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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尊师重教的成语典故“程门立雪”，主人公是杨时与游酢二人。杨时（1053—1135），字中立，谥文靖，福建南剑州人，熙宁九年（1076年）进士；游酢（1053—1123），字定夫，谥文肃，福建建阳人，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然而，有关游、杨二人立雪程门的发生时间却颇令人怀疑，以至于影响到这一典故的真实性。《成语典故》①盒谓：“程门立雪”的“故事就发生在他们初次到程颐家去登门拜见的那天。《宋史·杨时传》载：杨时、游酢来到程家……那天，正是冬季很冷的一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雪来了，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深。这个故事，就叫‘程门立雪’。《朱子语录》（朱子即朱熹）也有记载”，但却没有提及发生于何年。不过也确实无法提及年代，因为各种资料要么本身没有记录，要么记录不一。
一、“程门立雪”出处考辨
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出处有数说，如下：
一说如上述《成语典故》所引《宋史》，其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载：“杨时……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但《宋史》为元朝脱脱等人所编纂，显然不是最早的出处。
一说“出自《朱子语录》”，如上述《成语典故》所谓“《朱子语录》（朱子即朱熹）也有记载”；《游姓》（《游酢研究》第1辑①）亦谓“这个典故，出自《朱子语录》，内容是这样的：‘游、杨二子，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即觉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门，门外雪深一尺。’”所谓《朱子语录》其实就是《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现行《朱子语类》是黎靖德于宋景定四年（1263年）以类编排、咸淳六年（1270年）所刊《朱子语类大全》140卷，依据嘉定八年（1215年）李道传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四十三卷，续增《张洽录》一卷）、嘉熙二年（1238年）李性传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四十六卷）、淳祐九年（1249年）蔡抗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二十六卷）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嘉定十二年（1265年）黄士毅的眉州刊《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淳祐十二年（1252年）王佖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四十卷）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经综合且删除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朱子语类》所用主题类别加以编排而出版；咸淳元年（1265年）吴坚的建州刊《朱子语别录》（二十卷）出版后，其中的新条目又被黎靖德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咸淳六年（1270年）出版。据查，《朱子语类》或即所谓《朱子语录》并无“程门立雪”这个典故。颇疑所谓《朱子语录》是《二程语录》之误，因为《二程语录》卷十七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的故事。据《四库总目提要》，《二程语录》十八卷乃清初张伯行所编，而张伯行正是依据朱熹所辑《程氏遗书》二十五篇和《程氏外书》十二篇等，且悉依朱子原本篇目次第稍加删订而成。
一说“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刘建《开闽学先河者——游酢》（《游酢研究》第2辑②）谓：“‘程门立雪’典故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原文是：‘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所谓“《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表述很不确切。《河南程氏全书》又名《二程全书》、《二程集》，为朱熹所辑，包括6种66卷，其中《河南程氏遗书》25卷，附录1卷；《河南程氏外书》12卷；《河南程氏文集》12卷，《遗文》1卷，附录1卷；程颐撰《周易程氏传》4卷、《河南程氏经说》8卷、《河南程氏粹言》2卷。而其“河南程氏”又作“二程”，例如《河南程氏遗书》又称为《二程遗书》。所谓“卷十二”的“《河南程氏书》”，所指实为“《河南程氏外书》”，亦即《二程外书》，因为其“卷十二”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的故事。
显然，最早记述“程门立雪”故事的是《侯子雅言》，著者侯仲良为伊川程颐（1033—1107）表弟，本名淳，字师圣，其姑妈侯氏（1004—1052）为程颢（1032—1085）、程颐兄弟之母，仲良自幼与“二程”往来亲密，后又从“二程”读书；且“初从伊川学”而“未悟”，“乃策杖访濂溪（即周敦颐）”而学焉；所著有《论语说》和《雅言》；后人尊而称之为“侯子”，故其书又称《侯子雅言》。今之所谓“程门立雪”典故“出自《朱子语录》”（即《二程语录》）或所谓“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云云，其实都是这些文献引用《侯子雅言》之所记述。明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微言》、《游定夫先生集》卷首《诸儒论述》等亦加引述。朱熹《程氏外书》（即所谓“《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所引《侯子雅言》谓：“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其中“日既晚，且休矣”，丛书集成本《二程语录》所引《侯子雅言》作“曰：既晚，且休矣”；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五《杨文靖》则作“日既晚已，休矣”。
