交情重”（《宋·游酢文集》），杨时是把游酢当成学问切磋上可以终身托付的挚友。游酢死后，杨时作《祭游定夫先生文》，并应其子之请作《御史游公墓志铭》。在《别游定夫》的五言律诗中，有“漆雕惭未信，子夏又离群。惨淡交情重，间关道路勤。至言宜远寄，孤陋愿频闻”之句，将游酢比作孔门之子夏，将游氏所言称为“至言”，并且愿意时常听到这种“至言”以广见闻，这是至诚的挚友间在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普适原则面前的坦诚的期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探究学问的平等态度与坦诚相待的磊落襟怀。游氏的学问见地，也的确不负杨时的赞誉。否则，杨时也不至于将“敝乡二杨与舍弟欲亲炙席下”（《宋·游酢文集》）。因此，当时，杨时对游酢评价较高。
  三是理论思维相同。“二程”学脉中，除入秦者（即流传于关中）不杂于佛老，其他流裔“率入禅门”，援禅入儒乃时代风气（《上蔡学案》引朱子语）。全祖望在《李习之论》中说：“嗟乎！伊洛高弟平日自诩以为直接道统者多矣，然其晚年也，有与东林僧常总游者，有尼出入其门者，有日诵光明经一过者，其视因文见道之习之得，无有惭色焉？”（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卅七《李习之论》）其中提到的“与东林僧常总游者”，有谢良佐，也有杨时。正如前文所述，以禅证儒构成新儒学创建的一大特点。关于这点，朱熹有精辟的评论，他指出：“上蔡《观复斋记》中说道理，皆是禅底意思。”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体现为思想观念的翻新，而且还体现为自觉的哲学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创新。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游、杨二人都具有援禅佛教之缘、振儒学之既衰的异常强烈的理论关切和问题意识，他们几乎不约而同、程度不同地深入佛门，援禅入儒。他们这种共通的方法论的创新，使得游酢在理论创新层面的贡献毫不逊于杨时。
  但为何出现杨热游冷的现象呢？
  一是游酢之学虽可与杨时比肩，然杨时门庭殊盛。有案可考者，计有及门弟子四十多人：王苹、吕本中（亦从游酢交游）、关治、陈渊、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潘良贵、王居正、廖刚、赵敦临、喻樗、徐俯、卢魁、廖衙、林宋卿、宋之才、李郁、李似祖、曹令德、范济美、陈彦、胡元城、邹柄、曾恬、章宪、徐存、柴禹声、柴禹功、江琦（亦从游酢交游）、翁谷、李德骏、童大定、王师愈、王庭秀、范浚等（《龟山学案》）。其中，罗从彦为闽学二传，胡宏、刘勉之等人对朱熹的思想都有直接影响，杨门兴盛端赖传承得人（如罗从彦）。游冷杨热、杨盛游衰格局的出现也就理所当然了。“二程”当年慧眼识珠，看中的就是游酢的学识见地，“二程”眼光没错；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而没有像罗从彦那样的衣钵传人而影响了他的思想的发挥和继承。
  二是游酢又比杨时早辞世约十二年，且适逢两宋变难之际，兵荒马乱，思想的兴废情势大不相同。游酢的“生不逢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思想的传承与影响的发挥。
  （作者系朱熹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朱子文化》期刊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