《侯子雅言》记述的“程门立雪”故事没有年代。从“伊川瞑目而坐”到“既晚”可知，故事发生的具体时刻是午后至傍晚这一段时间。游、杨是在伊川午休时到访，而会延续到“既晚”，则应当是伊川是日午休略为推迟，游、杨二子依正常时间到来，故伊川仍在“瞑目”，而直到“雪深一尺”才“既觉”，当然就到“既晚”的傍晚了。而在洛阳从午后至傍晚就“雪深一尺”，则“程门立雪”发生的季节至少应当在秋末至次年春期间。据见收于《杨时故里行实考》①的杨时五种《年谱》（黄去疾、毛念恃、张夏、佚名四种年谱以及黄璋《年谱考证》，其中佚名《年谱》又见诸《杨龟山先生集》与《杨文靖公全集》）及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②的张金华《杨时（龟山）年表》可知，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到京师，五月十六日出京往洛“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最迟在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这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正好是相反的两重天，岂不令人生疑进而质疑其真实性。
二、“程门立雪”发生年代分析
由于《侯子雅言》没有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年代，致使故事发生的年代向来说法纷乱。
其一是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由于主人公为杨时与游酢二人，故于二人名下皆有记述。
杨时名下之记述，如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复见程颐口洛。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其中“复见程颐口洛”与“三尺”，注释引嘉靖《延平府志·人物》分别作“复见程颐于洛”和“一尺”；又“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标点原误作“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即表杨时之“时”被误为表时间之“时”而误逗于“时”之后。清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十六《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颐。一日见颐瞑坐，与游酢侍立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明嘉靖《延平府志·人物》载：“杨时……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而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中“时与游而侍立不去”大误，乃将游酢之“游”误解为“从游”、“游学”之“游”而擅改“酢”为“而”，从而导致表并列相连的“与”变成表动作的“参与”之“与”。
游酢名下之记述，如清康熙《建宁府志》①卷二十八《人物·理学》载：“游酢……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进道。酢与杨时师事之。一日，颐偶瞑坐，酢、时侍立不移，颐觉，则门外雪深尺许。颐兄颢知扶沟县。”明万历《建阳县志》卷六《人物·游世家》载：“酢字定夫……同杨时师事程颐。颐谓其资可适道。一日，颐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盈尺，酢尚侍立不移……颐兄颢知扶沟县。”清道光《建阳县志》②卷十一《人物·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民国《建阳县志》卷十《列传·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此四志将“程门立雪”故事夹叙于程颐京师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之间颇为不妥。“程门立雪”通常认为发生于元祐八年，晚于程颐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十余年，则难免产生误会。
其二是笼统的“元祐八年”说。所谓“笼统”是指上文所析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之间有矛盾而未予重视，从而导致“夏雨雪”的误会。以新修志书为主，如《三明市志》①卷五十四《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向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不敢惊动，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将乐县志》②卷三十六《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找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建阳县志》③第三十二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范纯仁回朝廷任宰相，任命游酢为太学博士。他和杨时到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编有《伊川先生语录》。一天，游酢与杨时谒见程颐，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他们两人在门外侍立。等程颐醒来，不觉门外已雪深三尺，因而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南平地区志》④第四十九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1093年），到洛阳又拜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这是不够负责的记述，但不知与志书体例有关否。而最荒唐的莫过于林家齐《杨时纪略》（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曲解《宋史》本传而明确认为就是“夏雨雪”，所谓：“1093年4月，杨时四十一岁，被委任瀛州（河南间县）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汨（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定夫（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有一天，程颐先生正靠在椅上打瞌睡，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扬，等到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有一尺多深。伊川先生非常感动，立即把他们迎进厅去。杨时这种尊师重教精神流传至今，‘程门立雪’故事也由此而来。（见《宋史本传》）”
其三是元祐八年“冬”之说。这通常是将“程门立雪”故事记述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在引述“《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后谓：“‘程门立雪’一事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这时游酢已是进士出身的太学博士，仍好学不辍。这年冬天，游酢冒着大风雪偕好友杨时一起到洛阳向伊川先生程颐请教。到程家时，正巧程颐瞑目静坐……门外雪积有一尺之深，可见两人侍立等候先生时间之久。”《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①）亦谓：“（游酢）四十一岁从学程伊川（颐）于洛阳。这年是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间，游酢领杨时首次见程颐先生。至冬，有一天……留下的‘立雪程门’的佳话。”再如《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所谓“游酢四十一岁（1093年）……就在这年严冬，从河南河清县又前往洛阳拜程颢之弟、大理学家程颐为师。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杨程门立雪”云云。据杨时诸《年谱》及《杨时（龟山）年表》，杨时最迟于元祐八年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而且，杨时《年谱》视杨时离开洛阳之后就返回家乡，故次年即“绍圣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黄谱）。因此，所谓“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这年冬天”或“至冬”是想当然的误解，既没有见到黄谱之“顷年”、毛谱之“初”，也没有看过《师友叙述》之“尝”。
其四是“年四十”即元祐七年说。此说以《宋史》“时盖年四十矣”为主，亦有含意相类的“年已四十”等说法。然而，清黄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此说如明万历《闽书》②卷一百一《英旧》载：“杨时……明道卒，复入洛见伊川，年已四十。初读……遂大豁然。他日，与游酢侍伊川，伊川瞑坐移时，时与酢立侧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万历《将乐县志》③卷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谓：“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亦谓：“其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如果坐实“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龄习惯“虚岁”，而杨时生于皇祐五年（1053年），则所指为元祐七年。故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似都不宜出门拜访他人，就现实而言人有忌讳，就礼制而言不合礼法。而这一点，生活于清朝的张夏应当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张夏为什么仍然如此记述呢？就是因为张夏看到了上述种种说法的不足与缺陷，却苦于无法破解，无可奈何之下就依“时盖年四十矣”与“雪深一尺”而确定于元祐七年“冬”却疏忽了儒家传统的“丧礼”制度；至于元祐八年六月前的记述则仍旧。
其五是元祐八年的“顷年”说。如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其中“顷年”为“近年”、“往年”之意。
从以上引述可知，史籍与文献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多记述于杨时名下，福建诸地方志之记述，延平府与建宁府及其属县方志则杨时与游酢分别记录，省志亦多记诸杨时名下，唯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与民国《福建通志》之记述特立独行。道光通志记诸游酢名下，民国通志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载：“游酢……元祐二年，迁博士，以食贫、待次、奉亲不便就，拟知河南府河清县。未赴官，复与时从颐受学益进。颢已前卒，酢事颐如事颢。颐瞑目而坐，酢与时同侍侧。日且暮，久立不去。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到官后，颐闻其治迹，语时曰：定夫德气粹然，政事亦绝人远甚也。”其夹注谓：“《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云云，则与时同遊颐门必在知河清县以前。酢知河清县方三十六岁，在元祐三年，其前一年以博士待次而实未授官，至四十一岁，用范纯仁荐，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列传》载：“杨时……年四十，复师事程颐。一日，颐瞑坐，时与游酢侍，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又载：“游酢……初，程颐尝语杨时曰：定夫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元祐初，程颢已卒，酢乃受业于颐。一日，与时侍立颐侧，颐瞑目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案：酢受业“二程”之门，据《龟山集》皆在元丰中，据《年谱》受业于伊川在元祐八年。道光志据《年谱》云：公四十一岁官博士，偕友中立（杨时字）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于洛。则在知河清后矣。又据《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定夫德器’云云，以为遊颐门在知河清前。是自相矛盾也。夫酢见伊川，本先于见明道，故有‘可与适道’语，则平日必有进谒。‘德器’云云何必非未受业以前语。古人虽于前辈不轻执弟子礼守，曾子不以事孔子者，事有若之义也。明道已卒，而后师事伊川，在元祐间离河清后，则无可疑也。”
道光通志与撰述杨时《年谱》的张夏一样，看到了上述诸说的不足与缺陷而试图破解之，却疏于考证，反而承游酢诸《年谱》之弊，以为：游酢于元祐二年迁博士，知河清县在元祐三年（三十六岁），而“程门立雪”就在元祐二、三年之间，至元祐八年四十一岁“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通志正是抓住道光通志这一疏漏进行论驳的，然而民国通志于论驳之后却又回到“年四十”与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的原点上。其实，宣德郎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随宰相范纯仁出为颍昌府学教授，元祐五年范纯仁转任太原府，游酢没有跟随前往又辞颍昌教授而“待次”，其后再因范纯仁以“著述科”荐之而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命再下，就职”。其考证详拙作《游定夫历官辨析》。
三、“程门立雪”综合考述
至此，“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有答案了。
可以肯定，“程门立雪”不可能发生于元祐八年夏五月，也不是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后的“这年冬天”，更不是发生于元祐七年“冬”，但不排除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在洛阳立雪半日且“雪深一尺”，则唯有元祐八年春二三月之时。杨时于元祐八年，黄谱谓“正月一日，公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毛谱、黄谱《考证》与清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皆谓“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张谱谓“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游、杨“程门立雪”就是发生于杨时元祐八年正月“赴调”与四月“至京”期间的春二三月。当时，杨时于正月“赴调”，正常情况下二月中下旬能到达，但在进京前先赴洛阳；游酢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春仍在任，黄谱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毛谱谓“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张谱谓“时游定夫知河清县”，此皆可印证。
据此，上述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还有几点必要重新厘清。
其一，《侯子雅言》的杨时“初见伊川”。侯仲良记述“程门立雪”的故事必定是事后补记，故其“初”之语意是“原先”、“当初”；后世转述这一故事时，语境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故“初”之语意也发生了转变，如“初次”等意思。同时，《侯子雅言》的“初见”不是指见面的第一天，而是指从见面到告辞的一整段时间，或数日或十数日甚或数十日，“程门立雪”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具体地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这从上述“程门立雪”的情节也可获得佐证，如伊川“既觉”后之言语就不是“初见”时的言语。清毛念恃撰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出京，遂西往见伊川先生……先生初与游公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其中“初”即为“初次”之意，亦犹《成语典故》之“初次”，只是这个“初次”并非指元祐八年五月此时而是指此前，至于此前何时则不明确。而《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首《师友叙述》谓：“先生（杨时）出京，到雒见程先生……先生尝与游御史见伊川，一日，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这一记述与黄谱、毛谱相同，其中“尝”意为“曾经”，通常是指本次之前的另一次，与毛谱之“初”意思相同。
其二，杨时诸《年谱》的“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程门立雪”既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那么杨时“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也就应当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且略早于“程门立雪”的这一天，即杨时“以师礼见伊川”不是发生在五月“出京”的这一次。
其三，由于“程门立雪”的原始记述以及早期流传是在杨时名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述；当转述于游酢名下之时，一些表述语言没有随之变更，从而造成误会。如立雪程门这次的“初见伊川”亦即“以师礼见伊川”者是杨时而非游酢，河清知县游酢只是陪从家乡前来的杨时一同前去；某些转述也使用游酢“初见伊川”云云，颇为不妥。例如，游酢当时知河清县，地近洛阳，杨时因“从吉（服阕），赴调”于元祐八年正月从福建前往京师且取道洛阳；转述者生搬硬套，如《游定夫祠〈程朱理学源流〉壁画图解》（《游酢研究》第2辑）即谓“游杨二人不远千里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向程颐求学，正值寒冬季节……先生正倚椅假寝瞌睡”云。从“见面”的意义上而言，游酢“初见伊川”是在熙宁五年（1072年）赴礼部试之后，其时“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在京师“一见”游酢即“谓其资可与适道”；至于正式拜程颐为师的游酢“初见伊川”，《闽南道学源流·微言》所引“游酢《拾遗》”、《程氏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和《游廌山集》卷三《师训》皆谓：游酢“初见先生（伊川），次日先生复礼，因是安下饭食稳便回。”依游酢的经历，游酢于元祐五年既没有跟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而“待次”之初，正是游酢正式拜程颐为师即“初见先生，次日先生复礼”之时，早于杨时约三年。
（作者系南平市委台办研究室主任）
一、“程门立雪”出处考辨
成语典故“程门立雪”的出处有数说，如下：
一说如上述《成语典故》所引《宋史》，其卷四百二十八《杨时传》载：“杨时……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但《宋史》为元朝脱脱等人所编纂，显然不是最早的出处。
一说“出自《朱子语录》”，如上述《成语典故》所谓“《朱子语录》（朱子即朱熹）也有记载”；《游姓》（《游酢研究》第1辑①）亦谓“这个典故，出自《朱子语录》，内容是这样的：‘游、杨二子，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即觉曰：尚在此乎？且休矣。出门，门外雪深一尺。’”所谓《朱子语录》其实就是《朱子语类》。《朱子语类》是朱熹与其弟子问答的语录汇编。现行《朱子语类》是黎靖德于宋景定四年（1263年）以类编排、咸淳六年（1270年）所刊《朱子语类大全》140卷，依据嘉定八年（1215年）李道传的池州刊《朱子语录》（四十三卷，续增《张洽录》一卷）、嘉熙二年（1238年）李性传的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四十六卷）、淳祐九年（1249年）蔡抗的饶州刊《朱子语后录》（二十六卷）三种按记录人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和嘉定十二年（1265年）黄士毅的眉州刊《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淳祐十二年（1252年）王佖的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四十卷）两种按主题类别编排为不同卷次的语录，经综合且删除完全重复的条目后，乃按黄士毅《朱子语类》所用主题类别加以编排而出版；咸淳元年（1265年）吴坚的建州刊《朱子语别录》（二十卷）出版后，其中的新条目又被黎靖德编入景定本《朱子语类》中，于咸淳六年（1270年）出版。据查，《朱子语类》或即所谓《朱子语录》并无“程门立雪”这个典故。颇疑所谓《朱子语录》是《二程语录》之误，因为《二程语录》卷十七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的故事。据《四库总目提要》，《二程语录》十八卷乃清初张伯行所编，而张伯行正是依据朱熹所辑《程氏遗书》二十五篇和《程氏外书》十二篇等，且悉依朱子原本篇目次第稍加删订而成。
一说“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刘建《开闽学先河者——游酢》（《游酢研究》第2辑②）谓：“‘程门立雪’典故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原文是：‘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所谓“《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表述很不确切。《河南程氏全书》又名《二程全书》、《二程集》，为朱熹所辑，包括6种66卷，其中《河南程氏遗书》25卷，附录1卷；《河南程氏外书》12卷；《河南程氏文集》12卷，《遗文》1卷，附录1卷；程颐撰《周易程氏传》4卷、《河南程氏经说》8卷、《河南程氏粹言》2卷。而其“河南程氏”又作“二程”，例如《河南程氏遗书》又称为《二程遗书》。所谓“卷十二”的“《河南程氏书》”，所指实为“《河南程氏外书》”，亦即《二程外书》，因为其“卷十二”所引《侯子雅言》记述了“程门立雪”的故事。
显然，最早记述“程门立雪”故事的是《侯子雅言》，著者侯仲良为伊川程颐（1033—1107）表弟，本名淳，字师圣，其姑妈侯氏（1004—1052）为程颢（1032—1085）、程颐兄弟之母，仲良自幼与“二程”往来亲密，后又从“二程”读书；且“初从伊川学”而“未悟”，“乃策杖访濂溪（即周敦颐）”而学焉；所著有《论语说》和《雅言》；后人尊而称之为“侯子”，故其书又称《侯子雅言》。今之所谓“程门立雪”典故“出自《朱子语录》”（即《二程语录》）或所谓“最早见于《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云云，其实都是这些文献引用《侯子雅言》之所记述。明杨应诏《闽南道学源流》卷二《微言》、《游定夫先生集》卷首《诸儒论述》等亦加引述。朱熹《程氏外书》（即所谓“《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传闻杂记》所引《侯子雅言》谓：“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其中“日既晚，且休矣”，丛书集成本《二程语录》所引《侯子雅言》作“曰：既晚，且休矣”；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五《杨文靖》则作“日既晚已，休矣”。
《侯子雅言》记述的“程门立雪”故事没有年代。从“伊川瞑目而坐”到“既晚”可知，故事发生的具体时刻是午后至傍晚这一段时间。游、杨是在伊川午休时到访，而会延续到“既晚”，则应当是伊川是日午休略为推迟，游、杨二子依正常时间到来，故伊川仍在“瞑目”，而直到“雪深一尺”才“既觉”，当然就到“既晚”的傍晚了。而在洛阳从午后至傍晚就“雪深一尺”，则“程门立雪”发生的季节至少应当在秋末至次年春期间。据见收于《杨时故里行实考》①的杨时五种《年谱》（黄去疾、毛念恃、张夏、佚名四种年谱以及黄璋《年谱考证》，其中佚名《年谱》又见诸《杨龟山先生集》与《杨文靖公全集》）及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②的张金华《杨时（龟山）年表》可知，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四月到京师，五月十六日出京往洛“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最迟在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这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正好是相反的两重天，岂不令人生疑进而质疑其真实性。
二、“程门立雪”发生年代分析
由于《侯子雅言》没有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年代，致使故事发生的年代向来说法纷乱。
其一是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由于主人公为杨时与游酢二人，故于二人名下皆有记述。
杨时名下之记述，如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复见程颐口洛。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其中“复见程颐口洛”与“三尺”，注释引嘉靖《延平府志·人物》分别作“复见程颐于洛”和“一尺”；又“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标点原误作“一日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即表杨时之“时”被误为表时间之“时”而误逗于“时”之后。清乾隆《福建通志》卷四十六《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颐。一日见颐瞑坐，与游酢侍立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明嘉靖《延平府志·人物》载：“杨时……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而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中“时与游而侍立不去”大误，乃将游酢之“游”误解为“从游”、“游学”之“游”而擅改“酢”为“而”，从而导致表并列相连的“与”变成表动作的“参与”之“与”。
游酢名下之记述，如清康熙《建宁府志》①卷二十八《人物·理学》载：“游酢……程颐见之京师，谓其资可进道。酢与杨时师事之。一日，颐偶瞑坐，酢、时侍立不移，颐觉，则门外雪深尺许。颐兄颢知扶沟县。”明万历《建阳县志》卷六《人物·游世家》载：“酢字定夫……同杨时师事程颐。颐谓其资可适道。一日，颐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盈尺，酢尚侍立不移……颐兄颢知扶沟县。”清道光《建阳县志》②卷十一《人物·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民国《建阳县志》卷十《列传·理学》载：“游酢……与杨时师事程伊川。伊川谓其资可适道。一日，伊川偶瞑坐，觉，则门外雪已三尺，酢与时尚侍立不移……及伊川兄明道知扶沟县。”此四志将“程门立雪”故事夹叙于程颐京师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之间颇为不妥。“程门立雪”通常认为发生于元祐八年，晚于程颐见游酢和程颢知扶沟县十余年，则难免产生误会。
其二是笼统的“元祐八年”说。所谓“笼统”是指上文所析四月至六月的夏季与“雪深一尺”的“程门立雪”之间有矛盾而未予重视，从而导致“夏雨雪”的误会。以新修志书为主，如《三明市志》①卷五十四《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向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不敢惊动，静静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将乐县志》②卷三十六《人物》谓：“杨时于元祐八年（1093年）途经洛阳，拜程颐为师。一天午后，杨时与游酢一起去找老师请教，见程正在厅堂打瞌睡……这时，大雪纷飞。待程颐醒来时，门外积雪一尺多厚。‘程门立雪’传为尊师佳话。”《建阳县志》③第三十二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范纯仁回朝廷任宰相，任命游酢为太学博士。他和杨时到洛阳拜程颢之弟程颐为师，编有《伊川先生语录》。一天，游酢与杨时谒见程颐，程颐正在闭目静坐，他们两人在门外侍立。等程颐醒来，不觉门外已雪深三尺，因而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南平地区志》④第四十九篇《人物》谓：“游酢……元祐八年（1093年），到洛阳又拜程颐为师，留下‘程门立雪’的佳话。”这是不够负责的记述，但不知与志书体例有关否。而最荒唐的莫过于林家齐《杨时纪略》（见收于《朱熹与闽学渊源》），曲解《宋史》本传而明确认为就是“夏雨雪”，所谓：“1093年4月，杨时四十一岁，被委任瀛州（河南间县）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汨（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定夫（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有一天，程颐先生正靠在椅上打瞌睡，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立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扬，等到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有一尺多深。伊川先生非常感动，立即把他们迎进厅去。杨时这种尊师重教精神流传至今，‘程门立雪’故事也由此而来。（见《宋史本传》）”
其三是元祐八年“冬”之说。这通常是将“程门立雪”故事记述于元祐八年而后说“这年冬天”或“至冬”云云，多见于今人的解读文章。如《开闽学先河者——游酢》在引述“《河南程氏书》卷十二”之后谓：“‘程门立雪’一事发生在元祐八年（1093年），这时游酢已是进士出身的太学博士，仍好学不辍。这年冬天，游酢冒着大风雪偕好友杨时一起到洛阳向伊川先生程颐请教。到程家时，正巧程颐瞑目静坐……门外雪积有一尺之深，可见两人侍立等候先生时间之久。”《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游酢研究》第2辑和《南平文史资料》第15辑①）亦谓：“（游酢）四十一岁从学程伊川（颐）于洛阳。这年是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五月间，游酢领杨时首次见程颐先生。至冬，有一天……留下的‘立雪程门’的佳话。”再如《游酢生平纪略和史迹》（《游酢研究》第1辑）所谓“游酢四十一岁（1093年）……就在这年严冬，从河南河清县又前往洛阳拜程颢之弟、大理学家程颐为师。据《宋史·杨时传》记载……游、杨程门立雪”云云。据杨时诸《年谱》及《杨时（龟山）年表》，杨时最迟于元祐八年六月初十前后就“去”（即离开）洛阳了，而且，杨时《年谱》视杨时离开洛阳之后就返回家乡，故次年即“绍圣元年甲戌，公年四十二。二月二日，离家赴浏阳任”（黄谱）。因此，所谓“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这年冬天”或“至冬”是想当然的误解，既没有见到黄谱之“顷年”、毛谱之“初”，也没有看过《师友叙述》之“尝”。
其四是“年四十”即元祐七年说。此说以《宋史》“时盖年四十矣”为主，亦有含意相类的“年已四十”等说法。然而，清黄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的《杨龟山先生年谱考证》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程伊川先生于洛。按《宋史》本传，见程颐于洛，时年已四十一。”作为《考证》而擅改“四十矣”为“四十一”实属不妥。此说如明万历《闽书》②卷一百一《英旧》载：“杨时……明道卒，复入洛见伊川，年已四十。初读……遂大豁然。他日，与游酢侍伊川，伊川瞑坐移时，时与酢立侧不去，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明万历《将乐县志》③卷九《人物》载：“杨时……颢卒，又师事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谓：“明道没，又见伊川于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瞑坐，先生与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其卷十五《伊川学案》（上）亦谓：“其接学者以严毅。尝瞑目静坐，游定夫、杨龟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顾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如果坐实“年四十”，依古人计年龄习惯“虚岁”，而杨时生于皇祐五年（1053年），则所指为元祐七年。故清张夏《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年谱》谓：杨时于元祐七年“在制。冬，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与游定夫初见伊川先生，伊川偶瞑坐，二公侍立不去，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八年癸酉，四十一岁。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五月十六日，出京，遂往西洛……见伊川，寓长寿寺拜表院……六月五日，偕定夫离河清返洛，同见伊川于拜表院，又五日而后去。”张谱此说的最大问题在于儒家传统极为重视的“丧礼”制度，元祐七年“冬”杨时因丁其父忧而仍“在制”，丧服还在身上的杨时，无论出于何种高尚的目的，似都不宜出门拜访他人，就现实而言人有忌讳，就礼制而言不合礼法。而这一点，生活于清朝的张夏应当是心知肚明的，那么张夏为什么仍然如此记述呢？就是因为张夏看到了上述种种说法的不足与缺陷，却苦于无法破解，无可奈何之下就依“时盖年四十矣”与“雪深一尺”而确定于元祐七年“冬”却疏忽了儒家传统的“丧礼”制度；至于元祐八年六月前的记述则仍旧。
其五是元祐八年的“顷年”说。如宋黄去疾《龟山先生文靖杨公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十六日，出京，往西洛见伊川……公顷年初与游御史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其中“顷年”为“近年”、“往年”之意。
从以上引述可知，史籍与文献记述“程门立雪”故事多记述于杨时名下，福建诸地方志之记述，延平府与建宁府及其属县方志则杨时与游酢分别记录，省志亦多记诸杨时名下，唯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与民国《福建通志》之记述特立独行。道光通志记诸游酢名下，民国通志则游、杨皆记，且对道光通志作出评论。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五《人物》载：“游酢……元祐二年，迁博士，以食贫、待次、奉亲不便就，拟知河南府河清县。未赴官，复与时从颐受学益进。颢已前卒，酢事颐如事颢。颐瞑目而坐，酢与时同侍侧。日且暮，久立不去。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到官后，颐闻其治迹，语时曰：定夫德气粹然，政事亦绝人远甚也。”其夹注谓：“《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云云，则与时同遊颐门必在知河清县以前。酢知河清县方三十六岁，在元祐三年，其前一年以博士待次而实未授官，至四十一岁，用范纯仁荐，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福建通志》总卷三十四《列传》载：“杨时……年四十，复师事程颐。一日，颐瞑坐，时与游酢侍，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又载：“游酢……初，程颐尝语杨时曰：定夫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远甚。元祐初，程颢已卒，酢乃受业于颐。一日，与时侍立颐侧，颐瞑目坐；觉，则门外雪深三尺矣……案：酢受业“二程”之门，据《龟山集》皆在元丰中，据《年谱》受业于伊川在元祐八年。道光志据《年谱》云：公四十一岁官博士，偕友中立（杨时字）离河清，以师礼见伊川于洛。则在知河清后矣。又据《墓志》载：酢令河清，颐语时‘定夫德器’云云，以为遊颐门在知河清前。是自相矛盾也。夫酢见伊川，本先于见明道，故有‘可与适道’语，则平日必有进谒。‘德器’云云何必非未受业以前语。古人虽于前辈不轻执弟子礼守，曾子不以事孔子者，事有若之义也。明道已卒，而后师事伊川，在元祐间离河清后，则无可疑也。”
道光通志与撰述杨时《年谱》的张夏一样，看到了上述诸说的不足与缺陷而试图破解之，却疏于考证，反而承游酢诸《年谱》之弊，以为：游酢于元祐二年迁博士，知河清县在元祐三年（三十六岁），而“程门立雪”就在元祐二、三年之间，至元祐八年四十一岁“始为博士，然由颍昌教授被召，不得云离河清也”。民国通志正是抓住道光通志这一疏漏进行论驳的，然而民国通志于论驳之后却又回到“年四十”与不记年代只述其事的原点上。其实，宣德郎游酢于元祐四年六月随宰相范纯仁出为颍昌府学教授，元祐五年范纯仁转任太原府，游酢没有跟随前往又辞颍昌教授而“待次”，其后再因范纯仁以“著述科”荐之而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七月范纯仁“复秉轴，即除公太学博士”而“命再下，就职”。其考证详拙作《游定夫历官辨析》。
三、“程门立雪”综合考述
至此，“程门立雪”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已经有答案了。
可以肯定，“程门立雪”不可能发生于元祐八年夏五月，也不是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后的“这年冬天”，更不是发生于元祐七年“冬”，但不排除发生于元祐八年五月之前，在洛阳立雪半日且“雪深一尺”，则唯有元祐八年春二三月之时。杨时于元祐八年，黄谱谓“正月一日，公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师”，毛谱、黄谱《考证》与清佚名《杨龟山先生年谱》皆谓“正月，从吉，赴调。四月，至京”，张谱谓“正月，服阕，赴调。四月，至京”。游、杨“程门立雪”就是发生于杨时元祐八年正月“赴调”与四月“至京”期间的春二三月。当时，杨时于正月“赴调”，正常情况下二月中下旬能到达，但在进京前先赴洛阳；游酢于元祐六年得知西京河清县，元祐八年春仍在任，黄谱谓“是时，御史游公知河清县”，毛谱谓“时御史游公酢知河清县”，张谱谓“时游定夫知河清县”，此皆可印证。
据此，上述有关“程门立雪”的各种记述还有几点必要重新厘清。
其一，《侯子雅言》的杨时“初见伊川”。侯仲良记述“程门立雪”的故事必定是事后补记，故其“初”之语意是“原先”、“当初”；后世转述这一故事时，语境其实已经发生变化，故“初”之语意也发生了转变，如“初次”等意思。同时，《侯子雅言》的“初见”不是指见面的第一天，而是指从见面到告辞的一整段时间，或数日或十数日甚或数十日，“程门立雪”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中的某一天；具体地说就是，“程门立雪”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这从上述“程门立雪”的情节也可获得佐证，如伊川“既觉”后之言语就不是“初见”时的言语。清毛念恃撰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宋儒龟山杨先生年谱》谓：元祐八年“五月，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先生出京，遂西往见伊川先生……先生初与游公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公侍立，既觉，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门外，雪深尺余。”其中“初”即为“初次”之意，亦犹《成语典故》之“初次”，只是这个“初次”并非指元祐八年五月此时而是指此前，至于此前何时则不明确。而《宋文肃廌山游先生集》卷首《师友叙述》谓：“先生（杨时）出京，到雒见程先生……先生尝与游御史见伊川，一日，伊川瞑目而坐，二人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矣。非信道之笃，能如是乎？”这一记述与黄谱、毛谱相同，其中“尝”意为“曾经”，通常是指本次之前的另一次，与毛谱之“初”意思相同。
其二，杨时诸《年谱》的“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程门立雪”既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的某一天，那么杨时“以师礼见伊川程先生于洛”也就应当发生于元祐八年春二三月间，且略早于“程门立雪”的这一天，即杨时“以师礼见伊川”不是发生在五月“出京”的这一次。
其三，由于“程门立雪”的原始记述以及早期流传是在杨时名下，因而形成了特定的语言表述；当转述于游酢名下之时，一些表述语言没有随之变更，从而造成误会。如立雪程门这次的“初见伊川”亦即“以师礼见伊川”者是杨时而非游酢，河清知县游酢只是陪从家乡前来的杨时一同前去；某些转述也使用游酢“初见伊川”云云，颇为不妥。例如，游酢当时知河清县，地近洛阳，杨时因“从吉（服阕），赴调”于元祐八年正月从福建前往京师且取道洛阳；转述者生搬硬套，如《游定夫祠〈程朱理学源流〉壁画图解》（《游酢研究》第2辑）即谓“游杨二人不远千里从福建前往河南洛阳向程颐求学，正值寒冬季节……先生正倚椅假寝瞌睡”云。从“见面”的意义上而言，游酢“初见伊川”是在熙宁五年（1072年）赴礼部试之后，其时“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师”，在京师“一见”游酢即“谓其资可与适道”；至于正式拜程颐为师的游酢“初见伊川”，《闽南道学源流·微言》所引“游酢《拾遗》”、《程氏外书》卷八《游氏本拾遗》和《游廌山集》卷三《师训》皆谓：游酢“初见先生（伊川），次日先生复礼，因是安下饭食稳便回。”依游酢的经历，游酢于元祐五年既没有跟随范纯仁前往太原府又辞颍昌府学教授而“待次”之初，正是游酢正式拜程颐为师即“初见先生，次日先生复礼”之时，早于杨时约三年。
（作者系南平市委台办研究室主任）
附注
①袁林、沈同衡：《成语典故》，辽宁教育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①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一），1993年12月印。
②南平游酢研究会：《游酢研究》（二），1994年12月印。
①林海权、胡鸣：《杨时故里行实考》，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②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朱熹与闽学渊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9月版。
①康熙《建宁府志》，清康熙卅二年（1693年）修，南平地区方志委整理，1994年印。
②道光《建阳县志》，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修，建阳方志委整理本，1986年印。
①《三明市志》，方志出版社，2002年8月版。
②《将乐县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7月版。
③《建阳县志》，群众出版社，1994年9月版。
④《南平地区志》，方志出版社，2004年4月版。
①《南平文史资料》（十五），1994年12月印。
②何乔远：《闽书》（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
③明万历《将乐县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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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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